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她也走了，她並不想走，是「提前離世」的，很可能是去了哈迪斯，她在那裡會跟親戚們爭吵幾十年……不過，吉澤拉跟河流管理員一起幸福地生活了很久。瑪麗婭大院里的人總是說，吉澤拉是幸運的寵兒。

我父親有著德國的姓氏，他的老家位於現在的薩克森州。有史料證明，家族的祖先曾為薩克森選帝侯效力，在國家鑄幣廠工作，幾百年來世代鍛造薩克森銅幣；他們都是鑄幣工匠。後來，他們受雇於哈布斯堡王朝，在很短時間里富裕起來。我的曾祖父搬到了巴奇卡，哈布斯堡王朝將他們信任的外族人遷居到那兒，特別是托倫塔爾和巴奇—博德羅格州。他出任國庫顧問，是一位富豪，是王室財產負責人。他住在松博爾市，去世后也葬在那裡，安息在松博爾大教堂的地宮內。訃告中說：「祖國的不幸處境加重了他的腸道疾病，最終奪去了他的生命。」訃告里出現了匈牙利語；他死於1849年，在大革命期間，這位哈布斯堡王朝的老臣始終堅定不移地站在匈牙利人一邊。有一段時間，他的兒子們不能使用家族古老的德國姓氏。曾祖父的遺產在人們的手中揮霍殆盡；巴奇卡的那一支很快敗落消亡。留下來的一支居住在馬拉穆列什，在礦區任職，當小公務員，他們是我的直系祖先。

外祖父留給我的遺物很少，總共只有一張老照片和一隻啤酒杯。啤酒杯上燙印了一幅外祖父的肖像。啤酒杯和照片上的外祖父是一位蓄著絡腮鬍鬚、額頭很高、臉龐虛胖的漢子，他的嘴長得很敏感，肥厚的下唇向下撇著。他身穿一件盤扣式的匈牙利民族上裝正襟端坐，下身卻穿著西褲和短靴。他性格樂觀，整日忙碌，結過兩次婚，總共生了六個孩子。他掙錢很多，但是從來沒有學過財會，兜兒里揣著賬本和支票，四十七歲去世時，留下一屁股債務和一大筆亂賬。但是在外祖父的老宅里，大家活得非常開心。家裡住了一大群人，夥計和學徒們也住在那兒，午餐的時候，經常二十來人圍坐在餐桌旁。

那個名叫耶諾的男孩，是我母親最年長的哥哥，他一心想當音樂家，但是只加入了軍樂隊，由於失意，他在普拉服役期間飲彈自殺。他的音樂愛好猶如咒語，始終困擾著這個家族。大多數家庭成員都秉承了先人的藝術天賦。一個女孩繪畫，另一個唱歌。我母親同樣有藝術才華，走火入魔地迷戀音樂。她的另一位姐姐遠嫁維也納，將音樂天才傳給了她的孩子們，那位姐姐有六個女兒，其中有一位至今仍是世界知名的舞蹈家；其他人不是靠著音樂謀生，就是為了音樂活著，有的作曲，有的教學，有的演奏。音樂是生活的頂級元素，人們逃遁其中，音樂強迫我們和後代們追隨它步入高尚的帝國，聽從內心的意願。在童年時代，我聽過並且學過音樂，曾想當一名職業音樂家。或許正因如此，我才聽音不準。小時候我聽音樂聽膩了，以至於長大后我下意識地逃離了音樂帝國，儘管有的時候我對自己失去的東西惋惜不舍，但是出於羞惱和焦慮，我依舊遠離了各種音樂。有一次在巴黎，我偶然聽了一場交響音樂會；當音樂響起，我感到一股荒誕可笑、無法排解的煩躁不安，最終我不得不中途退場……我始終不能理解那位由於未能當上音樂家而開槍自殺的耶諾舅舅。在我看來，音樂是一種懲罰，指法訓練時，每當我用錯誤的指法敲擊琴鍵，母親就攥著一根藤鞭坐在我身邊敲我的指甲。直到今天，我一聽到音樂——畢竟我還是想聽，就像一個想家的流亡者——就會在心裏自說自話：你看啊，其實並不那麼疼。

他的思辨能力——某種非凡的內心公正、不可收買的判決勇氣和遊刃有餘的從容應變——激發了學生們和同時代人的「天才」想象。無論在他的日常工作、精神氣質，還是言行舉止中，都能讓人感到一股獨一無二、充滿個性、無法形容的力量；他出奇制勝的表述與闡釋，無不帶著「天才」的個性色彩。他是特立獨行的導師，不大理會弟子們的狂熱，痛恨死記硬背，主考時對於聰穎的孩子從不刁難，即使對方不能對答如流地回答提問，他也總是高抬貴手……他拖著巨大的身軀吃力地走上講台，倚在講桌上的樣子，看上去像是躺在上面；他帶著從容自若、堅不可摧的平靜。有的時候，他在課堂上一言不發地聽誠惶誠恐、滿頭大汗的法學生的陳述。「雖然跑題了，但我看得出來，你有天賦。」有時他會這樣輕描淡寫地說。經他主考的匈牙利法學生數以千計，只要誰一旦體會到他與眾不同的思維邏輯，就很難再擺脫掉他的影響。沒有人知道某一個話題會在哪裡轉折，會到哪裡結束。表述的方式與方向，只掌握在他的手中：他複雜、稠密的語句（有一位學生形容他的語句「像中風、割脈一樣緊迫」），出人意料的措辭，突如其來的想象，難以理解的比喻，豐富而嚴謹的語言洪流，神秘的「個性」。哪怕是連詞的使用都泄露了其「作家」身份。他總愛使用冷僻的詞彙表達看法，所以說他是「天才的怪人」情有可原！就他所選擇的領域而言，他不僅是專家，而且是創造者和發現者。在他之前，沒有人研究民事法；在他之後，似乎沒有必要對他的陳述進行大修大改：凡是讀過他著作的人，都有這個感覺。

羅莎是一位嚴肅的母親，痛苦地生活在這個反叛的藝術家世界。她總是奔走在廚房和住房之間，片刻不停地用淺色的卡爾斯巴德小鍋煮咖啡，往麵包片上抹黃油，因為總有某個女兒下課回家或要去上課。她總在收拾家裡攤得滿天滿地、無法下腳的東西，六個女兒只專註于音樂和愛情。毫無疑問，她用自己的方式投身到馬不停蹄、疾風暴雨般的創作之中，生了七個孩子。她認為丈夫的那些畫作和劇本毫無價值，沒有哪個藝術收藏家樂意花錢買他的畫。羅莎惱火地收拾家人亂扔的東西、錢和衣裳，還有丈夫用光了的顏料管、用禿了的油畫筆，收拾所有的垃圾……在這個音樂四起、喧囂震耳、忘我創作的家庭里，羅莎是保護神、組織者和收藏者，是這個家庭卑微、憂慮的塵世良心。該吃晚飯了，一家人從忘我的音樂中醒來，目光重新投向凡塵；羅莎和瑪麗出現在門口，將擺放了黃油麵包、淡咖啡和冷肉片的盤子放到道具桌上，像是一曲悲劇大合唱，她倆開始議論外面的小道消息。他們就這樣活著；如果他們還沒有死，現在也會這樣活著。

她介紹我認識的第一位活躍于文壇的作家是鮑里尼·貝拉。鮑里尼是一位出色的諷刺作家，當時他在主編一份名為《紙捻》的幽默雜誌。我跟茹莉走在環路上，鮑里尼正在一家飯館喝酒，坐在一株種在酒桶里的檫樹后，他離開桌子繞過酒桶朝我們走來，跟茹莉表姑打招呼。我實在想象不出，這兩個來自不同世界的人有什麼好聊的，鮑里尼主編不大可能請道德觀嚴肅的茹莉表姑給《紙捻》投稿……不管怎麼說，他是我認識的第一位作家，給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他的禿頂、譏諷的眼神和牧師的面孔。「作家原來就長這樣！」我心裏暗想。有的時候，茹莉像履行義務似的帶我去逛博物館，不過，至少我們兩個都很反感動物標本和古代匈牙利人使用的兵器，反感程度不亞於聽配有投影插圖的民俗講座；經過幾次無聊至極的嘗試之後，我們星期天下午主要去甜點店或歌劇院。有一次，她帶我去《佩斯新聞報》編輯部，穿過好幾間空屋子，我拚命嗅聞硫酸紙和油墨的味道，驕傲地望著茹莉，望著這位令人欽佩的表姑；出入日報編輯部這樣的文化重地，對她來說如履平地……她總是在寫長篇小說，主題是「生活與幻想」元素的雜交。她還寫過一部話劇，並將手稿寄到我在德國的住址，她雖然不說我也清楚，她希望我能把這部戲搬上德國舞台。但是，出於年輕人的馬虎，我在搬家時將手稿遺失了。她從來沒有追問過我，跟我的關係一如既往；我從別人嘴裏聽說，她寫的話劇慘遭重創，以至於毀掉了她生活的希望。她翻譯過許多書，掙了些小錢。後來，她的名字慢慢從報紙專欄里消失了。「我落伍了。」她自嘲地說。但是，她在家裡繼續偷偷地寫了不少小說。

後來很長時間我都以為，當時大伯父在維也納使用的物品之所以感覺尺寸大得誇張，只是出於孩子的侏儒視角；但是在他去世之後，家族分配遺產時，有一隻那樣的陶瓷缸到了我們家，拿在手裡，我們都驚訝於它的尺寸。陶瓷缸短粗，非常深，感覺像是一隻湯盤。大伯父肯定是一位與眾不同的人，他用另外一種與一般的同時代人不同的尺度評判好壞、社會與家庭、錢財和使用的物品，他有自己的生活準則，無論在環境、思想、道德，還是判斷方面，他都可以獨立於世。那個時代偏愛這種古怪的傢伙，那是獨特思想、個人主義世界觀的黃金時代。大伯父作為社會主義的一位非職業先驅，當然不是「集體」的人。他能夠自由表達自己的身心，在他與眾不同的外貌和內心裡，均能我行我素，做一個在品行方面都非常可愛、自律的人。

畫家有時到城裡散步，經常帶回一些令人哭笑不得的戰利品；比如說，從破產了的歌劇院買回一套鍍金的客廳傢具，或在多羅泰宮用合理的價格買下幾副淺紫色的女士長手套。這一切散布在全家人的記憶里，讓他們一次又一次地受到精神刺|激。舞台傢具不得不擺在大屋裡，淺紫色的手套女兒們戴了許多年。不過，藝術家弗朗茨有時候也悄悄溜到街上，因為家庭的田園詩生活顯然無法滿足他奔逸的想象力。在婚姻的模式之外，有時也需要積累一些不潔的體驗。他在維也納人口密集的老城區租下一間畫室，在那裡可以擺脫家人的監視，享受女性的繪畫之美。女孩們了解藝術家渴望美的心靈火花，她們為這間秘密畫室和模特埋單，想方設法地跟父親「做戲」。老畫家已經七十多歲，仍然有時下午出門，穿著深色西服，系著白色領花，手裡攥著一束裹在報紙里的野花……羅莎透過廚房的窗口望著丈夫的背影，即使五十年的婚姻也無法減輕她心裏難言的苦澀。這種時候，瑪麗總是深有感嘆地說：「藝術家都是這樣！」女傭站在女主人身邊，從廚房的窗口一起望著遠行者的背影。

