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青年時代做狂人、海盜式的旅行，感覺就像在世界上窺尋一頭獵物，懷著野蠻人的激|情、幼稚者和征服者的貪婪將山川風景和街巷旮旯都掠入記憶。然而，從青年時代的旅行中殘留下的記憶，很快就變得模糊褪色。有朝一日，心靈踏上旅途，世界一片混亂。我們未經思考、沒做準備、身不由己地踏上冒險之旅，即便是啟程去印度，對我們來說也像做一次沒多大花銷、抬腳就走的周末郊遊。內心不羈的不忠者，會隨著時光的流逝變得謹小慎微，一張貼在旅行社櫥窗內暗示他旅途無限的招貼海報，差不多就能讓他滿足了。

作家有時喜歡解疑消歧，有時喜歡贊同什麼，願意說「對」……有時候在作家眼裡，記者揮舞兩把寶劍，即便同意或沉默，也是戰鬥。我學會了，一位好記者要緊緊把握住他的怨憤、譴責與反感；出擊時，要同樣相信自己的憤怒；這種團結是記者的信念。我花了許多年時間才意識到這點：我並非無條件地相信自己的憤怒。總有一天我必須做出抉擇：當作家發聲時，記者必須沉默，一個人不能精神分裂地活著，不能兩面都信，不能在一天里的另一個時段「理解」你在編輯部上班時無條件地厭惡但又不得不寫的東西……總有一天我不再無條件地相信世界上所有的低俗、卑鄙和詭詐必須由我剷除；是的，我也不再無條件地相信那些寫在紙上、長了翅膀、迅速橫飛的詞語能在世界上改變什麼。一種困惑不安、令人暈眩的感覺將我吞噬，我就像一位石匠站在懸崖峭壁上低頭俯視。我開始在意我所寫下的所有文字；我寫的東西比以前少了，雖然寫得少了，但表達的內容卻越來越多。

阿波尼在日內瓦講「人性大教堂」；他的頭要比大廳里的所有人都高出一截，聲音疲憊而洪亮，上身前傾，伏在鋪著綠色檯面呢的講台上，兩隻大手在空中緩慢地揮動。蒂杜萊斯庫坐在他的對面，裹著貂皮大衣，帶著寒氣逼人的不安，緊張地尖叫；阿波尼的目光越過政敵的頭頂投向虛空，當政敵在休息期間帶著過分的自信向他走來時，他轉過身子，並朝旁邊挪了兩步……「先生，我必須把我要講的話講完，因為我意識到自己的年齡……」阿波尼低聲說；張伯倫戴著眼鏡、穿著晨禮服一動不動、姿勢僵硬地坐在那兒，出於禮貌地朝他欠欠身，似乎向他表示尊敬；白里安擺出一副大提琴手的姿態，捻著藝術家的鬍鬚若有所思地沖阿波尼點頭；日本人安德已經做好了鼓掌的準備。當時在場的那些人物，現在還活著的已經不多了；白里安和安德已經過世，阿波尼也不在了。他是人的威信的化身；如果你沒有親眼見到那些世界著名的政要們如何在日內瓦會議上向這位弱小戰敗國的代表致意的話，你很難確切地知道他是如何為匈牙利的利益據理力爭的。即使他所講的是在長篇政治講演中無可避免的自明之理，他還是那樣地斟詞酌句，那樣地激|情洋溢，鏗鏘自信，像是鐘聲在會堂里回蕩。政治上的成功，包括在國際政治舞台上的成功，都跟在地方委員會取得的成功情況相同，人們的直覺感受重於客觀事實。阿波尼的講演，有時讓人感覺到他說得不對，但是即便如此，那一個時刻仍屬於他；他的話語是那樣擲地有聲，那樣充滿詩意，讓人情不自禁地向他敞開心扉；他的聲音抑揚頓挫，打開了人們的靈魂之燈，他創造出這種成功的發聲術，即便所說的內容有毛病，但聽起來能夠讓人同情。傳統的講演藝術又在日內瓦復活了。對專業談判來說，這種「個性影響」也是一個重要元素。後來，阿波尼去溫室散步，張伯倫挽著他的胳膊送他穿過走廊，對他的態度，就像對一位東方大主教或「家族長」，或一個即使沒有名銜、沒有官階也是家族裡最重要的人。有一類歐洲貴族，他們並不靠家譜維繫，而是通過品位、風度、生活方式的相同而聚結在一起；在這個歐洲的精英家族裡，阿波尼是一位受人尊敬、威望很高的家族長者。

寫作像是一種疾病，慢慢統治了我的生活。寫作不是「健康」人應該承擔的任務；健康人最重要的是健康，之所以工作，是為了能夠接近生活；作家之所以工作，是為了能夠接近作品的更深處，在那裡危機四伏，山崩地裂，洪水奔流，瓦斯爆炸。我的神經官能症會隨著對某個寫作題材的接近而周期性複發，我的焦慮越積越多，有時持續幾個月之久；冒著相對較小的生命危險，我舉步維艱地工作著，滿腔毒素，孤獨隱居，遠離人群……我只能幻想愛情、友誼、人類的團結和鄉愁，就像一名僧侶幻想都市生活；可是，這種鄉愁也是對自己的出賣……每隔一段時間，我就尋找一個人或一個女人，但每次嘗試總是以不光彩的失敗告終，然而在作品里能夠感到這種「鄉愁」，這是遁入生活的逃亡，怯懦的退隱。之後，我必須直面現實：對我來說，無處可逃，沒有人為我的命運承擔責任，我必須完全徹底、毫無條件地將自己的生命交付給作品；我將這樣生活，在偏執的高壓之下，不時在逃跑的恐慌中感到絕望，總是重又跌回到另一個生活，摔到紙上。的確，寫作是其自身最權威的理解者和分析者，歐什瓦特·埃爾諾稱之為：生活方式。作家要過作家的生活，至少要過有作家尊嚴的生活……這個前提是不忍受討價還價。生活尖厲、誘惑的聲音永遠在勾引，在傷害；沒有「解決辦法」，我已然清楚；我將永遠這樣柔弱，永遠試圖逃走，在人的生活中尋找位置，直到渾身戰慄地蜷縮到一顆心靈或一副身體旁取暖，結果導致了對旅人靈魂與寫作惡魔的雙重出賣。

自白結束

當作家寫這類文字寫到「尾聲」時，該在哪裡畫句號呢？

因為，我生活的這個世界本身，都不再相信「和平」，不再相信「痊癒」。受到驚嚇的小市民們，在各個角落裡哀怨悲號，他們除了糾纏和砍價之外，腦子裡什麼都不想。陰鬱的光線，投向生活的山野。我生活在一個可怕可疑的世界里，那裡的國家政要們一次又一次地給民眾緩期，似乎在公開鼓勵大家，可以往地里再播種一次小麥，可以再寫一本書或建一座橋；生活和工作就在這種永恆的危機感中進行。我所出生的那個階層，跟迅速攀升的階層混淆到了一起；它的文化層次在最後二十年裡令人震驚地墜落，文明人的需求岌岌可危。我所學習並篤信的思想，日復一日地像一錢不值的破爛被扔進垃圾堆；從眾本能的恐怖統治，籠罩在昔日文明的遼闊領域之上。我們生活的這個社會，不僅已對精神的偉大造化不屑一顧，而且還把它跟日常人和市井精神的風格相對立。能夠顯著、有效地影響我們這個時代的思想，充滿了絕望；我對同時代大眾的庸俗品位、娛樂與需求感到不屑，我對他們的道德觀持懷疑態度，那些完全滿足大眾慾望的當代技術與稱雄的野心，在我看來都是悲劇。有靈魂的人是孤獨的，他們被迫鑽進各地的塋窟，就像在中世紀懷揣密文、到處藏身的僧侶們躲避征服者的迫害那樣。確定無疑的悲劇性驚恐，滲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

與「布達的生活」相平行，佩斯的生活也在流逝……但是在佩斯，我誰都不認識。有一段時間，我試著參加各種「聚會」；但我很快就放棄了這種嘗試。出於天性，我孤身獨處，甚至有意避開人群。每一位新面孔都是對我的挑戰，一個個熟人轉身離去，似乎都缺少足夠的氣力完成他們擔負的任務。我戰勝怯懦，接受了「挑戰」。這一切其實是多麼簡單……這種因為怯懦而故作傲慢、因為惶惑而佯裝瀟洒、剛剛啟程就好高騖遠的佩斯生活！它缺少兩三百年連巴黎雜貨商都受到過的社交預科培訓。它缺少沙龍和社交生活缺之不可的非個性化。佩斯的沙龍是多麼富麗堂皇啊！還有那些晚宴！多麼富裕、奇特、神秘、豐沛和顯貴，與之相比，一切都顯得簡陋、湊合、不雅和可疑！在佩斯，我坐在富豪們的餐桌前，時刻期待暗門打開，好發現什麼不堪的秘密……通常來說，即使不是在那一刻，也會在幾個月或一年後發現「什麼」——發現這些財富都根基不牢，這些沙龍全危機四伏，稍遇風雨，便不堪一擊！

我去了蒙特勒，但我的不安並未能緩解。我感覺到，對我來說有什麼事情已經結束，我必須回國。這樣的歸期，並不是根據日曆定的。不存在任何外在的原因、理由或需要，能夠解釋這種回國的迫切感。我也並不能說，在我身上爆發了某種可憐的「鄉愁」。家鄉沒有任何人或任何事催促我回去。家裡根本沒有人等我回去。在巴黎，我有工作，有家，有朋友。這座城市在我眼裡，已不再是旅遊意義上的名勝古迹，而是沉潛到個人生活的現實之中；我從周圍得到了很多，我結識了不少高層次的人，學到了很多東西。我舒適、從容、快樂、平和地生活在巴黎。現在我突然感覺到，我在這裏待夠了，我在這裏再無什麼「事」可做。如果我說，我之所以迫不及待要啟程回家，是因為在我身上突然爆發的薩伯爾奇卡式淚眼歡顏的鄉愁使我萌生出立即回家的急切願望，是出於「馬群正在霍爾托巴吉的查爾達旁歇晌」之類文人墨客的多愁善感，那我是在扯謊。我從來沒見過「霍爾托巴吉的查爾達」，也對馬群沒有過研究……對我來說，我真正的家鄉，現實的家鄉是考紹，還有盧日尼歐、呂切和我不大可能去的貝斯泰爾采巴尼奧。我每次去多瑙河西岸，或去多瑙河—蒂薩河之間的流域，都會感覺曾在夢裡見到過，有一點陌生。我的「家鄉」永遠是菲爾維迪克。我對佩斯沒什麼感情；在我的記憶里，佩斯人是一個目空一切、整日泡在咖啡館里、手拎公文包的經紀人團伙。我討厭他們詠唱似的講話方式，慢條斯理地強調自己的優越感；我討厭他們幼稚、傷感的玩世不恭。他們之所以對巴黎不屑一顧，是因為「你要知道，佩斯人對這類東西不感興趣」，是因為「就是卡魯索在我們這兒也沒有人愛聽……」佩斯人在國外總是不安地充滿忌妒。我連自己都不清楚，家鄉人有什麼能讓我提起興趣。我害怕家鄉，害怕佩斯人的明智，害怕親熱的拍肩動作，害怕當地圈內頭面人物的優越感，害怕佩斯人在精神領域再典型不過的一知半解……回家的念頭一點也不能讓我興奮起來。在我的印象里，佩斯就像一座音樂咖啡館，許多聰明絕頂、學識淵博的人坐在那裡，他們確切地知道彼此所有的雞毛蒜皮和難堪事。

