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健康」的交友傾向的孩子們，一旦在家中受到鄙棄或傷害，會到社會群體中尋找避難所，以擺脫失落和孤獨感；比方說，他們參加神學會，通過自我奮鬥實現自己的社會野心，或者成立學生會。在我小的時候，還沒有聽說過「童子軍」。這樣看來，我不是一個有「健康」傾向的孩子；在社會上那些獲得官方認可、作為「家庭補充」的集體里，在由學校正式組織、在法律監督下成立的青少年團體里，我都不堪忍受，無法找到自己的位置，我在精神上深受「幫伙」、惡童和殘忍的自由團伙的吸引！這樣的階段，不知道在我後來的生活中重複過多少次！在我的婚姻和職業生涯里，相同的傷害讓一個個遁詞花樣翻新。經過受傷的孤獨時期，我焦渴、飢餓地尋覓人群，找到同伴；我努力躋身黨派，躋身那些由世界觀和精神力量團結到一起的思想和利益集團；但是最終我總是在這個或那個「幫伙」里找到避難所，在某個社會邊緣，在某種動蕩不安、缺少監督的社會領域，跟那些或許只通過共同體驗的同盟捆綁到一起的傢伙們結成親戚……然而在我小的時候，我把手洗得乾乾淨淨，小心翼翼地坐到家裡的餐桌旁，即使母親銳利的眼睛也無法從我身上看出，我只是一位坐在他們中間、來自另一個世界的陌生客，我從某個古怪的盟會中回到家。我極力平衡著我生命中這個脆弱易傷的兩面性，這就是生活。

我們的統治者並不怎麼有教養；有的時候，我們在他面前談論的事情超出了他的知識範疇，他會木獃獃地盯著我們，那雙好奇的眼睛里光澤暗淡，在他粗魯而敏感的孩子的嘴角，浮現出一絲邪惡、怯懦、敵意的線條。但在家裡，在有僕人伺候我們的漂亮房間內，我們的「另一半生活」格外煩人；尤其是，當我被迫跟玻璃製造商的兒子待在一起時，總要自虐般地仔細盤問，逐一供述。我們要講自己吃了什麼午飯，我們的父親有多少衣服掙多少錢——錢的問題特別刺|激我們的想象，我的統治者經常慫恿我在辦公室下班后伺機溜進我父親的工作室，看看律師的記事簿，當天總共有多少進賬……那本又厚又大、羊皮封面、聖書一般的記事簿，總是翻開著攤在寫字檯上，辦公室女秘書和候補律師將每天的業務登記在上面。記事簿里的數據總讓我焦躁不安，裏面記錄的字裡行間總讓我感覺到自己家族的威信和富有；假如我在裏面找到了四位數字，就會感到非常快樂……「信：兩克羅那，諮詢：十克羅那」，記事簿里這樣記錄。有的時候是我父親干硬如刺、工整認真的筆跡，紙上記錄了用錢量化的辦公室日常的工作業績。「今天我們掙了一百克羅那！」我向我的統治者報告，他用帶有惡意的眼神和有些不大情願流露的滿足的微笑認真聽著，享受著數字帶來的微醺。

午飯之後，我跟家庭教師一起複習拉丁語，讀幾頁歷史，背幾段《托爾迪》，或者划拉幾篇匈牙利語作業。儘管我在筆記本里就「奧朗尼·雅諾什筆下的女性人物」密密麻麻寫了三頁，但我對奧朗尼·雅諾什依舊所知甚少，對女人根本就不了解，更不要說詩人想象中的女性人物了；之後，我練一小時鋼琴，或字跡工整地將頭一天課上馬德莫塞萊·克雷門汀做的聽寫練習謄寫一遍；假如下午還能剩下有陽光的一個小時，我要出門「散步」。這種規定的散步，要比在學校上課更令人生厭。不論春夏秋冬，我每天早晨都要六點半起床，七點鐘必須參加彌撒，八點到下午一點聽課；有的時候，下午也要去學校上美術、聲樂或體育課。我們的作息時間被安排得那麼緊張，就像在戰爭時期服軍役。在每年的復活節和九月份，我們得到新衣裳。在聖靈降臨的前幾天，母親到當地的廉價商店為我們選購新衣，雖然衣裳我不得不|穿，但我從來不能苟同她的「實用眼光」。有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她允許我根據自己的眼光買一雙「我想穿的鞋」；午飯後，母親遞給我一張面值五十克羅那的鈔票，當晚，我買回一雙在我們城裡所能找到的「最貴的鞋」：不是我們平時常穿的那種系扣的皮靴，而是一雙明黃色、系帶式、羚羊皮的公子哥鞋，總共花掉四十克羅那。母親一看就氣哭了；這雙鞋成了能讓家裡人嘮叨幾年的話題，就連遠房的親戚們都搖頭嘆息，說我如果不趕快改好，「我以後不會有好結果」。的確，我自己也很著急，惶然無措地這樣覺得，「我以後不會有好結果」；我努力在家裡尋找自己的位置，彈琴，背書，忍受無聊。家規嚴厲，不可逾越，我們只能俯首帖耳，像蜂巢里的蜜蜂，被夾在六角房孔的蠟牆之間。終於有一天，這曲田園牧歌結束了。

這種田園生活一直持續到我六歲那年。妹妹出生后，立即奪走了我的頭銜，佔據了我的位置——也許，那只是我自己這樣感覺，但是在我周圍肯定發生了某些變化，我在家裡不再排名首位，那種失落感無異於一個人遭到流放。「姑娘！」家裡人叫我妹妹的口吻全帶著十足的騎士風度，我母親也總是這樣叫：「姑娘！」我盡量做一個「好孩子」，想重新回到失去的天堂。我攢錢給母親過生日——在我困惑無助的努力中，我至今都清楚地記得這件事——我決定送母親一件能讓她驚喜的神奇禮物。我一大清早就溜出家門，兜里揣了三十克拉卡伊，我在城中轉了幾個小時，最後買了一塊形狀好看、做成肉凍的牛肝餅帶回家，送給了母親。那段時間，我生活的氣候陰雲滿天。每個家庭的歷史中，都會經歷這樣的危機時期，雖然沒有「發生」任何可以說得清道得明的事，但仍會為家人之間的現實關係蒙上一層幾十年不褪的陰影。從六歲開始，我突然變得孤身一人。這個我跟誰都沒說過，連我母親都不知道。我在生活中感到煩惱、無助和孤獨。家庭，溫馨的巢穴，我再也無法回歸，失去的樂園我只能在夢中尋找。「姑娘！」後來也一樣，在幾十年裡，我覺得在我父母心裏，對「姑娘」有一種人為的、堅定的、刻意的崇拜；我懷著受傷的心情開始迴避，試圖讓他們意識到我遭受的鄙棄。家庭的等級制度微妙、複雜和敏感。後來，在我生活的危機時期，即使工作和毒品也無法完全征服我的神經官能症，我不得不開始留意同時代最典型人家的家庭關係，從其他人身上，我發現了有規律的重複和同樣的結局。我總結出一個規律：假如第二個孩子——無所謂男孩還是女孩——的出生比前一個孩子晚兩年以上，先出生的孩子會感到自己遭到鄙棄和傷害，而在「失樂園」后，首先感到的並不是想家；一歲半或兩歲的孩子可以無意識地接受新降生的對手，比較容易真心地與之友好相處。我的兩個弟弟都比我妹妹晚出生許多年，我最小的弟弟要比我妹妹小十幾歲，他們得到所有「穿小了的衣服」；不僅是「穿小了的衣服」，還有藏到樟腦球里的情感……這些理論跟所有的理論一樣實用。生活只偶爾尊重規律，大多數時候將一切理論都拋到腦後。

在當時，劇社的經歷並沒有隨著在聖母無原罪始胎節和3月15日舉辦的學校慶祝活動一起完全消失。每年兩次，在某個星期六的下午，當地劇團都為學校里的學生舉辦青少年戲劇表演，上演《歐奧奇卡伊旅長》，當然是經過改編的青少年版，還有尤卡伊的《金人》和一出名為《仙女愛情》的輕歌劇，音樂是由卡裘赫·彭格拉斯作的。神學會會長和神父擔心輕歌劇的題目太過輕浮，一起穿著米黃色教袍、戴著硬檐兒禮帽、整個一副精神導師裝扮找到劇社的負責人，造訪的結果是，為青春期孩子們表演的輕歌劇被迫改名為《仙女之愛》。然而在學校里的僧侶教師中很少有這類偏見很深、憂慮滿腹的人物。教我們匈牙利文學的是一位詩人教師，一位滿腔熱忱的年輕神父，他經常在二層的演員包廂里跟演員們和女藝術家們一起觀看演出；從四年級開始，他開始和我們可愛的家長們坐在一起。當然事先經過班主任同意，我們也觀看弘揚愛國主義精神的戲劇首演，至於哪齣戲有愛國主義精神，則由班主任決定，而不是學生家長。因此，有一段時間我可以看《喑啞的憤怒》，但是當時風靡一時的《美麗的海倫》和讓我的慾望與想象達到高潮的《藝妓們》，過了十幾年之後我才看到。