他在與家庭斷絕聯繫十六年之後突然再次現身，似乎他這次沉默寡言、鄭重其事的造訪，只是為了向我們演示如何以專業的手法無比陶醉地抽煙。他是尼古丁的癮君子，直到咽氣那天，每天都要抽八十支煙。四十五歲那年他死於心絞痛，很大程度上是尼古丁的作用過早索去了他的性命。他在失蹤的十六年裡，連一張明信片都沒給家裡寄過。十六年裡，沒有任何人見到過他，我們連關於他的傳聞都沒聽到過。只有一次，一個可怕的消息在家族裡傳開，說埃爾諾將軍在日本軍隊服役；也不知道因為什麼，我們為此感到羞恥；不過慶幸的是，這個傳聞不是真的。那副慵懶、高大的軀體坐在扶手椅里，向我母親問了一些無關緊要的問題，當然，一個十六年沒見過面的人也只能如此，裝作昨天才離開家的樣子，隨口問問留在家裡的人都在做什麼。在這十六年裡，埃爾諾就這樣行蹤神秘地生活在遠方，家裡有好幾個成員相繼過世，並有一大堆埃爾諾從來沒有見過的孩子呱呱落地，一家人的生活方式也發生了改變，可是埃爾諾卻大談特談國產香煙比德國私營公司生產的捲煙要好抽得多，質量更有保證。他感覺到尷尬，臉色煞白、呼吸困難地坐在那兒。他的舉止泄露了他內心的抵觸和焦慮的自衛。他不僅什麼都不問，並且用沉默回絕所有的提問，極力迴避在過去十六年裡的家庭秘密。我們很快意識到，埃爾諾心裏肯定藏有「秘密」。說不定他真在哪裡當過軍事指揮官，也許他只是在屈辱的生活環境中苟活了多年。我們懷疑埃爾諾是個「天生的懶漢」——當時匈牙利的劇院里正在上演《野鴨》——我們對他那傷人、惱人的沉默表示尊重。他就這樣開始生活在我們中間，彷彿來自一個陌生的國度，帶著自己的「秘密」，帶著總是裝滿香煙的銀制煙盒，帶著為數不多的衣服和內衣，帶著淡漠的情感和獨特的習慣。

我有一位叔公住在佩斯，在大學里教法律。在人們眼裡，在世紀末富有的匈牙利，他是學識最淵博、思想最獨特的人之一。在上個世紀，匈牙利是多麼的富有啊，擁有那麼多非凡超群的天賦人物！奧朗尼、裴多菲、沃洛什馬蒂、凱梅尼、久拉伊、厄特沃什、塞梅爾維斯——在青少年時代，我一想起佩斯的叔公，心裏就感到無限自豪，他的名字鐫刻在匈牙利世紀天才榜上！他教了半個世紀的民事法，並且——法學家們都這樣認為——為匈牙利法學思想帶來一場革命；許多年裡，匈牙利的民事法都由他撰寫。他的思維奔逸，對教育不太上心，只對「我的—你的」界定問題感興趣。人類的共生極為複雜，與其說是由一系列法律問題組成的難題，不如說是道德問題。「民事法」實際上就是生活本身……

一個兒子開槍自殺，因為沒當成音樂家；另一個兒子中學肄業，因為想干屠夫這一行。這個家庭真的很奇特。耶諾的弟弟德熱，已經上到了六年級，但是腦袋一熱，向我外祖父表示，他必須放棄人文科學，因為除了屠宰行業，他什麼都不想干。外祖父是個嚴肅、公正的人，他嘆了口氣，第一次說他需要些時間想一想。經過一段時間的考慮和權衡，外祖父把德熱叫到身邊，語重心長地聊了許久，之後狠狠地揍了他一頓。在當時，打孩子是一種普遍接受的教育手段，扇耳光就跟祈禱或勤奮工作一樣，屬於日常性的工作範疇。第一次打孩子，並沒有什麼特殊目的或日常意義，父母和老師大打出手只是出於演練，只是遵循傳統。打完之後，外祖父說，這件事他已經想通了，德熱選擇自己的職業沒什麼錯。十六歲那年，德熱揣著六年級的肄業證書很快去了布達佩斯，在一家屠宰場當學徒。

與此同時，永不枯竭的音樂從公寓的某個角落裡涓涓流出。在這幢房子里，大家不會單獨坐下來彈鋼琴或拉小提琴；當然也有偶然的例外，不知疲倦的演奏、練習、教學偶爾會因突然發生的某種不和諧、不抒情的噪音而中斷。格萊特在房間的一個角落裡，正在練習一套將在維也納歌劇院表演的芭蕾舞；特魯黛在鋼琴旁為一位準備到音樂學院任教的學生輔導；希爾達和瑪爾塔在前廳拉小提琴。在這永遠不會停息的洪流里，老畫家有時也丟下畫筆，抄起樂器——他有樂感極好的耳朵，能拉一手出色的大提琴，事實上他對所有樂器都有研究——或者在震耳欲聾的喧囂中，平靜地坐在某出輕歌劇里用過的、桌腿描金的道具桌前，拿出鋼筆、墨水和羊皮紙，修改五幕歷史悲劇中某一幕的手稿。七十年裡，他總共寫了四十部戲劇，用揚抑格和長短格的形式再現哈布斯堡王朝的歷史，講述了許多類似霍費爾·安德拉什那樣的奧地利歷史人物的生平故事。在外人看來，這家人的精神狀態有問題，家庭成員是那麼需要表現自己的思想和情感，因而置身於崇高的藝術境界。無論畫筆，還是琴弓，對他們來講並沒什麼區別，都不過是用來表達和謳歌他們為之獻身的藝術和諧的工具而已。從更高層、更複雜的意義上講，在他們中間其實只有老畫家自己，不但畫畫漂亮，拉大提琴出色，還能用揚抑格寫劇本，總是謳歌生活和藝術。他聳著架了一副眼鏡的鼻子，嗅著芳香在世界上逍遙，以同樣的喜悅享受噴香的古雅什湯、格萊特在歌劇院的演出、舒曼的音樂和維也納老城內畫室里的不潔體驗。女兒們經常懷著理解的善意幫助他……他們很窮，但以自己的方式惹人矚目；這家人總是在「創作」；音樂使他們超脫於市井的塵囂之上。如果他們沒錢，演奏音樂；如果他們熱戀，演奏音樂；如果他們對情人失望，也演奏音樂，只不過演奏悲傷的曲調。來訪者剛走到門口就聽到了音樂。「瑪爾塔準備離婚了！」他們的一位朋友站在花園門口推測道，他對這家人的情況了如指掌，因為瑪爾塔一旦出現感情危機，就會一連幾天地演奏塞扎爾·弗蘭克的《A大調奏鳴曲》。瑪爾塔經常離婚。塞扎爾·弗蘭克的奏鳴曲在希特金區逐漸流行起來。read.99csw.com

這個人是我樂觀開朗、放浪不羈的外祖父的大哥，我母親最年長的伯父。跟我母親家族的所有成員一樣，我的這位大舅公也是摩拉維亞人，但他自小在奧地利長大，從身心上講，他都覺得自己是奧地利人。或許，他是這個家族裡唯一一位用無私和善良之心對待我母親的人。有一次，他帶這個小姑娘去了摩拉維亞，讓她看了我外祖父的磨坊。在我母親可憐、不幸福的童年時代，留給她唯一的美好記憶，可能就是那一次旅行，就是她跟這位既有名又有錢的大伯父一起度過的那幾個星期。他們先去了伊赫拉瓦，看望了一家住在伊赫拉瓦市中心廣場邊一幢漂亮樓房裡的親戚。當時，大伯父有一個弟弟住在那兒，家境富裕，留在摩拉維亞，買了一幢大房子，在那座富有的城市裡算得上是一位有威望的市民。就我母親而言，那次旅行是對她自尊心的一種呵護，削減了她在童年時代萌生出的卑賤感，讓她知道在自己的家族裡還有幾位令人尊敬的親戚，在維也納生活的馬伽什大伯父，家境富裕、住在市中心廣場的伊赫拉瓦親戚。拂曉，他們離開了摩拉維亞城市，翻山越嶺，見到外祖父那座建在一塊空地上的磨坊。大伯父穿著一件莊重的黑色風衣，牽著侄女的手走在林間小路上，一邊走一邊講小時候的故事。那時候他和他的弟弟們，其中包括我的外祖父，每天拂曉都要沿著這條從磨坊通向城裡的林間小路步行幾公里去上學。我們從生活賜予的厚禮中汲取信仰與善良，許多時候，只是這樣一些無意中偶得、貌似無足輕重的禮物，就像我母親在摩拉維亞山林中探訪我外祖父磨坊的那次清晨散步。那天，大伯父的心情也格外舒朗，這位蓄著長髯、受人尊敬的長者聲如洪鐘。關於那次在陌生山林里的清晨散步，關於知道自己家族的存在和自己的歸屬之後油然而生的幸福感，我母親講述過許多次。當時，住在磨坊里的已是外人，可他倆還是在那裡一直待到晚上，大伯父帶我母親看了他們小時候的秘密樂園、獨特的地理風景和破落家族的昔日疆界。在單身漢的私巢里，或許有不少年輕女孩能夠得到溫情的關愛——我對馬伽什大伯父的清教徒生活始終感到不解——從沒有人聽說過任何關於他的英勇事迹或感情故事，他把秘密帶進了墳冢。他以自己笨拙、蹩腳的方式試圖幫我母親減輕童年時代留給她的陰影。我母親的童年記憶還沒有完全毀掉，馬伽什大伯父盡他所能，能挽救出多少就挽救出多少。他是一位出色的教師，一個好人。

這些「拉邦茨派」早在1800年左右就用匈牙利語或拉丁語寫信，從來不用德語。卡博爾於1807年從佩斯寫信給住在西蓋特的弟弟亞諾士說：「我之所以給你寫信，一是想跟你講講國會的情況，二是告訴你王後於本月13日早晨六點在維也納去世。這裏的生活奢華得令人難以想象，大莊園主的騎兵制服上鑲金嵌銀，跟聖職人員一樣。」1834年，在自由革命爆發的十幾年前，當家庭成員之間用匈牙利語寫信沒有什麼「意義」時，山多爾從老布達寫信給母親歐爾薩格·波爾巴拉道：「……5月26日我從瓦拉德出發，28日晚抵達老布達，那天正好舉行匈牙利的政府會議，我的就職儀式只好拖到今天舉行，上午我已經宣誓完畢，辦理這份委任狀總共花了我二十福林銀幣。我買了一輛馬車，非常漂亮，大概花去我一千零六十福林，我還置備了幾件衣服。這一趟本身就開銷不小，但是不管怎麼樣，我已經是巡查員了……」這些巡查員、議員、州府專員、國庫負責人和礦區經理在上世紀初就已經用匈牙利語寫信了——而匈牙利的貴族家庭，特別是大莊園主們，更願意用德語或拉丁語！——這些「外來的」民族說匈牙利語，用匈牙利語思考；這之所以令人驚訝，是因為家族的所有財產和地位都該感謝「皇帝」的恩賜，要知道，他們從薩克森遷到那裡還不到一百年！有一份名為《巴奇卡》的「州公共事務政治簡報」 這樣評價「軟骨頭」卡博爾：「我們傑出的……與世長辭了。他於1813年出生在西蓋特，在佩斯求學並獲得法學學位，1837年擔任巴奇州的副公證員……40年代擔任法官，1848至1849年在維爾巴斯兵營里管理新兵，1850至1854年在國外居住，1855至1860年擔任法院法官，1861年擔任州長的代理秘書官，1862至1868年擔任州法院院長，1869至1871年擔任巴奇州副州長……此外，他還從事文學創作，作品內容側重於學術。他的處|女作為《路易十四與拉魯什弗柯德》，第二部德文作品為《奧地利、匈牙利與伏伊伏丁那》，其政治內容引起廣泛反響。之後的作品更側重於歷史，作品有《匈牙利人口發展史》、《最後一位克拉伊男爵與塞爾維亞人》、《從莫哈奇到馬丁諾維奇》……」他的職業生涯十分典型。家族中大多數成員的人生故事都跟他相似。他們對過去的匈牙利世界有著特殊的影響，一位「外來的」家族成員從西蓋特遷到巴奇卡，最後身為匈牙利尊貴的副州長溘然長逝……我父親的那些公務員祖先與匈牙利土地感情深厚，不管怎麼講，哈布斯堡王朝沒有把最糟糕的人遷到匈牙利來；在瑪麗亞·特蕾西亞時期，奧地利人聘請他們管理匈牙利王國的財產。

