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是否向農民強征暴斂？我覺得沒有。他們只是定期收息而已，要知道他們也「必須靠什麼活著」。只要讓農民「勞作」，就不會有問題；只是後來，當安德列大叔由於過於複雜的家庭矛盾而放棄了這個職位時，一位來自首都的金融師接替了他，那人懷揣一個大規模的改革計劃來到我們城市，就像一位殖民總督，結果遭到第一次重挫。那位新任經理顯然出於善意，但過分大方地將儲戶們的錢大筆貸給了波蘭葡萄酒經銷商們，波蘭人收購了當時的「山麓牌」葡萄酒，銀行在那場商業遊戲中損失慘重，損失數額以百萬計。父親偶爾跟我提起這事，當時他以特殊的手段分厘不缺地拯救了儲蓄者的錢；他找到那位當初派人接替安德列大叔出任殖民總督的首都金融機構負責人，那位以絕情著稱、國際知名、富得流油的大銀行行長看了那份令人尷尬的調查報告后聳聳肩回答：「那就讓這些先生們破產吧。」我父親不動聲色地提醒他說：「這樣也行，那我就把這份材料帶回去；不過在平衡表上也將留下您尊貴的名字。」那位聲名顯赫的銀行行長突然緊張起來；隨後按了一下桌鈴，對應聲進來的經理說：「我們百分之百支付。」就是這句由三個片語成的豪邁話語，讓佩斯銀行付出了幾百萬的代價。儲戶們不僅拿回所有的存款，還得到了利息。作為資本主義英雄時代的美麗傳說之一，這個故事我聽人講過許多次。

孩子們跟用人的關係通常不錯，當然是在「成年人」和「老爺們」的世界之外，從某種程度講，他們處於同一個社會階層。母親對我們要求很嚴，要我們對用人有禮貌，不准我們提出額外要求，要我們格外注意，哪怕給她們添了一點麻煩，都應該禮貌地道歉。我父親搬到這套寬敞的公寓，搬進這套屬於自己的房子里，廚房旁邊有一個帶拱圈的大房間供用人們居住；但我並不相信，在這座城裡還會有哪個家庭為用人們提供單獨的房間。那些金髮、長辮的可愛女僕，又浮現在我的童年記憶里，她們都是十五到十七歲的斯洛伐克姑娘，來自周邊的鄉村，看上去壯實得像小奶牛。她們穿著氈靴來上班，更窮的則穿著舊布鞋，肩上扛著一包沒用的破爛，帶著一套換洗的內衣、一本祈禱經文和一幅聖像畫。她們這麼來的，也是這麼走的，沒有姓名，沒有個性，像是來自同一個大家族的多胞胎姊妹。我想不起她們單個的面孔，但是能夠看見她們，衣衫襤褸，流著鼻涕。在冬季漲水的時節，她們來自某個被大雪覆蓋的小村莊，來自卡維查恩或米斯洛卡，來自農家的土坯房，那裡人不到聖誕節就已經吃光了米糠麵包，於是將女孩們送到城裡工作。這些女孩的月工資只有四或五福林，而且那也只是在工作了好幾個月之後，這時她們已經長了一些經驗，不再像剛到時那樣地笨手笨腳。「偷懶」是不行的，每個用人一個月只能出門一次，頂多兩次。她們在星期日下午離開幾個小時——四點鐘洗刷完畢，五點鐘換好衣服，七點半就得回到家裡。1876年頒布的《關於用人與主人之間關係規定的第十三道法令》至今生效，印在《用人手冊》的第三頁，其中規定「用人……從開始工作之日起，成為僱主家庭中的一員」——但實際上這條毫無實效。這項管理條例中所規定的主人和用人的權利與義務，確定了他們之間相當不平等的關係。比方說，「如果用人在工作中違規，主人可以向法律部門起訴」；還有，「如果主人產生疑心，可以在用人在場的情況下檢查用人放在主人家的箱子、衣物及所有物品」——主人們經常利用這條法令。法令中的第四十五條規定說得更加直接，「用人必須尊重、服從主人的指令，不能將主人的言行視為對自己尊嚴的傷害」，換句話說，主人可以訓斥用人，可以把用人罵得糞土不如，但用人不能認為那是對自己尊嚴的傷害。在市民家庭里，用人們就是在這樣的條件下跟主人們生活在同一個屋檐下。

樓里住了兩戶猶太人家：一戶是所謂的「改革派」或「進步派」，家境富裕、見過世面、已經市民化了的猶太家庭，他們租下了二層臨街的整排房子，活得相當封閉、傲慢，從不跟樓里人來往；住在庭院后側底層的是一戶族親眾多、信奉「東正派」的猶太家庭，他們家境困窘，並以特殊的方式迅速繁衍，總有更新的親戚和新生兒出現，全家人擠在庭院后側三個昏暗的房間里。有的時候，比如逢年過節，那裡會擠滿親朋好友，嘈雜喧囂，匆促忙亂，彷彿與會者準備做出什麼重大的決定。那些「窮猶太人」大多是加利西亞人打扮，恪守教規。其實我並不知道他們是否真的很窮，但不管怎樣，樓里信奉天主教的鄰居們對這家人的好感，遠遠超過對那戶封閉、富有的「改革派」人家的好感。有一次，住在底層的「窮猶太人」家裡，有人率先剪掉了傳統髮型，換上普通人裝束，脫下長袍，摘掉禮帽，剪短頭髮，刮凈鬍鬚，穿上流行時裝。沒過多久，大多數家庭成員紛紛效仿，搖身蛻變。孩子們改上市民學校，他們中有的人甚至報名上中學。十到十五年後，身穿長袍的猶太人不僅在我們樓里銷聲匿跡，就連在城裡也非常少見。在我們樓里住過許多孩子，但我已經不能逐一記起。跟樓上頤指氣使的「改革派」家庭相比，樓下這家「窮猶太人」跟基督徒的鄰居們相處得更為融洽，更為友好。樓里人用庇護的口吻談論他們，甚至有點誇大其辭，稱他們為「我們的猶太人」，誇他們是「非常勇敢、正派的人」。我們頗為自豪地對外宣布：在我們那棟高大、摩登的公寓樓里不僅住有猶太人，而且住的是真正的猶太人，他們有資格住在那兒。二樓那家貴族氣派的猶太人我們很少碰見，他們活得瀟洒自在，經常外出旅遊，他們的孩子們在天主教中學里念書，女主人是一位消瘦、憂鬱、患有心臟病的女士，能彈一手好聽的鋼琴曲，她的衣服都是在城裡找裁縫定做的。毫無疑問，樓里的市民和小市民家庭的婦人們都忌妒她。那位富婆的穿著總是很扎眼，招人嫉恨；就連我都覺得她那樣打扮既不禮貌，也不檢點。樓上這家鄰居「不管怎麼說仍舊是猶太人」，他們活得過於浮華，過於奢侈，比方說，那位富婆比我母親打扮得更為優雅得體，彈鋼琴和乘轎車也更加頻繁。「什麼都應該有所節制。」我在心裏這樣暗想。我們跟東正派的那家猶太人和孩子們可以更好地溝通和相互理解。他們也不必因為承認自己的猶太人身份，不必因為保持自己的飲食習慣、著裝風格、節慶風俗和古怪混雜的方言土語，不必因為將德語、意第緒語、匈牙利語的詞彙大雜燴而表現出刻意的謙卑；包括他們自願保持並且強調的外族性在內，讓我們更多地感到他們只是一個具有異邦情調的部落而已。我們甚至還會同情他們，就像所有富於仁慈之心的基督徒那樣，覺得自己應該庇護這種無依無靠的外鄉人。我母親有時會送一些瓶裝的水果罐頭給樓下那位一到秋天就坐月子的年長婦人，而在復活節時，那家猶太人則將薄餅包在乾乾淨淨的白布巾里作為禮物送上樓來，我們彬彬有禮地接過來道謝，饒有興味地打開布包觀看，不過我想，家裡沒有誰會吃它的，就連用人們也不會吃。我們同情並且接受這一家人，但是從某種形式上講，這種態度就像對那些經過馴服后的黑人。我母親有時跟他們搭訕，當然只是在大掃除時，她站在樓上朝樓下喊幾句友善的寒暄話；那位憔悴不堪、頭戴假髮、永遠在餵奶的婦人則平靜地應和：「是啊，是啊，尊貴的夫人。」我不認為母親這樣寒暄是想讓那位可憐的猶太婦人意識到「社會差別」；而且她也完全沒有必要那樣做。這家人對這種差別心知肚明，住在底層的猶太人也從沒想過要巴結我們；直到很久以後我才意識到，這家人對於社會差別的謹慎小心，跟天主教家庭沒什麼兩樣，的確，他們或許更加神經過敏，他們跟我們所做的一樣，以自己古怪的方式高傲而矜持地迴避各種可能導致大家彼此親近的機會。總的來說，樓里的住戶們都很同情這家窮猶太人。我們懷著善意的默許，關注他們的節慶和非同尋常的習俗。毫無疑問，改革派家庭已不再按猶太人的節慶舊俗在庭院里搭帳篷，他們連猶太教堂都很少去。有一次我父親甚感吃驚、略帶憤慨地講述說，他跟樓上那家頤指氣使的猶太人一起乘火車旅行，那家人居然在車廂里吃包在棉花里的鮮葡萄，要知道那是在三月底！我們整個晚上都驚詫不已、憤懣不平地談論此事，尤其是我母親，她為這種「不當行徑」倍感憤慨。

當一部分城市家庭在這裏修建避暑別墅，或在鄉村旅店租下鼠臊味的、長滿厚厚苔蘚的客房時，班庫和赫拉多瓦的山林還很茂密，充滿原始的美。第一棟裝飾繁複的獵屋式別墅建在林間公路旁，主人是我的一位年邁的姑姑；她患病三十年，卧床不起，在病榻上萬無疏漏地操持家務，掌管財產。每年初夏，家人都把她送到這兒「呼吸新鮮空氣」。當然，她從來不會離開避暑小屋潮濕的房間，窗戶用布條封得死死的，屋裡的空氣令人窒息，她躺在用枕頭和鴨絨被墊得很高的床鋪上，躺在金絲雀、銅壺、籃子和鉤針織物中間，向來訪者誇獎新鮮空氣的好處。待在房間里的客人則因堆放的雜物、病人的體味和空氣缺氧而感到窒息，可是姑姑始終沒有注意到這點，每年都要出來「換換空氣」。不管怎樣，這肯定對她還是有好處的，因為她確實活到很老。在山上，人們過著享受、平和的溫泉度假生活，因為那時的市民們還不時興去遠處療養，除非病了。晚上，馬車從城裡拉來丈夫們和第二天的食品。旅館飯堂的餐桌上，防風罩護著蠟燭的柔光，這裡有吉卜賽人演奏，在市民的田園生活中瀰漫著某種不真實的和平氣息。有錢人世世代代彼此依存，其生活方式的內在品質確定了家庭之間交往的基調。誰想去陌生的地方泡溫泉呢？誰樂意去未知的世界呢？有一次，我跟父母還真去了國外泡溫泉，在東海岸附近，我們帶去了新採摘的葡萄，還有我才出生幾個月的弟弟；母親擔心嬰兒受不了旅途的顛簸，在火車車廂內的門窗之間支起一張吊床。這個發明的結果是，旅客們要繞開我們的車廂，更倒霉的是，從我們住的城市開到柏林，睡在吊床里的弟弟居然得了腦震蕩，結果我們在柏林什麼也沒看，只看了醫生和一間旅館客房。也許這是我們後來再也不去國外避暑的另一個原因。我們也到班庫避暑，在林邊租下一棟別墅，在這裏度過生命中或許最平靜、最無憂的一段日子。一天里發生的重大事件，就是晚上有一戶城裡人駕駛自家的小轎車到來（或許那不僅是城裡，也是全國的第一輛，唯一的一輛小轎車），車身漆成藍精靈的顏色，開得很慢，不停地鳴笛，在小孩子們的幫助下像蝸牛一樣爬上班庫山的陡坡，在那裡，度假的人們正興奮地恭候。鐵工廠老闆的轎車總是停在旅館門前，為度假村增添了莊重的色彩；我們這些孩子們，每天都汗流浹背、激動萬分地將這新時代的龐然大物推到那裡。在晚上六點左右，我們站在山下等候。鐵工廠老闆坐在駕駛室里，點著一支煙，態度和藹地招招手，喜形於色、得意揚揚地鳴幾聲笛，朝等在那裡的孩子們喊道：「過來推吧，幫幫車輪的忙！」行至半途，我們在魔鬼溝遇到一位老律師，他可能是城裡最年長的人之一，他厭倦了律師的行當，在他辦公室的寫字檯上方，掛著一塊用紅絲線繡的牌子，上面寫著：「我不收支票！」他整日在山林里捕蝴蝶。老先生自己也變成了一個孩子，幫助我們推汽車。就這樣，我們在太陽落山時抵達度假村，累得筋疲力盡，卻心滿意足。我們用自己的方式與時俱進，儘管有點古怪。