早春時節，我動身回家；蒂羅爾的果樹已經開花。路途中我既不感到激動，也沒抱榮歸故里的情緒，甚至沒有緊趕慢趕。我在回家的路上磨磨蹭蹭，不時地駐足，歇腳，給自己緩期。歸途中，我在蘇黎世下車，在慕尼黑投宿，在薩爾斯堡逗留，在維也納待了幾個星期，最後這才橫下心，在奧斯特班霍夫坐上了返鄉的列車……在海捷什哈羅姆車站，我看到頭裹方巾的老婦賣烤點心，看到赤足的孩子們賣報紙和香煙。他們全都衣衫襤褸。我透過車廂玻璃看著他們，感到一股從未有過的同情和憐惜。我想，我要跟他們一起生活。與此同時，我也感到一股巨大的安慰，這樣挺好。我感到的只是：不管怎麼說，我到家了。

在佩斯，有時我坐到環路邊的長椅上，饒有興味地觀看「嘈雜混亂的首都生活」。在這裏我過著徹徹底底的孤獨生活，彷彿被人逐出了邊境。

第二天中午，他已經奄奄一息。病房裡許多人進進出出，每個人都惶恐無措。現在他已不再注意我們，而是出神地盯著窗外，盯著婆娑的淡黃色樹葉。兩點半時，他說：「起霧了。」果真，在他的眼前恍惚升起淡薄的霧氣；房間里也薄霧繚繞。他安靜地躺了一會兒；後來，醫生為他闔上了眼睛。在這一刻，我什麼感覺也沒有。「是的，這件事現在終於發生，父親死了。」我心不在焉地這樣想。我走出病房，來到走廊，似乎想要理解所發生的一切：父親有病，去世了，現在要把他埋掉，這一切都挺正常。過了一會兒，棺材運來，隨後又運走。我想點支煙，但走廊里來往的人很多，我沒有點，我不知道「這種時候」適不適合吸煙。我抄起外套，轉身走了。那是在十月中旬，屋外飄著冷雨，我走在泥濘的林蔭道上，四周空寂無人，我既無傷感，也無恐懼，唯一的渴望是想吃點什麼，因為我已經很長時間沒吃東西了。在這條直通市區的道路中央，我忽然看到了一輛馬車；那輛馬車由兩匹馬拉著，走得很慢，朝著墓地小教堂方向行駛，車上運的是我躺在棺材里的父親。我們在雨里慢慢地走，我亦步亦趨地跟著馬車，從醫院到墓地，在這條並不很長的路上，我突然近距離地看到我父親的一生，那般奪目地清晰，那般嚇人地真實，在此之前我從來沒這樣看到過。兩匹馬無精打采地走在泥地里，我不時需要放慢腳步，因為拉著靈柩的馬車落在我身後。在這條路上我懂得了，父親是我生命中唯一一位跟我有「關係」的人，我跟他之間有某種私事，這種事情不可能「了結」，也從不可能「談開」——這些應該談但沒有談的事情，現在已變成永遠的喑啞碎片……馬車在墓地大門口拐彎，消失在樹林里。我停下腳步，點了支煙，望著靈車駛去的方向，開始渾身顫抖。這一瞬間我開始明白，父親死htｔｐs://ｒｅaｄ.99csｗ•cｏm了。

倫敦，曾是我巴黎歲月的星期天。最初，我只敢穿過海峽待一兩天，小心翼翼地在市中心散步，在飯館和博物館里張著嘴愣神；熬過兩三天的孤獨之後（噢，那是黏稠、徹底、令人難忘的倫敦的孤獨！），我在星期一早晨踉踉蹌蹌地趕回巴黎。這條幾小時航程的狹窄水路距離並不長，但將我遠遠帶離了熟悉的世界，彷彿去的是開普殖民地。我喜歡旅途中那種冒險式的隨意，喜歡乘氣派的「英國列車」穿越諾曼底風景——在這條鐵路線上，法國人裝備了至今為止最特別、最時髦的列車車廂，在餐車內提供經過精挑細選的美味菜肴，列車員和檢票員用折磨人的禮貌接待乘客。拋開許多世紀以來永恆不變的反感不說，唯一能讓法國人在心裏服氣地默認其優越地位的文明之邦，就是英國！我經迪耶普旅行，因為那條線上的火車票便宜一些。我喜歡在黎明啟程離開巴黎，聖拉扎爾火車站嘈雜無序，停滿了「帝國氣派」的雙層列車，來自周圍地區的公務員和工人組成了一股灰色的人流湧進巴黎，雖然人流中的每個「個體」都很聰明，但他們循規守紀，秩序井然。我喜歡倫敦列車的風馳電掣，喜歡回家的英國遊客的含蓄內斂，在他們的寒暄、舉止和沉默中可以察覺到他們逐漸變為英國人的細微變化；列車每駛出一公里，每朝英倫海岸靠近一些，都能感覺到他們不僅在變為英國人，而且開始變得自閉……在迪耶普，列車緊貼著街道疾馳，駛向港口，駛向燒廉價煤、早該淘汰了的海峽客輪；當我們走上輪船的甲板，另一個世界在眼前展現，那是神秘的英倫世界。突然，一切變得更安靜，更有序，更傷感。船來了，服務員端來熱湯，駛離迪耶普才五分鐘——還能看到繁華岸邊的大飯店，大肚子的諾曼底人在那裡用勺子品嘗龍蝦湯，喝高檔紅葡萄酒！——乘客們已經吃上了地道、難吃的飯菜，冷凍羊肉澆綠色的薄荷汁，餐廳里充滿了羊膻味，麵包又干又沒味，葡萄酒很貴，而且是假的；感覺已經到了英國。乘客們跟平時不同，他們悄聲地談話；跑堂也跟平時不同，比法國跑堂更彬彬有禮，但似乎有更強的自尊心。空氣中飄浮著弗吉尼亞煙草甜膩嗆人的味道，船上的茶也很香，香得醉人……我喜歡在陽光下抵達白礁石的海岸，海峽的浪濤無情地拍打，小船顛簸，英國孩子們用很內行的吶喊估測船速；我喜歡看大海的深藍色，距離福克斯通或紐黑文還有半小時的路程，海岸已經微光閃爍，巨大的輪船從帝國港口駛出，朝殖民地駛去，陽光燦爛，海峽的風又冷又咸，無情地刮在我們臉上。英國人裹著頭巾和防水外套，全都聚集到甲板上，簡直像儒勒·凡爾納小說里描述的環遊世界回來的菲利亞斯·福克；他們嘴叼煙斗，舉著望遠鏡朝海岸眺望，臉上掛著微笑……骨瘦如柴的老婦們也滿臉微笑，海風吹拂面紗，在她們尖削的下巴周圍飄擺；年輕人則玉樹臨風，故意繃緊他們柔韌、動人的身體曲線；所有人都在交談，相識。在不遠的海岸，在白色礁石與藍色海水交界的地方，那裡就是英國了。回家竟是如此這般地令人興奮，就連每天沿著這條航線往返于島嶼和大陸之間的跑堂、水手也都一樣。在英國客輪上，在抵達碼頭的半小時前，人們可以感覺到這條海峽不僅是島嶼和大陸的天然分界，還有著其他更多的意義。另一個世界令人心如鹿撞地從那裡展開，在石灰礁岩的背後，那裡的一切都跟大陸人知道、喜歡和希望的不同，那裡有另一種公正，另一種尊嚴，另一種味道的啤酒和另一種天性的愛情，這種不同是如此地令人震驚，彷彿從迪耶普穿過海峽的遊客們選擇的是一條幾星期之久的遠洋航程；但實際上並沒有那麼久，就在兩個小時前，我們還在大陸上跟法國跑堂爭吵。在這裏，離福克斯通還有半小時的路，已經沒有任何人跟跑堂爭吵。乘船旅行的都是紳士：乘客是紳士，司爐是紳士，刷盤子的也是紳士。他們是那樣與眾不同，那麼不可思議地都是紳士；他們的神經以另一種方式接納所聽到的話語，緩慢地辨析隱在詞語概念背後的道德觀和內在含義，有的時候，他們過了半個小時才做出回答，這時候提問的人早就忘了自己剛才的好奇……但是現在，在抵達紐黑文前的最後半小時里，每個人都大聲講話。他們從世界回到自己的家，從他們在別處的帝國疆土，從印度、澳大利亞或加拿大，他們進行了征服，簽訂了貿易協約，遊覽了風景，肺里飽吸了新鮮空氣；現在他們馬上將坐進島上某棟煙熏火燎的老屋裡，遵守他們自己的島國文明法規，不只在他們的行動上，而且在他們的神經內、慾望里、思想中也都自覺自愿地隱秘順從……他們回家了。沒有人會像英國人這樣聲勢烜赫地回家。

我熟悉這片街區。在佩斯，我也只熟悉幾條環路，還有橋那邊的布達街巷；我從來不敢鑽進佩斯的小巷，以前還不敢沿著維舍列尼大街或希夫大街走，怕有什麼東西會砸到我頭上，或有誰在背後衝著我嚷——我也說不清楚自己到底怕什麼。我害怕佩斯。我怕它的傲慢，怕它神秘的熙攘，怕那些陌生的疾走者——他們始終讓我感到陌生——在我眼裡，他們就像是安特衛普或愛丁堡的原住民。在咖啡館里，坐著沉思冥想、眼神聰明而多疑、講話飛快的佩斯人，今天我也很討厭他們，對我來說，他們是有些見識的可怕天敵。不過在這裏，在博物館環路上，熟悉的幽靈在遊盪。在斐烏邁咖啡館前，在「露台」新油漆過的欄杆後面坐著希尼·久拉，這位高貴、寡言的作家正透過帶柄的單片眼鏡，目光憂傷地盯著《費加羅報》的版面，他懷著脆弱生靈儒雅的哀傷和痛苦的懷舊，低頭閱讀法文的「西方新聞」……我很想走到他跟前，告訴他最新的西方新聞，跟他談論紀德或阿蘭；但最終我還是沒敢叫他，因為我不能保證他會對我講的消息感興趣。他也早成了那樣的成年人，「著名作家」——在我眼裡，他永遠是一位「真正的作家」，他和其他所有住在這座城裡、在咖啡館和俱樂部安營紮寨的作家們一樣，口袋裡揣著匈牙利語校樣和法語雜誌，心裏揣著苦澀而智慧的教訓；要想說服家鄉「真正的作家」，比說服紀德或托馬斯·曼困難得多……我這樣覺得。我從大學門前路過，走進大學隔壁的奶製品市場；在我青年時代經歷過起義、革命的歲月里，我曾在這裏為了買乾酪和麵包排隊到天亮。我曾跟厄頓一起坐在這兒，但厄頓也已經離世了。我們曾在這裏等候革命的消息。我曾在這裏閱讀格倫瓦爾德·貝拉的《關於舊匈牙利》，在這裏，我們似懂非懂地期待「新匈牙利」誕生，但那只是講演者的哈氣，從嘴裏吐出來便蒸發掉了……我已經十年沒來這個充滿酸臭奶味的地方了；我坐到窗邊一張舊桌子旁，就在這晚，就在這個奶製品市場內，我第一次感覺到：我回家了。青年時代的氣息在我周圍瀰漫，那是貧窮與絕望的氛圍；我這一代人，我的同齡人，正是從這個奶製品市場出發的，我徒然在此間走遍了世界，現在我又從頭開始。這時候，一位恰巧來這兒的老記者在我隔壁桌旁坐下，我認識他，我走到桌前向他問好。他正在費勁地敲半生的煮雞蛋；他抬眼看我，點了下頭，然後高興地說：

在關鍵時刻，只有在這裏，所有人能毫無顧忌地陳述自己的觀點；只有在這裏，社會的俗約能讓所有人儘可能地不表達個人觀點。倫敦是一所特殊學校。如果你到過那裡，你不會變得更聰明，但你會覺得，在你的生活里將不會遇到太大的煩惱。