我外祖母出嫁那年只有十六歲。女人臉上罩著輕柔的面紗。我外祖母跟外祖父一起只生活了四年，先是生下我母親，後來還懷過一個孩子，不幸的是，第二個孩子死於新生兒高熱驚厥。家裡沒有人提這件事。孩子的名字我也是很偶然才知道的，有一回，我母親一不小心說走了嘴。葉蘭菲是個女孩。家族裡面，不管是我外祖母親生的孩子，還是她非親生的後代，都對跟外祖母有關的記憶保持沉默。外祖母只留下一張照片，一張手工上色的照片，照片上是一副美麗憂傷的女性面孔，與其說是少婦，不如說是女孩。即便她有什麼秘密，全家人也都守口如瓶。非親生的孩子們不樂意提她；我母親對她也記憶寥寥。外祖母是一個孤兒，由一位年長的女親戚拉扯大。我猜，她那位親戚挺窮的。我外祖父四十多歲時，帶著他跟自己前妻生的五個孩子，又娶了一位年輕女孩。女孩茫然無措地在那幢大房子里走來走去，感覺像是被收養的第六個孩子。聽家裡人說，她從來不笑，一臉嚴肅地坐在長餐桌旁，坐在外祖父的右手邊，在家裡像一位陌生人。外祖父是個樂觀開朗、說話幽默的男人，他講的故事不管誰聽了都會感到有趣。偶爾，連那位憂傷的婦人都會禁不住發笑，這種時候，她會從桌邊站起，用手帕捂著嘴，「臨時到隔壁房間笑一會兒」。她不好意思笑……這裡有什麼秘密嗎？她覺得我母親（她的第一個孩子）長得很醜，並且為這個丑孩子感到羞愧，以至於連看她都不敢看，餵奶的時候，總用一塊手帕遮住孩子的臉。我母親知道這個，還是從她同父異母的姐姐嘴裏聽來的。這位少言寡語、落寞憂傷、很可能有心理疾患的女人在那個家裡總共僅生活了四年。不管怎麼講，她對我的生活也有所影響。我身上的絕大部分恐懼都來源於她。很可能這個女人因為要在與自己同齡的成年孩子們面前扮演妻子的角色而感到羞窘，她不好意思在一個前任女主人的孩子們極力維護死者威信與記憶的家庭里流露母愛。很可能她做的一切都有過失，都不完美，都很蹩腳，內心的驚恐導致了她歇斯底里的自衛，因此當外祖父講笑話時，她要跑到另一個房間里去笑，因此她總是沉默不語，因此她覺得自己的孩子「奇醜無比」，大概她試圖用這種謙卑來接受已亡女主人的記憶和那些欺負人的孩子們。我一旦害怕，一旦瘋狂，這位陌生婦人就會在我的心裏開口絮叨。其實我連她姓什麼都不清楚；從來沒有人當著我們的面提過她的名字。每當應該提起她的時刻，家裡人就像天文星相，突然消失在茫茫的寰宇里。她給人留下的都是不好的記憶，所有認識她的人，談到她時都會眼帘低垂。相片上的她穿著繡花坎肩，白皙、纖細的脖頸上戴著一個串在一條黑線繩上的銀十字架。在她襯衫的領口上，綉著精緻的鈴蘭花束。她的眼睛聰穎、清澈、傷感，簡直像是玻璃做的。這兩個人在我身上繼續活著。

也許根本就不可能忘記。

我的維也納親戚們整天都在彈琴。六個女兒輪流著拉小提琴，彈鋼琴，甚至還拉大提琴，吹單簧管。她們把音樂之外所剩無幾的時間，全花在了跳舞上。位於希特金區的那套底層公寓被音樂聲、姑娘們的尖叫聲和歌聲震得嗡嗡作響。整棟樓都搖搖欲墜，十口人住在三間屋裡：父母，六個女兒，後來在戰爭中陣亡的唯一的兒子弗蘭茨爾，還有三十年前就已經很老了的老女傭瑪麗，她只能忍著腿腳的疼痛挪著碎步在半地下室內潮濕、昏暗的廚房裡為一家人做飯。樓後有一個狹長的花園，那裡有一棵枝繁葉茂的黃香李樹、兩棵只結雜交小核桃的老核桃樹、一片野草莓矮叢和長在花園盡頭角落的一株芬芳撲鼻的接骨木。核桃樹周圍擺著長凳和桌子，從開春到晚秋，這一大家人都在這裏安營紮寨。男主人弗朗茨一天到晚地站在那兒，他是位畫家，長發飄舞，脖子上系著藝術家的領花，長了一個小辣椒楊奇那樣又紅又長的鼻子，戴著眼鏡，總是滿腹心事地盯著畫架上剛開始落筆的油畫布，同時聽著從孩子們房間敞開的窗戶里傳出的小提琴或鋼琴聲……「不行，跑調了！」特魯黛或瑪爾塔的手下剛有偏差，老弗朗茨就扯著脖子大聲喊。他同時培養六個女兒，畫油畫，跟在廚房裡轉來轉去的老女傭瑪麗或妻子羅莎爭吵。希特金區家裡的所有春夏秋冬都是這樣度過的；生活就在這麼悄然地流逝。

一方面，埃爾諾跟大歷史的宿命拚命抗爭；另一方面，他未能跟另一個與自己個人生活歷史相關的卑微宿命達成和解。直至生命的最後幾日，他都在咖啡館里彈鋼琴，在瑞士和德國小樂隊里為那些鄉巴佬演奏。雖然他為那些人服務，但卻從骨子裡鄙視他們。每年冬天，他都回到聖莫利茨飯店，就在這家飯店，我經受了生活中最為特別、怪異、困惑不安的羞辱，直到今天，這種羞辱都不能因時間和距離的阻隔在我心裏消除。當時，和平已經岌岌可危，我正在法蘭克福讀大學。有一天，埃爾諾把我叫到聖莫利茨飯店。我早上剛收到他的來信，中午就已經啟程上路。我從來沒有去過瑞士。出門時，我穿上自己最體面的衣服，繫上新買的領帶，就在那次，我平生第一次買了一套睡衣，因為我準備去一個「大世界」，擔心在高雅的聖莫利茨飯店讓埃爾諾為我感到羞窘。我有鎂光燈緊張症。在我的印象里，瑞士就跟舞台戲劇一樣不真實。我在下午六點抵達目的地，埃爾諾在火車站接我，他光著腦袋，披著斗篷，在沒有繫緊的斗篷下，可以看到白色的夜禮服和白色的領花。他臉色蒼白，帶著尷尬的微笑；也許，他又在擔心我想吻他。然而，埃爾諾的盛裝嚇了我一跳，燕尾服和領花；就在這一刻，我突然意識到，埃爾諾是我們將去的高雅飯店——聖莫利茨飯店的僱員，就像大堂的服務生一樣，埃爾諾每天不得不身穿這身工作服。接到邀請時，我忘記了埃爾諾的生活環境，在整個途中也沒有多想；可是現在，我必須面對這個事實：埃爾諾並不是那位住在聖莫利茨飯店裡避冬、出於高興邀請在附近城市讀大學的小外甥前去住幾個星期的布爾喬亞舅舅，而是一位貧困的無產者，他在高大、堂皇的飯店裡只能走僕人專用的樓梯，和跑堂一起用餐，靠客人給的小費謀生……我心裏感到很難受，因為我喜歡埃爾諾。我盡量表現得沒有偏見，態度親熱，但卻騙不了埃爾諾敏感的耳朵。他也意識到自己犯了個錯誤，犯了一個說不清道不明、無可挽回read.9９cｓｗ.ｃｏｍ的錯誤。

我的曾祖母是歐爾薩格家族的女兒，她的家族幾百年來始終都跟匈牙利人通婚。他們全家都是公務員，有法理學家、政府職員和軍官。其中一位名叫日嘎，曾在近衛軍中服役；穿著瀟洒的白披風，蓄著匈牙利式翹鬍子；這就是銀版攝影技術為他留下的影像。我性格中的柔情與不安來自我母親的家族，中和了我父親祖先公務員的刻板和骨子裡的尊傲。在我父親的家族裡，沒有誰逃離過軍隊，沒有哪個中學生放棄人文科學去當屠夫，從來沒有人熱衷於社會主義，就連像馬伽什大伯父那樣以理想主義的謹慎方式也沒有。父親的祖先都是自閉、沉靜、古怪的人；所有人都有點像退隱者，儘可能避開他們所屬階層的公眾生活，在職業上不求進取，宅居在家，家庭觀念非常強。他們都是孤傲之人。日嘎，這位近衛軍官有一次出門遠遊，搭乘郵車走遍了整個國家，造訪了散居各地、當時還健在的所有家族成員，並用袖珍的字母、事無巨細地將一路見聞如實寫到了日記里，詳細之至，讓我覺得根本不像是一位軍官寫的，更像出自公務員之手。他去了巴奇卡、布達、泰邁什瓦爾、卡薩和馬拉穆列什島，見到了上帝的兒子們。日嘎變成了好奇者，無論聽到什麼或看到什麼，都事無巨細地寫進日記，記錄下平靜生活的所有與眾不同之處，他尋覓愛情，不但找了，而且找到了。我非常喜歡讀日嘎的日記，這些「公務員」以退隱、慎獨的方式過著情感豐富的生活；每個人都揣著某些多愁善感的秘密，日嘎不僅探究到了，並且用寬諒的詞句記錄下來。家族從哈布斯堡王朝那裡獲得了名銜和財產，但是在留下來的書信里，記錄下一種特別的情緒；在1849年他們曾經藏匿過難民和外族家庭，站在匈牙利人的立場上。我有一位祖輩，名叫安陶，他在1849年9月6日從塔卡爾寫給弟弟的信中說：「久爾蓋伊·奧圖爾大將軍放下了武器，在維拉古什城堡向俄國軍隊投降。我兒山多爾在經受了戰俘營的折磨之後，隨他的國防軍戰友們一起心情沉痛地返回家鄉，萬念俱灰……我兒托尼在費爾南德騎兵團服役，在醫院里喪生，這令我悲痛欲絕……聽說我兒佩皮也死了。在這樣悲慘的情勢下，我也一貧如洗，度日艱難。假如我突然去世了，他們都沒錢給我下葬……假如去年德國軍隊沒有搶走我的葡萄酒，情況並不會這麼糟……哥薩克人和俄羅斯人每天都在這裏打來打去，最後所剩無幾的一點財產也被掠奪殆盡，今年的收入已經預先支出……」這信看起來像是一位「新興地主」寫的；這位安陶為匈牙利自由革命獻出了三個兒子和所有財產。