為了解決日常性的生理需求，城裡也開了兩家公開的會所：一家稍微廉價一些，簡陋一些，開在碉堡大街；另一家稍微雅緻一些，俗稱「官房」，開在兵器庫大街的一棟平房裡，去那裡消遣的都是官職較高的公務員和軍官。街頭的情愛勾當，則在大門緊閉的兩家會所之間矮房錯落的鮮花大街內進行，經營者不是私人業主，就是情愛街販。那是一個充滿歡樂、甜蜜的地下情愛世界。光顧那裡的不僅有未婚的年輕人，已婚男子和軍官也不少見；偶爾，當地神學院的一些年輕僧侶師生也會鬼鬼祟祟地閃身蹩入。那些老房子，自中世紀以來幾乎毫無變化地保存至今。抹了白灰的窗戶、永遠緊閉的大門和用綠色或棕色油漆刷得又平又亮的外牆，向路人們泄露了牆內的勾當。城裡的紳士們在「泡完咖啡館后」來到這裏，在「沙龍」里享受午夜的歡樂，店主們經常調換女郎。在我出生的城市裡，這種地方我只去過一次，是的，當時我還相當年少，只有十三歲；後來出於羞慚之心，我再也沒有去過那裡，但是那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造訪，給我留下的記憶清晰而殘酷。那次是樓里的一個男孩帶我去的，他是香料師的兒子，一個充滿野性、躁動不安的青春期少年。那是一個明媚、寂靜的夏日午後，我們在光天化日之下溜進碉堡大街內的「廉價店」里，緊張得牙齒打顫。大門口的撞鈴在走廊內迴響，大門的左側有一個掛著垂簾、堆滿特蕾西婭時代傢具的房間。在鑲嵌玻璃窗的房門後面，有一位包著頭巾的老婦人坐在輪椅里，看上去活像童話書中描繪的、《小紅帽與大灰狼》里講述的那隻假扮成外婆的大灰狼，她正透過眼鏡好奇地打量我們並咧嘴微笑。我們朝庭院里跑去，因為香料師的兒子對這裏的地形已相當熟悉，庭院的一側有一面石牆跟街道相隔，底層和樓上的房門一字排開，全都漆成了深褐色，就像監獄或醫院里那樣。我們連「姑娘」的影子都沒有見到。一隻翅膀被剪、已被馴服的貓頭鷹在院子里散步。後來，樓上有扇門打開了，一個女人出現在懸廊上，她將鐵罐里的水潑到庭院里，然後轉身回到房間，根本就沒有注意到我們。我們一動不動地緊貼牆壁，我那位愛吹牛的朋友也小心翼翼地環顧四周，院子里安靜得真跟監獄里一樣。

我家住在一樓，我家的隔壁是一家銀行。銀行在很早以前就租下了那三個窄長、昏暗的房間，經理室的房門開在樓道里，旁邊是財務室，朝向庭院的那間是會計室。我父親的書房跟經理室只有一牆之隔，牆上鑿有一個「秘密洞口」，如果經理有事找我父親，只需打開秘密洞口的小鐵門，就可將信箋、文件或賬單遞給他。這種父權制的辦事方式已經延續了幾十年，確實頗有成效，銀行的業務紅紅火火。兩位年長的女出納在會計室工作，收銀員的任務交給一位提前退役的騎兵隊長負責，他被不測的命運折磨得總是愁眉苦臉，跟在兵營里一樣，他總對那些前來借錢或付利息的農民大嚷大叫。這位騎兵隊長之所以辭掉軍銜提前退役，就為了娶他的情人為妻，女人是一位貧窮的女教師。他自從做了這一行后，再沒能在世界上找到自己的位置，他思鄉般地眷戀過去的生活，於是總是詛咒這愚蠢的世界秩序，將一位騎兵隊長貶為銀行收銀員，他迫不及待、粗言惡語地希望能趕快「發生點什麼」。就在世界大戰爆發的第一天，這位已經退役的騎兵隊長又穿上了舊軍服，腰挎戰刀走進銀行，向重又對他變得畢恭畢敬的昔日老闆鄭重告別。我從未見過有誰能比此時此刻的他更幸福，他捻著鬍子簡短地應道：「感謝上帝，終於發生了什麼！」當時，有許多人都跟他一樣熱血沸騰地奔赴戰場，結果在戰爭爆發的第一年就陣亡了。

父親用過早餐后，並不需要到遠處去；最初只需到隔壁房間，後來辦公區擴大了，佔用了走廊盡頭朝向庭院的三間屋子，他的大部分業務都在那裡辦理。我們一家人住在餘下的五間屋內；我父親在「沙龍」和飯廳之間單獨布置了一個「談話間」或「吸煙室」，屋裡擺了幾個書櫃和新定做的傢具。各種式樣特別的傢具從當地的傢具廠運來，那些令登門造訪的熟人讚嘆不已的傢具都相當「摩登」。「沙龍」是家裡最多餘的房間，一年也用不上幾次，因為在當時，外地的市民階層對在西歐盛行的「沙龍」式社交生活還很陌生；通常，客人們圍坐在白餐桌旁，他們在飯廳里吃罷晚飯，有時一直坐到天光破曉。即便如此，「沙龍」還是布置得格外精心。成套的桃花心木傢具上鑲嵌著珍珠貝殼，巨大的水銀鏡，寬大的黑漆桌，桌上擺著銀質的名片盒，裏面裝滿了地位顯赫的熟人們和偶爾登門造訪者印有全部名銜、官銜的名片，桌子上還擺有相冊、一隻大海螺和一枚我母親曾在婚禮上佩戴過的、存放在玻璃匣內的紫薇花環。在煙灰缸的水波里，一條青銅美人魚站在一個高台上手擎火把，誰知道這是為什麼……屋裡還有一尊真狗大小的臘腸犬銅像，那是家裡一隻死掉的愛犬的藝術再現。此外還有許多銀制、銅製或大理石的「陳設」，就連雕刻的石塊也是從破敗了的梅森運來的。在帶水刀割花玻璃窗的黑色櫥櫃里，整齊地擺放著我母親的藏書，其中有幾本是她在少女時代收藏的，剩下的是後來我父親送給她的禮物。許多銅製或桃花心木的陳設光亮、潔凈得一塵不染；這個本來就很多餘的房間使用得越少，反而打掃得越發精心。「沙龍」里的傢具還是我外祖父的傢具廠特製的，所以我們才開恩地沒在重新裝修時把它們扔掉。那些傢具都是世紀末風格的工藝傑作，桃花心木與珍珠貝殼的奇妙組合，扶手椅的椅子腿被精雕細刻成多立克和愛奧尼式立柱的樣子。總的來說，每件傢具都別具匠心、不遺餘力地掩飾自身的使用功能，椅子看上去並不是為了讓人坐才製作的，而只是為了擺在那裡。這就是我們的「沙龍」。必須承認，跟我小時候在鄰居家和熟人家看到的市民風格的客廳相比，我們家的「沙龍」無論是在保守的品位上，還是在沉鬱的「風格」上，都更精美絕倫。跟匈牙利其他的傢具廠一樣，那些世紀末「摩登」傢具的設計和式樣，都是我外祖父的工廠每年仿照維也納流行的款式複製過來的，毒害了兩代人的審美品位。從「大法官時代」的彼德邁風格，從寬厚親和、具有人性、品位良好的款式，毫無過渡地滋生出紫檀木和長毛絨的怪物。若拿那些世紀末流行的市民風格的傢具，跟那些從世紀之交開始在匈牙利到處生產的福耳圖娜寶匣一般矯揉造作的「瓷器櫃」、用葡萄串做裝飾的皮椅、帶玻璃門的卧室衣櫃或繃著紅絨布的扶手椅相比，還是擺在「古日耳曼餐廳」內的傢具用途明確，品位不俗。所有那些不具靈魂、讓人頭昏眼花的怪物，都搭配了必不可缺的裝飾品。牆角聳立著棕櫚樹；在長沙發上，在腳踏的地方，在扶手椅里，到處都擺放著軟墊。掛在牆上的刷子袋上綉有狩獵場景的織錦圖案，站在寫字檯上的銀鹿用犄角托著幾支鵝毛筆，擺著貓頭鷹造型的銅墨盒和雕成人手形狀的大理石鎮尺，彩色的珠簾，壓在玻璃板下、用雪茄煙上的紙環精心拼貼成的壁爐守護神，羚羊蹄狀手柄的爐火鉤，用兩隻翅膀夾著一條捲曲青藤的搪瓷仙鶴，鐵鑄鍍銀、嘴叼名片的青鷺，許多用來遮擋窗戶或傢具的絨布、毛氈和垂簾，為了防止在某個角落不慎留下或可能飄落的一粒塵埃，遮擋可能偷偷溜漏進來的一線陽光……總之，整個這一代布爾喬亞都是在這種室內陳設的環境下長大的。在我們家裡，或許我父親基於他出眾的品味，多少對這些沉重的遺產進行了揀選——但是，我們仍舊難以毫髮無損地徹底逃離那個時代的巨大陰影，在「沙龍」和書房裡，還是留下了一兩隻青銅鸛鳥或鑲嵌在皮畫框內、再現「鹿肉宴」場景的刺繡牆飾。這種「新家居藝術」——包括他們居住、穿著、閱讀和談話的方式——簡直是維多利亞時代沒有品位的小市民生活方式在中歐的闡釋。近代純凈優美的形式和華貴的傢具，都被「獲得啟蒙的自由派市民階層」嗤之以鼻，被視為一錢不值的破爛或祖母儲物間里的遺物。的確，在那個年月，這種品位也是世界強權專制的結果。威廉皇帝或愛德華七世宮內最為私密的起居室布置，跟柏林某位皮膚科醫生候診室內的傢具陳設沒什麼兩樣。在科孚島「阿喀琉斯宮」皇帝房間的寫字檯前，高個子的客人坐在一把繃著皮面、可旋轉的鋼琴凳上，主人工作時也坐在那兒。假若與此同時，在匈牙利某外地小城內某市民家庭的門廳里居然掛著綉有狩獵場景的鞋刷布袋，這能不讓人嘆為觀止嗎？九*九*藏*書

夏季的那幾個月，有錢人家都到城外度假，住在班庫山或切爾梅伊山上的避暑山庄。燒木柴驅動、像咖啡研磨機似的嘎嘎作響的小火車從6月1日起每天運營，一直駛到切爾梅伊泉邊那家名叫「羔羊」的小酒館。陡峭的盤山路從那裡開始，穿過蘑菇味的野林通向山頂，通向班庫的溫泉度假村。那是一片原始森林，城市的領地，茂密幽邃的處|女地。晴天時，從那塊名叫「歐蒂莉亞」的林間空地舉目眺望，可以看到國境上的峰巒。森林里到處都是野山莓、清冽的泉水、貴重的蘑菇、刺柏和藍莓。那是「真正的」森林，以後我再沒見過能夠與之比擬的地方；無論法國還是英國的森林，都無法跟我童年時代的避暑地相比。那片森林無邊無際，站在名叫「赫拉多瓦」的林間空地，可以俯瞰山谷和美麗的小村莊，那是一幅清爽、多彩、寧靜的風景畫，那裡的氣候、味道、香氣不同於我後來到過的國內任何一個地方。對我來說，從「歐蒂莉亞」或「赫拉多瓦」眺望到的土地才是我真正的「祖國」，與其他陌生的州郡相比，這裏更真實，更內在。從山頂開始，是一片無邊無際的松樹林，松濤和寂靜總響在我耳畔，就像一個生長在海邊的人，即使住在大城市裡，也永遠能聽到浪濤聲。戰爭的第一天，暴風雨席捲大地；狂風吹走了我童年時代的大森林，吹走了與之相關、值得留戀的一切。

這兩戶猶太家庭從不往來。大家全都看到，改革派家庭生活在另一個星球上。男主人是一位製造商，在外地生產玻璃製品，三天兩頭外出旅行，肥胖，敦實，禿頂，對自己的妻子態度惡劣，背著那位未老先衰的憂鬱婦人跟他公司里的女出納們亂搞；顯然，全城人都知道這件事。婦人忍受著小說里才有的那種厄運煎熬，坐在敞開的窗前彈鋼琴，琴聲悠揚婉轉，令人駐足傾聽，樂音綿綿無終。樓里人都知道這家人不守猶太戒律，他們吃臘肉，用豬油做飯；出於某些緣故，樓里人對此也特別不滿。如果說在這棟小市民很多的居民樓里有過「猶太問題」，那麼肯定不是由那戶族人眾多的東正派猶太家庭引發的。我們樓里的所有居民對底層猶太人那些身穿長袍、垂著小辮進進出出的加利西亞親戚所抱的同情心，遠遠超過對徹底開化了的玻璃製造商及其家庭的。我們對改革派家庭優越的生活、市民化的生活方式尤感忌妒，甚至有點懼怕他們，至於懼怕什麼，連我們自己也不清楚。在十分有限的日常接觸中，樓上的男主人對天主教鄰居和樓下那家既謙卑又高傲的窮猶太人總是彬彬有禮，表情淡漠。比方說，我們從來沒聽父母說過要我們避開東正派家庭的孩子們，從來沒有人禁止我們跟那些面色蒼白、消瘦單薄的男孩們一起玩耍。他們穿著式樣特別、很顯老氣的衣服，看上去就像「小大人」，他們玩遊戲的時候也總戴著黑色禮帽，一點兒都不耐心，在激烈進行的遊戲中不止一次地嘲笑天主教家庭的孩子是「賤種」。當然，天主教家庭的孩子們並不太生氣，因為他們不懂這句意第緒語是什麼意思。當六七個東正派孩子跟庭院里長大的天主教小子們一起興高采烈地哈哈大笑，玻璃製造商的繼承人們已在保姆的護送下去學校上課，或有家庭教師登門輔導，這些孩子被悉心監護，唯恐會跟猶太無產者混到一起。樓上那家孩子從來不下樓跟我們一起玩，這種目中無人的自我封閉嚴重傷害了我的正義感，以至於有一天下午，我將樓上已讀三年級的大公子騙到地下室，把他鎖在鍋爐房裡。我悠然自得地回到家，沒有告訴任何人。直到深夜我都緘口如瓶，那時警察已經趕來尋找丟失的孩子，玻璃製造商的夫人發瘋似的哭號，呼叫聲在樓里久久迴響。清晨，男孩被鍋爐工發現了。最不可思議的是，男孩始終沒有出賣我。面對盤問，那位木訥、遲鈍、困眼迷濛的少年固執地沉默，後來也一樣，他從未因此報復過我，即使許多年後我們成了朋友，他也對此事絕口不提。也許他覺得我那麼做是對的。孩子們總是迅速判決，而且不留上訴的餘地。