我寫作，因為我有話想講出來；我寫作，因為這種「生活方式」適合我的性格和精神境界；因為作家的表述能夠達到最高層次的、永遠無法通過生活事件傳遞的生命感受；因為這種生命感受也不可成為作家的目標，他必須否定它，必須將這一切搶救下來並藏到一個封閉的形式里，在那裡，作品本身也有了生命，無須從周圍世界汲養，也不需要親屬和信徒、成功和反響。我有什麼話想說出來——我寫完一本書後，再寫一本書，之後我才懂得，作家的「計劃」不是叢書系列——在我寫下的每行字里，總是想表達同樣的內容，只是通過多部作品和多種體裁，潮水朝向唯一、共同的三角洲涌流，這時候我只是在場而已，我的全部意義和命運就是：我必須在場，因為有什麼東西想通過我來表達自己。這個「什麼」是不成形的，有時我覺得，它是反靈魂的。寫作的原始素材始終都只是泥土而已，要想讓它進行有生命地運轉，要吹入比靈魂更多的東西，要賦予它比例和外形。我焦慮無助地以寫作為生，整日與作品面目相對，我看不清它的終極比例，由於充滿多餘、雜碎、偶然之物，我已經感覺不到它的大小，就像一個人感覺不到生命的大小；也許，作品只有在生命的最後一刻才能獲得其終極形式，但也可能要在生命結束后才可塵埃落定，所有的繁裝瑣飾紛紛脫落，作品脫穎而出，成為一個有機體，一個具有生存活力的整體。我不能看清自己在這項任務中可以浪蕩到哪兒；也許在作品的深山老林里，作家從來都辨不清路，這裏的路牌指不了路，只有你的本能和神秘的聲音能夠指引你翻山越嶺。我從來不能理解那些在靈感突發的瞬間能夠「想出」不朽名言的作家們；是寫作找到我們，不是我們找到寫作，我們最多能做的是：不逃避它。有時候寫作非常令人欣悅，我所寫下的每一行字只是徘徊，拖延；成千上萬句的細緻描寫，書里漫長的字行，所有都只是遁詞而已，為了逃避所承擔的任務。以後總有一天，你不可能再逃避見面，不可能再寫一本書，不可能再跟分期付款似的請求作家的命運之神給你延期；總有一天，你不得不坐下來面對任務，直到你再不能說出別人無法替你說出的話為止……我的所有作家式冒險都是在為逃跑和不忠做準備；就像懇求魔鬼先放過我一碼，還沒到時候，現在我想先說說別的；這隻是在做準備，建立新的關係，我還沒聽清自己的聲音，我耳朵里灌滿了陌生的旋律，我必須先忘掉我所聽到和所理解的一切，必須忘掉在我生存的時代無處不在、強大得能夠穿透一切的文學旋律……是的，我先隨便寫點什麼，以後，等以後我會全力以赴地完成我的任務！我就是這樣寫書的，彷彿是給命運納稅，試圖通過微小的犧牲平息無情上帝的嗔怒。但我隱約而痛苦地明白，我不可能這般輕易地逃走。

「你來的正好。你要是看到賣麵包的女孩，叫她過來，謝謝。」

「噢，噢，但您之後將會寫什麼呢？」在佩斯，在咖啡館里，人們經常這樣問我，而且毫不掩飾心中的惡意。

好記者總是很好鬥——即使在認可、同意或祝福什麼的時候也一樣。記者固執地探究生活現象，阿們，確實相當無聊，不大討人喜歡。在馬戲院里，人們迫不及待地等著那些打工的野獸出場，將所有誤入斗獸場的人撕成碎片，不管你是異教徒還是基督徒。我意識到，在每天下午六七點之間，我會機械性地嗅聞血腥，洞察詭計與出賣、敲詐與不公，我到處機警地捕捉「官員的醜行」、世界政要的貪腐、女人的不忠和偏執念頭。我意識到自己這副「好鬥記者」的架勢，於是我開始用懷疑的目光審視自己。世界充滿了卑鄙和詭計——但有的時候，我很想能夠理解這些作為記者只能譴責和揭露的東西……尤其是，這是一種劇毒的鴉片，作家不可能毫無危險地吸食過久；憑著機械性的懷疑和趾高氣昂的傲慢，記者「肯定知道」世界上只有兩類人，一類還沒有被發現，另一類已經「被發現了什麼」；慢慢地，作家也被培養成了公訴人。是的，每個人都可疑……在那些年裡，我近距離地看到了令人驚嘆不已的死亡舞蹈，許多榮耀的名字、人類光輝的榜樣、富豪和當權者、道德者和罪犯、蠢人和天才們，轉眼就沉入時間的潭底，消失得無蹤無影！有一位大人物，三天前我還跟他一起在城裡的上流圈子裡共進晚餐，第三天早晨就額頭中彈躺在工作室的長沙發上，或透過監獄的鐵窗朝外叫罵；有一位半神之人，頭天在他的辦公室門前還擠滿了全國各地的名門貴族，第二天他就結結巴巴地回答法官冷峻的提問——每個人遲早都會被「收進專欄」，我覺得每個人都可能有一天成為文章的素材。這種視角並不特殊；但實際上這就是新聞寫作……

我也被那溫煦的幸福所誘引，就像一隻趨光的秋蠅。九月末的倫敦陽光普照，我還從來未曾享受過如此靜謐頤和、平心靜氣的幾個星期。倫敦城香氣瀰漫，舒朗宜人。蘇醒已變成了一件愉悅的事，剛一進入夢鄉就朝清晨微笑，彷彿在期待家庭的喜慶；我醒來的時候，男侍將一份厚厚的《時報》放到我的枕頭旁，並將備好的早餐盤擺在我床前帶軲轆的小桌上，他拉開窗帘，像魔法師一樣張開兩臂，每天早晨，他都懷著盛大的喜悅大聲說：「多美的秋天啊，先生！」是啊，這是多麼神奇的秋季！夜裡，園中的樹木彷彿穿上華而不實的古裝；花匠們將氣味撲鼻的敗草和腐葉掃成一堆燒掉，年輕的姑娘們牽著大狗在草地上遛彎，紳士們騎著蹄聲清脆的駿馬在視野的盡頭慢跑……我的一天就這樣開始，像一篇維多利亞時代的詩體小說。房間里飄滿了茶和烤熏肉的味道，在《時報》語句鏗鏘、擲地有聲的文章里，以不可動搖的緩慢和連貫性講述著那天在世界上發生了些什麼；房間里上世紀中葉的笨拙傢具在陽光中熠熠發光，汽車和公車帶著輕微的雜訊從窗前呼嘯駛過，因為倫敦總是非常安靜，即使在交通最擁擠的時辰也一樣……早餐我要吃很長時間，就像舉行一個傳統而神聖的重大儀式；在這座島上，每個地方都像在博物館里一樣莊重肅穆；人們的私生活，也感覺像擺在陳列櫃里，必須像參觀展品一樣地觀看，嚴禁碰觸。我穿過清晨的花園，穿過海德公園，那裡有不少悠閑無事、漂亮而憂傷的女人在喂奇異的飛鳥——不知怎麼，女人在倫敦總是很憂傷；她們目光茫然，背地裡會喝很多酒——我去到聖詹姆斯宮對面的小酒鋪，那裡出售倫敦最好的雪梨酒；我坐到門邊一條歷盡百年滄桑的長凳上，手拿酒杯看陽光下在暗棕色的宮殿大門前閑逛的倫敦人，看他們不慌不忙地在兩個目的地、兩種猶豫、兩樁生意之間遊走。我在世界上任何一座城市裡都未曾見過類似的場景：送貨員也手拿包裹在倫敦城內散步，儼然一位尊貴的紳士在上午出門徒步健身。倫敦從來不匆忙。我去大英博物館的圖書館，借一本19世紀不怎麼出名的英國散文家的作品；我手捧昆西的《鴉片》坐進競技場般的閱覽室，慢慢飽吸書籍和氛圍里的毒素，彷彿也在吸食鴉片。我喜歡在正午時分站在證券交易所的大門口，看頭戴大禮帽、劍橋培養出來的經紀人，他們口袋裡身無分文，腦袋上頂著大禮帽，一上午一上午地談上百萬英鎊的生意；他們獲得無限的信任，因為股票市場從這些英國精英們中間選聘金融城的經紀人或代理人，他們紳士得就像一位剛宣誓就職的軍官，良好的名聲輔助他們縱橫職場……我去泰晤士河畔，看泊在東印第安碼頭的輪船，它們夜以繼日地將世界的氣息、靈魂和原材料運到倫敦；來自紐西蘭、錫蘭、孟買和澳大利亞的輪船在倫敦塔橋下的黃色大霧中疑惑地鳴笛，船長們在卸貨之後聚到查理·布朗酒館喝白蘭地……我去白教堂買一條狗作為禮物送給一位熟人；正像白教堂小販保證的那樣，這是一條「飯量不大的狗」，並沒有蒙人。夜裡我去「皇家咖啡館」，那是倫敦唯一的一家咖啡館，我疲倦地坐在紅色長毛絨面的沙發上，腦子裡裝的都是倫敦，但我還是感到饑渴、憂傷和快樂，既覺得陌生，又像在自己家裡一樣隨意任性。每天夜裡我都想，我不可能忍受這種對當地人生活影響至深的無形歷史恐怖，我不可能忍受在私人家裡跟在街上同樣生效的《雅各布禁令》和《亨利克禁令》，我連他們的自由都不能忍受，不能忍受那種用錢買來的怪誕自由和強大得讓每個大陸人忌妒、感覺有點像緊箍咒和獄規似的法律保障。我不能夠忍受，至今在房屋前仍豎著梯子；因為都鐸王朝的某位國王曾經下令，在倫敦容易發生火災的某些街區，夜裡必須在房屋的牆上架一隻長梯；時間過去了幾百年，可梯子至今還在，人們每天晚上將梯子架在雨水槽旁……我不能夠忍受，飯館在午夜十二點從餐桌上收走客人還沒喝完的酒杯；在有些飯館里，客人要提前付飲料錢，因為啤酒是從隔壁店裡買來的，只有上帝知道這是誰的命令，這是因為什麼……比如每天要更衣五次，因為每位紳士都有三十套衣服，每種場合專有一套，見國王一套，打高爾夫球一套，騎馬一套，釣魚一套，打獵一套，甚至打鴇鳥也要單有一套；比如上午散步也都戴著大禮帽，即便沒有什麼特別的事，只是進城買科隆香水或去皮卡迪利大街買鳥食；比如他們活的方式和死的方式，愛的方式和怒的方式，他們理解世界的方式和表白的方式，對這所有的一切，大陸人只能靠理性理解，用感性永遠不可能理解……黃昏時分，狂風橫掃整座城市；就在那一刻，我理解了伏爾泰，他在倫敦遇到這樣的日子，在夜風大作時想要自縊……噢，這些疾風，這些暴雨，這些堆滿一模一樣房屋的街道，這些用彩色粉筆在人行道上畫風景的羞澀乞丐，這些吱呀作響的手搖風琴，還有在暗夜裡吞沒一切的大霧！這些英國俱樂部啊，有的不許女人進，有的不許男人進，還有的地方只要從話筒里傳來女性的嗓音，就不會叫俱樂部成員去接電話；在那裡，先生們摘掉了禮帽，表示回到自己家裡，或沉默不語，或大談高爾夫，或迷戀撞球而冷落妻子！這些僕人們啊，他們服侍你的時候，會柔聲細語、彷彿歌唱般地向你「道謝」；但是即便如此，他們還是很傲慢，有優越感，因為他們清楚所有的因果，而你永遠不可能明白這麼多：因為你不是英國人！……這裏的一切都是這麼「特別」，包括信紙和洗手液，包括微笑和粗魯；但是即便如此「特別」，還是讓我感到這般熟悉，這般舒服，他們會以這般明智、會心的方式向大陸人微笑！我從倫敦帶走了人類最美麗、最溫柔的微笑記憶。從那裡我也沒能帶走別的。九九藏書

