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記
眼裡盯著含嘉倉，我的腦海里浮現出流民的場景。
本書就是在這種輕鬆的心情下寫成的。只是由於不可能重新調查時代久遠的事實真相，因而事情的經過均以《史記》和《漢書》為依據。儘管如此，在涉及圍繞人們的風俗習慣、共同的思維愛好、慣常的倫理觀念等問題時，我總是試圖儘可能地寫出接近當時的真實情景，但還帶有來自文獻和主觀想象的成分。
項羽是個楚人。
我始終認為，所謂文明，本是一種光源，四面八方都可以利用。反過來講，不能為四面八方利用的東西，肯定不能稱之為文明。
一種叫做士的個性群體也自成一體地出現了。日本所說的士，是指封建諸侯大名的家臣，而中國這個時候的士則是指具有某種思想和志向、自己決定命運的單個的人。當然，從另一方面來講，那種如同青魚子（卵）一般以均等性和無個性的方式，隸屬於部族或家族的生存模式，仍然遍及社會各個角落。所謂士，似乎講的就是既與這種形態相關，又與這種社會現實保持一絲距離的個性群體。
洛陽舊市區的民房全是用青灰色的磚瓦建成的，站在十字路口，難免會產生一種芥川龍之介筆下的杜子春似乎就要現身的感覺。鐵路線一側有一幢大屋頂的近似體育館的建築物，走進去一看才知道，裏面保存著一處貯存糧食的巨大糧倉。1969年，因為準備在這裏建工廠，事前鑽孔了解地下土質狀況時，從地底下發現了一塊刻銘磚。磚上刻著三個字：「含嘉倉」。
據信中國古代文明是由謀生手段各異的民族共同創造出來的，如果這種想象正確，對於中原地區來講，楚就是最後一種異質文化了。
只是有一點需要說明，筆者所屬的社會，一直處於中國文明的外圍地帶。
估計在他二十歲時，按推算當是公元前126年，曾進行了一次長途旅行，足跡遍布天下。在這次旅行中，置身於發生過歷史事件的山川草木環境之中，司馬遷耳聞目睹了當地的記載、傳說和風土民情。
中國的政治總是以讓人們吃上飽飯為第一要義。流民大規模出現之日，就是某個朝代滅亡之時，在那場動亂中就會出現讓流民吃上飯的大首領，一面做出讓人吃飽飯的架勢，一面推翻舊王朝，建立新王朝。反過來講，對於不能讓人們填飽肚皮的王朝來說，那就等於是上天要它改朝換代。上天把新的使命降到了另外一個能讓大家吃飽飯的人物的頭上。
倉穴的直徑十一米，深七米，大得好像站在邊上都要被吸下去似的。說是倉，其實並不是建築物，而是沿黃土層深挖下去（黃土層不滲水），把深坑四周稍稍加固，放入吸濕材料和其他一些東西，從上面把糧食倒進去。糧食大多是從長江附近各地徵收九*九*藏*書來的貢米，全部是用船隻運來的。糧食經過運河進入黃河，再從黃河逆流而上，經陸路運到這座洛陽城，儲存到這類倉穴里。據說大米能保存五年，小米九年。
縱使能寫出來，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也是貧乏的。《日本外史》里就有這種弊病，但那不是賴山陽的過錯，恐怕還應該說是日本社會的性格造成的。中國社會的情況則不同，正像我們已經說過的那樣，過著自給自足田園生活的人們一下子就擺脫了束縛，奔向了廣闊的天地。所以，浮沉在那種環境中的人們就要掌握好浮沉的本事和技巧，這樣塑造他們的形象就必然要深刻得多。也就是說，容易產生典型形象，從戰國時代到秦末戰亂時期尤其如此。
玄宗時，安祿山掀起叛亂。曾有一個時期，安祿山攻陷洛陽后一直死賴著不走，形勢惡化的時候也像粘住似的不肯離開這裏，就是要讓他的十幾萬士卒吃上糧食。
這裏所說的讓大家吃上飽飯，是否做到了姑且不論，至少要竭盡全力做出讓人吃上飽飯的架勢。由於有這種架勢，中國歷史上便產生了取之不盡的政治哲學和政策理論。