接下來是折磨人的三天。埃爾諾和他樂隊的成員們，住在飯店頂層的閣樓里。在那裡，我被安排在一個小房間內。中午和晚上，我們都在飯店裡用餐，但是要比客人們用餐提前一個半小時。我們的餐桌被安排在豪華餐廳的一個僻靜的角落，跟所有大飯店一樣，這裏的菜肴也非常豐盛。作為「工作人員」，由於跟大廚關係良好，我們吃的東西很可能要比尊貴的客人們吃的味道更好……很有可能，給我們上的菜都是「精華」，最香美的部分。但是即便如此，我們還是像傳染病患者一樣被隔離起來「單獨」用餐。雖然侍者抱著同行的友善和親熱款待我們，把最好吃的菜肴盛到我們的盤子里，可我真想連盤子帶菜一起扣到他的腦袋上！我這三天的感受，跟在那之前我早已習慣了的感受截然不同。那條從世界通向我們自己的道路，漫長而坎坷，充滿了這樣折磨人的歧途，我們只在很久之後才能懂得它的意義和意味。在瑞士飯店的那三天里，我是埃爾諾（他是我有生以來見過的感情最細膩、氣質最高貴的人）的客人，給我留下的記憶卻終身難忘。就是那次，我直接體驗到了兩個世界的存在：頭等階層和次等階層。我站在後台，看到了生活的構架。我被培養成了「紳士」，埃爾諾屬於「侍者」；現在他拉著我的手，把我領到另一個世界待了幾天。那三天對我來講簡直是地獄。埃爾諾從下午五點開始在餐廳和咖啡館里「工作」。在上等人享用晚餐的那幾個小時，我待在飯店裡無所事事，雖然我可以坐在咖啡館內欣賞埃爾諾樂隊沒精打采地演奏德國歌劇音樂集錦，但我感到渾身發癢，如坐針氈。我怨恨埃爾諾將我「拽」進這個下層的世界，為自己受到某種上等階層法則的制約而不得不跟埃爾諾綁在一起而感到痛苦，我無法忍受這種令人羞恥的綁縛，我不敢走近人群。假如在另一個我所歸屬的那個更為美好的世界里，有一天人們得知我曾在一家瑞士大飯店的閣樓里跟僕人們一起睡過覺，他們將會怎樣想我？……

家族人謹慎、虔誠地緊密團結在一起。某種潛意識的危機感和出於歷史原因的審慎態度，將這些傳統的薩克森家庭凝聚在一起。他們留心外部世界的變化，日常生活十分簡樸。我的曾祖父住在老布達，住在當時中央廣場旁唯一一棟帶陽台的樓房裡（那棟樓現在還在），每天早上都用馬車送兒子們去佩斯上大學……但是，從他跟兒子們的通信中獲知，家裡的日子過得很節儉，就連要給哪個兒子買一件新襯衫都要經過仔細討論，假如需要定做一身新制服，家裡人需要開會商量。這些外來的傳統市民家庭，在匈牙利生活得謹小慎微，毫不張揚。外族人的頭腦確實很難理解這個看上去可愛、想起來誘人、感覺無比高貴、不遺餘力地在市民化的匈牙利社會。在這裏，律師活得像大莊園主，醫生助理坐著轎子，當臨時工的地質測量員晚上跟老爺一起打牌豪賭……「國家」只是一個概念，就像保護人或奶牛。半個世紀后，匈牙利的中產階層將伸出數百萬隻手抓住給吃給喝、用退休金催眠的國家之軀不放。但在奧匈帝國成立之前，對匈牙利人來講，官員還是一個「沒有薪水的職業」，並要為之付出一筆財產；副州長腰纏萬貫地走進州政府，離開那裡時窮困潦倒……

親愛的茹莉啊！她永遠是一位「貴婦人」，即便手頭拮据，仍舊能活得光彩照人，儀態萬方；命運對她不公平，她一個人度過了幾十年的孤寡日子，但她從來不抱怨，從不給別人添麻煩；她始終是一位仗義的「豪俠」，七十六歲時都不會空著手去看望親戚，總會分贈一些她所珍藏的小寶貝——一件精緻的瓷器、一張老照片，或是一樣小手工藝品——她總是給予，即使家裡什麼也沒有，但她有一顆善良、純潔的博愛之心。我偶爾問她，為什麼不再找一位丈夫？她不好意思地微笑一下，然後高傲地揚起頭，用難以效仿的語氣說：「我更看重自己的獨立性，你知道嗎？親愛的……」家族裡的一大秘密就是：將近八十年，茹莉怎麼能夠靠文學創作和教法語生活（她在首都一家女子學校教「輔導課」）？她總是風度優雅，習慣穿套裝，戴一頂闊檐禮帽，不管去哪兒都帶著禮物。她拿什麼買家裡的茶葉？拿什麼厚待親戚和密友？……七十多歲了，她的頭髮仍烏黑髮亮，總是有說有笑、風度翩翩、衣著時尚、精神抖擻地在家族聚會上亮相，許多時候，即使年輕人也不能像她一樣真正「跟上時代的步伐」。她閱讀法語書籍，總是在醞釀新的計劃，構思新的作品。她七十七歲那年，有一次我無意中惹惱了她。我壯起膽子好奇地問，維也納的大伯父、畫家和她之間，誰的年齡最大？「總是男人的歲數大！」她說，並且眼睛冒火地朝周圍瞥了一圈，心裏真的生氣了。七十七歲時，她仍跟四十年前一樣過著「社交生活」，對女裁縫十分挑剔，跟二十多歲女郎爭論時裝問題，不辭辛苦地搭乘一個半小時有軌電車，就為了借一本法語書……茹莉就是這樣一個人。七十七歲那年，她準備結伴去巴黎，因為她想再看一眼巴黎；但是後來，她由於害怕陌生，害怕變化的世界，擔心失去殘留不多的記憶，最終還是留在了家裡。「我在巴黎的朋友大多數已經去世了！」她心事重重地說，「一切都成過去，一切都將結束……沒辦法，我落伍了。」

這個生活的修道院，這個有點讓人頭疼的女人圈子，是一個「名副其實」的大家庭：就像某個官方總部，來自家族各支的消息匯聚到這兒，在這裏廣播，記錄所有的新聞，並做旁白解說；每隔一段時間，會用更加豐富的語言、以公告的形式將家族中發生的事件公之於眾。阿姨們坐在彌散著煮水果和樟腦球味的房間里，守護著家族的靈魂。她們用血緣和記憶、悲劇和感情垃圾、緋聞和要聞的棉線編織家族永在變化、永不中斷的神話。家裡總有人死亡，按葬禮上的說法，是「提前離世」，因為，「假如他能更好地照顧自己」，「假如醫生能及時地發現病情」，他本來能夠活得更久。但是不管怎樣，家族——這個神秘的集體——仍然繼續存活，家人們生死與共，相依為命。或許，跟德熱或曼茨「提前離世」的悲劇相比，畢竟家族的生命更為重要……瑪麗大嬸和圍繞在她身邊的老婦人們懷疑，任何一個人的死亡都是「提前的」；也許根本不可能有誰會準時死亡……總之，家族的神話繼續流傳，這種神奇的自我意識，賦予我們每個在家族神話中扮演角色的人以力量。在各個時代，特別是當人類被迫生活在缺少共同擁有的偉大神話的時代，袖珍的家族世界史更成為他們意義重大的體驗源泉。家族中有奧林匹斯山，也有哈迪斯；瑪麗大嬸卧病在床，躺在被褥和枕頭中間，精心地將家族成員們分門別類，規定誰屬於哪兒。

我走在亡人中間，必須小聲說話。亡人當中，有幾位對我來說已經死了，其他人則活在我的言行舉止和頭腦里，無論我抽煙、做|愛，還是品嘗某種食物，都受到他們的操控。他們人數眾多。一個人待在人群里，很長時間都自覺孤獨；有一天，他來到亡人中間，感受到他們隨時隨地、善解人意的在場。他們不打攪任何人。我長到很大，才開始跟我母親的家族保持親戚關係，終於有一天，我談論起他們，聽到他們的聲音；當我向他們舉杯致意，我清楚地看到他們的舉止。「個性」，是人們從亡人那裡獲得的一種相當有限、很少能夠自行添加的遺產。那些我從未見過面的人，他們還活著，他們在焦慮，在創作，在渴望，在為我擔心。我的面孔是我外祖父的翻版，我的手是從我父親家族那裡繼承的，我的性格則是承繼我母親那支的某位親戚的。在某個特定的時刻，假如有誰侮辱我，或者我必須迅速做出某種決定，我所想的和我所說的，很可能跟七十年前我的曾外祖父在摩爾瓦地區的磨坊里所想的一模一樣。

我祖父是我出生的那座城市的財政顧問。他很早過世，享年還不到五十歲，身後留下一屁股債務和少得可憐的退休金。債務落到兩個兒子肩上，他們從學生時代就開始還債，用當家教掙來的錢一點一點地還。我父親當上律師后仍在還家裡的欠債。當見習律師時，他為有錢人家的孩子做輔導，就開始償還祖父留下的債務。由於祖父很早過世，留給家人的記憶少得可憐。我父親對他也記憶模糊。他喜歡音樂，能用拉丁語讀書；這就是我知道的關於祖父的一切。他只留下了幾支煙桿很長、雕成大鬍子形象、熏得焦黃的浮石煙斗和一座雕刻精美的煙斗架。他連張照片都沒有留下，只有一幅實在讓人難以恭維的橢圓形油畫，出自某位蹩腳畫師之手。我祖父的生命，就這樣不留痕迹地從家庭里消失。在冷峻、嚴肅的祖母的記憶里，也只能透過不朽的家族往事看到一絲微弱的反光。那是一位剛毅的婦人，R. 克萊門汀，一個人用幾個福林的退休金拉扯大了三個孩子，生活意志格外堅強。她像傳統婦人那樣會紡線織布，妙手生花；她一輩子想方設法、殫精竭慮地維持著這個小家庭的平衡。她是一位表情嚴厲、言行不苟的婦人，是位虔誠的天主教徒，她知道生活就是責任。她沒有「心理癥結」。她在這個地球上有事要做，而且做完了。

我有一半的親戚是隱形的，難以接近，高高在上。馬伽什大伯父是一位非常有錢的親戚。大伯父的錢多得不可思議，沒有人知道他到底有多少錢，即使悲觀的人也會說，他至少有十萬福林。最奇怪的是，這位有錢的親戚從來不做生意，而是靠抽象的哲學和教書掙錢。幾十年裡，他先是當匈牙利偉大的浪漫主義者克拉斯諾霍爾卡伊·安德拉什伯爵的私人教師，之後擔任他的法律顧問。他倆有一次吵翻了，大伯父返回維也納，開始在特蕾西亞大學執教。他教授法律，用他的話說是「法律哲學」。安德拉什在信里給他寄了最後一筆薪金，六萬福林，六十張一千面值的鈔票；伯爵沒寄挂號信，信封里裝了那麼多張的千元巨鈔，可連一個字也沒寫。

我永遠不會忘記那些秘密，因為他利用我們在維也納看望他的機會，讓我了解了一個奧地利伐木場的機械設施。看來他真是一位無可救藥的教師啊，他認為我這個家裡年齡最小的後生有必要在離開維也納之前獲得一些「實用知識」。吃早飯時，他皺著眉頭看了我許久；下午，他拉著我的手上了有軌電車，我們一起去了維也納郊區，沿著荒僻、殘破的街道步行到一個蒸汽鋸木場的大門口。在辦公室里，他鄭重其事地自我介紹，說了自己所有的頭銜，向略感意外但還是滿懷敬仰洗耳恭聽的經理介紹說，他想讓遠道而來的孫子了解一下蒸汽鋸木的技術手段。經理顯然很吃驚。我非常害怕。整整一路，大伯父都緊攥著我的手不放，好像生怕我會逃跑；現在沒有別的辦法，我只能跟這位身材高大的老人一起度過這個下午了，感覺有些沉重和倒霉。經理叫來技術負責人，讓他帶我們去伐木場，在那裡我看到了在一個鋸木場里所能看到的一切，既不多，也不少。蒸汽鋸帶著尖聲的呼嘯在鋸原木；如果在更隨意、更自然、不那麼鄭重其事的環境下，我很可能會對眼前的一切感興趣，可是這樣，我的手被大伯父的鐵爪緊緊攥著，技術負責人的講解我一個字都聽不懂，感覺自己很不舒服。我簡直不能理解，維也納有那麼多的博物館、動物園和其他景點，大伯父為什麼非要帶我來這裏？非要我聽技術負責人講課https://read.99csw.com？非要那個人在蒸汽鋸刺耳的尖叫聲中努力用很專業的語言對著大伯父的聾耳朵大聲叫喊？那個大聲吶喊的人，用手掌在耳朵後作捲筒狀、帶著滿意的表情聽對方講解的大伯父，呼嘯刺耳的蒸汽鋸，維也納日常的雜訊和混亂，在那一刻將我團團圍住，我感到自己馬上就要暈厥。大伯父的話，蒸汽鋸原理，生活，這個那個，我什麼都聽不懂！……我絕望地想。「這就是蒸汽鋸嗎？」大伯父大聲地問，手掌在耳後做成個聽筒，皺著眉頭彎著身子，對技術負責人的講解生怕漏掉一個字。「對，這就是蒸汽鋸！」他突然轉向我，操著教師誨人不倦的教導語氣抑揚頓挫地告訴我。就這樣，我們在大聲的吶喊和講解中參觀了整個鋸木場。之後，他帶我乘有軌電車回到特蕾西亞學校，他始終沒有透露，這次郊遊是如何滿足了他的教師榮譽感。那一次，除了大伯父的家和郊外的鋸木場，我在維也納什麼都沒看到。

