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將麗茲吸煙室視為只屬於自己的某種秘密。匈牙利人大多去蒙帕納斯的藝術家咖啡館。我更對這類巴黎大社交圈的秘密場所感興趣；我審視一張張面孔，觀察每個人的氣質、風度和言談舉止。我就像一位身穿便裝的肖像攝影師在這裏「工作」。我闖進了一個新世界，我在那裡連嘴巴都不敢張開。我小心地品嘗這個特殊世界的奇味菜肴。每天晚上，我們都坐到大環路上的某家咖啡館前。壯觀的風景，巴黎的街道，滿足了我所有的娛樂需求。在巴黎，我不記得有哪個晚上我們感到無聊。我經常在咖啡館的露台上一直坐到拂曉，在「小那不勒斯」或「馬德里」，或在那家正對晨報總部，午夜之後單身牌友、賽馬手、站街女郎和皮條客聚集的簡陋不堪的小酒館里，望著街道出神……初到巴黎的那段時間，有一點夢幻，有一點迷茫和羞怯。慢慢地，這座城市變得迷人起來，我開始聽懂這裏的俚語，了解這裏的小秘密，在窄街小巷裡穿行自如——她將我誘到懷抱里，待我像一箇舊日知己，不再放我走開。我已經熟悉並喜歡上她的味道，這股甜絲絲的黃花煙草和汽車尾氣的味道，我的神經系統已經適應了她的節奏，適應了這種令人緊張、晝夜影響著這座城市的經濟波動。我在咖啡館里已不摘禮帽，半夜我跑到普呂尼耶小飯館，雖不算麻利但相當專業地用嫻熟的動作吃一堆牡蠣。種種跡象表明我已「巴黎化」了。我已經變得沒有教養，要比早先在柏林更沒教養。我開始學習歐洲人的生活習俗。

通過某一個人的性格特徵來推斷一個民族的特徵，這是多麼輕率的做法！我在那個令人難忘的巴黎新年前夜遇到的兩位醫生都是法國人——假如我現在一言以蔽之地說「法國醫生」這樣或那樣，該是多麼輕率啊。實際上，有多少個人就有多少種人——或許能夠對人群進行歸類的是學派、觀點和某種知識的「淵博」，還有在我們國家醫生的行為準則來看屬於「草率」、「不周」的雷厲風行……比如說，就在那個天寒地凍的夜晚，收羅拉住院的療養院里沒有冰塊，午夜時分，我跑遍蒙馬特新年狂歡的咖啡館，乘計程車在一家家歌舞廳、夜總會之間疾馳，求他們高價賣給我降溫用的冰塊……可是蒙馬特的娛樂場所也需要冰塊，跑堂領班只是向我聳聳肩……噢，法蘭西式的聳肩！很長時間我都不能忘記這個熟悉的動作，但是我能平和地接受，因為我還見過另外一種更溫情的動作。最終，拉特—莫特歌舞廳的大堂領班以出奇的高價仁慈地賣給我一桶冰塊，療養院的一位護士被從夢中叫醒，手忙腳亂地準備手術室，法國醫生在清晨為羅拉做了手術。他沒有問我們是誰，是哪裡人，這位知識分子以他高尚的同情心向我們伸出救援之手，為病人安排好所需的一切，在療養院為我們提供救助，他既不詢問，也無要求，他做這一切時的態度委婉而周到，甚至帶有一點羞澀。出於複雜的紳士精神，他知道施予、「行善」總有點像蹩腳演員的舉止，是人類最危險的行為之一……在療養院里，大家對我們的態度大都挺好；只有第一天夜裡我們請的那位值班女護士，趁著羅拉病弱不堪，偷走了屋裡所有能拿的東西；當然，我們不敢對她直說，於是在床頭櫃的抽屜里放些新的誘餌，讓她安心去偷，只要她不傷害羅拉。「療養院」是一幢坐落在蒙馬特最高處、類似別墅的樓房，以前可能曾是妓院或幽會場所；房間的布局、門上忘了撕掉的名片卡（「吉奈特」、「妮娜」和「朱麗葉」的名片卡）和樓道里散發的廉價香水的刺鼻氣味，都確定無疑地向人證明：這棟建築用於公共醫療目的已經很久了。只要醫生和護士在療養院里，就會對我們有求必應；但是晚上七點之後，所有人都去忙自己的事。有的時候，白天剛做完手術的重症病人，夜裡不得不在沒有一位醫生、護士值班的情況下熬到天亮，只有女門房為他煮茶。最初幾日，療養院的管理讓我有點吃驚。在家鄉或在德國，療養院里通常都會儲備冰塊，夜裡不會丟下剛手術的病人而無人監護。我跟一位醫生聊起這段獨特的經歷，他吃驚地聽我講完后，帶著煩躁的寬宏大量說，他不理解我擔心什麼，這是多麼「德國式」啊。其他人則態度親切，熱心相幫，只要他們有空或想起我們。

後來我發現，法國人的低調和節儉，完全出乎我們的想象。一切全都那樣實際，經過周密考慮；一切全都參照經驗，講究方式……我近距離地接觸，並仔細地窺探「歐洲人」的生活；我滿臉羞紅、慚愧不安地感到，我根本不懂得生活的責任，我只是這樣活在世界上，我的生活方式和需求超過了一位法國百萬富翁的需求。許多年裡，我搭乘公共汽車都要坐到最裡面的座位；法國人有時會花半個小時等一輛人少的空車，為了能坐二等的硬座……為了能節省兩三蘇，他們穿著沾滿泥水的鞋子，打著雨傘在雨里等待；噢，不僅窮人這樣，當地有名的百萬富翁也是如此……的確，他們喜歡美食，用餐考究；他們吃禮拜日烤羊腿，一點都不在乎錢。但在平時，他們用馬肉和讓人脹肚的白麵包充饑；他們吃廉價乳酪和粗糙、帶筋的次等肉，吃最為便宜、凍得發紫的雞禽，吃「削價處理」、最後甩賣的死魚和劣等罐頭，吃缺少營養的燴菜和我們從來不堪下咽的發酵粉麵條……食品原料的售價極其昂貴；那個時候，中間商與經銷商開始狼狽為奸，牟取暴利，這場影響巨大的運動在無形中摧毀了法國人的生活，他們就像政治舞台上的間諜和使節一樣遭人厭恨……我們想學會法國人的生活技巧，但是我們缺乏他們擁有自制力的內在素質。法國人能夠積攢成財產的那些錢，我們都花到哪兒去了？我自己都搞不清楚。可能花在了計程車上。計程車費是那麼便宜，而生活節奏又是那般匆忙……只要我在視野里沒看到公車，就會下意識地揚起手，立即招來一輛疾馳而至的小轎車。他們對小費格外看重，尤其當客人是外國人時；法國人彬彬有禮地將硬幣擺在手掌邊緣，跑堂默契地點一下頭，收下這筆菲薄的饋贈；但我從來都大手大腳，缺少「零錢智慧」，因此我總是多給小費，臉皮很薄，讓我改變做派實在不太可能……當然，我們還雇女傭，那類料理家務的小時工；我為她們敷衍、倉促的工作支付的薪酬，高於我們家鄉政府付給持有文憑的公務員的工資。許多年過去，我才意識到，在我周圍只有最富有的法國人才雇女傭；就連律師、醫生、家境殷實的中產階級，也不過雇一位「清潔婦」而已，每天上門干一兩個小時，一旦被發現把垃圾掃到了床底下，立即被解僱……只有在名副其實的豪門，只有富得流油的豪紳，才會雇幫傭、廚師、女僕和男僕們。法國的中產階級活得相當低調，就像我們家鄉的手工匠。在我住的那個街區內，沒有一戶小手工匠雇打雜的僕人。

我也不敢走太遠。早上，我從家裡出來，坐到聖米哈伊大街一家咖啡館里，連蒙帶猜地點一杯彩色的含酒精飲料，因為我看周圍幾位酒糟紅鼻頭的法國人都在喝它；我手裡拿一份新買的法國報紙，觀望街景，就這樣無聊地泡到中午。我說服自己相信，我是在巴黎，這裏的一切都與眾不同，一切都很「歐洲」，只在這裏存在真正的藝術和文學，只在這裏住著文化修養很高的市民們，所有能夠住在這裏，住在法國人中間的人都會中彩票。在雙叟咖啡館里，每天下午匈牙利畫家都指指點點地給我介紹「名人」——名人們就坐在隔壁的桌前抽雪茄，常去那裡的有畫家安德列·德蘭，作家杜亞美，還有許多不知名的大人物，達達主義的明星們，懷著無窮無盡的藝術思想在灰底子上畫黑點的超現實主義者們。我們滿心虔誠地坐在陰影里。就連羅拉也驚嘆不已，按理說她通常不會根據鼻子的形狀、手勢和音調判斷一個人的。午飯後，羅拉回家，我一直到晚上，都站在街道對面教堂的大門口看一場場葬禮。那是燥熱的秋季。我感到無聊至極。我沒有心思看書，我只會一點法語，我羞於在巴黎的咖啡館里翻著字典讀法文書。在柏林，每天都會「發生什麼」。在巴黎，什麼都沒發生……

城裡正在鬧瘟疫，冰雨飄落。家庭旅店裡，老婦們整日手捧裝滿炭火的陶罐在大理石鋪地的廳堂里穿來走去，街上寒風呼嘯，人待在屋裡也會感冒發燒。我們實在太想休息了，想睡上一覺，換一身衣裳。我們已經沒錢繼續旅行了，義大利的銀行代理忘了通知我們匯款已到。一天上午，羅拉跑到托納布奧尼大街一家義大利大銀行的支行去碰運氣，她跟一名職員軟磨硬泡，在國外業務記賬簿里找到一筆寄到我們住址的匯款；無須出示護照或任何證明，她就在支行業務員欣慰的祝福下取錢后離開……這全都歸功於她的個人魅力、率直與自信。現在我們可以旅行了。那段時間，我對博物館頗為不屑，我用布爾什維克式的口吻喋喋不休地說，「我只對生活感興趣」。在托斯卡納的冬季，我們凍得渾身發抖，無情的嚴寒讓人絕難想得到嫵媚的城市之光和氣味。我們正準備收拾行李離開，羅拉染上了重感冒，並有折磨人的併發症，用我們現在的話說是「額竇炎」，高燒不退，在床上又躺了三個星期，我們有機會在亞諾河畔的旅店裡用炭火罐取暖……急救車一天到晚在城裡疾馳；狹窄街巷的拐角處，瘟疫車的笛聲長鳴不斷，從各個角落搜集發燒病人。直到今天，無論在世界的哪個角落，我一聽到這刺耳的鳴笛，就必定無疑地回想起佛羅倫薩的那個冬季；我在某種誇大了的薄伽丘小說的氛圍中熬過幾個星期，書名為《佛羅倫薩的瘟疫》，頭上頂著死亡的凶兆。我們到達佛羅倫薩的第三個星期，羅拉痊癒了，她逃亡般地拔腿回家，彷彿是被暴風雨捲走，既遭到了別樣的掠奪，也收到了別樣的厚禮。在佛羅倫薩火車站我佇立了很久，望著載她回鄉的列車徐徐遠去，我惶惑地盯著列車消失的方向，不知道自己更希望什麼：希望她回來，還是就此分手？我們是繼續活下去，還是死掉算了？自從我們相遇之後，我們生活在怎樣邪惡的凶兆下？我們還很年輕，我們本可以分手的。不管怎麼說，我獨自留在了佛羅倫薩。

如果生活在離家鄉近一些的維也納，怎麼講也會容易一些。但我們還是留了下來。我一向喜歡這樣「毫無目的」、置身局外、看起來沒有任何理由地住在一座陌生的城市裡——但是出乎我意料的是，羅拉也絕口不提離開的事。她甚至連這種話都不說：咱們最好「開始」做點什麼吧。在巴黎，什麼都不可能「開始」。總之，她忍受住了我們這種絲毫不具任何實際內容的遊盪、臨時性的存在和徹底絕望的逛街；我們生活在我們並不了解其真正生活方式的人群中間。在那幾個月里，我們在巴黎看到的東西，不外乎是一個外國遊客所能看到的浮光掠影。在我們日復一日地試圖向彼此證實這座城市意義的熱忱里，頗有一些中世紀的味道、履行義務的性質、文學痴狂和附庸風雅。事實上，我們的自我感覺非常糟糕。後來，我在歐洲各地，總能在第一瞬間感到熟悉和自在，從不像我剛到巴黎的那段時間。出於某種原因，我不知道如何接近這座城市。對於呈現在眼前的景物，我缺乏評測標準。對周圍的冷漠，我以前連做夢都未曾想到，我不知道在人與人之間竟會瀰漫著如此濃密、無法穿透的冷漠。在那之前我一直相信，在人與人之間存在著某種家庭式的緊密聯繫：彼此相愛，彼此憎恨，有時還會彼此殘殺，但不管怎樣，在人們之間存在著聯繫。在剛到巴黎的那幾周，我就已經明白，我就是餓死在法國人眼前，他們連肩膀都不會聳一下，連一杯水也不會遞給我。這一教訓使我幡然醒悟。通過刻毒的冷漠，我感受到巨大的力量，感受到拉丁式的嚴酷與公正。由於這種冷漠的態度，我幾乎對他們報以尊崇之心。很自然，我們無法出於某種「無條件的需求」在這裏多逗留一天。每天我們都處在這種不確定的限期里。因為我已經意識到，我並不是完全「沒有理由」地待在這裏，我在這裡有什麼事情要做，有某種使命在等待我。羅拉也是這樣感覺的。只是對此我們都避而不談。我們根本就不清楚，在巴黎我們有什麼事能做。一個人感到自己的命運，幽幽抱怨，瑟瑟蜷縮。我們時刻準備上路地生活在這兒，只差行李沒有打包，我們就這樣地等待和逗留。

