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我能否知道她為什麼這樣？我要揭開人的秘密，但我面對難以靠近的「現實」秘密，總是一次又一次地望而卻步。不管男人還是女人，我都能夠接受他們投到地上的影子，我相信他們能以幾乎不被察覺的方式，通過一句話或一個微笑讓一顆心靈感動另一顆心靈，並在我身上塑造出什麼。在我的記憶里，有許多時期都不留一絲痕迹地黯然消逝。我以自己的方式，的確，以一個孩子的方式，「親歷」了戰爭和一場場革命；但是時間及其所有的「歷史」意味，不留蹤跡地從我身上濾過，顯然跟我沒有什麼關係，當時我的注意力投在別的上面。關於戰爭，我只隱約地記得徵兵和患病；關於革命，我只能想起幾張面孔，而且根本不是「革命者」的面孔；對我而言，有真正意味的是埃爾諾，我那位性情浪漫的舅舅在戰爭中往來穿行，感覺像是在週遊世界的旅途上，他經常向我講述他對世界局勢的看法。我十七歲那年應徵入伍，好賴總算熬過了新兵的軍訓，我的同學們被立即送到伊松佐河前線，當時，他們中就有十六人遭到屠殺；我跟已被派到訓練營服役的厄頓，在醫院里保留下身心的健全；之後，我們目睹了革命爆發，盼望終於能出國的那一時刻……毫無疑問，我也親歷了那些「歷史時期」；但是關於戰爭和革命的「歷史」時期，我的記憶只圍繞著幾副面孔沉積下些許零星的記憶，比如一個打牌者、一位詩人和一名嗎啡成癮的女醫生，只有他們的輪廓能從那段時間里浮現出來，還算清晰……顯然，對每個人來講，世界歷史都永遠有兩種；與被命運陰影籠罩的別人的那種相比，我感到自己的這種更為重要。

凱賽爾並不是經紀人常說的那種時髦意義上的「舞台劇作家」，他要比這個更重要。如果單看他的寫作成果，我覺得他遠不如那些勤奮、聰明的舞台劇大家們。在他所處的時代（十五年後，當我回過頭來再看那一段流逝的歲月，仍覺得它比歷史上一個已畫上句號的章節要完美得多），或許他在我的同齡人中是唯一一個擁有力量和特殊能力喚醒先鋒戲劇新生的人。

「凱賽爾從監獄里放出來了。我們去看看他。」

她懷著一股特殊的力量守在我身邊，我清楚地知道，我最艱難的時刻是在她的幫助下度過的。這樣的努力男人很少付出，女人也只是在極特殊的情況下才能這樣。這顆心靈——羅拉的品質——從耗之不盡的儲備里獲取能量，隨手揮霍。

轉瞬之間，我自己也在這裏變成了一個風流子。每天晚上我都西服革履地一頭扎進夜生活，就像一位對這身都市夜禮服早習以為常、再自然不過的英倫青年。事實上，我覺得自己打扮得像一個粉墨登場的戲子。就我的良好感覺、自然率真和「大都市氣質」而言，所缺少的恰恰正是大世界的見識和兩三百年歷史之久的沙龍生活，正是別讓一個人在年輕時代感覺夜禮服、燕尾服是戲裝並有安全感的前提條件。在我們家鄉，通常只在上午穿禮服，去參加婚禮！——我親眼所見，不僅在外地，即使在佩斯也這樣！的確，我喜歡攥著身穿禮服的新郎的手，鼓勵他說：別不好意思！這不是多大的罪過！……我們就是這樣，誰要不喜歡，那就隨他譏笑吧！但是，不管我如何毫不在乎地遊盪在柏林的午夜裡，多少總是覺得自己像在中學畢業的舞會上。

不管怎麼說，我這樣解釋我買鞋櫃的行為：我盡了自己所能盡的力量，我準備過神聖的生活，準備讓羅拉過可以保持品位的舒服日子。她也是這樣感覺的。我們把鞋櫃擺在房間的正中央，裏面放了三雙鞋，由此開始了神聖的生活。我一大清早就離開家門，因為我覺得自己必須去找工作，應該做點什麼事。從我們婚姻開始的第一刻起，我們就身無分文。的確，在那個時候，錢在柏林也不算什麼，我們的口袋一天比一天被印滿百萬數字的紙鈔塞得鼓鼓的。從某種角度說，「生活問題」簡化成了某種真實的意義。我在早上離開家門，就像一位遠古的農夫、獵人或漁夫，腦子裡在使勁地琢磨：怎麼能在戈壁灘上搞到一塊黃油或幾塊甜點？我的家人並沒把我們的婚姻當一回事，我們想住在哪兒，想以什麼樣的方式生活，他們完全聽憑我們自己選擇。他們等待這樁可笑的、孩子式的婚姻結束，他們認為我倆的婚姻維持不了幾個月。有一段時間，他們在信中並不明言地暗示我，我可以在維也納，在一家銀行里謀到一個職位。這種機會讓我震驚。我做夢都沒想過，自己將在維也納或別的哪個地方的銀行里供職。我並不想找任何職業，尤其沒有想過當「退休者」。我心裏暗想，我已經有一個自己的職業，要做一輩子的職業，我已經有了一份工作，雖然「收入」不多，但完全可以夠我花的。

我從布呂切爾大街點煤油燈式的孤單，很快搬到了摩登的柏林老區。我每個月都要換一套公寓。我在「將軍們的遺孀」家裡住過，女房東們住在上下五層的豪華府邸里忍飢挨餓；我在有八個房間的醫生家住過，而醫生要自己打掃整套公寓；我還在前普魯士總理家寄宿過，他一年的退休金還不夠買兩磅麵包。一座座神秘的豪宅在我眼前展現：「西柏林」氣宇軒昂、與世隔絕的大貴族莊園。一間巴黎頂樓客房的月租，可以在選帝侯大街租下四五個房間，沙龍里擺滿了德國品味的珍貴藝術品，青銅雕塑和大理石像，我在文藝復興風格的大床上睡覺，在古老的德式橡木雕花飯廳里用午餐。從那時候起，我不動腦子地揮霍錢財，我會在第二天意識到，我要比前一天更富有。人們在街上跌跌撞撞，嘴裏胡亂喊著數字。大凡那期間在德國人中間生活過的人，不管他有意無意，全都是騙子。瘋人院里關滿了瘋子。在那幾個月里，大工廠和銀行都不可思議地暴富起來。施廷內斯的陰影在大地和水面上飄蕩。中產階級既無能又無助，絕望地等待厄運降臨，被捲入了瘋狂的假面舞會。

我們之間沒發生過「關係」，我想，我們根本就沒有彼此相愛；我倆除了同齡之外，在別的方面都迥然相異，她要比我複雜，比我更老成，更有經驗。我在所有人身上都期待奇迹，希望找到某種幻想；她則冷靜地審視每位客人，注意他們的身體變化，吃什麼，吃多少，留心哪一個動作、以什麼樣方式泄露了客人內心的不滿。有的時候，我需要陪她去外地城市，去溫泉度假村；我從來不知道她前去探望的人到底是誰。我經常睡在離她不遠的地方，但從來沒有萌生過愛情；在我倆的關係里，從第一刻起就缺少性別，我們之間完全是另一種親密，我們倆都害怕會因為某個笨拙或不甚真誠的動作破壞這種信任。她以一種職業性的漠然和誘引，當著我的面穿衣，脫衣；我看著她，不抱任何慾望，那是一種充滿特殊溫情的愛，這種愛以某種複雜的、顯然並不很「健康」的方式締結，缺少了肉身的各種興趣。通常來講，我對這種「健康」，對人們在愛情中稱之為健康的所有東西都並不看重……在那段時間里，在舞會上，在聚會上，我的女朋友都是她親自挑選的。

毫無疑問，我有神經症，我的神經症源於兒童時代的傷害；那時候，我對弗洛伊德知道得不多，幾乎可以說一無所知，他的天才理論後來是通過外行人和庸醫們的熱心推廣而變得那麼流行，可我當時一竅不通。病人的心靈可以最準確地了解疾病的本質，他們確實花了很多心力和精力尋找靈丹妙藥。後來，我吃驚地讀那段時間寫的信和詩歌——詩歌幾乎寫明了診斷，信件確鑿地記錄了病因。當我接觸到精神分析法時，再想採用那種方法已經為時太晚；快四十歲的人了，再做各種精神分析純屬浪費時間；太多的記憶，複雜地沉積，在傷口上已結了許多層痂。我相信，對年輕人，對相當年輕的人和患有神經症的孩子們而言，精神分析法確實能夠取得療效；或許對年齡再大些的人也有幫助，如果精神分析的學術之光在黑暗中照亮某種類型的創傷，可以讓比較簡單、不太成熟的心靈變得輕鬆；但是我從來不把它作為「治療方法」，因為我不相信場景可以再現，因此我不能將它當成避難所。我見過不少神經症的病人，不用精神分析法也治好了；那些較為成熟的心靈，有著驚人的毅力和抵抗力；新的生存條件有的時候能使病人自然痊癒。弗洛伊德理論的天才活力與美感令我著迷；我認為「夢的解析」是本世紀最偉大的重要發現。我也能夠想象，精神分析可以教會較為單純的人更耐心地行事。即使有像「治愈」這類的情況發生，也是出於多種偶然影響因素的綜合作用。當周圍的騙子們和神醫們正組成黑壓壓的大軍鼓吹並濫用精神分析法時，我一方面拒絕接受這種療法，同時我也懷著敬重和熱忱了解這一理論，它對潛意識深層和未知生命的探索。毫無疑問，那些預言對弗洛伊德的形象有損。我通常見到的情況是，神經症患者有時沒接受精神分析也被治愈了；有時接受了精神分析后病也沒好；還有時沒做任何治療，病人自己就康復了。當我了解了這一切時，尤其是當我細讀了弗洛伊德的書時，神經症對我來說，已經多少變成了生存需要，工作的裝備和條件之一；打一個粗陋的比方，我帶著神經症「生存」，就像中國乞丐向人展示露骨頭的斷肢。

在最初的幾個星期里，我們的錢比後來更少；但是在當時的德國，沒有人那麼在乎錢。在那幾個星期里，我在柏林的朋友們都在炒股，自然掙了很多錢。很多人不久前還付不起房租，轉眼就在選帝侯大街或西區的小巷裡購買位於街角的整幢房子。這並不需要你有什麼特殊的知識：一個又餓又渴的外國人，只要張開雙臂站到證券的尼加拉瀑布前，你手裡能抓住多少就能抓到多少。人們在遙遠、隱秘的地方工作，柏林的投機者們對這樣的工廠一無所知，很多人根本不知道這些工廠在生產什麼，他們只需站到銀行分行交易台的鐵欄后，或委託代理人購買這樣或那樣的「證券」——的確，買東西的時候連錢都不用付，而是使用某種貸款。「證券」那天還值十萬，第二天就會值三倍或三千倍……每個人都有「貸款」，每個不工作的傢伙都能搞到錢。但是絕大多數人，那些勞動者們，在這場風暴中愚蠢地踉蹌，用獃滯的眼神盯著一個土豆或一隻破鞋底，彷彿是看祭壇上的聖物。我沒有錢，所以也從來沒炒過股，我瞧不起這種賺錢的方式，甚至覺得厭惡。在我看來，即使玩紙牌也比這種光天化日下的集體搶劫要道德得多。我沒有「證券」——我想，在那段時期內的柏林，只有詩人沒有「證券」。

羅拉對這一切都一無所知。她只是惶惑地注意到，我有病。她始終不了解「疾病」的本質，對她來講，它陌生得就像一個陌生人。她很難陳述我的「癥狀」。當神經症已出現身體與臟器的癥候及功能紊亂，想要對付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的「疾病」最先表現為言行舉止的古怪莫測。我從來不知道醒來時有什麼在等著我。即使在今天，跟我一起生活也是一件令人疲憊不堪的事……羅拉在當時就感覺到了這一點，並已為照看我的這種隱疾做好了準備。神經症患者的共同特點是，敏感期會周期性地反覆出現。我十五年前的狀況跟現在的差不多，偶然發作，一小時就會變一個主意，會突然覺得必須去旅行，用不著任何特殊的理由；有時我只離開幾日，但也有時候，我一走就是幾個月。這種時候我不會克制，我什麼都不管，不管工作，也不管周圍情況。這種危機過去后，接下來是一段相對的平靜期。一個人總能忍受這種「疾病」嗎？總能忍受自己受傷心性的脅迫嗎？我認為，能夠忍受很久。這一切都是可怕地故意而為。就像一個人嗓子疼，我抱著同樣客觀的態度觀察神經症的變化。一個人能夠忍許多事，只要他很想忍，幾乎能夠忍受一切。神經症初期，我感到這種典型的焦慮，莫名的擔憂，一開始就把人壓垮了，患者感到萬念俱灰，不由自主地自慚形穢……即便這樣，我還是認為，心靈能在某種程度上戰勝這種恐懼狀態。這種焦慮——所有的神經症情緒——就像一團迷霧籠罩在心靈深處，有些東西我們處理不了，比如慾望或記憶，我們對自己的束手無策感到惱火。但是隨後，經過一段時間，通過殘酷的代價和艱難的努力，我們還是能夠征服它的。我相信意志。我相信，人類能夠藉助意志和隱忍凌駕于霧氣蒸騰的潛意識沼澤之上。我蔑視自己體內的神經症，我動用了意識、意志、隱忍等一切工具與它搏鬥。我相信品質及其最高級表現——良心，能夠維持我們疾病本能的監護與平衡；我相信生活加寫作的綜合療法。缺乏這種能力的人，那就能怎麼活就怎麼活吧，或者坐以待斃；沒有人關心他的命運……羅拉用她驚人的本能感知到我的疾患，她相信我能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承受它。我們倆的關係在婚姻的最初階段，大概是一位患者與耐心照看他的護士之間的關係。