燒木柴驅動、箱櫃外觀、像咖啡研磨機似的一路嘎嘎作響的小火車，沿著中央大街朝著位於郊外的切爾梅伊度假村方向行駛；在有軌電車出現之前，正是這種古老而特殊的交通工具擔負了城市的公交運輸任務，現在，它主要是在夏天運載郊遊的旅客。當道路被第一場瑞雪覆蓋，小火車被關進庫房幾個月，一直要到春天，那熟悉的哨聲和悅耳的鈴聲才會重新沿著寬闊的馬路愉悅地歡叫。長長的中央大街（熟悉當地情況的人都精確地知道，那條路整整有一公里長）的一側是貴族們散步的地盤，僕人、大兵、平民和窮人則走在路的另一側。享用「貴族步行街」的成員們相當謹慎，除非萬不得已，一般不會走到馬路對面無產者的那一側；幾十年來已經約定俗成，行人自動劃分成兩個群體，僕人們也很謹慎，生怕稀里糊塗地走到老爺們專享的那一側。既然在生活中，他們活在水火不相容的兩個世界，為什麼要在街上混到一起？「步行街」從中午十二點開始成為「老爺街」，晚上六點之後貴族們再次在那裡匯聚。在大教堂的一角，在歐爾班鐘樓前的空場上，站著一群法學家和軍官，還有身穿波蘭裘皮大衣、腳蹬白色長靴的州郡顯貴，因為都市風流子的裝扮更符合沙洛什州的時尚。入夜時分，在劇院門前，在大教堂和中央大街路邊的一座伯爵府邸前，許多衣著高雅、儀態莊重的人在「步行街」成群結隊地散步。在身穿深色服裝的人群里，偶爾可見一個亮點，那是出門散步的「白衣主教」的奶油色教袍。這些傑出的教育者過著豐富多彩、視野開闊的社會生活。每天晚上，劇院里都能見到身穿黑色夜禮服和綢緞馬甲的顯赫人物站在演出大廳的前排，倚在將樂隊與觀眾席隔開的樂池壁板上，或者雙臂抱胸，或者用戴著白手套的手將望遠鏡舉到眼前，神態自若地尋找包廂里的熟人，感覺像路易國王的宮廷顯貴們在凡爾賽宮的劇院里。態度和藹的神父們，總能吸引到「步行街」上眾人的目光，他們世俗化的行為舉止，很難讓人聯想到戒律嚴格的神職人員生活；這種自由主義的世界觀，這種世俗化的、富有人味的行為舉止，不僅影響到他們的教育理念，也影響到他們的社會、科學研究工作。

從班庫山的一個眺望台，可以俯瞰到處是鐘樓、屋頂和窄巷的城市；這裡有兩座「貴族墓園」，羅西利亞和卡瓦利亞，在那裡安息的都是富裕人家，建有氣派的靈堂，不像葬在平民公墓千墳一面的墓室內的無產者或猶太人。羅西利亞是名人、商賈、當地大家族、縉紳和世襲貴族的墓園；在瀰漫著麝香草、木犀草香氣的卡瓦利亞墓園裡，長眠著有錢的鄉紳大戶。在城市不大的地盤上，擠滿了小街和小市場，它們之所以非常狹小，是因為建在曾經的城堡和防禦工事里；在指向天空的屋頂之上，在密密麻麻的建築群中央，在像是用圓規標出的中心位置，尚未完工的大教堂鐘樓兀然聳立。這座有六百年歷史的教區大教堂卓爾不群地矗立在城市上空，像是幾百年來圍繞它涌流的一切生命與思想的核心：彷彿穿越了時光和時代，維持著城市的平衡，猶如物化的思想，遠遠就可以看到它在日常的喧囂、混亂和城市雜訊中昂首站立。矗立在城市上空的瞭望塔高達五十三米，監視火災的發生，守衛城市的和平。在大教堂隔壁，從五十米高的歐爾班鐘樓傳出深沉、莊重的鐘聲，早在拉庫茨時代，它就宣告著喜慶、苦難與死亡。這座三廊式、彩色陶磚鑲頂、高大鎏金的大教堂，凌駕于小城之上。

不管別人怎麼「接受他」、承認他都無濟於事，我叔父仍感到惶惑不安、痛苦煩惱。即使他擁有撒克遜人的血緣、德國人的名字、奧地利的貴族名銜，他還是覺得自己不能完全、肯定地屬於這個世紀末的匈牙利貴族大「家庭」。在這個「家庭」里，假如有誰能讓外人感到從其骨子裡散發著匈牙利貴族意識的話，那就是他了。他總是搜集家族的各種證書和紋章，喜歡繪製王冠，還將我父親、母親的家族紋章合二為一，設計出「統一的貴族家徽」（誰也不知道他從哪裡搞來的那些資料，因為我母親是摩拉維亞窮磨面工的後代，我懷疑她的家族從來就沒享受過貴族特權；另外，我母親和她的親戚們對這個問題根本就不關心）。這種「貴族行動」最終以特殊的方式使他獲得了一種傲慢而焦慮的內心表達：迴避州里的社交圈，從來不跟那些人為伍。他在國外生活了許多年，在波斯尼亞修建鐵路和隧道，後來搬到了阜姆，在那裡受一家法國公司委託修建了一座供電站，至今都為達爾馬提亞海濱提供電力。在這期間，他結婚成家，娶了一位溫柔嫻靜的諾格拉德州女郎，匈牙利最著名的古典劇作家的後代。我小的時候，曾在那個文學史上著名的諾格拉德城堡和園林里度過許多個夏天。在那裡，叔父帶我閱讀了那位古代的、擁有不羈靈魂的、在雄性時代的黃昏近乎發瘋了的匈牙利天才劇作家寫下的許多詩歌。正是這種「文學的親屬關係」，使叔父在我眼裡頂了某種奧林匹斯的榮耀光環。事實上，他對文學懂得並不是很多。他還單身的時候，曾住在我家對面一套朝向庭院的三居室里，活得「逍遙自在」，就像法國小說里描寫的主人公，他僱用男僕，經常會扇僕人的耳光；由於這些原因，我小的時候很怕他，後來又對他深感同情。他未能在階層之間找到自己的位置，凄楚地隱居在諾格拉德州的一座小村莊里。在那裡，他就跟在我們中間一樣缺少「在家」的感覺，就跟他在同事們中間一樣感到格格不入。他是我認識的人中第一個鄭重、公開的反猶分子；假如有誰提醒他說，就其本質而言，在那些憤懣掙扎的階層之間，這種「我的國家不屬於這個世界」的姿態本身有著多麼原始的天主教色彩，換句話說，具有猶太特徵，他肯定會感到非常震驚。

勁風吹過寬敞的庭院，總是發出怒吼和呼嘯，因為庭院的北邊無遮無擋，朝向環抱城市、即使夏季也白雪皚皚的巍峨山脈。根據建築師的設計，在庭院兩側，與二樓外牆相連的是一樓的側翼；在庭院盡頭還蓋了一排相當漂亮的小平房，相當於一套「兩居室住宅」，樓長一家曾在那兒住過。這一切都使得這棟樓向遠處延伸，佔地面積相當大。估計建築師本人不太相信這棟樓能夠住滿人家，所以沒在庭院里修建更高的樓層。那棟樓可以說是一份新時代的宣言，是對努力攀升、拚命建設、勤奮經營的資本主義時代的一曲頌歌。那是城裡第一棟不是為讓居民們在熟悉的高牆內消磨一生而建的住房——據我所知，世紀初曾在那裡居住過的老房客們，如今沒有一位還住在那兒。那是一棟住滿房客的公寓樓。家族史悠久的貴族人家，都不願在這樣的樓里購買住宅，甚至蔑視樓里那些剛搬進來、沒有生存土壤的居民們。

中央供暖系統與其說供暖，不如說在製造稀里嘩啦的雜訊。我母親不相信蒸汽的神效，以至於在孩子們的房間里砌了一個瓷磚壁爐。世紀初的所有奇迹，在彼時彼刻只是加重了人們的生活負擔。發明者從我們受過的洋罪里吸取經驗。幾十年後，全世界都因電燈、煤氣和馬達而充滿喧囂，嘶嘶作響；不過，在我的童年時代，發明者仍在摸爬滾打，他們的發明還遠不完善，應用起來問題很多，讓勇敢的革新者和虔誠的信徒們疲憊不堪，頭疼不已。電燈忽明忽暗，只能發出昏黃的光線；蒸汽暖氣不是在刺骨的嚴冬里突然罷工，就是運轉失控，房間里充滿潮濕的寒氣，因此我們經常生病。按理說，人們應該「趕超時代」，但我姨媽卻不以為然，她不樂意「趕超時代」，繼續在白色的瓷磚壁爐里添柴生火。我們則丟下現代化的蒸汽式暖氣，跑到她家取暖，享受在爐膛內悶燒的櫸木發出的溫和、幽香的滾滾熱浪。

庭院是矩形的，面積很大，中央豎著一個撣灰塵用的立架，看上去像一個可供多人使用的晾衣架；院子里還有一眼圓口的水井，藉助電力將井水泵出，然後輸送到住戶家裡。在當時，城裡人還沒見過水管子。每天拂曉和黃昏時刻，樓長的妻子都會來到井邊，開動小型發電機，一直泵到安裝於二樓房檐下的排水管里有一道涓細的水柱流到庭院，表明位置最高的水罐里也已經注滿了飲用水。那個場面格外壯觀，特別是在日落時分，樓里所有那些不會因圍觀而有損尊嚴的人都聚在一起，主要是孩子們和用人們。那時候，在城裡大多數的住房裡，電燈都已經相當普遍；電燈泡和奧爾牌煤氣燈交替照明。但是，也有不少地方仍然點煤油燈。我奶奶直到去世那天，始終用一盞煤油吊燈照明。在我高中畢業那年，父母將我送到相鄰城市的一所學校走讀，寄宿在一位唱詩班的聲樂教師家裡，我在煤油燈昏黃的光亮下學習了一年，也玩了一年的「二十一點」；說老實話，那種居住環境連我自己都覺得不大合適，都會為自己迫不得已屈身在如此落後的地方而感到自尊心受傷。在童年時代，我們都為自己家裝有電燈而感到自豪，但是，只要家裡沒有客人，我們就會在吃晚飯時點上光線柔和、奶油色澤的煤氣燈。在我們家裡，總是彌散著一股煤氣味。後來，不知哪個聰明人發明了一種相當安全的煤氣點火器，在燈絲上方裝上一塊鉑金片。充煤氣時，鉑金片開始微微抖動，熾熱發光，並自動點著易燃物。我父親熱衷於科學技術類的新生事物，他是我們城裡第一批在煤氣吊燈上安裝這種安全裝置的人之一。總而言之，我們雖然有了電燈，可仍舊使用煤油燈照明，特別是那些用人們，特別是在廚房裡；在樓道內，樓長也點煤油燈。人們雖為電燈驚嘆，但是對它並不很信賴。

書房裡，三個玻璃門的櫥櫃里放滿了書籍。我母親的「藏書」其實早就變成了裝飾品，作為「沙龍」陳設的一部分和過去的記憶；桃花心木櫃的櫃門很少打開。幾十部包有紅色麻布封面的「世界長篇小說書庫」佔了我母親藏書的絕大部分；剩下的多是德國小說。她最喜歡的作家是魯道夫·赫爾佐克，她最喜歡的書是這位作家寫的長篇小說《偉大的鄉情》。弗萊塔格的《借貸》為黃色皮面，分上下兩部，擺在最顯眼的位置。此外還有布爾喬亞書庫不大感興趣的席勒、歌德文集。他們認為那些書「陳腐，傳統」。不過席勒還是可以躋身於藏書之列，尤其是他寫的《強盜》和《陰謀與愛情》，書櫥里還有一部《鐘聲》的豪華版。人們在席勒身上，多少看到了自由派先驅和革命者的影子。歌德則是「僵化的形式」和「古典的蒙昧」，乏味無聊。我認為，世紀末的市民階層讀歌德的作品，再多也不會超過在學校里讀的《赫爾曼和多羅泰》中的那幾首歌和長大些讀的《流浪者的夜歌》。read.99csw.com

我感覺自己是女傭們的親戚，我跟她們相處融洽，喜歡坐在她們中間，待在拖過地的廚房裡，靠在壁爐旁聽她們講稀奇古怪的傳說和令人困惑的幻想，直到母親找到我並命令我回屋。在一大堆模糊不清的女傭面孔里，我想起一個人稱「大管家夫人」的女酒鬼恐怖的臉。她多次醉醺醺地攥著菜刀從樓上下來，危險地胡亂揮舞，揚言要殺掉孩子們，殺掉我母親，直到家人叫來警察，這才興師動眾地將她捉住。大管家夫人會在光天化日之下執刀亮相，趁鄰居們毫無戒備，活像希臘戲劇中瞎了眼睛的命運使者；女傭、大人和孩子們都被嚇得四散奔逃，躲到儲藏室、地窖或閣樓里；瘋婆娘的手裡刀光閃閃，她在走廊里左沖右撞，很像童話中要捉孩子當午餐的兇惡女巫。這個大管家夫人，就是造成我童年時代神經官能症和精神過敏的罪魁之一，我對她怕得要命，猶如老百姓害怕魔鬼一樣。自然，我從女傭們那裡，也染上了不少對迷信與巫術的心理恐懼。大管家夫人在我們家裡沒待多久，有一天就「被肚子里的酒精突然點著」，我們幸好擺脫了她；許多年後，她為自己找到一個快樂的解決方式。在當時，沒有人想到大管家夫人實際上已經病了，她患有酒精導致的震顫性譫妄，應該被送進瘋人院。然而，沒有人會把女傭送進瘋人院，估計在人們的意識里，瘋人院是個很高檔的去處。