從我六歲到十歲的那四年裡，每天上午我都去艾瑪阿姨家，我跟她學習書寫、數學基礎知識和匈牙利地理。艾瑪阿姨是一位教師，給富裕人家的孩子們上私教；她有一隻眼睛視力很差，教小學低年級學生書寫字母就教了長達四十個春秋；儘管有著四十年的教學經驗和實踐，但她仍然像一個孩子。她過著像被消過毒似的純潔生活，或許她只能在孩子們面前才能敞開心扉，也許正因如此，人們在現實生活中極少能遇到她這類人。艾瑪阿姨五十歲時，仍能感受到一個一年級小學生感到的興奮；當她一遍又一遍手把手地教小孩子時，她自己也重新學習寫字；當她成百上千遍舉例講解時，最先驚訝的是她自己；在她看來，在託付給她的每個孩子身上，她都能發現一個新世界。艾瑪阿姨在課上從來不覺得無聊，只有在不由自主地困惑和吃驚時才會顯得「嚴肅」。我們一起用彩色紙條做編織遊戲，艾瑪阿姨至少跟我一樣全神貫注。頭幾個月里，我經常破壞上課的規矩，這讓艾瑪阿姨十分頭疼，但她並沒有為了維護自己的威信跟我較量，而是苦口婆心地央求我聽話，並不在乎她的努力付諸東流。第一年歲末，我們成了知心夥伴，決心一起在更高的權威——父母和學監——面前掩蓋這個令人悲哀的事實：我們只是玩了一年，什麼也沒學……在那四年無憂無慮、快樂而漫長的童年歲月，上午我去她家，每天我都興奮異常，彷彿去參加一個奇特的幽會——艾瑪阿姨比我年長十倍——我們坐在散發著樟腦球和蘋果味的公寓里，坐在窗戶旁邊，因為街道上的風景總比課本更有趣。在黑檀木寫字檯的一角，在一隻用布蓋著的盤子里，總有上課的獎勵和驚喜等著我：雪蛋和海綿蛋糕，香草蛋糕，加了少許紅果白酒的煮水果，或裝在一條長布袋裡的幾枚花生、紅棗和無花果……到了年底，我終歸還是緊咬牙關地學會了寫字！但我把艾瑪阿姨急壞了，她有時低聲下氣地央求我，用顫抖的嗓音儘可能嚴厲地責備我：「我的孩子，你寫的這是什麼字啊！」她邊說邊無可奈何地嘆一口氣，發愁地用右手整著別在襯衣上的漆瓷胸針。「你永遠學不會好好寫字……」三十年過去，我再次見到了艾瑪阿姨。有一次，我借回鄉探親之機登門看望了這位年過八旬的女教師。艾瑪阿姨瞎著一隻眼，在名曰「女士之家」的貧民敬老院安度晚年。她住的小房間「乾淨」得令人不安。就像三十年前一樣，我倆坐在一張長沙發上，因為她把一些老傢具也搬到了「女士之家」，她不屬於那類三天兩頭換傢具的時髦女性。房門上用粉筆寫著伽什帕爾、梅尼黑爾特、博爾蒂扎爾神父名字的頭一個字母，櫥沿上擺放著裝滿煮水果的玻璃瓶。我情不自禁地環顧四周，看在黑檀木寫字檯的桌角上有沒有用布蓋著、盛有雪蛋和海綿蛋糕的餐盤。直到現在，我還會從艾瑪阿姨那兒得到禮物，因為她已經習慣了這樣；她送我的禮物都很別緻，比方說，尤卡伊夫人拉波爾法爾維·茹若的一張戲裝劇照，因為艾瑪阿姨認為「我肯定對女演九_九_藏_書員感興趣……」。謝謝您，艾瑪阿姨。

四年級時，我們班裡出了一個偽先知，他情緒激動、臉色煞白地慷慨陳詞，最後斷言說：上帝不存在！這個令人震驚的發現是他從一本書里讀到的，那本書是用拉丁文寫的，他當醫生的哥哥將其中的一個章節翻譯給他。預言家的話一石激起千層浪，一連幾個星期我們都爭論不休，老師並不知道班上人躁動的原因，只是看到連最溫順的羔羊都變得煩躁不安，臉上寫著疑問……這個疑問要比乍聽起來更加複雜。宗教的教義、聖徒寫的福音書、世界的存在和其他有跡可循的法則都證明了上帝的存在。否認上帝存在的證據則是一個預言，一本我們誰都沒有讀過的拉丁文書，一種非同尋常的感受和傾向使我被班上的辯論話題所吸引。天啊，一顆懷疑的火星，永遠在我們體內殷殷不滅，不需要別的，只需一個不安靈魂的溫熱哈氣，就會立即燃起火苗……這場關於信仰的辯論持續了好幾個星期，後來傳到了老師的耳朵里。他們詢問了班裡的頭頭。一位年輕教師假裝跟我親近，誘使我說出了真實的想法。我們一起去滑冰時，我向他承認，我相信這個令人驚駭的觀點，不再「無條件地」相信上帝。這位教師不守諾言地出賣了我，他在教師會議上心懷惡意地講述了我的自白，我差一點被學校「勸退」，我父親的威信使我僥倖逃過了已經臨頭的奇恥大辱。

不管清晨的彌撒多麼累人，我在四年級之前一直很喜歡去教堂，熱心擔任輔祭；不管怎樣，只要我站在聖壇附近，自我感覺就很良好。我還喜歡教堂里的氣味，尤其喜歡用鮮花和松枝點綴的聖壇，鮮花的芳香與蠟燭尖酸的氣味混在一起。我只是受不了香爐的煙味，會像懼怕魔鬼一樣逃之夭夭。我一聞到香爐煙令人窒息的味道，臉色立即就變黃變綠，腳步跌撞地跑出教堂，胃裡翻江倒海，噁心嘔吐。在平日的誦經彌撒上，不會受到這種威脅。對於每次五月份的清晨彌撒，我至今都能記起當時清爽、含蓄的色調和氣氛。在教堂一米半深的窗洞里，透過鐵格窗戶，陽光像一道道金線投射進來，聖壇上鋪著剛剛漿洗好的、飾有蕾絲花邊的雪白桌布，在聖壇兩側燃著兩支蠟燭，神父穿著紫紅色或白金色的彌撒袍站在福音書架后，神色從容地做準備工作，不時低聲吩咐穿著法衣和紅色輔祭袍的我在聖壇的台階上做這做那，幫助他翻彌撒書，往聖杯里斟酸澀的彌撒酒，給神父的手上倒聖水……「上帝親臨聖壇……」，當我走出法衣室時，我用堅定的聲音這樣誦念；當我走到聖壇前，我自豪地搖響象徵上帝顯靈的銅鈴，清脆的鈴聲在教堂內回蕩。那是滋味多麼甜蜜、陽光多麼燦爛、氣味多麼清爽的寧靜啊。主持彌撒的神父的音調令人睏倦，我真想一屁股坐到聖壇前的台階上，蜷起身子在他低沉的嗓音里，在這寬厚、仁慈的氣氛中睡一小覺。「你用心靈……」，我看到神父給我一個示意，馬上受驚似的背誦起來。教堂內鮮花和蠟燭的記憶，拉丁文的語音，簡潔儀式的溫馨，比一切都要寧和的氛圍，伴隨我去上每天的第一堂課。

他並不聰明，但從他的身體里無時無刻不輻射出誘人狂熱的個性魅力，不容抗拒地「感染」了我們這些可能比他更聰明、更有文化的孩子們。我們毫無抵抗地繳械投降，放棄了自己的學識和身份的優越。但是，有誰想到了反叛呢？……當他終於出現，我們快樂地站在他的周圍；當他從樓里消失，沒有人知道他住在哪兒，跟誰一起上課。我們為他偷家裡的食物、母親針線筐里的漂亮紐扣，我們把最好看的玻璃球獻給他。他經常用一種討價還價、獃滯殘忍的微笑鼓勵我們順從，慫恿我們破壞法規；即便我們偶爾固執己見，出於膽小和逃避欲拒絕滿足他的某種危險的願望，但是最終我們仍會將他想要的東西拿給他。後來，在成年人的世界里，在我動蕩不安的生活中，在所謂的政治中，我也多次遇到這類神秘出現，大多並不怎麼有教養、修養和學養的「超自然人」，即使那些智力超群、謹慎小心、審時度勢的人最終還是會放棄抵抗、悲喜交加地俯首順從！在這種直接輻射到追隨者身上的「意志」里，究竟有多少——到底有沒有？——性的成分？我不知道。主流文學經常喜歡描寫這類從天而降、遁入虛無的人物，他們突然現身於一個無意識的、對現實不滿的人群中，播下革命的種子，有時只引發一陣運動的騷亂，激起我們心中的疑惑，使人意識到潛伏的危險，並且將眾人凝聚到一起，之後有一天，他們給我們戴上工人帽，悄然無形地站到一邊，在絞架上或傳說里演完他們的角色。我對這類政治神話的人物故事總是抱著懷疑的眼光。但是在大世界的縮影里，在一個「平安無事」的小社會裡，在我們的公寓樓內，在我的孩提時代，在我的童年夥伴中，我確實親歷過這類事情。

我不清楚那究竟是怎麼發生的？誰挑的頭？誰是玩那個新遊戲的煽動者？我不敢斷定新遊戲的點子出自那個闖到我們中間的不速之客，那個躁動不安地在我們中間出沒的小痞子。在我們每個人身上都存在這種傾向，在這個「幫伙」里沒有誰的年齡超過十歲，這個主意不可能是成年人教的……有一天我們發現，我們在玩跟過去不同的另一種遊戲。我們突然不再玩那些天天都玩的傳統遊戲，我們越來越看重那些說不出口的私事，因為跟我們藉以交往的借口相比，是私事將我們綁在了一起。那個陌生男孩建議我們玩一種「新遊戲」。我記得，我們玩了一段時間「馬戲團」。不久前，馬戲團巡演到我們城市，我們幫助他們支起油布帳篷，偷看馬戲團排練場的秘密。我們在庭院中央畫了一個圓圈，在圓圈裡面撒上沙子，再從各自家中找出破被褥和熨衣板。有一天，我們的首領拎著一條真皮鞭出現了，那條鞭子很可能是他從哪輛停在大廣場歇腳的馬車上偷來的，他開始掄著皮鞭「馴化」我們。那小子站在圓圈中央，扮演馬戲團團長，呼呼生風地揮舞鞭子，嘴裏吆喝著可怕的指令；我們走馬燈似的輪換著角色，一會兒裝扮成馬戲團的動物，一會兒飾演雜技演員，我們像獅子一樣低聲吼叫，張牙舞爪地迎接馴獸師的鞭撻，鞭梢一旦碰到我們的皮膚，我們會發出疼痛的哀號——馬戲團團長毫不偷懶地頻頻揮臂，長長的皮鞭發出刺耳的呼嘯——我們用花樣翻新的節目逗觀眾開心，女僕們饒有興味地趴在樓上廚房的窗口能看上個把小時。這個看上去天真的「馬戲團」遊戲頗受歡迎，家長們也沒覺得有什麼不妥。但這個遊戲的意圖和意味，連我們自己都不清楚，並不完全天真：其實這個遊戲的實質是，我們遭到非同尋常的小統治者隨心所欲的毆打，並且心甘情願地忍受。從一開始就這樣。