秘密不可能「學到」，這是血緣的秘密，是傳統的秘密；有的時候我甚至認為，這是文明的秘密……這些富裕的法國人，住在多麼狹小的屋子裡；這些有錢的屠夫、面點師、食品商、蔬菜小販和家財萬貫的雜貨店主，穿著多麼破舊、閃光、惹眼的衣服招搖過市；女人們帶著多麼嫵媚、親切的神情，身穿在百貨商場購買的巴黎爛布頭！他們午餐時品飲葡萄酒，但他們喝的是多麼沒味兒的葡萄渣酒！他們的心靈、他們的歡樂都是多麼的質樸無華，晚上，他們在人民公園是多麼身心投入地欣賞蹩腳音樂——假若一位常受交響樂熏陶的德國雜貨店主聽到演技糟糕的巴黎街頭音樂，肯定會逃之夭夭的……這些百萬富翁抽的是多麼廉價的煙草啊，他們多麼耐心地坐在咖啡館里，能守著一杯咖啡一直坐到午夜！他們多麼貼近生活，多麼全神貫注地體驗生活瑣碎而寧靜的快樂和日子賜予他們的一切，他們有多麼豐富的情感層次來享受生活，他們用多麼莊重的形式包裝自己的每一個言行，可一旦受到心性或情景的激發，他們又能多麼輕鬆、自然地拋掉形式！他們到底有沒有「秘密」？的確，法國人是有秘密的。他們是雅各賓主義者和「自由石匠」，是天主教徒和胡格諾派教徒，是小市民和共產主義者；他們並不是字面意義上的「人種」，但在生活方式、行為舉止和處事態度上，都是特立獨行的法蘭西人。當他們在集市上打架，當他們想到上帝，當他們感受到生活現實，當他們在私生活中「混亂無序」，當他們在關鍵時刻理清自己的思緒時，他們都是無與倫比的法蘭西人。外國人學會了他們的語言和他們的風格，永遠不能學會他們行為的秘密。

烏納穆諾每天下午都坐在這裏，帶著睿智的微笑和理解的目光，愉悅地承受流亡的殘酷；在他身邊聚集起一大批新西班牙的知識精英和冒險者，軍人、哲學家和作家們。我很願意坐在他們中間。他們都是憂傷的人；一般來說，跑到蒙帕納斯的傢伙們大都是試圖尋找自身位置和身心家園的脆弱者。烏納穆諾安慰他的戰友們，相信西班牙的明天，對歐洲文化的未來充滿懷疑。這位西班牙流亡者的浪漫主義感召力，大概能跟1848年的科舒特媲美。馬西亞上校是加泰隆尼亞流亡者團體的靈魂人物，同時他也跟那些留在祖國的敵人們，跟普里莫·德里維拉和長槍黨的將軍們一樣，是位充滿激|情的民粹主義者；午夜過後，他神色迷亂地用水杯豪飲杜松子酒，這位陌生的旁觀者實在弄不清楚：流亡者跟國內的「壓迫者」之間到底有什麼區別？有一天早晨，馬西亞和烏納穆諾前腳剛剛返回祖國，西班牙大公、女大公們和顯貴、侯爵們就帶著首飾、愛犬、支票本和大管家搭乘南方特快列車抵達了巴黎——「西班牙流亡者」遍布巴黎，只是調換了一下角色而已。維森特·布拉斯科·伊巴涅斯是這一流亡群體中廣受喜愛的著名作家，他是阿方索國王的死敵和激|情澎湃的時事評論家；這位西班牙的約卡伊沒能看到他鬥爭的勝利，在西班牙革命前夕死在了普羅旺斯的「玫瑰莊園」。伊巴涅斯的同胞們、流亡哲學家和軍官們都對他非常尊敬和愛戴。我吃驚地發現，通常在流亡群體中扮演核心角色的一個個人物，就其思想和領導能力而言，遠不配擔任這一角色。跟在「玫瑰莊園」里寫文風矯飾、水平中等的小說的伊巴涅斯相比，烏納穆諾要更聰明，而寡言、憂傷、脾氣暴躁的佛朗哥少校則更具有革命性，但結果還是伊巴涅斯成為了所有人公認的精神領袖；就連那些比他更傑出的知識精英和著名人物，也都心甘情願地居身其https://read.99csw.com下。

我們隱忍、孤獨地在這座大城市裡度過了我們的青春歲月；在這裏，我們未抱任何特殊的希望，但我們從周圍人身上學會了對生活的賜予心懷感恩。巴黎的歲月沐浴在燦爛的陽光下，照亮了我青春時代的地平線；我們置身於災難與毀滅之後，也許我生活在災難與毀滅之前，但是我們在巴黎度過的那些歲月，如同島嶼浮現在青年時代霧靄迷濛的風景中。在那裡，我學會了需求與節儉；學會了感受現實的本領；學會了單純率真、無須奴顏媚骨，而是心甘情願地直面生活的行為方式。在巴黎，我永遠是一個陌生人；或許，我恰恰喜歡的就是在那裡的這種陌生感。我在他們中間，但沒有跟他們在一起；我以特殊的無人格狀態在他們中間生活了那些年。我喜歡那裡的街道、氣候、法語、詩人和哲學家、葡萄酒和美食、女人驚艷似火的深色眼睛，我喜歡那裡的風景；在第六年的歲末，我甚至驚訝地意識到，我連撒在旅店地板上的鋸末都喜歡上了。我陌生地待在他們中間，用他們的話說是「外國佬」；至於他們何以成為法國人，我永遠沒有學會；但在他們中間，我更加明白地知道了：我何以成為一個陌生人，我如何成為「我」。只是，我一聽到有人按五樓公寓的門鈴，就立即渾身緊張，即便住了六年之後仍舊如此；我覺得是「敵人」找上了門，但實際上只是送電報或送麵包的人在按門鈴。

在蒙帕納斯，每個人以各自獨特的方式，在那段時間里都算是流亡者。荷蘭、美國和蘇門答臘的流亡者們也生活在這裏——這些人既沒在自己的國家裡受到歧視，也沒跟國家政權發生對抗，而是為了逃離時間；他們從第二個家鄉逃到蒙帕納斯，在這裏存在著另一套時間體系，在這裏即便「拿破崙密碼」也會突然失效……蒙帕納斯是全世界無家可歸者的收容站，流亡者們憂傷地支著臂肘，托著腮幫，等待拯救他們命運的天象或地兆出現。俄羅斯的流亡者也坐在這裏，他們對祖國的制度不滿；我見過有些俄羅斯年輕人將自己國家大權獨攬的當權者，將斯大林和捷爾任斯基數落得體無完膚……蒙帕納斯的部落成員活在時間的前頭。對老百姓來說尚不知道為何物的時尚和信條，在他們嘴裏不過是些過時、過氣的陳芝麻爛穀子。當莫里哀劇院公演科克托創作的戲劇，「達達派」還讓市民們大驚失色；當畫商們還在用畢加索的立體派構圖刺|激藝術愛好者，這位偉大的探索者和嬗變者已經回歸傳統形式。當昔日的「超現實主義者」已經寫下錯綜複雜、擲地有聲的詩歌，當尤特里羅已經以圖畫書的風格畫房子和風景，公眾剛開始意識到在天地之間還存在著這類的藝術實驗……蒙帕納斯不是一所「學校」，而是一個充滿藝術創作性的氛圍，就像伊甸園的果實嘲諷四季法則。

我們在五層樓上租了兩間屋子，卧室和飯廳；還有一間名副其實的浴室，只是煤氣爐的火苗像抽風似的不斷熄滅；不管怎麼說，那也是浴室，我們總是樂此不疲地浪費煤氣和水。羅拉注意到，法國人長壽，因為他們「吃很多沙拉並且不洗澡」；但是我固執地堅持匈牙利人的生活方式。在巴黎家中，我染上了腸胃型的傷感主義；每個月我都要燉肉吃，用「油炸乾酪面片」款待上門做客的朋友們。因為那裡還有廚房，真正的廚房，只屬於我們的廚房！——年輕夫婦在爐火旁邊，跟在床上一樣能焊接他們的婚姻……在這個古怪的、同時容不下兩個人的小廚房裡，家人派來照顧我們的圖特族女廚師茹菲卡，在那裡縮手縮腳地洗涮，燒飯。因為我們不敢雇法國女傭，我們害怕她們，害怕巴黎女傭，也害怕她們燒的飯菜；或許有很長一段時間，我們始終害怕法國人……茹菲卡來自我們老家，來自我的故鄉，來自羅拉出生的那棟樓；她既膽怯又傲慢地住在巴黎，匈牙利語講得磕磕絆絆，對法語有點瞧不起，感覺那是一種粗魯無禮、沒有教養的土著語。她是一個與眾不同的年輕姑娘，醜陋而憂傷。然而，她覺得自己美貌驚人，一天到晚用「巴黎綢帶」捯飭自己。她坐在浴室內的大鏡子前，就像一位討厭的公主，無聊至極地享受自己的憂鬱。在巴黎當女傭，在這裏，在這兩個房間和廚房裡，在這套連同居室、浴室在內的全部面積還抵不過老家門廳的「公寓」里打掃衛生、做飯、洗衣，對她來說很可能是一種相當優雅的冒險……她很享受上帝的這份安排，讓她能夠住在巴黎；只是我們無法把她帶進城，因為她膽怯，不願意上街。她通過打手勢在隔壁的調料店買東西，「就像一個啞巴」，講話羞澀，沒有謂語，因為迴避使用謂語；就像魯濱孫的僕人禮拜五，只有在萬不得已時才使用動詞，而且認死理地只使用動名詞……她像被施了魔法一般緘口不語，緘默而熱誠地在巴黎工作，在轉身都難的廚房裡做飯，做匈牙利餐，下午去郵局給家鄉的熟人寄明信片。她對巴黎不感興趣。她是二月份到的，我們在火車站接到她，滿意地和她一起搭計程車穿過巴黎城；她始終眼帘低垂地坐在車內，都沒朝大道邊的宮殿看一眼，只是到了菜市場附近她的眼睛才開始放光，戰勝了羞怯，用尖細的嗓音小聲說：「這裏可以買到沙拉。」之後，她一連幾個月都一言不發。她膽怯、沉靜地住在巴黎公寓里，那裡的爐台、廚房、洗菜籃、烤肉叉等所有東西對她來說都富於異鄉情調，就像在我們眼裡剛果河岸村民使用的物品。幾個月後的一個星期日下午，經過我們好半天的慫恿，茹菲卡終於肯跟我們出門散步了，她在塞納河橋上突然站住，憂傷地說：「船……」在巴黎，她有生以來頭一次看到船。

樓道里的電燈不亮，每天夜裡都漆黑一片，我們摸索著爬上五樓。「抓住扶手！」我在黑暗的樓道里喊，吵醒了亨利奎特先生，他痛恨並鄙視我們像爬行的怪物，總在半夜三更爬上爬下。但在樓上的兩間屋裡，我們受到《民法典》保護，我們幾乎享受跟法國市民一樣的特權。我們慢慢地法國化了：下午去電影院，議政，賺錢，而且無論冬夏都吃綠色沙拉，因為我們想要長壽。

他們頂多能作為法蘭西義勇兵，作為承擔特殊任務的自由軍團投身革命；他們所能做的也只有服從運動。「偉大的」作家們憤怒地抗議這種記者式成功和對「風格藝術家」的出賣；瓦勒里在出任法蘭西院士的就職演說中，以複雜的傲慢和由衷的怨憤，閉口不提他的前輩——「風格藝術家」阿納托爾·法朗士的名字。年輕的天才待在某家旅館六層樓的客房裡，咬著鵝毛筆趴在稿紙上，他所期待的「成功」，最多像一位技巧高超的吞劍者或聰明絕頂的葡萄酒商所能贏得的名聲；必須知道，人們可能會圍觀並鼓掌，但沒有人會再相信他，歐洲文明對一位天才的工程師或運籌帷幄的政治家所抱有的拯救期待，要比對「睿智」的學者所抱的期待多得多，也正當得多。那個時候，宗派更如魚得水。新神秘主義的笛聲吹遍了法蘭西的精神生活，滲透到充滿雅各賓主義思想的大腦里。各種「運動」到處蔓延：精神運動在政治嘗試中迷失，文學運動被納入政治範疇。