銀行的生意興隆，股東們也都發了大財，就連僱員和僕從也不例外。有一位僱員成立了一個合唱團，另一位搖身當了作家，出版了兩本講述郊外城堡廢墟傳說的書。每個人都有閑暇和精力欣賞藝術。就像一位羽翼豐|滿了的工業騎士，銀行在狹小的空間里已難以容身，於是大興土木，在庭院里蓋起一幢仙境般的玻璃宮殿。那是一件令人嘆為觀止的建築傑作，簡直像一座玻璃教堂：厚厚的玻璃板是從德國運來的，在金庫的上方，蓋了一個我後來在國外都很少見到的穹窿頂。農民們將這座銀行宮殿稱為「伯利恆」，他們像朝聖一樣從周圍的村莊紛紛趕來，在玻璃穹窿頂下悄聲耳語，一臉虔誠，彷彿真是在教堂里。突飛猛進的資本主義在這個世界的盡頭為自己建造了一座小教堂，所有看過它的人都對它氣派的外表和精美的裝飾讚嘆不已，很難用準確的詞語形容這座過度浮靡、浪費、輝煌、極度華而不實的建築傑作。那裡具有真正的銀行所需的一切：保險庫的鐵門足有一人多厚，聽到魔咒才應聲打開；理事會大廳也鐵門緊閉，裏面配備有非同尋常的計算器和打字機；銀行里還儲有許多鈔票。最讓我們這些住在樓里的孩子們好奇的是建在樓長家對面的保險庫，地基打得很深，深埋在地下；在我們的想象中，一隻只金屬匣內裝滿了金銀財寶。那是美好、歡樂的資本主義在我們眼前施展的魔法，變出了一座如此這般的童話城堡，只是年長的存款者們不喜歡它，那些老派、守舊的有錢人更樂意看到他們的財產存放在樓上昏暗房間內瘸腿的錢櫃里。他們望著那座玻璃宮殿和固若金湯的地下室連連搖頭，疑慮重重地嘮叨說：「這是拿誰的錢蓋的啊？」

每過一段時間，玻璃門的多層櫥櫃里就堆滿了書。被寄來「敬請審閱」的那些書，大多數時候都被忘了寄回去，只到年底才跟書商結賬，家人並不太計較為幾十本放在大書櫥底層從未翻過、落滿灰塵的書付賬。「藏書」的內容應分為兩部分：一大半是經紀人賣給他們的，只有一小部分是他們根據自己的願望、興趣和好奇心挑選的。書櫥里擺得最多的是《米克薩特全集》和全套的約卡伊作品。那是一套精裝的紀念版，一百部的約卡伊小說逐漸變少，因為每到學年末，當我們到弗爾伽什大街的舊書店賣已經沒用的舊課本時，舊書店老闆會掏五十克拉伊卡收購一本約卡伊小說，他對其他的世界名著也同樣不敬。我們之所以將約卡伊的書拎到舊書店去，並非出於輕率或貪慾——就拿賣《鐵石心腸人的兒子們》或《一位匈牙利富豪》來說，我下了好些年的決心，確實出於需要才迫不得已出此下策。舊書店老闆對約卡伊小說的每日浮動價格了如指掌。有一些傑作，譬如《新領主》、《金人》，尤其是《心靈教練》，在舊書店老闆書價單上的標價始終雷打不動，不管什麼時候它們都值五十克拉伊卡；《囚徒拉比》最多能值十八克拉伊卡，《政治時髦》僅值十二克拉伊卡，《十日談》人家根本就不買。他不太想收購特莫凱尼、伽爾東尼、黑爾采格的書，甚至對米克薩特也不怎麼感興趣。因此，我不得不將我喜歡的約卡伊小說拿出去賣——我們家很重視生日和命名日，家人從來不會忘記在這樣的日子里互贈禮物；我由於沒錢，又不喜歡勤工儉學，不得不在生日或聖誕節前從父親的藏書里挑幾本賣，免得在這樣喜慶的日子里兩手空空。說白了，我偷竊父親的藏書，然後用賣贓物換來的錢買回各種各樣別緻的禮品送給我愛的人們。意圖高尚並不能改變野蠻的現實，我跟朋友們一起從我父親的藏書里偷出約卡伊，毫無疑問，那位戴著黑帽子、蓄了大鬍子的書販清楚地知道，八歲、十歲的孩子不可能通過正經渠道搞到《鐵石心腸人的兒子們》。等到我讀高中時，那套紀念版的約卡伊全集已經沒剩下幾本了。

這座城裡所有的房子都被稱為「家宅」，哪怕樓里住有許多戶人家和付租金的房客。真正的城市幾乎可以說是「隱形的」，建在隱秘的深處，藏在街頭巷尾的房屋外牆背後。假若哪位旅人透過拱券式大門洞朝裏面張望，會看到庭院里建有四五幢房子，孫子和玄孫們都在院里蓋房，把院子擠得逼仄不堪；如果一個男孩結婚了，家人就會為他在老樓的一側新蓋一座翼樓。城市隱匿在那些庭院里。人們心懷忌妒，帶著荒唐的謹慎封閉地活著。隨著時間的推移，每戶家庭都在城中某個犄角旮旯為自己搭蓋了一個小小的建築群，只有臨街的外牆以一副代言人的莊重面孔應對世界。這個世紀初，我父母在那棟全州聞名、在當地被視為名副其實的「摩天大廈」的樓房裡租下一套公寓。那是一棟高大、肅穆的公寓樓，當時這類建築在首都已蓋了數百座：住滿了房客，樓上懸廊環繞，中央供暖，底層有公用的洗衣間，后側樓道上有用人專用的廁所。那個時候，這座小城的居民尚未見過這樣的建築。中央供暖系統屬於現代化設施，而用人的廁所，也引發了眾議。要知道許多世紀以來，儘管主人們品位高雅，但從來沒人關心過用人們在哪裡或去哪兒解手。設計並建造我們這棟公寓樓的「摩登」建築師，可謂是當地的「改革先鋒」。他在自己的作品里，如此涇渭分明地將主人們跟用人們共同生活的「必須之地」區分了開來。上學的時候我經常誇口，說我家樓里有專供用人使用的廁所。事實上，出於某種羞恥感或厭惡感，用人們並不願意光臨那些被單獨分隔給他們的茅廁，沒人知道他們到底去哪兒解手。估計他們還是跟過去一樣，去他們許多世紀以來，自創世以來常去的地方。建築師設計時可以隨心所欲，用不著為節省地皮或建材花費腦筋。樓道里，房門開向面積跟卧室差不多大的前廳，那裡立著帶鏡子的櫥櫃，牆上掛著裝刷子的繡花布袋和鹿角標本；門廳里很冷，冬天會凍得人渾身打顫，因為蓋房時忘了在那裡安裝暖氣；由於門廳里沒有供暖設施，客人們的裘皮大衣會像冰坨一樣硬邦邦地凍在衣架上。按理說，開在樓道內的房門才是從外面進屋的「正門」，可是這扇門只為貴客敞開。用人們和包括父母在內的家庭成員，平時都從開向懸廊的側門進屋。那扇嵌有玻璃的小門開在廚房旁邊，這裏沒裝門鈴，所以來人要敲廚房的窗戶。家裡人的朋友們大多也是從這扇小門進屋來。「正門」和掛有鹿角的前廳，一年到頭也只使用兩三次，在我父親的命名日，還有化裝舞會的那天晚上。有一次，我央求母親，請她允許我在一個並非周末的尋常日子里揚揚自得地獨自穿過通向樓道的前廳走進家裡，作為送給自己的一件生日禮物，那種感覺，簡直像榮獲特殊的恩賜。

在設計有作者簽名的紫紅色仿古封面上印著燙金書名的「匈牙利傑出作家」叢書佔據了長長的書架。選集中萬一缺少的，可以在「傑出作家插圖版文庫」里找到，那套書設計得格外華麗，封面上印有作者浮雕式的燙金頭像，並且飾有紫羅蘭葉的花紋，書里還有與文字相配的插圖。那些插圖是為了提高讀者的閱讀興趣，用簡練的手法刻畫出詩人描述的或只能幻想的場景。我記得非常清楚，在列維斯基·久拉的「作品全集」里——所謂全集只是一本很薄的冊子——有一幅題為「乞丐歌手」的詩歌插圖，畫中的歌手是一位盲人，一位留著長鬍子的老朽，坐在石頭院牆的牆根下彈豎琴。每當我翻到這一頁插圖，每當我讀那首幼稚而悲傷的詩歌時都會流淚。我至今能清晰地看到那些書的顏色：「經典小說書庫」的翠綠色，科舒特《流亡文集》的棕黃色，黑爾貝特·斯潘塞爾作品的淺藍色，布列穆《動物世界》的深褐色。還有豪華版的科學知識叢書，其中有一本的書名是《人類、地球和宇宙》——特別是最後一本非常吸引我的注意力，在我看來，作者和出版商能夠在那個年代搜集到如此之多關於宇宙的或宏觀或微觀的具體問題並統統裝進一部書里，實在是一樁勇敢的事。我記得還有一本很大很厚、用真寶石和金屬片裝飾封面的「珍藏版」，圖文並茂地講述阿爾帕德大公等人率領部落進入喀爾巴阡山盆地。能把這樣一部恐怖的巨書走私到我們家的肯定是一位聰明的書商。托特·貝拉的文集《口口相傳》和《匈牙利奇聞集粹》；黑爾采格和特莫凱尼的幾本書，《凱梅尼的崇拜者們》和《苦澀時光》等；書櫥里還有奧朗尼、沃洛什馬蒂、裴多菲的幾部舊版詩集和佩卡爾的一本書名為「多多中尉」的長篇小說。第一本在書架上獲得公民權的「現代」書，是莫利茨的《沙金》。那時候，我父親熱衷於讀匈牙利傳統作家的作品，比方說，他晚上會讀一本柯爾切伊、卡辛茨，甚至戈瓦達尼的書。後來，我把一些「輕鬆」的作品帶回家，卡林迪的諷刺文學大受歡迎，大部分作者他們沒聽說過——他們讀拉克希的評論時才發現了阿迪，只是在文學政治的辯論中聽人提到科斯托拉尼和鮑彼茨——不過他們很愛看諷刺插圖。「他們這樣寫作」，這是他們的口頭語。卡林迪的名著就以這種直接的方式使當代文學大受歡迎。

但是，關於「紅蟹」的傳說我只是耳聞，從來沒有去過那裡。在上個世紀末的80年代，紅蟹飯莊是一個名副其實的歡樂谷，既神秘又華貴，城裡最高雅的紳士們愛去那裡。那裡經常發生奇怪的事情，這些事我是從一位樂觀開朗的叔叔那兒聽說的。那家神秘的「紅蟹」——要比碉堡大街的老房子和我們樓下的夜店神秘得多——是作為國道旁的客棧修建的，位於幾公裡外的城郊地帶。「主顧群」的男性成員大都是已有家室的丈夫們，所以我叔叔也在其列。如果想要放縱一下自己，他們就會到那裡去。當我也開始追逐這類銷魂的場所時，城外這家夜總會已經變成一家搖搖欲墜的鄉村小酒館。

要知道，「儲藏室」都要比孩子們的房間或浴室寬敞得多，整齊得多。在那個高大、乾燥、明亮的房間里堆集了許多沒用的「存貨」和大量食品，像是儲滿麵粉和豬油的被攻陷的城堡，或附近沒有肉鋪、食品店的村舍的中堂。事實上，家裡到處都堆滿了「存貨」：在我母親的衣櫥里，在柜子和抽屜里，到處都塞滿了尚待裁剪的麻布、編織物和成團的棉花。我們囤購的「存貨」什麼都有，包括鞋帶和抹布。那是一種極其特殊的收藏癖，我母親每隔一段時間就發作一次，那般得意揚揚地從購物街歸來，彷彿我們住在沙漠中的某個角落，剛從浩浩蕩蕩經過的大篷車隊那裡搶購回稀罕、貴重的二手貨。我們一麻袋一麻袋地購買麵粉，一桶一桶地購買豬油，買像磨坊風車那麼大的乳酪，無論買什麼東西，分量都不會少於一公斤。儘管家裡有大量的「存貨」，可我們還是省吃儉用，從不浪費。家裡已經有三個孩子哭嚷吵鬧，兩個女僕「消滅」麵包，廚娘每天中午要做七口人的午飯，而我母親每個月只領到一百福林的「伙食費」，或許還能從中省出些「盈餘」……我們每天吃兩頓肉餐，我父親不能忍受午餐的剩飯。我母親讓廚娘做豐盛、油膩的匈牙利餐，一百福林養活七口人綽綽有餘。那時候，匈牙利人過著迦南式既豐盛又廉價的日子；那時的廉價不是乞丐式的廉價，不像戰後那樣由於沒錢而讓人不得不精打細算，被迫賤賣家什以換取生活必需品。在物美價廉的和平時期，每個人都能搞到自己想要的東西。那是一種優雅、富裕、物慾的生活。清晨，讓人感覺就像是家庭的節慶，命名日或婚禮日。我父親剛剛刮好鬍子，身上散發著科隆香水和光輝牌洗髮水的味道從浴室里出來，走到精心布置好的早餐桌前。他穿著煙灰色睡袍坐到餐桌的主位，伸手拿過當地的報紙——我們訂的當然是教會的報紙，由主教出資編輯、在主教的印刷廠付印的《高地日報》——在等待熱茶從梅森製造、繪有花卉圖案的瓷罐里「涓涓流出」的空當，他匆匆掃一眼重要新聞。那是相當隆重的一刻。即使在那一刻，父親鼻子底下系鬍子的線繩仍綳得很緊，他只在吃飯時才會解開它，並從口袋裡掏出一把小刷子，規規矩矩地向兩側梳理一下散發著光輝牌洗髮水香味的唇須。我母親與他相對而坐，餐桌兩側各坐一對孩子，他們偷眼觀看清晨舉行的這個隆重儀式。孩子們的早點是黃油小麵包配咖啡，冬天則配熱菜湯；他們欣賞父親用早餐時油然而生的那股可以彌補一切缺憾的高貴感。我父親用早餐的樣子是那樣的威嚴，那般的優雅；他身穿綢緞面料的煙灰色睡袍，他那戴著印戒、女性般柔軟的小手舉止輕盈。每天清晨，飯廳里都洋溢著寧靜的、父權家庭的仁慈氛圍。他喝的是香氣襲人的金黃色紅茶，茶里倒了不少朗姆酒，他一邊酌飲一邊吃臘肉、半熟的煮雞蛋、蜂蜜和匈牙利黃油。（他經常為了黃油跟我母親爭吵，也不知道我母親是出於節省還是其他什麼原因，她有時買回來丹麥黃油。我清楚地記得某日清晨的一幕，我父親看穿了妻子的「詭計」，從早餐桌前霍地站起，將「丹麥黃油」扔進茅坑裡！）父親吃的麵包片需要給他單獨烘烤，我對他挑剔的用餐習慣表示諒解，這種「見過世面者的做派」持續了好些年。在我眼裡，這種「早餐田園詩」是布爾喬亞家庭的祭神儀式。只有那種獲取到了社會地位、在白天不可能遭遇任何羞辱性意外的人，才會用這種緩慢而挑剔的動作準備投入一天的工作。事實上，我父親並沒有獲取到什麼特殊的地位；他身處的階層，是他本來就屬於的階層，正是這種歸屬在他身上折射出的自我意識，使他的態度和舉止變ｒead•9９ｃsw•com得至尊至貴。大凡屬於那個階層、生活質量優越的人，確實可以心平氣和地開始過一天的日子。