日復一日，我們每天都要學一個小時的拉丁語；法語選修，想學的人才學；德語課從五年級才開始上；英語我們根本不學。在拉丁語課上我是好學生，解讀拉丁語課文讓我體驗到真正的美，讓我感受到無與倫比的快樂；我領悟到語言結構中的明義、邏輯與言簡意賅，每個詞都準確出奇，不可能造成任何誤解，輔句在句子里不顯得多餘，不像野豬肉那樣肥贅；我理解並喜歡拉丁語。我實在不愛學匈牙利「文學」；我們分析閱讀《托爾迪》，由於語言基礎還沒學紮實，我無法聽到詩句的樂聲，感受不到詞語的味道與滋味。歷史課也顯得空洞虛誇，不真實，刻意修飾，甚至說謊！令人費解的是何種複雜的體系竟把植物學、礦物學之類本該勾起人興趣的科目教得那麼令人生厭？是何種神奇的魔法能把簡單、透明的幾何學變成無法理解的抽象迷宮？為什麼要把反映物理現象的定律說成記憶術般、人為操作的魔術表演？為什麼在大多數的課上我們感到無聊？為什麼我們感激那位一臉麻點、嗓音洪亮的數學教師？正因為他善於用平和、啟發的語調，通俗易懂的詞彙解釋難度很大、看上去複雜的數學題，感覺是在講一個笑話；他講分數和正弦定理時，好像講一位老熟人的奇聞逸事，就連腦子很笨的學生也會感到豁然開竅。有的時候，教師們像走馬燈一樣調換好幾輪，才能碰到這樣一位開天闢地的人物；假如這些另類者遲早被學校抓住私生活的小辮子掃地出門，或誤入政治圈子，或「跳出」體制，或結婚成家，會有人覺得意外嗎？……我們那位一臉麻點的數學教師也是這個結局，有一天，他脫下教袍，從這座城市搬走；後來還有兩位年輕教師也這樣走了，一位是才華橫溢的文學課老師，他是個血氣方剛、躁動不安、心高氣傲的農村小伙兒，我們跟他相處得非常快活，可是後來，他為了一段曇花一現的愛情而丟下教職……在當時，這類「非常事件」會受到公眾的嚴厲譴責；在戰爭期間，這樣的「跳槽」發生得越來越頻繁，年輕教師毅然決然地退出從小就培養、教育、供養他們的教會；當然，大城市的教育部門也會懲處這類「逃兵」，把他們調到外地，發配到市民學校。不過，這些稀罕、難得的「逃兵」作為教師留在了我的記憶里，讓我時常想起。

第二天，他把我叫去，聽我懺悔，我內心的焦慮隨之釋解。我留在神學會當學員，但我再也不跟他手挽手地散步了。我倆的關係就此破裂。

幾個星期前，我剛剛過完我的十三歲生日。我恬不知恥地跟他撒謊；其實我只跟香料商的兒子一起找過一次女孩，但是那次之後，我並沒有變得更加聰明。我看到，我的這一拳擊中了他，神父的心裏怦然一震；彷彿有人突然從那張鎮定自若的臉上撕下了面具，那是一張薄薄的絲綢面具。他震驚、忌妒、驚訝、友好、溫柔、獃滯地盯著我，帶著教師惱火的挫敗感和神職人員的憤怒，以及佯裝出的朋友式的幸災樂禍……他像傾聽懺悔似的輕聲向我詢問了細節；他臉色蒼白地在房間里踱來踱去，然後突然站住，將手掌按在我的肩頭，望著我的眼睛。我喋喋不休地大胆撒謊，順口編出我可能只在夢裡見過的細節。事實上，我還是處|子，我從來就沒跟女人睡過。

海蒂阿姨教我彈鋼琴，但沒什麼成效……的確，從來沒有人問過我：我有沒有興趣學鋼琴？不過，即使沒有人問過，好人家的少爺學鋼琴也是自然之事，因為音樂屬於「日常修養」，因為鋼琴就擺在客廳里，因為聖誕節和父母過生日時孩子們應該演音樂劇，因為埃爾諾有一次作為禮物寄給我們家一本名為《歌聲》的歌曲集，因為音樂可以陶冶人的情性。由於上述原因，我每個星期要去海蒂阿姨家三次。這位年長的女士專教城裡的市民後代彈鋼琴，或許出於某種潛在的意志，她的耳朵提早聾了，很可能她再也不能忍受聽音階和指法練習了。海蒂阿姨家住道明會教堂的馬路對面，在城中一個比例和諧的中世紀廣場旁一套光線昏暗的底層公寓內；練譜子時，我們的手剛在琴鍵上擺錯個位置，她就一眼「看」到……在最靠門口的那間屋裡，海蒂阿姨的妹妹永遠在往一個被大頭針扎黑了的道具模特身上綳布料；姐妹倆都是老姑娘，又聾又老，就像土地。海蒂阿姨從每天上午九點開始，就穿著一身喪服似的裝束坐到鋼琴旁直至天黑，手裡攥著指揮棒，耳朵根后夾著一支紅鉛筆，身板挺直，瘦似竹竿，好像吞了一把尺子；她聾著耳朵、目光剛毅地望著來人。有的學生也許只為能在父親命名日那天彈馬勒《誰會想到這首歌？》的伴奏曲，但是感覺卻像參加將會影響今後一生的重要考試……「准快板！」海蒂阿姨站在鋼琴旁用惶惑的語調小聲提醒，眼裡噙著淚水，但是那時候我已經什麼都聽不見看不見了，兩隻腳使勁踹腳踏板，早就丟下了四手聯彈的伴奏夥伴。「注意指法！」海蒂阿姨近乎哀求地小聲說，因為我在音樂里添加了過多表演性的形體動作。海蒂阿姨是音樂老師；但在教鋼琴時，跟旋律和學生對音樂的自我意識相九九藏書比，她更注重禮儀和風度。四十年如一日，她教同樣三四本譜子，教同樣的「腕部訓練」和指法訓練。每堂課上，她用紅鉛筆毫不留情地修改「書面作業」，用各種不同的手段終於讓我在八歲到十歲那兩年成功地厭惡了音樂。我覺得，我的聽力不錯，但海蒂老師是個聾子，她對弟子的聽力不感興趣。這段鋼琴教學的結果是，我的手指和手腕的姿勢標準得無可挑剔，只是我永遠不再學鋼琴。

埃萊梅爾不愛我，因為我身材敦實，小手短粗，有著從薩克森和摩爾瓦祖先那裡遺傳來的寬大臉龐和壯實體形。很自然，埃萊梅爾喜歡蒂哈梅爾。他們倆都出身於顯貴家族。在蒂哈梅爾的作業本上，他將貴族的頭銜寫在家姓前頭——難怪他們的父母會給他們起這種很像輕歌劇中人物的名字。埃萊梅爾和蒂哈梅爾形影不離，所有人都覺得再自然不過。蒂哈梅爾家過著奢華的生活，在市中心蓋了一幢別墅，每年夏天都會舉家去國外旅遊，會帶上長有雀斑、皮膚白皙的蒂哈梅爾一起去。令人羡慕的好日子以悲情告終，後來，蒂哈梅爾的父親飲彈自殺。那時我們已經是上三年級的大孩子了。我們有一位僧侶教師特別喜歡蒂哈梅爾，他父親的悲劇發生后，這位教師收養了男孩，用愛慕、猜疑的寵愛細心呵護。

午飯之後，我跟父母道別，請他們原諒：我曾「在念頭裡或言行中冒犯過」他們。這是懺悔儀式里規定的法定懺悔詞，所以不會覺得有什麼不好意思。我必須跟兄弟姐妹們道歉，甚至請求僕人們原諒。隨後我從家裡出來，手裡拿著祈禱書、懺悔證明和自己每次不同的悔罪記錄朝教堂走去。四百多人在同一個時間里做懺悔，我們機械地對著神父的耳朵嘟囔自己的罪孽，一般來說，神父們表情淡漠地聽完懺悔，職業性地說兩句針對所有人的赦免詞。做完懺悔，我們回到家中，帶著痛苦、憂慮的警醒，生怕受到罪孽的誘惑，以防剛洗滌乾淨的靈魂在早禱告之前又被玷污。但是結果總是令人絕望；當一個人試圖在天亮之前在「言行」上不冒犯任何人時，這個「念頭」本身就犯了罪，因為令人驚訝的是，跟懺悔與祈禱之間度過的那短短几個小時相比，平時我心裏從未浮現過那麼多有罪的念頭。在那折磨的幾小時里，我忍不住要想各種不該想的事，我臉色蒼白地爬上床，在夢裡也趕不走魔鬼的身影，因為我們跟罪孽的關係就像鍊金術士與白象的關係，我們不可能不往那邊想……次日清晨，我就懷著這樣並不確定的純潔之心走向聖壇，我餓著肚子去，裝了一肚子聖體回來，祈禱之後，好些天我都會因自責和悲傷而情緒激動……

