今天早上看新聞，日本發生了二戰之後最血腥的一樁凶殺案。

所以屠殺者往往在集體中更有幹勁兒，同樣是出於績效考核的原理：如果團體被派給了齷齪的任務，成員之中只要有人沒有做滿自己應執行的數量，就等於加重了夥伴們的負擔。

這也是為什麼往往在殺完第一個人之後，殺戮就會變得容易。因為殺人者要不斷殺戮，逐漸通過這個過程為自己找到殺人的正當理由，比如：我是在執行命令；他們不是常人；他們是有害的、污染的。當殺人變得常規化，殺人者的認知失調也逐漸減少了。

比如在波爾布特時代的柬埔寨，全國四分之一的人被柬埔寨人自己屠殺，因為太多柬埔寨人已經被外來的——尤其是越南的——思想「感染」了。

比如，二戰中德國人對猶太人的大屠殺，令很多人感到崩潰，他們覺得這是文明社會的倒退，九*九*藏*書回到了原始人、野蠻人的階段，是「現代性」的倒退。

我曾研究過大屠殺，發現關於大屠殺，我之前所預設的一切幾乎都是錯的。

根據研究大屠殺的著作《為什麼不殺光？》分析：這是民族主義里一種狹隘的「自戀」在作祟，因為族群之間的差異很小，所以必須積極地表現出來。兩個敵對的族群要較量誰優良、誰劣等。

關於屠殺，學者有另一個有些驚悚的發現：差異越小的人越容易屠殺。

屠殺對於人性最終極的考驗在於：當面臨失控的極端環境，當殺人脫離了道德指責，你能夠壞到哪一步？幾年前我看過一部電影，拍的是印尼大屠殺——1965年發生在印度尼西亞的反共屠華清洗，軍隊把殺人的任務交給社會上的幫派分子和流氓，其中一名叫作安瓦爾的劊子手殺了1000多人。

read.99csw.com在波蘭其他市鎮也發生過這種事。如果沒有波蘭人的配合，納粹是不可能把波蘭境內的300萬猶太人殺掉90%的。

格羅斯在《鄰人》里，講在耶德瓦布內這個波蘭城市，居民一半是猶太人，一半是基督徒，基督徒居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把1600名猶太男女老幼幾乎殺光。

兇手是神奈川縣26歲的年輕人，他凌晨潛入曾經工作過的殘障人安養院，殺了19個殘障人——全部是割喉，傷了20多個殘障人。

比如這回屠殺殘障者的年輕人並沒有把殘障者看作人類，而是為了實現「美麗日本」的理想而不得不犧牲的指標，他在完成自己給自己的績效考核。

但是當代著名社會學家齊格蒙·鮑曼在《現代性與大屠殺》里提出了一個發現：屠殺並不是現代性的倒退，而是現代性的證明。

按照心理學的說法ｈｔｔps://read•９９cｓｗ.ｃｏｍ，安瓦爾是屬於「認知失調」的人，他們不斷地找理由把自己可怕或者愚蠢的行為合理化。

耶德瓦布內的猶太人被剖腸破肚、燒死，做出這一系列暴行的並不是所謂的敵人——納粹組織，而是那些猶太人熟悉的面孔：向他們買過牛奶的人、與他們在街上閑聊的人。

關於屠殺的一切，讓我不知所措，直接經驗和想象力的匱乏使我對其懷疑，不敢相信文明之下仍有如此野蠻的行為，而這種懷疑是危險的。只有直視人性異化的可能性，才能讓我對自己保持警覺。

另外，這同樣可以套用到屠殺中。人在殺人時克服動物性的同情，重要的條件之一就是暴力受害者被剝奪了人性。當受害者在殺人者眼中不是人，而只是任務和指標的時候，殺人就變得容易了很多。

一個正常人離屠殺機器的距離，其實並沒有想象的那樣遙遠。

新聞採訪九-九-藏-書兇手之前的好友，他們都說那是一個很正常、看不出異常的年輕人。

媒體曝出兇手向安倍晉三等呈上的作戰計劃書——以夜勤人員少的兩家殘障人安養院為目標，在分別殺光260人、470人後自首，被逮捕后經過最長兩年的監禁期，以精神錯亂為由獲無罪釋放，再整容改名回歸自由社會生活，需要5億日元支援金，這一切都是為了日本和世界的和平，為了全人類。

快速地作案后，他回到車上，拍了一張自|拍照，在Twitter上發布，配上文字：「祝世界和平！美麗日本！！」然後平靜地駕車到警察局自首，警察逮捕他的時候，他在警車裡向車窗外的攝像機微笑。

安瓦爾和他的同夥就屬於完全說服自己「殺戮即正義」的一群人。直到他扮演被自己審訊殺死的受害者的角色，被「自己」用鋼絲勒死的時候，他才崩潰到無法拍攝。

這個電影最九九藏書可怕的並不是展現殺戮的殘酷，而是讓觀眾懷疑自己：我是否也像安瓦爾一樣不斷把自己的行為合理化？我是否活在自己造的夢中？我會成為殺人狂魔嗎？我的正義凜然是否是正確的？坐在觀眾席上的我是不是一個好人？我能否繼續做一個好人？

那一瞬間，他所有說服自己的理由全部崩潰了。

電影《殺戮演繹》的主演就是安瓦爾，殺人狂魔本人。導演讓他和當年的同夥故地重遊，拍攝一部重現他們當年殺戮行動的電影。他們十分投入地拍攝自己當年怎麼殺人，興緻勃勃地演繹被殺者死去的樣子：他們的腿怎樣抖動，他們的喉嚨里發出怎樣的聲音。

大屠殺如此高效率地進行，依託的是官僚制度和社會分工的精密合作。甚至德國政府在招募特別行動隊成員或者其他和屠殺現場接近的人時，也會格外小心地避開或者開除那些對殺人顯得異常急切、意識形態過於狂熱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