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蘭克福，在這座多愁善感的城市裡，不出幾個月我的名字就廣為人知。就像在生活中發生的所有至關重要、決定命運的轉折一樣，這次也是在未經籌算、揣測的情況下發生的：不是由「我自己決定的」，想來我下定決心、在紙上計劃要實現的東西，在生活中一樣都沒有成功；但有時候會發生這樣的事，我一早醒來，發現自己活在與以往截然不同、內容全新的生活里。我就這樣去的《法蘭克福日報》報社，有一天我去報社造訪，給專欄編輯吉克先生遞了一張我的名片。編輯立即接待了我，我給了他一篇文章，然後惶惶不安地告辭離開。要知道，《法蘭克福日報》對德語水平的要求苛刻至極，簡直像提防七首毒|龍。當然，在德國這份能夠稱得上唯一名副其實的世界報版面上，一個副句里的連詞符號，永遠不會比副句的思想內容更重要。當時專欄有三位編輯：吉克先生是那種心地善良、自命不凡、中規中矩的公務員類型的記者，貝恩哈德·迪博爾德是一位評論家，還有一位則是可愛、熱心但完全不能讓人信任的酒鬼威洛·烏爾。我的文章第二天就發表了。我並沒感到意外，也不知為什麼，我懷著一種恬不知恥、孩子式的自信，覺得這一切都很自然……托馬斯·曼、斯蒂芬·茨威格、蓋爾哈特·霍普特曼等為《法蘭克福日報》寫專欄，他們的名字在中歐家喻戶曉。報紙是在老城區的一條小巷，在埃舍爾謝梅爾大街一幢搖搖欲墜的老房子里編輯的，臨街的牆壁刷得就像一座獵人城堡，夾在兩座蒸汽磨坊中間。但是這份在這幢房子里編輯並印刷的報紙，在世界範圍內都有很大影響。它的一條社會經濟新聞，能夠觸動紐約或倫敦的股票市場；它的一行評論文字，每周讓誰的名字出現兩三次，足以讓一個文壇新手在德國開始他的「職業生涯」。我帶著一股盲目的自信開始寫作，根本不知道什麼是責任，不知道世界各地的讀者對報社同仁的期待。我憑著源於潛意識的自發性理解與冷靜，將自己的觀點和對人對事的看法付諸筆端，就像米克薩特在故事中描寫的那位鄉村鐵匠用小刮刀做眼科手術。有一天，我突然明白了什麼是文字該負的責任，這時候我才感到敬畏。但是在那之前，我已經寫了好長時間，現在回想，《法蘭克福日報》出於讓我無法理解的善意刊登我的文章。我為這家久負盛名、切實代表歐洲精神的報社工作了許多年。他們從來沒有派給我任何無聊的任務；後來，我從國外，從巴黎、倫敦、耶路撒冷、開羅寫文章寄給他們，我在篇幅有限的短文里寫下所有可能引發讀者興趣的見聞與隨想，寫下某個特殊人物的聲調，寫下凱約講演的手勢，寫下傑里科一位婦人的腳步，寫下馬賽一個跑堂的煩惱，寫下里昂旅館里的雜亂無序，寫下拉賓德拉納特·泰戈爾或一個皮革商寫的小書；總之，我構思巧妙地寫下生活中遇到的一切，發表在《法蘭克福日報》上……那段時間我用德語寫作，好像我真會德語似的；我的手跡原封原樣地印在這份影響巨大、語言考究、門檻很高的報紙上。報社老闆兼主編亨利·西蒙滿懷善意地關注我的每個細微嘗試，自始至終都對我的文章大開綠燈。

「他們會相信嗎？」我問。

我到魯爾地區旅行，在夜色陰沉的風景里，工廠的玻璃棚頂閃爍著非自然的綠光，車站上有兩名手持帶刺刀步槍的塞內加爾黑人站崗。我煩躁不安。難道世界就這麼簡單？「成功」，「勝利」，只不過是個武力和權力的問題？在埃森火車站，眼看就要散架的破舊列車淋在雨中，法國人不會管理火車站複雜的扳道系統，運煤車凍在寒冬里，手持帶刺刀步槍的塞內加爾黑人士兵實在忍受不了那些磨蹭怠工的德國鐵路工人。埃森火車站的扳道系統，只有土生土長的當地人才可能明白；不過這倒也安慰了我，一個扳道系統也能比「強權」更強大。在多特蒙德，我在漂泊異鄉的埃爾諾舅舅那裡睡了兩晚，我住在閣樓，夜裡跟他們去咖啡館演奏。整個白天，我們都是睡過去的，醒后喝烈性的威士忌，吃威斯特法倫香腸；埃爾諾以計算積分為樂，晚上在小酒館里為我演奏巴赫。醉醺醺的客人們出神地聆聽，德國客人總能從夜晚的噪音里捕捉到巴赫的樂音，跟穿著獵褲的德國女跑堂一起被音樂感動得熱淚盈眶……這種虔誠是何等的執拗和病態，正是這種義務般的專業素養，使德國人不分階層、不論等級地關注「藝術」和印刷的字母，不管遇到什麼樣的人生際遇，他們都會列隊致敬……拘泥於道德規範、下等階層式恐懼、民眾導師般自命不凡和對精神的忠順虔誠，都跟對「軍事演練」、克制、「紀律」的官能之愛一樣以相同的溫度在所有德國人的體內灼燒（許多年後，我從英國人那裡懂得，這種自願遵守的紀律和某種相對的自由一樣色情！），這一切，這所有的一切對年輕心靈的影響程度，至少會跟引發他們懷疑的程度相當吧？埃爾諾在小酒館里為醉醺醺的、來自威斯特法倫的螺母推銷商們演奏鋼琴，那些人淚眼朦朧、滿心虔誠地出神聆聽，儘管帶著某種讓人聽起來刺耳的虛假感覺，就像一個壞女孩在午夜后的夜總會裡大聊特聊自己的母親；但即使這樣我還是覺得，我在這些夜晚懂得了什麼，懂得了德國人一些最秘密的隱私，至少就跟他們對於體制、紀律和等級的狂熱接受一樣，這也使他們「很德國人」……我認為，我開始理解德國人了。是的，就在那個多愁善感、教訓深刻的夜晚后的黎明，兩名多特蒙德警探到埃爾諾的住處逮捕了我，並且把我押到了監獄。那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坐牢。他們一直盤問到中午才把我放了；原因很簡單，就是覺得我很可疑，因為我年輕，又是一個外國人，留著長發，穿著天鵝絨領的外套；當時正值慕尼黑的赤色恐怖和柏林的斯巴達克事件之後，他們從每個外國人身上嗅聞共產分子的氣味。

我跟一位荷蘭裔的年輕人坐在墨丘利咖啡館里，他的名字很長很美很迷人——阿德里安·馮·登·布洛肯·尤尼爾。我們共同創辦了一份名為《安狄米恩》的文學刊物。這本雜誌只出了一期，其經費就花光了阿德里安從他父親那裡繼承到的全部遺產，大約六百馬克。我從來不知道我們為什麼要用宙斯的那位並不幸福的兒子命名我們的雜誌。關於安狄米恩的傳說我們只知道這個，他妻子只能在他的夢裡永不厭倦地親吻他，並遭受眾神懲罰，懷了多得離奇的女兒。很可能是因為我們喜歡這個希臘名字的旋律感。那本雜誌只發表詩歌，大部分詩歌是阿德里安寫的。即使在偏愛神秘傳說的萊比錫，我們也應該揣測到，我們的雜誌不會吸引太大的讀者群。不管怎樣，對我來說創辦這本雜誌的成效是，改善了我在異國他鄉的孤獨境遇：從那之後，有越來越多滿懷期待、鍾愛詩歌的外國年輕人聚集在墨丘利咖啡館。誰都跟我沒什麼關係。我是一位年輕詩人，孤獨而好奇，那個時候，我是一個面色蒼白的瘦削男孩，前額垂下一綹頭髮，就像舊版畫上刻畫的那種面無血色的病弱詩人。

不，在我身上找不到前幾代人的痕迹，找不到「對一切都無動於衷」的生活態度。一片普魯士的土豆地也能讓我欣喜若狂，我就像只小狗，對一切著迷；我總是活得「很自我—很忘我」，就像一個死裡逃生者，不知道應該先為什麼高興，一切都同樣地迫在眉睫，感覺一切都跟自己直接有關……戰爭曾是死亡的危險，我從危險中逃了出來；我在戰爭的最後一年接到入伍通知，當時戰局已經明了，我們輸掉了那場戰爭。我的同班同學們被毫無目的、毫無意義地送到伊松佐河屠宰場；就在戰爭的最後一年，我們班共有十六人陣亡！但我對戰爭都知道些什麼？我滿心驚恐地逃離了命懸一線的死亡危險；面對眼前的所有一切，無論是物是景還是人，我都覺得自己是一位「目擊者」；當時我第一次，可能也是最後一次意識到，我應該向後代人講述我目睹的一切。我不知道該如何用語言表述這個。一種「文化」，或通常被稱作「文化」的東西，橋樑，弧光燈，繪畫，貨幣系統，詩歌，都在我眼前分崩離析；沒有「消失」，當然沒有消失，只是重新組構，不過是以那麼可怕的速度，彷彿我們已經習慣並一直存活其中的大氣壓發生了改變。就像飛行員升到極高的高空，他的嘴巴、耳朵和鼻子都在流血，我驚恐萬狀地意識到那非同尋常的出血的徵兆。我知道，我害怕了。周圍的事物處於某種難以表述的重要、可貴的終結之中。我是那麼害怕，就像一隻小動物在地震前那樣驚恐。那時候，我還沒讀過斯賓格勒的書，還沒有搜集各種「理論」。我有迫在眉睫的事情要做，我想看看「在原始狀態中」、在尚未發生恐怖難測的變化之前的某些事物。我上路了。