我跟這個怪人只見過兩面。家裡人提到他時都壓低嗓音，彷彿在談一個瘋子。在我看來，這個孩子很健康，是個稀有之人，他不僅敢於而且知道怎樣按照自己的意願活著。試想，假如德熱當時沒有「腦瓜一熱」地異想天開，而是讀完中學，拿到畢業證書，然後當一名公務員，徘徊于對他來說不僅陌生而且反感的階層里干他不喜歡的職業，那將會多麼可悲可憐！也許德熱會變成一個具有病態傾向的危險分子！幸好，德熱順其自然地成了一個簡單、勤勞、知足的人，他按時成家，開辦商店，把幾個女兒拉扯成人，等到自己命數已盡，帶著基督徒的平靜和謙遜安然辭世；不管怎樣，德熱都跟家族裡其他的男性成員一樣繼續活著。當然，那些試圖融入上流世界、渴望社會名聲的家人永遠不會理解德熱的逃跑。「工廠主」的兒子，眼前是通向上層社會的陽關大道，可以靠名銜和學位躋身於貴族行列，可是現在，他不僅還要靠手藝過活，而且跟屠夫一樣滿手血腥。誰會理解這個呢？或許，德熱對「貴族階層」有一點恐懼。他抱著手工藝者的傲慢做出這個決定，逃開那個讓他感到陌生、充滿繁規瑣矩的另一個世界。的確，假如他無論如何都想當一名手工匠，也完全可以接過我外祖父的木工作坊。但是，屠夫這個職業，對他來說有著更特別的吸引力。如果真有「使命」一說，那麼毫無疑問，德熱是一位天生的屠夫。童年時代，他就跟弟弟和學徒們一起玩「屠宰」遊戲。聽我母親講，德熱將樓里的孩子們召集到庭院內的一個角落，讓他們脫|光衣服，在他們的背上和屁股上撒上鹽，然後用一把從廚房裡偷來的大宰刀將受難者凌遲碎剮。孩子們就像受驚的羔羊，忍受著這出古怪的遊戲。這個遊戲每個月都會上演一次。結婚時，德熱已經當上了屠夫，他從婚禮現場拔腿溜走，撇下喜宴上的客人們，穿著燕尾服，戴著圓頂禮帽，跳上馬車，直奔屠宰場。他脫掉新郎官的漂亮禮服，興高采烈地宰了一頭公牛，然後又悄悄溜回到賓客之中，回到毫無察覺的新娘身邊，他的臉由於快樂而漲得通紅。在他的葬禮上，人們在輓聯上寫道：「情人，溫情的丈夫，最好的父親」。這也是事實。出於本能，德熱意識到了危險，並且逃之夭夭。

有一天，吉澤拉終於出嫁了。婚禮上，她穿了一件灰色衣裳和一條長得垂地、蜂腰般瘦的灰色紗裙，家裡每個人都為她的這一轉變感到高興。當時，吉澤拉已經四十多歲，家人都已喪失了希望，沒有誰覺得還會有人樂意牽著這位憂鬱老姑娘的手走進教堂。她既不漂亮，也沒有財產，在瑪麗婭大院里長大，是瑪麗大嬸親手把她拉扯大的。瑪麗婭大院里實行母權制統治，瑪麗大嬸發號施令。瑪麗大嬸是態度嚴厲的部落首領，慢慢地，她把家族中所有沒希望嫁出去的老姑娘都收留到自己身邊，還有所有離婚的女兒和孫女。此外，她還先後收留了吉澤拉和貝爾塔。貝爾塔在塞耶的郵局工作，但她在職業生涯上前進緩慢，六十多歲也沒能當上正職……在瑪麗大嬸身邊，逐漸匯聚起家族的絕望。在這種嚴厲的母權制下，男人不可能忍受太久：瑪麗大嬸的女婿，有著騎士風度、留著貓一樣鬍鬚的卡茲梅爾大叔很快就跟妻子離婚從那裡搬走，從那以後，他只在命名日來瑪麗家做客，一邊呷著茴香酒，一邊聽半打的女人控訴各自丈夫的罪行。我始終沒能弄清楚，到底是什麼樣的親戚關係把瑪麗家的婦人們維繫在一起？作為一家之主的瑪麗大嬸，是我祖母的妹妹；但對吉澤拉、貝爾塔、瑪麗什卡、瑪爾吉特，我只統稱為「阿姨」，她們照看卧病在床、躺在被褥和枕頭之間的暴君瑪麗大嬸，從玻璃門的櫥櫃里取出香草味的糕點和甜味的茴香酒，假若有人來訪，她們還會傾吐滿腹的怨艾。她們連信也不能隨便寫，因為這位白髮蒼蒼的獨裁者，要經過親自審閱才會給她們買郵票的錢；她們更不能在沒得到瑪麗大嬸許可的情況下擅自進城；即便是厄修拉修道院的那些修女，也不像瑪麗大嬸家的姐妹們被管得這麼嚴。

後來，在我的同時代人中，我再沒遇見過這樣的女性。想到茹莉表姑，我不得不承認，上世紀的女性是另一種女性——我只認識幾位歌舞|女，可愛、有才華、膚淺或淵博、脾氣溫和或略帶邪惡的歌舞|女郎。她們有的時候學化學，有的時候生孩子餵奶，有的時候調情，有的時候戀愛，她們活得大都比上世紀的女人「更健康」，但是即便如此，她們在骨子裡仍是歌舞|女郎；她們不是茹莉表姑那種能夠讓我難過、讓我留戀的另類女性。在茹莉身上，我能感到某種沉靜的、本能的，並不浪漫的女性忠誠，這種忠誠，我在戰後的女人身上再也找不到了。她動蕩不安、經風歷雨的大手筆人生，卻是用最簡單、最率真的方式實現的。這位女作家要比戰後那些出入編輯部的「名媛們」更純潔，更真誠。她教我喜歡上法國人——她並非刻意、無意之中帶我走向拉丁世界；是她讓我開始揣測，在我生長其中的迷宮之外，還存在一個更邏輯、更簡單、更公正的文明。

這就是我知道的關於外祖父的一切；我從來沒有見過他，他在我出生前二十年就去世了。他的肖像掛在我房間的牆上，我長得簡直太像他了。我的臉也是充滿渴望，虛胖，敏感的嘴角向下撇著，長了一副絡腮鬍子，我跟這個從相框里望著我的陌生人就像從一個模子里刻出來的。我愛流浪的秉性、我的敏感、我斯拉夫人的躁動不安和開朗快樂，都是從他那裡繼承的。這個陌生人繼續在我身上固執地活著。也許，一個人從他祖先那裡繼承的不僅是身體特徵；就像我，不僅長著他的嘴、他的額頭、他的眼睛和他的頭型，在我身上還可以看到他的動作、他的笑意、他的好色傾向，還有某種瀟洒和玩世不恭。我也喜歡將記錄我生活和事務的賬本揣在兜兒里。不過，我祖父也同樣活在我身上，他更簡樸、更嚴肅、更和善，他也死得很早，我從來沒有見過他。我必須跟這些陌生人一起共同生活，並在自己身上痛苦摸索著雕刻出他們，可是他們很少允許我開口。比方說，我的外祖父是小城市裡的福斯塔夫，他是當地有名的、心性快樂的啤酒友和酒桌上的領袖。我工作的方式也是從他那裡繼承的。我喜歡用手工藝者的方式抱怨自己所擔負的任務，喜歡體力勞動者的身體節奏，喜歡在無足輕重的日用品上不遺餘力地雕琢打磨。應該感謝他，是他使我成了一位相當不錯的手藝人。有時候，外祖父會跟祖父打架，假如外祖父更強勢，那麼我至少半年都會興高采烈，在我的工作和生活中充滿了某種歡愉與輕鬆。每逢這種時候，我身上的流浪傾向就會突然爆發，既無計劃又沒目標地出遊幾個月，不管給家裡和作坊留下什麼樣的爛攤子。

這位手工匠總是到處「流浪」，他在國外的流浪歲月應該歸在未婚的獨身時光內。拉丁人幾十年都不離開自己的城市，那些出國的人，多少會被看成是冒險家。大世界的繽紛色彩和混亂秩序，只有這位手工匠和那些在奧匈帝國境內被派東派西的現役軍官們才知曉。外祖父去過捷克和德國，當了師傅后，三天兩頭去維也納採購，學到了現代工藝的新訣竅。總之，他要比當地那些拉丁式的鄉下人更了解世界。他生性熱情、衝動、不安、幽默，喜歡饕餮大餐，特別能喝啤酒，而且很容易討女人歡心。當聽到院門外有個年輕的流浪漢用德語唱「一位窮困潦倒的旅人……」，外祖父就會透過玻璃門用德語喊，「誰要窮困潦倒，就不要旅行」；但是隨後，他會將流浪漢請進屋裡熱情款待。他的三個兒子都在一流的學校讀書，一個考上軍校，另外兩個讀中學；他的女兒們也都讀書識字，只有我母親在我外祖父去世后才從女子師範學校畢業。

一個曾經存在的大家族；難道它就是這個樣子，僅此而已？只剩下名字和照片，一張嘴、一雙眼睛和幾個手勢，幾件傢具，有時候，還有某種令人不安的困惑與猶疑，讓人感到自己並非完全地孤獨，距離他將作為禮物獲得、並將進一步傳遞到另一個人或另一件事的物質與力量並不太遠……這不是一個「簡單的」家族，或許那種家族根本就不存在；這是一個組構的家庭，由怨怒、激|情與利益綁縛到一起的性情各異、傾向不同的人們組成；家庭，這個雖然有不少陌生成員，但在嚴峻時期仍能夠存活，階層界限模糊，即使在疾風暴雨中也能夠超越階層、堅不可摧的小團體，隨著時間的流逝而組構良好。這是一個複雜的家族，充滿了怨恨與自我犧牲精神、心靈貧瘠與我行我素的個性，他們都屬於市民階層；當我生活在他們中間時，他們的市民地位風雨飄搖，陷入危機。我的一切都感恩於它；我很難忘記和銷毀自己從他們那裡獲得的東西。