麗茲酒店的大堂正門開向康邦街。下午四點到五點之間，我坐到酒店的吸煙室里讀報紙，喝一杯苦艾酒，將報紙攤在桌子上，隨後我跟所有進出酒店的訪客們一樣，開始全神貫注地投身到「微服出行者」的角色里。牆上掛著駿馬、名犬的彩色木刻和時髦美術家「塞姆」創作的漫畫；過路的外國遊客坐在桌旁，坐在磨破了皮面的沙發里，在朦朧的光線中喝威士忌；領班侍者面帶甜蜜的倦意慵懶地坐在吧台後，不時會有人推門進來：西班牙國王，威爾斯王儲，羅斯柴爾德家族的某位成員，摩根也經常光顧這裏……領班侍者對客人們的習慣了如指掌，無須詢問，就將雞尾酒端到他們跟前。西班牙國王跟駐巴黎大使基尼奧內斯·德·萊昂促膝密談，一談就是幾個小時——所有來這裏的客人都是「微服出行者」，我也是。沒人注意坐在自己旁邊的人，跑堂對摩根先生的態度跟對我一樣，說一句「謝謝，先生！」，然後將摩根先生留下的小費掃到手心。從某種角度說，麗茲酒店的吸煙室懸浮在世界、時間和約法之上。在這裏，造訪者置身於一個非常特殊的局外地帶，國王們，匈牙利記者們，畫家們，皮條客們，世界著名的女演員們，途經這裏的巴爾幹國王們——只有領班侍者認識所有客人，他基於特殊的訓練和豐富的經驗，只用一個眼神或一抹微笑，無須尊呼名銜就能準確地向每位客人致以相稱的敬意——只需要這些，既不要多，也不能少！在每天下午四五點之間，這間小廳的空氣里彌散著某種不可抗拒的誘惑。我在這裏揣測世界，揣測它的深度、高度和隱秘的聯繫……我將許多副面孔存入了記憶，那些面孔，後來我在其他許多地方重又遇到，在軟卧車廂的過道里，在海濱，在機艙里，在英國或法國著名畫報的封面上……在那幾個小時里，我一刻都不覺得自己「附庸風雅」；我沒有別的目的，只想近距離地「看」一會兒那些世界名角，看看在過去的一個半世紀里，究竟有多少人在歷史的溝壑里栽倒或爬出！在「雞尾酒時間」，大概六點鐘左右，在抽兩支雪茄煙的間歇，在一張張方桌旁，英、法、美的先生們跟西班牙經紀人，或跟隔壁旺多姆廣場上營業規模神速擴大的美國銀行家只需通過握手和微笑，就能在閑談中順便談成大筆的生意。銀行家們之所以下班後去麗茲吸煙室坐半個小時，就為做幾宗真正的買賣……在那段時間，梅隆光顧過這裏，還有一位波旁王朝的王儲也經常來這兒。一般來說，每位屬於這個「世界」的人，其姓名和住址都被收錄在《誰是誰》或別的哪部根據血緣、財富、權勢編排的不成文、不公開的權貴名冊里。在這個老派的地方，空氣里瀰漫著某種危險四伏的窒悶氣息；客人們靜靜地坐著，抽著煙，與此同時，大堂內發生著什麼雖不可見但可感知的大事件。「謝謝，陛下！」小跑堂低聲地對坐在我臨桌的葡萄牙或希臘的前國王說；沒有人應聲，沒有人從報紙上抬起眼看，沒有誰的視線從《紐約時報》歐陸版的股票新聞欄移開。

旅店裡住的外國人很少，退休的托斯卡納夫婦們聚集在這棟經風歷雨的樓閣里，女主人是當地的一位貴婦人，她以無法仿效的高傲坐在長餐桌的主位上。在城市之上，在山丘之上，春天有如發起進攻一般突如其來、毫無過渡地到來了。有一天早晨我推開窗戶，驚得目瞪口呆。我周圍的美麗是如此澎湃，美得這般自然，這般溫馨，這般寂靜；這種美，我做夢都未曾夢見過，感動得我熱淚盈眶。絲毫都不誇張地講，我渾身戰慄，脊背躥涼，瑟瑟發抖。我彷彿學會了一種我以前從未聽說過的語言。我突然理解了佛羅倫薩。突然之間，那些山丘、河流、架在水上的橋樑、樓閣，以及教堂、繪畫和雕塑都有了意義；彷彿我知道咒語一樣，我走進一個新的家，我熟悉這裏的一切，從很久很久以前我就對它了如指掌，現在所有的一切都在這個新世界里展現，對我訴說……就這樣，我開始激|情萬丈地在佛羅倫薩生活。我從來沒有，從那之後再也未曾從生活手中得到像佛羅倫薩春天這般天賜的禮物。我吝嗇、孤獨地將這突然展現在我眼前的珍寶據為己有；羅拉在考紹的某個地方休養，試圖從我們相識的驚厥中清醒過來，我將她的未來完全交給她自己決定。「我要做的事情」已亮若晨曦，再清楚不過：我必須留在這裏，留在佛羅倫薩，留在離另一個世界最近的地方，直到最後一刻，直到操縱我生命的神秘力量把我放走。

汽車奪走了一切：錢，時間，工作興趣；我一天到晚被它折騰，但它畢竟有時能當成四輪的東西用，我高興地開著它逛巴黎，去外地，游法國。我該感謝這輛破車，它讓我熟悉了整個法國，如果不是開著它，巴黎有許多街道我永遠不會去。我開著它像騎著沒韁繩的馬，幾個月走遍了巴黎城，我連蒙帶猜地拐入一條條連地圖都未做標記的街道。我從一個又一個新的視角看清這頭恐怖的龐然巨怪；它的小巷和白天的地下世界，凄楚、荒涼的城郊和彷彿有陌生部落棲居的空場，它們不受法律約束地生活在社會邊緣。汽車向我展示了巴黎，讓我看到了周圍環境：午飯後我開車顛簸到海邊，穿過諾曼底的村莊，熟悉了那些農舍；我在省際公路上遊盪，看到了自卡洛林王朝后再未在實質和內容上發展、原始落後的農村生活。這輛車向我展示了法國的風光：車停在布里多尼的教堂前，頭裹繡花頭巾的婦人們用從沒聽說、不能理解的語言遊街歌唱；我下榻在被稱為「古碉樓」的鄉村客棧，睡在帶幔帳的大床上，醒來吃法蘭西島小城的早餐；在沙特爾，我坐在大教堂彩繪的玻璃窗前，眺望秋日的薩沃亞森林；我在早春去看大海。這個國家慢慢在我眼前展開了畫卷，她有著聰明的秩序、純粹的形式、粗獷和嫵媚的風景和智慧的平衡……汽車也向我展示了法國。在那些年裡我很少工作，不帶地圖就開上國道，法國到處都敞開胸懷，並且讓我受到啟蒙：人們的氣質，城市的結構，河畔的莊園，蓋在從未聽說過的偏僻小城主廣場上的鄉紳宅院，在蒙圖瓦爾透過籬笆、在玫瑰叢中一個女人的微笑，晚上在第戎或圖爾的小酒館里喝葡萄酒，在馬賽的咖啡館里聽外國人沒完沒了、滿嘴口音、有時似懂非懂、有時幾乎聽不懂的辯論。像某種追風逐影、轉瞬即逝的歷險，跌宕起伏、此終彼始的生活彷彿在一條傳送帶上，一個個零件運送到我跟前；在加萊魚市小販中間度過的一個上午，在翡翠海岸上的布里多尼紅礁石，在多維耶沙灘上的慵懶身體：這一切都是汽車帶給我的。很長時間我都以為，巴黎就是一切，這個國家只是她的附加物、儲備品。汽車向我展示了這個國家，我開始思忖，巴黎是從怎樣的儲備中汲取養料啊；從比利牛斯山脈到佛日山脈，從阿爾卑斯山到諾曼底果園，將這個成分複雜、躁動不安的民族的一切，將所有大地與人的精華都載送到巴黎的展窗……格外地恬靜、睿智並很富饒；那些景色，那些村莊，那些城市，早在一個半世紀之前就向法蘭西國會派送議員，通過「人權」啟蒙與文明奉獻出人文的厚禮。我不由自主地心生敬意，踮起腳尖周遊全國。

在隔壁帶花園的宮殿里，住著一位史上留名的公爵夫人，但她就像一位隱形人；我們每隔一段時間，只能在《費加羅報》社會新聞欄目里窺知她的行蹤：她去普羅旺斯的莊園過復活節了，或返回了巴黎，她在家裡請侯爵和公爵們喝下午茶。每逢這種日子，在宮殿的大門前停滿了世紀初製造、款式古老、眼看就要散架、只能在交通博物館里看到的小轎車；在公爵夫人的社交圈內，在這些家族古老、住在聖日耳曼新區的貴族們眼裡，這類馬達驅動、沒有雜訊、早就不時髦了的老爺車才最優雅……在公爵夫人宴客的那些日子里，街里有名的甜點師，神態傲慢、留鬍子的布韋松先生，負責為公爵府邸送烤點心；據女草藥商所知，甜點師的老婆背著他跟住在街角的牙科醫生偷腥。從我家陽台可以直接望到公爵夫人家掛著黃色綢緞窗帘的沙龍，賓客們恰好在那裡聚會，就像一部法國新天主教小說里描述的那樣；我和羅拉在陽台上支著胳膊肘，以我們自己的方式，既低調又直接地躋身法蘭西貴族的社交生活。公爵夫人曾在法蘭西王儲夫人——吉絲公主的身邊當過女伴。但是幾年之後，她也陷入了經濟窘境，將府邸租給了南美人，她自己悶悶不樂地搬到鄉下的莊園里隱居，從我們街區和《費加羅報》的社會新聞欄目里消失了。

我們悄然無聲地生活在他們中間，始終都像在剛剛抵達的第一周那樣，時刻準備啟程遠遊，彷彿我們只是為了探訪誰才來到這裏；也許沒必要打開行李……我們已經了解到現實中有血有肉、充滿活力的法國人，在我生活中已經發生了什麼，我住進了一個法國人家；當然，我大多只是進到卧室，連飯廳都很少進，幾乎從來沒進去過。我已經了解了法國人家庭，他們請我去喝午茶，請我參加晚宴；在那裡，家庭成員們、表親們和祖母、外祖母們都身穿盛裝端坐在沙龍廳內，頭上戴著禮帽，手裡捧著茶杯，感覺像是場外交晚宴；大家面帶微笑地進行「交談」，嘴裏講完美、圓熟、陳詞濫調的社交套話，感覺像陌生旅客們坐在火車包廂里。我已經察覺到隱在他們生活中，隱在他們接觸方式背後的那些已經僵死、無可救藥的東西；我還察覺到，他們在愛情和思想領域超越了一切文明，始終貼近生https://read.99csw.com活。好幾年過去了，我們的行李始終沒有打開；不過有的時候，我已經能笑得適時並得體……我還開始懷疑他們的秘密：這是節制有度、黃金比例感的秘密。他們抱著令人驚嘆的安全意識和冷漠無情，難道他們清楚地知道自己需要什麼？知道該在何時何地以何種比例需要某人或某物並從中獲益？我了解到他們令人感動的樸素和有意識的、可以說卑微的平俗。我欽佩他們能對生活中最輕微、最細小的觸動而敞開胸襟並暖流暗涌，他們懂得為自然與文明感到欣喜；我欽佩他們敢於承擔情感，敢於欣賞和感動；我欽佩他們不為任何人性之事感到羞慚，不為在共同生活中的任何刻意所為和被迫之事感到羞慚；我欽佩他們敢當法蘭西人，除此之外，他們敢於且能夠站到怯懦跬行的歐洲人前頭。

在馬達時代，我們被轟鳴聲包繞著，我受一個突然冒出、爭強好勝的頑固念頭所驅使，買了一輛汽車。我在巴黎有房有車……當然，我給汽車拍了張照，感覺像一件象徵勝利的戰利品，並將照片寄回家鄉。這個成功從遠處聽來令人欣慰，惹人羡慕；但事實上它使我們陷入了泥潭。這輛車是許多年前由福特廠生產，是我在巴黎的一位熟人定製的，車上有各種各樣的特別設計；它看上去像是一輛賽車，開車者和運動員在街上看得目瞪口呆，搖頭驚嘆，都說不出這輛車的型號和款式……這輛車被漆成淺綠色，一旦啟動，就像撒歡兒一般不知疲倦地疾馳；問題只是它很難啟動。我為這輛車受了太多的洋罪；我想，在這一年裡，我的摩登慾望和所有世俗的野心都得到了治愈……這輛車每天都會索要點什麼：一會兒要汽油，一會兒要機油或螺母，今天電喇叭壞了，明天輪胎破了，要為它租車庫，要付稅和保險。我們緊咬牙關、惶惑不安地付完錢，家裡連買襪子的錢都不夠，但是管它呢，我們在巴黎有了輛汽車……每隔一段時間，我就把汽車送到典當行，在那裡評估員只用一個指尖，面帶嘲諷地檢查它，好像它是件不潔之物，最後恩賜般地給了幾百法郎的抵押貸款。我們為了汽車活著和工作，同時我們很快入不敷出，因為有車的緣故，我們倆都較少工作。最終，我想把它轉讓給法國朋友或外國熟人，但即使白送也沒有人要。夜裡，我把它停在名聲不佳的街角，希望有人會偷走它；但早晨它平安無事地停在街角，風吹雨淋，生鏽變舊，忠心耿耿。我費了好大的勁才在外地找到一位食品商，終於把賽車賣了出去；一年後，我有一次看到這人用它運胡蘿蔔和洋蔥。

他從內到外，彷彿都刀槍不入。這個人給甜蜜無為的義大利注入了成千上萬馬力的能量，讓每個人都獲得了全新的速度；從阿爾卑斯山到西西里，這股生猛的力量所向披靡，開始泛濫，吞噬了政治，淹沒了口號。這股洶湧泛濫的力量就來自這個人——墨索里尼。沒在義大利親身經歷過法西斯主義最初階段的人，永遠不會理解這種運動的成功秘訣。一個人，能夠成為什麼？可以說，能夠成為一切。

他們住在這裏，住在里沃利大街幾乎隱形的、建於上個世紀的酒店裡。臨街的那面幾乎不露酒店的痕迹，所有的富麗奢華和寬敞大堂都朝向內側，朝向弗布爾—聖安娜大街。他們住在莫里斯酒店、德—奧爾巴尼酒店或州際酒店，開著所有零件都為手工製造的勞斯萊斯轎車，帶著他們經過安托萬和巴黎外科醫生精心修復、重現維多利亞時代美麗餘韻的妻子們……「睜開你的眼睛吧，我的朋友！」我自豪地對羅拉說，「你在這裏看到的是以後永遠不可能再看到的東西；這就是你以後將在畫報里讀到的『大世界』……」可這個大世界是多麼小啊。在這裏，人們在隔壁的克里倫酒店和莫里斯酒店之間散步；在這裏，最昂貴的裁縫店、時裝店和大銀行的支行鱗次櫛比；在這裏，櫥窗內不斷更換著各種各樣毫無用途的小玩意兒、小擺設、鋼筆、首飾、花哨東西，以及因其繁贅瑣飾而永遠屬於自己那「另一個」世界的小設計。我們瞠目結舌、神不守舍地住在這些窄街里。在這裏，有許多地方我們連門檻都不敢跨進：比如巴黎咖啡館，那裡的菜單上不標價格；比如維爾森飯店，途經這裏的國王和比國王更有權勢的美國銀行家們在這裏通過烤肉和湯汁神采飛揚地展示自己的文化，至少跟盧森堡博物館里的藏畫一樣特別……