女伯爵的父親是奧匈帝國的一位大使，母親是一位奧地利女男爵；女伯爵的孩提時代是在父親出任外交官的地方度過的，從小就生活在大世界里。她嫁給了鮑爾提男爵，曾跟丈夫住在立陶宛的哪個地方，後來由於患病，從那裡去了達沃斯，從那之後，她再也沒有回到過丈夫的領地。她能講能寫德語、法語、西班牙語和英語，翻譯厄普敦·辛克萊爾和查爾斯·佩吉的作品；辛克萊爾用很小號的打字字體給她寫過厚厚一大摞信，不管是誰，只要接觸到這顆心靈，就會跟她成為一世的朋友。在政治上，她抱著充滿激|情的左翼觀點；但我從來沒有見過像她這樣能將個性的傲慢與自己的言行，將無可仿效的知性女神做派與「女革命家」激昂的獻身行為如此絕妙地結合到一起的女人。不管她坐到哪兒，那裡就立即形成沙龍，所有人都會圍繞著她——有的時候，一些狂熱、曖昧的無政府主義者也坐在這個「沙龍」里，因為在K的周圍聚集了不少崇拜他的「革命者」——他倆也不得不扮演沙龍主人的角色。每天下午，我們都這樣待在女伯爵的客廳內，手裡捧著茶杯；作家，工人，革命者，法蘭克福的理論家和貴族們，都溫柔地集聚在她的裙角下；無論是誰，只要一走近女伯爵，就再不可能從她身邊逃走。我們舉辦「社交活動」，應邀前來的客人們感覺自己置身於女伯爵擔任大使的父親在開羅或巴黎的奧匈帝國大使館的宮殿內喝午茶。女伯爵主持「社交活動」——K則坐在某一個角落，寵護他的愛犬，用懷疑的眼光左顧右盼——應邀而來的客人們乖覺地追隨那躁動不安的高貴心靈，浮遊在文學與政治的戰場上空。

人，具有物質的命運，也具有在其身上自然展開的精神的命運。一個人要麼遇到歌德，要麼遇不到；我很幸運，很早我就遇到了他。我不能說自己生活在某種狂熱、傲慢的歌德崇拜中。但是我相信，當我在上中學時背誦海爾曼和多蘿西婭的六步格詩時，我就已經在一位天才的氣場里，以某種神秘莫測、無法解釋的方式，接受了這一似曾相識的命運；我既沒有嚇得渾身發抖，也沒有覺得自己墮落。當我旅行到魏瑪時，我大概還在讀維特；今天我站在壯年的門檻，已經在讀《詩與真》了；歌德就這樣陪伴著我的一生，就像是身體成長的物質階梯，不可能「跳過」某個階段，不可能抗拒，必須走完整個旅途，在道路的盡頭有一首神秘的大合唱回答浮士德的提問——假如我有時間聆聽和理解，我想做出這樣的選擇。在時間面前不能……我心情舒暢、多愁善感地住在魏瑪。歌德不是一位導師；人們可以懷著某種崇敬但不羞怯的令人愉悅的親密與他為鄰。無論從什麼角度說，那裡都是家，就連陽光、植物、日常熟悉的習慣和禮儀，都跟在家裡一模一樣。

不過，後來還是修建了幾條鐵路。有一天，我搭乘其中的一列火車抵達萊比錫，我到那裡的第一周，就被女房東引誘了。這個婦人跟她當屠夫的丈夫一起從梅斯逃到這裏，他們到了萊比錫后什麼也不幹，只是享受富人的生活，因為他們把在梅斯賣掉肉鋪得到的法郎作為外匯拿到德國，可以兌換很多的鈔票。那年我十九歲。屠夫每天泡在啤酒館和工商會，晚上回到家，用戰爭中的英雄事迹逗法國人開心，挖苦他們。那時候，我對於人，對於文字的重要性，對於人心的叵測和自發的卑鄙都所知甚少，跟倫敦動物園從國外請來的傻瓜喂獅員對歐洲文明的組成和偽裝的了解程度差不多。我生活在長期病態的驚嘆之中。對於人，我通常輕信他們看上去的樣子，認為他們的言行是真實的。來自梅斯的屠夫和他的妻子懷著特別的激|情撒謊。我覺得他們喜歡我，男人也喜歡我，但我厭恨他們，因為我是外國人，我的身心與他們的不同；他們用奴顏媚骨的無禮方式糾纏我。在他們眼裡，我成了萊比錫小巷內一間出租房裡的童話王子——穿著與眾不同的西裝，捧著用他們不懂的語言印刷的書籍，帶著矯揉造作的物什：釘在十字架上的耶穌像、小黑人木雕和仙人掌，那盆仙人掌我始終不離不棄地帶在身邊，穿越歷史，穿越革命，穿越邊境；說老實話，我對金錢根本沒有概念……我找到我在萊比錫時期留下的第一張相片。我瘦得嚇人，一副黑眼圈，額頭上耷拉著頗具詩人氣質的發綹，兩隻手將一本書緊緊貼在胸口。我就這樣於1919年秋天出現在萊比錫，出現在梅斯屠夫的妻子的生活里。

「這時候我第一次意識到……」在這本書里，每一行我都應該用這句話開頭。我每天都是這樣度過，「我第一次意識到」什麼，意識到了世界、星辰、跑堂、女人、痛苦和文學。我生活在這樣一個階段，一個年輕人陷入了某種強迫意念，覺得自己肩負著某項不可能由別人替他完成的個人使命。這是一種緊張狀態，總是心懷憂慮，萬一這個世界不是你所感覺到的那個樣子該怎麼辦？並且陷入一種欣狂狀態，感覺在這個世界上，探索宇宙萬物奧秘的美好使命責無旁貸地落到你肩上。我去了埃森，去了斯圖加特，我在那裡並無什麼特殊事情要做，既不去博物館，也不對公共建築感興趣。我坐在街邊的長凳上或咖啡館里，總是興奮地窺伺，揣著一些複雜念頭，不可動搖地堅信現在馬上將要發生什麼，這些事會對我的生活產生巨大影響。在絕大多數時候，什麼也沒發生，只是我的錢花光了。熬過漫漫長夜，我抵達漢堡或柯尼斯堡，我在那裡顯然無所事事，一點兒都不像「遊客」，有時連房東和警察都感到納悶。關於那些城市，關於那些令人興奮的旅行，關於那些漫無目標的抵達，我最多只記住了幾副面孔。在達姆施塔特，有一位理髮師給我理髮，並跟我爭論起政治問題，他把我帶回家，把我介紹給他的家人。我在他們家逗留了三日，直到我發現這家人——包括父母和兩個孩子——都是精神病。但我自己就「正常」嗎？每天晚上，我都像一個意外地得到一間遊戲室做禮物的小孩子。在這間遊戲室內，到處都堆著精心挑選、好玩的玩具，那是一個世界。在遊戲期間（旅行，上大學，社交，這所有的一切對我來說都具有某些遊戲的元素），我有時感到一種特殊，甚至痛苦的責任感。我活得非常焦慮，就像一個九九藏書人有意辜負某項生死攸關的重要使命。我有很多事情要做，只是此時此刻不知道從何著手。一個人需要花很長時間才會明白自己其實無事可做；一般在這種時候，他才終於開始做點什麼。

我跟這家大報社保持了許多年的工作關係。有一天，我們的聯繫就像剛開始建立時那樣以特別的方式突然中斷……那時，我已經移居巴黎多年，我為他們寫過許多東西，在很多方面合作過。從某一天起，他們開始退我的稿子。發表一篇，退回三篇。我不明白這是因為什麼，我寫的文章跟以前的相比，既不差，也不蠢。他們在退稿信中寫道：「總之，我們希望您寫的不是這樣的文章……」我左思右想，表示理解。當我為他們寫專欄時，我十分好學，耍小聰明；我給他們寫他們希望我寫的東西。當我慢慢找到了自己的聲音后，我寫的東西對他們來說變得陌生。我用德語寫作，但是用外國人的心靈寫作。偶爾，他們出於禮貌還會發表幾篇，但就像一個人對待已被自己拋棄的情人。