從思想方面來說，秦朝是個進行法家思想實驗的朝代，關於該朝代的建立，人們甚至有過懷疑，認為在其背後有法家的秘密團體介入宮廷，為國家提供理論根據，促使其設立一整套機構，甚至連從中央到地方的每一級官僚機制都設計好了。
其中有一點恐怕是必須承認的，那就是從中國的情況來看，生活方式各異的民族曾不間斷地從四面八方進入過中原地區。其具體表現就是，在與以畜牧業為主的民族接觸過程中，只懂農業的民族學會了穿長筒靴，弄乾動物的筋腱製成弦，以及製作肉乾、食用乳製品等。但他們（以農業文化的觀點稱之為蠻族）不是以教師的身份成群結隊地到來的，而是以戰爭的方式出現的。
當時有很多人利用和操縱這股力量，並使之保持迴旋的餘地。這些人身邊有老莊信徒、兵家、儒家信徒，以及被那些稱為縱橫家的專門玩弄外交權術的人。至少在表面上沒有法家，這不禁使人在心裏產生一個疑問，當時各學派信徒是不是明顯存在，或暗地裡存在著要首先打倒法家主義的意識呢？
這部小說起先是在《小說新潮》雜誌上以《漢風楚雨》為題連載的（1977年1月號～1979年5月號）。在決定出版單行本時，又作了若干增補，標題也改得醒目了。
下面，講幾句有關筆者自己的話。
他肯定在那些現場大力搜集過材料，這從《史記》中屢屢出現的俗語就能想象出來。當地了解歷史掌故的那些老人的用詞均被原原本本地寫在書里，幾乎沒有使用概念和抽象的用語hｔtｐｓ://rｅaｄ•９９cｓw•com，生動的人物形象與整個文章渾然一體。
唐玄宗時，地處關中高原的長安鬧飢荒，皇帝曾率領皇親國戚和文武百官來到洛陽。與其命人運送穀物，還不如皇帝帶頭到有倉穴的地方去享用。這情景真可以說是歷歷在目，甚至令人想到，他們是不是就在倉穴邊上忙不迭地吃進肚子里去。
假如原封不動地使用「文明成熟」這個意義含混的詞彙，那麼我們就會發現，中國古代文明裡甚至已經有了許多世界近代史才有的因素。似乎還可以看到這樣一種跡象，即從上一個時代繼承下來的各種形而上的思想流派已經在社會上紮根，每個流派都創立了培養人才的教育團體。
在這些典型人物的墳墓還沒有破敗不堪的時候，出現了一位真實記錄歷史的人物——司馬遷。他與宋朝以後的學者不同，具有強烈的現實感和時代感，能夠客觀公正地觀察人和事，縱使他貿然來到二十世紀，也能毫不陌生地生活下去。
從這種立場觀察中國古代社會，內心就會愈發覺得，從精神上來說，中國已不是外國，而是我們曾經隸屬的同一個文明圈裡的一個文明。
這也有另外一個原因，就是日本社會到江戶末期（公元710～784年）才成熟，在賴山陽（公元784～1192年）撰寫《日本外史》之前，還沒有本國通史方面的著作。如果說日本是中國文明周邊化的文化，這樣講似乎有蔑視日本之嫌——儘管筆者認為朝鮮和越南也是如此——但像日本這樣的國家是很難寫出通史來的。
古代中國就是這些地方中的一個，而且是最重要的一個。
當然，這樣的穴並不止一個。含嘉倉被發現之後，包括這座倉穴在內，僅洛陽一地，同類的穴就發現了二百六十一個。
自引進以後，日本社會就把自己的歷史以記錄的形式編寫下去，但在展示人間世相百態時，比起自己社會的實例，更愛借用漢文典籍中登場的中國古代典型歷史人物。
另外一個具體表現則是，擅長冶鍊技術的民族曾經湧入。由於他們的湧入，使得金屬制鏃（箭頭）技術傳入中原地區，僅這一點就大大提高了中原狩獵的收穫量。他們還在以往木製的犁和鋤鎬上鑲上金屬片，使農業生產有了飛躍發展，並由此擴大了統治領域，也就是說，產生了大面積的國家。為統治大片領土而產生了文字，並出現了使用這種文字的官員，文字很快就成為統治的工具。另一方面，文字作為表達思想和其他用途的工具，其使用範圍不斷擴大。所謂擅長冶鍊技術的民族，或許指的就是殷朝人。從出土的青銅文物來看，人們有充足的理由這樣想象。