不管怎樣，我還是要回家。這個「要」字，這個神秘的迫切需要並不能成為自身的動因。一個人的整個身心都服從於這個隱秘的指令，無條件地服從，不討價還價。「我在歐洲生活了」十年，就像一名勤勉的上進學生；突然間，我感覺自己的狀態是一個謊言。從某種角度講，我的生活並不現實：一切都缺少跟我直接相關、可以觸摸的現實性，缺少那種一旦缺乏，我在國外的生活就將變成任務和角色的生活內容。我必須意識到，我在國外所能意識到的所有一切都離我很遠；我的興趣是中學生的；我對馬塞爾·普魯斯特也感興趣，但這種興趣不同於國內詩人成敗的關注；當我坐下來用午餐時，即使「在自己的巴黎公寓里」也一樣，總是覺得自己在什麼地方做客，飯菜的滋味對我來說，也有點像在展會上品嘗廚師的傑作；我在報上讀到的消息都與我無關，翻看每日新聞，我對誰死在了街上、誰被狗咬了毫無興趣。總之，我在歐洲始終是一個外鄉人；在巴黎那些年，我一直訂閱考紹的地方報，我對家鄉小城的政治風雲或當地某晚演出的報道，要比對法國內閣倒台或關於巴黎國家劇院慶典演出的評論有更直接的興趣。我應該回家：我抱著非同尋常的反叛者和抗議者的情感服從這道指令。但是我也清楚地知道，我周圍有什麼東西確實結束了，我可以閑耗，可以拖延，可以不馬上服從這道指令，但我不能夠逃避它。我將要回家，現在我就已經生活在那裡，既不好也不壞，既無牢騷也無快樂；我只是惶惑不安地努力適應，心煩意亂，腦子裡充滿懷舊與出逃的念頭……但是，有什麼東西結束了，獲得了某種形式，一個生命的階段載滿了記憶，悄然流逝。我應該走向另一個現實，走向「小世界」，選擇角色，開始日常的絮叨，某種簡單而永恆的對話，我的個體生命與命運的對話；這個對話我只能在家鄉進行，用匈牙利語。我從蒙特勒寫了一封信，我決定回家。

我想在這裏生活，我想留在這裏。當我在第一天夜裡躺在布達的老房子里——那種住有多戶人家的公寓樓，樓里的每位家庭成員都能攤上一兩扇門窗——我想起了貝爾熱尼，漫不經心地想著，就像一個經過毫無目標的漫長流浪之後回家的人：「我想死在這裏。」當時我還不可能知道，這一個願望並不那麼簡單。我還不知道，絕大多數匈牙利作家對命運的願望都是：掌控他們生活的權要們能允許他們在自己——用貝爾熱尼的話說——「鋪過一次床」的家鄉死去。或許，這是生活所能給予的最奢侈的禮物。我懷著天真的熱情試圖在布達建造一個「家」。若在十年之前，我無法想象自己會過另外一種不住在旅店、不睡在皮箱中間的生活，要是有誰預言我有朝一日會為吸塵器砍價，我肯定感到很惱火……慢慢地，我在這棟老房子里為自己經營出了一個類似「家」的地方；我們從家裡從巴黎搬來快要散架的破傢具，我們還頗有預見地帶回來幾把來自剛果農村、用樹根雕成的非洲太師椅。後來，我把我的書擺了出來，買了一盒捲煙紙和黑塞哥維那煙絲，自製捲煙，開始了布達的生活。

就像一個怎麼也該在自己支起帳篷的地方進行一些征服、佔領一些地盤的殖民者，我也逐漸開始打造自己佔領布達的計劃。由於住在閉塞的城區，居民們互不信任地蒙上面紗。在克麗絲蒂娜，住了許多退隱的和活躍的「顯要人物」，而那個街區本身就那麼居尊恃傲，誰也不會先開金口向別人問好……以前我在任何地方，都沒見過像在布達林蔭道上遇到的這般沉穩持重、姿態高傲的紳士。我也開始仰頭挺胸地散步，等著從隔壁街上出來的送煤工先開口跟我打招呼。布達人的矜持超過了英國人的謹慎。似乎每個人都想用聖伊什特萬的王袍遮蓋自己位於布達公寓樓內、相當大面積沒有「供暖」、堆滿「匈牙利彼德邁式」傢具的三室住宅。克麗絲蒂娜有點像格拉茨，匈牙利中產階級的退休官員住在這裏，像我這種只打算在這裏小住一二十年的「趕路者」，在這裏不會受到特別的尊重。我非常想掩飾自己的職業，因為在這一帶還算受人尊敬、能讓人忍受的最後一位作家，大概是維拉格·貝奈代克。我極力適應周圍環境，因為我熟悉並喜愛這個清教徒式虔誠，以自己的方式審慎閱讀並注重修養，在生活方式和道德方面質樸得可愛、嚴肅得可敬的匈牙利中產階級——不管怎麼說，他們跟我也算是親屬，我理解他們的抱怨和憤懣，也理解他們不喜歡我身上的什麼東西，而且當他們排斥我身上那些對他們來說陌生、可疑的東西時，我從心裏認為他們有些道理。

關於這種「經驗」，實在難以用語言表述。關於那次東方之行，我只能喚醒這一點點記憶。後來，我又曾到那一帶去過，我曾去尼羅河畔的蘇丹旅行，到過喀土穆，無所事事地待在耶路撒冷，站在黎巴嫩的山頂舉目眺望；但是，我在第一次東方之行途中，在大馬士革的清晨意外感受到的那股令人直起雞皮疙瘩的幸福感，我在別的任何地方都沒有遇到過，再也沒有。後來，我遇到的多是些花里胡哨的異國情調、民間原始素材和護照上的漂亮印花……後來，我再沒看到過這樣令我流連忘返的風景，再沒看到過一座這樣吸引我前去居住的城市。「我學會了」旅行，就像掌握了一項常規技術，我懂得了如何卓有成效地思考和感受；但是，無論多麼激動人心的風景，再也沒能給過我像在第一次東方之行途中感受到的那種幸福的眩暈。我越來越少感到旅行是那種有計劃、按行程的既定行動；就是在今天，對我來說也一樣，離開一個熟悉的地方，要比抵達一個陌生之地更重要。這種複雜的不忠，就像一種疾患，決定了「我的人格」，決定了既讓我痛苦又使我成為「我」的缺點和能力，也影響到我的旅行，為我制訂出行程表。不忠者不僅對愛情不忠，還對城市不忠，對河流不忠，對群山不忠。這種偏執傾向要比一切道德公理都更加強大。我「欺騙」城市，就跟欺騙那些事後偶會思念的女人一樣；我計劃去威尼斯住幾個月，但第二天我就從那裡逃走，突發奇想地投宿在某座雜亂無章的末流小城，隨後一住就是幾個星期……一個人對於各種關係的態度都是一樣的；他對「小世界」不忠，也肯定會對大世界不忠。倚在輪船的扶欄上，或靠在列車的車窗上，在我的精神行囊里裝滿了「鄉愁」；面對世界的美麗我頂禮膜拜，慷慨陳詞，可我憂傷而內在的理智卻提醒說，我的陶醉、我的鄉愁和我的激|情是戲劇化的，是演出來的，事實上眼前的風景與我無關，我並不渴望去任何地方。家鄉只有一個，那個講匈牙利語的地方。跟文字命運相系的人不可能有別的家鄉，只有母語。過了一段時間，我只懷著戲劇化的熱忱和責任性的陶醉進行旅行。

倫敦的氛圍充滿了情|色；也許，這是世界上唯一一座確切無疑地擁有情|色氛圍的城市。在巴黎，人們在街頭長椅上接吻，在咖啡館里做|愛……但那裡的情|色幽隱而神秘，那裡的情|色總有層遮障，從來不是赤|裸裸的。在倫敦，我從沒見過一次在公眾場合的吻手禮超過一秒鐘或不合常禮。這個城市的情|色的尖叫聲在大霧中回蕩。我喜歡夜裡站到劇院門口，看人類最成功修鍊出的身體穿著燕尾服和袒肩露背的夜禮服粉墨登場；我喜歡這些精挑細選的人們喜慶而得體微笑的怯懦柔弱。他們在劇院的前廳展示自己精心保養、完美打造的身體，像被馴教過的動物展示本領一般地展示風度，炫示他們的珠寶首飾；與此同時，我心裏在想，為了這些經過完美無瑕的沐浴、受過雜技演員般鍛煉的身體，每天都會有一個印度人或非洲人在世界上的某個地方死去。我像一名在一出驚心動魄的悲劇演出尾聲趕到的觀眾，情緒激動地細心觀察；演員們自己也這樣辯解，戲劇的表現不可能完全平靜無瀾。為了每位這般養尊處優的英國人，甚至包括在倫敦飯店看電梯的男侍，在世界上的某個角落都會有有色人種在拚死地工作；他們還要為那些穿著入時、頤指氣使、無聊散步的無業者工作，這類無業者大概有五百萬人，從早到晚都在島上公園的草坪上抽雪茄，在法國通貨膨脹期間，這些人大多在布列塔尼的溫泉療養地度假，在那裡手握高爾夫球杆花失業救濟金。為了這整個國家，為了這座遼闊、碧綠、迷霧籠罩的島嶼，數億人在其他國家、在世界上流血流汗，累死累活。沒錯，英國人自己也工作；但他們用不著費太多的勁，只需要做最重要的那一點點！他們只從事精英類工作和較為高貴的家務活。在我下榻的旅店裡，英國客人在初秋租下一季的房間；他們帶著貓、狗和家眷入住，整天都在客廳里轉悠，碼紙牌，或悶聲不語，上午去打高爾夫球，晚上談論當天打高爾夫球發生的事……他們這樣一住就是幾個月，遠離曼徹斯特的工廠或埃塞克斯的溫室，他們無所事事地慵懶度日，手裡捧著一本書，眼裡帶著一種冰冷而幼稚、令人難以接近、既無疑問也無解答、總是稍與人接觸就陷入惶惑的眼神。在他們中間，我覺得自己多彩一些，只一點點，介於孩子和成年人之間；我很長時間都這樣想，跟這些養尊處優、深受自我懷疑恐嚇的大都市人相比，我對生活、生意和愛情的理解要豐富得多，生動得多，自信得多……這些人根本就沒「活著」——我這樣暗想——在躁動不安、從早到晚都將生活視為某種表演的中歐人眼裡，他們不管怎麼說都沒有「活著」……大陸人要花很多時間才能夠知道，英國人根本就不「幼稚」；東歐用萊萬特人和中歐人的才智和勤奮談生意，進行征服與擴張，但忽略了英國人的博聞和鎮靜。「接近他們是不可能的！」我不止一次地聽到那些到倫敦冒險的中歐人這樣抱怨。從某種角度看，他們在做生意方面比我們更有經驗，在社會生活中比我們更圓滑更靈活，他們用不可動搖的鎮靜抵禦我們經紀人式的伎倆！我們花上幾個小時介紹，解釋，證明；他們只是聽著，最後說一個「不」字——然而這個「不」字，就像炮聲一樣隆隆迴響。但是如果他們說「對！」——你不要總是一聽就信。晚上，我去蘇豪區的一家義大利或西班牙餐館吃飯，感覺自己像一個被放逐者。我對倫敦的記憶是四五個小時漫無目標的散步，每天夜裡我從皮卡迪利大街步行回家，回到我投宿的「南肯辛頓」區；這些從夜晚到黎明、穿越沉睡中倫敦的散步，這種不可侵犯的、身為外鄉人的孤獨，在當時對我來說是一種現實的治療手段。在英國人中做外鄉人，通常都「不會感覺良好」；生活無聊，內心孤獨。那些背負創傷、格外自負或傲慢的人（我肯定就是這種人，現在也是）在這裡能夠找到共鳴，從某種角度講，他們這樣能夠感覺到自己更安全，更隱秘；他們知道，沒有人會用一廂情願的熟絡和大陸式的親密來碰觸他們憂傷的秘密，沒有人會不尊重他們的自負與痛楚……那些移居倫敦並自我感覺良好的中歐人，也總是逃避家鄉的親情。英國人相當留意他人的焦慮和底層人的創傷，並懷著同情之心予以體諒——倫敦是中歐人「自卑情結」的真正療養院。大陸男人在倫敦一方面覺得自己是墮落者和不潔者，同時又覺得自己是受人尊重、享有治外法權、有優越感的外鄉人。任何地方都不會這樣尊重私生活的治外法權；然而，英國人一旦獲得機會，他們對私生活的踐踏要比任何地方的人都更加無情。我常去法院旁聽離婚案庭審；四千萬人垂涎躍躍，因為終於有一位內科醫生對妻子不忠，他們終於也可以寫、可以談婚外性生活了——這位內科醫生是在哪裡遇到情人的？他們幽會過多少次？女僕說了些什麼？用人是怎麼撞見的？他透過鎖眼看到了什麼？——媒體和民眾全都跪到了鎖眼前，他們終於可以談論性話題了……我有一位三十六歲的匈牙利朋友，他帶著懷孕的年輕妻子去做檢查，英國醫生鄭重其事地向他們講解避孕工具的存在和使用方法；他當真認為，一個三十六歲的男人從來沒聽說過安全、衛生的避孕工具……成年了的英國年輕人對性|事的無知，遠遠超出中歐人的想象。但也正因如此，這座城市情|色得異乎尋常，讓人窒息，讓人刺|激。「冒險」這個詞，只有在倫敦才能從小說的角度和薄伽丘的寓意上予以理解，而在其他地方，無論之前還是之後我到過的任何地方，都無法跟倫敦相比……最初那段時間，我對英國人聰明、熱忱的虛偽感到震驚；後來，我學會了他們的技巧，並且快樂地生活在他們當中……比如在旅店裡，門房懷著充滿道德感的憤怒阻止女士上樓找我，之後告訴我說，「女士不能進入有床的房間」；他勸我租下隔壁的客廳，這樣我就可以接待女士來訪，因為「先生和女士可以一起坐在客廳里喝茶」。我不這樣，又能怎麼辦？每天我都能學到點什麼。read.99csw.com