K和女伯爵，這兩個人由一條牢不可破的紐帶生死相系。如此牢固的人與人關係，我後來不曾在任何人身上看到過。我都不清楚，「他們活得好不好？」——通常被稱為羅曼蒂克的東西，大概不是以這種依存關係為特徵。他們是在患病的時候相識的。後來，K的病好了，但婦人患的是不治之症。女人給我留下的印象，與「健壯」、「沉靜」等通常用來形容奧地利貴婦的概念毫無關聯。她個子很高，消瘦羸弱；皮包骨頭的臉上，只有一雙充滿激|情的眼睛格外生動，那是一雙因死亡恐懼而顯得高貴、因人類團結而散射溫暖光芒的眼睛。她自己縫製的衣裳和踱步時不安的神情，都讓德國人驚嘆不已。我們在城裡所到之處，都會招致敵意的目光，因為在女人身上，總有什麼讓人感到與眾不同，某種既令人害怕又讓人著迷的鶴立雞群，一道在痛苦、徹悟和激|情中經受過洗禮的精神光芒。我們走到哪裡，哪裡的人就鴉雀無聲。女伯爵走在前頭，目不斜視，低著腦袋，像微服出逃似的穿過人群；隨後是K，腋窩下夾著兩條狗，他那副淡漠、抱怨的眼神惹人反感，充滿猜疑、暴躁和憂傷，已經準備好立即給讓他生疑的人寫加急挂號信；我只是這行人里的一個小無賴，揚揚自得地走在隊列最後。

既然這樣，為什麼我們還要坐在西方人派來接我們的冰冷、腌臢的車廂里？為什麼我們懷著羞怯與驚恐坐在這兒，就像鄉下的親戚進城拜訪有錢有勢的大人物那樣又清嗓子又擦皮鞋？想來，「西方文化」套在我們身上有點鬆鬆垮垮，就像讓非洲人穿燕尾服。我們的神經出於自罪感而進行反叛。我們在歐洲的大門口開始懺悔，「西方」畢竟不同於阿納托爾·法朗士著作蹩腳至極的匈牙利語譯本，不同於奧迪的巴黎印象，不同於法國時尚雜誌和法國刮鬍刀，不同於在學校讀的歷史課本，不同於在家鄉日常會話中很容易被接受的、糟糕透頂的法語發音。我們開始猜測——其實只是出於在比利時—德國邊境上對周圍氛圍的印象！——西方人理解的市民概念，跟在我們國家所理解的並不相同；它不只意味著四個房間都有蒸汽供暖，有僱用的僕人、書櫥里的歌德著作、優雅的紳士談吐、對奧維德和塔西佗作品的了解，這所有的一切只不過是對一種文化最表面的接觸，跟我們現在前去造訪的另一種真正的市民社會只存在皮毛的聯繫。我們通過自己十分敏感的神經感覺到困惑，感覺到在南特做一位市民跟在我們的「大城市」考紹不完全一樣；在我們家鄉，市民們感到尷尬內疚，我們試圖像小學生一樣勤奮地履行市民階層的義務，不遺餘力地文明化。在南特，人們很可能只是生活在一種生活方式里，並沒有特別的階層野心。我惶惶不安地環視四周。我感到恐懼和緊張，彷彿回到了學生時代，一遇到某道難題，就想通過自身的勤奮和讓他人敵視的方式予以解答……我暗下決心，一定要符合歐洲氣質。

我在萊比錫都做了些什麼？家裡人只知道我在大學用德語讀書，準備成為一名記者。事實上我在幻想，在做夢。那時我很年輕，只有年輕人才做夢。我那代人並不渴望「出人頭地」。我們真正渴望的只是夢幻，在我們生活里缺少不真實、不可證的童話元素……我在學校後面的墨丘利咖啡館里一坐就是大半天，那是萊比錫最古老的咖啡館，好比一份「無所不知的世界新聞報」，上面有成百上千條新聞，每天我都會激動不已地閱讀其中的絕大部分內容；彷彿我在預習課文，背誦那天在世界上都發生了什麼。我吸著冒著鴉片甜香的煙縷、令人飄飄欲仙的英國香煙，做著夢，看著窗外的萊比錫街巷，那麼平常，又那麼陌生，如同沙漠中的一片橄欖樹或棕櫚樹林。無限低調，又格外考究，一支英國香煙就完全滿足了我的想象；但是，假如有哪位演員或哪齣戲劇我不喜歡，我會在演出中間逃離劇院；我從來不進電影院。我能在雨里走幾個小時，總是暗自演繹，我坐在萊比錫火車站——「歐洲最大的火車站」——的一條長椅上，等待那些跟我沒有任何關係、我對他們也不抱任何期待的陌生人。後來我在國外，再也不曾像我年輕時代剛出國時那樣放任自流。我沒想從任何人身上獲得任何東西，不管是好是壞，我都不曾期待；我對一切都心懷感激，哪怕是一抹微笑，一個聲調；在那些年裡，我還極度善良。也許，當時我是一位詩人。

「歐洲士兵」走到車窗前，他們踱步的樣子，就像家鄉的老爺們晚上打完獵回家。按照英國人的習慣，行李都放在公共使用的行李車廂，不給憑據。我問他們，到了巴黎我怎樣可以取回我的行李？「到時候，你指一下就行。」其中一位士兵回答，表情顯得非常驚詫。

毫無疑問，這一切都帶著文化史的性質；但是跟日常性的新聞寫作沒有關係，可以說風馬牛不相及。

我講一口流利的德語，至少我自己認為，我在童年時代就已經講得挺不錯了。我出生的時候，我們國家的首都——布達佩斯剛好盛行匈牙利化，到處都是匈牙利風格，在新修繕的房子上畫滿了鬱金香。在德累斯頓或魏瑪，我從來沒有感到過像後來在法國、英國的城市裡經常感到的那種陌生感：根本不清楚自己在哪兒，不知道在牆后發生著什麼，不知道人們吃什麼想什麼談論什麼，他們會不會像蝙蝠一樣抓著懸吊的繩子睡覺？抵達柏林的那年，我二十一歲。在那個大得可怖的城市裡過的第一個夜晚，在睡覺之前，在把自己被初來乍到的印象搞得疲憊不堪的腦袋撂到枕頭上之前，我給父親寫了一封信：「在這裏，所有的一切都大得驚人，就像一個不同尋常的外地城市。」這句話聽起來可能像個毛頭小子那樣沒心沒肺，但我心裏很清楚，我這麼寫並非出於無禮，而是出於可怕的想象。我在二十一歲那年抵達了一座大得無邊無際的外地城市，在這座城市裡有四百萬人過著外地人的生活，在這座城市裡當時就已開始修建摩天大廈，在這裏演出最完美的戲劇，在這裏我第一次聽到令我震撼的音樂，城市裡到處可見各種富麗堂皇的大都市建築；在神奇的工廠和實驗室內，外國的天才們在做實驗，聰明認真的德國人將全世界躁動、焦慮的靈魂都吸納到一個系統內，使他們變得完美無缺——這是一座包容萬象的世界大都市，無所不有，無所不容：民眾、部件和領導方針。當時我二十一歲，被龐雜的印象搞得頭暈腦漲，那只是我在柏林的第一夜，就感覺到自己抵達了一個大得無法想象的異國首府。不僅是我一個人感覺如此。當時，在德國戰敗后的第三、四年，柏林城擠滿了外國人，下午，當我們在林登大道或庫弗斯坦達姆大街上散步，大家彼此問候，就像在我們木碉樓相望的家鄉或在外地小城的林蔭道上悠閑散步。

漢斯·雷曼是一位薩克森幽默家的名字，那年秋天，他在萊比錫創辦了一份名為《龍》的周刊。這本《龍》鞭撻了薩克森人生活傳統在當地的表現，譏諷了地方陋俗，特別是小市民心態。想來，在萊比錫這座有上百萬人口的城市中，在火車站、市政府大樓、屠宰場和民族英雄紀念碑處，在這個曾經「最大的」、不管怎麼說也曾是德國「王宮」所在地，在這個哮喘性的、令人窒息的小城市裡，無時無地不打著小市民的烙印。《龍》中寫了薩克森人吃什麼，薩克森人覺得什麼很幽默，薩克森人喜歡或討厭什麼樣的方言，哪種薩克森人是最讓人尷尬、最各色的薩克森人。可以想象，這本雜誌惹人關注，薩克森人對這種無情的剖析並不太高興。雷曼自己也是薩克森人，他對自己的家族非常了解。周刊不報道當地醜聞，始終保持嚴肅、堅定的批評態度。有一天，我寫了一篇小雜文，描述一個人在萊比錫感到怎樣的陌生。我將寫好的文字塞進一個信封，寄給了雷曼。這是我寫的第一篇德語文章。我盲目自信地用外語寫作；後來連我自己都感到驚詫，是一種怎樣的不自知之明和無恥的勇氣慫恿了我，居然敢用一種我雖然能說能懂但從不曾寫過的艱澀外語寫下自己的所思所想。假如有人問我，我今天也不清楚某些德語名詞為什麼要用「n」做中性詞尾——當時我也回答不出這樣的問題，但我抱著夜遊神的自信使用動詞和名詞，調換「als」和「wie」，選擇詞彙，真的就像做夢一樣……我十分自信地用德語寫作，好像從來就不曾用別的語言思考過。我很可能寫錯了什麼，但是不管怎樣，我寫的是德語；後來我才知道，我寫的可能是結巴的德語，就像一個小孩子或詞語貧乏的人用母語結結巴巴地講話。雷曼讀了那篇文章，覺得那是用德語寫的，並且登在了雜誌上。我讀到它時，心怦怦狂跳，認為自己能用德語寫作了……我感覺自己潛入了深水。我看到了我的生活與規劃的新的可能性。我何時何地學會了德語？我在學校里幾乎沒怎麼學，我雖然在祖父母家裡講過齊普塞爾味的德語，但也不可能在記憶里留下如此之多。我講德語是非常流利，但我在哪裡學會了寫呢？也許，我的德語知識是從我的薩克森農民祖先那裡繼承來的，是他們留給了我一些含糊的記憶，現在，當我置身於薩克森人中間，這種能力便從天而降。就像一個站在鋼絲上的人被允許跳下，突然感到自己成了自由人，帶著得意忘形的自信在德國的海洋里撲騰撒歡。這對我來說是無價的厚禮；當時我並不知道，外語只是拐杖和助手，一個人並不能因為會外語而無條件地成為作家。作家只能在母語環境下生活和寫作；我的母語是匈牙利語。因此，十幾年後，我還是回到了氣氛恐怖、滿目瘡痍的家鄉；那時候我已經能用不錯的德語寫作了，能喋喋不休地講法語，即便如此，我還是為自己的外語口音感到焦慮，臉色蒼白地逃回家，逃回到母語的環境中。