有一天，他回來了，就跟他離開時一樣地體態笨拙，步履蹣跚，只是臉色和頭髮更加蒼白。「那好」，他嘟囔了一聲，隨手將背包扔到地上，脫下皮大衣，跟家人依次握手，跟我最小的弟弟也握了手，當時我弟弟只有七歲——埃爾諾既很熱情又很拘謹地跟我們每個人握了手，眼睛在鏡片后緊張地眨著，因為看得出來，他擔心有誰會擁抱他或親吻他。我們覺得，我們應儘可能地尊重從戰場歸來的英雄的歧見，因此沒讓自己的情緒大爆發。埃爾諾以他自己的方式結束了戰爭；他意識到在戰場上拚命沒有任何意義，於是脫下了軍裝，退役回鄉。他不管做什麼，都採用這種我行我素的方式。現在，他厭惡了戰爭，準備去瑞士，當然，他想重新組建一支樂隊。在生活最重大的轉折關頭，他是那樣地心平氣和，似乎只要他心意已決，自覺自愿地想去做一件事，無論是至高無上的國家權力，還是翻天覆地的世界秩序，都無法改變他的意願。戰亂之中，埃爾諾目的明晰地一意孤行，有一天他真的去了瑞士，組起一支樂隊，在一個名叫聖莫利茨的飯店裡給家人寫了幾行溫暖的問候語。即便生命的空間受到歷史的禁錮，他仍盡其所能地我行我素。他認為，上等人有權利這樣做。

第一次見他時，我還是個孩子，母親帶我去他家串門。他的存在令我意外，因為在那之前我根本就不知道，我居然還有一位這麼與眾不同的舅舅。從來沒有人跟我提到過：在布達佩斯，我們居然還有一位當屠夫的親戚！這個發現令人興奮，這位舅舅我也很喜歡。德熱的舉止略顯窘迫，由於我們是「有地位」的親戚，他和妻子為了迎接我們的造訪做了精心準備，家裡整潔得讓人感覺不舒服，兩口子都穿上節日服裝，他們的三個漂亮女兒被打扮得像是參加選親，緊張得不知道該說些什麼，該坐在哪裡。我在心裏感到一股由衷的自豪，家族裡居然有一位屠夫！而且，這位出色的、顯然相當博學的、「首都」的屠夫還跟我友好地握了手，親自帶我參觀了操作間，讓我看了木墩、板斧和牲畜的屍首。他要比我認識的所有當教師、律師、軍官的親戚都更加有趣。我為父母在家裡從未提過這位出色親戚的名字而感到不可思議。

他非常富有，全家人都懷著期待和尊敬仰望他。我們既不敢寫信打攪他，也不敢前去看望他。不過，有一次我們還是在維也納看望了他，那次過程複雜的造訪給我留下了極深的印象，感覺像闖入巨人國。就連「大伯父」這個詞，一提起來都讓人帶著巨大的想象，這個半神的造物以非同尋常、不成比例的龐大之軀凌駕於我們頭上：大伯父「特別」好，大伯父「非常」有錢，大伯父是「歐洲知名」的法學家和教育家，大伯父會講「所有的語言」，他的名望「極高」。一句話，他是家族裡的超人，只有懷著宗教的虔誠才可能接近他。我們就是懷著這樣的情感穿著節日盛裝、膝蓋發抖地到特蕾西亞學校找他。大伯父坐在飯廳里，身材非常高大。他穿著睡袍坐在餐桌前，用一個比平常的杯子大好多的陶瓷缸喝早餐咖啡，用湯勺在陶壺一樣的杯子里攪著白糖。他所使用的其他物品也都尺寸獨特，大得誇張，跟家族大人物的身份十分相符。不過他有些耳背，我們扯著嗓子談話；我懷著孩子的惶恐偷偷發現，這位大舅公跟其他老人一樣聽不見，要想讓他聽見我們說的話，必須大聲嚷嚷。我們渾身僵硬地坐在他周圍，看這個大人物吃早餐。

瑪麗大嬸在托卡伊有一片葡萄園，葡萄為她和許多親戚的生活開支都提供了來源。每到採摘葡萄的季節，全家人都住在托卡伊的房子里，只有瑪麗大嬸留在家中，躺在床上通過派人送信或手續麻煩的郵政服務指揮採摘。每年都有人收購葡萄，儘管以某種神秘的方式。一家能靠這筆收入舒服度日。在每年的瑪麗婭命名日，瑪麗大嬸都會向親戚、朋友贈送茶葉。瑪麗大嬸從瑪麗婭大院的住房裡搬出傢具，卡茲梅爾大叔過來當一天客人，開酒瓶，調鋼琴。當然，他在家裡的「午茶」上什麼都喝，唯獨不喝茶。下午六點，兵營的軍官們趕來（瑪麗大嬸的孫女嫁給了一位軍官）；卡茲梅爾大叔的朋友都是搞財會的。屋裡有人彈鋼琴，桌上擺滿了盛著冷肉的餐盤，軍官們輪流坐到鋼琴前。這場饕餮的晚宴一直持續到第二天早上，人們狼吞虎咽的模樣不堪入目，像是一群餓鬼飢不擇食……到了早上，桌上的東西已被掃蕩一空，之後又是一年沒有男人進瑪麗婭大院。瑪麗大嬸的名聲很恐怖。吉澤拉走後，她的位置很快被塞耶的郵局助理員貝爾塔替代，因為瑪麗大嬸喜歡總有一大群人圍著她。

過了好長時間，他才向我透露了他的「秘密」，當然，他的秘密跟大多數重大、真正的「生活秘密」一樣平庸無趣。「出逃」之後他先去了德國ｒeaｄ.９９cｓｗ.cｏm，既沒有錢，也沒有特殊的本事和學歷，他到底是怎樣活下去的呢？他用自己的音樂天賦掙了一些小錢，彈鋼琴是他的業餘愛好，他在駐軍的兵營里就常給戰友們彈琴。他在德國偏僻小城鎮的咖啡館或飯店裡演奏；後來組了一支樂隊，在城市之間做巡迴演出。他在德國的小咖啡館里彈了十幾年鋼琴，整夜抽煙酗酒，直到天亮。他的生活每況愈下，四十歲時得了不治之症。他知道自己活不了多久，絕望之中開始了瘋狂閱讀，手邊抓到什麼就讀什麼——他不喜歡文學，但對自然科學、物理學，尤其對數學研究很感興趣——他就像奇聞逸事中講述的、想在行刑之前迅速學會英文的死刑犯。埃爾諾也「想補償過去浪費掉的時光」。他一想起軍人生活就很反感。不管怎樣，他以科學愛好者的方式獲得了豐富的科學知識，我少年時代最美好的記憶就是那些沒完沒了的辯論和閑談。我跟埃爾諾一起聊天文、地理和原子爆炸；令人不可思議的是，只要埃爾諾為我講解，我這個數學考試總不及格的中學生居然能搞懂微積分。他教會我思考數學問題的方式，只需他的幾句點撥，我就明白了數學並非魔幻的迷宮，而是一系列清晰、簡單的思維過程。當然，他再也不彈鋼琴了。

他一輩子都在親戚中間分贈財產。我母親得到了兩萬福林，我們用這筆錢買了一棟「自己的房子」。我的那位嫁到維也納的小姨也得到了兩萬福林；但是我父親在幾十年裡一直向大伯父支付那筆預付遺產的利息，而維也納的親戚們則免付利息，他們像獲取禮物一樣獲得巨款。在戰爭爆發的第三年，大伯父去世了，確切地說是餓死的；維也納的親戚們描述說，在他生命的最後幾個月里，他將自己的一切都捐給了窮人，連副食票也捐了。

毫無疑問，跟普通人相比，這種人是由另外一種更加堅韌、剛強的材料造成的。從他們手中，我獲得了賴以遠行的精神食糧；從他們身上，我繼承了作為他們生命一部分的堅韌和耐力，並以此為生。

戰爭爆發了，埃爾諾應徵入伍，他依舊一言不發，動作笨拙，旅行袋裡塞滿了香煙和巧克力，彷彿是動身去郊遊。我們告別的時候，他只站在門口說了聲「那好」，尷尬地微笑，猶猶豫豫地伸出手，好像只是去鄰居家串門，沒有必要說什麼。他不明白我們為什麼這般緊張，想來，他只是出去一小會兒，去前線作戰。他最怕的就是與人親吻，無論是跟我母親還是跟孩子們；他憎惡這類表達情感的家庭場景，不喜歡吻別。從他臉上的表情可以看出，戰爭中最折磨他的就是這個告別的場景。我們充滿驚恐地將他團團圍住，孩子們感覺到了埃爾諾的矜持，默然無語地送他到台階，就在這時，發生了一件出乎所有人意料的事，埃爾諾自己更不會想到：我們都愛這個胖碩、憂鬱、患病、笨拙的人。這種愛突如其來地從我們心底湧出；這種情況在這個家庭里確實很罕見。我們都被他吸引住了，在此之前，家人之間還從來沒有誰彼此吸引過。埃爾諾邁著緩慢、蹣跚的步子投入了戰爭，我們站在門口望著他的背影目送了他好久，我們敢打賭，即使天塌地陷，他也不會在路口回一下頭……大家都很清楚，期望他這個「逃跑者」在上前線時在街角招手，期望他向「兒女情長」投降，這怎麼可能啊？！他走了，沒有回頭，我們站在大門口哭了起來，並且報復性地大笑，說這個四十歲的埃爾諾簡直是個孩子。你看啊，哈哈哈，他就這麼上了前線，背著鼓鼓囊囊的行李，裡頭塞滿了羊毛護腕、巧克力、溫度計、望遠鏡、帶酒瓶起子的攜帶型折刀和所有打仗時必不可少的東西——因為，他在德國生活的這些年，被培養成了一位一絲不苟的嚴謹男人——即使給他金山銀山，他也不會回頭看我們一眼的，哈哈哈，因為他是這樣害羞！但是我們知道，他也很愛我們——上帝可以做證，我們所有人都跟埃爾諾相處得很融洽，就連女僕們也跟他很好。尤其是，他是這個家裡唯一懂數學的人；現在他走了，留下了我們，晚飯後再沒有人舉辦有關原子爆炸的講座了。

進門后的右邊是「樣品間」，裏面堆滿了新傢具。當地許多人都買外祖父的傢具，埃格爾大主教的幾個沙龍也是請他布置的，那些刻有「R. J.」標記的桌子和扶手椅至今仍擺在大主教的客廳里。外祖父的家宅和作坊佔地面積很大。的確，在他的「木工廠」里，已經使用機器和車床進行工作，但是外祖父始終在外套口袋裡記賬，用鉛筆隨手將收支記在凌亂的紙片上，過一段時間，紙片就會丟掉。

這兩位法學家，維也納的浪漫主義者馬伽什舅公和佩斯的這位叔公，都憑著他們享譽全國的名望和令人誠惶誠恐的嚴謹，為我們家打上了「傑出法學世家」的烙印。我父親也是一位律師，毫無疑問，我也應該是。我們每年都去看望佩斯的叔公；他本人也格外上心地維持這個家族的團結，但並不太跟我們中的任何一個直接交往。他住在布達，後來搬到佩斯區的一棟避暑別墅；他從那裡去大學授課，認識許多住在老城街巷內的大人物們。路人們只要一見到他，都會停下腳步，凝視他的背影。他的著衣方式頗為古怪，西服的下擺從短外套下緣露出來；而且他跟所有的大老爺們一樣，身上從來不帶錢。一輩子從來沒想過錢，他的這種做派純屬自然，並非裝腔作勢。他長得像一隻古生物，身高馬大，身體笨重。在思想上和生活里，他也似乎尺度超常，毋庸置疑地體現在用餐、娛樂、生活方式和生活細節等各個方面。有一回，政府請他出任司法部部長，但他沒有接受；事過很久，他解釋說，他喜歡當我行我素的教師，不想當部長，因為「部長」是奴才，一旦惹老爺們不高興，隨時可以被辭掉……他是一位不受管束的人，按照自己的內在法則生活；他以自己的方式自律，但不受社會規範約束，自在逍遙……不管去哪兒，他都步行，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才搭乘公交車。這位怪人在我的記憶中已相當模糊，我只能扭捏害羞地跟他講話。跟家裡大多數成員和他的孩子們一樣，在我的印象里，他也是一個出類拔萃的可愛生靈，是肩負重荷的大自然造物。