但是女演員是一位無與倫比的高貴女人，美貌，年輕，善良，並且否認節制的必要性。她一竅不通，我是說，她根本不知道才華「有權」做什麼或不做什麼——簡而言之，「生活」對作家來說根本毫無用途。因為在那裡找到的只有物質；無論從質量上講，還是從混亂狀態上看，作家在「生活」中找到的都是一些無用之物。我對一位既想活著又想寫作的作家，又能說些什麼呢？……這次談話一直持續到夜深。對我來說，那是一次難忘的記憶；當時，我在黑暗中道出了這個想法，這個每位創作者遲早都會意識到的認知；這一課是不可能從傳聞里、從他人的經驗中、從古典或美好的榜樣身上學到的，就像那些直接作用到我們個體身上的任何宿命和法則一樣，不可能從他人的經驗中了解和接受。有朝一日，作家會知道自己的宿命，但他只能通過自己知道。在我們交談時，我受到了某種命運的啟蒙；我了解了自身的命運，並在那一刻把它講述出來，幾乎是自發地，帶著冷靜的自信。我越來越清楚地知道了什麼是生活方式、寫作和對生活的眷戀——我二十四歲那年，在「經驗」匱乏的情況下，在一間漆黑的屋子裡，獲得了命運的啟蒙，理解了這個與眾不同的判決；我謙卑地接受了，那是適合我的唯一的謙卑。

繼豪普特曼之後，凱賽爾是當時歐洲唯一能夠與之比肩的劇作家；蕭伯納拿大鼎，擺架勢；皮蘭德婁當時還沒那麼有名。凱賽爾將自己劇作家的才華和罕見的文學天賦，全都犧牲給了時髦政治。他將自己的戲劇打造成時事政治的鼓動工具。他劇中的角色剛一登場，就以宣傳畫的風格在舞台上講演。他不能承受這種成功，這種巨大無比的危險，這種對天才造成毀滅性威脅的危險中的危險。他四下嗅探民眾的期待，極力附和他們的風格要求；他寫人們希望他寫的東西，不再寫只有他才能寫出的東西。我對他出類拔萃的能力十分尊重，尤其尊重他用來觀察生活的特殊、酸澀、羞怯的好心腸和火暴脾氣。在那段時間里，我為女演員寫了一部戲——專門為她寫了一個「角色」——那部戲里寫了一位作家的悲劇：一位絕望地從寫作逃進生活的作家的悲劇。這齣戲從文學上講是不錯的，但作為戲劇還是很弱，最後以這麼一句漂亮話結束：「語言扼殺了生活。」但是，凱賽爾只是希望能夠這樣發生；生活，出於次等的行為慾望，要比他內心文學行動https://read.99csw.com的動機更為強烈；生活扼殺了他的文字。

在柏林，剛開始的時候我逃避自我。我不去文學咖啡館，不鑽孤獨的迷宮，不給熟人打電話。我在布呂切爾大街租賃房裡隱居，就像一個逃債者。房間是一位經紀人租給我的，煤油燈照明，牆上掛著宗教題材的東西，地板上撒滿綠色的粉末，由於房子里有許多蟑螂，所以撒了某種殺蟲劑。在那之前，我從來沒住過這樣的地方。我搬進去后，整整四天沒有出屋，我買來紙筆，晝夜「工作」。四天四夜，我寫了一部戲劇，為此我在法蘭克福已準備了一年。那部戲寫得並不好，後來被一位經紀人買走了，在一座德國小城市的實驗劇院上演，但遭到令人蒙羞的失敗。那時候，「成功」對我來說並不那麼重要。但是，我在柏林的前四天，第一次敢在生活中構建什麼。從那之後，我十五年沒有再碰戲劇，打消了所有嘗試的念頭。在柏林，在爬滿蟑螂、點煤油燈的客房裡，我頭一次感覺到當一個人在憑空創作自己的某種想象時所能感受到的那種特殊的興奮與揪心的責任感。某種並不完美但屬於他自己的東西，某種從前、今後都不會有人為他代勞的東西。那是一種令人驚駭的感覺。第一次感受到它的人，多少會感到在生命中迷惘，失掉一切，不知道該怎樣應對這種突如其來的生命感受。在四天四夜忘我的狀態下——在某種冰冷和極度的忘我狀態下，我坐在布呂切爾大街的客房裡，密密麻麻寫滿了好幾疊稿紙，隨後將手稿塞進皮箱，試圖忘掉這次嘗試。我出門去逛柏林城。在我周圍有什麼東西活著並咚咚拍案，鼓勵我工作。我感覺到力量、誘惑、巨大人群與機會。我生活的新階段開始了，而且開始得並不賴。

我在布呂切爾大街，在火車站對面的一棟紅磚樓里租下一套公寓。火車站設在一座凌空高架、空空作響的鐵路橋上，那棟居民樓讓我聯想到希特風格的匣子式建築。樓里沒有電燈照明系統。在木樓梯上每走一步，都會發出咯吱的聲響；大多數住戶都在黎明回家。那是一棟無產者聚居的公寓樓，住滿了房客，房客們大都過著由柏林垃圾組成的夜生活。住在樓里的有跑堂、舞|女和娼妓。我第一天去看房，就當即感到了神奇的本能。我本可以住到幾條街之外，住到條件良好、我有能力支付的西部公寓小區里。但在第一時間，我就出於本能決定住到這裏，住到點油燈、講方言、每個人在別人眼裡都有些鬼祟的柏林老區，午夜，警車刺耳的鳴笛在街巷裡回蕩。現在我已經明白了，我要在這裏尋找的並不是大城市的地下浪漫，而是新奇。我尋找人的溫暖、親近和某種真實性。我痛苦於孤獨，痛苦於那種造作的偽文化的孤獨，那種孤獨在我的成長期和後來不同尋常的法蘭克福時期，都像某種特殊的氛圍包繞著我，就像從原始物質上脫落的邁泰奧拉。

後來，我們休息了片刻。他直眉瞪眼地擦著眼鏡，消化從我嘴裏獲得的細節。我從來不能與他「交談」；總是跟他聊些什麼……跟這位年輕的德國人交談，我感覺就像複雜的法院開庭、檢查或警察聽審。一個細節都不容含糊；他並不知道在人與人之間的交往中，最重要的原則就是保持含糊。漢斯·埃里希病態地渴望清晰、秩序和詳細。他一旦抓住什麼就不會鬆手，必須連筋帶肉、一絲不剩地剝下來。隨後他無精打采地盯著光禿的骨頭、交談的結果和剩餘的話題，心滿意足地想：謝天謝地，剩下的只有這些了。休息之後，他又開始刨根問底。昨天上午我去哪兒了？去醫院了？我有沒有看醫院的花園？有幾公頃大？我都看到了什麼？有沒有看到鳥？大概幾點鐘？下午三點？朝哪個方向飛？我不知道？往北還是往西？我不知道哪邊是北？鴿子的大小？直線飛，還是繞道飛？灰色的，還是灰綠色的？真的很奇怪。說來說去，那到底是一種什麼鳥？他又開始折磨人地從頭問起。飛得快還是慢？說完了鳥，我們接下來的話題是革命或愛默生的歷史觀。他是那樣痛苦地渴望秩序，就像孩子們想要長大一樣。他總是在窺伺別人，比方說，看看瑞典人或法國人知不知道什麼被他忽略了的、歷史里沒寫的、四五百年前的事；人們是不是在嘲笑他，是不是譏諷他無知。他認為生活中「怎麼工作都沒有夠」——人們之所以工作，並不是為了滿足要求、達到目的或者實現什麼，而是「為了工作本身」。他心地善良，像孩子一樣，同時又很強勢和詭詐。他對一切都充滿熱忱，同時又對所有外國人滿腹狐疑；在他的眼中，整個世界像一個同盟，有一個最高的目標和信念，即發現德國人的可笑之處，對純潔的日耳曼種族的思想品頭論足。我感覺到他活得憂傷而困惑，對他抱以由衷的同情。我敬重他的勤勉和多產。他總是描畫藍圖，彷彿在用直尺和圓規丈量世界，努力將一些不可名狀、難以捉摸的東西在日常實踐中派上用場。由於他的努力時常受挫，於是他垂頭喪氣地擦拭眼鏡，沉默了片刻，深嘆口氣，重又好奇不安地刨根問底。

他是一個家境寬裕的男孩，父母給他的零花錢相當多；他心地善良，試圖討我的歡心，經常送給我各種禮物。有一年的聖誕夜，他在我的房間里堆滿禮物，並請我去西里西亞，去他的父母家做客。他不知疲倦地工作，因為他的本性極端懶惰；他總是想要整理什麼，比如他的文章、學識、房間或周圍世界，因為他的內心亂得不可救藥。他只相信德國，認為整個世界混亂無序，頹廢墮落，尤其是那些法國人。他的這一觀點也影響了我。我確信無疑，德國是國家秩序的經典樣板，正像我們在家鄉和學校里學到的那樣。在博物館里，火車站上，百姓家中，到處都秩序井然。只是在精神世界，在德國人的心靈深處，並沒有「秩序」；霧靄朦朧，孩子式的迷霧，血腥、復讎、無可救贖的神話迷霧。但是當時我並不理解漢斯·埃里希為什麼如此迷狂地渴望秩序。……當我去了法國之後，那裡日常性的無序令人作嘔。我花了許多年時間才弄懂了什麼是「秩序」——我花了許多年時間才理解，法國人雖然將垃圾隨手掃到傢具底下，但他們的頭腦秩序井然，整潔明亮。

究竟是什麼樣的內心，使這個年輕的德國人成為無可仿效的孤獨者？我們了解的所有德國人特徵都不適合用來形容他。首先，他不是「典型的秩序癖」——事實上在他的內心深處，對秩序懷著痛楚不堪的思鄉之情，只是在他的生活和世界觀里不能夠實現而已。一個人永遠不能通過文學了解世界和種族差別（那種能讓人群成為種族並與眾不同之物），只能通過親歷和咖啡勺了解。漢斯·埃里希對秩序的渴望，就像一頭野獸渴望自由。然而，秩序顯然不能像漢斯·埃里希想象的那樣唾手可得；儘管他循規守矩地生活，儘管他每天上午十點到十二點準時散步（一分鐘都不會多），儘管他在客房牆上釘了鞋刷袋（因為「鞋刷不能隨便放在櫥柜上」），儘管他在讀過的書上用紅鉛筆做了標記（以防萬一再讀一遍），但是仍舊無濟於事：漢斯·埃里希的內心仍紛亂無序。他的生活和工作只有一個努力目標——實現秩序，這是他聖潔的遠大理想。但是他所到之處，絕大多數只是制度，從不是秩序。這個信念是他最崇高的理想：龐大的制度，完美的生活方式。一切「龐然」之物都盛大輝煌，他生活在「量的欣狂」中。但在必須當機立斷的日常小事上，他卻思前想後，絞盡腦汁，猶豫不決。他對一切都追求「形式」，同時又擔心生活對他追求的形式難以容忍，一切全都雜亂無序，超出唯有死亡才能界定的可憐框架。

羅拉的表妹們三天兩頭泡在酒吧。沒有人在乎她們在這些化裝晚會上的經歷。她們的父母不在乎，她們後來嫁給的市民丈夫們也不在乎。對父母來說，已經成年的女孩們一個人在夜裡遊盪，直到天亮才衣裙皺巴、花環歪斜、發綹散亂地回到家，這很自然。簡而言之，在化裝晚會上發生的事情什麼都不算；只有在白天——在苛刻的市民生活中，在符合全部規矩、章程和嚴格儀式的情況下——發生的事情才算數。這種不言自明的約定是說，女孩們的性自由一直持續到出嫁之日。這些柏林的女孩們，在疾風驟雨般的化裝晚會後，帶著天真無邪的羞澀嫁給在酒吧里遇到的某個舞男，搖身變成妻子和孩子們的母親。這些女孩說起肉體之愛，就像談論某項工作任務。後來，她們有一天退縮到婚姻里，結束了她們的愛情生涯。