在肯辛頓公園對面那條街上，我度過了一個不同以往的晴朗秋季；我住的那棟樓建於19世紀初，站在晦暗、沉悶的房間里，可以眺望分外樸素、恬靜的秋日公園，那是倫敦最美的大眾園林。那是一個多麼豐盛、繁茂、陽光普照的秋季啊，或許在這個島上，半個世紀也只能遇到一次；英國人真的為之陶醉。蜜一樣的光線五彩紛呈，使島嶼變得嫵媚多姿，異彩飛揚。透過我房間的窗戶朝公園遠眺，無業者們——那些工廠主，無聊貴族和來自外地、無所事事的莊園主們——天一亮就扛著躺椅來到公園的草坪上，在那裡打盹兒曬太陽，在倫敦的中心，卻像隱居鄉下，就像吹笛子的希臘牧羊人在家鄉的橄欖樹下悠閑度日。在陽光普照的英國，這是唯一的大公園；島民們在這一年的秋季不再爭先恐後地趕到國外逃避大霧，倫敦人簡直幸福得遲鈍，他們在光的理想國中悠閑漫步；淡綠色和淡黃色的草坪，肯辛頓公園數百年的橡樹和懸鈴木，還有學生們在公園魚塘周圍燃放的煙花，誘引著那些醉心於季節美景的都市遊客。在這個秋季，我熟悉了英國人的微笑，最羞澀、真誠、狄更斯式的微笑。

是啊，在這之後我會寫什麼呢？我望著咖啡館桌子上的那杯水，心裏暗想：愛寫什麼寫什麼。我不知道他們對我抱著什麼期待，而且我對此也不感興趣。大概等待我的也沒什麼別的，只有我的毀滅。我感覺這個挺自然，挺人性。與人相關的「文學生活」，不可能比寶石經紀人或肉食加工者的商行更清潔，更高貴。在這場競爭中失敗的人（所有創作上的競爭也一樣，作品不僅是為自己創作，還服務於什麼，當然也可能是為反對什麼或什麼人），跟失敗的銀行家或破產商人一樣被套上了枷鎖。

我搬到布達一個熟悉的街區，每天都小心翼翼、疑心重重地過橋去佩斯。我在「血原」街角的一幢古老、破敗的布達公寓樓里租房住下，我房間的窗戶對著亞諾什山，在窗下深谷里的「血原」上，軍官們帶著他們的女兒騎馬，老婦們在黃昏中遛狗，直到軍需部嚴令取締了布達的「狗天堂」。每天下午我都要去佩斯辦事，之後儘可能坐計程車殺回布達；只有當我透過隧洞瞥見克麗絲蒂娜廣場蔥綠的樹冠時，我才在鏈子橋的布達橋頭深換一口氣。我不信任佩斯。在那裡，我覺得什麼都沒有滋味，葡萄酒沒味兒，飯菜也沒味兒；咖啡館的「黑湯」讓我喝了頭疼。我有許多年都難以擺脫這種孩子式的不安、沉默和懷疑。我在布達可以更暢快地呼吸。我曾在這裏住過一次，就在這一帶，在米柯大街的街角，在那棟位於「血原」一角、搖搖欲墜的兩層樓里；我寄宿在樓內一位年過八旬的老婦人家中，住在一套煤油燈照明、堆滿彼德邁式傢具、晦暗憋悶、讓人不舒服的公寓里，不過，那裡的一切對我來說都很「熟悉」，就像在外地的父母家中，我在拱牆之間感覺不到那種「佩斯厭惡症」，感覺不到那種說不清道不明、對無法克服的陌生感所抱的幼稚恐懼……我現在住的那棟樓，恰好在以前住過的老房子對面，在一條寬闊、陡坡、種有兩排繁茂的栗子樹的街上。克麗絲蒂娜是一個古老的街區，有著小城的寧和，有並非絕對無害的流言蜚語，有羞澀的人，也有傲慢的人，樹木蔥蘢，綠草茵茵，有爛白菜味，有年久失修、租金便宜的公寓樓，有簡陋的小酒館和東倒西歪的咖啡館，還有春夏的情愛——在秋冬季節，愛情彷彿死掉了一般，或是遷離了克麗絲蒂娜街區——我來到這裏的第一感覺就是，它能給予我隱秘的家的幻影……在這片街區，在這些酒館，就連飯菜都很「熟悉」，不好吃也不難吃，只是「熟悉」而已。我在這裏開始生活。

英國人只要手頭寬裕，一有閑暇就會帶上積攢的所有英鎊直奔大陸，闖入世界，因為他們不能忍受家鄉的生活。他們不能忍受，因為他們感到無聊。他們的無聊是那樣地自成體系，那樣地神志清醒，無聊得全副武裝，糧草充足，彷彿無聊是這個民族的首要職業。假如他們口袋裡有五十英鎊零錢叮噹作響，他們就會立即跑到大陸，追逐陽光，追逐微笑，尋找私生活的另類自由，不用再那般地廳室整潔，窗明几淨；在家鄉，在秩序井然、一塵不染、由俗約慣例和精神恐嚇控制的島國，他們可不敢這樣生活……對英國人來說，由於這種自由的匱缺，生活有時不堪忍受。他們奔向陽光普照的風景，奔向大陸或大陸城市匠氣的日光，奔向里維埃拉，奔向殖民地國，因為他們是世界上最自由的民族，千百年來他們一次又一次地用鈔票從魔怪、嗜血、殺人的國王們手中購買自由。金融城用鈔票買下幾百年來所有的法律和憲章，他們買下市民階層的自由，並在擁有自由權利的領地內建立起文明社會的典範；只是他們在典範般獨有的英國市民文明中，並非總可以無條件地感覺良好……他們懷著自罪感旅行歸來，眼裡閃著羞愧的光亮；他們沉默不語、低眉順眼地踏上島國的土地，因為他們曾背信棄義；他們回到島上，回到家鄉，繼續在這個純凈、高級、他們所有人都心甘情願為之獻身的文明中生活，工作；只是他們不能忍受紀律嚴明的無聊日子。只有在這裡會發生這樣的荒唐事：戰後，一位英國貴族在上議會發言，要求政府對生活的無聊採取措施！

他們真像親英派對我們宣傳的那樣異乎尋常、鐵面無情、令人膽寒地「正經」嗎？是的，他們確實很正經，至少在風度和外表上非常正經；然而，在四目相對的私下場合，我有時也驚訝於他們特有的正經。我生活在倫敦，彷彿是在歐洲學校最高的一個年級里讀書，而且是讀的一個特別培訓班。我記得那些在外地度過的英國人的星期天，它讓我理解了英國式的自殺；我記得有一位旅店裡的室友，他每天晚上都身穿燕尾服，手拎一瓶法國紅酒回到旅店房間，坐到壁爐前伸直兩腿，他就這樣坐著，穿著燕尾服，一直坐到午夜，這時他才躺下睡覺。英國人無聊得就像關在籠中的高貴野獸。有的時候，我害怕他們。

我極力忘掉這個世界。我孤獨地住在布達。慢慢地，在我眼前展現出一個高貴、優雅的小匈牙利世界；我的孤獨並沒有消除，而且框架清晰而牢固。我去佩斯，永遠像一個誤闖進城的鄉下人，但在「那邊的家」，在大河的右岸，在古老的街區，我逐漸熟悉了那裡的房子、廣場和人，我就像一個到一座小城過退休生活的外鄉人。每天清晨，我都沿著布達城堡散步，眺望山谷中白雪覆蓋或綠樹蔥蘢的古老城區，滿眼教堂的鐘樓和風格過時的屋頂——有一天我意外地發現，這幾條街道，城堡內的散步，附近幾家破敗的咖啡館和瀰漫著霉味與地下室潮氣的小酒館，這份孤獨，以及構成我孤獨邊緣的人的面孔，這所有的一切加在一起，對我來說有了一點家的感覺。現在若讓我離開這裏，我會心懷抵觸，情緒低落；在國外時我想到的是布達，一想到布達的街巷，就會感到暖心的親切，那種親切，就像一個鄉下人在陌生之地聽人提起他家鄉的名字。我已經了解了「克麗絲蒂娜」的秘密，熟悉了「摩登」農貿市場屋頂上沒標數字的新式塔鍾，鍾面上用線痕來標示時間——「那麼布爾什維克」，連女僕們都這樣說，我慢慢理解了她們想說什麼。我孤獨地生活，不過時間長了，我也結識了幾個熟人：一名修表工，一位木匠，一個壯漢，隔壁養老院的一位老演員，上夜班的跑堂們。我跟這些人也能聊天了……我在佩斯只是去做講演，好像我總想說服誰。肯定我自身有什麼問題。也許，創傷和忌妒是我膽怯、羞澀的根源——我害怕聰明的佩斯人想得太多，可能會覺得我很可笑。這種忌妒是病態的，不公正的；但我從來未能徹底戰勝它。「布達生活」的形式變得越來越深潛，越來越封閉。我緊密、決然地讓自己的生命附著于這種生活的環境、氛圍與模式。一個人一輩子可以多次安「家」。布達曾經是一個家。

生活在跟書競跑。有一天中午，那是在秋季，我父親死了。他死得充滿力量、尊嚴和榜樣性。彷彿他向我們展示，一個人應該怎樣死——他是攥著我的手死的，從那一刻開始，我的死亡恐懼得到了修正；我不再像以前那樣害怕死亡，害怕那種陌生和恐怖；我只是不捨得放棄生命，我向死亡索要生命的滋味與氣息；但是就在那一刻，當我父親閉上眼時，我理解了，死亡既不好也不壞，不具任何特徵。