公寓很大，房間寬敞，窗戶密集，但是不知道為什麼，在我的記憶里，仍舊感覺到光線昏暗。也許是因為在我小的時候，白天大多是跟兄弟姐妹們和家庭教師一起擠在「壁龕」內，在那個拱形棚頂、沒有窗戶、堆滿帶柵欄的童床和學生桌椅的小屋裡度過的。「壁龕」將父母的卧室和飯廳連接到一起；彩色的玻璃門把臨街的飯廳分隔開，以防陽光投進屋內。我們就睡在那間屋裡，在那裡做家庭作業；倒霉或者「受罰」的時候，大人禁止我們跨出家門，我們只能在「壁龕」里遊戲。似乎誰也未曾想到過，那間寬敞明亮、一個月都沒人進去的「沙龍」作為孩子們的房間才更健康，更適合。可是，在家裡那個可能最高最大，也最敞亮的房間里，所有的傢具都用帆布罩著，那種布爾喬亞式冷漠的富麗堂皇，總讓我覺得好像屋裡死了什麼人。「壁龕」是一間光線晦暗、沒有氣流的悶熱小屋，那裡才是我們真正的家；從來沒有人想過這個，就連「家庭教師」也覺得這一切理所當然。儘管家裡在白天陽光普照，我們卻應該在燈光下讀書。

城裡還住了兩個「窯姐」，兩位年齡較大、並不怎麼漂亮的女人。她們在一條小巷裡租了一套住房，兩個人總是一起進出，如影隨行，臉上罩著面紗，戴著大風車似的帽子。她們倆在業內的男人圈裡，很受城裡那些風流男士們的尊重。其中一位綽號「檸檬」，另一位被學生們戲稱為「橘子」。她們向那些有幸獲得她們恩典的男人索要的錢數，很可能超過鮮花大街的那些情愛街販和那些吉卜賽女郎或獨身女僕。或許也正因如此，她們被賜予「窯姐」的榮銜。不管怎麼說，「檸檬」和「橘子」是城市社會生活的一部分。在鮮花大街有一位看上去頗像家庭主婦、看不出具體年齡、身材豐|滿健碩的站街女郎，好幾代男人都從她那裡學到過情愛的秘訣。這位名叫「蘭凱」的老姑娘，城裡所有穿大衣的男人都認識她，就連嚴肅、寡言的警察們也都很怵她。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位老妓|女贏得了某種類似家庭成員的承認。她曾是生活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每個人遲早都會跟她產生瓜葛。

慢慢地，住在底層的猶太孩子們全都換掉了傳統裝束，但是這家人每年仍在庭院里用被子和毯子搭帳篷，男主人——那位少言寡語的部落酋長每天下午都鑽進帳篷，一個人在那個稀奇古怪的建築物里待好久。聽他的兒子們講，他們的父親在帳篷里祈禱。有一次，我們透過被子的縫隙朝裏面偷窺，看到男人坐在帳篷中央的一把椅子上，悲傷地望著前方。有可能是感到無聊吧。有一天清晨，整棟樓在一陣嘈雜聲中驚醒，許多穿長袍的猶太人接踵而來，魚貫而入，底樓的房間里擠滿了陌生人。一個名叫拉約什的九歲男孩，終於從人群里擠了出來，他自豪而沉重地對我們的疑問做出解答：

婚外性生活就發生在這般簡陋的環境下，如果誰感到了饑渴，就在這類淺淺的泥窪中解渴。「通姦」和有夫之婦的「墮落」，似乎只在小說帝國里才有。我在小的時候，從來沒聽大人們傳過關於哪個「通姦」的「墮落婦人」的閑話；就連當地劇團的女主演們也處於嚴厲目光的監視之下，人們會「敵視」那些被發現「出軌」的人。

有一段時間，大概只有短短的幾年，我的教父住在我家對面一層樓的一套三室公寓內，他是我父親的弟弟，很愛生氣，煩躁不安；在我家裡，包括我父親在內的所有人，對他都像對待復活節彩蛋那樣小心翼翼。他有一顆驕傲而孤獨的靈魂，本想當一名工程師，他對技術性的東西要比當兵在行（他在炮兵團作為志願兵服役），他想將自己的才能投入技術領域。據說「當時大家都央求他延長服役期」，至少家裡人後來都這麼講。從某種角度講，他的秉性、天賦和整個人的精神氣質都非常適合軍官生涯。在日常生活中，尤其是在略受輕視的工程師行業，他總是忐忑不安，煩躁易怒，感到受辱，總是有許多「難堪事」。總之，讓人覺得他在生活中沒能找到自己的位置。當時，人們對工程師和醫生的職業抱有歧視，認為不適合紳士去做；出身顯貴的年輕人自然應該投身法律，不應該給人灌腸或擺弄容器或遊標卡尺。我們家族在上世紀末，在外地，在等級意識嚴重、民族主義根深蒂固的匈牙利世界中的社會地位，對我叔父的「臟躁綜合征」（他自己對此一無所知，但當時年輕的弗洛伊德已在夏柯的診所里觀察了歇斯底里患者，他自己都不知道這個術語）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我們家的祖上是撒克遜人，在17世紀移居匈牙利，忠誠效力于哈布斯堡王朝，後來我的太祖父被利奧波德二世冊封為貴族，並被賜予「巴尼奧伯爵·克里斯托夫」封號，主管馬拉馬洛什州的皇家礦井。民族解放戰爭期間，出於對匈牙利的熱愛，我們家有許多家族成員參加了貝姆將軍率領的革命軍。我有一位名叫日嘎的天祖父在維拉古什繳械后遭到降職，先後被流放到威尼斯和米蘭的皇家軍團服役，後來恢復了原來的名銜，退休時官至皇家衛隊長。但在革命爆發前，我們家族在維也納享有很好的聲譽，被視為「忠誠分子」。1828年，我的太祖父被任命為老布達總督時，曾去維也納覲見過弗朗茨皇帝。「我對匈牙利國王佩服得五體投地，」他從維也納寫信給遠在馬拉馬洛什州的弟弟說，「在這裏住宿的開銷非常昂貴，每天僅客房和取暖的開銷就五個福林。皇帝親切地接見了我，並且提到我們的父親。『對，對，』他用德語說，『我聽到不少對你的誇獎。』」很可能這位有著德國名字的官員於1828年受到皇帝親切接見時，獲得了皇帝和藹的讚賞，並在宮廷里被划為「拉邦茨派」。在民族解放戰爭期間，我們家站在了起義者一邊，並將名字匈牙利化，科舒特政府特此頒發了批文，並於1848年8月將決議公布在政府公報上。從信念和行動上看，他們都是狂熱的匈牙利人，尤其是我父親和他的弟弟。當地的外族家庭對匈牙利持有的這種熱烈、真誠的愛國之心實在令人欽佩，那些古老的匈牙利貴族家庭不僅容忍，而且真心接受了這些自願融入匈牙利，並且成為了匈牙利人的外族人。有的時候，他們或許能夠容忍某種與生俱來的外族品德——我的祖先是撒克遜鐵匠，我認為，我從他們身上繼承了某種特殊的、對我來講毫不輕鬆的、跟我的秉性相悖的、古怪固執的「責任感」；在我身上留下了某種即便經過幾個世紀的共生仍無法釋解的異類感和外族感。從精神上講，我們家是複雜而典型的天主教徒，這不僅是就「出生證」而言，從本質和觀念上說也是這樣。我們本能地迴避新教徒，在社會交往上也是如此，就像他們也出於本能地迴避我們一樣；但在日常生活中，我們從來不提這個。

我的父親也這樣認為，有身份的人不應該付房租，不應該借住在別人的房子里；因此，他為了能讓我們儘快搬進自己的家而不遺餘力。為了實現這個目標，他花了足足有十五個春秋。然而有一天，當我終於跨進「自己家」時，只是作為一位回家探親的大學生，那棟流光溢彩、寬敞得浪費的建築並沒有給我留下什麼好印象。我的童年時代是在公寓樓里度過的。我一想到「家」這個詞，眼前就會浮現出中央大街路邊的房子、寬闊的庭院、帶鐵欄杆的狹長走廊、撣灰用的高大木架，以及裝有電泵的水井。在我看來，那是一棟陰鬱沉悶、雜亂無章的房子。沒有人知道它究竟是怎麼被建在那兒的。居民之間缺少友情的維繫，他們甚至連鄰居都算不上。住在那棟樓里的人都有自己世襲的身份，論階層，分宗派。住在老樓里和平房內的人家，不管是仇敵還是朋友，肯定都是屬於難以相容的那類人。

「真可恨，我父親夜裡死了。」他用輕描淡寫的語氣說，神情中帶著一股無法模仿的優越感。

我父親的藏書令人肅然起敬，佔據了書房最寬的那面牆壁。在匈牙利作家中，他最喜歡讀米克薩特的書。在他的書房裡，收藏有法律著作、大部頭的《民事法》、《案例大全》和與公民權問題相關的文摘等；屋裡有三個固定在牆上的高大書架，上面堆滿了文學著作。我們城市的市民讀書量很大，大家喜歡閱讀。在這座城市裡，早在兩百年前就舉辦過「文學沙龍」；在18世紀末，卡辛茨·費倫茨曾在這裏從事司法工作；當匈牙利的平原城市幾乎無一例外地還將殺豬節聚餐作為冬季的「精神生活」時，這裏就已經在印刷報紙和雜誌了。在中央大街帶拱門的沙龍里，人們在一百多年前就對文學和匈牙利作品展開辯論。無論當時，還是後來，儘管這裏人能講多種語言，但是跟佩斯和布達一樣，匈牙利語在這座城市裡佔主導地位。在這座人口不到四萬的小城裡，不僅存在好幾位書商，而且他們都掙了些錢。書商們做生意，就跟下班后坐進咖啡館的先生們一樣，愜意地坐在扶手椅里翻閱堆在書架上的新書。精神的洪流衝破堤壩，席捲了戰後的圖書市場，在我的童年時代，人們再次為所有新出版的書籍展開辯論，幾乎每天，四位書商中總會有一位寄來「敬請審閱」的文學新作……我們家對書籍抱著虔誠的態度，關注每本新書，而且有一本「藏書目錄」，那是一個麻布封面的硬皮本，裏面記下了每本借出去的書的名字。在當時，一位市民階層的女士一旦感到無聊，既不打牌，也不去電影院或咖啡館，而是取出一本書閱讀。我父親的夜晚，也是這樣手裡捧著書度過的。我毫不誇張地說，在我們那座小城裡，書籍對於世紀末的市民們來說，就像麵包一樣必不可少。一位屬於中產階級、有教養的人，如果沒在睡覺前在床上花幾個小時翻幾頁新書或某本心愛的書，就不可能讓那一天結束。我家還訂過一份英文雜誌，一份名為《自然》的科學刊物，但是我們很少翻看，因為我家人的英文都不是很好，儘管一連幾年，曾有一位年長、嗜酒的英文教師每周應邀來家裡三次。有時午飯後我們驚訝地發現，他跟我父親兩人舒舒服服地坐在書房內的扶手椅里，以上英文課為借口安靜地打盹。在匈牙利雜誌中，我們訂了蒂薩·伊什特萬主編的《匈牙利觀察家》；我父親並不是工人黨，他跟當過一段時間市議員的安德拉希始終「關係密切」。日報類的，我們訂了《佩斯新聞報》，還有兩份兒童日報，《我的報紙》和《我們的旗幟》。上小學時，我總是激動不安地等待著後者，滿心喜悅地閱讀；看來那份報紙編輯得很好，因為總能說些讓男孩子們感興趣的話，不抱明確的意圖，不用說教的口吻，讀來有趣，寓教於樂。

每當我從教堂門前走過，都會感到脊背發涼。在教堂里，昏暗的光線下總在舉行彌撒，總會有誰在哪個祭壇上高聲說話。「當我從大教堂的門前走過，心裏會充滿什麼樣的感覺？」——我們有一位匈牙利語老師，每年都給我們出這個他最鍾愛的作文題，我每年都這樣回答：站在大教堂門前，我心裏充滿了「升華感」。大教堂，這個博大、崇高的思想化身，多少會讓這座城市誠惶誠恐。它太磅礴太輝煌太神秘了，朦朧而崇高，讓人無法適應，無法思考，它神氣、傲慢地居住在城市上空。在教堂的一座地宮裡，拉庫茨的骨灰保存在一口碩大的大理石棺槨里。石棺周圍擺滿了月桂葉花環和各種旗幟，上面刻著：為了自由。每當我隨學校郊遊或虔誠拜謁，只要看到在破舊旗子上繡的這個詞，都會感到非常震撼。那種感受十分特別，就像一行慷慨激昂、驚天動地的偉大詩句，每每詠讀，都會讓人感到脊背竄涼。當我讀到這個詞時，我並不知道它確切的含義；或許並不是出於口號中常喊的「為了祖國」和「熱愛祖國」，而是僅僅由於那個詞的含義本身：自由。每當我從大教堂門前走過，這個詞都像一句含混的暗號在我腦際響起，或許為了它，活著才有意義。