但是當時對我來說更重要的，卻是帶著我的法蘭克福情人，一位正在打離婚官司的女士，搭乘午夜列車逃亡柏林。我沒有驚動任何人，只跟女伯爵、K和他的狗道了別。那位正在打離婚官司的女士比我年長十歲，整夜抱著痙攣的肚子躺在車廂里。我情緒低落地坐在她身邊，望著車窗外黎明破曉的德國，我並沒有意識到我離開的是自己青年時代最重要的一站，後來我再沒有回到過那裡。就在客居法蘭克福的那一年裡，我的世界觀或秉性氣質逐步形成，從而決定了我整個一生跟寫作和世界的關係。那時候我知道的只是自己的處境，我在那座異邦的城市裡住了一年，並從那裡將一個女人帶入記憶，這個女人我並不愛，我真想儘快逃離她。那年我二十歲。我在生活刺眼的光芒里精神煥發。我上了「冒險之路」。

我開始在德國旅行，總感覺自己像一個「我們出差在外的同事」，他在路上，也許在追查一樁盤根錯節、詭譎多變、永遠無法偵破的玄秘案件……我穿著天鵝絨領、質地很薄的外套旅行，在冬季，而且不戴帽子；我無論到哪兒，都隨身只帶《聖經》、仙人掌、耶穌受難十字架和小黑人木雕。新聞記者不可能帶比這更輕的行囊旅行；「我的任務」也是那麼隨意，性質也很普通……我對一切都感興趣，同時一切都像夢幻一般交織在一起。在青年時代濃密、窒悶的迷霧裡，我看到了生活的四季風景；所有的人都很「有趣」。我心血來潮地在圖林根的一座火車站跳下列車，在火車站站長家借宿並寫了一首詩，講述我在圖林根的生活，在陌生人中間，一切都是那麼奇妙無常，不可思議。

我們知道法國香水和頭油的品牌，我用原文讀過波德萊爾的幾首詩。巴黎就像一座「高大的巴孔尼山」，奧迪曾在那裡駐足徘徊，咀嚼他那類人命運的痛楚，與此同時，他們肯定喝了許多苦艾酒，摟抱過許多「穿蕾絲|襪的法蘭西女郎」。是的，我們並不是野蠻人，我們預習了許多西方的功課。瞧我們的打扮，是不是跟法國人一模一樣？（後來我們發現，我們打扮得比法國人「更優雅」，我們的穿著跟西方的男女有明顯的不同。）我們是否拜倒在法國女郎的石榴裙下，過著優越、舒適的市民生活？我們是否跟女教師克雷門汀學習法語？我們的女士們是否緊追「最新潮的法國時尚」？……沒有，但我們確確實實了解了西方文化，我們十分自信地前往巴黎，我們的階層和我們的教養不會讓我們在那裡感到自慚形穢。

我熟悉德國……就在那一刻，當我（我跟羅拉在四年前的一個夜晚，在亞琛坐進一列劇烈顛簸的法國混編列車包廂）抵達萊比錫，準備在大學讀新聞專業，我便感到自己熟悉德國。家人為我報的是報學研究院下屬的文學系……從我踏上德國土地的第一刻起，我心裏就充滿了特別的安全感，感覺在那裡不會遇到任何麻煩；那裡人也跟別的地方的人一樣，充滿了強烈的激|情、偏見、品位和性情；不過除此之外，在我離別的家鄉與龐大而神秘的德國之間，還在氣候上存在著某些共同點——噢，肯定不是「血緣」、「種族」或使用其他什麼口號標榜自己的時髦團體，而是更神秘、更簡單的親屬關係。後來，當我生活在另一種氣候里，家教、成長和經驗將我們區別開來；當政治與世界觀將我推到另一側河岸，我對無法否認的親屬關係進行了許多痛苦思考，試圖用出身和起源進行解釋，但如果讓我實話實說，我有一個猜測獲得了證實：一名符騰堡的德國學生對歌德的一行詩句所產生的內心情感，跟我或我在考紹和佩斯學校的同學們心裏喚起的共鳴是一樣的。戰後移居德國的匈牙利人感受到的這種熟悉感和輕鬆感，是某種高傲自負、不盡信實的安全感和優越感：我們在那裡虛張聲勢，就像萊萬特人在巴黎；我們跟當地人稱兄道弟，自以為比當地人更諳世故；我們認為他們有些幼稚，覺得我們只要憑藉自己思維敏捷的大腦、不拘一格的方式方法、靈活機動的騎兵式勇敢，就能輕鬆愉快地生活在他們中間。德國人什麼都相信，就連佩斯的咖啡館跑堂和偏遠地區心地善良的小法官都不會相信的東西他們都會輕信！從某種角度講，我們的生活態度不那麼認真，不那麼踏實，不那麼專註，但也不是那麼拖拉……我們在家鄉時疲疲沓沓，而在柏林的那幾年，第三天就想事業有成。我們了解德國人，也彼此了解，我們了解那些在戰後流浪異鄉，學識和理解力都不很紮實，但精力充沛、百折不撓的同胞們，也了解「事業」的現實意義。我們知道，對一個聰明的匈牙利男孩來說，沒有什麼要比成功地「躋身」德國人中間更容易了，就像佩斯人用土話稱那些被成船運走、用來換取德國金羊毛的鸚鵡螺是「進口給德國人」。我們戰後的這一代人意志堅定，神經裡帶著大毀滅的恐慌，我們毫不遲疑、滿懷熱望、義無反顧地闖到疲憊、萎靡、善良的德國……我們疾走在萎靡不振的柏林城，彷彿想給那些英俊、笨拙、遲鈍的德國人一些教訓。

我聽漂泊者和流浪漢們說，在法蘭克福所有人都給他們施捨，只有古杜拉夫人不給；她覺得，她的孩子們已經給得夠多的了。這座城市，簡直像一個洛可可沙龍。有一天早上我睜眼醒來，意識到自己已經被它接受了。在這裡有18世紀人理解的那種「社交生活」；在宮殿和沙龍里，極具修養的富豪們以名副其實的歐洲人方式生活著——在這座城市裡，人的心靈需求要比肉體生活的林林總總都更強烈，更通達。人們在宮殿里過著隱居生活，四周擺滿了哥特和印度風格的收藏品。他們跟世界著名的作家、銀行家、學者和神秘人物通信——有一天我應邀去喝茶，被一位身穿白禮服的男僕引到客廳，我才意識到，正是那些我從來沒有見過、連名字都沒有聽說過的人，統治著這個工業發達與精神豐富的國家區域。這個意外發現，要感謝我在大學結識的新朋友漢斯·埃里希。漢斯·埃里希對德國了如指掌，特別是這個封閉、矯情、法國味的法蘭克福。漢斯·埃里希比我大兩歲，是一個富有的西里西亞工廠主的兒子，他的博士學位課題是斯賓諾莎。他是德國社會民主黨黨員，同時還加入了另外一個活躍在歐洲各地、由某種戚戚相通的文化自罪感集聚起來的國際組織。我對他心懷感激，另外，從我見到他的第一刻起，就懷疑他是一名同性戀者。但我這個猜測從來沒能得到證實。九_九_藏_書

火車開了，羅拉始終一言不發。大概她也感到好奇，但她只用審慎的目光眺望風景，似乎所有的變化與陌生都令她害怕。她在德國時沒感到害怕，也許，她現在正為離開那個既陌生又熟悉的世界感到遺憾；在那裡我們行動自如，德國的城市，德語，那裡的生活習慣，那個龐大的帝國，對我們來說是那麼熟悉可信。在那裡，我們往麵包片上抹植物黃油，女士們戴著樣子滑稽、小孩子式的皮帽子；但在那裡，我們一起到雷恩哈特劇院看斯特林堡的《一出夢的戲劇》和《格拉夫·馮·夏洛萊斯》，看完之後我們覺得，世界上的劇院都差不多。我們覺得德語挺有趣的，我們的情緒也挺輕鬆（一個人要想了解一個民族的「不同之處」，還需要花費很長時間！），還有德國人的住宅、華麗的服飾或我們住在那兒的親戚，都會讓人感到開心。據我們觀察，雖然德國人觀察世界的態度有幾分戲謔，但又並不是不可愛。從本質上說，他們總是很真誠。這個大民族尊重所有的外國人，有點懼怕外國人，他們在我們面前顯得局促和窘迫——的確，這話聽起來有些古怪，在德國，我們這些風風火火的、可憐的匈牙利人，覺得自己是「上等的外國人」。我們看什麼都聚精會神，心懷敬意。當然，我們都是名字裡帶「馮」字的人，護照上標明了我們的貴族身份，在德國人眼裡是男爵名銜；那些樸實的萊比錫和法蘭克福飯店的店員們，根本不知道名字裡帶「馮」字的匈牙利人在我們的國家多如牛毛。