我在東方流浪時獲得的那種莫名、乏味、平靜無瀾的「體驗」，讓我發現了我應該謹慎啟程的方向，我該朝那裡走去的人、路和方法……很長時間我們都以為，我們熟知自己的慾望、傾向和脾氣的天性——因為在這樣的瞬間里，刺耳的喧囂提示我們（因為寂靜的弱音也能像強音一樣刺耳）：我們所生活的地方，跟我們喜歡生活的地方截然不同；我們所做的事情，跟我們真正會做的事情截然不同；我們尋求另一類人的寬恕或激怒他們，我們冷漠、耳聾地住在遠方，遠離那些我們真正渴求並與我們命運直接相關的人們……那些聽不到命運提示的人，會永遠活得粗陋，懵懂，偏離正軌。這並不是夢，也不是「白日夢」——某種疾風暴雨般的精神狀態提示我們，什麼才是我們生活中的真實之物；什麼才是屬於我們的東西，我們的任務，只有我們擔負的義務，我們的宿命。這些瞬間顯示出：什麼是生活中的個體之物？什麼是在普通人的命運和苦難中屬於自身個體的獨特內容？我從來未曾冥思苦想，從來沒尋求過這樣的瞬間，我只是懷著夜遊神的平靜聽從指令。這是另一種夢，是在睡眠與清醒背後呈現的幻影，它有時提示我們關注那些跟我們有著某種關聯的人，關注工作或友情的群體，關注那些我們在她們身上尋找愛的女人；假如我聽從無聲信號的指引，我永遠不會迷路。

但是在此之前，在回鄉途中，我一直感到幽幽的刺痛。我本來可以留在那裡，留在國外，留在「歐洲」：我名下的公寓還在巴黎，羅拉還留在那裡，她不相信我的心血來潮。我還年輕，還可以留在那裡：那裡可能還有什麼任務在等著我，或許還有成功，我在國外「活在深水裡」，小本子上記滿了德高望重的熟人——巴黎、倫敦、柏林和羅馬的熟人——的電話號碼，我認識很多人，其中有不少雅士名流……認識我的人也不少。家裡有什麼在等著我？貧困，懷疑，不由自主的忌妒。我不安地想：回去后我必須要謹言慎行；必須學會另一種匈牙利語，一種在書裏面只選擇使用的生活語言，我必須重新學匈牙利語……在家鄉，肯定不是所有的一切我都能理解；我回到一個全新的家鄉，在我看來，家鄉總有點像同謀犯團伙，新入夥的成員必須學會同謀式的家族黑話。不管我聽到什麼，我都聽不懂背後的含義；不管我說什麼，別人理解的都不是我想說的內容。之後，我必須再次「證實」自己是誰——我必須從頭開始，每天都得從頭開始。我沒有什麼想否認的，也沒有什麼好誇耀的。我回家並不是浪子回頭，但也沒有人原諒我或殺豬宰牛地歡迎我。我在家鄉能夠做什麼呢？我了解自己的能力和天性。我可以當一名能從每天機械性的工作中省出幾個小時滿足自己文學愛好的記者，我回來的正是時候，趁我還能夠跟得上潮流，趁我還沒被時尚拋棄……我了解「匈牙利作家的命運」。火車剛一停進凱蘭弗爾迪站，我就急不可耐地跳下火車，坐進計程車，想要儘快趕到佩斯。

當然，「布達的生活」並非風平浪靜；我每隔一段時間都會逃走一次，有時一走就是半年，回巴黎或倫敦；但是這個「家」，當然也可能是別的什麼，總是能夠吸引我回來；我總會重返布達的原因，大概不僅出於我擁有了吸塵器和非洲太師椅的快樂。匈牙利語讓我痛苦，也使我鎮靜：有的時候，我覺得自己永遠不可能完美地學好它；有的時候，我又覺得自己掌握得遊刃有餘，瀟洒自如，輕鬆得像是出於本能。服從於某條不成文的法規，我也在一家布達咖啡館里安營紮寨，以符合常人眼中「在咖啡館里度過一生」的匈牙利作家身份；我對這種浪漫、自由的世紀初理論是如此相信，以至於自己也亦步亦趨。要知道，國外的作家不泡咖啡館；在倫敦，連像樣的咖啡館都沒有……但在布達，我認為自己應該努力躋身於當地的作家圈，應該到作家如樣品一般在展窗后蒙塵的咖啡館去。我安營在克羅埃西亞花園對面一家破舊、安靜的布達咖啡館里，那裡每夜都開到天亮，我跟領班跑堂和賣雪茄的小販交上了朋友；很快我就察覺到，我在咖啡館里接到的信和電話，要比在家裡接到的多，找我的人也都是先到咖啡館，然後才會去我家看看……我要適應這裏的氣候，不過這倒不是一件困難事。咖啡館的人對我都非常友好，他們小心、溫和地容忍我的個性，桌子上總擺著墨水缸、英式鋼筆、清水和火柴；我開始覺得自己是「真正的作家」，是一位家鄉人理解的那種作家，並開始信心十足地環顧文學的風景。在國外，在混亂、嘈雜、擠滿了粗魯的跑堂和推搡的客人的國外咖啡館里，似乎缺少的就是這個：帕納塞斯山的寧靜，擺在咖啡桌上的清水和墨水——就這樣，我終於裝備齊全地開始了工作。九*九*藏*書

「以後您將寫什麼呢？」他們問我。有時我吃驚地意識到，確實還存在作家的命運；有一些任務，有一些感情或感性責任，恰恰不大可能逃避掉。我絕望地發現，在許多年前，甚至在我的前生前世，我就清楚地預知我將要寫什麼——我在聊天中提到的寫書念頭，以後，哪天，可能，我想寫一本什麼書——許多年後，我有一天震驚地發現，書我已經寫好了，而且跟我許多年前心血來潮、隨口一提的內容一模一樣。我要能夠擺脫這類「隨口一提」的寫作任務該有多好，「推掉」一個，再推一個，休息一下，伸個懶腰，或許為另一類嘗試積蓄力量；但是我連一個字母都未能逃避。顯然，我寫的每行字都屬於任務範疇，也包括那些多餘、不完美、有罪地誇大或輕率的文字……我很清楚，我從來沒準備寫一部以後將「講述一切」的「巨著」；巨著只有那些文藝愛好者或生活在文學領域的專家們才準備寫。其實我還是相信，不管怎麼說，那些出於多事、躁亂、內疚擔負起的寫作任務都是無法逃避的，即使是在時事文章中，我也有機會在某一行或某一段里說出別人不可能替我說出的話。我覺得很有可能，我想說的話也並非那麼精明絕頂，極端原創，閃爍著耀眼的精神光芒；也許，我該在適當的時間和適當的地點以通俗的方式講出來，因為在生活中，就像文學中的重要陳述，那些能夠徹底表達一個人內心的話語或看法，絕大多數時候都相當簡單。我有的時候這樣想象，我所寫的一切都只是前言和遁詞；實際上我只想寫，只想描述一個人物，我驚訝地發現，這個人物活著，我連他的姓名都知道，我認識他。比方說，這個人物很可能是一位年長的女性，她站在人群的中央，並非聰穎絕倫，也非好得出奇，然而她卻知道什麼，有可能是她肯定不能用詞語表達的生活「秘密」；沉穩自信，僅此而已……相對所有的現實而言，我在寫作過程中首先想窺視這個女人，這個陌生女人的秘密。這是作家的「計劃」嗎？肯定不是。有的時候我感到震驚，我要花費多少精力走多少彎路，才能找到朝向她的那條路；我要走遍上百座記憶的島嶼，才可能找到她——對於生活我知道的或我想知道的一切都跟她有關；我都不知道這個女人是誰，是否有過這麼個人，我是否在什麼地方遇見過她。也許她是母親，另一位我想見到的永恆、未知的母親；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所寫的每一行字、每一本書和我所採用的每一種文體，全都是在研究她，彷彿她能給予我答案。之後許多年過去，生活中充滿了寫作、討價還價和嘗試。當我越來越模糊、越來越猶疑地看到這個人的面孔時，卻聽不見她的聲音；後來突然有那麼一刻，在陌生的地方，我意外地瞧見了她。好像我的寫作不是別的，只是遁詞和時機，有一天能夠遇見她。

在這段時間里，我必須儘可能地活下來，並寫作。這非常困難。有時候我驚詫地意識到，在靈魂里和品位上，我覺得自己是一位年近花甲的老人，根本不像二十五歲。我們這些在這個「階層」最後一個榮耀時刻降生的人，命運都相同。今天的寫作者，似乎只想為他們身後的時代留下見證……見證在我們出生的那個世紀里，曾經高唱過理性的凱歌。只要我還能寫下一個字，我就會見證：見證曾有過這樣的一個時代，生活過這樣幾代人，他們蔑視本能，高唱理性的凱歌，他們相信精神的抵禦力能夠遏制芸芸眾生的死亡慾望。就生命規劃而言，這算不上是個大手筆，但我做不出別的規劃。我能做的一切，就是想以自己冷酷、不忠的方式，保持對道德的忠誠。是的，我耳聞目睹了歐洲，我親身經歷了一種文化……我能否從生命的手中獲取更多？好吧，我在這裏告一段落，我就像一名從慘敗的戰役中倖存的講述者語調沉重地說：我想要記住，我想要沉默。

即便如此，我記得在大馬士革的一天清晨，有一個問題毫無「預警」、那麼明晰、簡單、冷峻、無可迴避地擺到我眼前：「應該做一點什麼？」彷彿有誰高聲讀出我腦際此時此刻的所思所想……我經歷的那個清晨已經過去了好多年；但直到現在我都能看到那座白灰牆環繞、種了桉樹和橄欖樹的庭院，看到擺在鋪有條紋桌布的桌子上的蜂蜜罐和攤在茶杯旁的一份《貝魯特報》。大概在清晨七點鐘，已然陽光如瀑，這座搖搖欲墜的東方旅店的庭院一片寂靜，是那樣的寂靜，我以前從未感受到過；大毀滅的寂靜，突如其來、毫無緣由的幸福感，彷彿你一下子明白了：生活為你安排了什麼，或為你設置下什麼障礙。即使愛情的銷魂瞬間，也未曾賜予我如此徹底的幸福感。這不是別的，這是光明，藉著這束光的光亮，你一下子看到了生命的風景——在那短短的一刻，你看到了在兩次毀滅之間的生命。在大馬士革，類似的事發生在我的身上。數學家龐加萊記錄說，他曾花許多年時間解析一個幾何學問題，但殫精竭慮也未能獲得任何進展，直到「一天早晨他登上一輛公共汽車，因為他想去卡昂旅行」——這時候，就在他踏上公共汽車踏足板的這一刻，他突然「明白了」什麼，就在他幾乎沒想這個問題的剎那，竟然高興地找到了答案，旅行中他也沒再多想這個問題，就像一個人在背心口袋裡找到以為丟失了的懷錶；幾個月過後他才坐下來，如釋重負地解析了這個複雜方程式……如果有誰沒在工作中遇到過這樣的瞬間，說明他未跟生活和世界建立起真正的關係，他錯過了生命中一個難以解釋的巨大曆險。這種「歷險」就是工作：一個人總有一天會「遇到」它……大馬士革的清晨，並沒給我留下別的記憶，只有我記下的幾樁小事；的確，我記得那次「體驗」發生時的場景，格外清晰地看到那個庭院、蜂蜜一樣金黃色的陽光和黑如瀝青的陰影；但是，這就是我關於這宗真實體驗的所有證據。我朦朦朧朧地看到自己在許多羽翅中間；我已經不記得當時我在想什麼了。我也忘掉了那一閃而過的瞬間：我生活在那個鬆散的時間維度里，分鐘和小時都喪失了它們自身的價值。就在這樣的一個瞬間，一道明耀的光束投向心靈的風景；我們看到了在此之前隱在朦朧之中的新領域，看到風景中有眾多熟悉的人物。