在巴黎定居的外國人，也在這個充滿敵意的氛圍里邯鄲學步地效仿法國人。他們認為，「值得為巴黎做一次彌撒」；他們在生活方式和言行舉止上，都好像受洗成為了法蘭西人。有一位匈牙利畫家蛻變得是那樣的徹頭徹尾，以至連法國人都認為他是繼圖盧茲·勞特累克之後第一位終於能夠註釋和再現「真正巴黎」的藝術家……在法國人中間，我們用缺乏教養的市井語言交談，衣著打扮都很法國式；可即便如此，我們看上去還是有點像皮條客，有點像葡萄酒商。當然，我們必須趕緊租房，畢竟我們是生活在法國的外鄉人。我們在布格涅森林附近找到我們的隱身地，距離凱旋門只有幾步之遙，在一幢搖搖欲墜老房子的第五層。我們充滿好奇地搬進去，搬進法國房東以很高的房租、恩賜的態度和無法掩飾的鄙視租給我們的兩間小屋，感覺像佔領者進駐外族領地：打算支起帳篷，但是他們心裏清楚，在灌木叢中有敵人在窺視。我們在巴黎有了住房，這是多麼令人興奮的大事啊！——窩在旅館客房裡的同胞們從心裏非常忌妒我們。他們羡慕我們小小的佔領，好奇地跑來做客，爬上五層樓，搖頭驚嘆。當我第一次睡在「自己的巴黎公寓」里，也感到幸福得暈眩，感覺自己的歐洲職業生涯開始步入正軌……

我還去了里爾，我是乘特快列車去的，因為有一位絕食藝術家已經三十天沒吃東西了。我去機場等候林德伯格；他走下旋梯時，所有人都激動得流淚，大聲呼喊，這裏發生了什麼，這個人再次證明了自己的魅力……我參加了阿納托爾·法朗士的葬禮；我在火車站等候阿富汗國王阿曼努拉；我在奧賽火車站等候流亡的西班牙王后，看到她到達和流淚……我去過凡爾賽宮，見到了下台的白里安，看到他步履蹣跚地走下台階，再次感覺法國人是對的，在這一刻，他們需要的不是仁愛、天才的白里安，而是不怎麼仁愛、較為粗莽的杜美。我去造訪哈瑙夫人，聽她講據她所知誰在法國偷得最多；我還去過塞茜爾·索萊爾家，她給我看了她的浴缸；我去拜訪了住在巴黎的羅斯柴爾德，他用不容辯駁的聲調高聲朗誦了他新劇本中最打動人的一段戲。我目睹過死刑，做過關於盧爾德的報道。我坐在宣誓就職大廳里聽小個子、紅頭髮、槍殺哥薩克酋長佩特尤拉的烏克蘭鍾錶匠自白，他自豪地說：「因為他殺害了我的全家，所以我沖他開了六槍。在他倒地后，我又向他補了一槍。」他一邊說一邊得意地微笑。我認真注視著他的微笑，努力在心裏原諒斯托爾派先生。

佛羅倫薩，烈日當頭。市政廣場上，農婦們兜售闊檐的編織草帽；古廊橋上，每天上午金銀匠們都在本韋努托·切利尼銀像周圍支起貨攤。上午，我泡在賈科薩咖啡館或奈芙咖啡館漂亮的大堂內，這是一天的開胃酒；下午，我跟英國人一起喝午茶，這些英國人也入鄉隨俗地喝苦艾酒和茶。身穿黑色禮服的托斯卡納貴族坐在帶陽篷的馬車上沿亞諾河岸兜風。在托納布奧尼大街，成群男子無所事事地站在那兒，目不轉睛地觀賞外國女人；她們身上那股充滿慾望的女性感，我在此之前從未見過。我住在特立尼塔大橋的「布達」橋頭，在聖馬爾頓廣場上，對面是一座教堂和一家妓院。早晨，當我推開窗戶，屋外陽光刺眼，廣場空空蕩蕩，透過斜對面教區公寓的窗口，我能瞅見老神父們在明媚的春光下心滿意足地曬太陽，抽煙斗；妓院稍遠，跟教堂隔了三棟房子，門口總有行色匆忙、紳士打扮、手提公文包的年輕人在按門鈴——早晨九點，就一小會兒，在上班之前，就跟別人去咖啡館一樣。這一切我都能理解；熟悉的景色，我懷著頓悟的感覺在城裡遊逛。上午，我去那位瘋神父的修道院或波波里花園；下午我去菲耶索萊，或到卡茨尼公園看賽馬；晚上我泡在小酒館里，置身於農民中間，我學習他們的語言，一杯杯地喝酸澀、黑色的基安蒂。每天，我都帶著一種持久、恆溫、不變的幸福感從睡夢中醒來。離我住的地方不遠，勃朗寧和伊麗莎白·巴蕾特曾在那裡住過；我從來沒抱過比這更好的願望，我想在佛羅倫薩度過平實的一生。組成這座城市的所有一切，都是從這片丘陵里長出來的；這裏沒「引進」任何東西，既沒有外來的建築師，也沒有外來的畫家……城市和她的傑作共同呼吸，跟每棟建築、每尊雕塑、每幅圖畫都有機地融合在一起。我親身體驗到這個——在此之前對我來說始終含糊不清的教科書概念：文藝復興。多麼熟悉的氛圍，多麼特別的體驗，多麼的似曾相識啊……我記得三月午後細碎的光影，我走在有沿街別墅與古柏的馬基雅維利大道，走過聖米尼亞托教堂，在那裡，大衛像的青銅複製品目光炯炯地注視著城池；在山上米開朗基羅廣場旁的小咖啡館里，我一坐就是幾個小時，一動不動地眺望城市，心裏懷著封凍的鄉情。我既不閱讀，也不跟人交談；不尋求「歷險」，也不渴望友人。我是如此貪婪地將城市的風景、丘陵的輪廓、山谷的藍霧藏入記憶，就像流亡者目不轉睛地看一張從家鄉寄來的全景明信片……我搭乘有軌電車去塞爾托薩，去皮斯托亞，那裡並沒有什麼特別的「景觀」——但也正因如此，那裡的一切都很值得觀賞：村舍和修道院，教堂和小酒館，一切都用來自這片泥土、來自過去時光、來自逝者心靈的同一種材料建造。對我來講，那是一段多情的時光。肯定不是我青年時代最糟糕的階段。我現在有時還會夢到那幅風景。

蒙帕納斯集大學神學院、蒸汽浴室和自由講壇於一體。我在某張桌子旁坐上半個小時，孤獨地坐在人群里抽完一支雪茄煙；我感到緊張焦慮，我待在這裏無所事事，虛度晝夜，命運在悄悄向我靠近，這是蒙帕納斯的命運，即便那些較為年長、較有經驗、較具閱歷的人也無力掙脫……在那些年裡，這種特別的「蒙帕納斯的命運」降落到許多才華橫溢的人身上；那些人來自智利、紐約或鹿特丹，他們來到那個充滿異邦情調的碼頭，懷揣著生活計劃，好奇而幼稚地坐到著名的多摩咖啡館的一張桌子旁，從那之後，他們一直這樣坐在那兒，懷著期待，也許一坐就是十個春秋……他們激烈辯論，喝法國白蘭地兌蘇打水，慢慢忘記了承諾、家庭、過去、家鄉和計劃，變成了蒙帕納斯的「名人」；就另一個家鄉和世界而言，他們悄無聲息、義無反顧地死掉了。另一些人在這個骯髒不堪的收容站里建立家庭，安居樂業，並且贏得了世界聲譽。帕斯森在這裏生活，並自縊。我總是淡定地注視著周圍的一切，懷著不良之心……但是，不管晚上我去哪裡，我都會在午夜時平心靜氣地撇下友人，縱身跳上某輛駛向拉斯帕伊大道、顛簸搖晃的公共汽車。

生活平靜無瀾，我們迎來了「甜蜜的生活」階段。那些年，一個人雖然並不情願，但還是跟生活達成了和解。

讀普魯斯特的書，我震驚地發現書里根本沒有絲毫的匠氣。在那些年裡，普魯斯特的世界向新一代人敞開了大門；在此之前，他被看作「附庸風雅之徒」，神經症的話癆，一個對摩登社會古怪人的私事津津樂道的饒舌男。很長時間里，只有那些較具勇氣的傢伙才敢講述世界的方圓；沿著他們的足跡，充滿疑問的新一代人開始懷疑，在普魯斯特作品里展現的「摩登社會」與世界人類及其所有神話與記憶，存在著直接的血緣聯繫；在「古怪人的私事」，在細膩描繪的人與人關係、氛圍、「微不足道」的言行和邂遇背後，氤氳瀰漫著人類完整而古老的體驗。普魯斯特在那些年變成了巨人，他的身影籠罩了一切思想。沒有人能夠逃脫他的影響；即使那些沒有讀過他作品的人，也逃脫不了。這樣一個絕無僅有的人物以他無可抵擋的光芒，照亮了文學的素材，並且直接或間接地影響到了異教徒和無知者。追隨他的那代人知道如何寫作；但是作家們懷疑的並不是他們自己的能力，而是他們的使命和作家群體的聲譽。那些年，最先喊出「文人叛徒」口號的是法國傳教士；這些佈道者，這些雄辯家，在被保佑或被詛咒的那一代法國作家中率先在歐洲文學里意識到：作家垮台了，他們喪失了威信，他們的話語失去了價值，塵沙不如。文學家們拿大百科全書的歷史遺產和作家話語的社會影響力做交易。文學喪失了道德信譽。最完美的詩歌、激|情澎湃的戲劇和恢宏的史詩，也不再能夠改變人的宿命。作家不再能影響時代的思考，就像熱鬧非凡的演出，人們觀看，鼓掌，很快遺忘。歐洲的諸種「偉大精神」即便擺出所有的威儀，即便使出全部預言的力量，即便鏗鏘有力地發表宣言，也不再能夠說服一位固執的銀行家、一位貪污的政治家或一位好戰將軍可疑的企圖。作家們日益完美地採用難以超越的寫作技巧表明，他們失敗了，他們軟弱無力。

另外，這棟房子，這條大街，這個街區，更讓人聯想到哪個英屬殖民地。在通向安托萬神秘店鋪的樓道里，每天的每個時辰都雲集著儀態大方的英國名媛和性情放浪的巴黎女士，世界著名的美髮師則開出高價兜售自己的知識和本領；客人們在樓道里領號排隊，最昂貴的轎車排成長隊在樓門前靜候，不是「勞斯萊斯」，就是「希斯巴諾」，女主人坐在樓上光線朦朧的窗后享受安托萬及助手們的揉捏和卷燙。正對樓門的馬路對面，是一家冷僻、無聊、沒趣的茶館，旅居巴黎的英國僑民每天下午都聚在那裡飲茶。在這個地方，所有人都在為他們服務：銀行，商場，飯店，茶館，酒吧，包括那些大多開在城中心小街內的妓院，光在康邦街上就有兩家。其中一家消費昂貴，極盡奢華，我這麼說，不僅由於店裡傢具和所有的陳設，還因為許多登門的貴客是路易·菲利普時代的遺老。街道，茶館，飯店，到處都不分晝夜地回蕩著英語交談的聲音。這些英國人僵化、固執地保持著殖民國的習俗，神氣地開著英國牌號的轎車出現：英國老先生們頭髮雪白，目光沉滯，皮膚因打高爾夫球曬得通紅；而那些年過五旬的婦人們全都打扮得像瑪麗女王，都戴著蜂房形狀的禮帽，身穿長裙，白天執手杖行路，下午到隆佩梅耶爾喝茶，但是到了夜裡，她們在安托萬和裁縫的幫助下喬裝打扮，搖身變成世俗的舞|女……這些在自己家鄉是那樣謙恭內斂、節制有度、彬彬有禮、循規蹈矩的英國人，在運河的對岸，在巴黎世俗的街區內，卻變得如此饑渴，如此道貌岸然地貪婪，如此一意孤行地追情逐欲！我在巴黎，在康邦街一帶，在短短几周內對他們的真實了解，遠遠超過了後來我在英國對他們長達數月的了解和窺伺。hｔｔpｓ://ｒｅａｄ•９９ｃｓｗ.ｃoｍ

法國年輕人在他們寫的書里，以令人驚詫的冷酷和毫不妥協的現實感受抨擊了舊時代的、官方的、歷史的法國。這一代法國年輕人已經不再去前人愛去的沙龍、咖啡館和小酒館尋找體驗，而是去中國和加拿大。在他們的作品里，找不到「光榮歲月」的欣狂和帝國主義辭典里任何一個刺耳的定語。他們以出眾的學識和觸覺對世界上發生的一切做出反應，毫無浪漫可言地注視著西方與東方。他們什麼題材都能寫，他們表達的豐富性令人震驚。置身於他們中間，我感到自己像一個乞丐或殘疾人。作家的這種也被稱作「謙遜天賦」的積極能量，使人對帕爾納斯派傳統報以不屑；年輕的法國文學讓人感受不到詭辯和意圖，彷彿對這一代人來說，文學不再存在形式問題……但是對我來說，他們的語言始終還是古老、純凈、敏感、矛盾的材料，是言簡意賅的語言。現在連我都不相信，一位作家能在成年時代改用另外一種語言寫作，改用法語尤其不太可能；法語那種折磨人的、聽起來再耳熟也無濟於事的含混不清，在移民的耳朵里迴響起不同的聲音，這種耳聾令人困惑；當我必須要在兩個意思相近的法文定語或主語之間做出選擇時，總會陷入惶惑不安……我不清楚一個個詞語在過去的一個世紀或僅僅十年裡，到底發生過怎樣的產生或成熟、過氣或時髦的變故；這樣既古老、圓熟，又充滿了時下所有躁動不安的語言，是不會向外國人和盤托出自己最後的秘密的；在關鍵時刻——對於作家而言，寫作的每個時刻都是如此「關鍵」——我們感到異教徒刻骨銘心的孤獨；詞語泄露的只是它的意思，但它的含義始終留作家庭成員的秘密。