大多數的婚姻都不美滿。夫妻倆都不曾預想到，隨著時間的推移，有什麼會將他們分裂成對立的兩派。他們永遠不會知道，破壞他們共同生活的潛在敵人，並不是性生活的冷卻，而是再簡單不過的階層嫉恨。幾十年來，他們在無聊、世俗的冰河上流浪，相互嫉恨，就因為其中一方的身份優越，受到過良好的教育，姿態優雅地攥刀執叉，或是腦袋裡有某種來自童年時代的矯情、錯亂的思維。當夫妻間的情感關係變得鬆懈之後，很快，階層爭鬥便開始在兩個人之間醞釀並爆發，儘管他們在同一張床鋪上睡覺，在同一隻盤子里吃飯，可許多時候連他們自己都不能理解：在他們之間表面看來並無矛盾，似乎一切正常，為什麼會在背地裡如此不誠實地彼此嫉恨？對於另一個階層，他們憎恨，蔑視，或忌妒。假如男人的出身「比較高貴」，女人自然會樂意展示自己陽光的一面，在全世界人面前粉墨登場，試圖有尊嚴、有魅力地躋身丈夫所屬的那個更上層的社會舞台；但是回到家裡，在大床上，在餐桌旁，她們則會為自己遭受的某種內心傷害而毫不妥協地報復對方。婚姻的一方列祖列宗所享有的尊嚴以及世代積累的財富不會傷害另一方的階層情感，這樣的婚姻鳳毛麟角，打一個比方，社會地位較高的一方總會時不時地跟對方說，「在我們家這樣」或「在我們家那樣」。家庭里始終存在著階層爭鬥。

埃爾諾邀請我去住兩個星期。我在第四天就逃走了。我一副窘態、滿臉漲紅地跟埃爾諾撒謊，他耷拉著腦袋一言不發，搖晃著身子，沒看我的眼睛。我一個人去的火車站，埃爾諾沒有送我。我們就這樣沉默不語地就此決裂，從那之後，我們再也沒有見過面，他再沒給我寫過信。看來，他覺得這樣對我們倆都好。這個創傷過了很久都未能愈合，後來，我夢到過在瑞士飯店的那些日子，我在夢裡咬牙切齒，將盛著噴香飯菜的盤子扣到跑堂的頭上。幾年之後，埃爾諾死於疼痛不堪的不治之症。我再也沒去過聖莫利茨。有幾次，我去恩嘎丁那一帶的小鄉村旅行，離那裡很近，但我總是繞開聖莫利茨。這種感覺，要比理智、意願和悟性都更強大。要知道，我擔心被哪個跑堂認出來。

作為「校長」，他在我的第一本記分冊上籤了字，字體又圓又胖；他送我到門口，微笑著說，現在他是法定的「尊貴的先生」，因為在古代世界，這個頭銜只能用在艾爾代伊大公和大學校長頭上；他跟我友好地交談，詢問我家的情況；但是隨後，他好像忘了我是誰，轉身回到寫字檯前，喝掉剩下的啤酒，揮了揮手讓我離開。出於勤奮，我努力聽了他幾堂課，但是到了第一學年末，我厭倦了法律，轉到了文學院，沒再聽過他的課；沒過多久，我離開那所學校，後來在國外大學畢業。從那之後，我十幾年沒再見過他。退休之後，他住在多瑙河邊，住在一個度假區，黎明起床，八十多歲高齡還在多瑙河裡游泳；他從早到晚都在房間里工作，胳膊支在站立式的辦公桌上。他的弟子和追隨者們為他出版著作；八十歲大壽時，他們在佩斯的音樂堂為他舉辦了一場盛大的慶典。他的同事、學生、全國著名的律師和法官們都來了，司法部長也親自出席。人們白白等了許久：他派人給部長送來一封信，感謝大家為他祝壽，請大家原諒他不能出席，可是他「不能允許自己的生命因為這種事情變短」。他對生命格外珍惜，最後的精力全用於工作，他的實際生命要比普通人長許多。他的生命產生於某種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原始力量。

在一個夏日，埃爾諾來了，他氣宇軒昂地登上台階，用吝嗇的言辭跟目瞪口呆的一家人打過招呼。他沒有吻任何人的臉，特意選了一把扶手椅坐下，從一隻銀制煙盒裡掏出帶長煙嘴的「女士」香煙，開始寧心靜氣、聚精會神地抽起來，似乎他來這裏別無他事，只是為了向我們演示他所發明的一種吸煙方式。我從來沒有見過有誰像他這樣以這種複雜、鄭重、靈魂出竅的方式吸煙。點燃之前，他將長煙嘴在銀盒蓋上戳了幾下，眯起眼睛，用一隻眼睛瞅了瞅香煙，彷彿在看一架天文望遠鏡；他朝長煙嘴裏吹了口氣，然後用舌尖舔濕了嘴唇，用兩根手指仔細、輕柔地捏了一遍香煙，從卷了煙絲的煙捲里掉出點什麼；他噘起嘴唇，然後將香煙放進嘴裏，但是並沒有鬆手，仍用兩根手指小心地捏著，左手習慣性地從馬甲口袋裡掏出打火機，用一隻手點燃，隨後深吸一口——此刻他的兩腮使勁嘬癟，像死人一樣——然後讓煙霧在自己的肺里繚繞許久，大概過了足有半分鐘吧，他一直在咀嚼，細品煙味的快|感，之後開始緩慢吐出。煙從他的鼻子和嘴巴里呼出，形成一縷淡淡的煙雲，這時候埃爾諾的呼吸變得艱難，就像一位運動員剛剛完成一場全力以赴的體育比賽……一家人嘖嘖讚歎地圍坐在他身邊，看得出神。他來我家后的頭幾分鐘，全部用在了點煙上，好像有意讓全家人為他的藝術造詣驚詫不已。之後，他很長時間都一聲不語。他的呢子大衣放在身邊的椅子上。他個頭很高，有一米八六，而且體形很胖，還蓄著跟威廉二世皇帝一樣的翹鬍子。

這一家人的生活過得相當拮据；他們沒錢，只是在希特金區的公寓里、在奇思妙想中掙錢。許多要交的雜費，七個孩子的穿衣、教育和食品開銷，我姨父買顏料、畫筆和畫布的錢，還有生活中不得不花的醫藥費，買衣服買書交房租，還要避暑度假，這一切都仰仗天上掉餡餅的偶然幸運。靠音樂和藝術是無法糊口的。姨父畫了很多畫。他為妻子和六個女兒畫過各個年齡段的肖像，畫完這幢房子和花園后，又畫維也納的公共建築，畫拉因茨和默德林鄉下的門窗；他為親戚們畫過肖像，還臨摹過照片，畫過一年四季的風景，畫過他喜歡的所有花束；他看見什麼就畫什麼，連地下室和閣樓都沒漏下。在他的畫上要什麼有什麼，大畫家將生活中的一切都記錄到了畫布上。姨父的畫作非常精美，手法細膩，用色敏銳，光影斑駁，景物和人物的布局比例和諧，第一眼看上去誰都會喜歡。這些畫完美無缺，有大師的風範。但是如果仔細審視，在欣賞了我姨父的多幅作品之後，就會覺得畫里缺了點什麼。畫里缺的就是他，我姨父自己。他是那麼謙遜，那麼內向，以至於不敢在作品里發聲。他是藝術家，但從來不把最後一句話說出口。

生命在懵懂中悄然流逝，說不出口的話語、我們當時的舉止、沉默與恐懼，這些就是生命，真實的生命。就跟每個生命的自身平衡一樣，家庭的平衡也十分脆弱。我認為，我們家人之間既不比大多數家庭中的成員們愛得更多，也沒有恨得更少。猶太人家庭不是這樣，基督教家庭很難理解猶太人家庭中那種有意識的相互依賴。在猶太人眼裡，家庭至上，之後才是家庭成員；在基督教家庭里，每個人將自我排在首位，有多餘的情感才分給別人，時多時少，包括分給家庭。猶太人為家庭活著，基督徒靠家庭活著。也許存在少數的例外，不過絕大多數情況都是這樣。當然，「我們家人彼此相愛」。父母對孩子們溫情脈脈，傾注心血養育我們，父親的態度非常和藹，總能滿足我們的一切願望。但是即便如此，我們家有時仍分為兩派，母親一派，父親一派。我們就像圭爾夫人和吉柏林人那樣相互鬥爭。為什麼呢？因為某種情感傷害、反應敏感、防衛意識的過度激亢潛移默化地作用到我母親那派的家族成員身上，正是那些從未擺到桌面上談論的問題所造成的緊張，影響到我們的家庭氣氛，比方說，我們因為一把衣服刷爭吵，背後實際另有原由。這種無關大局的革命，在每個家庭里都會發生，有的發生在7月14日，有的則在熱月里。

大伯父收下那疊千元巨鈔，在維也納生活，住在特蕾西亞學校一套兩室的公寓里，培養匈牙利和奧地利的貴族精英。他很早就結婚了，蓄著跟上帝一樣的白色絡腮胡。他是一位謹慎、敏感、高貴的思想者。作為著名的法學教育家、特蕾西亞學校教師、匈牙利伯爵的法律顧問和親信，他是奧地利第一批在公開講演中承認自己是社會主義信徒的人之一，要比維克托·阿德勒早幾十年。他的觀點十分純粹，不受黨派利益的影響。他為手工業者和工人們舉辦講座，介紹社會主義、馬克思和拉薩爾。他創辦了奧地利的第一家工人聯合會，捐出一萬福林作為援助基金，旨在改善工人的生活。那些工人運動領袖和職業革命家利用了他的善心和輕信，接受了他的捐款，稱他為「基督教社會主義者」（在當時，這還是一個陌生概念）。大伯父對此沒有惱火。他撰寫文章宣揚基督教的「社會主義內容」。90年代，英國下議院曾朗讀過一篇他撰寫的這方面文章，將他尊為「理想社會主義」的偉大榜樣。黨派從來沒有接納過他，他至死都是一位孤獨的鬥士，被人尊為「懷有浪漫主義理念的社會主義者」，試圖用博愛的手段解決社會問題。必須承認，在這位非職業的社會主義者身上——不僅在他身上，而且在他的文字里——確實有著某種與眾不同的孤傲，某種無法置身於任何集體之中的精神追求者的孤傲。他把大部分財產捐給了工人運動，因為他堅信工人運動終會成功，但他並未加入到他們的隊伍里。大伯父一輩子都在特蕾西亞學校執教，後來當上了校長。read.99csw.com

他們真的就像鳥兒一樣生活，過著節儉的日子，在希特金區的公寓里嘰嘰喳喳，等待幸運降臨。偶爾，有一兩個閨女飛了出去，飛到外面闖蕩世界，出嫁或——踩著華爾茲的舞步——捲入一場突如其來的感情風暴。而後，等到婚姻或者華爾茲舞曲結束，她們又重新回到希特金區。瑪麗已經老得看不出年紀了，就像《聖經》里的女性人物。他們在琴房裡或封閉的門廊里放下一張吊床，讓逃跑者在家裡搖搖欲墜的房檐下落腳。女孩們和父親仍不知疲倦地演奏，畫畫。他們生活在維也納，生活在樂聲悠揚、芳香醉人、和諧優雅的城市節奏里，並用充滿激|情的歌聲、畫面、旋律、觀點和動作表達著生活。就這樣，這家人跟畫架、跑音了的鋼琴、吊床、歡快而優雅的貧寒、動蕩不安的生活方式和平共處，享受維也納賜予他們的最大恩惠。老弗朗茨和六個女兒至少跟聖斯蒂芬教堂和「鐵樹」一樣屬於維也納。我們只要想起維也納，就不可能不想起他們。施尼茨勒和霍夫曼斯塔爾一起去過他們家，在希特金區的花園裡做過客；阿爾滕貝格曾給女孩們寫過情書，後來又認真地要了回去，賣給了報社，收入自己的文集。有三個女兒學芭蕾舞，後來跳到了大世界，當然也是邁著華爾茲舞步，永遠不會踩錯點。這三個小女兒跳著輕快的華爾茲，她們的腳步聲和笑聲從聖彼得堡傳到紐約，她們是維也納的特使，渾身充滿了情感豐富、旋律優美的四三拍節奏。老畫家站在院子里的畫架前，畫剩下的模特，跟我母親的大姐——女孩們的母親羅莎吵架。他們吵了五十年的架，即使在銀婚、金婚的晚餐上也吵得好幾次要背過氣去，但喘上氣之後繼續吵。一旦合同到期或跟丈夫離婚後，女孩們就會返回娘家，一切都顯得那麼自然。曾在許多大都市豪華飯店套間下榻的世界著名女舞蹈家，回到家后，晚上一聲不響地爬上弔床，睡在姐妹們中間……