他總是手忙腳亂地捕捉細節。他本性驚人：驚人的善良，同時驚人的無助。他每天上午都來找我，置身於我所棲身的混亂中，他說無序是「我的生活方式」——我毫無目標的無序讓他難以忍受，他試圖在無序的背後找到形式、制度和觀點——他問我晚上去哪兒。假如我跟我的律師朋友一起用晚餐，他會問我那個人住在哪兒，他的公寓什麼樣子，有幾個房間，他住在那裡多久了。聽到回答之後他沉思片刻，然後又問：我們吃了什麼？我們喝沒喝葡萄酒，還是只喝了啤酒？誰坐在主人的右側？他雇了幾位僕人？晚飯前我們聊了些什麼？隨後又問：吃飯的時候聊了什麼？吃完飯呢？另外，關於拉特瑙我們談了些什麼？誰先提起拉特瑙的名字？我不記得了嗎？我得好好想想。邀請我的那個人是不是音樂教師？這個人怎麼樣？多少歲？一位音樂教師掙多少錢？在城市樂團工作是否也能得到家庭補貼？音樂教育由國家統一管理或推行音樂私教，我認為哪個模式更有效？音樂教師讀拉特瑙的哪本書？他是哪個政治黨派的成員？他的扣眼裡戴沒戴像章？（漢斯·埃里希戴。）我覺得拉特瑙的財產如今都到哪兒去了？我在拉特瑙的文字里是否發現了神秘主義元素？拉特瑙的實用政治是否可行？晚飯後有沒有上咖啡？牆上有沒有掛知名畫家的畫作？我是否無條件地相信一個人的才華早晚都會實現，還是只覺得有實現的可能？在當今的社會秩序里，是不是天才也會迷失？

我在真真確確的白蘭地氛圍里開始飲酒。在家鄉，人們輕飲小酌：我從來沒看到父親和他的朋友們醉過，然而葡萄酒每天都擺在桌子上。像我們這樣每天都喝白蘭地的人，在家鄉人眼裡算得上酒鬼了。德國人飲酒，根本沒有感染我。在法蘭克福，在「衛戍營」附近的一家荷蘭人開的白蘭地酒館里，城裡高地位、有名望的酒徒們每天上午都在那兒聚飲。上午十點，他們已經開始用大肚酒杯灌杜松子酒。我一臉苦相地坐在他們當中，根本就覺得不好喝。在這裏，我第一次在德國人中看到酗酒的猶太人。在那之前，我覺得猶太人鄙視那種為了自己的「盲目」飲酒。在這裏，在大學，在兄弟會，那裡接納了他們並且容忍他們，他們懷著痛苦的自尊向酒精求助。在大學，我們所有人都飲酒，德國人，外國人，一呼百應；我們臉色陰鬱、情緒厭惡地飲酒。當我意識到自己時，我已躑躅在酒氣熏天的世界里。

漢斯·埃里希無條件地相信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相信在歐洲至高無上的德國精神；但是與此同時，他同樣無條件地相信阿司匹林的療效，相信穿用羊毛線織成的內褲可以保護他在冬天不得感冒。我興奮不安地跟他交往，因為像他這樣誤入左翼陣營的德國市民階層男孩，我從來沒有遇到過。我無法理解他的脾性、他的品位、他的傾向和他的觀點。在柏林，我認識不少瑞典人、法國人、羅馬尼亞人、俄羅斯人，但從來沒有遇到過像這位德國年輕人那樣魅力十足、令人不安的外國人。他談話的時候思路清晰，但在清晰的思路背後迷霧重重，無措無序。他既讀伏爾泰、伊拉斯謨的著作，也心懷崇拜地談論一位名叫華德瑪爾·邦塞斯的德國作家鼓吹的「現代神秘主義」，他從中感覺到「建設的力量」。但是我感覺到的，只是一個蹩腳的末流作家。我們兩個都讀馬汀·布伯的傳奇故事，吸引我的是作家率直、剛硬、傳統的德國性，吸引他的則是猶太神秘主義的模糊性。許多年裡，我們每天都在不停地交談，幾乎沒有歇嘴的時候，我們的談話碩果累累，這是由於我們永遠不能讓對方理解自己。我不能也不想擺脫他，因為從他的「存在」和「思想」中我嗅到了「德國人的秘密」，那是一個難以言喻的，基於語言、環境和記憶能讓一個人無可救藥、確鑿無疑地成為德國人的綜合體。就我而言，我從來不是薩克森人，不是摩爾維亞人，而是無可置疑的匈牙利人——但我綜合了他們的不同特質而成為了自己。與此同時我也可以想象，假如二十年後我在北京變成了一個中國人，我也不會覺得自己滑稽或可悲。

德國消失了。夜裡，我們周圍的人講的都是陌生語言，我們困惑地跨過「真正」歐洲的大門檻，只有上帝知道，那裡有怎樣動人心魄的身心體驗在等候著我們……但是，我在心裏偷偷地懼怕那另一個歐洲。我是否做好了心理準備？我執刀叉的方式是否正確？等一會兒，假如外面有人談論什麼事情，我是否能笑得恰到時機？……在漫漫長夜裡，我開始偷偷地想家，想念另一個更熟悉、更自在，卻被我無情拋棄的歐洲，另一個德國。的確，對真正的歐洲來說，德國人可能是很危險的，他們有著不能釋懷、仇怨難解、神秘莫測的罪孽感，非常複雜，令人恐懼，就像生性好戰、結幫聚伙、尋歡縱慾、愛穿令人不安的制服、格外渴望秩序、內心極度無序的劍客——但是在躊躇滿志、精神錯亂、磨刀霍霍、出於恐懼而好戰、統一併酷愛組織的德國背後，另一個德國正雄雞破曉，沐浴著清晰、不滅、柔和的光——誰知道，誰敢斷言，哪一個德國是真的呢？另一個德國，是歌德哺育的德國。在那裡，不管德國人喜不喜歡托馬斯·曼的《布登勃洛克一家》，他們也購買了一百萬冊；在那裡，這位偉大、高貴的作家用他的著作和做人的態度，無論是在和平時期還是在戰爭時期，都跟歐洲站在一起；大約有三百萬德國人讀過他的全部作品——在另一個德國，讀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人，至少跟俄國的讀者一樣多；在那裡，人們懷著某種孩子式的、躊躇滿志的虔誠，但不管怎麼樣，他們畢竟懷著虔誠之心去讀所有鉛印的字母；在那裡，人們以最完美的方式演奏音樂，以恪守良心的責任感在化工廠里做化學分離，在手術台上搶救痛苦的患者——另一個，另一個！出色的學校，出色的教師，我流浪歲月的德國。到底哪一個是真的？我不能回答這個問題。我將身子探出車窗，感到憂傷和不安；我凝視黑暗，淚水盈眶！

絕大多數「革命」，包括在卡普政變的日子里，都是平靜無瀾地進行的。同時代人對革命並沒有直接的興趣，只是注意到燈滅了，電話不響了，飯廳里的水龍頭不流水了，我們要用礦泉水洗漱。我們很快學會了「現代革命」的生存技術：所有人都在家裡備一小把蠟燭和幾升瓶裝的法辛艮牌礦泉水。當時貨幣貶值還不那麼嚴重，並不像後來馬克在幾天之內，甚hｔtpｓ://rｅad•99ｃsw.ｃom至幾小時之內就變成廢紙。外國人拎著成筐的外幣到物價便宜的德國來購物；在德國工廠的倉庫里，則堆滿了外國的原材料。每個人都有事可做；只有中產階級、會拉丁文的學者和公務員損失慘重，靠薪金和退休金生活的中產階級束手無策地充當了「漲價」、「昂貴」的犧牲者。在那幾個月里沒有人相信，或許連國外都不相信：馬克真會遭此劫難。千元面值的舊幣仍在流通，有一次我去德意志銀行取一筆國外來的匯款，領到的竟是幾百張印有威廉頭像的千元紙幣，我感覺自己是一個富有的資產階級分子。工人們迅速集結起來，用複雜的提薪運動應對災難；但是中產階級驚恐萬狀地木然觀望，彷彿小市民的偶像轟然倒塌，突然被貨幣貶值的颱風從退休金、有保障的收入、儲蓄存款和生活費的暖巢中吹走。有一天我們意識到，柏林的一切都在出售或出租。

在那段時間里，我還是寫了幾首詩；後來，抒情詩的素材枯竭了，我再也不能破解「方程式」了；再後來，我跟幾位朋友結伴去了雅典和底比斯，但是「真正的」底比斯我再也不會看到……不管怎麼講，羅拉是「現實的」，現實得讓人不由自主地感到恐怖；我必須從「真正的」底比斯和雅典流亡，好能生活在她現實的子午線之間。過了一段時間，我在咖啡館里故意繞開艾爾莎·拉斯凱爾—舒爾勒的桌子，不再跟林格爾納茨去動物園了，也不再去那些更曖昧的地方聽人講述「大洋彼岸」的歷險……最後，我在另一個國家丟失了護照，喪失了國籍。在後來的日子里，我再沒寫過一首詩。但是關於這次流放，我就像一個被剝奪掉權力的國王，憤懣地沉默。

顯然，我是個有病之人，因此更沒有能力承受什麼。周圍人只需把酒遞到我手裡；假如他們沒在法蘭克福教我飲酒，那麼在大學或其他什麼地方，在無論我浪蕩到哪兒都頹唐散漫的社交生活里，很可能我會直接逃入其他種類的麻醉品里，也許會去尋找比酒精更加危險的鎮靜劑。的確，光喝酒並不能使人鎮靜。我記得有一年，我二十歲到二十一歲那年，每天晚上，準確地說是每天早上，連酒精也不能讓我入睡，每天睡前我都要吃魯米那。焦慮感和強烈、抵抗的恐懼想象壓倒了魯米那的催眠作用。我吃魯米那入睡，感覺就像暈厥一樣；在深沉、無夢、滯悶的睡眠之後，我沒精打采地醒來，立即去抓白蘭地酒瓶。在這種生活方式下，再堅韌、再健康的年輕人也會很快變成一副爛皮囊，當初我也非常健康。我真不理解，我的內臟和神經是怎麼承受的？事實上，我看上去根本就承受不了……但是，這種生活方式，這些一度濫用的麻醉品，還是幫我度過了生活中的許多危機時刻。現在我肯定地知道——這一點有許多細碎的符號記憶可以確鑿無疑地證明——在那段時間里，我生活在慢性的生命危險之中，只有酒和毒品可以消除這種危險。比方說在德國，我不管白天黑夜都總是攥著一把上了膛的左輪手槍；如果我睡覺，手槍就躺在床頭櫃的大理石桌面上；我揣著左輪手槍去咖啡館，去編輯部……為什麼？我害怕誰？誰也不怕，我是怕我自己。在深埋的、優雅的、可以觸及的記憶背後，有著某些令人無法忍受的羞辱記憶折磨我；有的時候，我一「想起」這些，這種羞恥堵在我的喉嚨，就像受到身體攻擊，被人蹂躪，扼住喉管，我陣陣作嘔；準確地說，是我的身體想起了在某個場合我不能找到關聯的記憶。這種恥辱究竟是什麼？我到底在哪兒受到的傷害，讓我承受如此的羞辱？我不知道。直到現在，我仍不知道。但是有一天，我能夠忍受了這些記憶，不再痛楚，不再出現那種身體的不適感和無法忍受感；於是我不再需要安眠藥，我跟酒的關係也變得較為健康，較為愉悅。離開麻醉品，生活難以承受；那些一旦離開助行器就無法保持身體平衡的人們，即使在今天也會對那些工具心懷感激，同時又投以懷疑的眼神，幾乎是吃驚的懷疑。他們藏了什麼秘密？毫無疑問，「健康人」也有，只是非常少。也許在女性當中可以最快找到簡單、健康的心靈。我認識不少年長的女士，她們令人驚嘆地承受生活之重，命運把她們放到哪兒，她們就在哪兒隨遇而安，直至生命的最後一息；大多數情況下，她們的壽命遠遠超過平均壽命，「她們的秘密」不是別的，只是服侍和屈從。（茹莉表姑七十多歲時，有一次我開玩笑地問她長壽的秘訣——她不假思索地回答說：「要保持常態。」）但是年輕人是沒有常態的。