開始那段時間，我們在巴黎毫無羞愧地以出乎所有人想象的方式感到無聊。這種無聊，我們誰都沒向對方承認：每天早晨我們都發誓，今天要好好「逛逛巴黎」，以證明我們在這裏生活得多麼愜意，我們離開柏林來到這裡是多麼的正確……每天早晨，我都一個人去巴黎城；羅拉留在家裡洗熨衣服，因為我們沒錢把衣服送到洗衣店洗，再者說，巴黎的洗衣店會過度漂洗我們精良的內衣。在這座城市，一切都讓我痛苦不堪。我厭惡寬大的法式雙人床；但我們卻努力向彼此證明，這張床是多麼漂亮啊，讓人感到親密和舒適……開始那段時間，我的身體一觸到漿洗挺括的法式床單，就會感到涼氣上躥，渾身起一層雞皮疙瘩。羅拉上午在家洗衣服，用電熨斗熨燙，直到旅店裡發現耗電增多，引發爭吵。之後，快到中午時，她也出門「逛逛巴黎」。但是，她大多數時候只待在塞納河左岸的老區；她最遠敢走到克拉尼博物館，去到「蓬馬歇」百貨商店的櫥窗前，看著「巴黎新款」出一會兒神，之後坐到盧森堡公園，在那裡看看街景，直至從萬神殿後面傳來正午的鐘聲。這時，她散步到那家炸怪肉餅的飯館，坐到鋪了紙巾的桌前，在那裡等我。我們就這樣生活了好幾個月。

在一家咖啡館里，我遇到了少年時代法語女教師克雷門汀小姐的哥哥。他是一位身材肥胖的法國律師，嘴裏總是叼著煙斗，停戰已經五年了，可他每天上午仍然做血腥味十足的演講，總抱怨德國兵在戰爭中的傷亡太少太少。在那些年裡，獲勝的父輩們總喜歡在人前慷慨陳詞。我感到困惑，孤單。而另一個巴黎，那個「流光溢彩的巴黎」，我什麼都沒看到。我所指的真正的巴黎，是從文學作品里品味到的那個寧靜、溫和、謙虛、含蓄、充滿平民化的生活愉悅的城市。暫時，我們被放逐般地生活在一個野蠻、帶著惡意的城市裡。每星期我們都做出決定，必須儘快離開這裏。

在頭幾個月里，我們挨個住過沃吉拉德大街延伸至拉丁區內的那段街上的各家旅店。這些旅店又臟又臭，破破爛爛，搖搖欲墜。早晨，我們用酒精爐熱牛奶，用瀉藥味道的代巧克力粉添加甜味。那種代巧克力粉的牌子叫「艾萊絲卡」，羅拉從某個電影廣告里發現了它的好處：在節奏很快、動感強烈的動畫片里，杜蓬先生在清晨將「艾萊絲卡」迅速撒到熱牛奶里，滿意地吸溜進那杯難喝的液體，然後心滿意足地拍拍肚子。在德國，所有人都習慣了吃替代品度日，我們從來都不沾那種難吃的營養品。但是「艾萊絲卡」非常便宜，而羅拉對每一蘇都精打細算。在德國時，我總是住在豪華酒店或將軍遺孀們家中，在那些地方有生活所需的各種用品任你選用；而在巴黎，客房裡連櫥櫃都沒有，我們只能將衣服放在皮箱里或掛在衣架上，然後罩上一條床單。盥洗池裡總冒出一股排水溝的惡臭。旅店號稱有「熱自來水」，為此要付很多錢，但事實上只在早晨和晚上才會從水龍頭裡流出很少的熱水。我們生活在一種哈喇難聞的貧寒里。我們去聖日耳曼大道上一家髒兮兮的小飯館用午餐，那裡會將常客使用過的桌布收起來，留到第二天繼續使用，這樣我們可以節省每日的「餐具費」。這家飯館還賣馬肉早餐，提供可怕的筋肉、難吃的燴蔬菜、用發酵粉做的麵條。我們二十個人圍桌而坐，浸泡在炸薯條的油煙味里。在大堂盡頭，在沒有遮擋的爐火前，一位穿著髒得簡直出乎中歐人想象的廚師服、滿頭大汗的傢伙在炸馬肉餅。即便我們離開了那裡，西服上那股令人窒息的油煙味，幾個小時也散不幹凈。

當然，這裏的「精英」持另外的觀點；但這類精英在什麼地方跟我們交談呢？他們通過自己的著作和藝術品向世界喊話，發出原則性的團結信號，但他們連地圖都不看。在那期間，萊昂·都德曾向六百名法國議員發出過一封公開信；他在這篇激|情洋溢的文字里，請求法蘭西民族最傑出的代表們支持被迫害、被壓榨、被宰割的高貴的斯拉翁民族，請求他們將回信寄到「斯拉翁民族運動」日內瓦總部的地址。結果，大多數議員都熱忱回復，表示對高貴的斯拉翁民族抱以深切的同情；但居然沒有一個人想到要查一查百科全書，看看到底存在不存在一個這樣的民族。如果存在，他們在什麼地方過著如此悲慘的生活？……這個奇聞令人震驚，但又千真萬確。在巴黎，外國人生活在某種令人發瘋的孤獨和放逐中；只有金錢的魔力才能夠緩解這種孤獨，以及這種悲涼的放逐。

然而，我們留了下來。為什麼呢？我不知道。在巴黎我沒有任何「事」可做。有時我去索邦大學，但只是去那裡逛一逛，聽聽課，我再也沒有正式修學業。有的時候，我去國立圖書館翻閱雜誌，我意識到，在各種日報和報刊亭里賣的那些雜誌背後，有一個在從沒聽說過劇名的時事諷刺劇中尋求表達的、我不知道的陌生法國，那裡的情況跟我通過官方途徑獲知的法國毫無任何相似之處。「運動」，隱在「黨派生活」的背後，在雜誌裏面醞釀，發展。一份軍事專業雜誌《法國軍事》以肯定的態度評價了紀德的作品。不管是大型時事諷刺劇，還是官方或半官方的信息途徑，都流露和展示出某種精神；大辯論在別的什麼地方進行著，在朦朧的地帶，在陌生的講壇。我不大理解它們之間的關聯，只是出於本能地關注和了解。

兩星期後，羅拉出院回到旅店。這兩個星期，我們結識了幾張新面孔，結交了幾位好朋友，後來，他們陪伴我們走過了生活的一個階段。羅拉的身體非常虛弱，惶恐不安。不管怎麼說，在巴黎終於「發生了什麼」。彷彿我們之所以來到巴黎，就是為了讓羅拉生一場大病，動一次手術，現在，所有的一切我們都挺了過來。經過那段收穫不小的巴黎歷險，我們可以離開那裡了。於是，我們滿心傷感、渾身哆嗦地開始收拾行囊。我們看到了巴黎，並且經歷了什麼……在一個冬季的清晨，我們上路了，朝著義大利，朝著家鄉。

隨著時光的流逝，當我真心地獲得了一切，當我刻意追逐「體驗」時，我的情感變得日益豐富，除了經驗，除了「真實」印象之外，別的我什麼都不看重。我還不懂得這個道理：對一位作家而言，一切事物的價值只取決於能在自己個性的鍊金爐中淬鍊出多少。我想看……究竟想看什麼？我的上帝，我想看一切的一切！一天上午，我跑到大學解剖室看屍體，下午五點我在麗茲酒店喝茶，晚上我在追歡逐樂的夜店裡看身體，或在一場「咖啡音樂會」的露台上看面孔。我爬到聖母院的鐘樓頂，或鑽進地下，鑽進迷宮。我在巴黎城內東跑西顛，就像一隻被鬆開狗鏈的小狗。我對拿破崙墓所抱的興趣，絲毫不亞於「維萊特」的斷頭台。阿納托爾·法朗士對我來說，就跟我的樓長一樣陌生；我闖進他們的房子里，在他們家中四下環顧，嗅聞，記錄，用眼睛和心靈拍照。從我的體內迸發出一股原始的生命慾望，就像一個可以不受懲罰、毫無障礙地在白人城市裡行走的黑人。我的法語並不好，但我總是心急火燎地語速飛快；在這種狀態下，誰會在乎不規則動詞的特殊性呢？早晨，我離開康邦街，沿著將杜伊勒里宮花園與沃利拱廊隔開的柵欄散步，我看鮮花，看銅像，看盧浮宮屋頂上霧氣朦朧的晨曦；之後，我懷著「前進」的感覺沖向城市，幾乎是在放聲叫嚷，就像一個不能快速邁開腳步的人。那些街名，那些建築，那所有的一切都是「記憶」，這記憶來自文學，這記憶來自經遙遠的時間、時代、民眾和習俗過濾下的知識，現在，這記憶慢慢復甦並變成了現實，具有了形體，可以被觸摸。「日常安排」的多姿多彩讓我沉迷其中：對我來講，不管做任何事情都不存在本質區別；我下午去法蘭西學院出席一次純化語言會議，或走進某家百貨商店的旋轉門，或在和平街看看商店的櫥窗，或在國立圖書館大廳里讀《箴言報》的某個合訂本，或去皮托鎮旅行，在那裡拍售廉價機票——這所有的一切組成「記憶」，這所有的一切都「很有趣味」。無論我翻開大畫冊的哪一頁，圖中的風景都令人心曠神怡……彷彿一個相隔久遠、已被忘掉大半的童年時代——某種共同擁有的、歐洲人的童年時代——的記憶被喚醒了：許多場景與人物都從歷史、小說和童話里復活，從雨果、法朗士、拉馬丁、米什萊的筆下復活，成為時下話題，成為日常新聞。全世界所說的「法國」到底是什麼？石頭、血液和紙，風景和氣候，具有特別的、「那麼法國」味道的水果，微笑與風度的區別、與神經系統的區別和地理學因素，某種超人類的、超越其他種族的東西……為什麼法國人擁有自己的文學，比方說荷蘭人就沒有？為什麼德國的平原人擁有自己的藝術，而斯堪的納維亞人就從來沒有過？為什麼挪威人能擁有自己的文學？為什麼法國音樂很一般？我在巴黎嗅到了「種族」的秘密；我所知道的東西，總是對差別的證實，但從來不是回答。

我們對巴黎已相當熟悉，既有經驗又小心謹慎地選擇住處。我們在新區找到一套公寓，在里沃利大街拐角，在「右岸」；我們熟悉了這個「新巴黎」……在右岸的巴黎，既不閑逸，也無浪漫。我們落腳的那棟房子位於康邦街，是一幢牆壁很厚、建於拿破崙時期的公寓樓。安托萬的美髮店開在一層，他不僅是巴黎最時尚的女性髮型設計師，還為美國最大的一家攝影經紀公司做代理。現在，我必須不惜一切代價地開始賺錢：我湊出自己所有的錢，搞來一台打字機，將我寫的「巴黎報道」一式三四份地打出來投稿，而且使用三種語言，寄向四面八方……我們在康邦街的住房寬敞漂亮，並且屬於「帶傢具」的那類；房東夫婦除傢具之外什麼都不給，甚至連服務也不願意提供；但是不管怎麼說，還是比較有人情味，「比較中歐」，一切都能讓我隱約聯想到家鄉人對「家」的那種概念，感覺仍住在傳統街區。那些傢具，讓人感到某種早期、內斂的帝國氣派；另外，公寓內的樓道、前廳、走廊都是那樣吸音，遮光，隱秘……幾個星期後，我們理解了在這種悄然無聲的恢宏寂靜背後隱藏的原因。亨利艾特夫人，那位富有的、頭髮染得烏黑的女房東，雖然按月出租客房，但主要是為了維護自己可敬的形象；她更樂意將客房租給「半小時情侶」，每天下午，萍水相逢的男女們來這裏速戰速決地享受魚水之歡……尤其是在我們隔壁那間貼了紅色牆紙的客房，每天下午，都深受老先生和熱情似火的女郎們青睞。有一段時間，我的市民意識讓我對「我跟妻子住在這樣的地方」感到惱火；但在羅拉身上並沒有這類市民式偏見，她為我的大驚小怪感到好笑，所以我們還是留了下來……實際上也是，哪家巴黎旅館或客棧不接待偷情的男女呢？