害怕的人才會叫喊。正因如此，我在驚恐中迅速開始寫作。我寫詩歌，在那個萊比錫的秋季，我寫了整整一本詩集——後來由一家外地出版社出版，書名為《人類的聲音》。「人」，遭受凌|辱的人文，在德國的新文學里就像一齣節目，就像雜耍戲院里的海豹。詩集中有一首取了一個這樣的標題：《人類的曙光》。有位一度徹底沉默、銷聲匿跡的德國年輕詩人萊昂哈德·弗朗克出了一本新書，標題是《這是個好人》。這類標題本身就足夠時髦，出版社和讀者都滿心共鳴地接受詩人。詩人們聚焦于「人性」，就像其他的藝術形式那樣，發掘出過去從未觸及的題材領域。一切全都付諸紙上。人性也從未像那五年裡被那般放肆、無禮地羞辱過，一下子成了文學商品。

這家報社非常出色，就像一個小國的外交機構那樣敏感。他們的外交官們坐在紐約、倫敦和巴黎，享有威望的編輯部能夠通過電報、國外評論影響倫敦的時尚潮流……對報社而言，對事件進行追蹤報道固然重要，但更重要、更有趣的則是對事件的政治意義進行評論，確定各種時代現象的精神或文化的歷史地位。人們都說，德國的重工業是報紙的經濟後盾；但在20年代初，這個傳聞並不屬實。德國工業最大的控股公司插手媒體是後來的事，更後來才是第三帝國，在相當長的時間里，他們對媒體都很謹慎；或許，在第三帝國時期，《法蘭克福日報》是唯一一家納粹很長時間都未能「操控住」的報紙。為了保持報紙的信譽、精神的高尚與獨立，這份報紙以大家庭的方式在法蘭克福總部進行編輯；亨利·西蒙統管一切，事無巨細，即使一日出三份報紙，任何一個欄目都不會刊登一則無意義的消息，每則消息都要經主編兼社長親自過目。他們只要接受了誰，就會將誰視為家庭成員。只要是他們相信的人，隨時可以得到他們的幫助。的確，在這份報紙里刊登的每一行字，都必須能夠經得住考驗；從他們手裡絕不會漏出一行隨便或懈怠的文字。

由於「貧困交加」，我到新教傳教士辦的「救濟站」蹭飯吃。一位臉色陰沉的大鬍子男人弓腰站在湯鍋前，這個人我以前從來沒見過。萊比錫，除了心胸狹窄、愛喝蘋果酒和淡啤酒的小市民外，還是充滿了異國情調。大集市上不僅商品成堆，人也成堆。新教傳教士們津津有味地品嘗在他們看來既可怕又奇怪的大鍋里做的海魚、煮土豆等特色小吃……他們不明白我為什麼愛吃味道過重的傳統薩克森餐。戰後，新教傳教士從過去的德國殖民地被趕走，由於他們沒有幾個信徒，所以他們每天午餐后都向我傳教——就像藝術家出於職業習慣，即使在火車上也忘不了背台詞，彷彿他們擔心所有萊比錫人都皈依了上帝，自己會忘掉傳教的方法和本領。午餐后，新教徒們喝著淡淡的咖啡，點上一支煙味刺鼻的「進口雪茄」坐在救濟站的會客室內，鏡子上方懸挂著一面織錦，上面綉著這樣的話：「假如在不幸的命運中你感到絕望，請想一下奧古斯特國王的話：學會不抱怨地忍耐。」傳教士們朗讀《聖經》，然後提問，架勢活像一頭野獸。我聽了他們幾星期的佈道，後來不再去了。我還不如吃罐頭維生，當時罐頭在德國很流行，我整天吃廉價的、密封在鐵皮盒內的牛肉，喝燕麥湯。

他們中午放我出來，一位先生用很紳士的口吻向我道歉；那段時期非常混亂，什麼都不可信，但通過我的各種證件，他們還是相信了我是一個市民階層的大學生，一位出身良好的「紳士」……幾小時后，我又在多特蒙德警察局上了一堂新的「德育課」。審訊者一開始氣勢洶洶，但遇到幾個較為強硬的回答之後，以尷尬、內疚的情緒結束……我對警方審訊的國際技巧知之甚少，我本來以為，只有在「蘇格蘭場」會給被審訊者上茶並讓他坐在咖啡椅里；在地球上的任何地方，誰用我這種聲調回答警察的提問，肯定都會遭到毆打。起初，審訊者以進攻性的語調發問，但剛遇到第一次回絕就羞窘地苦笑，喉嚨發緊，嗓音變軟。之後只是逢場作戲，走一個過場。這時候我第一次意識到，在德國人的言行背後，也有困窘和自我意識。

但那時候我還不知道，生活對於作家來講是不可靠的素材，他只能採用自己的方式在剝離狀態下從中利用些什麼。後來，當我明白了這一點，我和我的寫作連同生命一起，彷彿置身於大爆炸的核心，很長一段時間，我對事實感到麻木，聽而不聞。突然間，在我的視野里看不到任何障礙。這個世界在我眼裡，充滿了比有趣更有趣的「素材」；是的，我只需把它們寫下來，征服讀者，我喜歡這樣。至今我都不是象牙塔理論的篤信者。我認為，即使在象牙塔里也可以寫作……其實，對作家來說什麼都無害，象牙塔也無害，新聞寫作也無害。我不迷信那些拿腔拿調、逃離生活的唯美主義者以及充滿懷疑與憎恨的「自然主義」作家，像吉卜賽部落首領那樣「聽從心靈的統治」「記錄生活」，他們是那樣一絲不苟，就像生活本身在講述一樣……作家活在兩種意志之間：創作，置身局外。

我在慕尼黑歇腳，想喘一口氣；正好趕上了暴動之後，街巷裡到處設滿了路障。在那幾個月里，在我流浪德國期間，不管在哪個外地城市都可能遇到類似情況：散步途中，革命者突然從某個街角開槍射擊，警察迅猛反撲，巷戰越演越烈，我有時不得不在哪個門洞里躲避一會兒，看子彈橫飛。高燒雖退，但仍不時地畏寒。人們從大屠殺中返回家，藏起槍支，因為他們是絕對的硬漢，時不時要以「政治」的名義動用武器。在慕尼黑，我每個星期都會在路口遭遇險情。當時，赤色分子已被驅散，被毆打，被投進監獄——但是「赤色力量」始終不是一個可以統計、公開登記的政黨，赤色分子從那個時期一開始就在社會中存在，就跟其他政黨一樣，只是在特定的歷史瞬間才浮出水面。當他們受到鎮壓、組織被迫解散、領導人被處死時（殉難者中包括一位心靈格外純凈、心地非常善良的人，古斯塔夫·蘭道爾）：「赤色分子」並沒有消失，他們只是在白色恐怖的社會裡轉移到地下，如同細菌在危險的培養基里受到抑制，但隨時隨地試圖東山再起。機關槍噠噠噠地掃射，我躲進門洞，等待槍聲平息。幾輛卡車開過來，拉走了傷員，我終於可以走到街上，跨進街對面的咖啡館……我並沒有覺得特別震驚。我年輕時代的散步，有時被機關槍掃射打斷，這對我來說很自然。人們做的一切，都自然而然。小小的宇宙，完全被存在的狂喜充滿了；我滿心迷戀地享受存在的美妙，那種迷戀阻礙了對細節的欣賞或懷疑。我在慕尼黑逗留期間，比在任何地方都更覺得自己是個外國人。這座城市憂鬱，頹靡，到處充斥著啤酒的歡愉，職業的友善和品味低下、霸道、造作的藝術活動。我住在「英國公園」內的一個家庭旅店，住在一群附庸風雅的英國人和匈牙利人中間，他們去施瓦賓格區參加畫廊活動和在兩次革命之間剛剛興起的慕尼黑化裝舞會。在施瓦賓格，在一個類似場合，我結識了一位說話有口音的慕尼黑女士。黎明時分，頂著朦朧的天光，她陪我回到英國公園內的住所，上床睡覺前，她像家庭主婦一樣開始忙活，我吃驚得險些下頜脫臼：她先把我的外套刷乾淨掛好，用鹿皮擦亮我的皮鞋，將傢具打掃得一塵不染，隨後小心翼翼地脫下衣服，把每件衣物都整齊地疊好，擺好，最後將頭髮編成髮辮，並用紙片將前額的發綹精心卷好。之後，她才用再自然不過的動作，用一位家庭主婦終於可以招呼客人了的那種親熱躺到床上。我困惑不解地看著她。無論之前，還是之後，我都沒有遇到過這樣居然能在偷情的時候，在一個陌生男人的住處，仍然保持家庭主婦美德的女人。我驚嘆不已。跟我通過文學了解到的世界相比，世界畢竟是另一個樣子。一切都是「另一個樣子」——要想在如此紛雜無序的意外之中持有某種觀點，這是一個相當緩慢的過程。