我在柏林的那幾年，也不乏風流倜儻的日子；那個時期，正是「憂鬱柏林」的特殊歲月。我們輕浮、放浪地生活在燈紅酒綠、矯揉造作的大城市裡。城市的醜陋和建築的貧瘠也討人歡喜；假若讓我現在回想那一段時間，我會驚詫地意識到：後來，不管我在哪個國家，都再也不曾像在戰後一年半的柏林那樣感受到那般神秘、浮浪、不羈、輕率的年輕。「革命」時常爆發，但在血腥的斯巴達克起義失敗后，人們不再過分關心那類幕間休息式的醜聞，就連參与者也不。曾在魏瑪時期為新憲法和自由權益歡呼的德國人民，不再關心自由問題。艾伯特接受了其穩重而理性的政黨的委託，收拾那個爛攤子。德國社會民主黨暫時掌握了國家大權，但是既不會使用，也不會濫用。

在那段時間里，我體內燃燒著溫度不同、光亮各異的火焰，那是純粹、自然的厄洛斯的快樂，讓我既能投身於他，之後又不會感到自責或怨悔。那是一種特別的情感，就像在做|愛之後我必須逃離「現場」，不會在體內蓄勢累積。我伸出兩手見什麼抓什麼，既無恐懼，也沒願望，不放過柏林給我的任何東西。那個時候，我年輕得那般純粹，那樣無辜……人們能從我身上感受到這種年輕。我所到之處，萬物都向我張開臂膀。生活中存在這樣的階段，在一個人身上可以感受到厄洛斯的呼吸，他在別人中間隨意穿行，彷彿是大自然挑選的靈物，既不能被傷害，也不會被玷污。

對那位投給我們瞬間微笑的女人，我們能夠了解些什麼？「相識」是件複雜而危險的事情，其結果往往只是開始。我對那位女演員的了解只有這些，她的情緒總是很好，她對男人和「生活」懂得很多……她憑著自己女性的聰穎，掌握許多隻有那些真正的女人才可能懂得的原始經驗；男人們若能了解其中的些許碎片，就會為此自鳴得意！每天早上，我在白雪覆蓋的動物園裡等她，在一條路的拐彎處。她上完馬術課回來，帶著聰穎的微笑，在她的微笑、舉止和眼神里洋溢著一種無間、真誠的生命歡樂，這種生命的歡樂實在令人銷魂。她非常含蓄，也非常講究。後來我才意識到，她以自己的方式謹慎而溫情地教會了我什麼，教給我複雜的日常禮儀，它們對「大都市生活」的自我約束做出了規定。她對我密切關注，嚴格管教；就像一位導演調|教年輕演員身上的稚拙，她努力柔化我舉止和觀點的粗莽。我意識到在社交圈內，真正的禮貌是人們共同生存的唯一可能，這跟我在家裡、學校里學到的知識截然不同，要複雜得多。我們在童年養成的「紀律」還相當低等；女演員努力用她美麗、輕柔的雙手，解除我身上「低等紀律」的羈絆。她讓我明白，真正的禮貌，並不是強打幾分鐘的精神參加一個我們並無興緻參加的約會；如果我們能把一次令人不舒服的會面無情地扼殺在萌芽期，那才更加禮貌……她教我懂得，如果沒有無情，我們永遠不可能得到自由，我們將永遠成為同伴們的累贅。她還使我明白，一個人可以粗莽，但不能夠無禮；可以揮拳打一個人的臉，但不能惹人厭煩；在那些對我們並沒抱多少期待的人們面前假裝充滿愛心，實際上也是一種無禮。

「革命將會逐漸取得勝利。」他沉思地說，胳膊肘支在車窗上。

毫無疑問，我的青年時代是在柏林開始的。對於那種狀態，人們後來以青年時代的名義驀然回溯。每天醒來，我都感覺在我的身上發生了什麼。也說不上多麼隆重，就是這樣，我的青年時代在柏林開始，並且持續了一段時間；但也不能說平平淡淡。那是一個過渡狀態，有著非同尋常的儀式、與眾不同的戲服和重大的轉折。在柏林，在我周圍誰都沒有時間做任何事情，我則做什麼都有時間。城市生活正處於一個這樣的階段，不僅富於異鄉風情，而且在大多數時候或從某些特殊領域看，它都給人留下國際大都市的印象。外國人布滿了城市的犄角旮旯。在這座城市的迷宮內，擠滿了俄羅斯人和挪威人，每個人都要創建什麼，德國人會為所有人的創業鋪墊基礎，哪怕外國人自己都不相信自己的生意能夠成功。德國人追著無所事事的外國人給他們錢。有一天下午，兩個從符騰堡來到柏林的德國人在一家咖啡館里跟我搭訕，隨後我們聯手創辦了一份畫報。兩個星期後，我們在弗里德里希大街一棟公寓樓的樓上租了一套有好幾間房子的辦公室，不僅配備了電話和打字機，還雇了會計、收銀員和打字員。畫報還真的出版了，內容荒唐得不可思議，並且暢銷了很長時間。創刊號剛一問世，我就與他們分道揚鑣，我實在忍受不了他們那副一本正經的空洞無知。這類的「創業」在這座城裡比比皆是。在選帝侯大街的一條小巷內，我在一家午夜酒吧里結識了兩位退役的德國軍官，他倆在半小時前剛剛相識，很快就成立了一家投資百萬的鉛筆進口公司，他們為我不肯加入這樁一本萬利的生意大惑不解。幾個月後，他們就用進口鉛筆賺的錢購置了住房。那些年的柏林並不浪漫。不過，那座巨大的城市是獨一無二的大實驗室；外國人可以在德國的工廠、劇院、電影院、編輯部和辦公室里隨心所欲地小試身手。戰後的柏林對抱有敵意的外國人俯首帖耳，百依百順。乍看上去，那是一個到處散發著可卡因和威士忌味的冒險世界，但在醉生夢死的享樂背後，格調日益潰腐，觀點日漸清晰。

但是我對她沒有慾望；也正因如此，她逐漸向我袒露了所有秘密。隨著時間的推移，所有的面紗都從她頭上飄落，這樣的脫，要比所有的赤|裸都更刺|激。聖誕節的上午，她跟我說：

在瘟疫的恐懼中，在瘋癲的狂歡里，在預示凶兆的假面舞會上，柏林變得美麗起來。我下午醒來，我是被朋友們叫醒的。人們被一股隱秘的旋流卷到一起，他們中有瑞典人，俄羅斯人，匈牙利人，處心積慮又憤懣憂鬱的一代人，有修養的風流子和投機者；大多數人我連名字都不知道。

我們組成了一個道德感薄弱的聯盟，不僅有別於德國人，可以說是為跟他們作對而組成的——即便有一天我們被冷酷無情地從這座城市趕走，我也不會感到震驚。不過，德國人只是感到驚詫，沉默不語。我們坐在羅馬咖啡館內，一群歐陸精神的集大成者和所謂的精英，我們滿腦子想的都是換錢和寫詩，為皮貨生意和佩吉爭得面紅耳赤。德國人嚴肅、靜默地站成一堵不透風的人牆，組成一支跌撞蹣跚的隊列。與此同時，我們以複雜的方式佔盡便宜。德國人不僅將柏林拱手交給外國人，還給了他們值錢的外匯。柏林越來越城市化，越來越有氣質，女士們學會了穿著打扮，城市氛圍里充滿了奇思妙想，城市活得生機盎然……在那年冬天，柏林很美，神秘莫測。上午，我在動物園裡散步，林登大道彌散著汽油霧障的躁動不安。這座城市介於一座南方港口城市的曖昧和一座普魯士大都市的嚴謹之間。殘酷的活力與饑渴，讓這座城市尋找平衡與滿足，表白和思考無可非議的自由；虔誠與善良，讓這座城市接受各種各樣新的藝術探索，所有這一切使得柏林在很短時間內變成一座戰後歐洲最具魅力，或許也最有希望的城市。在所有親歷了那些歲月的人們心裏，「柏林的憂鬱」是永恆的記憶。

在我周圍漂滿了浮冰狀的孤獨。這要比焦慮的孤獨更嚴重：發自我的內心、我的本質、我的記憶。作家絕望的孤獨，已經成為了生活態度。我「親近過的」那些人，都處於同一個文化培養基內，每個人都在自己的事業上前進或墜落，只相互發出光的訊號。在法蘭克福，我們踮著腳尖走路，口齒不清、煞有介事地談論瑪麗·魏格曼的舞蹈或共產主義。那一切都很有趣，令人眼界洞開，我自己也慢慢顯得博學。空氣里塞滿了口號。社會主義者，共產主義者，唯美主義者和哥特雕塑收藏者教會了我相似的口號，但是與此同時我意識到，我對現實一無所知。我覺得，我的腳必須踏回到地上。我必須憑自己的能力，以自己的方式獲取經驗。現實可以說無處不在，同時發生：無論是在書籍里，還是沙龍里，都跟在妓|女們身上，在與我一同夜飲啤酒的健碩士兵們身上，跟在斯泰提納·班霍夫街區我的房東們身上，跟在那些由於我遞上一張印有威廉大街地址的名片而邀請我作為「外國媒體」成員晚上去赴啤酒宴的新任魏瑪部長們身上沒什麼兩樣。我惶恐而決然地投身到洪水之中，以再自然不過的舉止投身到女人的石榴裙下。我認為，她們跟這座城市的關係最為貼近。但是托馬斯·曼和文學，通常來講要比這個或那個女人對現實的了解多得多。在我看來，「現實」就像一篇不應該跳過又沒完沒了的「課文」，一開始讀，就差不多要忘掉。

羅拉在方方面面都很「節儉」。她把省下的馬克存在一隻舊雪茄煙盒裡，這些馬克到了第二天連面值的十分之一都不值。當德國的中產階層和工人階層，總共六千萬人，一天又一天地喪失一切，她卻毫不動搖地認真推敲，我們是坐地鐵，還是坐電車，估算哪種交通方式最便宜。我怎麼跟她解釋都沒有用，在排山倒海的大毀滅里，這種審慎改變不了我們的命運——當數十億計地砍價時，億就變成了零頭。慢慢地，我讓她懂得了這個「零頭」的含義，我也自我封閉起來。

羅拉是第一位探尋通向我的孤獨之路的人；我惶恐不安地進行防衛。作家的意義，就是孤獨。我總是逃避友誼；我覺得那是一種出賣，一種懦弱。在新教徒的德國人世界，保持孤獨並不是很難。在靈魂內、性情中和品位上，我還是一個非常虔誠、不可改變的天主教徒。在這段時間里，我了解了法國詩歌，讀了維永、魏爾倫、克勞德爾、馬拉美和佩吉的詩作。尤其是維永和馬拉美的詩句，十分熨帖地打動我心；從他們的詩文里，我聽到了親人的聲音，就像許多年前我從卡夫卡的書中聽到的一樣。這種親情不是風格或氣質，也不是出於觀點的相似才將自己記入某個家譜。一個人歸屬某個精神家族；在這個等級體制里，在我看來，歌德是鼻祖，之後隨著時間的流逝，我們找到了新的家族分支，出現了私生的精神兄弟和叔伯。當我拿到佩吉的書時，我是那樣地喜歡，彷彿已經閱讀過一樣。這些靈魂對我來說，就像在一個家庭內用暗語交流的親緣靈魂，用不著解釋，我就立即能明白對方想指什麼，想說什麼。正是這些靈魂使我內心充滿了作家的孤獨；朋友和情人從來不會。

我在法蘭克福開始喝酒；到了柏林，我變成了正經八百的酒鬼。二十一歲時，我就已經習慣，讓女僕每天早晨端一杯咖啡和一瓶白蘭地、威士忌或小茴香酒，到了晚上，這瓶酒我會喝完最後一滴。我絕望、厭世地醉飲。我用最烈的白蘭地開始一天的生活，然後用伏特加結束。我總是醉醺醺的，在那些年，我需要那種半意識狀態。某種日子開始了，而這種日子離開了麻醉品就無可忍受。為什麼一位健康、並非沒有教養、不管怎麼說都很嬌氣和講究、風華正茂的年輕人要讓人給自己送白蘭地？這不可能還有另一種理解。正像俗語所說，「世界展現在我的面前」。沒錯，我周圍的人也都酗酒。在我法蘭克福的朋友圈裡，大部分都九-九-藏-書是內心相當細膩的人；作家、藝術家、所謂的唯美主義者，他們都從上午開始就痛飲白蘭地。有好些次，我心懷好奇地觀察我的那些熟人們，他們都是自然而然地酒精成癮。德國人，其實是一個明智的、奉行市民道德的高尚民族，那些年的生活讓他們實在難以承受。很少有人為了醺醉飲酒。一個人遭受各種傷害，有一天他再也承受不了，這個時候，他開始飲酒。