那一天，他從早到晚都一臉傲慢，那目中無人的模樣簡直令人無法忍受。所以，就在那天傍晚，我們無緣無故地揍了他一頓。

大主教也住在中央大街路邊一座精緻、典雅、巴洛克風格的府邸里，不過大家很少能夠目睹他的尊容。他閉門索居，從來不參加社交活動，只有在黃昏時分，他那纖弱、瘦小的身影才會在幾位政法教師和教區神父的陪同下出現在外城偏僻的街巷裡。這位大主教可是一位大人物，他是許多公爵的恩師；即使他後來搬到小城市隱居，宮廷也不會忘記他。羅馬和維也納方面也聽取他的建議，尊重他的意見。他不僅聲名顯赫，還是一位苦行者，始終遠離人群，淡泊寡居，信徒們只有在重要節慶時才能看到穿戴華麗、威儀四方的他。其他時候，他活得像一位隱形人，睡在一張軍營用的鐵床上，就像皇帝、窮人或經過嚴格教育的僧侶們。下午，他頭戴一頂造型獨特的大主教禮冠上街散步；無論冬夏，他都戴手套，只要遇到孩子們，他就會停下腳步，用戴著手套的手輕輕摸摸孩子們的臉。他在貧民區荒僻的小巷裡散步，有一次我偷偷跟蹤了他很久，被他纖弱的外表、別緻的帽子和金手杖吸引，因為沒有人戴著這樣的高冠在街上行走。在一個街角，他注意到我，停住腳，招手把我叫到他跟前，問了我的姓名，隨後拉著我的手把我送回家，就像牽著一頭迷失的羔羊。這對我來說簡直是獎賞，讓我感到十分驕傲，好長時間我都激動萬分地逢人就講，當然是講給願意聽我講的人。我說：「大主教，一位真正的大主教，拉著我的手把我送回家。」出於崇拜之情，我誠心誠意地決定以後要當一名神父，並跟一位骨瘦如柴的小夥伴（他是一位軍官男爵的兒子）一起用舊襯衫和破襪子縫製神職人員的行頭，做彌撒祭袍、披肩和腰帶。好長一段時間，我們秘密地綵排彌撒、堅振禮和洗禮儀式；我演神父，他扮輔祭，我還會用拉丁語背絕大部分的彌撒禱文。這是一個特別的遊戲：我們將柴屋布置成小教堂，搭起祭台，拿祖父用過的一隻髒水杯充當聖杯；我們還從安布魯茨大嬸那裡買來薄餅，當輔祭用刀尖輕敲水杯的邊緣，我舉起盛著葡萄酒的聖杯，毛骨悚然地品著嘴裏的薄餅，體驗《新約》里記述的那個時刻……那並不是一出好遊戲，假如讓大主教知道，他肯定不會再喜歡我。

什麼也沒發生。後來，朋友給了女人三枚六克拉伊卡的硬幣，我們從房間里溜出來，沒有人注意到我們的逃跑，天色已近黃昏。那次歷險抵消了馬伊·卡洛伊小說里令人亢奮不已的色情描寫，以至於很長一段時間內，我對這類地方都失去了興趣，尤其對我那位「闊綽」的朋友感到深深的失望。出發之前，他用小說般的謊言欺騙了我，「在那裡面」，他跟我一樣緊張得牙齒打顫，跟我一樣不知實情。比方說，他告訴我，男人和女人的性接觸跟我們以為的截然不同（其實，我當時什麼都沒有以為read.99csw.com，一切在我的腦子裡都雲里霧裡，所有不體面的東西純屬胡思亂想），最重要的是，男人要用力抱住女人，攥住女人的胳膊，然後咬女人的鼻子。鬼知道這是他從哪裡聽來的。後來，我對他的謊言產生了懷疑，於是我開始瞧不起他，不再樂意搭理他。

我們家有五個房間一字排開，縱三橫二，三個臨街，兩個朝向庭院。除了孩子的房間外，其他房間的面積都很大，通風良好。世紀末的布爾喬亞家庭，尤其是那些家境寬裕的人家，對孩子房間的質量和位置根本就不在意，即便他們溺愛孩子，在孩子的教育和衣著方面從不吝嗇。那時候，人們對「衛生」的看法頗有分歧。當時，「桿菌學說」把許多家庭主婦搞得神經兮兮。我認識一些老婦人，她們染上了潔癖，從早到晚地清掃灰塵，戴著手套在家裡爬上爬下，攥著雞毛撣子追獵「桿菌」。毫無疑問，市民階層的家庭主婦的最大理想，就是能讓漆光的傢具一塵不染。前來串門的教母們在喝咖啡時，會對女友家裡進行現場檢查，如果哪個倒霉蛋家的女傭粗心大意，忘了用抹布擦拭當天落在鋼琴上的灰塵，訪客就會大呼小叫。我母親、兩位用人和「小姐」，一天到晚打掃衛生。早晨用人打掃，「小姐」督查，隨後母親出場，就像閱兵式上的將軍一樣不留情面地嚴格檢查，她用手指在傢具隱秘的縫隙里又摸又抹，整個上午都用來追剿落網的塵埃。當時流行的口號是：無塵是「現代衛生」的先決條件。出於這個目標，很多家庭將孩子的房間粉刷成難看的顏色，狹小得如同儲藏室；鋼琴背後潔凈無比，而浴室里的大多數地方卻很少光顧，不怎麼使用。我家由於孩子太多，所以浴室的利用率相當高，尤其是我父母對於「身體潔凈」的觀念與眾不同，一點也不現代。無論冬季，還是夏季，年輕女傭每天早晚都要給浴室里的鐵爐子生火，「小姐」則為孩子們洗澡；但是根據市井常識，「洗澡太勤對身體有害」，因為孩子們會因洗澡而變軟。在很多地方，浴室被當成堆破爛的庫房，儘管用人們進去洗東西，但也只能蜷縮在成堆的皮箱、晾曬的鞋和衣物以及清潔衣物的用具之間的昏暗角落裡。在我認識的許多人家，浴室里都包裹蒙灰，浴缸只在年底，在除夕時才能恢復一天的本來面目。世紀末的布爾喬亞市民，通常只在生病或娶妻的時候才洗澡。不過家裡還是要有浴室，只是不太使用而已。在我們家昏暗的浴室里，也堆滿了各種各樣的雜物，我母親幾近絕望地努力保持浴巾、浴袍的整潔。儘管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專用挂鉤」，就像劇院里的存衣處，可是浴巾、浴袍、罩衣在浴室里掛得滿天滿地，從來沒有人能搞清楚哪件物品是他用的，哪塊地方屬於他。浴室里永遠凌亂不堪，那裡是氣惱和煩心的溫床。

這棟樓里有兩家「店」：白天，銀行接待往來的客戶；夜裡，樓下那家被稱作「咖啡館」的簡陋巢穴，通過女跑堂和賽豬遊戲掏空那些遊手好閒的市民的錢包。對於底層的喧嘩，樓里人覺得十分自然，寬容地忍受。居民們，包括在道德問題上相當苛刻的家庭，根本不會因為樓下有人在夜深人靜時哐哐哐地跳舞而暴跳如雷。這家「咖啡館」對喜歡在白天喝咖啡、讀報紙的客人們不感興趣，因為它白天根本就不營業。到了傍晚，滾簾才會卷上去，幾張鐵皮桌靠牆擺放。「酒吧」裏面，染過頭髮、穿著入時、體態豐|滿的女人們調蛋黃燒酒，沏俄羅斯茶。（那時候，香檳酒還屬於聞所未聞的奢侈品，即使闊綽的軍官們也很少能享受這樣的揮霍——另外，在我們這座城市，幾乎還沒有「闊綽軍官」這個概念，因為騎兵團駐紮在離我們五十公裡外的相鄰城市，而在我們那裡紮營的炮兵和步兵軍官們則更青睞樸實的喧鬧、蛋黃燒酒和廉價葡萄酒。）光臨這家夜店的客人，主要是牲口販子，趕集商賈，鄉村地主和來自周邊地區、偶爾過一次夜生活的猶太房客。「紳士」只有酩酊大醉時才敢去那兒，這種時候，他們放下機械操控的鐵皮滾簾高歌狂舞，聲音大得能夠吵醒睡熟的鄰里；但是，對如此混亂的喧囂，居民們不可思議地予以容忍。「咖啡館」在樓下開了許多年。警察也不想插手市民的瑣事；在這座四萬人口的城市裡，總共只有十五名警察維持市民們的生活秩序。十五位年老、肥胖的米哈斯納·安德拉什，我從小就認識他們，能夠叫出他們每個人的名字。警察局設在一幢義大利風格、帶有門廊、搖搖欲墜的老房子里，不過大多數房間是空的，只有那些在清晨被警察用帶油布篷的小推車從街頭巷尾收容到一起的鐵杆兒酒鬼們會在那裡一覺睡到酒醒。賣淫，是一項較為優雅、顯然也更昂貴的營生，每個夜晚都在我們樓下的「咖啡館」里進行；有的時候，那裡也發生肉搏戰。有一天夜裡，整棟樓都被女人的尖叫聲驚醒，大人、小孩都穿著睡衣擁到走廊，聚在庭院。我看到樓長正揮著一把掃帚揍一個穿長筒靴、留八字鬍、模樣簡直像吸血鬼的牲口販子，那傢伙用十個手指緊緊掐住一個麥黃色頭髮的咖啡館女招待那副本應該被溫情撫摸的柔軟肉體。那個場面相當恐怖，在黎明寒冷、刺眼的天光下，我恍惚覺得那不是真的，而是舞台上的一幕場景。估計這家夜店付了銀行一筆可觀的租金，所以即便它這麼擾亂公共秩序，缺德地破壞街坊鄰里的安寧，銀行依舊置若罔聞。很久以後，銀行才跟那家夜店的老闆，那個精明狡猾、有商人天賦的吉卜賽頭領中止了合同，而且並非出於「道德理由」，而是因為銀行要用那幾間房子：這個時候，銀行即便少了夜店的這筆收入，也已經能夠從容運轉。

樓長是一位頗有威望、腳蹬獵靴、蓄著捻尖了的八字鬍的匈牙利大管家，模樣正像揚庫·亞諾什在作品里刻畫的那樣。他在州政府工作過，身穿帶穗的制服，腳蹬鋥亮的皮靴，是一個舞台感很強、態度傲慢的匈牙利人；不管給他多少錢，他都不會拿起笤帚。當然，他把家務事交給妻子做，自己則保持一副做派高貴、恪守傳統的紳士形象，掙錢撫養兩個兒子。樓長的兩個兒子小時候都曾是我的玩伴，其中一位機械專業畢業，後來改行當了水手；另一位上高中時，母親將他打扮得優雅得體，當作貴族培養。樓長過著優越的日子，每天都喝白酒，兩個兒子穿體面的衣服，這一切都來自樓長夫人掙的血汗錢，來自看門費、倒垃圾費、洗衣費和熨衣費，因為樓長夫人為整棟樓的鄰居洗衣服，搓衣服，熨衣服。兩個兒子被成功地培養成了有教養的紳士，從學校畢業之後，都在戰爭中陣亡了。從那時起，樓長夫人開始酗酒；後來，這對酒鬼夫婦從樓里被攆了出去。

「安德列大叔」掌管銀行，他為此付出了巨大的精力和熱忱。安德列大叔是一位全國知名的大家族後裔，法學畢業，他跟整個那代人一樣，在「自由職業」中謀求快樂，對州政府或市政府的官職不感興趣。在童年時代，我對貴族階層這種博學睿智的生命階段有過近距離的觀察，我後來發現，當代文學對這段時光及其角色的記憶有誤。安德列大叔滿腔熱忱地投入了對他身心而言全然陌生的銀行生涯，他一絲不苟地恪守營業時間，絲毫讓人聯想不到那類成天打獵、賭博、旅行，並在半夜三更打牌時接過卡西諾賭友欠賬單的外地銀行職員。生活總在發生著變化。沒有人把安德列大叔看作經濟學家，但是他在銀行里謄寫賬目的時間遠遠超過打獵、打牌的時間。他也讀一些書，偶爾外出旅行，他的生活很有節制，也許他這輩子對印戒的保管熱忱遠遠勝過了貴族徽章。銀行蹣跚起步，自行發展，一切都水到渠成；安德列大叔只需留心職員們是否在每筆貸款業務上都恪守了「銀行規定」。我覺得，要想如實描述這位外地儲蓄所經理，並不是一樁容易的事，有可能費力不討好。他經常將鈔票像在合同上蓋章一樣地貼到吉卜賽人的腦門上，並憂喜參半地投票同意向浪蕩小子諾斯蒂——「我可愛的小傢伙」借款。在沙羅什和澤普林州，或許還能找到這樣的人物，但在我們的城市裡，在這個中規中矩的城市裡，他這樣的人物很難存留。安德列大叔，這位「銀行經理」，每天早晨都分秒不差地趕到單位，戴上套袖，一直謄寫到夜幕降臨。首都一家實力很強的金融機構為銀行貸款，佩斯的經理們都是傲慢、年長的猶太人，他們每年都下來檢查安德列大叔的業務工作；那些年長的猶太人喜歡打獵，習慣以「你」相稱，愛耍紳士派頭，有時候我們對他們的古怪習慣感到好笑。實際上，安德列大叔在銀行經理寫字檯前所做的事情，跟他的老父親在州里和莊園內所做的沒什麼兩樣：他父親需要留心的是，農民們是否按時完成了他們的交租義務。從前，農民要碾磨稻穀或交一半的收成，相當於現在付貸款利息，只是形式不同而已。

在大主教府邸的後院有一間小屋，教會的報紙就是在那裡編輯的。城裡總共有四份日報，大主教的報紙和兩份勞動黨宣傳物均用匈牙利語印刷，第四份是一份歷史悠久、傳播更廣泛的德文報紙。報社是靠黨費存活，編輯換得像走馬燈。在當時，大多數的外地編輯都是浪漫主義騎士，浪跡天涯的臨時工，他們頻繁更換城市，更換報社，當地咖啡館的大堂主管為他們的離去感到惋惜。外地的編輯們都崇尚文學，在咖啡館里，不打牌的時候，他們會在大理石的桌面上堆滿「最現代作家」的作品。他們周遊全國，就像首席歌劇女演員；他們的薪水少得可憐，必須掙外快才能維持生計，靠牌桌上的運氣，或給當地團體做媒體宣傳。在當時，媒體既有威望，又有權勢。在靠碼字謀生的窮小子們當中，有一位本地編輯極具優勢，那是一個十分自負、渾身贅肉的胖子，一天到晚氣喘吁吁地在城裡東奔西走，領結鬆鬆地系在臘肉般的雙下巴下。他總是「公務」繁忙，每隔一段時間就去一趟布達佩斯，回來后煞有介事地跟熟人透露，他在那裡跟「最高層人士」商討國家大事……市民階層害怕媒體。企業商人、銀行經理和城裡的公務員都在人前虛張聲勢地競相炫耀自己與媒體的良好關係，他們實際非常害怕公眾監督。「編輯先生」始終是一位注重精神境界的人，他崇拜阿迪和現代詩人，但是與此同時，他經常造訪外地儲蓄所的經理辦公室，在那裡當然不會討論文學和詩歌，而是為了別的事情爭執。人們由於害怕媒體人，所以通常收買他們。當我們家人後來聽說到這些時，我已在佩斯的報業圈混了好久，他們覺得我是個落魄之人，好像我是個剪草坪的或是屠夫。當時，記者在外地還不屬於市民社會，人們跟他們打招呼，但不請他們吃午飯。若論社會等級，記者只比地方劇社的名伶靠前一點。記者的社會和經濟狀況只在後來這些年有所好轉，受到尊重。