告別的時候，她開始跟我聊起天來，並將「女士之家」的留言簿硬塞給我，要我簽下我的名字。我像染上舞台緊張症似的拿起筆，要知道，離艾瑪阿姨最後一次鼓勵我好好寫字，時光已經流逝了那麼久；在這樣漫長的時間里，我經常如饑似渴地濫用從她那裡獲得的書寫知識，耳畔總能聽到從前她教我寫字時愛說的口頭語：「先生，寫啊，朝上一點兒，再往下一點兒……」我一筆一劃地用字母拼寫我的名字。她又一次，也是這輩子最後一次彎腰審視我的筆跡，然後搖了搖頭，用羞怯、期望的聲音說：「你的書寫，上帝啊，你的書寫糟糕了很多……」她開始流淚，因為她已經太老了，只要過去的學生去看她，她每次都會哭。

在家裡，我們到底信不信教？面對這樣的提問，家裡所有人肯定都會感到意外。我們慶祝所有的宗教節日，參加所有儀式，在齋期里吃酸菜，女傭們在復活節期間帶著火腿和麵包到教堂祭祀，我們的床頭掛著十字架和念珠串，在日常對話中，上帝的名字也是大寫的，每逢重要節日，我父母也會去教堂，但是出於某種特別的宗教傾向，我們在家中並不流露自己的信仰，似乎出於某種習慣，只有上小學的孩子們才做懺悔和祈禱……當然，我們信教；我們接受宗教，它是生活中一個嚴格、至上的準則，大概跟民事法的規則一樣重要。但是，我們真的相信嗎？……學校和宗教教育慢慢扼殺了我心中自然萌發的對輔祭角色的慾望。在沒有參加神學會活動之前，我是一個十分虔誠卻很不安分的教徒，晚上我按照乳娘和家庭女教師教我的那樣全心全意地做禱告；有一位生性開朗、孩子樣頑皮、身體肥胖的老者向我解答神秘的教義，他一味沉溺於豐富的幻想，使我認為「奇迹」是自然之事，並不想去揭示「秘密」……神學會的宗教實踐令人疲憊倦怠，不知怎麼，宗教想象被僵化成了公共話題，在宗教實踐中我們過多地忙碌，太頻繁地動員，我並不理解祈禱詞的本義，只是日復一日像佛教徒一樣背誦禱文。我不能靠「信仰動員」抵達信仰。我接受信仰的過程是本能的，不包含意志，沒有人「啟蒙」，我在家裡聽不到疑慮，但也沒有看到過分強烈的宗教狂熱。我們去教堂，就像去一個靈魂不被污染的地方。我們的宗教是我們生活的一部分，是重要的本質性思考之一，就跟在家裡，就跟個人的心性一樣自然。這種宗教崇拜是道德的，機械性的順從與真正的信仰無關，我們並不做懺悔。

無論春夏秋冬，每天早晨七點鐘我們都要到修道院的小教堂去做彌撒。低年級的孩子們必須站著聆聽誦經彌撒；五年級以上的學生們才能獲得教師的准許，坐到小教堂的長椅上。教堂裏面沒有供暖，陰暗潮濕，在大霧籠罩的冬日清晨，我們凍得直跺冰冷的地磚；三十分鐘的誦經彌撒，像士兵一樣膝蓋僵直地昂首肅立，累得我們苦不堪言，絕大多數時候我們都要帶著頭疼和焦慮去上一天里的頭一堂課。從五年級開始，彌撒變成了休息，在光線朦朧的教堂里，可以坐在寬大的長椅里隨意打盹，睏倦的學生還可以假裝虔誠、十指相扣地伏在經書桌上，將臉埋在手心裏，舒舒服服地補上早上沒做完的春夢。禮拜天的唱詩彌撒長達一個半小時之久；有許多次，年邁的老婦和過度緊張的小學生由於站立太久或被香爐煙熏得突然暈倒；在信眾擁擠、悶熱缺氧的教堂里站一個半小時，連成年人都受不了。禮拜天，我們全班集合，列隊走進修道院小教堂。唱詩彌撒之後是佈道演講。我們離開教堂時，時間已經將近正午。禮拜天上午大伙兒無精打采。教師對孩子們去教堂要求很嚴格，校監會念學生名單；假如有誰沒有參加敬拜上帝的活動，必須跟缺課一樣遞交假條。

當我再次跟我的神父發生衝突時，他要比我更強勢。學校里每年舉辦兩次青少年戲劇匯演，一次是在聖母無原罪始胎節，另一次是在3月15日。慶祝聖母無原罪始胎節時，聖母神學會會長親自撰寫了一部主題宗教劇。會員們繪製舞台布景，並且粉墨登場，青少年樂團也由會員們組成。神職人員表演的宗教劇都很深奧，非常神秘。有一次，我也參加了神學會演出，我在一部神秘劇里飾演大天使加百列，戴著披肩的鉛灰色假髮，身穿一件我父親的、經過修改的長睡衣，背著一對威風凜凜的大天使翅膀。不知道因為什麼，我手裡攥著棕櫚枝，緊張地打嗝兒，用跑調的假嗓子大聲說：

從六歲到八歲，我一直想努力做個「好孩子」。我兩歲那年，我剛出生的妹妹從乳娘懷抱的襁褓里掉了出來；孩子的腦袋摔到地上，幸好死了。悲劇發生后，直到我的下一個妹妹出生，在那整整四年裡，母親對我嬌生慣養。我總是穿著扎眼的衣裳，每次家庭聚會我都能得到一大堆玩具，我已經六歲了，仍睡在母親床邊帶欄杆的小床上。她總是樂此不疲地絞盡腦汁，為我製作各種玩具，發揮神奇的想象力給我縫製古裝戲服。我穿著它們在庭院里得意揚揚地招搖過市，讓全樓的孩子都忌妒我。我五歲那年，母親給我縫了一身騎兵戎裝，並特意請鞋匠為我特製了一雙由她設計的高筒馬靴。母親做的那些玩具，要比商店裡買的大路貨好玩得多，原創得多。母親本來想當教師，年輕時畢業於女子職業高中的教育專業，並在出嫁之前教過幾年書；出嫁之後，世界上少了一位一流的教育家。她有豐富敏捷的思維、無可比擬的幽默感和清澈透明的心靈，她一輩子都保持著充滿天賦的孩子氣，富於同情心，深得孩子們信任；我們感到，母親不是那種「坐下來跟孩子們遊戲」的成年人，而是真的跟我們一起玩，我們愛玩的天性感染了她，在她的內心深處，從來沒從孩子的房間里徹底走出……她令人驚嘆地組織家庭聚會，聖誕節在她手中變成了一出古代的神秘劇，房間里充滿了神秘的驚喜；化裝舞會結束后，她在家裡舉辦假面狂歡。她從不知疲倦，一連幾個星期跟女僕、女教師一起設計製作複雜的道具，最後將我們打扮成掃煙囪工、滑稽演員、仙女或女巫。母親坐到鋼琴前——只有家人，沒有客人——我們穿著古裝在客廳里紛紛登場。用人們也都化了裝。沒錯，我的母親，她非常會玩！她會從特殊的視角看人，她會把從街上、聚會上聽到的故事編進她感人的節目里；人們看她表演，就跟讀書一樣。

每年，我們都要做四次節日懺悔；在聖誕節、復活節和五旬節之前，新年也是由懺悔和祈禱開始的。就在聖靈顯現的前一天，我們要向自己的神父供認自己在假期內犯過的罪。懺悔那天，我們下午三點就在修道院的小教堂前排成長隊；上午，我就把自己關在客廳或父親的房間里，為節日懺悔做準備，將自己的全部罪過寫到紙上，高聲朗讀課本里的某段祈禱詞。請求將聽我懺悔的聖靈洗滌我的靈魂，照亮我的思想，幫助我認清自己的罪，讓我悔恨並獲得救贖……祈禱書里，已為想做懺悔的人寫好了不少實用的建議，羅列出一張又長又複雜的罪孽表，這為祈禱者提供了便利，他們只需從中選擇幾條。我仔細讀了一遍罪孽的類別，將自己喜歡的條目挑出來，記到一張字條上：「我在心裏瞧不起僕人……我偷偷希望鄰居遇到不幸……我懶於向善……」此外，還必須填寫一段懺悔后神父將要求我們填寫的證明文字，保證自己確實是這樣懺悔的，並且得到神父的證實。「我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進行了節日懺悔」——這份特別的證明文字大致如此。我們至少要在懺悔大軍里忍受幾小時的煎熬，我意識到自己凡夫俗子的無聊處境，審視自己深重的罪孽，卻沒有絲毫的負罪感。

「小姐」在城裡的社交界相當活躍。她像是從世紀末英國時尚雜誌里走出來的人物，那時的英國女士們還戴著黑色的呢子禮帽騎自行車；「小姐」就是這樣，有一回她騎自行車去了法國的里維埃拉……除了我父親聘請的那位喜歡喝酒、容易打盹的老師之外，「小姐」也教城裡那些富裕人家學英文。她跟她父親一起住在海爾納德河畔一棟昏暗的公寓樓里。她父親馬德莫塞萊·克雷門汀先生是我們城裡的法國文化傳播者。這些頗有身份的西方客人，即使在戰爭期間也跟我們一起留在這兒；那位酗酒的英語教師在戰爭爆發后第二年移居佩斯，因為他的賽馬癮即使在戰爭中也未曾減弱。有一次他在奧拉格跑馬場用英語破口大罵，鬧出醜聞，因為他認定有一匹馬被「安排」的位置不公正……市民家庭的孩子們理應彈鋼琴，理應每個星期分別跟「小姐」和馬德莫塞萊先生各練兩小時的英語，理應找薩拉蒙教練上擊劍課；擊劍是崇尚體育的民族唯一能夠達成共識的體育項目。在當時，只有平民百姓才在城外野草叢生、坑坑窪窪的空地上踢球。體操考試是九*九*藏*書一年中僅有的體育賽事，我們在那位老教師的率領下，身穿白色背心在操場上列隊，在城裡有頭有臉的大人物們面前表演「自由體操」。當地的國防軍樂隊為我們演奏進行曲。我們放聲高唱：