萊比錫是這座精緻的薩克森小城與粗糲、冷酷的異邦情調不同尋常的化合物；難怪馬伊·卡洛伊曾住在這裏，再不願離開，他在一棟被雨水洗刷成深褐色、建造於世紀末的分離派風格的房子里寫出了《阿爾巴尼亞山民的秘密》。我即使生活在彭巴斯大草原，也不會比住在萊比錫更加危險。每逢遇到大集市，我盡量不跨出墨丘利咖啡館的門檻，因為我和阿德里安都極其蔑視世俗生活中的採購場景。要維持符合詩人身份的、真正虛無縹緲的生活方式，說來說去還是需要錢。

瑞典人也這樣東奔西走，為所欲為的萊萬特人也是如此。他們成群結夥地坐進德國人的辦公室、工廠、編輯部、劇院或畫室，用當地人聽不懂的語言絮絮叨叨，隔著德國人的腦袋相視微笑。我跟羅拉一起坐進列車的包廂，永遠離開了那個陌生、沉悶、時常在貨幣貶值的舞蹈病中歇斯底里地抽搐、既陌生又熟悉的不幸的德國，當時我們並沒有意識到，這次永別是多麼的悲愴與無奈。火車開始在黑暗中緩慢行駛，搖搖晃晃、氣喘吁吁地將我們從那個熟悉而神秘的國度拉走，在德國，我們多少能有一點在家的感覺；列車沿著那條不見橫杆和界標的優雅路線駛出很遠，穿過邊境，離開那個名叫「中歐」的地方，離開我們在那裡降生並長大的人文、種族與教養的輻射圈。雖然那個地方跟另一個歐洲有機地團結並融合在一起，但還是有著神秘的不同，難怪當時羅斯柴爾德家族猶豫不定：「究竟有沒有意義把鐵路修到那裡？……」

這個家族在法蘭克福發跡，錢多得就像博肯海姆大道宮殿前金屬圍欄矛尖上的鍍金。錢在這座城市裡落戶，經過幾個世紀的風雨已站穩了腳跟，輻射到城市的每個角落，一切都要用黃金打造。這個王朝還有一位成員住在法蘭克福，他就是羅斯柴爾德男爵；在他的辦公室里，來自世界各地的乞討者接踵而至，其中有不少匈牙利流浪漢。這些遊民帶著寫有準確姓名和地址的名單來到德國，就像勤奮的代理人，抱著做生意的態度逐個造訪所有的慈善家、宗教組織負責人、各政治黨派和國家或城市的慈善機構。有一個流浪漢，一個身高馬大的塞凱伊男孩還找到了我，聲稱是我在佩斯的一位熟人介紹來的，他在我那裡借宿，跟我要乾淨襯衫，並向我借錢，並出於感激給我看了一份這樣的「施主名單」。那是一本相當厚的小冊子，用化學墨水寫的，不知抄寫過多少份，在每位施主的名字和住址旁，還簡明扼要地註明了每個人的「軟肋」；比方說，對拉比要稱自己是流浪的猶太人，對牧師要稱自己是基督教徒，在黨部要稱自己是逃亡的社會主義者，對布爾什維克要稱自己是共產黨員，對民族組織要稱自己在為愛國行動募捐，在特別願意呵護音樂家的羅斯柴爾德—戈德史密斯男爵的辦公室里，則要稱自己是遊走世界的音樂家。男爵給每位造訪者一張火車票和五十馬克；當然，火車票隨後會被賣掉。我的造訪者是一個細心、謹慎、性情平和的人。他旅行不帶任何行李，只帶著那份「施主名單」，身披一件破舊雨披，口袋裡揣著各種稀奇古怪、令人不安的東西來到我家，我記得有流行小說、放大鏡鏡片和一條很粗的船用纜繩。另外，他在德累斯頓銀行的一家柏林分行開有賬戶，在流浪途中每天還能掙兩三百馬克，講一口帶塞凱伊口音的匈牙利語；他是一個生活節儉、行事周密的人，給我的印象是一位勤奮的小公務員。後來，我跟他在柏林重逢，那時候他已是一家大電影廠的一名經理。在那些年裡，我遇到不少類似的人物。他們被暴風雨席捲，沒有「原則」，沒有目標；的確，連良心的不安都沒有。他們只顧生活，現實而具體，把謀生當成一個職業，不大在乎世界觀和社會良心。後來，地址在他們手中互相傳遞。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都很有才華，但並非是在某個領域，而是一般而言，就像動物；他們處心積慮、不遺餘力地逃避工作。不管怎樣，他們注重「生活」，注重特殊的同盟，注重人的本性。他們中沒有一個人偷過東西，如果借錢，大多數人都會寄還。總之，我覺得自己多多少少跟他們有一點親屬關係。

他們預支給我錢，是因為我還年輕，我是個人生地不熟的學生，因為他們清楚地知道，他們的錢過一段時間就可以收回來，他們出於傳統而相信這點；他們知道，這是一位地地道道、市民階層的年輕人，他到國外念大學，花光了一個月的生活費，剛到10號就囊中羞澀，連一枚銅板也沒有了。因此，德國市民家庭會借錢給離家求學的外國男九_九_藏_書孩，這些小小的幫助會加強私人銀行與好幾代市民階層的密切關係。這些男孩慢慢長大，父親們會償還兒子們留學期間的欠款，男孩們搖身變成律師、醫生、商人、工廠主，即使出於仁慈之心，他們也會通過那些曾在學生時代在某種程度上幫助過他們的銀行做生意……這種情況相當普遍。萊比錫的私人銀行以某種家長制、家族化的處理手段，幫助外國市民階層的年輕人隨機地解決「月供」難題。這一點也不是開玩笑，後來我在德國外地城市發電報給萊比錫的金融機構，抬頭稱：「親愛的銀行……」親愛的銀行總能有求必應地寄給我兩百馬克，有時還會在匯款單上附一封信。

不過，我們在德國見到的熟人是有靈性之人；雖然我們在異國他鄉，但感覺卻像在自己家裡。有一種文化的靈性，讓人跨越了時間與疆界。在我們家鄉，在考紹和整個菲爾維迪克地區，我們有意識地，或許也不是完全有意識地，多少有點按照德國人的生活方式生活。

「快瞧啊，」我對妻子說，「這裏已經是歐洲士兵把守。」

他用英語跟同伴說了幾句什麼，搖搖頭繼續往前走，不時懷疑地扭頭看看。

新聞寫作十分誘人，但我認為，在任何一家編輯部都派不上用場。我想象的新聞寫作是一個人行走世界，對什麼東西有所感觸，便把它輕鬆、清晰、流暢地寫出來，就像每日新聞，就像生活……這個使命在呼喚我，令我激動。我感到，整個世界一起、同時、經常地「瞬息萬變」，「令人興奮」。跨進一個我從未進去過的陌生房間，那種毛骨悚然的感覺就像去看一具屍首或哪位親戚，或談論一樁謀殺案。在我看來——我通常堅持第一印象——新聞寫作跟我生存的時間相伴相存，與我的個人體驗有關，不可能避開，而且一切都同等重要，同樣有趣，一起發生，同時發生，「值得講述」……我感到一種不安，彷彿只有我，必須由我獨自、獨立地報道世界上所發生的一切：部長們的言論，神秘兇手的藏身地，包括隔壁出租房裡的房客隻身獨處時在想些什麼……這一切對我來說都難以言表地「迫在眉睫」；有時候我會半夜驚醒，下樓，上街，像一位焦慮不安的報道者，生怕自己會「錯過」什麼。確實，新聞寫作使我染上了強迫症，這個任務我不能放棄，我必須掌握「原始素材」、事實、涉及人與人關係的神秘資料和不同場景之間的聯繫。我無時無刻不在做「報道」。對我來說，這是一件緊迫之事。當時我二十歲，我想在令人興奮的報道中揭密，既不想多，也不能少，只需解開「生活的秘密」。我想，我偷偷夢想能做出一個「絕妙的報道」，不斷登在報上，並不是什麼特殊題材，只是生活本身。十五年裡，我在數以千計的文章里試圖寫出這個報道。今天我都不寫別的，今天我都不想寫別的。

我們好幾個人在一家名為「大象」的小客棧里投宿，大伙兒在魏瑪都沒有什麼特別的事做，我們並不想通過自己的深入了解或在那裡逗留的樸實體驗傳播歌德文學；我們只是住在歌德生活過的城市裡，就像假期住在父親家那樣。魏瑪是一座比例適當、精緻優雅的城市，幾乎凝固在歌德的傳統中，不會蘇醒，不敢談論別的，也不敢想別的，一切都圍繞著對天才的紀念。在客棧下榻的有蘇格蘭的「藍絲|襪」，有脾氣暴躁、神經兮兮的老婦人，有一位頗像塞特姆布里尼的義大利人文主義者，不過他比托馬斯·曼的《魔山》問世早十幾年，晚上，他在旅館會客廳里逐字逐句地給我講「共和國與好國王」，還有心性孤獨的斯堪的納維亞人，他們到這裏一待就是幾個月，沉浸在冰冷閃爍的夜色里，沐浴著與眾不同的精神之光，陶醉在魏瑪的氛圍里。這裏還有許多附庸風雅者和遊客。但在這個精神錯亂的世界里，轉眼就能划拉進來幾個死人，合同已經擬好，這為以後能在大屠殺中緩解內心的罪惡感提供了方式。魏瑪，戲院，圖書館，那家「大象」客棧，以及另一家後來我在那裡住過、由一位匈牙利學者的妻子主管的廉價旅店，我跟她有過幾天身心的瓜葛：這一切加在一起，就像那類俗世修道院，只有精神氣質相同的人才會心誠意切地聚到那裡，進行俗世的靈魂修鍊。從遠處旁觀，你也許會覺得這種做派有點誇張，但那些已習慣了的人，就會覺得找到了歸宿。在歌德故居，每個人都多多少少能感到賓至如歸，即使再過一百年也一樣。歌德的世界收留旅人，即便不能給他們寬懷的慰藉，也能讓人在某個角落裡棲身。