我母親偏愛「德國現代作家」。除了赫爾佐克和弗萊塔格之外，她還愛讀斯特拉茨、翁普提達和幾位德國幽默作家的作品。我對那些書說不出什麼所以然，因為在小時候，當我能夠打開父母書櫥的時候，我就已對那些書產生了本能的厭惡，一本我都讀不進去。奇怪的是，書櫥里居然還有一本《莉莉·布朗：社會主義回憶錄》。我了解母親的讀書口味，她不會在書櫥里收藏瑪莉特、科爾茨—馬勒之流的書。的確，像赫爾佐克和弗萊塔格，且不說他們的自身情感和愛國情愫，他們跟德克波拉克和維吉·鮑莫克一樣是真正的作家。要知道，如今在市民家庭卧室的床頭柜上，堆滿了德克波拉克和鮑莫克的流行小說。那個時候，人們從來不買詩集。詩歌，意味著令人不悅的記憶，來自校園的夢魘，「死記硬背」和書窗苦讀。在上世紀初的市民家庭里，將「大詩人」的金口玉言和不朽詩行抄到「摘抄簿」里的可愛而幼稚的風俗，就跟繡花、彈豎琴、在絲綢上繪畫一樣是大家閨秀「精神生活」的見證之一，但在世紀末就已經不再時髦。我直到現在都不理解，像克洛普斯托克寫的《彌賽亞》那種無聊至極的打油詩，怎麼會混進母親的藏書……在母親的書櫥里，匈牙利語書很少，她最喜歡的匈牙利語作品是威爾納·久拉的小說《貝斯特茨的弟子們》；她也要求我讀那本書，催得不依不饒，直到我硬著頭皮開始啃。我記得，那是一本情感小說，不管怎麼講，要比同時代女作家的小說更引人入勝，更觸動心扉，更含蓄內斂。我在書櫥里還發現了一本卡琳·麥克里斯的書（我記得，書名是《烏拉·方格爾》），在大部頭的書里夾有幾卷《威爾哈根與克拉辛斯月刊》。世界上有上百萬的市民閱讀諸如《大陸與海洋》、《家庭主婦》、《家庭》、《霍夫》、《花園》等德國家庭雜誌，匈牙利家庭也津津有味地翻閱那些在柔軟紙張上印滿了食譜、生活小常識和相關主題的短篇小說與詩歌的雜誌。當然，「新時代」需要這些精神食糧。與《大陸與海洋》相比，樸實、細膩的匈牙利家庭雜誌可能具有更高的「文學性」，不管怎麼講，不像德國同行那樣對文學趣味的破壞是如此之大。

廚娘們到了更年期或變成酒鬼后，有時會隨手抄起菜刀跟性格暴烈的年輕女傭打成一團；通常來講，很少有女傭能在一個地方待到一年以上。除了女傭之外，家裡還經常有洗衣婦、熨衣婦和裁縫出入，這些外圍的女工通常打扮成小婦人模樣，對那些情竇初開、躁亢不安的男孩子有著致命的誘惑力。許多市民家庭都期望能僱到來自鄉村的年輕女傭，幫助少爺們度過難挨的青春期，為他們提供身體上的私密服務。我經常聽到有的父母滿意地說，終於為青春期的兒子找到了一位漂亮的年輕女僕，因為這些姑娘畢竟比男孩們為解決生理性的首要需求常去找的那些女人要「健康一些」。女傭如果懷上少爺的孩子，會立即被趕出家門。有錢的祖父會帶著某種輕浮、欣悅的自豪感，代乳臭未乾的孩子父親支付每月八到十福林的撫養費。這個早已約定俗成。

「報社」大多是與印刷廠毗鄰的昏暗小屋，既是倉庫和出版社總部，也是紙張銷售點；廢紙酸腐、沉滯的氣味和印刷油墨，以及令人窒息的鉛粉塵霧混在一起。「主編」叼著雪茄坐在出版社總部的辦公桌后，腦子裡盤算著執政黨的贊助或如何爭取到利潤不菲的國家印刷業務；編輯將佩斯的電話號碼貼在隔壁的寫字檯上；透過玻璃門可以聽到印刷機器的轟鳴聲和貼報紙女孩們的歌唱聲。那是一個具有魔力的地方，誰去那裡都會被感染。隔壁是製版車間，櫥櫃里的字架上擺著蒙塵的鉛字。在學生時代，有一次我悄悄溜進一家熟人開的印刷廠製版車間偷看人家工作，老巴奈科維奇負責為當地最大的一家報紙排版。有一天他跟我說：「還缺個頭條，年輕人；讓他趕緊寫點什麼。」我去了編輯室，可屋子裡沒人（編輯在什麼地方打牌呢），我坐到一張桌子旁，想出幾句奇言怪語，開始咬著筆桿寫了篇文章，抨擊腐敗、專斷的城市管理。巴奈科維奇讀了文章，大為讚賞，立即開始動手排版。我興奮地在城裡轉了一整天，感覺在我身上發生了什麼不可救藥的事。那年我十四歲。

在這座城中，兩層的樓房僅有十來棟：除了我們家住的那棟和國防軍的兩座營房之外，還有幾幢公共建築。稍後修建的武裝部隊司令部官邸也是兩層，樓里安裝了吊式電梯。我們家住的那棟樓位於中央大街的馬路邊，那是一座名副其實的大都市建築，地地道道的公寓樓，外牆高大，門道幽深，台階寬敞（樓道里刮著穿堂風，上午總有一些趕集者在樓梯上歇腳，他們穿著綉有圖案的毛呢外套，頭戴綿羊皮帽，聚在那裡吃臘肉、抽煙斗、隨地吐痰），每層樓都有十二扇窗戶一字排開，朝向街道。我們家住一層。每套公寓都有一個狹小的陽台，夏季未至，鄰居們就在陽台的鐵欄杆上懸挂填滿花土、種有天竺葵的長方木匣。（「讓你的城市更美麗！」這是當時流行的一句口號，人們為了普及這個高尚的理念還成立了協會，即「城市美化聯合會」。）那棟樓設計得漂亮、氣派，是這座城中第一幢名副其實的「摩登」建築，牆體是用粗糙的紅磚壘砌而成，建築師在窗框外貼滿了花里胡哨的石膏裝飾。朝新建的公寓樓上貼所能貼的一切，這是世紀末建築師們的共同心愿。

每個星期一，都會有一個渾身酒氣的駝背男人來我們家，背上扛著一隻皮袋子，袋子里裝著《托爾納環球報》、《新時光》、《威爾哈根與克拉辛斯月刊》等國內外文學報刊，應有盡有。「在這兒，他在這兒……」他嘴裏哼著歌曲跨上台階，既興奮，又痛苦，彷彿《家庭主婦》的到來是一樁意義非同小可的大事。我們心情激動地等待著。他給我們的鄉下生活帶來了「文學」和「文化」。我有二十年沒再見到這位送報人。二十年後，我有一次進城時與他偶然相遇，我的童年記憶也被突然喚醒，他在街上叫住我，用熟悉的眼神打量我，然後用手捂著嘴巴跟我親熱地耳語說：「我在城裡傳送了三十年的文化；您知道，結果怎樣？我九-九-藏-書掉進了臭水溝。」他無奈地揮了下手，隨後把我丟在街角。經過追問，我得知這個可悲的消息是真的；由於喝多了，他背著「文化」一頭栽進了臭水溝，差一點被淹死。這是一個粗鄙的念頭，但我還是覺得，一個市民文化的熱心傳播者，也不會有什麼其他的宿命。

透過我們家餐廳的窗戶，可以看到方石鋪地的寬闊廣場，每天早上，運貨夫和趕集者都聚集在那裡，組成一幅色彩炫目的圖畫，就像是亞洲的某個集市。在廣場一角，在我們家窗下，每天中午都人聲嘈雜，不是伴隨著送葬隊伍的《亡人彌撒曲》，就是軍人葬禮上銅管樂隊吹的《葬禮進行曲》。對於城裡的亡人，送葬者和神職人員只送到這兒，在這裏祭奠靈柩，隨後神父、火炬手和送葬者坐進酒館，幾匹全套殯儀披掛的黑鬃馬從那裡繼續拉著殯儀車，以更快的速度朝墓地駛去。在我年少的十幾年裡，幾乎每天下午兩點整，當女傭端來午茶，窗下就會響起《葬禮進行曲》，都能聽到神父用拉丁語唱詩的聲音和軍樂隊嘹亮震耳的哀樂聲——幾乎每天中午，惶惑和悲痛都會絞痛我的心。我所感到的這種惶惑，其實並非源於莫名、殘酷的死亡秘密，而是母親僵化的教育原則，她有一次——也是永遠地——禁止我們離開餐桌去看各種各樣不知來歷的陌生死者。如果是為軍人送葬，半小時后管樂聲會再次奏起，不過這時演奏的是歡快、跳躍的曲調，以此宣布「生命已經超越死亡的捷報」（有位教廷教師這樣向我解釋軍樂隊從墓地歸來后的歡樂情緒）。有一段時間，軍人葬禮隆重的送行儀式也誘導了許多步兵抑鬱自殺；多愁善感的農村大兵在他們的遺書里坦言，他們羡慕那些享受隆重葬禮待遇的同村夥伴，他們也不能膽小地苟活，所以要追隨他們的好戰友去死，並請求家人、熟人和哥們兒不要嫌累，一定要跟著管樂隊一起將他們送到墓地。有一陣子，自殺像瘟疫一樣在大兵中傳播，他們競相用執勤的步槍飲彈自盡，為了能讓自己村裡的父老鄉親看到有樂隊伴奏的盛大遊行，軍樂隊會陪未婚妻一直抵達墓地。後來，軍隊部門禁止給自殺的大兵舉行有軍樂隊送行的隆重葬禮。瘟疫這才漸漸過去，大兵們要琢磨一下，值不值得為一個沒有音樂的葬禮去死。

在大廣場邊的一幢平房裡，有一家名為「黃金夢」的小酒館專門販賣味道很酸的赫爾梅茨葡萄酒，那裡整日擠滿了運貨夫。這個地方曾是我童年時代的樂園。直到中午，拉茨家的廚房都在燒飯，一群頭戴綿羊皮帽、韃靼人長相的傢伙站在趕集馬車旁，他們披著羊皮大氅，手攥馬鞭，帶著堅如磐石的尊嚴和耐心；在趕大集時，來自奧巴烏伊、伯爾索德、澤普蘭和格莫爾郡的運貨夫拉來了季節性的緊俏貨，腳蹬高筒靴、頭戴圓禮帽、身穿皮坎肩的斯洛伐克馬車夫則兜售木材、松乳菇、干乳酪、羊乳酪、甜乳酪和填在羊肚裏的乳酪球。在這個廣場上，巡迴馬戲團支起帳篷。這裏還搭建起全城第一座電影院，用自己開發的發電機供電，放映在各個城市間輪流放映的、可憐巴巴的幾部片子。「薩拉蒙國王舉起了右手！」在電影院觀眾席上的一個漆黑角落，配音者大聲旁白，這時候，在劇烈抖動的畫面上出現了一個正在活動手臂的模糊人影。那時候看電影，人們並不太注意影星、導演和布景；當然，那時的觀眾也沒見過多大的世面，他們瞠目結舌、屏息靜氣地看著屏幕上的人活了起來。這個四方形的大廣場上，每時每刻都展現著激動人心的熱鬧景象。演雜耍的、走繩索的、變魔術的巡迴劇團在這裏安營紮寨，跑馬的、展覽全景畫的也在這裏支起帳篷，在這裏可以看到「胚胎髮育」和「真人大小、躺在床上痛苦不堪、奄奄一息的列奧十二世教皇」——那尊垂死教皇的恐怖蠟像很長時間都在我的噩夢裡揮之不去。我在這裏第一次看到動物園，它給我留下了極深的印象。我第一次看到囚禁籠中的生靈，那幅場景刺傷了我的正義感，我們樓里的孩子們共同掀起了一場「解放動物」運動。在這個廣場上，我第一次看到群毆，至少看到了一觸即發的群毆序幕：在一個星期日的下午，建築工人們跟剋扣他們工資的工頭打了起來，警察趕來營救那個狼狽不堪、穿大衣的傢伙，廣場上越聚越多的工人轉而跟警察發生了衝突，穿鄉下花裙、戴粗布頭巾的村婦和披著羊皮襖的農夫也卷了進去，在廣場的一角很快演變成流血事件，彎刀和匕首寒光閃閃，已經誰都不知道自己在跟誰打，為什麼打，彷彿某種原始的憤怒毫無因由地驟然爆發……我們從家裡的陽台上俯瞰了這場最後以憲兵隊登場告終的特殊「革命」；憲兵的頭盔上雞翎飄舞，他們戴著白色手套，肩扛長槍，腰佩長刀，精神抖擻、節奏統一、步伐矯健地列隊而來，在他們展開進攻的陣勢之前，廣場上已經空無一人。我記得那是一個下午，情景異常恐怖，人們相互並不很理解，只是彼此發泄長期以來掩藏在某個角落的可怕的憤怒。透過我們家漂亮居室的窗戶，我能看到這所有的一切，包括大廣場上的有趣場景。我想，就在那天下午，我看到了世界的某個「真面目」。