我的記性不好。某個時期、某個人的相貌以及與他的相識相交，都像細沙一樣從我記憶的篩網裡不留痕迹地漏了出去，我只對那些排成重要而鬆散隊列的「事件矩陣」留有記憶。在這個矩陣里，就像凝凍在古代松香里的昆蟲，凝凍了一個個故人栩栩如生的象徵性生命。在我的記憶中，被我拋棄的人對我而言，就跟那些活在我記憶中的死者相仿。我是個忘恩負義的記憶者。總有一個又一個人從混沌中顯現，周圍堆積著記憶的煙靄，如海藻一般；因此，我必須清除那些隨舊日潮汐捲來、早將重要記憶掩埋的垃圾。關於我在青年時代生活在國外的那最初幾年，大概我能列出上百個名字，有男有女，他們都扮演過「角色」——那時候我很喜歡他們，他們有時會在我的生活中扮演「決定性的」重要角色。他們中間有的人，曾跟我你死我活地打過架；今天，或許我能記起打架的場景，但已經說不出他們的名字。在那段時期，我結識了許多女人；其中包括跟我一起逃離法蘭克福的那一位，但我已經連她的名字都記不得了。在我出國的早期，只有一個人活在我的記憶里，那就是女伯爵。後來，漢斯·埃里希就像一個影子，經常浮現在我的眼前。在我們之間有過什麼東西懸而未決，可能是種族差別，可能是畸形情感，我不知道。他也跟著我來到柏林。

三天之後，國家社會主義黨佔領了帝國。漢斯·埃里希被關進集中營。他工作的報社也更換了主人，過去的同事全被掃地出門。漢斯·埃里希被時間遺忘了，就像我年輕時代的許多夥伴；我再沒聽說過他的一點消息。

我向西旅行，帶著簡陋的行囊，有點無家可歸的感覺；不管怎麼說，我對那個我正在逃離的地方懷著無法釋解的牽繫。一位年輕的女性陪伴著我，此刻，她肯定在為某些更實際的任務絞盡腦汁，而不是歐洲的命運；行囊里揣著剛動筆的手稿，我帶著它西行，估計將來這些手稿不會喚起我太大的興奮，即使喚起也會轉瞬即逝。我是「已婚者」、丈夫和養家糊口的一家之主，流浪歲月的記憶在我的身後時隱時現，我剛滿二十三歲。剛才，在破曉時分，法國海關員在邊境向我要去了護照。在我的護照上可以讀到以下信息：「二十三歲，匈牙利人，已婚，學生」，「旅遊目的：學習」……他看了看護照，也瞅了瞅我，然後仔細打量了羅拉幾眼，聳了聳肩膀，咧嘴笑了。那是黎明五點，火車停在邊防哨所前，四面八方的公雞都在鳴叫，大概是高盧的公雞|吧。我在小賣鋪買了一包煙，點燃一支，那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抽甜絲絲的、黃花煙草味的法國香煙。隨後，我買了一份《馬丁報》，坐到長椅上，直到開車之前我都在讀報上的小廣告。有一條說，巴黎有一家肉鋪有意轉讓；另一條說，有人願意倒插門到外地的飯店，最好是在「塞納」、「瓦茲」等省份。火車站又臟又亂，煙蒂和橘子皮扔得滿地都是。

假如我在那段時間里能夠寫作，我最想寫的是簡單的遊記，以伽什帕爾·費倫茨博士和沙克爾頓那樣的風格：寫關於人的探險文字。我會這樣去發現人，按我自己的目的，好像發現一個有些神秘的陌生部落。可是，在那段時間里我什麼也沒寫。我甚至連詩歌都沒再寫。這是抒情詩般的生活體驗，消隱在現實的體驗之中；很可能正因如此，我才生了羅拉的氣。詩人不能容忍任何人打亂他的詩人心境與習慣。

晚上，我們總是去劇院。七點左右我去找她，等在她的客廳里；大飯店的隔音牆板和手工編織的窗帘，將這個優雅、可愛生靈的生活與世隔絕。如果她要登台演出——並不完美地扮演某出名劇中的重要角色，我就陪她到劇院門口，然後坐進隔壁的咖啡館等她。如果一位女性賦予我友情，而她在專業上並不那麼完美，這種情況總會讓我感到一種身體上的痛。在她閑暇的日子里，我們會去萊恩哈德劇院；她解釋說，沒有意義去別的地方；有的時候，我們一連四五個晚上看同一齣戲。我始終對她的私生活一無所知。後來，她嫁給了一位富翁。有的時候，她請我去她家用午餐，餐桌設在沙龍廳，飯桌上總是坐三個人。她不喜歡女人。她請來的「第三者」不是著名作家，就是德國貴族、富可敵國的銀行家或叱吒風雲的政治家。客人一走，她就會滔滔不絕地向我透露「第一手秘聞」——剛走客人的隱私，講他現在跟誰住在哪裡，遇到了什麼煩心事，他有什麼，沒什麼，喜歡什麼。通過這些午餐，我慢慢熟悉了另一個柏林，當某位名人在什麼地方遇到重挫或大獲成功時常見於報端的那個柏林；有一種人，從來不會成為每日新聞。

初春，我們結婚了。我十分鄭重地擔負起一家之主的義務。首先，經過很長時間的深思熟慮，我買了一隻鞋櫃。我為了買這件必要、有用的傢具，花掉了準備用來置備全部家當的錢——幾百萬或幾千萬，鬼知道花了多少。之後，別的我什麼也沒買。那是一隻非常漂亮、硬木做的、對開門的鞋櫃，裏面能裝二十四雙鞋。幾周之後，就在通貨膨脹爆發之前，我們在動身去巴黎時將這隻鞋櫃送給了柏林的房東。我們若把它帶到巴黎，不僅太麻煩了，而且毫無意義，因為我們總共只有三雙鞋。

這個「家」，我們的第一個家，單從所陳設的柏林傢具來看，頗像一個大戶人家。跟大多數柏林家庭一樣，這裏也堆滿了笨重的德式傢具，尺寸驚人的扶手椅、石膏像、瓦格納頭像、愛國主義和神秘主義風格的木刻，給人感覺像是進了瓦爾哈拉神殿，還擺著威廉皇帝的銅像和大理石雕的臘腸犬。

我最後一次見他，是在巴黎廣場；他停下車，我跳下車後跟他告別。

我進行自衛，提防有人想要侵犯我的孤獨，儘管他們有合法的權利和自發的能力對我的「個性」發起攻擊——我在自衛的過程中發現了鍊金用的神秘原料，那些在每個人的心裏都會做出回應的東西，那些沒有法則和理論進行揭秘的、無可爭辯的事實：一個人或許遇見隱在另一個人內心深處的這種事實，或者遇不見。我突然變得好奇起來。我的性情發生了調整，發生了改變。我抱著這種關注走近每個人，就像天文學家坐到天文望遠鏡前，他掌握所有的數學公式，確定無疑地知道在迷霧背後，在某時某刻，將會出現一個發光的星體，毫無疑問，那是一個新世界……如果想用這種方法、這種立場來觀察人類的星象圖，不會取得太多的成效。我們和某個人一起生活，我們了解他的「一切」，與此同時，我們又對他一無所知。有一天早晨，醒來之後，我們突然發現並看到了另一個人，這個人好像以前我們從來未曾見過。他愛說什麼說什麼，愛做什麼做什麼，在他的言行舉止背後肯定深藏著這樣一個人，你會終於辨出，衝著他大喊：「啊哈，原來是你呀！」……這一發現令人興奮。我懂得了，不存在「簡單的人」，在肉體與精神的能力和特徵背後，每個人體內都存在著某種真實之物，某種原始因素，人類的一個鐳分子，幽幽飄曳，微微發光。

我小心翼翼地維護那塊屬於我的天地，採用實際手段，藉助于生活方式和謹慎態度，盡量不讓羅拉破壞我的孤獨。靈魂有它最後的避難所，作家最終會逃向那裡，尋找真理，但也將某些真理據為己有，不願示人。我總是盡量做得自主而開明，保持真誠；我蔑視所有低賤、怯懦的不恥行徑——我從來沒有自己的「秘密」，生活賦予我的一切，我都像寫報紙新聞一樣記錄下來——但是那個「秘密」，那個讓我不能成為別人、只能成為我自己的「秘密」，那個讓我「與眾不同」的秘密，我絕不會告訴任何人。這個秘密的揭秘，通常被稱為「藝術」。羅拉的進攻，迫使我變得小心翼翼。我必須意識到，她也有「秘密」——由於她不是藝術家，這個秘密無法公開。從後面的這個推測看，女人們確實為愛情付出了許多；假如我們揭開她們的秘密，會發現她們整個一生都在玩一場轟轟烈烈的遊戲，而且她們當中大多數都是輸者。

我相信，他是一個天才，只出現過一次的天才，一個永遠不可能再度出現的人類現象。在我的同時代人里，他是第一個讓我明白這個道理的人：就作品而言，光有「天才」還遠遠不夠；寫作為創作者限定了條件，比我們所能想象出的條件要複雜得多，對寫作而言，天才的能力只是其中一個條件。不管他做什麼，無論他沉默，還是開口；無論他憎恨，還是無聊；無論他突然介入談話使之發生轉折，或是拒絕這樣，這都是他，不可被說服，他剛愎自負，冷酷無情，小孩子氣，並且——以他怯懦、羞慚的方式——驚慌失措。從他的外表上看，頗像一位超期服役的普魯士中士。他是一個身材敦實、圓腦袋、小眼睛的金髮德國人。一年之後，他加入了德國共產黨。有一段時間他銷聲匿跡。偶爾，劇院里上演他的一兩部戲，但並不太成功。在國家社會主義者統治的帝國里，他沒有受迫害，因為他是雅利安人，但是他被趕進了巢穴。在新的強權扼住他的喉嚨之前，真正的悲劇已經把他淹沒了。

在柏林，我開始了意外的歷險：青年時代的歷險……現在我已經明白，青年時代並不是能用時間來衡量的生命階段，它只不過是一種狀態，其開始和結束都不能用年份標記。青年時代既沒有伴著青春期開始，也不是在某一天（比方說，在我們四十歲某個星期天下午六點鐘）結束。青年時代，這種格外奇特、根本不是「暴風驟雨式」的生命感受可以在我們最不經意的時候，在我們對此毫無準備且無特別期待的時候發生在我們身上。這是一種憂傷、純潔、無私的狀態。你不由自主地被各種力量所席捲。你也為此倍感折磨，還有一點羞慚。你想儘快地度過這段時光，變成留胡蓄鬚、滿口都是原則和冷酷而明確理論的「成年人」。有一天你睜眼醒來，發現四周是別樣的照明，別樣的客觀含義，別樣的詞語意味。從你護照上寫的資料和你身體儲蓄的能量來看，你還很年輕；也許從幻想破滅和責任感的意義上說，你還沒成為一位男子漢。但在青年時代的初期，那種蟄伏的、怨惱而無辜的狀態已經在你身上發生了，已經有別的什麼開始替代它，生活的一幕過去了。我從魔法中醒來，感到驚訝不已。這是一種怎樣的「已經發生過了」的感覺，跟任何種類的肉身體驗都截然不同，但在內心深處苦澀滋生，幻想短暫易逝。只要青年時代尚未過去，你就會刀槍不入。

第二天，我父親啟程離開，彷彿他只為了這次碰面——他這輩子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來到柏林的。下午，我在選帝侯大街的一家咖啡館露台上跟羅拉約會。我給她講了朋友的來信，結結巴巴地說了兩句什麼無關痛癢的話。隨後，我尷尬地沉默；她也一聲不語。我們倆心裏都很清楚，我們坐在這裏已無事可做。這樣的約會總是很簡單。出生也很簡單，死亡也一樣。我對我的朋友從來沒抱過一刻的「自罪感」。我裝不出那種虛偽、扯謊的「騎士風度」。其實，這樣的約會既沒有意圖，也沒有確切結果。我什麼也沒做，也沒有什麼好做。後來，我多次從男人們手裡搶走女人，男人們也從我手裡搶走過女人。這種時候，我有過自罪感，或者感到羞慚，或者強詞奪理，總之每次都能給這種法國式的四角關係做出「解釋」。當我跟羅拉約會時，我既沒有跟自己解釋什麼，也沒有跟別人解釋什麼，就像一個人覺得沒必要解釋自己為什麼活著，為什麼呼吸。我在巴黎有一位朋友，住在瓦格蘭大街，有一天下午四點鐘，他在街上「叫住」一個女郎，後來跟她生活在一起。女郎還是處|女，跟他走了。他們去了一家小客棧，從那以後一起生活了十五年。我跟所有人的關係都是這樣開始的。我從來沒「追」過任何人。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追——要麼在約會時互相看對方第一眼就水到渠成，要麼一切談話都是枉費氣力。我們坐在選帝侯大街的露台上，已經談了有半個小時，之後我們都緘口不語，看別人跳舞。我對那天下午的每個細節都記得異常清晰。可以這麼講，我們根本還沒談自己的私事，我就已經滿腹心事地坐在她旁邊，盯著舞|女在心裏暗想：我們以後靠什麼謀生呢？這種本能的直覺，對兩個人的關係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不可能誤解。後來，我們一起去看戲，去萊恩哈德劇院。那裡正在上演斯特林堡的《一出夢的戲劇》。「為人類感到惋惜」，海倫·提米格演唱。那是一個盛大，卻不迷狂的夜晚。我們兩個人都情緒不佳。那是一種「我們到底需不需要這個？」的感覺，焦慮，憂傷。必須得認識什麼人，帶著所有的秘密和所有的結果：就是這個，用嗲氣、平俗的字眼講，被稱作「愛」。相識，完美的相識，從來都不那麼羅曼蒂克。我們心緒惆悵地往家走。當我們在大門口告別的時候，我意識到，她哭了。我們兩個都尷尬得不知如何是好。我還從來沒有體驗過這種在小城市的市民家庭中稱之為「伴侶」的感覺。我還沒到二十三歲，我是個詩人，靠臨時性的收入謀生。幾個月後，我娶了她。