聖瑪爾吉特（在一開場就登台演唱）：

「我跟女孩睡過了。」我說，我用直勾勾的目光盯著他的眼睛。

一個冰冷的浪頭將我潑醒；人的構造極其精細，孤獨的生活更使人變得出奇地敏感，使人能夠注意到一些並未反映在語言、目光、動作上的徵兆，本能地感受到另一個人的內心狀態，感受到在那個看上去如此放鬆的人體內正在形成的、暗涌的波瀾。於是，他開始觀察，彷彿將對方從其他人中間挑選出來，放到一間看不見的隔離室內。終於，他無法忍受這種冷戰狀態。「你怎麼了？」擋在金絲眼鏡后的眼神小心翼翼地問我。喑啞的搏鬥持續了幾星期之久。有一天，他失去了最後的耐心，約我下午見面，叫我到他住的地方單獨談話。這既是莫大的恩寵，也是莫大的風險。他住在修道院小樓的三層，穿過一扇鐵門，沿著拱券式的長廊，我邁著猶豫不決的步子往前走，一直走到長廊盡頭，有某種難以接受的東西在等著我。現在，我第一次必須睜大眼睛注意將要發生的每個細節，用一個人儘可能有的警惕……我要更強勢一些，絕不能退讓，我要考驗一下他，否則我就會失敗。這是一種令人興奮的冒險，要比男女之間的秘密還令人興奮；簡而言之，這是一個人類的秘密。我跟這個靈魂關係密切，我們之間存在某種聯繫，我不相信他，這一點我必須向自己證實。當我站在他房間的矮門外時，我感覺到，在門後有個人在等著我，他比我更強勢，更有經驗，我根本就不是他的對手。我渾身充滿強大的敵意。那該是一種很複雜的敵意，想來「什麼都沒有發生過」；我必須戰勝這個靈魂，絕不屈服，我是叛逆者，我什麼都不在乎。他的住所有兩個帶拱券的房間，裏面裝滿了女人味的傢具、沙發、鉤編的東西、聖像和照片，雖然跟我想象的出入很大，但還是覺得似曾相識；「他就住在這兒」，我暗自吃驚，在這些櫥櫃里裝著他的內衣和各種私人物品，這位身穿教袍、永遠化妝的流浪者就在這個房間里過著真實的肉體生活；這一想象令我感到憤怒難耐。他招呼我坐下，一聲不響地審視我好久。那是漫長無盡、窒悶壓抑的幾分鐘。他也變得不安起來，轉過身，站到窗前，盯著中央廣場和馬利亞雕像出神，終於，他側過臉頭也不回地問了一句：

我揣著自己的全部理想跟家庭緊緊拴在一起，家庭則帶著全部的本能隸屬於一個階層。在這個階層之外的人和利益，對我來說都不過是一些粗鄙之物，一些不成形、不明確的東西，一些垃圾。是的，即使在教堂裏面，我也用這樣的口吻跟窮人說話，像對一位病人，他該對自己的病承擔責任，因為他沒「照顧好」自己。

要知道，後來我刻意想要忘掉他的名字，因為這個懶散、腌臢、悲傷、粗野，但有著電流般刺|激的感染力的「運動」小統帥，這個羞於在我們中間卻渴望進入市民圈子、正因如此才咬牙切齒、殘酷冷漠的「暴民」小領袖，對我的影響實在太大了……但我沒能忘掉他垂下眼帘的樣子；有的時候，他低下頭，從半闔的眼皮下閃爍出多情的眼神，那麼有人性，那麼冷峻，那麼饑渴，以至於讓我毛骨悚然，一股冷氣躥遍全身。我們沒有別的選擇，他就是首領。我們在一起的借口是玩遊戲。不管是毫無新意地玩球，玩紙牌，還是捉迷藏——在大院里的每個角落都可以藏身，夏天有熱氣蒸騰的鍋爐、名聲不佳的咖啡館木桌和頂樓掛在晾衣繩上的帘子，包括孩子們家裡，我們翻窗入室彼此尋找；黃昏時分，我們跟蝙蝠似的穿過昏暗的陌生房間，把毫無思想準備的女傭和靠彈鋼琴做白日夢的玻璃製造商的可憐妻子嚇得魂飛魄散——在玩遊戲的借口背後，每位參与者都感覺到，我們在一起的意義並不在於玩球，而是另有別的更加隱秘、更加難言、更涉及個人的私事。很長時間我們都矇騙自己，認為是集體遊戲維繫了這個「幫伙」。有一天我們必須明白，還有什麼別的把我們捆綁在一起；遊戲，沒錯，但那是一種完全特別、令人吃驚、棒得可怕、影響我們一生的遊戲。

在一年一度的「鳥與樹木日」，我們去哈莫爾森林里遊玩。在那一天，我們應該「熱愛大自然」。我們就是這樣長大的，實際上，我們一輩子都這樣成長。

市民階層通過行善表現他們的社會責任感。他們談論窮人的口吻，就像談論某個陌生、無助、必須予以救濟的部落。有的時候，街上有人按門鈴，女傭會說：「沒事兒，來了個叫花子。」城裡市民家庭的主婦們經常活躍於一家名為「免費牛奶」的慈善社團，熱心組織諸如「聖安塔麵包」或「歐索婭菜湯」的救濟行動。每戶市民家庭都有「自己救助的窮人」，他們領走平日的剩飯，聖誕節時，還能得到女主人親手織的長襪。沒有人真正為「窮人」操心，儘管他們生活在我們中間，我們對他們的生活和處境只是遠遠觀望，就像看非洲人。為了解救那些生活窘困的異教民族，天主教徒應該為遠征軍募捐，回頭讓遠征軍為那些可憐人做洗禮，之後萬事大吉。跟窮人說話要和顏悅色，要用「給你，可憐的人，拿著吧」這樣的語氣，像是跟病人或白痴說話。假如有乞丐按門鈴，母親有時會塞給我一枚硬幣，讓我遞給乞討者；雖然沒有說出口，但從她的鼓勵中我這樣理解：窮人不咬人，只需小心對待。無論在學校，還是在家裡，我接受的教育都是「貧窮不可恥」，跟窮人講話要有禮貌，對待窮人要跟對待社會上的人一樣，甚至應該安慰窮人，因為「貧窮不是他們的錯」。這種「社會觀」後來導致我在童年時代把窮人看成是殘疾人。我猜測，世界上有很多窮人。

「馬戲團」遊戲的雜訊很大，銀行里的業務員抱怨這地獄一樣的喧囂，因此我們忍痛收場了。再者說，玻璃製造商的兒子生了病，平時他穿著母親的一件短外套扮演斑馬，馬戲團團長站在圓圈裡揮舞長鞭，將這隻稀有的野獸馴得服服帖帖。由於不再玩「馬戲團」，這幫人感到窮極無聊……我對那幾天或那幾周的記憶是如此清晰；當時是初秋，隔壁的院子里在打核桃，那株上百年的老核桃樹枝繁葉茂，巨大的樹冠從牆頭伸出，給我們的庭院也撐起一片涼蔭；我記得午後的光線，記得每個時辰的光影變化，我們站在庭院里，胳膊肘撐在晾衣架上，「我們很無聊」……沒過幾天，玻璃製造商的兒子病好了，沒精打采，噘著嘴等待，一直等到有了新的刺|激。那個陌生男孩又想出一個新遊戲……

埃萊梅爾曾是我的柏拉圖戀人，純凈的慾望，沒有被肉體的接觸所污染；他是罕見的漂亮男孩，真正的希臘美少年。藍色的眼睛望著世界，金色的頭髮為他象牙白的肌膚增添了豐富的色調，他身材漂亮，比例和諧，動作輕盈，自然優雅，舉手投足都透出一種骨子裡的瀟洒。也不知道因為什麼，只要與他的視線碰撞，哪怕他只是抬一下手，都會讓人對他生起一股折磨人的慾望。事實上，日後我可能只在騎士和高尚的造物身上又看到過這種高貴的「氣質優雅」，這種肉體的性感和慵懶的自信，這種有的放矢的俊美和豐饒……我的愛是絕望的單相思；我蹩腳、謙卑的討好未能打動這尊偶像——的確，他是被眾人爭搶的一尊偶像，埃萊梅爾實在太俊美了，我的許多同學和老師都無力掙脫他吸魂攝魄的魅力——我永遠不會忘記，曾經有過幾次，他將那並非刻意高傲、屈尊俯就般和藹並略帶不屑的微笑投向了我。我為什麼這麼想他呢？我想愛他。我想跟他手挽手地一起散步，告訴他我讀了什麼書，跟他一起放聲大笑，當然是笑其他的人，我們忘掉身邊的世界，同甘共苦，生死與共，我將自己的一切都交付給他，中午陪他回家，早晨去他家接他，下午一起學習，他來家裡找我，我給他看我父親的藏書，告訴他人類的起源和宇宙的奧秘，我吩咐女傭尤莉什卡給我們準備可口的午後茶點、罐頭水果和奶香麵包……我邀請過他好幾次，但是他從沒有來過！事實是，埃萊梅爾並不愛我，他不知道什麼叫愛，我是另外一類人，是陌生、刻意、充滿提防、脫離正軌的那類人。他偶爾投給我的不安、不屑的微笑，就是我們之間發生過的一切，有時他用尷尬不快的拒絕表情回應我的殷勤討好。即便如此，我還是感激他的微笑給我留下的美好記憶。如果有誰對他講話，他的臉會變得緋紅可愛，自然的心靈無意中照亮那珍稀的身體；當他必須表態時，他會變得躊躇不決……他揚起眼睛，面色緋紅，將他像中國人一樣嫩黃、纖弱的手不好意思地伸向額頭，撩開一綹金髮，之後獃獃張著充血的嘴唇，用懵懂的眼神望著提問的對方，好像剛從永遠的打盹中突然蘇醒，就跟睡美人那樣，睫毛忽閃忽閃。這種時候，我也會不好意思地扭過頭，因為在這樣的美少年面前，我自慚形穢。