我們一聲不響地在充滿敵意和緊張的情緒中旅行。我們頂著烈日，沿著法國的蔚藍海岸走了好幾天。在尼斯度假的都是英國人，我們在他們中間窮得自慚形穢，兜里僅有的幾個克拉伊卡，我們也不假思索地當作閑錢輸在了蒙特卡洛；我們幾乎身無分文地跨過義大利邊境。在那些天里，羅拉對自然風光漠然無視，要知道她剛從一次巨大曆險中倖存歸來。我們離家鄉越來越近，我開始感到驚慌不安。我們計劃在佛羅倫薩逗留幾日，然後啟程回家。「家」——當時對我們來說是一個寬泛、鬆散、不確定的概念！——指維也納、佩斯或考紹……我們怯懦地安慰自己，我們的家人肯定能為我在維也納或佩斯找到一份「職業」；事實上，他們自己都不知道以後該拿我怎麼辦，他們暗中為我們的婚姻能「維持至今」驚詫不已。我們自己也為此感到意外。那幾個星期，我們的「婚姻」出現了一些問題。羅拉總是通過手柄式的單片眼鏡看周圍的世界，就像一個死而復活的人，不再相信任何東西，不再做長期存活的打算，用觀望的態度審視我和我們途經的國家，並無抵觸地接受眼前的風景與一路體驗——假如這時候我向她建議，我們去日本並在那裡開始「新生活」，很可能她會跟我去。但是，我們在巴黎逗留的那段時光和現在傷殘、沮喪的蹣跚回鄉，恰讓我感到十分奇妙……我從四面八方都嗅到了危險，心裏揣滿了疑惑不安的擔憂。我感覺羅拉的患病是一種個體的傷害與出賣。她想死，我通過這一切感覺到的只是，我們進入了危險地帶，在我們周圍隱患四伏。毫無疑問，我非常同情她，但與此同時我並不明白：為什麼會發生這些事？為什麼要有這樣的「體驗」？這一切跟我有什麼關係？我在熱那亞第一次「發作」。我一反常態，不再溫順，我向她表示，我不再固守我們的共同生活，換句話說，「順其自然」吧。我並不知道，恰恰這種「順其自然」永遠不會發生。我們計劃在佛羅倫薩睡足了之後去維也納，在那裡我們有的是時間決定我們今後的命運。我們兩個都筋疲力盡；我們的「婚姻」，在巴黎逗留的日子，還有在蒙馬特療養院的那一段小小、浪漫、生死攸關的郊遊，這一切都讓我們受夠了；我們由激|情變得麻木，神情驚愕地面面相覷。我從來就不適合讓別人在我身上搭建他們的生活，尤其在那段時間里，更不適合；我的一言一行都暗藏著背叛，我時刻做著逃跑計劃，準備逃離這個雖然世俗卻也奇妙的「終身監禁地」卡宴……我們就這樣抵達了佛羅倫薩。

我到博洛尼亞和威尼斯旅行，由於我既沒有錢，也沒有事，所以待在哪座城市都無所謂。因為我的行動不受任何限制，每星期兜里的錢都不夠花，能做的事情就更少了……羅拉偶爾用帶襯紙的信封寄些零錢來接濟我，另外，我寫一些體裁含糊的文章換取可憐的生活費，有幾份菲爾維迪克、艾爾代伊地區和布拉格的報紙出於好心予以登載，大部分稿費用來支付賬單。每次旅行結束，回到佛羅倫薩，我都像撤退回某個絕對安全的大本營、城堡或防禦工事。旅店提供日常所需的一切用品，對房租催得也不那麼緊。在那幾個月里，我體內泛濫著發自內心的輕鬆和隨意，彷彿獲得了能夠將自己置身局外的特權。我至今記得當時那段「無憂無慮」的生活……羅拉回到佛羅倫薩時，已經是炎熱的夏季了。她帶來了里拉，還帶來匈牙利辣味香腸作為禮物送給我。這就是我們擁有的一切。我們前往都靈，因為我們「無論如何」都想去看看科舒特故居；今天我九九藏書已經不知道為什麼了……我們在都靈吃了午餐，無憂無慮，格外快活，似乎萬事大吉，想都不會想到可能還會有其他的目標。我們搭夜車回到巴黎。

我住在巴黎最大的聚會場所——沙利·瓦格拉姆大禮堂隔壁。在這座大禮堂里舉辦過著名的拳擊比賽；激進的社會主義者們每年都在這裏集會，進行激烈的辯論；在這裏舉辦過弗伯格俱樂部慷慨激昂的「雄辯之夜」。起初，我參加這類人數眾多的「雄辯之夜」活動只是出於無聊；後來，我開始經常去那裡，在那裡我能以最近的距離感受法國人的焦慮。在這廣受歡迎的論壇上，業餘講演者們為婚姻問題、愛情問題、好文學壞文學、德國人、戰爭與和平爭得面紅耳赤；民眾在這裏發表看法，這條街就像希臘或拉丁市場；民眾表示懷疑……這種懷疑，深深滲透到戰後法國人的生活之中。他們懷著極度的敏感懷疑自己的對錯，懷疑法蘭西的「使命」；所有曾在他們中間生活過較長時間，並近距離接觸過他們的人，都會被傳染上這種疑慮。在政治上，這個國家仍由老一代人統治，那是雷厲風行、老虎與狐狸的傑出一代人：普恩加萊與白里安，卡約與霞飛。空氣中充滿著「安全」的傳奇；但是民眾卻沒有感覺到「安全」，無論就個人而言，還是對國家來說，生活中到處都缺乏安全感。這個巨大、繁榮、富裕、健康的法國感到了恐懼。政治家們在講壇上揮舞著「安全」協約；但老百姓們憑著冷峻的清醒、不容欺騙的本能覺察到，這個幅員遼闊、極其富有、幾乎沒有武裝的國家，連同所有的安全部門和用之不竭的龐大儲備，正面臨一系列動搖根基的危機，並且在世界上處於新的位置，擔負起新的義務。「國家利益」的清晰思維形式並不能化解戰戰兢兢的懷疑。有一天，這個最古老、最強大的歐洲民族之一，在榮耀和富有的光環下，人們開始為他們的生活、角色、文明和所有的一切感到心悸般的恐懼。從某個角度說，他們很孤獨……這並不僅僅局限在政治領域。他們在床墊裡頭藏滿金條，在邊境有地下鋼鐵城市；他們浪費像大地一樣豐厚的能力。在小市民式國家田園深處，我開始感覺到這種否定一切「國家利益」和已經影響法國生活許多年的特殊焦慮。每個人都很富有，富得流油。他們坐在鋪好桌布的桌子旁，但感到害怕。

隨後，我寫了一篇一百到一百五十行的報道，激動地記述了我的所見所聞。我總是一句話從中間說起，迫不及待地匆忙講述，彷彿害怕被人將想說的話掐在嗓子眼裡。我睡不安生，經常半夜裡爬起來，鑽進計程車，跑到蒙帕納斯，坐到酒桌旁偷聽別人談話，撰寫新聞。

在蒙帕納斯背後的某個地方，巴黎城隱約若現。現在，我有時能看到某一個片段：遠眺的街巷，一間公寓，一個人的面孔，忽東忽西地跟哪個法國人聊天，跟牙科醫生，跟郵遞員，跟某位部長……或許，對我這樣的外國人來說，見國家元首比造訪一個法國市民家庭要容易得多。我總是在觀看「演出」，看巴黎盛大節慶的演出，就像看彩色的瀑布和別開生面的萬眾狂歡；但時光過去了許多年，「甜蜜的生活」，神秘的法國人生活，我始終未能看見。法蘭西市民迴避外國人，彷彿我們每個人都來自霍亂之鄉，彷彿我們喝水的杯子上沾滿了麻風桿菌；就連給我們看病的醫生都是如此，他們看我們的喉嚨，聽我們的肺部，彷彿我們的每根神經都攜帶著恐怖、神秘疾病的毒芽……有一次我生病了，因為嗓子疼去看一位著名的專科醫生。當他刷我的喉嚨取菌樣時，顯然帶著滿臉的怒氣——他有一隻眼睛在戰爭中被子彈打瞎，現在我都能看到他那張向我俯身、纏著黑色繃帶、浮著扭曲並充滿敵意獰笑的獨目巨人的臉——出於對我的不信任，他每次都事先索要治療費，用小刷子在我的嘴裏刮來刮去，懷著灼|熱的激|情將由衷的憎恨發泄到我臉上。對這種憎恨，他從沒做出過任何解釋。在那些年裡，外國人將成麻袋的黃金扛到法國，每季度花在那裡的錢都數以十億計；然而，法國人除了想沐浴在地中海的蔚藍里，想在從佛日山脈到普羅旺斯的那片藍天下曬太陽，別無所求……他們憎恨外國人搭乘載滿貨物的輪船抵達這裏，後來又憎恨他們不再來這兒。在富裕的年代，法國人喪失了對數字的概念和現實本能：他們每個人都很富有，他們咬牙切齒、一臉不悅地盯著我們，盯著那些使他們變得富有的外國人。即便在高檔飯店裡也會發生類似情況，男總管對我們這些外國人的態度，就像對那類受到寬容的殖民地國的有色人種。在那段時間里，向世界貢獻文明的法國人，儼然已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傲慢地將注意力轉向自己。伏爾泰和丹東那代人徹頭徹尾地向金錢投降。在法國人眼裡閃爍著如此飢餓的光焰，充滿無法掩飾的憤怒和令人戰慄的貪婪。他們鄙視一切其他民族的東西，甚至鄙視那些清楚地知道自己沒有資格談論「法蘭西」民族的外族人。他們多多少少只把英國人視為人類；德國人始終是「德寇」；至於其他民族，從希臘人到匈牙利人到揚基人，都是可疑的「外國佬」，粗蠻的異邦人。

我們計劃在巴黎逗留三個星期。但是後來住了六年。

有的時候，我們下午穿過林蔭大道去塞納河右岸，站在聖馬德萊娜教堂的石柱或某家大商場的轉門前——在發出一陣驚嘆后，我們小心翼翼地朝旁邊挪挪，哪裡都不敢進去。（過了好幾年後，我才敢進入盧浮宮。）有一次我們去歌劇院。羅拉自己在家笨手笨腳地縫了一件晚禮服；但是我們自慚形穢，精神緊張，感覺自己是鄉下人、外國人，不是本地人，於是垂頭喪氣地回到拉丁區。只有在盧森堡公園附近，我才會有回家的感覺。我對那裡的幾條街道和房子已經非常熟悉。我喜歡在天文台周圍散步，溜達到女士大街，或從解剖研究所前走過，在潮腐的秋日，透過敞開的窗戶，飄出舒爽、清新的石碳酸味；在敗葉鋪地、污跡滿街的環境下，這種消毒用的藥液散發出某種文明、衛生、可以信賴的氣味……我們根本不敢去劇院。我們生活在法國人中間，但是我們越來越覺得，想要結識一位法國人簡直是件不可能的事；旅店老闆都不跟我們搭話。我怕他們。我害怕，因為他們是陌生人，是「歐洲人」。現在我已經明白了，我之所以怕他們，是因為他們是「勝利者」，他們是另一類人，敵人，凱歌高唱的種族。在那一年裡，每個法國人嘴裏談論的都是勝利。強大、好戰的一代人統治政壇。就連街角賣雜貨的小販，也張口閉口就是「勝利」和「榮光」。佔領魯爾，對許多法國家庭來說都感覺像是一樁私事或家事。

汽車向我展示了法國城鄉的集市和國道，向我展示了法國市民階層走過的、並不通坦的漫長道路；來自學校課本的記憶，在這些旅行中啟蒙了我，我開始理解這條由地中海和北歐人種融合而成的民眾在卡洛林王朝、卡佩王朝、奧爾良王朝、波旁王朝和身穿西服的市民階層領導下走過的「歐洲」之路。這輛破舊不堪的汽車，為我展開了一幅法國市民階層歷史的畫卷，我彷彿參加了一次為進步歐洲人舉辦的、身臨其境的教育培訓。我不能付家裡的煤氣賬單，因為我馬上要去莫爾萊，參觀布列塔尼的安妮宮邸……有一天，我感覺自己已搜集夠了素材；我賣掉了汽車，回到五層樓上歸隱。我的餘生大多背向歐洲的風景，轉身朝向歐洲書籍的地平線。

除此之外，這裏還像一個南方的累范特碼頭。時過不久，拉丁區果真變成了那個樣子：在街上就有人揮刀舞匕，黑人們拎著左輪手槍聚眾鬧事，馬來人、英國人、希臘人、瑞典人和匈牙利人也帶著自己的憂傷、願望和淺見加入午夜后的大辯論里，最後經常以刀光和槍聲一決雌雄；尤其是波蘭人和義大利人，他們為各自的恐慌大聲爭執。巴黎警察手挽手地站在街角，一副視死如歸的冷漠神情。法國平民在星期天下午傾巢出動，擁向蒙帕納斯，就像古代去東方做生意的法國人那樣目不轉睛地觀賞異國情調：父親、母親和已經成熟到足夠能接受這種體驗的青春期孩子都身穿黑色禮服，一本正經、面帶驚懼地坐在多摩咖啡館的大理石桌旁，聽那些單調叫賣、滿腹怨氣的小商販高聲兜售美國花生，聽醉酒女人的尖叫，聽那些帶著野獸般的眼神通過言語、動作和情態蔑視文明的神聖法則的外國人用世界上的各種語言進行爭辯，抱怨，挑釁，夢想。恐怕很可能會有那麼一天，某個憤怒的法國市民團體向這個闖入國門、聚眾鬧事的外來部落發起進攻，將他們踩成肉泥……法國人去蒙帕納斯看外國人，就像我們外國人逛民俗博物館或盧浮宮一樣。在他們的臉上掛著厭惡、恐懼的神情。的確，我們身上有什麼東西值得他們喜歡呢？我們將自己標榜為「遊牧部落」，在畫室舞會結束后，渾身塗滿彩色顏料在巴黎街道上裸體狂奔，跑到協和廣場的噴泉池裡洗澡……在巴黎人眼裡，這片街區和蒙帕納斯的藝術咖啡館就像是搬入動物園的喀麥隆部落，或是展示幽靈一般、唇大如盤、屬於巴黎冷漠而睿智的普世觀一部分的非洲民俗村。掌燈時分，這群烏合之眾——全世界憂傷的精英和婊子，妓|女和天才，大藝術家和小偷，哲學家和用哥羅芳作案的竊賊們，詩人和舊貨商，捕鯨者和教派創建者——在這裏盡情狂歡，就像在齋月之後，在節日最後一個夜晚的開羅或大馬士革廣場上。巴黎民眾拘謹地坐在他們中間，捻著鬍鬚，戴著禮帽，觀賞這一節日盛況。兩家咖啡館之間的馬路，慢慢被堵得水泄不通。便道上，馬路上，街角上，人們擠得沒有立足之地。人們大喊大叫、載歌載舞地歡慶什麼。