她掌握玄妙的秘訣：能夠一個人獨處。那些愛我追我親近我的女人，幾乎都是很好的人；她們對待我的態度，跟我對待她們的截然不同，她們更加通情達理，品行更高尚。我跟她們的關係都很短暫，一般見了兩三面后，我就會或多或少地感到厭倦。但是，我以自己的方式愛那位女演員，我們之間維持的友情，要比任何可以想象的肉體關係都更可靠。跟她在一起，我是那麼溫文爾雅，乖覺順從，好像無論之前還是之後，我都沒跟女人在一起待過。我會陪她散步，在寂靜的房間里坐幾個小時，看著她，看她坐在鏡子前化妝，看她細心地護理身體——飯店的窗戶朝向林登大道，冬日黃昏的街道上，瀰漫著文明大都市的神秘氣息——我聽她通過屋裡的電話跟陌生男人們撒謊或許諾。她從來沒有要求過我什麼，對我從不吝嗇時間，夜以繼日，溫柔體貼，抱著某種非同凡響、格外珍貴的騎士風度。她很尊重我的憂鬱，教我發現柏林的美麗，感受柏林的美好。她對孤獨的藝術有著令人驚嘆的理解力；她生活在貝殼內，就像一顆稀有的珍珠，價值連城；在那些懷揣慾望的人們眼裡，她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女人。

她想要「忘掉」的那個男人是我朋友。有一天，這人寫信向我求助，要我去找羅拉，對他倆的事情表一個態。讀完信后，我把信隨手一放，並沒把這事放在心上。幾星期後的一個晚上，我跟羅拉在劇院巧遇。當時，正好我父親也來柏林看我。父親從布拉格過來，只逗留一天。那時候，我父親在捷克斯洛伐克任匈牙利黨議員，他利用一個上議院休會的機會轉道來看我。無論之前，還是之後，他都沒有到過柏林。我不清楚什麼是「偶然」，這種邂逅有沒有什麼特殊意義？——不管怎樣，我把這次見面記錄下來：這兩個人，羅拉和我父親，這天晚上在柏林見面。就九九藏書我的生活而言，他們確實是跟我有過什麼關係的兩個人。我們在劇院的前廳不期而遇。父親在我的提醒下，機械地跟羅拉打了個招呼，並朝她的背影瞥了一眼，心不在焉地問：「這個人是誰？」我告訴他后，他很有禮貌地說了一句：「她很漂亮。」隨後我們回到了觀眾席，再也沒有提起過她。

寫作，是可以讓作家在其靈魂中縱容自己謙卑的奢華的唯一準則；否則就會帶著冷酷的懷疑站到生活現象的背後，因為在那一瞬間，他在生活的「冒險」和「體驗」中繞開了真正、完整的精神生存，從而喪失了作家的名銜。我就這樣喋喋不休地誨人不倦。我們尋找生活的樣板。女演員認定，「激|情使人變得純凈，使人升華」。但是，這種蒼白的德國—俄國式的理論並沒能打動我。我回答說，只有寫作能使人變得純凈。而且，我根本就不在乎一位作家在他生活、宿命所進行的地方，到底純凈不純凈。我只對作品的純凈感興趣。我認為，假如作家將自己的好奇心給了生活閱歷，那麼他就迷失了自我。毫無疑問，王爾德在蹲過監獄后再沒能寫出更好的東西；《瑞丁監獄之歌》只是證明了偉大的才華什麼都能忍受，包括「生活閱歷」……

在柏林當年輕人，一刻都不會感到無聊。我在柏林的那幾年，遇到許多善良的德國人，後來不管我去過多少地方，都再沒有遇到過那麼多的好心人。他們是那麼迷惘，靈魂中充滿了困惑、恐懼和復讎的慾望。那座城市是那般饑渴，渴望生命的快樂，渴望風格，渴望新的表現方式。我喜歡它的憂鬱和無邊無際。我喜歡上午步行穿過動物園，看身穿騎馬服的女士們在那裡散步，手執的馬鞭不僅表明她們熱愛運動，有時還暗示了另一種癖好，邀你跳神秘的死亡之舞。人們按性別分撥結派；開始只是出於時髦，後來同性戀像瘟疫一樣播散。為了解決泛濫的慾望，巨大的色情產業應運而生。

我給一家考紹和一家艾爾代伊的匈牙利報社投寄文章，都是一些抒情短文，我就靠他們支付給我的幾張外國紙幣養家糊口。羅拉無條件地相信我，她相信我懂得該如何生活，認為我在解決煩瑣複雜的日常俗事方面極其聰明，很有經驗。但是很快她就明白，我對現實生活一無所知。狂風在我們頭頂呼嘯，我們在暴風雨中驚恐地活著——勉強地活著，我們怎麼能夠在這裏「開始」？我能做出什麼樣的計劃？一個人在這裡能幹些什麼？什麼命運在等待著我們？這個「家」對我們來說有什麼意義？……從家鄉傳來的消息也令人震驚，讓人難過。哪裡能容下一位詩人？哪裡都不能。那段時間，我跟德國人中斷了聯繫。我沒把手稿寄給德國報紙，我在我的德國編輯面前感到羞慚，況且，給他們投稿也掙不到錢，他們付的稿費不等我從銀行里取出拿到街上，就在我手中變成了廢紙……羅拉待在家裡，我從早到晚在城裡遊盪，絞盡腦汁掙錢。但是絕大多數時候，我只能買些糖或書，神情沮喪、一無所獲地回到家。

法蘭克福歷險的女主人公留在了我的記憶之外，她在我記憶的堤壩上栽倒了。我沒能愛上她，甚至對她不感興趣。她大概是一位多愁善感、傲慢自負的女人，身材很高，頭髮金黃。在柏林，我把她安置在一個家庭旅館里，後來就把她忘掉了。有一段時間，我給她寫信或打電話，後來就膽怯地退縮了。她是突然與誰邂逅，還是返回了法蘭克福？我不知道。我想不起她的名字，記不得她的眼睛和聲調，只記得她的姿態，驕傲的相貌和修長、白皙的大腿。一段青年時代的愛情記憶，就這樣由大腿、胳膊和動作組成。當面孔也浮現在肢體之間，說明青春期結束，男人期開始。

她的生活準時準點，生活在美貌和女性——這種與眾不同的奴役之下。對於「職業」，她並不那麼盡心儘力，所以她跟所有喜歡穿金戴銀、懷揣值錢外匯的女人一樣精力充沛……每周六她都能領到一筆薪酬，一疊令人羡慕的鈔票；我覺得她不配領那麼多錢，因為我不認為她是真正的女演員；她實在太漂亮了，過分熱愛生活，所以成不了真正的女演員。我認為，一個人為了藝術，應該經歷一些生生死死……是不是她投注給生活和周圍人的美貌、慷慨、笑容可掬的熱忱，遠遠超過了她為完美飾演「朱麗婭小姐」所做出的付出？她自豪地掏出「薪酬」給我看，要比展示她的印度財寶還要自豪。她靠「工作」掙來的這些錢，總以羅曼蒂克的方式隨手送人：送給女僕或馬夫。她對我總是很好很溫情。她為自己的生活制定了許多規矩，儼如一位軍人或仁慈的女執事。

女演員住在阿德隆飯店。這裡有前廳、沙龍、卧室、浴室和被稱呼為「姑娘」的女僕，女僕也住在飯店裡，住在一層。有一次，女演員讓我陪她去銀行，下到鐵壁銅牆的保險室，嘟囔了一句密語，打開一隻保險柜，我被珍珠、鑽石和紅寶石項鏈晃得眼花繚亂。她不久前剛從印度回來；她是第一位獲准從英國殖民地返鄉的「保皇派公民」。她的庇護者肯定極有權勢，估計是哪個地位顯赫的英國紳士；但我從來沒有問過她那個人是誰——我尊重她的私生活，她也尊重我的隱私。她有汽車、在附近租住的別墅、各種支票簿和好幾隻獵犬。飯店服務生經常送去昂貴的花束和首飾，簡直像小說里描寫的那樣。

在我們新婚後的前幾個星期，羅拉哭了很長時間；她察覺到有什麼不太對勁，通過比我敏感得多的本能，她察覺到要把在這裏的日子過好幾乎不可能。我們咬緊牙關，愁眉苦臉地守在一起。對外，在我們家人和朋友面前，我們擺出一副「回頭我讓你們看看」的架勢。我們兩個都擔負起角色；但是生活不是演戲，所有強擺硬撐的樣子遲早都會摔成碎片。我就像一個年長的丈夫，心煩意亂地開始了我的婚姻生涯；我揣著一肚子主意回到家，經常生氣，吵鬧。羅拉像對一個孩子那樣安慰我。她只能絕望地感覺到，我遇到了什麼巨大的煩惱，不是現在，也不是我們之間，而是很早以前的事——我遇到了什麼打擊，我的心碎了，我不能完全將自己投入一種情感或一種關係，我因為什麼事情生氣，我很早以前就開始生氣了——當然，我們誰都不知道，我到底因為什麼或因為誰生氣……連我自己都不清楚。我所能理解的只有這些，我承擔了什麼，由於這種承擔我必須不惜一切代價地保持團結——我從哪兒能知道是什麼樣的代價？從第一刻開始，從我們的言行里就泄露出了某種意願；但我們對此一無所知。我們都向對方表現出荒誕、粗鄙、完全沒有必要、自欺欺人的騎士風度和忠誠，都在相互扮演心靈高尚、浪漫、可愛的角色，這一切賦予我們的內心活動以外在的表現。至於我們心裏的感受，沒有人知道，我們自己也不知道；但是內心活動與所下的決心無關。

不管怎麼說，在我們婚姻的頭一年，我們在柏林的所作所為都是一場徹底絕望、驚恐萬分的「過家家」遊戲。我根本不清楚，供養一個陌生人，對一個人來說意味著何等巨大的責任！我更不清楚，一個人無法靠近、無法改變的秉性到底是什麼。在這段時間里，我總是不停地需要很多人。在我的同齡人中，大部分人都相繼緊跟地逃進這孩子式的婚姻里。我們不惜代價地想在我們頭上支起一片屋頂，建一個「家」，用我們笨拙的手為孩提時代未能感受到的家的浪漫，拼湊一個扭曲變形、粗陋不堪的頂替品。這一代人在所獲得的所有「體驗」中唯獨缺少的就是家的體驗。我們在國外租住的房間建了一個家；有鞋櫃，沒有「前景」。不過，在那個時候，我的生活能有什麼「前景」？在柏林大學的名冊里，始終保留著我的名字，我已經當上了「丈夫」和「養家者」，但我還是在期末偷偷地跑到林登大街的盡頭，報名上了半個學期……只是沒有人能夠告訴我，我拿一個文憑能幹什麼。不管我往哪個方向看，前面都是漆黑一團。身後是戰爭和革命，眼前是政治和經濟的顛覆，是「價值再評估」的混亂時期，最流行的是口號。我們在這樣的機遇中「建立家庭」。許多年裡，我從來不能肯定自己從哪裡能掙到下兩個星期的房錢，我們會不會有吃午飯的錢。跟在家鄉相比，這是另一種貧困。在家裡，人們的日子過得很窮：沒有錢，命運不好，但至少有一個可以棲身的小窩，也總能有一小塊麵包吃，哪怕又干又沒味。可是在國外，陌生的巨人扼住我們的脖子。我們生活在焦慮、驚恐、無助的世界里。我們有充分的理由從這個「家」，從這個拼湊的、孩子式的家的責任前連滾帶爬地逃離。