這樣說或許有些輕率：一個人的生命畫卷將如何展開，僅僅取決於一次傷害，就像從一個感染源滋生出所有的疾患。我妹妹的出生和啼哭，可能是我「受傷」的原因之一，也可能只是一個借口；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就在那段時間里，我脫離了家庭，開始尋找新的集體，開始走上自己的路。我在那個人多、喧鬧、溫馨的大家庭里孤身獨處，那種孤獨狀態我有的時候可以忍受，但也只能忍受短短一段時間，之後就會感到壓抑不堪。我空寂的內心會在同時代人中爆發，尋找朋友，有時沒有找到，有時磕磕碰碰，有時順從，甚至哀求地試圖將自己置身於一個作為「家庭補充」的人群里：就這樣，我走進了「幫伙」世界。這些「幫伙」都是由年齡相仿、精神狀態相似的男孩子組成，獨立於成年人的社會之外，在並非真有意識的反叛中集結而成，他們無視成年人的法則和生活規範，很容易捲入無政府主義的漩渦。我母親和老師們都沒有注意到這個情況；至於我父親，我們只是在吃午飯和晚飯時才能見到。當然，「幫伙」是由一個身強力壯、熱情充沛的傢伙領頭，一個內心傷害很重、不能忍受社會或某種環境的男孩，逐漸在自己身邊聚集起一個鬆散的團體；「幫伙」成員的時間、能力，甚至連生活背景都不受限制。在我小的時候，我曾經卷進兩個這樣的團伙。從八歲到十歲，我參加了第一個這類無政府組織；後來，在戰爭期間，我十七歲那年，又混進了另一個「幫伙」，由於我們「玩兒大了」，有一位兄弟在一個特別的遊戲中喪命。

在世紀初富有的市民階層，「窮人」和「富人」這兩個詞，並不像二十年後這樣被故意用於激發人憎恨的口號；「老爺們」談論窮人時的聲調和態度，更傾向於垂下眼帘在自罪感中沉默。是啊，這樣的現實真令人心痛，很可能這是上帝的安排，因為「世界有史以來就是這樣」。沒有人去想，在這個生活安逸、財富積累、自由主義思潮傳播的市民階層，「窮人」問題要比他們以為的嚴重得多，用行善的手段無法徹底解決……社會承認有幫助窮人養老的責任——當然不是所有的窮人，只是那些「有用的」窮人——把他們安置到濟貧院。在那些可怕、酸九*九*藏*書臭、擁擠的房子里，住滿了無助的老翁和市民家庭沒有別的辦法擺脫的女傭們；節日前後，我們和顏悅色地去濟貧院看望老保姆，跟數以百計或瞎或聾的老乞丐一起擠在臭氣熏天的公共活動室里……這個社會看上去太平無事，窮人們只要還有體力並能找到活干，他們可以工作；一旦陷入困境，可以得到施捨；只要他們曾是「有用的」窮人，可以到濟貧院安度晚年。

擔任輔祭是一種恩賜和獎賞，是用出色的表現換來的。那些木訥、淡漠的傢伙們垂涎三尺地跪在石磚地上，忌妒地看著那些被選中的孩子，忌妒他們能在每天早晨幸運地接近並分享上帝的秘密。學生的宗教道德教育由一家名為「聖潔」的神學會擔負，負責人是一位體形發胖、言語不多、頭髮梳向腦後、性情溫和、愛蹺蘭花指的中年神父。這位神父是神學會的靈魂人物。他單獨關心每一個男孩；他到學生家裡探訪，當然這對家庭來說是莫大的榮幸；在神學會下午的「自由課」上，他帶著孩子們玩遊戲或做手工，他將圖書館收拾得井井有條，男孩們會將自己的所有委屈和困惑都向他傾吐；在「聖母無原罪始胎節」上，他為神學會舉辦的宗教劇演出撰寫劇本，組織並教我們慶祝所有的宗教節日；他全能全知，主管「熱愛信仰專業」和「保衛信仰專業」，做佈道演講，聽學生的懺悔……他知道所有人的秘密，他是年輕人慈祥的心靈之父。這位輕聲細語、總喜歡愛撫的神父對我也呵護有加，他也「單獨」關心過我。在頭幾年裡，我用熱誠的眼光仰望他，總像小狗一樣跟著他跑。他是偉大的理想化身，是善良、開朗的靈魂導師。我從三年級開始躲避他。我沒有什麼託詞，這件事我跟任何人都不能談，事實上我並沒有什麼厭惡他的理由。五月份是聖母月，學生們用鮮花裝點教堂，一位學生坐在屬於神父的風琴前，演奏匈牙利傳統的《馬利亞頌》。在那個五月，有那麼多的困惑，大家的關係是那樣地團結、緊密和不可思議的複雜！我對宗教虔誠得近乎卑賤，經常去做懺悔和祈禱，十分自然，神學會的教師擔任我的懺悔神父。儘管學生們可以在全體神職人員中自由選擇懺悔神父，但我還是覺得，如果我把自己的小秘密和罪過告訴別人，對他將是一種傷害……他像父親一樣和藹，有時候挎著我們的胳膊，挽著他所寵愛的孩子的手。有一天，我開始怕他；這種恐懼，馬上轉變成某種無緣無故、陰暗而熾烈的敵意。彷彿我想要迴避什麼……但是我的詞彙貧乏，語句無力，很難做出精確的表述。到底發生了什麼呢？我察覺到一個心靈的秘密？我從來說不出他有什麼不好，他是一位熱情、謙虛的神父，名聲很棒的教師；可我還是怕他，迴避他。

有一天早晨，我離家出走。那年我十四歲。

就這樣，我們玩了好長時間！關於這段體驗的記憶，我已經喪失了時間感。也許我們在一起只玩過兩三次，也許斷斷續續達幾個星期。記憶的細節融進了體驗的火焰，那簇火焰至今仍在我眼前熾烈地燃燒，猶如地獄之火，可以燒掉一切，無論好與壞，教育和禁忌。我從這個地下的世界回到家裡，吃完午飯和晚飯後，我像他們期望的那樣合著雙掌說：「賜予我食糧和飲料的……」話說回來，出於本能，我的言行舉止無可挑剔，彷彿知道自己已經投身到一樁大事件里；我失去了樂園，但作為替代我得到一座地獄；我驚愕地猜想，不管怎麼說這也是一種所得，而且並不是最後的補償……但是有一天，那個陌生的男孩突然消失，再沒有人聽到過他的消息，我只是偶爾在夢裡見到那張雖然野性但也甜美誘人、眼神裡帶著罪惡和悶熱的慾望、嘴上有疤的邪惡而敏感的孩子面孔。我們茫然無措地留了下來，帶著苦澀、痛楚的自罪感深深嘆息，我們失去了那位充滿激|情，不知道猶疑、羞澀和自罪感的「幫伙」首領；接下來是一段唉聲嘆氣的苦悶日子，我們不敢彼此對視，在我們那幫人里，恐怕至今都會有人未能擺脫那種遊戲的自罪感。我肯定沒有。

有一天，全班人坐在一起就這個重大問題進行投票。會議的結果出人意料。半年之後，那位「先知」從我們班裡悄然消失。

「你怎麼了？」

羅蘭菲·茹熱娜創建了一所寄宿學校，不遺餘力地開展教育，但是學校始終頑固堅持一條廣為人知的荒謬信念，不願意招收才智出眾的男孩入學。學員們必須穿統一的制服。那些傲慢自負、「信奉天主教的沒落貴族子弟」，作為一個特殊階層生活在我們當中。他們是沒落了的上層階級的孩子，我們要跟他們保持距離；無論在學校里，還是後來在州里或政府里，他們都受到特殊待遇。他們不付學費，大多數人免費食宿，課本和衣服也全免費，在學校里享受某種優先權。我們這些交學費的學生，沒有任何的優先權，我們有點鄙視他們，也敬而遠之。

這發生在我「犯罪」之前，神父的慈愛涌遍我全身。可以說，我是劇團里的獨唱演員和「首席女歌手」，扮演大天使加百列成功的熱烈場景深深留在我的記憶里。一年之後，我開始跟神父彼此迴避，他很惱火，但仍彬彬有禮，不過那種禮貌只限於面上的接觸。學校里又籌備慶祝聖瑪爾吉特節，神職人員跟我們學校的聲樂教師合作，新創作了一出規模不小的神秘劇，聲樂教師是一位虔誠的教會作曲家。他們譜寫了一部小型歌劇，標題為《兔子島》。學生合唱團一連幾星期都在體操房內排演一首聲樂作品，原定由我扮演聖瑪爾吉特。我懷著領銜主演的莫大虛榮，帶著歌譜自豪地回家，立即和母親一起坐到鋼琴前開始排練。我在第一幕就有一個「出場亮相」，從演員的角度來說非常幸運，聲音和旋律我永遠不會忘記。歌詞是這樣的：