大概是在水稻種植傳入日本之後沒過多久，或是稍早一點，正是劉邦和項羽爭奪天https://read.99csw.com下的時代。經過農業生產力大大發展的春秋戰國時期，包括形而上的各種思想流派在內，中國古代文明可說已經發展到完全成熟的地步。
就在這時，傳入了一種水田式的種稻技術，這種技術可以養活更多的人。儘管還是非金屬製品，但犁鎬等工具類的東西也整套整套地傳了進來，還傳入了繩子、席子和草鞋之類的稻稈製品，估計水稻耕作方法也隨之傳了進來。這就等於說，無論是誰，只要老老實實地按照這套辦法來行事，都可以過上以種稻為生的日子，這一切就是當時那種條件下具有普遍性的文明。不過，當時並不像中國那樣，這裏缺乏具有多種生活方式的不同民族混合進來的條件，因而產生的是一個文化色彩極為單一的——也即是很單純的——古代社會。
中國每隔幾百年就要碰上一次極為嚴重的災荒。倘若說到綠色的東西，連一根雜草都見不到，這種情況下，整個村莊的人都會成為流民，靠襲擊別的村莊來吃到食物，而被襲擊一方的村民就丟下村子集體當了流民，為尋找吃的東西而四處流浪。所謂英雄，就是在這種形勢下產生的。只要聽說什麼地方有人能讓五千人吃上飯，流民們就會一擁而上，投到他的旗下。
中國歷史有很多不可思議的地方。後世的文化統一性高，但好奇心求知心卻減弱了。後漢末期開始，所謂亞洲型文化開始停滯。令人驚嘆的是，這種停滯，竟一直持續到近代。可是先秦時代到漢代，中國社會生機勃勃，這個時期的人跟其他朝代的人簡直不像是同一個祖先的後代。
項羽死於公元前202年。
他們是自古以來就在長江沿岸進行大面積水稻耕作的民族，跟中原人的語言有所不同，正像小說正文里提到的那樣，甚至還有一種學說認為楚語屬於古泰語系。作為廣義楚人一支的吳、越等國，到項羽時代已不復存在，但處於長江下游這片吳越文化圈裡的人們，也許曾泛舟渡海，把水稻耕作帶到了韓國或日本的北九州，這也是可以想到的。總之，不知是不是有稻作文化這一共同點，筆者總有一種特別的感覺，認為楚人的民俗和氣質，與古代的日本好像具有某種類似血緣的關係。
正如上面談到的那樣，這裏所說的文明，似乎可理解為是在具有一定條件的地域內產生的，這種條件就是：謀生手段各不相同的眾多民族把形態各異的文化帶到一起，並把這些文化放到同一個熔爐里，使之融合為一個整體。至少，中國的情況就是這樣。當然，這個巨大的熔爐勢必要以農業為基礎。
關於原來的《漢風楚雨》這一標題，「風」字取自劉邦《大風歌》那首詩。進而又聯想到作為漢地的中原黃土地帶經常颳起的乾燥的風沙。至於「雨」，基九-九-藏-書本的出發點是表現楚地多雨潮濕的地方風情。
沒過多久，當那個首領也難以保證五千人的吃飯問題時，首領就要四處去尋找，然後和流民一起投到能保證五萬人吃上飯的更大一點的首領手下。到最後，能保證百萬人食物的人就成了最大的勢力，有這種本事的人在中國就叫做英雄。在日本，符合這一定義的英雄還從來沒有出現過。日本降雨量高，山野里的水極少乾涸，即使有災荒也只限在很小的地域，諸如流民漩渦般地遍及整個大地的那種「中國現象」，還從來沒有發生過。
正因為當初想到了漢風楚雨，才得以不間斷地寫出這部長篇作品。出於自己對原來題目的感恩心理，儘管純屬畫蛇添足，還是多寫了以上一些話。
據說當時趕緊動手發掘，糧倉才得以完好地保存下來。
1980年8月
關於楚人的問題，小說正文里已經從不同角度涉及了很多，這裏就不再重複。
站在倉穴的邊上，對中國式的從實際出發思考問題的方式不禁感慨良深。
在古代，這些草木繁生的島嶼還是一望無際的荒野，只有極少數人住在上面。這些人都很純樸，以採集為生，說話時拖著長長的母音。