我們的生活方式在德國家庭看來有點不可思議。我們起得很晚，睡得很晚，每天洗澡——尤其是我們過於頻繁地洗澡令他們不悅。在柏林建有最漂亮的浴室，但在戰後，人們洗澡越來越少。不過，公開的衝突後來只發生在斯托普家，在我們搬去幾星期後，有一次羅拉烤麵包。那時候，我們靠發酵粉和植物黃油度日已經好長時間了。羅拉烤蛋糕的本事遠不如我，但不甘落後——也不知她從哪裡搞到一份家鄉食譜，花外匯搞來五隻雞蛋、麵粉、糖和巧克力，開始在斯托普家的廚房裡揉面，烤制。女房東用懷疑、忌妒的眼神暗中觀察。當她斷定羅拉將五隻雞蛋全都打到蛋糕里后，一場令人不解的衝突爆發了——她歇斯底里地尖叫，在房間里衝來奔去，鼓動斯托普先生、僕人和孩子們也加入進來；從她語無倫次的話里只能夠聽出，羅拉玷污了德國人的習慣。「可恥，可恥！」她大聲嚷道。他們喪失理智地說啊，喊啊，叫啊，斯托普先生也跟著幫腔，要我們儘早離開這幢房子。就這樣，在這尷尬的一幕發生后的下一個月的第一天，我們搬了出去。那次「醜聞」的原因，我們始終沒弄明白。也許他們誤解了羅拉的意圖，他們以為羅拉故意嘲諷他們因通貨膨脹忍受的貧窮，當她揮霍五隻雞蛋做一塊蛋糕時，斯托普一家一個月也吃不到五隻雞蛋。在戰爭期間，他們學會了秘傳菜譜，用胡蘿蔔乾做「烤牛排」；不管怎麼說，他們吃了很多苦！假如他們是從這個角度理解那次悲劇性嘗試，我可以理解他們的憤怒。羅拉只是搞到一份私家秘方，開頭的第一句話就是：「取五隻雞蛋……」她根本沒有任何惡意。其實，即使在通貨膨脹期間，斯托普夫婦也要比我們富有得多，我們只有一隻鞋櫃，曾經有過。我們總不至於用一份家鄉食譜，破壞了什麼股市的秘密。對於這類廚室機密，不同民族的反應截然不同。就連四歲的小男孩，金髮的赫爾穆特，也覺得我們「侮辱」了他們。

漢斯·埃里希成為社會主義者，大概就像一個人有一天決定成為素食主義者那樣簡單。他的階層背景和內心信仰，都跟這個立場風馬牛不相及。我總抱有這樣的想象：如果一個人成不了別的，就會成為革命者。漢斯·埃里希就這麼簡單地做出了決定。他渴望「職業」，這很自然。我們一起生活了很長時間，後來他也去了巴黎，在那裡讀了許多書，學習期間，他對巴黎人不可救藥的無序感到緊張和厭惡。三十歲時，他已為德國最大的報社寫頭條文章；一兩年後，他被選入了帝國議會。我在希特勒出任首相的幾天之前去過一趟柏林，跟他一起散步。他的衣著打扮相當時髦，開著一輛嶄新的轎車在城裡疾馳；他向我介紹他的女友，那是一個漂亮、肥胖、體格碩大的女人。

這年冬天，羅拉被送到柏林，為了能夠「忘掉」什麼。她是一個在小城市裡嬌生慣養的富家閨秀，懷揣一股對父母粗莽的「敵意」。有一天，她帶著少女時代尚未完全愈合的愛情創傷，在安哈爾特火車站跳下列車。柏林城，到處充斥著化裝舞會的喧囂。她寄宿在一位親戚家，在選帝侯大街附近，這位親戚是她的舅舅，是最大的一家德國報業公司總經理。這些親戚都是富人，而且都買了大房子。羅拉就在他們那裡，過著她的「社會生活」。

她的「秘密」是什麼？我在羅拉身邊開始猜測，憂心忡忡地憋悶於心，並且好奇地尋找蛛絲馬跡。我心裏明白，通過一個人的言語、觀點、行為、同情心和憎恨看到的那個人，根本就不是這個人——在絕大多數情況下，那隻不過是某樣東西或某個具體人的投影；所有人都如此，在世界面前蒙了七層面紗，隱居在內心深處，活在可以觸摸的外表背後。這讓我感到可怕和吃驚。在此之前，我只是負責任地生活在大眾中間，意識到他們的存在，並且做出判斷；現在我開始關注他們，帶著自覺自發的虔敬，對每個人都區別對待。這種突然注意到每個人的「個性」、秘密和個體存在的虔敬，是一個靈魂發展的浪漫階段。在此之前，我對人總是根據他們的魅力做出判斷。現在，我突然感到這種痛苦並快樂的驚喜，彷彿對我來說，「大眾」的概念消失了；每個人都是相互獨立的世界組成部分，都值得我們去探險去發現去查找去記錄，穿過熱帶雨林和動植物群落，一個人的生命遠遠不夠……這樣的好奇心，一個人永遠不可能從書本里獲得。我再強調一遍，這是羅曼蒂克的生活階段。世界，這個人類的世界，分解成了一個個原子；對作家來說，先是追尋這種「無序」，這種觀點的「混亂」，之後才是傳統、秩序和將對人類個體類型的觀察納入統一形式的方法。

午夜時分，有人送來一封電報，內容是一份美國報紙駐柏林記者發給大家的新年問卷；這位記者想從德國名人們的嘴裏知道，他們認不認識六個人；如果認識的話，哪幾位是他們想在新的大洪水之日請上方舟的。凱賽爾將電報揉成一團，隨手扔掉，神色冷漠地說：「我一個也不救。」監牢並沒有搞垮他。在這個人體內蘊藏著出奇的力量。他是第一位我能從他身上直接觀察並體驗到「天才悲劇」的悲劇樣板，他是那類叵測「悲劇」的經典樣板。在凱賽爾身上，在他的每句話、每個動作、每個行為里，都能讓人感覺到某種宿命的力量，無法仿效、無可指摘的舉止，天才的宿命。

詩歌訓練，「訓練」這詞，是在修道士和雜技|師的意義層面；誰若不懂這個道理，他只是自以為是的文藝愛好者。（馬拉美，我最喜愛的大師，他是最純潔、最高貴的詩人之一，他懂得這個；他實在太懂了，以至於有一段時間他琢磨一種新式排版，以及增強或削弱詩歌「技巧」的字母形式。）做這種訓練，必須要孤獨，某種特別的、有時並不純凈的、混亂不堪的孤獨。詩人們在喧囂的文學咖啡館里，在這種孤獨之中，將胳膊肘支在桌子上，腦袋朝一側耷拉著。有的時候，我下午去羅曼尼舍斯咖啡館，坐到艾爾莎·拉斯凱爾—舒爾勒的桌前，我們一起喝茶，談論雅典，一坐就是幾個小時：談雅典，談底比斯，談我們將要「返回」那裡，種一棵棕櫚樹紀念她死去的情人們……（我們倆誰都沒有去過雅典。）詩歌不是「幻覺」，更不是優美迷人的胡言亂語；偉大、純粹的詩歌能夠讓我聯想到數學，一個必須破解的化學方程式，這跟音樂中的純粹相仿。跟其他地方一樣，在德國也有兩個國家並存：一個是能夠看到的，到處是雪茄店鋪、摩天大廈和外匯兌換所；另一個則是不太真實的、較難感受到的詩人國度。有時，林格爾納茨搖搖晃晃地跨進咖啡館，帶著滿肚子的朗姆酒和怒火，把我拽到附近的動物園內，在那裡他衝著動物做長篇大論、抑揚頓挫的革命演講，號召全世界被壓迫的老虎和蠑螈們聯合起來……詩人們膽戰心驚地生活在一個越來越野蠻的、黑人式艷俗的、刀光劍影的世界里九-九-藏-書……市民們擠滿了我們周圍各種各樣的夜總會，並在那裡扯破嗓子高唱：「你在哪裡聽到歌聲，就可以在哪裡消磨時光，因為壞人從來不唱歌。」與此同時，他們自覺自愿地準備投身革命。為了得到各種各樣的「補助」，他們義憤填膺；但詩人們不要求任何的補助。

柏林的親戚們贊成這個計劃。羅拉的舅舅出身於古老的柏林貴族家庭，是一位風度翩翩、溫文爾雅的穩健派紳士。他家裡聚集了一大批德國名流：作家，前軍官，實業家和將軍們。他們的家宅大得出奇，老先生掙錢很多，但生活簡單得令人難以置信。他們第一次正式邀請我去吃晚餐，一家人穿著節日盛裝圍桌而坐，女主人客氣地勸我再吃一盤，因為「沒有別的了」——當我按照家鄉的習慣婉言謝絕，他們也不堅持，一家人繼續享用冷餐，後來我才意識到，之後並沒有下一道菜。他們經常在豪宅里大宴賓客，晚餐只有「德式三明治」和盛在黑盤子里的豬肝餡餅。老先生很喜歡我，有時非常隆重地寫信邀請我過去「小酌一杯」。這有如授勛一般的邀請，在精心布置的儀式中進行。我們穿著黑西裝，氣氛沉悶地坐在那兒，圍著一瓶葡萄酒，一臉虔誠地品飲高貴的瓊漿。在我們家鄉，如果來了客人，立刻會拎來一大桶酒。羅拉的兩個表妹是女售貨員，戰後的柏林女孩都過著自由的生活。女孩們不帶男伴去酒吧里尋歡，去「克羅爾」，或去「動物園」參加著名的畫室狂歡；這一類娛樂，並不是完全無害或毫無危險。凌晨時分，在「動物園」的大理石廳堂和樓梯昏暗的角落裡，情侶們躺得橫七豎八，有的在嘔吐，有的在做|愛。在這些柏林的化裝晚會上，參加者將市民的道德準則拋到了腦後。在拂曉的朦朧中，「柏林西區」最上流家庭的閨秀們在台階上打滾，躺在陌生騎士的懷抱里。後來，我在巴黎親眼目睹了幾次著名的畫室狂歡，可那裡的參加者也不會一直呻|吟到黎明；這種瘋狂的群|交是柏林酒吧的唯一目的、意義與結局，我在別的任何地方都不曾再見到過。

我為自己的年輕吃了許多苦頭，受到各種傷害和羞辱；我真想馬上長出鬍鬚，因為誰也不把我當成「名副其實的丈夫」。事實上，我在婚姻中的感覺並不那麼良好。一方面我心裏對羅拉抱有情感，另一方面我的焦慮和抵觸不斷升級，讓我感到處於一種陌生的境地，彷彿一夜之間我們不得不在極地氣候中求生。簡而言之，我缺少投入婚姻——這一探險行動的必要裝備。我習慣了愛上一個人，然後忘掉她。當然，我不可能把羅拉忘掉。從第一天開始，我就惶惑不安。我不知道我該相信什麼，該渴望什麼——我非常渴望羅拉、我的家人和熟人能把我當成「名副其實的丈夫」，但是與此同時我又心懷疑慮，擔心這種努力維繫出來的狀態有一天會告終，就像迄今為止所有人際的、愛情的關係一樣，有一天夜裡我不再回家，之後我們通一陣電話，我把鞋櫃送給羅拉，隨後我去哪個國家旅行。我根本不知道作為一個丈夫該怎麼行事，跟朋友們一起我總感到精神緊張，拿著一家之主的做派為一些經濟、政治問題爭論不休；不同的僅是，我沒有點一支雪茄煙……我不知道羅拉是否看出我絕望的努力，是否真的看透了我。我認為她看透了。她在人的事情上，在對人的判斷上，毫無疑問要比我有經驗得多。有一點可以肯定，我們不是一對尋常夫妻。我把自己打扮得像一位詩人，即使在冬汛季節，我也只穿一雙單鞋和夏天的衣裳，彷彿沒把殘酷的自然法則放在眼裡；我唯一的一件保暖衣裳，是父親在韋爾泰姆百貨商店給我買的毛線背心。那次父親來柏林看我，實在忍受不了我那身要命的古怪打扮。這是我唯一的一件保暖衣裳，在我年輕時有人買來救我的「命」，為了我不被凍死……當時，我的自尊心受到傷害，我記得，我都沒為這件背心道一聲謝。