至少我自己覺得，我的嗓子純凈，高音區清澈。第一次排練之後，聲樂教師另有看法，他繃著鬍鬚雜亂的嘴唇，表情嚴肅地沉思了片刻，然後將神父拉到體操房的一角，跟他解釋了好長時間。神父習慣性地用三個手指捏著他的長下巴，搖了搖頭。就這樣，我的角色被拿掉了，因為我的嗓音啞了。我實在接受不了這個奇恥大辱；我的那些競爭對手，那些候選的女主角們則幸災樂禍地偷偷壞笑。我垂頭喪氣地走下高台，站到合唱的隊列里，聲樂教師把我安排在倒數第二排最邊上的位置。在那部戲里，我將變成一位普通的無名修女，將不再受人關注地為聖瑪爾吉特做陪襯，那個角色由我的一個競爭對手接替；這兩方面都讓我心裏難受。我帶著一個含屈受辱的著名女演員的痛苦，臉上強作笑顏地站在隊列中，感覺自己的重要角色被劇團里擅攻心計的傢伙們奪走了，心裏懷著明星墜落的痛苦感受。不管怎樣，我仍想證明自己能比合唱團里的任何人唱得都好；當聲樂教師指揮我們大合唱時，年輕而撕裂的嗓音從我的喉嚨里發出驚人的聲音。確切地說，從我的嗓子里發出的是一種悲楚、苦痛的聲音，像暴風雨前驢子的嘶鳴，令人毛骨悚然。合唱團的隊員們、聲樂教師和神父都目瞪口呆地盯著我。

教了四十年鋼琴，海蒂阿姨患上了空間感覺統合失調症——或許這是她聾著耳朵教音樂受到的懲罰，或許是她在鋼琴旁僵直的站姿導致的眩暈，最終喪失了平衡感。她的視力也迅速變弱，對指法已經難以檢查。鋼琴課變成了噪音工廠，因為兩位耳聾的老姑娘最後只能一無所知、無可奈何地忍受學生們花樣翻新的調皮搗蛋。終於有一天，我父母也對音樂私教感到不滿，把我送進城裡的音樂學校。官辦的市立音樂學校設在一棟搖搖欲墜、耗子橫行、塞得滿滿登登的建築里；在拱券式大廳內，同齡的學生們聚在一起，每星期兩次，一位紅鼻頭的酒鬼老師指導我們囫圇吞棗地背下不知所云的「音樂理論」，練習我們老師創作的樂曲。這位老師傾心創作了不少這類題材的音樂作品，例如《船到了》和《林中的黎明》，在年終考試時，學生們表演他那年的新作。《林中的黎明》，至今都讓我記起考試時的情景：我跟一位同學演奏四手聯彈，我在高音區模仿林鳥的啼囀……不創作時，我們的音樂老師就酩酊大醉；如果既沒喝醉，又不作曲，他就會跑到屋外去捉蝴蝶。他擅於將所有的癖好糅到一起：下午六點，我常看到他酒氣熏天——在每堂課上，在他周圍和鋼琴腿邊都會堆滿葡萄酒瓶——靈魂出竅地帶著漠然的微笑聽學生們演奏他的作品《船到了》，一隻手捏著一隻品種罕見、剛剛捉到的蝴蝶，衝著煤氣燈火焰的光亮，因為他喜歡看到自己的弟子們為斑紋如此美麗的昆蟲著迷……他沉溺於內心的享受，是位樂觀開朗的哲學家。有一天他生病了——用城裡人的話說，「烈酒在他肚子里燃燒了」——我去生病的老師家裡探望。他奄奄一息地躺在床上，裹著被子；在床邊的一把扶手椅里，東倒西歪地堆著許多裝滿稀有蝴蝶的玻璃瓶。我很理解他，在這個世界上他沒有親人，只有裝在瓶子里的這些蝴蝶；我非常難過地站在他床前，請他「保重身體」。他揮了一下疲憊的手小聲說「這不重要」，本來我想反問他：這不重要，什麼重要？……但在那個又酸又臭的單身漢家裡，在那個固執任性的垂死者旁邊，我猶豫不決地後退了半步。沒過幾天，他咽了氣，我的音樂學習也就此放棄。不過，我至今還會彈那首旋律動聽的《林中的黎明》，我能夠栩栩如生地演奏百鳥爭鳴，在高音區模仿林鳥悅耳的啼囀。

排演結束后，聲樂教師禁止我在演出中大聲演唱；我只能無聲地蠕動嘴唇，他讓我盡量不要發出聲音。我懷著絕望的心情回到家。全家人都為這道不通人情的嚴令感到氣憤。父親發誓說，他絕不容忍我遭到這樣的傷害，這樣被「打壓」。全家人都為這個羞辱人的判決義憤填膺，認為奪走我出演聖瑪爾吉特的角色是出於詭計和惡意，我母親認為這個角色「幾乎就是為我寫的」；但是我遭到誹謗，合唱團似乎是集體合謀想毀掉我的聲音，這已經損害了我們家族的聲譽……不管怎麼講，我父親在城市的社會生活中扮演著重要角色，他有資格要求學校允許自己的兒子至少在合唱中發出聲音。他激動地說：「回頭讓他唱給你們看看！」可憐的父親，連他自己都不清楚，他想讓我展示什麼——是我嗓音的清脆嘹亮？還是父子間的團結？……在聖母無原罪始胎節上，我的對手演唱了聖瑪爾吉特，我母親認為那孩子唱得「有氣無力而且跑調兒」。我站在合唱團倒數第二排，像一條被扔到岸上的魚，嘴唇蠕動、喑啞無聲地演唱。我從「首席」變成了「末席」。神父在演出結束后挽著我對手的胳膊，沿著學校長長的走廊悠然散步，就像作曲家跟首席女歌手在首演結束時謝幕那樣……我被混亂和陰謀包圍了。第二個星期，我退出了神學會；神父並沒有挽留我。很快，我在學校里加入另一派，選擇了另一個我從來就不知道的派別或世界觀。我意識到我的同學們，我的夥伴們，學校里的四百名男生，經常分成水火不容、相互敵對的兩大陣營，每個人都屬於某個陣營；我已經不屬於那個人數眾多、勢力強大、思想簡單的烏合之眾，而是成為了一個少數派成員。我獲得了一種命運形式，一種難與人為伍的個色地位；我從大集體中脫離出來，從那之後，我走上自己的路。但這個我只是很晚才知道。

孩子們對「社會」的感覺扭曲而逆反。所有的孩子都充滿理想和虛榮，篤信絕對自我。我在童年時代，對窮人的生活處境也沒怎麼想過。我模糊地揣測，窮人之所以成為窮人，不是沒有原因的，他們很有可能是自作自受，也許犯下了共同的罪孽，所以現在才遭到懲罰。有時我聽到這樣的議論，說窮人們懶惰，不愛幹https://read.99csw.com活兒，一有錢就酗酒。因此，我對窮人感到更多的是厭惡，一想到他們就心懷鄙視。假如有乞丐按門鈴，我會毫不掩飾地用敵意的眼神盯著衣衫襤褸的人，心裏猜想：他肯定是個懶骨頭，所以才不顧廉恥地上門討飯。沒有，肯定沒有人教過我「階級憎恨」。成年人、家庭和學校對這個令人難堪、粗鄙、複雜的問題大多避而不談。教育暗中扭曲了孩子們的思維，給他們信號，暗示他們不應該往那邊看。從來沒有人開誠布公地教過我，但我對「窮人」還是偷偷地懷有敵意。

這一切都事關一個靈魂；這個靈魂張開顫抖、驚恐的翅膀準備從他的手心裏飛走。看起來他很清楚，生活中沒有比一個靈魂更重要、更無價的禮物了。他用一種帶著忌妒的審慎透過眼鏡片看著我，我貪婪地、急切地環視周圍的每樣東西，極力尋找證據，嗅著房間里的氣味，我還注意到屋內的光線，陽光透過掛著鉤編窗帘的窗戶投在寫字檯上，莊重而確鑿。他抱著胳膊坐到我面前，將白皙的手隱在教袍寬大的袖筒里，那天下午他的衣著十分得體，即使在午休時間，他也穿得像是站在佈道台上或在懺悔間里聽人懺悔。我們先說了幾句寒暄的話，就像兩名拳擊手，用猶疑不定的出擊彼此試探對方的能量。之後，我回答說：

必須要愛一個人，我惶然無措地從哪裡獲知了這個巨大秘密，可是，愛還不夠嗎？如果我們不想過度承受感情的痛苦，必須卑微地去愛……埃萊梅爾愛蒂哈梅爾就是這樣，像一個女人愛上了女情敵，命運將兩人拋進男人中間，即使忌妒彼此的成功，但出於某種女性的共鳴，兩個人仍舊形影不離。埃萊梅爾是金髮，蒂哈梅爾是棕發；埃萊梅爾穿英格蘭絨的衣服，蒂哈梅爾穿黑燈芯絨的衣服；埃萊梅爾冷峻、漠然，蒂哈梅爾多情、嬌媚。他們生活在我們中間，就像兩個姑娘生活在小夥子們中間；假如蒂哈梅爾用衣著或髮型征服了大家的心，埃萊梅爾就會在第二天用新的玩具、很貴很罕見的鉛筆、新收集的稀罕郵票引起關注。他們在我童年神話的邊緣地帶隆重登場，沉溺於他們美好的關係，就像某種神奇的生靈，驚艷的林鳥，不食人間煙火，是躁動春情第一股旋流的耀眼人物。這種躁動的情感就是愛情。但是埃萊梅爾並不知道。