接近歲末，我開始適應了蒙帕納斯的咖啡館。我終於厭倦了麗茲酒店吸煙室獨立於世的那種狀態。就在那一年和之後動蕩不安的幾年裡，在左岸的拉斯帕伊大道街角有兩家著名的「藝術家咖啡館」，那裡曾是歐洲精神與藝術運動的自由大學。我在那裡的感覺從來就沒有良好過；但是如果我哪天沒在某個嘈雜擁擠的露台上聊上個把小時，我就會心顫手抖地煩躁不安，因為我的喉嚨里沒吸到法蘭西的黃花煙草，沒有感到迷濛的醉意。想來在那片街區里每個人都喝酒，一天到晚都有人醉醺醺地蹣跚走在汽車之間，在馬路上穿行；他們用水杯喝廉價威士忌，即使賢哲們也把啤酒當水喝。這兩家享譽世界的咖啡館是：「多摩」和「圓頂」——在它們周圍追風般地開了十多家歌舞場和飯館——就在那一年，這裏算得上是地球上最重要的中央實驗室之一；一切都在這裏煮沸，蒸餾，革命與品性，政治與激|情；誰要是繞開了這些骯髒的街巷，誰就錯過了諸多的大事件……

我們的行動是那麼輕便，背著破爛的行囊，既沒有錢，也沒有前景……即使美國也想去就能去！後來，許多年後，一張我在街上看到的宣傳畫把我帶到了巴勒斯坦，甚至更遠的大馬士革。我說走就走，彷彿在那裡有什麼緊急事等我去做！……只要我保持內心的自由和不羈，我就不知道什麼叫「阻礙」。

不管怎麼說，我留了下來。三個星期過去了，三個月又過去了，我仍住在沃吉拉德大街，住在沒有櫥櫃和浴室、散發著排水溝臭氣的客房裡。我們的錢越來越難掙。我們慢慢變賣掉所有的一切。羅拉搜羅出幾副小首飾、一枚戒指、一隻舊望遠鏡和一把象牙骨扇，出門去了拉斯巴依林蔭大道的古董店。我家人偶爾寄來幾個馬克，考紹的報紙也付給我一點專欄稿費。德國人深陷在貨幣貶值的漩渦里，現在連一枚銅幣也不寄給我。我們賣掉衣服，就為了能去吃頓晚飯。這一切我們既不覺得羅曼蒂克，也不覺得刺|激好玩。在巴黎當窮人，是一種殘酷的娛樂。我們身無分文，毫無浪漫可言。

因為他們不能忍受自己在世界上擔任的角色被別人搶走，他們不相信也不能接受（我的樓長要比作家或共和國總統還不能接受）他們的「使命結束了」這一事實。他們對世界貢獻出了文明，他們必須在未來保持這個在世界精神與物質舞台上的小資角色，這個他們樂意扮演的悲劇角色——阿巴貢。另外，在法國出現了白里安這樣讓法國承擔起歐洲新角色的政治家，出現了不能接受「市民意識形態死亡」（這是戰後的一位出色的小冊子作者為他的一篇悼文體雜文擬寫的標題）的作家、哲學家、小冊子作者和銀行家們，他們尋找新的口號，以期能夠號召法國再一次，可能也是最後一次，發動一場精神類的殖民戰爭。他們簡樸，同時又活得那般優越，招人嫉恨；他們幼稚，同時也以冷峻、銳利的目光審視生活；他們雖然富有和強大，但仍出於恐懼會瑟瑟發抖。給他們的生活籠罩上陰影的是安全的困擾，使他們的生活染病的原因是錢的困擾。法國人悲劇性地向金錢投降；無條件地，竭心儘力地，身不由己地投降。

羅拉尋找工作；經過一系列怯懦的嘗試，最終能在左岸聖佩雷斯大街內一家古玩店裡打工。那裡銷售非洲木雕、諾曼底風格的鍛打的烤肉叉、中世紀水罐、十字軍向聖地出征時佩戴的十字架、弗朗克佔領期間用過的槍支，還有亨利四世的侍臣們用過的午餐桌，他們曾在某個星期日用胳膊肘支在桌子上喝雞湯；不過那裡也賣雷諾阿、德拉克洛瓦的畫，墨西哥的瓦罐和火地群島的黃金首飾……隔壁商店的商人和經紀人，從早到晚泡在這個世俗的博物館里賭博；羅拉喜歡那裡的氛圍，古董也開始跟她對話，向她講述。我則喜歡上這家古玩店的法國店員普利翁先生。普利翁先生六十多歲，已婚，共濟會會員和共產主義者；他是第一位我有機會近距離結識的法國共產主義者。在那之前，我還從沒遇到過像普利翁先生這樣能夠遵守公民教育規定，闡述法蘭西小市民的生活態度、品位與習慣的革命者。他整日酗酒，他要養活忌妒心很強的妻子——普利翁夫人，還有他那生性放蕩、賭牌成癮、最終被流放到法國殖民地之一象牙海岸的兒子。他總是戴一頂硬殼禮帽、穿一件黑西服散步，向來商店的客人分發共濟會徽章，有時去參加共產黨聚會。在店鋪里，他正襟危坐在一把扶手椅中，鼻樑上架著夾鼻眼鏡，不管好書爛書，是書他都讀，手裡抄起什麼就讀什麼，滿腹憂思地消化良久，然後將戰利品帶回家，放到自己的藏書里。此外，他還把錢帶到儲蓄所，每個月都能從少得可憐的薪水裡省下幾百法郎存起來；他是那種典型的知識淵博、沉靜如磐的法蘭西小人物。他背著人老珠黃的妻子普利翁夫人跟一位「律師的遺孀」偷情，包括商人和經紀人、羅拉和我在內的所有人都對這個危險關係守口如瓶。有一天，他耷拉著臉來到商店，講述了他的愛情悲劇：他的妻子「眼裡不揉沙子」地證實了他的不忠。他難過地說：「她發現我找了別的女人。」

在下一條街上，在富麗堂皇的公寓樓里住著暴富的「新貴們」；他們都是受益於路易·菲利普時期經濟的市民階層，在戰爭期間和貪慾橫流的和平繁榮期內聚斂了無數財富。這些法國資產有時數以十億計地流失於俄羅斯、土耳其的國債，但是總能留下幾千個億為巴爾幹國家或海峽對岸的殖民地政治籌資。這些人住在尼爾大街和蒙梭公園一帶的樓閣里。每天晚上，他們都情緒高漲地跟妻子們一起，跟情人們包養的求愛者們一起，泡在布里多尼和諾曼底風格、裝飾繁複的「歌舞場」內。下午，這些寄生蟲精英們懶洋洋地坐在佩特里桑先生開的酒館里喝雞尾酒，他們的錢多得不可思議，以至於無暇談論政治……我喜歡蒙梭公園，喜歡公園裡的莫泊桑雕像，喜歡被寵壞的孩子們大聲的叫嚷和傷感的梧桐；我喜歡泰爾奈斯大街的購物氛圍，喜歡陡直的卡諾大街的憂鬱和梧桐樹。青年時代幸福歲月的光芒，照亮了寬敞、寧靜的街道。在這個鄉下，在寂靜的街巷，在五層樓上，沒有人會傷害我們。在第一個三月份的日子里，陽光從清晨到日落投進我們住的兩個房間，在對開式窗戶的紗簾後面，在淡藍色天空下，高低錯落的巴黎房頂已經變得真實和熟悉；庭院中某一扇敞開的窗里，總有留聲機在播放；在我頭頂的閣樓里，經常有年輕的、有時非常漂亮的女孩子租住，每天下午接待在樓道里呼哧帶喘地爬樓、老成持重的年長豪紳……我在這幢樓里總共住了四年。我從來不清楚住在同一層樓上的鄰居是誰，從未結識樓里的任何一位居民；在住戶的門外，也沒有釘銅質的名牌。文明的教養和數百年的守密，保護並藏匿了私生活的隱秘。

城市向著訥伊鎮延伸；新型的香榭大道，流光溢彩，就像美國的某條大道，在每個街角都聳立著不太張揚的摩天大樓。帝國時代的亭台樓閣，那些上世紀末建在庭院和花園之間的豪華宮殿都被拆掉。城市大聲尖叫、躁亂不安地美國化。城市中汽車的鳴笛、廣告的霓虹、俗艷的街景令人頭昏眼花；這種風格讓法國人也感到陌生，他們被迫接受，心懷鄙視……真正的法國人在靈魂、品位、感知和性情上都很法蘭西，他們高傲地漠視野蠻叫囂和軍事炫耀。外國征服者們大把大把地將鈔票撒在巴黎的街巷裡——用「撒」這個字形容毫不誇張。有一天夜裡，我在多摩咖啡館的地板上、垃圾里、鋸末中看到兩千法郎，二十張嶄新的百元鈔票，肯定是從哪個酩酊大醉的美國人口袋裡掉出來的；有人把錢撿起來，怒氣沖沖地揣進兜里，罵罵咧咧地繞開在場的外國人揚長而去。九-九-藏-書

生活中總發生這樣的事，生活賦予我的一切，總是跟計劃和約定唱反調：我到一個地方旅遊，結果在那裡一住六年；或者我在一個陌生的城市下車，原只為好好睡上一覺，換一身衣裳，結果四個月待在那裡邁不動步，就像螢火蟲見到了光，我在佛羅倫薩被周圍璀璨耀眼、令人驚嘆的光明迷住了。至少這一天我已經知道，我不會去維也納，不會回家，也不想謀任何「職業」。危險的直覺敲響所有的警鐘警告我，當我再一次應該做出「不忠」的選擇時，我必須謹慎對待各種計劃，以及別人為了收買、誘惑而向我兜售的聰明建議。在這一時刻，在佛羅倫薩或其他什麼地方（比如在羅馬或巴黎）有我的位置和我要做的事，我將被引上正確的道路，我不能軟弱，不能輕信任何家庭的、三室帶廚房的、固定薪金的「解決辦法」，那一切歸根結底都是為了對抗我們而設下的陷阱……佛羅倫薩陽光明媚，三月初就已經開春了。

聖誕節期間，羅拉病了；她在新年前夜差一點死掉。她是內出血，已經奄奄一息。我們在巴黎誰都不認識，也沒有錢。旅店老闆在新年前的那天下午，請來了一位法國醫生。蓄著鬍鬚的年輕法國醫生上門之後，要了二十法郎，聳了聳肩，給病人注射了一針嗎啡，若有所思地盯著這張蒼白、冒汗、扭曲的面孔，抽著煙，沉思不語。過了一會兒，他把我叫到房間的一角，告訴我說，問題非常嚴重，情況很危險，內出血已經滲入了腹腔，必須馬上動手術，最好就在一小時內。我絕望、獃滯地望著他；現在我能做什麼呢？我是一個外國人，舉目無親，不知道能夠向誰求助，在新年前夜，在巴黎。醫生聳聳肩膀，神情漠然地催我先交給他三千法郎，他去聯繫醫院，請外科醫生，否則很遺憾，他也無能為力。我結結巴巴地解釋說，我們都是外國人，我給他看我的護照，家裡肯定出得起這筆錢，等節日一過我就去找使館，他們了解我家的情況，肯定會提供幫助的，他們會發電報……但是在新年前夜，在一個小時之內，我從誰那兒能搞到這三千法郎？他戴上禮帽，環顧了一圈，看到牆上掛著幾件衣服，角落裡放著一兩隻破舊的皮箱，心想，他在這兒能「撈到」什麼油水？……只需憑經驗瞥上一眼，他就知道，撈不到什麼；一個外國人，一個在學生區一間旅店客房內奄奄一息的外國學生：關他什麼事？他嘟嘟囔囔地找了句託詞，揚長離去。

我們從一家旅店搬到另一家旅店。一家比一家更破更臟。開始那段時間，我在巴黎犯了名副其實的潔癖，不停地洗漱，每天我從聖米哈伊大街的咖啡館要跑回家洗好幾遍手，因為在咖啡館里不管碰哪兒都黏糊糊地粘手，那裡的衛生間看上去就像一列載滿鬧痢疾士兵的戰時救護專列上的廁所。在我們住過的大多數旅店裡，要花幾個小時說服房東們為我們這些外國「小資」準備洗澡水；我的衛生需求在他們眼裡，簡直就是別出心裁、恬不知恥的異想天開。在旅店和咖啡館里，我們隨地都能踩到傳統的鋸末，鋸末被精心地撒在地上，為的是不把地板弄壞。我們體驗的一切都跟我們過去學到、想象的樣子「不同」。我們膽戰心驚地住在巴黎。法國人講話我們聽不太懂，他們語速飛快，大多數場合我們只能禮貌而尷尬地點點頭，權當是回答。我們無親無故地住在城裡，我們誰都不認識，那時候中歐的外國人還很少敢去凱歌高奏的巴黎。我們對法國毫無了解。我們只認識一位匈牙利畫家，還有幾位設計師和學生。這些傢伙整日閑泡在蒙帕納斯街區的咖啡館里。但是，我對那些整日被來自兩大洲的「波希米亞」流民佔據的咖啡館十分痛恨。我更喜歡在學生街區，在盧森堡公園附近消磨時光。