埃爾諾的性情傲慢而敏感，他是我母親最小的哥哥。他一下子失蹤十六年的方式和事實，給他那壯碩、慵懶的體形增添了幾分神秘感。離家的時候，埃爾諾是一名在役軍官，他是「家裡的寶貝」，家裡所有人都以他為榮。他在軍校里地位優越，我的外祖父去世后，他仍可以繼續在軍隊服役，因為家庭支持這位前途無量的青年軍官。他在小城駐守，過悠閑的生活，嗜好喝酒，經常打牌，好賴總能夠完成任務。他在朋友圈裡很討人喜歡，因為他喜歡彈鋼琴，而且彈得相當不錯；他還善於山聊海侃，很會討好咖啡館的女掌柜和途經此地的女演員。慢慢地，他沉溺於這種萎靡的狀態，整日酗酒，無所事事，這位並不安分的在役軍官就這樣打發在外地駐軍的單調日子。埃爾諾有著革命者的血性，內心封閉，生性好奇，躁動不安，嚮往流浪。有一天他突然意識到自己厭煩了軍旅生涯，當即寫了一封信給國防部長，辭掉了軍銜，分文不要，換上一身平民裝束，不辭而別地出國遠遊。由此看來，我母親家族的男性成員都不能忍受等級森嚴的生活。我的三個舅舅，一位因為不能成為音樂家而抑鬱自殺，另一位冷漠地拋棄了人文主義學業去當屠夫，埃爾諾則扔掉戰刀，跑到國外某個令人猜測、無人管束的地方為了某種「秘密」而生活。埃爾諾回家后，沉默寡言、謹小慎微地住在我們中間，行李里只有幾本數學和物理學的專業書，還有不少的五線譜本。他酷愛數學。我從他嘴裏第一次聽說愛因斯坦這個名字——埃爾諾從專業雜誌上閱讀學者們的論文，他對相對論的了解要比這個理論被媒體熱炒早幾十年；是他第一次給我講的原子理論，講普朗克，講原子爆炸。他從早到晚都戴著一副鏡片很厚的夾鼻式眼鏡，抽著香煙，謙卑而憂傷地坐在門廊的一個角落，讀一本物理學著作或專業雜誌。

每隔一個星期天，茹莉表姑就來布達的寄宿學校接我，我們一起去島上吃午飯。茹莉表姑寫長篇小說，並且說一口流利的法語。她在巴黎生活過很長時間，後來住在盧瓦爾河畔的一座城堡里；穿著、氣質、見識，無不顯示出她擁有值得驕傲的家庭背景。她父親是匈牙利最後的七執政官之一，她的母親路易絲是我祖父的姐姐，溫柔賢淑，頭上總包著方頭巾。茹莉表姑嫁給了一個羅馬尼亞人，但是家裡誰都沒見過她的丈夫。他們在布加勒斯特住過一段時間，經常出入宮廷。茹莉表姑總在講故事；她天生就是個講故事的人。她講「她的東巴黎」，講生活跌宕、酷愛藝術的羅馬尼亞王后，講巴黎與文學。我望眼欲穿地盼望星期天，因為茹莉跟文學家很熟，認識霍伊希·帕爾和裴卡爾·久拉，她還在日報上發表短篇小說。她丈夫很早就去世了，他們只在一起生活了很短一段時間。茹莉表姑不懂「青少年教育」，但她本能地敲開了我的心扉，她像跟成年人一樣地與我交談，跟我談生活和文學。星期天郊遊，她帶我走進陌生的世界。我們在一起時，估計茹莉表姑感到很乏味，想來她是見過大世面的人，結識許多著名的作家；她總是「在腦子裡已編好了」好幾部小說，「就差寫到紙上了」；她跟羅馬尼亞王後會晤過多次。總之，她屬於另外一個世界，不僅是成年人的世界，還有愛情與世襲特權的世界。她的穿著打扮非常時髦，戴圓頂帽子，穿沙沙作響的綢緞衣裳，好像是去參加舞會；我們就這樣去島上，從那裡搭船到勃拉洛什廣場，去茹莉表姑位於梅斯特爾大街的公寓，在那裡留下了各種各樣的「記憶」。她對家族非常依戀，屋裡擺滿了老照片、舊書信和上百年的家族紀念品。她也像對待祖傳器皿或家族舊物那樣精心地呵護我。茹莉表姑是我們家的秘密珍藏者、女作家和一部小說的女主人公，既是家族成員，又是無可非議的陌生人……她住的那兩個小房間，位於一棟公寓樓的二層，空間相當狹小；但是即便如此，她周圍的一切仍顯得華貴驚艷，她的每樣東西、每件衣服、每件傢具、每副手套、每頂帽子全經過精挑細選，引領時尚，她在每句話里都會不厭其煩地摻進法語詞！……她總是在路上，總在制訂計劃，寫長篇或短篇小說，出席晚會，準備去巴黎——對我來說，她簡直是一個令人眼花繚亂的通靈之物！除此之外，在她身上還有某種不容摧毀的東西，某種內源的，即使後來變得貧困、孤獨、失望也無法假造的光焰。茹莉表姑是一位真正的女性，是「世紀末」的傑作，是罕見的流星。

我剛讀大學的第一個學期，他擔任佩斯大學校長。有一天上午，我去他那裡報到。他在富麗堂皇的校長會客廳接待了我；他坐在一張雕花的大寫字檯后，身寬體胖，形象高大——也不知道為什麼——我感覺他像霍爾拜因畫作里的英王亨利八世。在他的脖子上，掛著象徵校長權威的金屬鏈；一塊大大的方餐巾塞在馬甲的開襟處，遮住了他的大肚子。他用攥著餐叉的手和藹地向我招了招，示意我走近一點兒；他正在吃燉肉，校長辦公桌上擺著一盤香噴噴的燉肉和一杯啤酒；他吃得津津有味，看得出來，他並不在乎自己在裝飾華麗的會客廳里的形象。我出神地看著他，一直等到這位身材魁偉的大人物吃完最後一口飯。之後，他挽起我的胳膊，友好地領著我在大廳里走了一圈，指給我看那些他自己都不清楚來歷的油畫。我們在象徵學校尊嚴的權杖前站住。「這是什麼，本尼叔公？」我問他。「我不知道。」他說，並且聳了下肩膀。我用感激的目光望著他，因為這個聳肩的動作喜歡上了他。

因此，不難理解吉澤拉為什麼想要逃出這座生活的修道院，婦人們和姑娘們被腌在這個沒有男人敢走近的地方發酵變酸。向吉澤拉求婚的是一位河流管理員，他是鰥夫，是個沉靜、憂鬱的小公務員，生活里已經什麼都有，缺的只是吉澤拉，就連瑪麗大嬸也未能弄清男人的想法！不管怎樣，有一天，瑪麗婭大院的全體成員為吉澤拉縫製了一身細腰、緊身的絲綢婚紗，河流管理員身穿黑色禮服，一副受驚的神情站在客廳里忙碌穿梭、興奮異常的婦人中間。卡茲梅爾大叔一大清早就趕過來，喝了許多薩莫蘿德尼葡萄酒，他用模稜兩可的話鼓勵了河流管理員幾句。在忙碌、興奮的喧囂中，沒有人明白河流管理員到底為什麼要娶吉澤拉，就連新娘自己也不理解。可憐的人啊！婦人們給新娘燙前額的劉海，吉澤拉臉色蒼白地站在河流管理員身邊，用不知所措的眼神環視四周，覺得這一切都不現實，不相信這種喜事會落到自己頭上，她突然成了一個重要人物，幸運之神降福於她……河流管理員住在蒂薩河畔的一個小村莊里；他有房子、院子、豬圈和一份穩定輕鬆、收入不錯的工作，想來，即使在和平年代也難找到比看管蒂薩河更舒心的國家單位……所有人都說，美麗善良的吉澤拉真是太幸運了，這樣從天而降的幸運實在罕見！河流管理員緘口不語，午宴上一聲不響地吃了不少，喝了很多酒，然後挽著吉澤拉的胳膊，腳步從容地陪她去火車站，去蒂薩河畔。家裡人很長時間都這樣講，吉澤拉太幸運了，好像命運跟她開了一個結局仁慈、讓人感覺不真實的玩笑。「不管怎麼說，吉澤拉一直都很幸運！」那些繼續留在瑪麗大嬸鐵掌里的阿姨和姐妹們不無忌妒地說。

這種階層爭鬥在我們家裡也進行著。從來沒有誰知道這個，也從來沒有人談論這個。我母親的父母和祖父母，都是所謂的「普通人」；她的祖父是磨坊主，她父親則是一位木匠。後來，由於她父親生意紅火，作坊擴大，並且僱用了許多位夥計，所以家裡人稱他為「工廠主」；晚年時他成為企業家，自己不再拿著鑿子、刨子在車間里工作，只是簽收訂單，分派任務。不過他這種地位提升，對我們來說幫助不大，因為在他身上永遠沾著手工勞動者的「低賤」。當著外人的面，我們當然承認他，承認有這位謙卑的長輩，他用「自己的力量」獲得成功，成為工廠主，不需要自己勞作，只管接收訂單。然而我父親的家人，包括我們這些孩子，都更希望我的外祖父一輩子都是月薪只有三十福林的市政府公務員、臨時僱員或好吃懶做的州政府秘書。小時候，我們為外祖父曾跟膠水、木鋸、刨子打過交道而倍感羞慚。當著小夥伴和學校同學的面，我從來不提這位身為工廠主的外祖父。我希望那段歷史能被時光掩埋，即便我不得不提起「工廠主」的事，也會不好意思地垂下眼帘。有一些熟人，他們用格外欽佩的語調談論我的外祖父，講述他為人謙遜、有自知之明的良好品性，他們使用的語氣彷彿在說：勞動不是一件恥辱的事。唉，怎麼會不是？！我們之所以認這位外祖父，只是由於我們別無選擇。其實，他很早以前就去世了，我們這些孩子從來沒有見過他，他善解人意地消失在不幸的死亡里，去世那年，他只有四十七歲。即便如此，我還是覺得他給家人帶來了恥辱，但我並不清楚這到底給誰帶來了恥辱。是給我父親的家族或孩子們，還是給我？我父親總是用敬重、讚許的語調談論我母親的家族；但是孩子們的耳朵非常敏感，我們從敬重和讚許中聽出某種不由自主的禮貌和相當飽滿的騎士風度。很有可能，即便我的外祖父是一位養犬者，父親也會接受他；或者用同樣的禮貌和騎士風度接受跟我母親相關的一切。但是，階層爭鬥仍舊以含蓄的方式、用騎士的武器進行著。我們這些孩子已經帶有偏見、有意識地排斥我母親的家族。我們從來不談論它。直到上了大學，我才擺脫掉這種盲目、懦弱、虛假的恐慌，開始對我母親的家族產生興趣，開始意識到我跟那個家族的直接關聯，感到自己確實是我母親的兒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