這就是我們居住的這棟樓和這套公寓。飯廳的窗戶朝向一家大飯店，那是全國最大的豪華飯店，弗朗茨·約瑟夫皇帝兼國王也曾在那裡下榻，並且用過一次午膳。當時，在這附近舉辦了一次大規模的軍事演習。我們家飯廳的窗戶正對著飯店一層「國王套房」的窗戶。有一次，我弟弟得了猩紅熱，我們也在那套非同尋常的客房裡住過，但是由於緊張和興奮，我整整一夜沒有睡著。承租這家飯店的是一位棕紅頭髮的酒館老闆，那次「國王駕臨」，他膽大包天，居然向管理部門遞上一張天價的賬單；尤其是陪同弗朗茨·約瑟夫陛下的司儀官大光其火，對嗜錢如命的酒館老闆大加斥責，說他給全城人帶來了恥辱。飯店餐廳通向一座高大的禮堂，那裡經常舉辦音樂會、朗讀會和全州慶典晚會，以及當地舞蹈學校「舞會綵排」之類充滿科隆香水氣味、帶著晦澀和困惑記憶的兒童娛樂活動。飯店樓上有一間小活動廳，專門用來教城裡年輕人跳舞和禮儀。年長的舞蹈教師有一位氣質格外高雅的助手，T先生，他從頭到腳都灑了某種桂皮味香水；也許是香味太濃了，濃得讓人反感，讓我怕他，以至於我拒絕接受他的意見，永遠沒能學會跳舞。活動廳里點的是煤氣燈，伴著永遠沉悶的鋼琴聲，小舞|女們翩然起舞，當時流行「波士頓舞」，我們還特別學習了波爾卡舞，比如蒂沃利的蘭德勒舞。「有幾種動作，一輩子都用得著！」跛足的舞蹈教師K先生對那些怏怏不樂的左撇子女學員說。他穿著晨禮服在「出身於良好家庭、心性孤高的孩子們」中間快速跳躍，清晰地演示那些「一輩子都用得著」的動作要領。K先生的那個原創動作永久地刻在了我的記憶中：男舞者從背後走近女方，舞步讓人聯想到公羊的跳躍，時而從右，時而從左，踏著四三拍的節奏不時向前探身去看女伴溫柔、羞澀、充滿期待的笑臉。胭脂膏味、孩子的頭髮味、年輕軀體的汗味、永遠漏氣的煤氣燈味跟T先生桂皮型的香水味混合到一起，使廳里到處瀰漫著永不會褪色的興奮記憶，這是孩子們的愛的味道，直到今天，無論我在哪裡，只要聽到四三拍的波爾卡舞曲，就能嗅到這股味道。

不過，正是由於那家銀行——「我們的銀行」在一樓昏暗的房間里辦得紅紅火火，我們未能嗅到戰爭的硝煙。銀行的客戶們扛著褡褳坐在樓道里歇腳，耐心地排隊。他們當中大部分是來自州里北部郡縣的貧困農民，那裡的收成總是很糟糕，有幾英畝地的人就已經算是中產地主；由於那裡的土質貧瘠，草場荒蕪，即使擁有五百英畝的地產，也稱不上是莊園主。住在那個地區的斯洛伐克人大多不會講匈牙利語，用人們也只會說一種圖特語和匈牙利語混雜的特殊方言：在當地的鄉紳圈裡，人們雖然將匈牙利語作為正式的社交語言，但在家裡，在家人之間，就連移居到那兒的匈牙利人都更習慣講帶齊普塞爾口音的德語。他們並非刻意如此。他們是有都市人氣質的匈牙利人，但也習慣了穿拖鞋和長袖襯衫，晚飯後連老爺們也用德語聊天。在我的童年時代，最自豪、最光彩、最榮耀的記憶就是：在我們住的樓里有一家銀行，那是一家有收銀員和現鈔的真正銀行，人們只需去那兒在紙上籤幾個字，就能立即得到錢。那個時候，銀行業務對我來說就這麼簡單，無神秘可言。農民們一大早就扛著褡褳排隊等著，褡褳里包著臘肉、帕林卡酒和公證員給他們開的地產證明文件。每天中午十二點，銀行都會進行一次「審核」，董事會成員、兩位老神父、銀行經理和法律顧問聚在一起開一個簡短的「工作會議」，對一百、兩百克羅那的貸款進行投票表決，開單入賬，客戶下午就可以領走貸款。當時，錢多得讓全世界驚嘆，就連我們住的小城裡也多得泛濫。除銀行之外，還有個人信貸，退役的騎兵隊長兼收銀員有時出於「好心」和「俠義」，還會替客戶代付欠賬。貸款期限到了之後，農民們要麼能還，要麼不能；如果不能還款，就得拍賣十英畝地中的五英畝，由銀行收購。那是一樁簡單得不能再簡單的生意，自然得就像世間萬物，有因有果，平靜無瀾。銀行里有許多錢，可以四處播撒。我們這些住在樓里的孩子們，都為這家和善、友好的銀行感到由衷地自豪。大人們的金錢秘密，就像其他的那些生活奧秘一樣令孩子們興奮。我們清楚地知道，在我們樓里，在又笨又厚的保險柜里藏著大人們最常談論的至尊之物。我們看到掛在前來借錢者臉上的謙卑，聽到他們喋喋不休的哀嘆和抱怨，還有他們對所有人低聲下氣地說「吻您的手」；他們不僅對銀行的股東們，即使對僕從們也這般畢恭畢敬。樓里有一家銀行，這家銀行不僅慈善，而且歸屬於一個大家庭，這對樓里的孩子們來說是多麼大的安慰與自豪啊！我們覺得，只要住在這棟樓里，只要與這家銀行為鄰，誰都不會遇到太大的麻煩。我認為父母們也都這麼想。這棟樓屬於這家銀行，好心的銀行允許樓里拮据的房客遲付房租，甚至還提供小筆貸款。我們有一種錯覺，覺得銀行的錢里有一小部分也屬於這棟樓里的人家；那是一個仁慈、友善、可以信賴的世界，住戶們去銀行借錢，就像去找一家之主或一位富有的親戚，銀行會借給他們錢，想來誰會為了躲債而從這棟樓里逃走呢？孩子們天生就有了錢的概念。我們覺得，我們這些在銀行的影子里降生並在它的庇護下長大的人非常幸運，就像定居在豐腴大地的古老源頭，只要我們守著這家友好、善良的小銀行居住，即使以後，我們都永遠不會在生活中遇到任何麻煩。這個並不很高尚的古怪感覺一直伴隨我到學生時代，甚至伴隨我到在國外流浪的蹉跎歲月；即便那家銀行早已倒閉，但還是能在金錢問題上給我提供某種安慰和安全感，似乎我想跟金錢維持一種初始而直接的童年關係，而事實上，那些錢從來就不可能屬於我和我童年時代的小夥伴們，想來這真是殘酷無情。

用人們睡在廚房裡。不管家裡的房子有多寬敞，畢竟不同於鄉下那種少說也會有十幾個房間的老式家宅。廚娘和女僕都睡在廚房，她們從早到晚都在那裡做飯洗碗。清晨，她們在廚房的水龍頭前洗漱，刷鍋水和髒水全都流進下水道。因此，在絕大多數市民家庭的廚房內，無論白天怎麼通風，多少都會散發些臭味。儘管廚房裡腌臢不堪，但是誰都不會抱怨，既然社會做出了這樣的安排。老爺們住在五間、八間或十間屋裡，房間內有鋼琴、青銅擺件、蕾絲窗帘，立櫥里擺滿了書籍、銀器和瓷器，所有的一切都熠熠閃光，一塵不染，女傭們從早到晚在房間里擦拭，用雞毛撣子驅趕「細菌」，乾淨的桌子上鋪著桌布，端上的飯菜色香味美，簡直稱得上是藝術品——但是，用人們一輩子都只能在廚房的蒸汽中遭煙熏火烤，衰老萎縮，她們身上的汗味兒跟稍後擺到「老爺家」餐桌上食物的熱氣和香味混在了一起。這個情況沒有人過問。女傭們的「社會地位」在世紀初逐漸市民化了的匈牙利家庭里格外特殊。她們並不屬於「無產階級」——在當時，這個詞只限於在黨部內使用——女傭們不是「有自我意識的產業工人」，她們對世界局勢所知甚少。她們只是用人而已。她們掙的錢極少，比任何一名產業工人掙的都少，地位也更卑微；她們受到的壓榨要比臨時工更甚，只要稍加頂嘴，就會被開掉；即使她們在一個地方工作了二十年，也能被主人提前兩周通知而遭到解聘。不過，她們「什麼都有」，正如中產階級家庭的主婦們常說的那樣，她們「有吃有住」，還想要什麼？她們的住處是一隻擺在廚房內帶抽屜的木箱，箱子里裝著紅色或條紋圖案的「用人床具」——夜裡，她們打開箱蓋，拽出下面的抽屜，女傭們就睡在抽屜里——營養質量因家庭而異，不過在迦南戰役之前，大多數匈牙利家庭給女傭的飲食相當豐盛，她們可以吃盤子里剩下的、被允許吃的肉塊，每天有定量的麵包、牛奶和咖啡，並且配給限量的糖塊。大多數家庭的「儲藏間」都上著鎖。用人一旦被開除，女主人會在最後一刻檢查被掃地出門者的行李，並毫不含糊地予以搜身，她們仔細翻查用人打在包裹里的物品，看看有沒有浴巾或銀勺，因為俗話說，「所有的用人都是小偷」。即便「下崗者」已在這個家庭侍奉了幾十年，平時連一根針都沒有丟過，即便女主人頗有良心，但也會例行公事地進行這種搜身。對於這種侮辱人的搜身，用人們自己也不抗議，她們覺得這很自然。當女主人懷疑「雇來的敵人」有偷竊嫌疑，她們的判斷也大多正確——用人們喜歡偷東西，她們主要偷手帕、絲|襪和毛巾。「雇來的敵人」會惹出無數的麻煩。我的童年時代充滿了關於女傭悲劇的記憶。廚娘們一般都喜歡喝酒，尤其喜歡喝朗姆酒，她們以不可思議的方式想在酒精的微醺中忘掉自己的現實處境，「她們擁有一切生活所需之物」，首先有吃有住。年輕的女傭愛追男人，經常追得五迷三道，她們難以讓人信任，尤其是以「放浪不羈」出名的斯洛伐克女傭。用人在家庭里的地位始終很低下，但是在過去，她們多少也算作家庭成員。她們為老爺、太太們服務，沒日沒夜地幹活兒，掙錢很少，甚至根本不掙，不過，她們確實被視作家人，老了也能夠得到贍養。過去的老爺們雖然威脅並懲罰用人，扇她們的耳光，掌握她們的生死大權，但會讓她們住在門房養老。她們一旦被允許結婚（當然，這種事需要費一些周折），有可能跟丈夫一起被家庭接納。總而言之，她們被視為家庭中一位地位卑微的遠親。但是在市民家庭里，用人不是家庭成員。主人對用人態度惡劣，對她們缺少社會責任感。女傭一旦老了，喪失了勞動能力，通常會不由分說地被辭掉，僅僅由於她們「讓人厭煩」。

在這個變化了的世界里，市民家庭的女主人抱怨用人是「白眼狼」，根本用不著大驚小怪。想來，無論女傭做得多好，她們都不再「依附」于女主人，不再跟「給她們一口飯吃」的家庭生死與共，因為她們一旦年老體衰，一旦因為什麼事情惹惱了主人，馬上就可能被踢出家門。無論主人用怎樣和藹的語調跟她們講話，「雇來的敵人」都心懷疑慮，不相信自己能在市民家庭里待長久。她們嗜酒，追男人，偷方糖和毛巾，通過各種蠢事給女主人留下了惡劣印象，逐漸形成了公眾觀念中的「女傭族」。人們對女傭以「你」相稱，年輕的女傭吻男主人的手，但這一切只不過是對美好、和睦、傳統的等級世界的紀念，人們已喪失了那個世界相對人性的、「保護人」式的責任感。恐怕只有在千分之一的市民家庭里，能有勞碌了一輩子的老女傭。我們家的用人也經常更換，陌生人的面孔如同走馬燈。廚房裡住了兩位用人，一位是年齡較大的胖廚娘，一位是歸廚娘管的年輕女傭。家庭教師睡在廚房隔壁的小屋裡，她們大多是來自摩拉維亞地區或西里西亞的「女士」，她們教孩子們學德語單詞。當然，這些女士也做一些家務，打掃自己的卧室，整理孩子的房間，熨燙衣物，縫縫補補，但她們很留意自己與用人之間的社會區別，儘管她們大多也是農民出身。中午和晚上，她們跟全家人一起用餐，但並不參与家人的聊天；飯桌上，她們只能用皺眉和無聲的手勢提醒我們，因為我母親不喜歡她們在有我父親在場時開口講話。

過了一會兒，底層有一個房間的門被吱呀推開，一個女人出現在門口，她可能已經透過窗帘的縫隙窺視我們好久了，她微笑著招呼我們進她的房間。朋友走在前頭，我幾近暈厥、渾身冒汗、不由自主地緊隨其後。女人講的是帶斯拉夫口音的匈牙利語，但別的我什麼都想不起來了，甚至記不得她是不是年輕，是胖是瘦，金髮還是黑髮。房間里有一張布滿污漬的長沙發，估計她剛剛起床，因為床鋪上面還凌亂不堪，冒著身體的熱氣。鐵皮盥洗池歪斜不穩地靠在牆邊，牆皮剝落；在盥洗池的上方，貼著一張用圖釘固定、字母是印刷體的《衛生忠告》。我認真地閱讀起來，與其說是感興趣，不如說是出於尷尬和局促。「用簡便的方法就可避免感染」——這是政府部門頒布的《衛生忠告》里的第一句話。床前扔著幾雙男式皮靴。我們在床沿上坐了一會兒，朋友努力表現得輕鬆自如，漫不經心，其實他心裏也很害怕；女人跟我們要了一支香煙，她坐到床沿，坐在我倆之間，微笑地望著我們倆，一聲不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