這種好奇心的自然結果是，我用自己的雙手藉助于鉛筆和打字機，不由自主、激|情勃發地開始在咖啡館里、在地鐵中、在火車上為報紙撰稿。我跟「事件」的關係僅僅在於我覺得自己是「在場者」，感覺自己生來逢時。從這個角度講，我認為所「發生」的一切都極其重要。我沒有進行太多的挑選。早晨我出門上路，穿過杜伊勒里宮花園的鬱金香花圃，開始做報道……假如哪棟房子失火了，我會立即衝進去；我感覺那房子似乎是「為我點著的」，因為我在場，因為這個場面我只能看到一次，此時此刻，我生活在這裏，在這個星球上，在法國人中間……尤其是，那棟正在燃燒的房子是「法國的」，因此要比葡萄牙的房子「更有意義」；我必須迅速、仔細地進行觀察。寫新聞報道也可以成為一件苦差事，可以是一項「使命」，但絕大多數時候，它只是一種緊張狀態而已。我總是時刻警惕著，彷彿巴黎和歐洲大陸的所有報紙都需要我提供新聞填充版面。我急匆匆地吃完午餐，胡亂抹了一下嘴，立即直奔議會大廈去聽卡約的講演，好像這事跟我有關係似的……但這真的跟我沒關係嗎？莫非在萬象中、俗世里、地球上所能意識到的所有事情真跟我，跟我這個同時代人，跟我過客的靈魂無關？卡約在講演，其實我聽不太懂他在講什麼；但我屏息靜氣地坐在議會大廈的旁聽席上，出神地盯著國家政要們肥如倉鼠、忽紅忽紫、吃過午餐的臉。當然，不少人是從外地趕過來的，形形色|色的法國人在大廳里用拳頭捶椅子，在廳外走廊里大喊大叫，享受各種方言的欣狂。中午，他們在波旁宮附近的小酒館里用午餐，胃裡灌滿了勃艮第葡萄酒，從他們的呼吸中能聞到大蒜味，他們滔滔不絕，醉意醺醺，滿腹伎倆，夸夸其談；不管怎麼說他們在這裡是民主的衛士、文明的最後堡壘，除了維護地方利益和拉選票外，他們還代表這個付出巨大代價、舉步維艱、雖不完美但畢竟在向更高的人類準則前進的歐洲。與此同時，他們毫無疑問地也在做生意，貪婪而執著；必須抓緊時間，這個國家很大，裙帶關係都飢腸轆轆，總理們像走馬燈似的上台下台。我永遠不能理解法國黨派政治的瞬息萬變；我不理解，因為我對這個不感興趣，我無法集中心思聽他們解釋。但是這一點我能夠理解：第三共和國在也就半個世紀的時間里，一百一十或一百二十屆政府內閣不得不為餓得發慌的一代代人提供職位和津貼——總理們在寶座上的時間以小時計算，他們不得不發瘋似的任命親屬和助選人，向他們發放退休金和養恤金。所有的人都匆匆忙忙，議員們，總理們和那群緊隨其後，渴望獲得職位、生意和薪水的隱形幫伙……我坐在旁聽席上，看著坐在議席上的民主代表們，像聽一場酒氣衝天、怒火萬丈的鬥毆音樂會——他們單槍匹馬，或許只是些偷雞摸狗者，不過聚集到一起還是頗有力量，頗具權勢，還是有良心有紀律，在決定命運的問題上還是有民族的良心、法國的意志。卡約在講演，白里安在講演，普恩加萊在講台上拍桌子，情緒開朗的布伊松議長帶著資產階級的傲慢和無黨派的氣質不露聲色地正襟危坐。除了政治之外，法國議會還是雄辯與風格的自由大學；人們對發言者的講演風格、定語的清晰和力度、謂詞的力量、句與句連接的樂感所進行的評論，跟對其政治理念進行評論一樣認真。

跟對面樓第五層的公寓相仿，我家的窗前也有一個圍欄低矮的狹長陽台，雙扇對開、下緣接地、橫板條式的百葉窗將我們的住所與外界隔絕。形形色|色的小市民跟貓跟狗跟金絲雀一起在這裏駐紮。晚上，穿著拖鞋和長袖襯衫的男人們俯身坐在窗后的餐桌旁，把臉埋在湯盤裡，披頭散髮、體態慵懶的女人們在陌生人家中招展她們的腰肢。晚上八點，他們準時坐到桌子前；十一點一過，他們準時關上電燈。我對法國人生活方式的了解，都來自陽台上的風景。一連許多年，我徹夜要聽對面公寓里生命垂危的退休者痛苦的咳嗽聲；直到今天，我一想起巴黎，仍能聽到那上氣不接下氣的嘶啞嗓音……從陽台上，我看到他們的葬禮和婚禮，看到女主人背著她們的丈夫跟郵遞員偷情，看到他們攥著烤羊腿圍桌而坐，看到他們填猜字遊戲，鋸木頭，行房事，用報紙包平時省下的硬幣，我看到了他們的生與死……就連茹菲卡耳背、傲慢的耳朵都能聽到街巷裡播散的小道新聞：婚姻破裂和家庭悲劇；食品商和面點師一邊待客一邊哼的《您還要什麼，我的夫人？》的旋律從窗外飄來，夜裡在街上發生的事，能傳到所有人的耳朵里；住在我家對面的草藥商，那位頭髮焦黃、滿臉疙瘩的老女人跟她名叫艾瑪的老閨女，傳播有致命危險的、關於街里的處|女和有婦之夫的緋聞。漫長而悲情的小市民愛情，在街區的各個角落裡隱秘滋生，交織發展，悄然消亡。女草藥商和女兒艾瑪相依為命，一邊包著椴葉茶，一邊懷著苦澀的怨憤和贖罪之心播散著家庭的恐怖消息——幾年之後，我們生活在一座充滿流言蜚語的鄉村裡，在巴黎的心臟，在五樓上。

羅拉表示，必須學到法國人的「秘密」——因為他們有一些小心隱藏的秘密，即這個偉大民族的生活方式，意味著幸福生存的原則與共識。我們以為是這樣。他們每個人都很富有：樓長，郵遞員，包括送煤的小夥子。法國人的節儉全世界有名，這麼說沒錯；但是若從近距離觀察，他們的節儉也與眾不同：他們在住房、衣服、書和劇院方面花錢較少，但在吃和女人方面，出手相當大方……作為標本，我把周圍遇到為數不多的法國人放到顯微鏡下進行研究。每個人都有不多的「存款」——大約兩千法郎，可保證以後退隱到鄉下小屋；包括樓長和旅店女傭。我對他們的生活進行拆解和分析，但並沒有找到答案。沒錯，他們忘我地工作，掙一點小錢，花每枚硬幣都要精打細算；但在我們家鄉不管你怎麼辛苦勞作，也不可能攢出兩千法郎來。我曾毫不害臊地追問「他們的秘密」，但他們只是報以微笑。最後每個人都說，是繼承來的；這個國家非常大，幾世紀的經濟積少成多；有誰敢動用資本呢？所有的都是繼承來的，用心相愛，但理性結婚。愛情有時讓人喪失理智，或殺人，或啼哭；但很少有人在沒有嫁妝的情況下窮結婚。我們那條街上的面點師將自己的女兒連同三千法郎嫁妝嫁給了一位面點師，屠夫則給了女兒一百萬的陪嫁。沒有「經營資產」，法國人不會去辦結婚證。

公寓里大部分的傢具是從德魯奧商場通過拍賣搞來的。我買了一幅絢麗華美的絲綢窗帘，一幅跟公爵家掛的窗帘類似的帷幔，但我惶惑地將它釘在了牆上，因為它實在太大了，遠遠超過窗戶的尺寸。我買了一張桌子和所有沒用的東西，多得房間里裝不下，羅拉愁得不知所措。與此同時，我還急火火地買了狗；我在夜裡出門散步，領回幾條很便宜的野狗，那是在瓦格拉姆大街擺夜攤的小販硬塞到我兜里的。不久，我們把狗送了出去，由於長期被囚禁在五樓的屋子裡，它們染上了躁鬱症。只有樓長養狗和貓，巴黎所有的樓長都會養，我們樓長也不例外；他們大多養的是劣等品種、三條腿或瘸腿的狗，因為樓長們養的這類狗，總是三天兩頭被汽車撞倒。我們樓長也經常寵溺一條條殘疾、肥胖、倒霉的野狗。我常用小費、禮物和狗討好這位講究禮儀、態度嚴厲的傢伙，因為我也跟所有的外國人一樣害怕樓長，他們是巴黎警察的耳目。亨利奎特先生——大家這樣稱呼這位我一輩子都不會忘記的樓長——總是西服革履，平時也一樣，一大早就穿著這身領導人的裝束出門上街。他從不泄露自己的職業；對於我好奇的探問，他慎重小心地回答說，他乾的工作「極其重要」；我在巴黎的匈牙利熟人告訴我說，他是一位劊子手……許多年後我碰到過他一次，那是在蒙馬特公墓的大門口，他正神情莊重地指揮一支送葬隊伍。

羅拉在那個時辰里，與其說活著，不如說死了。半小時后，房間里擠滿了匈牙利人。我始終沒弄明白，這一切到底是怎麼發生的——在一個陌生的國度，在生死關頭，同類的人群通過某種秘電的方式相互通告。我曾聽人講起過，在歐洲的大城市裡，中國人以某種隱秘的方式緊密抱團，一人有難，八方相助。這個去湊錢，那個找醫生。沒過多久，一位年長的俄羅斯醫生被請到家裡，他硬著頭皮、神色憂鬱地忙活了一通，抱著深切的同情，充滿了愛心，只是不知道該怎麼幫她。這些流亡的俄羅斯醫生，大部分在巴黎偷偷地行醫，法國人要求這些來自聖彼得堡和莫斯科年長的、著名的臨床醫生和「大學教授」去索邦大學認證他們的學歷。晚上，俄羅斯醫生急匆匆地走了，帶回一位法國外科醫生，這名巴黎外科界的耀眼新星是從新年舞會上被拽到學生區的。外科醫生穿一件燕尾服，紐扣上別著閃閃的勳章，他是駕駛自己的轎車來的，這位法蘭西人文質彬彬，高傲自信。他一進門就果斷做出決定，在蒙馬特療養院開了一間病房，叫來一輛救護車停在旅店門前，午夜時分，把羅拉接走了。他沒有提錢的事情。俄羅斯醫生的溫情令人感動，有那麼濃的「人情味」；法國醫生冷峻、紳士，行事果決，能呼風喚雨。

這座城市是年輕法西斯分子的巢穴。住在托斯卡納郊外的貴族們和城裡的年輕人們身穿駭人的制服列隊聚集在法西斯的徽章下；街上黑壓壓一片站滿了瀟洒俊帥、頭髮濃密、狂傲自負、目光嚴肅而固執、在制服的魔法下變得迷狂的年輕人。年輕的義大利精英們一旦穿上制服，就可以領取每日的補助，並且能夠得到一份工作；難怪他們會有如此高漲的激|情！生活服從於僵化的官方秩序；房子的外牆上畫著鼓動、號召的宣傳畫，介紹維護法西斯秩序取得的成果，例如「準點列車」，里拉的價值，公共安全……法西斯主義在那幾個月里如風掃殘雲般將社會民主主義擊得粉碎，使之化成飛煙。社會主義者遭到迫害，轉入地下，就像第一批天主教徒在地洞里集會。我是來自彼岸的人，對受到重挫的工人運動充滿同情，我緊張地目睹勝利的獨裁者耀武揚威的大遊行，內心深處充滿了抵抗。不管怎麼講，我必須意識到這一點：我在中歐被灌輸的那套「社會進化法則」，不大適用於義大利的靈魂。我不可能沒有意識到那幾個月里在義大利發生的事情，那是一個民族意志的集體表達。所有的外國旁觀者都心懷疑慮地密切注視事態的發展和奪權者的行蹤。「這個人」孤注一擲，能量四射，在那幾個月經常來到佛羅倫薩；我以前在柏林也見到過他，那還是在「進軍羅馬」之前，在一家老城飯店的大堂內，這位曾經的社會主義者在回答記者提問；現在，我在群眾集會上看到了他，被煽動得激|情四射的民眾追隨著他的一舉一動，先是在佛羅倫薩，后是在博洛尼亞和威尼斯。在那段時期，這個人將自己的性命相當廉價地投到國際市場，我在佛羅倫薩看到過他，在維克托·伊曼紐爾廣場，他被數以萬計的民眾包圍著，身邊幾乎沒有警衛，似乎只有他的星象和命運能夠保護他免遭政敵的報復。

要知道，當一個人放棄動機、憧憬、「心智」而屈從於某種內心抵抗的那一刻，生活才會出現轉折：人們彷徨，迷途，盲目地尋路，從來不知道該尋找什麼，但有的時候，人們會確定無疑地知道自己不能做什麼……我們不能預測自己的行動；但也存在這類消極的行動：當我們明確意識到應該否定某個念頭，不離開某個地方，拒絕做某件事情，待在一個地方不要挪動，我們會採取明確的行動。筆直的大路通向家鄉；我兩手抓緊我可能抓到的一切，不讓自己被這股突然產生的內在焦慮、這場個人的暴風雨和出於軟弱與怯懦的「理智」捲走沖走；我要留在外邊，在佛羅倫薩或其他什麼地方，我該回家的時候還沒有到……世界朝各個方向敞開胸襟。的確，有時我連買一張有軌電車票的錢都沒有，但我從來沒有因為錢恐懼過，現在也不，我根本不會將錢視為生活的障礙，錢不在我該為之調整自己生命行動的條件之列。我知道，自由是內在的條件、心靈的能力；一個人貧窮，照樣可以擁有無限的自由和獨立。後來，我有了比較幸運的生活環境，口袋裡也有了錢和護照，但是我卻寸步難行；內在的激|情沒有了，被無形的重量拖住，被神秘的繩索綁縛……在佛羅倫薩，我再次聽到那個清脆悅耳的年輕聲音：你必須留在這裏，不要討價還價，不要驚恐退縮！就這樣，我留了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