K把他的酒、英國煙和書稱作「孩子」，並且與我分享。我十分溫存地生活在他身邊，忍受他的粗暴、古怪、非人的特質，外加女人；我就這樣無私、謙恭、悲傷地忍受著，就像忍受那位與眾不同的女伯爵。痛苦的生活方式對她來說是命中注定，她帶著蔑視和反抗予以接受。她是貴族，是地地道道、不折不扣的貴族。有一天，斯蒂芬·茨威格來看望我們，做完客后，我們在雨中散了幾小時的步。茨威格向我講述了這位卓爾不群的婦人的人生故事，感覺就像他寫人物傳記那樣翔實細膩，充滿感人的激|情，講述的方式我們只在談論那種人時才會使用。當階層、原則和價值準則在我們四周坍塌，他們能夠有足夠的力量與堅韌保持身心的平衡。有的時候，我們到法蘭克福的郊區旅行，去工人聚居區，女伯爵在赫希斯特鎮一家大型化工廠的工人宿舍里朗讀作品。「運動」的積極分子們也懷著由衷的愛戴簇擁著她，儘管她並非完全、無條件地屬於他們，但他們應該將她視為自己人。

我異常興奮地盯著他們，心臟已跳到了喉嚨口。我感覺自己就像一位深入險境的旅行家，就像斯坦利或斯坦因·奧里爾。當時，我們兩人都很年輕。我剛滿二十三歲，剛剛結婚幾個星期。羅拉坐在車窗旁，坐在這列已被法國人淘汰的列車上，這列火車曾經跑過巴黎沿線，如今被流放到臨近德國—比利時邊境的窮鄉僻壤——亞琛。包廂里的窗戶缺了一塊玻璃，被扯斷的橡膠封條耷拉著，破舊的行李網低垂著，座椅裡頭露出了彈簧。「給他們用這個就不錯了。」當這列舊車被調到亞琛時，法國鐵路公司巴黎辦事處的人這樣想。的確，我們能搭乘這列火車旅行已經很知足了。我們坐在沒有玻璃的車窗旁，凍得渾身哆嗦，盯著那兩位「歐洲」士兵（從德國邊境起的幾公里路程，火車由英國人開），一想到這個我就牙齒打顫。

在我的萊比錫房東眼裡，我的儀錶可能有些令人不安。他們用淡漠的眼神不無反感地觀察我，包括我的衣服、我跟薩克森人略有不同的髮式、我惹人疑惑的生活方式。出於城市小市民心態，他們心懷嫉恨地接受了這個沒精打采、言行放縱的年輕人。我出沒在一個狹窄的小圈子裡，大學，幾家咖啡館，還有一個匈牙利年輕女演員的「藝術家沙龍」，那裡聚集了許多容貌美麗、內心細膩的姑娘，彷彿在祭拜「地靈」。想來，她們在現實生活中也跟在劇院舞台上一樣扮演露露——懷疑一切，對一切感到陌生。我隨身帶了好幾套西裝來到德國，每件衣服都是天鵝絨領，裏面配一件黑襯衫……萊比錫的母親們，抱著孩子站在窗口盯著我看。在我動身之前，父親給了我三個月的生活費，可是我在第一個星期，就把這筆可觀的費用花掉了大半，我自己都不清楚是怎麼花的，都花在了哪兒。——我想，我買了英國香煙、書和咖啡……品嘗薩克森烹飪的美味佳肴；在最初幾個星期，我主要靠黑咖啡和大學隔壁的費爾斯咖啡館賣的一種名叫「年輪」的糕點度日。接下來的三個月我生活窘迫，處境變得越來越戲劇化，冬天，我開始節食。最先，我賣掉各種天鵝絨領衣服，總共賣了二十多件。第二年我是這樣過的：東遊西盪，四處流浪，從一座城市到另一座城市，從飯店到租賃房；每天只穿一件西裝，這件破了我會扔掉，然後再做一件新的。

在德國，我在三座城市住了較長時間：萊比錫、魏瑪和法蘭克福。我並沒有刻意地計劃，可也不能說完全偶然，我在流浪歲月里選擇歇腳的這三座城市，都是歌德的城市。我沿著他的足跡旅行，本能地隱在他的影子里。讀歌德的書，我從來不能這樣隨便：好吧，現在我坐下來翻翻《西東詩集》。如果這樣讀他，很可能就會令我厭煩。歌德陪伴生命一起成長，一起前行，讓人將自己與他連為一體。我隨身總揣一本歌德的書，無論在家，還是在路上，至今如此。後來，我只找到了一位能讓我以如此固執的散漫閱讀的作家，我手頭總會有他的書，每天我都會讀他的幾行信或幾句評論：他就是奧朗尼·雅諾什。我從奧朗尼那裡學了匈牙利語，而且至今都在學。我從歌德那裡什麼都沒學到。他天才的著作改變了他身後幾代人的思想氛圍；也許，我只在想擺脫他或否定他時，才會想起他。每過一段時間，我就會去一次魏瑪。圖書館的人已經認識了我，看別墅的門房像熟人一樣歡迎我，我看過園中的冬景和春色。我不敢寫作；確切地說，我一到魏瑪就不再寫東西。歌德身上那種跟其作品相比或許稍顯遜色但具有同樣巨大感染力的永恆個性所形成的神話，是我在魏瑪感知到的，這個神話與時間和作品無關，不會釋解，不會消失，能夠影響許多代人。在那裡，我第一次讀到這三行詩句，讀它時我並沒有特別在意，只是後來，過了許多年後我才意識到，它在我心裏開啟了什麼，它活在我的體內，用不著加重語氣，柔聲細語，就像有人教我呼吸：

我報名上大學，在文學系讀了半個學年。這所專業學校隸屬於報學研究院。很自然，研究院也由一位秘密顧問官領導（威廉時代，在德國大學里留下了不少秘密顧問官），這位人稱「樞密院顧問官布呂謝爾」的人早在青年時代，早在創始人萊奧波德·索恩曼時期就曾在《法蘭克福報》供職。那些想在萊比錫大學「學習」寫新聞的學生們，師從一位名叫約翰·克萊因鮑爾的哲學家。學院里有教學樓、規模龐大的圖書館、價值連城的藏書和成千上萬份舊得不能再舊的舊報紙。我始終難以理解研究院的「教學計劃」。秘密顧問官每天晚上都做報告，回顧德國日報的起源，回憶自己的青年時代，講《十字報》如何初出茅廬就戰勝了自己的眾多敵手……

初秋時節，K又被什麼惹惱了，從樓下給我寫了一封加急挂號信寄到閣樓。毫無疑問，女伯爵站在K的一邊；不管遇到什麼事情，她總是跟K團結一致，或許他們兩人關係的特徵和意義就是團結，就像一顆卓爾不群的心靈接納了另一顆受傷、憤懣的心靈。當我離開他們搬到火車站對面一家旅館后，我過了一段流浪藝術家的日子。在那段時間，我遇到了不少類似愛情的經歷，我成了當地冒險故事中傷感的主人公，成天糾纏在分手與醜聞當中；我的行為舉止已經染上了神經症，反映到所有的人際關係上。我不知道自己病了，也不知道這種病里蘊藏了多少反抗的力量。不管怎樣我都覺得，我不能在法蘭克福繼續住下去了，在這裏，我已從這座城市和人們那裡得到了他們在深夜和霧中所能給予我的最多的東西。我沒有跟周圍的環境保持一致，沒有跟各個階級、利益階層和任何人團結一心。我在旅館的客房裡跟仙人掌、黑人雕像為伍，每天夜裡我都惴惴不安地回到住處，擔心在凌晨會被逮捕。