只是到了這一時期以後，文字和寫作都使用中原地區產生的表達方式，楚文化的一半就完全被中原文化給融合了進去。然而，與中原地區相比，楚的社會生產方式不同，王朝制度也不一樣，農民的文化和氣質也相去甚遠。這些楚人在項羽的率領下，猶如洪水猛獸般地直朝黃河流域的中原殺將過來，這段歷史恐怕還是從未出現過的吧！從這一意義來看，也可以說，楚人的稻作文化和湖沼文化就被投入到中原文明這一巨大漩渦里去了。從這一意義上，還可以說，項羽的所作所為和他那近似溶化般的滅亡——其具體表現就是楚軍士兵全都歸順了劉邦的四面楚歌——乃是中國古代文明的最後一次展示，也許還可以認為是形成整個中華民族文明的第一個起點。
取代殷而興起的周，原本在西部的草原地帶。他們是與主宰當地草原的游牧民族——羌混住在一起的民族，冶金技術雖沒有殷那麼高明，卻諳熟騎馬民族的特長——戰爭。而且，他們有管理大批戰士和農民的能力，可以想見，在把這些戰士和農民巧妙地組織起來以達到某種目的的方面，周人的能力也高人一籌。在古代，民族都是按生活方式自然形成的，跟二十世紀的民族概念可能有很大的不同。
在這次長途旅行過程中，司馬遷還走訪了當年楚漢兩軍人馬鏖戰過的番縣、薛縣和彭城，到過被稱為楚人根據地的長江下游和江南地區，接觸到那裡別具一格的房舍、風俗習慣和人情世故，肯定對這一九九藏書切產生了好感。從他文章中的語調完全可以看出，他對亡楚和項羽情不自禁地注入了多麼深厚的感情。
在日本歷史上，沒有出現過大規模流民現象，所以既沒有與此相應的首領，也沒有因此而產生出過多的政治哲學和政策理論。在被稱為日本有史以來最大亂世的室町時期（公元1392～1573年），農業生產取得了飛躍的發展，但並沒有被政治牽連進去。想到這一點就會知道，日本歷史上所說的英雄，似乎跟中國歷史上的那種定義並不完全一樣。同時，日本並沒有出現過像中國皇帝那樣強大的權力，關於這一點，從其根本性的差異中似乎也可以窺視到某種問題。
使秦朝垮台的力量，不管怎麼說還是來自流民。
在日本被稱為彌生式文化的稻作生活方式，作為早已成熟的一整套程序傳入日本，大體上也是在此前後。當然，這跟項羽及其手下那些長江沿岸種稻人的失敗並沒有直接關聯，但作為歷史年表記在腦子裡，還是不無益處的。
筆者1975年5月中旬曾經去過洛陽。當時，這座城市自唐朝以來就以甲天下著稱的牡丹花已經凋謝了。
日本人從中國引進漢字和漢文典籍，還是那以後很久的事情。
我目不轉睛地俯視著猶如埋了一個大搗米缸的含嘉倉，覺得彷彿對歷史上的一個場景有了真正的理解。在與項羽進行決戰的後期，劉邦始終牢牢地抓住黃河岸邊的成皋、滎陽兩城，至死也不肯挪動一步。特別是滎陽西北有一座敖山，秦帝國當初曾在這座山上像蜂窩似的挖了許多洞穴，裏面都儲藏著糧食。據說敖倉就是敖山糧倉的簡稱，劉邦面對項羽急如星火般的猛烈進攻也不肯離開這裏。假使把劉邦獲勝的原因用漫畫的手法歸結為一點，恐怕就只能說是在於固守這座敖倉吧！
從這種意義上講，我始終有一種感覺，即日本中世紀（指十二世紀末至十九世紀中葉）某個時期以前的知識文化，當是唐朝文化周邊化的結果。比如說，宋朝政治論文里常常帶有觀念性，日本文化受其影響的事例就很少，但對那些唐朝詩人的詩情畫意，卻具有也許超過現代中國人的栩栩如生、身臨其境般的感受能力，這一點也可以從側面證明我的上述感覺。從奈良時代到平安時代初期，日本以壓倒一切的勢頭大量引進唐的制度、風俗習慣和文書典籍，同時又于公元894年因廢止遣唐使而使引進工作驟然停頓下來，那以後直到室町時代的某一時期，基本上就不再有正式交往。唐以後，中國文化仍有變遷，然而在日本，特別是在漢音、建築和禮儀等方面，唐文化卻被一成不變地保存了下來。
人們為生存而普遍建立起來的一般體系和技術群體叫做文明，在整個世界遼闊的土地上，似乎早就有了這種文明集中興起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