在我的老師中，職業教師並不多；但是學校的風氣都很好。在這所「天主教」學校里，僧侶教師們教導我看重自由與正義。在教派問題上，他們顯得耐心和寬容。我從來沒有聽他們咒罵過新教是「異教」；然而後來，我在大城市的「天主教」中學，不止一次感覺到這類矛盾。學校的風氣是自由主義，是迪阿克、厄特沃什類的自由主義。絕大多數教師是神職人員，不過教我們體育的是一位從大城市來的老先生，他自己就把這門副科看成孩子們的「休息時間」和「遊戲機會」，課怎麼上，全根據我們的興趣。現在流行的那種可恨、乏味的「校長范兒」，過去主要用於注重體育教育的英國學校，在我們小時候不但不流行，甚至受到鄙夷和蔑視，在我們學校，連體育課都影響不了。體育課對孩子們來說，意味著精神上的解放，文化課的精神緊張、折磨人的義務和危險感在身心完全放鬆的蹦跳中倏然消解。從學校「人文主義」精神的意義上看，我們故意忽視，甚至有些輕視身體鍛煉本身。體育課期間，那位教體育的老教師始終待在充滿汗味、膠鞋味的體操房后一間窄小、昏暗的教師辦公室里，在細篩子上晾著切成細絲、味道濃重的煙草，他自己也智睿、淡泊、滿足地坐在濃密的煙瘴里，放任我們根據自己的興趣上體育課。我們有兩位教師都是大城市人，體育老師和美術老師；美術老師出於對當地某位名畫家的景仰，喜歡畫駿馬和「整裝待發的騎兵」。像他們這樣離開首都跑到小城市來幫忙的民間教師為數不多。美術老師是一位親切善良的「波希米亞」，當然是根據世紀初的詞義；他喜歡佩戴斑點圖案的「拉瓦利埃爾領花」，不太搭理我們，我們也不搭理他。我們其他的所有科目，都由神職人員擔負。

直到今天我都不清楚：家裡人為什麼沒送我去公立學校？為什麼讓艾瑪阿姨給我上了四年的私教課？估計是擔心我的健康，公立學校里經常爆發傳染病，市民家庭儘可能將自己的掌上明珠送到科瓦奇大街的「貴族小學」；無產者的孩子們大多去另一所位於胡尼奧迪大街的學校讀書。要知道，私教是一件很奢侈的事，只有家境優越的孩子們才可能這樣讀小學。小學校長和學監親自上門為孩子考試；或許因此……考試那天，艾瑪阿姨很早就來到我們家，穿著比平時更黑的絲綢襯衣，別著漆瓷的胸針，掛著漆瓷的耳環，將一塊白色方巾鋪在桌上，仔細抻平，好像在死囚的牢房裡。我們擺好教科書，習字簿，手工編織和用泥捏後上色的、能夠證明我「手工精巧」的蘋果、梨、胡蘿蔔等模型，然後等著主管教學的大人物們光臨。考試那天，家人讓我穿上藍絨水手裝，脖子上系著白色、絲綢的大領結。在另一張桌子上，擺滿盛著熟肉和小點心的盤子，瑪麗特意為這天送來一瓶由她親手蓋火漆章的細頸托卡伊葡萄酒。考試的情景我隱隱約約記得一些；校長和學監提問，艾瑪阿姨努力幫我回答。在考試開始時，我先將一個裝有二十枚金幣的信封遞給艾瑪阿姨；我父親總是用金幣支付學費，因為這樣才很得體。

八歲那年，我為了逃避家庭而加入了「幫伙」，從那之後，我再也找不到回家的路。「幫伙」首領是一個身材瘦長、健壯強悍、皮膚黝黑的少年，我清楚地記得他那張臉，那副肺癆病的眼神，那張由於發燒長滿潰瘍的嘴，那雙疤痕遍布的手，那副嘶啞的嗓音，總之，我記得他所有的身體特徵；只是他的名字我怎麼也想不起來了；大概對他來說，叫什麼名字最不重要。當然，他是「無產者」子弟；這位天生的革命者，永遠都會讓我意識到自己是「肥貓」的崽子。在他靈活矯健的瘦小軀體里燃燒著野性的火焰；他就像燼火一樣掉到我們中間，所到之處，一切都會殷殷燃燒。我很清楚自己不屬於這個組成「幫伙」的孩子圈。他好像住在「胡什塔克」，那是城裡的貧民區，吉卜賽人聚居區；我記得不是很清楚了，他好像不是吉卜賽人。有一天他溜進我們庭院，第二天他就高高在上，掌握了這幢公寓樓里居民、動物和沒有靈魂之物的統治權。從來沒有人知道他會在什麼時候來；他會在一天里的任何時辰突然出現，隨時可能在我們的窗根下吹響令人心驚肉跳、軍令如山、不可抗拒的尖厲口哨聲。孩子們從各家的門口溜出來朝著口哨聲會合，扔掉手裡的玩具，撂下正做的功課，從母親們手心裏和家庭教師身邊逃走，氣喘吁吁地朝著口哨聲發出的方向狂奔。「幫伙」首領在地下室、頂樓、洗衣房的某個犄角旮旯處等著我們；他那衣衫破爛、光著腳板的男孩身影，他那眼神病弱、輪廓漂亮、膚色晦暗的面龐，他一舉一動的優雅傲慢，他行無影去無蹤的神秘，向整棟樓的孩子們施展了巫術。我必須承認，即使在三十年後，我都能感到當時身陷的那種著魔狀態，我活在令人壓抑的誘惑里。那種誘惑，從一位羸弱但仍充滿勇敢和反抗精神的男孩體內向我涌流。我毫無抵抗地被那個殷殷燃燒、與大自然力量有親緣關係的更強大的意志所降服。

我們這些市民的孩子懂得什麼是「生活」？我們至少知道世界上有老爺，凡是好事都是老爺的；此外，世界上還生活著一群地位卑微、交不起學費、命運不濟的窮人，我們應該善待他們……謹小慎微的教師們為小學一年級的孩子們編寫了一本《字母發音與閱讀》，翻開那本教材的第一頁，就能看到兩幅插圖，解釋「書寫，老爺，哭泣」這三個詞的意思，說明老爺和百姓之間的區別：「老爺」戴著高筒禮帽，身穿休閑裝，手揣在兜里，胳膊上挎著文明杖；在他旁邊站著的一個穿褲衩的農民孩子正在「哭泣」，正用拳頭使勁揉眼睛。這一切肯定事出有因……這就是我上學后看到的第一幅「看圖說話」。我對圖中表述的內容並不太理解，只是知道，老爺戴著高筒禮帽神氣十足地散步，手裡拎著文明杖，農民則由於某種原因難過地哭泣；不過，這幅畫向我強調的內容，我能夠看懂。

彷彿聽到哈梅林魔笛手神奇的笛聲，我們朝著那令人毛骨悚然的口哨聲向我們的統治者彙集。要想逃出去並不容易，每時每刻，家裡都有人看守我：母親，家庭教師。在孩子房間的桌子上方，釘著一張字體歪斜的「日程表」，上面為八歲孩子的每個半小時都起了名字：起床，禱告，洗澡，早餐，散步和玩耍，上午茶和遊戲；每天從早到晚，每分鐘都有規定的內容。我母親想要這樣，她在我們身上不遺餘力地實踐她曾經的教育理論。我從家裡逃出去，褻瀆了「日程表」，我用完全自覺自愿的方式衝破了母親在我們周圍畫下的、時刻監視我們的魔圈……可想而知，這是一種危險的行動……只要那魔法的哨聲一響，我們立即衝出屋子——不僅是我，住在二層的玻璃製造商的兒子也逃出來，平時他也遭到嚴格看管，還有住在底層的無產者子弟，這棟公寓樓內所有隱秘、興奮地組成這個小團伙的孩子們——有的時候，我們湊到一起只短短几分鐘，我們就像地下的戀人，一聽到指令，就在我們的帝國里飛奔，在地下室，在頂樓，或在玻璃圓頂的「伯利恆」光線昏暗的過道里。我們將他索要的禮物交給他——他一聲不響地收納貢品——我們談好下次的碰面，然後氣喘吁吁地跑回各自的房間，繼續「玩耍」或學習，經常還要因為我們無人理解、難以解釋的出逃而承受處罰。每天，我們隨時隨刻聽候召喚；他凌駕於我們的身心之上；我們盲目順從地聽他的指令。

在我漫長、動蕩的學生生涯里，在不同的學校里，曾教過我的老師大概數以百計；他們中間有幾位是名副其實的教育家，他們能夠或者想要賦予我的情感以形式，究竟誰給我留下了深刻的記憶？我惶惑不安地在掛有無數教師肖像的大廳里挑選。其中有一位是我家的友人，我從很小就認識他，關注他，是他為我灑的洗禮聖水。他目睹過嬰兒的我、青春期少年的我和後來反叛的年輕的我，他近距離地觀察過我成長的環境；二十年裡，他每隔一天就會來我家做客，對家裡潛伏的矛盾和複雜情況了如指掌。他是一位善人，心靈純凈。二十年裡，他每隔一天來家裡一趟，總在晚上十點，踩著鐘聲進門，走進我父親的書房，坐到一把威尼斯風格的扶手椅里；無論冬寒夏暑，他都喝熱檸檬水，不抽煙，不喝酒，因為他深受神經官能症——大多是幻想出來的——和疾病的折磨；但是，即使在這樣親密的關係中，他也可以保持自己的矜持和淡漠，他身上總有一股彬彬有禮的距離感和陌生感，好像並不是到一個知根知底的家庭里做客，而是每隔一晚都出門參加沙龍「聚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