佩斯的社交帶著某種機敏、洞察、個體的色彩，德國人、英國人或法國人可能很難理解這種機關算盡的進攻性。佩斯生活的舞台是那樣狹小，人與人之間瘡疤相蹭，與其說是相互接觸，不如說是短兵相交。法國的「社交」完美、諧和、圓熟、順暢，充滿精心打造的轉折點，行之有效，沒有危險，好像纏了護膝的人在對打，讓人聯想到的只是佩斯人推心置腹的交談，聯想到貴族傳統中風度優雅的花劍、拳擊或摔跤。戰前佩斯咖啡館的智慧和博學，後來也作為一張王牌保留在社會遊戲中；在咖啡館里，人們可以知道每個人真實可信的個人隱私或財產秘聞，可以獲得某種身體的智慧和通常在蒸汽浴室里才能夠獲得的人類知識，比方說，作家的頭髮有口臭味，女人的嘴裏有腳汗味……佩斯人的交談總是圍繞著「為什麼」和「針對誰」之類的口水話題；低俗的劇院小報信息無所不及，它毋庸置疑地宣稱：較高貴的人物也過性生活；作家、演員、伯爵和銀行家們經常垂青于城裡最漂亮的女郎，著名作家把精力鋪在一部新小說和一位金髮女演員身上，愛好藝術的紡織大亨迷上了社交圈內一位女工藝美術師——通常還要表明這個半官方的佩斯人觀點，人們還長有性器官。消息靈通的佩斯中產階級津津有味地「談論」，在這一方面，基督徒跟猶太人沒什麼兩樣，利普特城區跟尤若夫城區沒什麼兩樣，但有羞恥感的人當然不會承認自己私下讀這類小報。這類由單位主辦的新聞媒體經常會以直接、粗俗的機謀侵犯個人的隱私權。佩斯人喜歡樂此不疲地談論這個國際性的可悲秘密：不僅在異性之間，有時在同性之間，人們也喜歡彼此相愛。如果他們此刻沒有「交談」，那就會打牌；但我對所有技術性的娛樂都感到厭惡。有一段時間，我試圖接受佩斯的「摩登化」洗禮；但後來我還是逃回了布達。在我的記憶里留下了幾次怪誕的佩斯「社交晚會」，那裡的男侍不知道雪茄煙和利口酒放在哪兒，因為他們是幾小時前剛從附近的賭場借過來的；那裡的桌子一撤，大家就都跑去打牌，人們在那裡談論最新「緋聞」，猶如談論股票行情。

他在談匈牙利，談家鄉；會堂里，我屈肘托腮地坐在記者和外交官們中間，對他們來說，阿波尼所講的一切都是會議的「討論重點」；其他的以後會提到日程，比如玻利維亞和希臘問題。我已經十年沒有回國了。在巴黎，我每天早晨都買回所有的匈牙利報紙，家鄉人給我寄來國內的新書，偶爾有一兩位熟人來到巴黎，我總是激動地接待他們，隨後又許多次失望地離開……我不知道家鄉發生了什麼。官方的匈牙利大人物出訪日內瓦或巴黎，舉止總是那麼特別，總帶著那麼一股「熟悉而陌生」的味道，擺出一副官架子，居高臨下地跟我們這些旅居國外、窮困潦倒、四海為家的匈牙利作家、記者和藝術家們談話；或許唯有阿波尼例外，他是一位真正的大貴族，在國外，他對每個人都抱以同樣的熱心和人情味；但是我跟其他人，極少有什麼話題好談。在官員接見的場合，我通常剛聽到第一句話，就興趣全無地沉默不語，躲到一旁。我感覺家鄉沒有任何變化，還是那類人統治著國家，還是那個族閥主義的等級制度賜恩施惠，發號施令；白里安晚上坐進日內瓦的「巴伐利亞啤酒館」跟記者們閑談，話雖不多，但充滿睿智；而那些匈牙利的官老爺們，必須向他們致信請求，他們才會跟我們搭一句話。家鄉的狀況怎麼樣？九百萬匈牙利人過得好嗎？在我可悲的祖國到底發生了什麼？我什麼都不知道。我激憤而憂傷地離開了日內瓦。

作家們孤獨地活著，好像在一座塋窟里，匿影藏形，惶惑不安。所謂的「文學生活」，看起來不過是爭吵、不安全感和世代的忌妒。我們全都生活在這麼小、這麼擁擠的地盤上，所有人都啃同樣薄片的麵包。在這裡能「得到」什麼呢？肯定得不到太多的什麼——頂多也只能繼續工作，有時可能會聽到自己作品微弱、羞澀無力的回聲……是啊，我們該寫什麼呢？當我剛回到家鄉，人們帶著敵意的狂想在佩斯咖啡館內這樣問我，過了許多年之後，我才理解了這個問題。每個星期我都在環路上的報刊亭買法文周報，書商每個月給我寄來國外雜誌——有時候，我內心狂跳地埋頭閱讀報刊上的訊息，就像一個遠在天邊的旅人，由於遠離了能為人類精神給養、使其開花結果的巨大暖流，已經不能完全準確地理解文字的含義，他只能連猜帶嘗，通過貨樣揣測新產品的滋味……我從遠方關注幾樁重要事件，但是關於新動向、年輕人、「運動」的消息只能經過篩濾和稀釋才傳到這裏。我只聽到世界充滿威脅的衝撞聲；如同暴風雨來臨前的烏合之眾，我們懷著緊張和恐懼試圖及時「組織起來」，締結同盟或聯手防衛，抵禦內容未知、陰影不祥的災難。毫無疑問，這些集社結夥的嘗試最終總是失敗。作家們依然孤獨。我們的本性和命運也就這樣。

從巴黎到世界，道路筆直：需要的只是抬腿啟程……有一年春天，我去大馬士革旅行。我搭乘一條破輪船在地中海的港口間漂泊了三個月，之後抵達布列塔尼的一座小漁村，在那裡一直逗留到大雨瓢潑的秋季。在這個春季旅行和布列塔尼的長夏之後，我突然從秋天開始工作。我回到巴黎的住所，就像學會說話的孩子，無拘無束、毫不膽怯地表白自己。這種「無拘無束」的感覺很難闡述。我不能把它稱作「體驗」，因為我並不了解在心靈深處釋放這股自然洪流的精神過程，並不了解化解所有疑慮與戒心的、幾近厚顏無恥的寫作和表達本領。我知道，我記下的文字並不完美，含混不清，形式鬆散——但是意願與決心已使我對這種內源的強迫無力抵抗。我寫了一本書，寫得並不好。我在寫作過程中遇到了許多之前從未遇到過的物質、形式和語言的阻力。這些阻力讓我意識到，在此之前，我只是在霧裡、風裡、暗夜裡歷險，跟迷霧搏鬥——現在，一切全都隱約若現，已經天光大亮，我從青年時代搖擺不定的維度墜回到地上；我跟物質現實發生了衝突，腳下絆到了可摸、可觸的實體般阻礙。

低矮、舒適的列車行駛在英國的風景中，從人們的眼神和音調里，從他們的微笑和檢票動作里，我能感到那股令人興奮、神秘莫測的英國式無聊撲面而來，我用自己飽經磨難、惶惑不安的大陸人的神經，像抽鴉片煙似的品吸這種無聊。對於大陸人的驚恐症，倫敦是一座療養院，我每隔一段時間就去那裡隱居幾日，我在瀰漫全島的療養院式寧靜中節食，調理，沖冷水浴。我喜歡抵達倫敦，也喜歡離開倫敦。英國人對他們家鄉的情感也大致如此。我喜歡搬運工的風度，當他在維多利亞火車站從我手中接過行李，感覺像一位貴族大叔；我喜歡舒適、高大、老派、鍍金、轎子一樣的包租車，司機們每天都在車軲轆上畫一圈喜慶的白箍；我喜歡第一次深吸氣嗅倫敦街道的氣味，嗅那潮濕、略帶霉味、混雜了油和羊脂的刺鼻氣味，嗅鬧市區街道茶和阿特金森牌洗手液的氣味，還有金融城的氣味，那是在金融城街巷內伴隨歷史的舊聞沉積、揮發了數百年的小手工匠作坊與商行的工料氣味——我通常在晚上七點鐘趕到那兒，坐在飯店大堂內，四仰八叉地陷在扶手椅里，在法律體制和世界上最為隨意也最為堅實的社會俗約中，此時此刻我跟島上的所https://read.99csw.com有人一樣，跟其他四千萬居民一樣，伸直兩腿，眼睛盯著天花板，無聊地待上一個半小時，自由自在，隨心隨性，一直待到要吃晚飯。

父親下葬了，我感覺自己通過了一次新的評審，晉陞了一級。我被一種十分特別、令人窒息的自由感所捕獲，彷彿有人告訴我說：現在你什麼都可以幹了，你可以加入無政府主義黨派，可以把自己弔死，你可以干你想乾的一切，不再有禁忌……當然，這種「自由」是虛無的，其實派不上任何用場。根本不存在其他的自由，只有愛和順從的自由。但在父親去世之後，我必須意識到，生活中只有他無私地待我，以他自己有教養的可悲方式——我愛不了別人，憤怒、創傷與復讎的慾望替代了愛與順從在我心裏作祟。這種理解和洞悉，削弱並排解了我的悲愴；我不相信「痊癒」，也不相信和平。我知道，我不會再無條件地跟誰捲入充滿人性的關係里了；我必須全身心地投入寫作，追求「生活方式」，我要把留在自己內心深處和個人世界里的人性，全部珍藏在文字中。

在這一帶住著各種親屬；伴隨他們的焦慮和誘惑、同情和厭恨，我慢慢地開始了我的布達生活……在外人眼裡，這裏人的生活方式顯得樸實、單純；在家中的床頭柜上總擺著一些我從來沒有聽說過名字的雜誌；當地常住居民讀的那些作家的文學作品，我只通過拐彎抹角的途徑聽說過。影響到這裏的那些文學潮流，在官方文學市場上沒有人知曉——雖然在書店櫥窗里擺的同樣是那幾位「明星」或官方文學的殘廢軍人，但是私下裡，匈牙利的中產階級卻以神秘、宗派的方式繼續固執地閱讀那些不知名的、全家人愛讀的書籍。有一天，在我住所的窗前，人們為作家P. 薩特馬利·卡洛伊立了一尊雕像，今天這代人恐怕已經很少有人能再聽說到這個名字——但在克麗絲蒂娜街區，即使在今天，他仍然是一位流行作家，他的長篇小說《艾爾代伊的指路明星》或《伊莎貝拉》在這個街區里被人們爭相傳閱。有一段時間，當地的商人們見到我會畢恭畢敬地問好；後來我才知道，有人在這一帶傳說我是「房產商」。當他們了解到真相，發現我只不過是一位作家時——在克麗絲蒂娜所有真相都會被揭開——他們繼續向我問好，但不再那麼畢恭畢敬。大多數時候，他們只是向我回致一個問候。在街角巡邏的警察，好像也對我加強了監視，經常記錄我的行蹤，好像我是一個違規的養狗者。我慢慢明白了，在克麗絲蒂娜街區，我是一個可疑的人。

最後一個夜晚，午夜時分，我不能忍受自己繼續待在陌生城市的旅店裡，我鑽進汽車，去了醫院。他已經非常虛弱了，醒著躺在床上；在光線昏暗的房間里，只有母親神不守舍地坐在床邊，攥著他的手；三天三夜的護理，已使母親精疲力竭，在最後那幾個小時里，她幾乎處於半昏迷狀態，繼續機械地護理他，呼喚他。我坐到床邊，望著那張奄奄一息、親切而憂傷的面孔；因為擔心吵醒我母親，父親用很小的聲音謝謝我來看他。他總是這樣：禮貌，鄭重，平靜。「謝謝你又跑來一趟。」他說，他的嗓音是那麼柔和而寬厚，淚水盈滿我的眼眶。父親又講了他的處世秘訣，禮貌的秘訣。有的時候我這樣認為，那是一個人所能給與另一個人最大的財富。他對待每位家庭成員，都像對待一位高貴的客人；他每次串門，都不會忘記給家庭女成員們帶去高雅、別緻的禮物；在所有家庭或官方的節日里，他都會送去賀卡和幾枝鮮花。即使在病危的最後一夜，他依舊那樣乾淨整潔、儀態端莊地躺在病床上，周圍整理得井然有序，就像在一個尋常之夜上床歇息。就在那天晚上的那幾個小時里，我理解了父親的貴族主義品德。他的一生都是抱著這種仁慈、紳士的高尚品質度過的。我在床邊坐了很久，我們沒有說話，只是四目相對。他直勾勾地盯著我的眼睛，若有所思，過了一會兒，他用一種疼愛、探究、分析的眼神望著我。我承受住了這副目光；就這樣，我們一聲不響地彼此相視了一個小時之久。他回憶起了什麼？他本來想跟我講些什麼？他沒跟我講過，從來沒講，即使在最後那一個小時里也沒有講。他的沉默是一種機敏，不是脆弱。他非常懂得，在彼此之間，在人和人之間，沒有什麼要比機敏、謹慎地平心相待的秘密更幸福了。總之，他直勾勾地盯著我的眼睛。他向我道別，跟長子道別，似乎他想告訴我什麼，一句話，一句家族密語、生活箴言或私下的點撥——但他緘口不語，似乎心裏明白，他幫不了誰，個人和家族只能聽天由命。他用探究的目光望著我，眼睛睜得很大，彷彿他終於想要知道我到底是誰。他要為一個很久遠的問題尋找答案。但我不能回答他。後來，他向我伸出纖柔、羸弱的手，緊緊攥住了我的手。他一句話沒說，閉上了眼睛；過了一會兒，他鬆開我的手。我離開了病房。