我用自己荒誕、可鄙的富裕，接濟「將軍們的遺孀」。我帶回黃油送給她們，房東們低眉折腰、滋味難言地道謝並笑納；至於普魯士總理，我則給他雪茄煙。無論對於旁觀者還是蒙難者來說，這一切都是說不出地令人生厭。但是，青春就在這一切中勃發，那是一段特別的勝利時光，生活中沒有任何阻礙，彷彿自然法則和經濟規律全部失效，不管在哪兒都整日樂聲，而且是黑人音樂。錢變成了廢紙，我們在垃圾中躑躅，渾濁的浪潮捲走了所有人的價值，我們為自己還在苟活而自慚形穢；但是生活還是讓人快活……冬季在渾渾噩噩的半夢半醒中流逝，我們在災難的上空浮遊，並沒有什麼罪惡感。柏林，絕望而發瘋了的柏林，在這個殘酷的冬季變得美麗。通宵的舞會流光溢彩。每天晚上，我們都成群結夥地看遍柏林所有的演出。每個人都「尋歡作樂」，好像感覺到死亡的威脅。德國年輕人總是在街上歡慶愛的節日，家長們失敗了，失敗得是那麼羞慚和不可理解，以至於連防衛都不敢。每天夜裡，我都帶著新情人回到將軍遺孀們的家中，在凌晨相識和分手的時候，中產階級家庭的女孩們將她們的電話號碼塞給我，但有誰真的在乎黑夜和愛情呢？一夜醒來，我躺在城西豪宅的卧室里，在陌生的房間里摟著陌生的女士，豪宅的女主人睡在我懷裡；昨天我還不認識這個女人，明晚我也不會再認識她。一座城市，可以在瘟疫的死亡恐懼中如此狂歡。在瘟疫爆發的日子里，雖然我也染上了一些，但我仍揣著一種刀槍不入的安全感，對我來說，青春的節日就在那年冬天破曉。我不能感到羞慚，更沒覺得自己有罪。

……德國那邊，只有幾盞路燈還衝我們照著；我們已經進入了比利時領土，我倆盯著車窗外面，一言不發。我將目光激動不安地投入黑暗。我們離開了哪裡？我們丟下了什麼？我們正朝著什麼走去？那一刻，我名副其實地「在路上」，不僅是詞語表層意義上的上路……我們穿過了國境，同時跨過了生活的一條可以感知的邊境線；對我來說，有什麼東西已不復存在，青年時代的一個階段已告一段落。那個既「熟悉」又陌生的德國被遠遠甩到我們身後，我最重要的記憶跟這龐大、遼闊的帝國牢不可分，次要的、更複雜的記憶也與之相系。這個國家是我父親的祖先曾經住過的地方；在德累斯頓附近的一個小村莊里，那裡現在還以我們的家姓命名。他們在薩克森公國的鑄幣廠工作，兩百年前的某一天，他們扛著包袱、拎著板斧從那裡出發，穿過摩拉維亞森林，翻過喀爾巴阡山脈，來到蒂薩河畔，他們在那裡定居，再也不想從那裡離開……熟悉的德國被甩到我們背後，我在那裡「真的」能聽懂當地語言，不像後來在法國或英國，總是似懂非懂，感覺當地人談話時，總有什麼事情瞞了我。我們離開了大德意志帝國，離開了那座巨大的試驗場和學校，在那裡人們總是注重一切，在那裡所有的「細節」都很重要，在那裡我們匈牙利人也可以做「高貴的外國人」——雖然他們對我們這些外國人稍微有點嫉恨，但還是樂意接受；他們的那種熱情，我後來在任何國家都沒再遇到過。我開始懷疑，要了解一個種族是一件很難的事情；一個人要對一個民族做出「判定」，那是一種非常輕率、不負責任的做法，他只能基於僵化的、總是有些專橫的印象，認為「德國人」這樣或者那樣。「德國人」有六千萬人，甚至更多，他們確實喜歡軍人和制服，但他們中間也有許多人，而且是為數不少的人，只認為軍人和制服必不可少，可他們並不喜歡指揮令或緊急令。我在德國看到許多巨大的城市和迷人的風景，看到許多井然有序、收藏豐富的圖書館和博物館，規模大得令人瞠目結舌的工廠，還有那些亭台樓閣。在那裡年輕和年長的德國人聚在一起夢想嶄新的優秀藝術，在那裡我與他們相識，了解了他們的憂傷、敏感與不安，了解了他們的疑慮和「對歐洲的敵視」，因為他們中間有不少人憎恨歐洲；我還結識了另外一批人，他們做好了為歐洲而死的身心準備。通常來講，他們更願意為什麼而死，而不是為什麼而活；但是這種「通常」跟所有的「通常」一樣，是那麼輕率隨便。帝國隱入了我們身後的黑暗中，連同那些萬家燈火的城市。在那裡，六千萬人生活在數千年的文化和城市文明中。尤其是柏林的「地方風格」，我慢慢開始理解它，習慣它，並尊重它；我還了解了外地城市深厚而真實的文化底蘊，了解了魏瑪、法蘭克福和慕尼黑，了解了符騰堡州的森林、圖林根州的群山、勃蘭登堡州伯爵領地的湖泊和西里西亞的沼澤，還有那熟悉的風土人情，以及表面看來秩序嚴謹但表象背後令人不安地隱伏著的「無序」的焦慮與困惑。即便如此，要對它下一個平日所說的「一般性」定義，仍是一種危險、膚淺的做法……我從列車的車窗探出身子，渾身打顫。已經駛入比利時的工業區，冶鍊廠的火焰在黑暗中燃燒。

我們乘郊區小火車從柏林出發，走了一個半小時的路程，終於抵達勃蘭登堡伯爵家族的一個避暑地。那是一座簡樸的鄉村別墅，幾幢花園小屋隱現在松林中、湖岸旁。陪我們同去的是一位柏林劇作家，凱賽爾的朋友，一位禿頂、耳背的德國先生。一路上他都喋喋不休，不等別人回應他的觀點，就用力排眾議的口吻大聲斷言：「他是對的。」就在那天，在所有德國的文學咖啡館和報紙上，都在爭論這件事的對錯。我們趕到那裡時，天已經黑了。我們在一家小客棧投宿，屋裡沒有暖氣，所有窗戶都朝向湖水，房間已經幾星期沒有供暖，盥洗池裡的水已經結了冰。女演員裹著裘皮大衣坐在床上，在燭光中，她神色憂傷地望著窗外。樹林里，在白雪覆蓋的小徑上，伯利恆的孩子們一腳深一腳淺地打著油燈在戲耍。「什麼都不重要，」她說，「愛情也不重要。只有才華最重要。」她的聲音很小，我知道，她說的是對的。一個已從生活中得到了一切的女人，一旦遇到真正的才華，就會藐視一切，摒棄一切。高傲、美麗、聰明的女人，一旦靠近才華，就突然變得謙卑起來。「凱賽爾很有才華，」她用固執的語調重複道，「他有權這樣。」我緘口不語。我也這樣覺得，他有權這樣，但我拒絕凱賽爾採用的這種方式。這位作家想要「活著」——他到底想要怎麼活著？這個我也很清楚，他想要旅行，想喝香檳酒——所以他才偷東西，從他的慕尼黑朋友，從他「恩人」的莊園里偷出價值不菲的波斯壁毯拿出去賣。女演員出於女性的本能從心裏相信，凱賽爾是位「有品德的人」；我後來認定，他不會是她想象的那樣。女演員凍得渾身打顫。這個男人對她來說，意義遠比「著名話劇導演」和臨時情人更重要。她為他發誓，對他深信無疑，有那麼一刻，只要男人想要，她可以為他付出一切；但我覺得，這種犧牲是白白的浪費，比錯誤更要命，是一場事故。我們坐在黑暗中，坐在冰冷的房間里，我們爭論：有才華的人到底有權做什麼？

對於家長們的自由主義態度，我一直未能找到恰當的解釋。在這些柏林的市民女孩中，絕大多數都像羅拉的兩個表妹，有著極其嚴格和精心的家教。在言談中，父母們很難說出什麼淫詞穢語或輕浮的笑話。但是，他們對女孩們在走馬燈般趕赴的舞會上偶爾懷孕，卻又覺得再自然不過。那是一個有趣的反常世界；而且，不可救藥地陌生。

我們沒有希望達成一致的看法，因為我想寫作，而這位年輕女士想要愛誰。當我們動身穿過白雪覆蓋的林間小路朝凱賽爾住的小屋走去時，夜已經很深了。房間裡頭應有盡有，但還是讓人覺得像置身於一間旅館客房，覺得住在裏面的人不能保證周末是否付得起房租。房間里有著某種臨時性的、既憤世嫉俗又驚恐無望的冷漠氛圍，鋼琴上擺著酒精爐，餐桌上擺著打字機和剛洗好的、還沒晾乾的尿布。三個可憐的小孩子在傢具之間一聲不響地摸來蹭去，孩子們帶著本能的敵意，他們知道家裡遇到了麻煩，巨大的偶像坍塌了，甜蜜的陌生人在胳肢窩下夾著成包的禮物，帶著假裝公正的笑容向他們俯身，實際上他們是食人族，靠他們全家人的血肉餵養自己。凱賽爾的妻子是一位高大、肥胖的金髮婦人，以痛苦、無聲的卑微接待「行善」的女情敵和接踵進門的客人們：一位柏林記者和他的情人，一位未來派詩人和他的妻子，還有一位信奉共產主義的出版商，在聚會上，那人總以一種不滿的眼神環顧四周，彷彿這天晚上只有他才真正地理解在天才身上發生的這出人生悲劇，彷彿那個壁毯是他偷的，彷彿凱賽爾的所有著作都是他寫的。那位夫人，那位受挫詩人的妻子，後來坐到了孩子們中間，令人感動地將最小的男孩抱在膝頭，整個晚上都充滿敵意地一聲不發。詩人在煮潘趣酒。在這棟房子里，所有人都感覺像在自己家裡，而且家裡沒有一個人，我們的舉止都很放鬆。孩子們不時地開始尖叫或哭鬧。

女演員說，有權做一切。我驚訝地意識到，這也是我第一次意識到，那股迷人的寧靜從她的身上消失了。她雙手緊攥，像在乞求什麼。她需要鼓勵，需要幫助。寧靜的女人燃燒了起來，火焰熊熊。我這才得知，別墅是她租下的，也是她把凱賽爾一家，把他的妻子和孩子們安置到這裏。我們坐在黑暗、冰冷的客房裡，彷彿是在一部「栩栩如生」的小說中；但是，這部小說的主人公有無與倫比的才華。有什麼東西在我們的眼前破碎了，我們拐進生活中的一條死巷，有什麼東西結束了。我不認為對一位作家來說，偷壁毯、蹲監獄、和美女做|愛、為喝法國香檳或開豪華汽車而揮金如土有什麼好的。「作家應該表淺地活著，」我向女演員解釋，「模仿生活，十分專註地觀察它，但是儘可能不要投身進去。」

在我住布呂切爾大街那段時間，日子過得稠密，有股原始的味道。當女伯爵把我帶到工人們中間，我不僅懷著各種各樣的良好願望，還帶著研究的目的。工人們就這樣生活。工人們的精神生活就這個樣子。工人們喜歡讀這位和那位作家的作品。現實中，工人們讀各種各樣的書，不僅僅讀「革命」文學，他們中有不少人更愛讀、最欣賞庫爾茨—馬勒的小說。工人們對於道德、婚姻與愛情，也有著與我們的期待不同的思考，他們對革命的渴望也跟社會主義理論中所寫的不同，他們當中肯定也有不少人根本不覺得世界革命有多麼急迫。大部分工人滿足地住在房子里，他們有收音機，預訂報紙，去劇院看戲看電影，領失業救濟金；儘管過得並不寬裕，但那些年在德國沒有人會餓死。現實與我們的想象並不相符。現實情況看上去跟我們想看到的樣子截然不同：有時更糟，有時更好，總跟我們想象的不一樣。我更多意識到的是，人們深受普遍而可怕的神經症折磨，在這個方面工人們跟女伯爵或貴族們並無區別。「健康人」跟白象一樣稀有；人們抱有深深的偏見，在三百年的天主教統治之後，德國人開始習慣於政治思考。在這些人的言行舉止里有著某種機械和固執。只有在這裏，公務員們戴十厘米高、硬邦邦的立領；在「自由」中有著某些他們並不知曉、難以忍受的東西無從解決，無可慰藉。

初到柏林的那段時間，充滿了不期而至的愛情體驗。在這座躁動不安的城市裡，性別混亂，情|色不羈。我認識的女人里，有的是秘密的普魯士軍官，她們在家裡戴單片眼鏡，抽雪茄煙，更有甚者，在她們的床頭櫃里放著軍事書籍。而男人們呢，白天管理工廠，夜裡打扮得像弄蛇人。柏林的冬季，有開不完的假面舞會。有的時候，情侶們戴著嚇人的面具。我神情自若、心情愉快地出沒在混亂不堪的舞會上，彷彿清楚地知道在尋找誰，不會迷失在瘋狂情侶們的肢體之間。有一天下午，羅拉打電話給我，告訴我她已經從卡薩來到柏林，想約我見面聊聊天。就在那天，假面舞會以全新的形式改變了我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