許多年過去了，我寫了數以千計的文章，每天都寫一兩篇，因為機器在午夜開動，因為每天下午都「發生著什麼」，有時在隔壁街道，有時在坦噶尼喀。有一天下午，一位稍微年長的朋友找到我，一本正經地盯著我說：「當心。」我們坐在編輯部里，坐在印刷味刺鼻、朝向庭院的悶熱房間內。「當心，」他說，並用睿智的眼神望著我，「人很長時間都以為自己花的只是利息。但有一天意識到，他早就開始花本錢了；可這時已經晚了……」我憐憫地聳聳肩將訪客送到門口；之後好長時間我都沒有當心。新聞寫作也是種鴉片；它可以讓人毀滅，但在毀滅之前給你的只是美妙的麻木和遺忘。我有時疲憊，有時疑惑，有時過度亢奮，有時一知半解；但是每天我都寫，就像醫生每天做手術一樣。彷彿有某種特殊的毒素在記者的神經系統里作用，侵蝕，讓他不能忍受沉默。每天下午六點左右，我都坐在桌子前，處於一種特殊的精神狀態，既不舒服，也不浪漫，只是一種故作的興奮：每天都有誰殺了人，每天都有誰遭受重挫，每天都有誰在某個地方撒彌天大謊，每天都有誰做虛偽之事，每天都在發生著「什麼」。源於腐臭、悲涼的生活原態，我用筆尖划拉出旁枝末節，即便這樣，它也是某天某地人類悲慘生活的芽孢桿菌，某種致病源；我相信，這就是新聞寫作……或許，其意義最多也不過如此；揭示什麼，並同時相信，我們揭示出什麼事情或什麼方向……每天下午三點左右，我的神經系統彷彿被通上電，開始用觸角和犄角觸探世界：我埋頭在國內外報紙堆里搜尋關於這一天的、必須講給什麼人的瑣碎事件，我必須講給自己或講給別人，否則就會難以忍受，就會喪失活著和寫作的意義——有時拐彎抹角，有時非常拐彎抹角，有時只是稍稍提到我想講的東西——隨後，我開始感到特別的恐懼、「高壓」、焦慮和持續幾小時不會消失的緊張，直到我被迫坐到寫字檯前，不管寫得好壞，我都要寫下我相信自己能夠講述並能在生活的混沌中建立某些秩序的東西，或慷慨陳詞，或結結巴巴，或精神抖擻，或麻木笨拙。

城市窮困，蒙塵，破舊，悲涼。就像一位正從癱瘓中康復的人：已經能夠挪動肢體，能夠邁步並說話。在奧克托宮街角，我叫計程車停下，跳下車。大約是晚上七點。放射路上空曠無人；在廣場中央，警察正以感人的敬業精神完成著軍人式的手勢訓練，但街上根本就不見車輛。在安德拉什大街盡頭，有一輛汽車閃著車燈由遠而近；環路上一輛輛有軌電車帶著叮鈴鈴的聲響，以沉穩的緩速在軌道上行駛，感覺嚴肅而隆重。（開始那段時間，我經常從佩斯的有軌電車上煩躁地跳下，我忍受不了它的頹沓、磨蹭和顛簸搖晃；後來，窮困和麻木讓我慢慢適應了它，我隨遇而安地乘著它咣當駛過一個個小站，不過有的時候，我也會徒步走出幾公里遠。在佩斯有軌電車的節奏里，有著某種癱瘓、睏乏、蓬頭垢面的東歐特徵；我無法忍受這種滑稽的哼哼唧唧、咿咿呀呀的沉緩爬行……）街上的行人也很少；人們的衣著不是華貴得扎眼，就是寒酸得扎眼。我沿著安德拉什大街從這頭走到那頭，穿過卡洛伊環路，走到拉庫茨大街。舊旅店的窗口亮著燈；就在拉庫茨大街上的這家旅店裡，我曾度過我的大學時代和國內記者生涯的最初歲月。我走到門洞下，跟樓長聊了幾句，得知旅店的老房東已經搬走，他們的女兒，漂亮、聰明的女醫生，我年輕時代那位可悲可怕、嗎啡成癮的情人則死於嗎啡中毒，安息在城外拉庫什凱萊斯圖爾公墓。顯然，我在這裏沒有人可找；旅店裡面沒別的熟人，只有臭蟲。我沿著夜色下的拉庫茨大街遊盪，望著街邊的房子，那些搖搖欲墜、經風歷雨、飽受歷史浸淫的憂傷老樓；我走到樓門前看巨大的庭院，看撣被褥的鐵架、門洞牆上的住戶名牌和高大、昏暗、佔地費料的樓道；我看商店的櫥窗，櫥窗里展示的商品跟巴黎的有所差異，不能說更漂亮，也談不上更難看，只是明顯能夠感覺到差異；在拉庫茨大街上的一家成衣店展窗內，樣品的布置是那麼精心別緻，要比貼在旅行社櫥窗內、一眼可見桔槔井的霍爾托巴吉草原宣傳畫更能喚起我的「鄉情」。不知道怎麼，這種微妙的差異，讓我感到一種回鄉者常會感到的視覺性眩暈：佩斯顯得非常大，彷彿房子已經長出了首都，可能比巴黎還要大，無邊無際，像有許多巨人住在這裏。我感到自己像一名殘疾人，一個侏儒。在巴黎，我從沒有感到過如此不成比例的巨大無比。我再次體驗到我在大學一年級當「仙鶴」那年曾經感到過的那種眩暈感；在佩斯，我也覺得自己是個「鄉下人」；在佩斯，住著「真正的成年人」，尤其是許多學識淵博、聰明絕頂的人，他們一本正經、目光僵滯地盯著外鄉人看，仔細解答他們的提問，但腦子裡想的完全是別的，對這些鄉巴佬充滿嘲笑……我拐上了博物館環路。

我將寫什麼呢？我不知道。寫我「喜歡」的東西？還是不管我喜不喜歡，都要「不計後果」地寫我必須要講出來的東西？「不計後果」是一個愚蠢、可憐的年輕人的口號，我在寫作中經常喜歡祭出它。但是，在生活中從來就不會「不計後果」——總會有一個要比絕對性原則更可取、更明智的出口——人很容易討價還價，很容易為討價還價找到「道德」上的解釋。我開始寫作，當然不只是寫「我不計後果必須要講出來的東西」……我經常寫一些並不需要說服自己去寫的東西；我寫我即興想寫的東西，寫剎那間在空氣中顫抖的東西，寫幾乎觸摸不到、剛好需要講述但並不那麼「重要」的東西。每天早晨我一醒來，就感覺發生了什麼大事，有什麼真相被披露，我錯過了機會，但是一切可以從頭開始。隨後，我天天寫作，只因為在這座城裡的某個地下室內有一台每天半夜都開始運轉的機器，這台機器每天夜裡都要吃東西，吃紙吃墨吃血吃神經，每天都在同一個時辰要東西吃，沒法跟它討價還價。我拚命寫作，因為有某項法律強迫我寫——並不是約定和需要，而是更深層、更複雜的法律；有一份綁縛我自己、綁縛我神經、綁縛我個性的契約強迫我寫。新聞寫作不可能讓人「習慣」，不可能讓人樂在其中；記者不可能躺在桂冠上歇息；一篇糟糕或不負責任的文字能夠摧毀愛的信念；做這份職業不可能放慢節奏；假如一位記者「不計後果」地寫自己想寫的東西，那也不是很負責任——存在多種真相，每種真相有其不同的形式。

很長時間我都痛苦。跟我們近得難解難分的這些人，我們只能通過死亡完全理解他們。父親死在陌生的城市，在陌生人中間，只有我們，只有家人守在他身邊，情況如此錯綜複雜——死亡也對此做出了解釋——他是死亡的意義與內容。通常來說，父親去世是一場大爆炸，家庭會在這種時候土崩瓦解，每個人踏上自己的路。他直到最後一刻都很清醒；他在去世前的半個小時叫來了醫院的大夫，並打著優雅的手勢說：「我安排好了，先生們會得到酬金的。」他就是這樣死去的，死得像一位高貴的紳士，不會帶著任何拖欠離開人世；他主動、老練地安排好一切，每個人都能得到自己的那份，每個人都得到一個微笑、一個眼神或一次握手。「這是我的最後一天。」他在去世的那天早上這樣說；他用近視並疲憊的眼睛望著窗前的幾棵大樹，盯著秋日的樹冠看了好久。即使在死神降臨的最後時刻，當他已經清楚地知道，自己還有幾小時或幾分鐘就必須死去，他依舊保持驚人的睿智和平靜。我始終為他的這種神奇能力驚嘆不已，他總是能夠遠遠地、從他身處的遠方審視生活。這種只有他才具有的特殊能力，一直保持到生命的最後一刻。在最後幾天，他還談起他在那裡生活了一輩子的城市，他最終不得不離開那裡而客死異鄉。他不能忍受這種分離。也許正是這種變更奪去他的性命；他的身體本來還能跟年齡抗爭，但他的心放棄了對生活的渴望。再沒有什麼可以吸引他。年過花甲的人很難承受被迫的遷徙。他在最後幾天，夢見了他出世、生活、工作過的老城，他對那裡的每扇大門都了如指掌。有一天早晨，他從短促的睡眠中醒來，帶著疲憊但快樂的微笑說：「夜裡我又去了那兒。你知道嗎？我又在夢裡去了班庫，好像路過了觀景台，我看到腳下山谷里的城市。」他的微笑是那樣快樂，好像剛去尋歡回來一樣。那些天，他已經非常虛弱了，很少開口，但眼睛睜得很大，放射著特別的光亮。他用這副放光的眼神望著每一個走到他病床前的人，好像在那一刻才真正辨認出那些熟悉和陌生的面孔，他想了解隱在那些輪廓線里、此前他從未注意到的新意義。但是在每張面孔后，他看到的都是「城市」的某個地方；他夢見城市，在夢中的郊外森林里散步，在歐蒂莉亞，在赫拉多瓦。這座城市對他來說，是家庭唯一的真正舞台；當他不得不離開那裡，彷彿生活的舞台也搖晃，坍塌。離鄉之後，他從來不曾提起那些留在家鄉的人們，不再談我們住過的房子，不再談過去的家；他羞慚地將那些記憶隱藏起來，恥于面對自己的痛苦，否認自己面對的絕望。但是，夢把他在白天想都不願想的東西帶到了眼前，瀕死前的夢一下子映出了他永遠渴望回歸的地方。他若有所思地講述著這些夢；但從他睿智、疲憊的眼睛里放射出的光芒駁斥了他說話時那股漫不經心、不以為然的語調。他離開那座城市的時候，早已在內心向她訣別，在死亡預感中，他又一次夢幻般地回到那裡：他又看到了她，愛她，並呼喚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