在魏瑪，我每天早晨都去公園，一直散步到歌德常在炎熱的夏日去那裡打盹兒的花園別墅。我走進屋裡轉上一圈，然後回到城裡的歌德故居，在光線昏暗的卧室里站一會兒，那裡現在也需要「更多的光明」；要麼，我就徘徊在某間擺滿礦石、手稿、木刻、雕塑和圖片的展廳里，仔細端詳詩人的遺物，努力從中領悟到什麼。我就像一位業餘偵探，正隱藏身份地偵破某樁神秘、怪異的奇案。我不用向任何人彙報，我想通過詩人生前使用過的物品和他的收藏，弄清這樁神秘、怪異案例中「天才」的秘密——我試圖通過他的故居理解什麼，理解某些不僅作品從未說透，就連生平和「個性」都不能完全解答的東西——這兩者的相互作用，形成了比什麼都更令人不安的現象，天才和他對世界的影響。我尋蹤覓跡，在一隻水杯上尋找手印、唇印和在人生各個階段中的指紋變化，我凝視一幅描繪他在遊歷義大利途中小憩、風格樸實的學院派風景畫，我能一周七天都在這些房間里踱步。在魏瑪，這位大人物的肉體存在至今都未冷卻，某種濃縮的化身留了下來，而他的存在的物質影響，只以無限緩慢的速度隨時間消散。我不想對歌德做一番學術評價。我也不打算寫一篇關於「詩人壯年時代」或晚年的研究論文……我在公爵公園裡漫步，在那裡，這位「小太陽王」，邀請歌德前去的公爵，憑藉不食人間煙火的唯美主義努力蹩腳地複製了凡爾賽宮的設想；夜晚，我坐進劇院欣賞《坦克雷德》或《伊菲革涅亞》——在魏瑪劇院里，我感覺賓至如歸的舒服自在，歌德曾在那裡不無忌妒地目睹了廣受讚美的扣贊伯的成功……上午我去圖書館，歌德在那裡至高無上，超越了所有被放大到極限的生活真理和人類可能達到的情感尺度。我跟圖書管理員交上了朋友，他五十年如一日地負責保管、整理和收集所有與詩人在當地居住有關的警察局資料；我們一起核實洗衣費發票和買調料收據，滿心驚喜地揣摩推測，我們無須解釋就彼此理解。我跟所有那些突然有意無意地走進歌德的世界並在那裡駐足的人一樣迷途其中，生活的內容也隨之改變。

婦人懷著鬼祟不宣的目的討好我。我住在她家的第三天晚上，她溜進我的房間誘惑我。我驚詫地看著她，我還從來沒見過這樣的女人。我整日在城裡遊盪，或在某家咖啡館一動不動地坐幾個小時，怯生生地品嘗食物和飲料的滋味，我是那麼孤獨，彷彿在一座孤島上。梅斯屠夫的妻子不能分擔我的孤獨。我喜歡這樣的萊比錫，就像一座獨一無二的巨大農莊，一座用鋼筋水泥建造的農貿市場，在那裡什麼都可以買到：毛皮，南方水果，哲學，音樂，最與眾不同的思維方式。屠夫的妻子是阿爾薩斯人，靈活好動，肌肉健壯，是一個矮個子混血後裔；她從法蘭西母親身上繼承了譏諷、聰明、烏黑的大眼睛，那雙令人難忘的法國女人的眼睛長在一張德國人的面孔上，閃爍著外邦人生動的光亮，彷彿它們待在那裡只是作客。她想知道我的一切，她會偷走我的匈牙利語家書，懷著令人感動、難以克制的好奇心一連拼讀幾個小時；她從早到晚幫我刷衣服，擺弄我的書籍和紀念品；她總用竊竊的耳語跟我講話，好像擔心她的嗓音或發音會讓我高貴的耳朵感到不適。出於一個嬌貴少年屈尊俯就的友善，我接受了這種可怕的調情。我隱隱約約、並不經意地意識到什麼，自己就像一個隱匿名銜的過客住在這裏，住在他們中間，住在萊比錫的小巷深處；而在我的家鄉，我習慣的完全是另一種生活環境，比方說，在飯廳里有立式壁爐，九-九-藏-書有一段時間我們還僱用幫工……

客居法蘭克福的那一年，我結識了很多很多人。報社有時派我去達姆施塔特，恩斯特·路德維希大公退位后仍舊住在位於該市中心的宮殿里，依然保持著宮廷內的精神生活；哲學家蓋沙令伯爵是精神領袖。那座年輕人云集的大公府邸，被人稱作「智慧學校」，在那裡，渴望知識的美少年們坐在絲絨面的扶手椅里，光著腳板在花園裡散步，聆聽蓋沙令伯爵談生活，談死亡，或者參加某位應邀而來、地位顯赫的外國貴客主持的講座。在這裏，我結識了拉賓德拉納特·泰戈爾。對我來說，他的樣子有些可疑，我對所有穿長袍的人都覺得可疑，感覺是反歐洲，反理性。跟大公府邸的日常生活相仿，「智慧學校」里也基本都是單一性別。恩斯特·路德維希身材矮胖，弗恩模樣，拄著拐杖，經常一瘸一拐地在學員們的眾星捧月下出現在公園裡，一聲不語地觀察著這支「精英隊伍」，彷彿欣賞一件特別的造物，之後在神秘的沉默中返回城堡，回到罕見的書籍、陶瓷和他賞識的哲學家們中間。這些達姆施塔特的造訪者們——我必須撰寫關於這些地位顯赫的外國貴客或講演者的「報道」——給我留下了令人壓抑、很不舒服的記憶。但是法蘭克福本身也窒悶，擁擠——有太多的金錢和太多的人，那些人充滿了因金錢誘發的恐懼、奇思妙想、怪癖和需求。在法蘭克福的生活「有趣」得幾乎不真實；我的每一天都過得矯揉造作，彷彿閃爍著石英的光，生活在紫外線的光芒里。在格羅撒·希爾施格拉本大街的歌德故居里，一百年前，人們在這裏過著驕奢、舒適的生活，就像現在住在「黑爾·拉特」樓宇里的貴族家庭；毫無疑問，這裏的城市氛圍在整個德國最為奇特，我遲早必須得逃離這裏，這裏到處充滿了刺|激、甜蜜和過分的饜足。的確，我本可以在法蘭克福干一番事業的。

我在萊比錫另一個要錢的來源，是規模龐大的布羅克豪斯公司。當時，這家財大氣粗的大公司能向國外匯款。有一位考紹書商跟布羅克豪斯公司有著十多年的業務聯繫，他給公司老闆寫過一封信，告訴他我住在萊比錫，假如我遇到麻煩，他們能否給我一筆不大的救助款，稍後結算，如數還清。對於這些歷史悠久的德國大公司來說，通過這種家庭性質的業務委託幫助外國客戶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沒有什麼稀奇的。它曾是這個階層最大的家族，至少看上去如此，而且家族超越了民族。老布羅克豪斯對我非常熱情，給我寄錢，請我到他家做客，經常跟我聊蒂薩河，送給我幾本他自鳴得意的出版物。那是一家龐大的企業，印刷廠和出版社連為一體。《百科全書》一度將公司的業務範疇拓展到廣闊無邊，全世界人都談論它，並跟老先生建立業務聯繫；公司規模越來越大，跟埃森的貝德凱爾公司旗鼓相當。老布羅克豪斯對我的態度格外友善。我要講給他聽：我在大學里學習什麼，新聞學院的課上都教一些什麼，我在劇院里看過什麼劇目，我喜歡讀哪類書，我認為什麼是新德國文學。他睿智而強悍，屬於鐵血首相的那代人，屬於強大、榮耀、堅韌德國的「橡木一代」；他是一位肩膀很寬、品德高尚、目光清澈的老人。有時候，他留我一坐就是幾個小時，跟我促膝交談；他對匈牙利人抱著真誠的同情心。正是這一類德國人在那個時代——在俾斯麥時代——建立了第一帝國，建立了強大富有、讓全世界人嚮往的德國。我覺得，我去布羅克豪斯公司實習並不是一件多難的事。那時候，我居然還會想著找工作！我對世界和自我均感好奇。我對「具體細節」並不太感興趣……

但是，無論老布羅克豪斯，還是親愛的銀行的善心，都無法把我從沒錢的窘迫中解救出來；我三天兩頭身無分文，徘徊在萊比錫街頭，就像馬伊·卡洛伊小說里描寫的在沙漠中迷途、饑渴難耐的主人公。當時我並不知道，我的生活技術根本是錯的，由於「長期」泡在咖啡館里，我在那裡花的錢比最為奢侈的、我能夠擔負得起的娛樂要多得多。我的錢都給了咖啡館；我的住處沒有供暖，因為我把供暖費花在了去咖啡館取暖。我不是去新教救濟站蹭飯，就是從書籍、罐頭中攝取養分，因為我把本該正經吃飯的錢都花在了咖啡館。我付小費，存衣服，買報紙，給看廁所的婦人錢——我把許多錢花在泡咖啡館上，那筆錢足能養活多口人的德國家庭。我有一個偏執症，只要見到報紙、雜誌就會買下，將口袋塞得滿滿的。我還買外國出版的外文報，比如瑞典或荷蘭報紙，儘管上面印的單詞我一個都不認識。我買那些連出版商都不指望有人買、令人絕望的文學雜誌，比方說，《安狄米恩》那類。在我的外套口袋裡，總揣滿了名聲不佳、毫無價值的新聞產品。每天早上，我都坐在咖啡館里，閱讀這些印刷品。那架勢好像要干出點什麼。我對世界上的不可理喻之事，對混亂無序感興趣；沒有人遵守任何遊戲規則……報紙教我們的就是這些。可是，我的錢越來越少。親愛的銀行和布羅克豪斯大叔，終歸也只是出於禮貌地借給我為數有限的一點點錢。有一天，我在墨丘利咖啡館里下定決心，要從事某種「職業」。

我根本沒有想過要把寫作當成自己的「職業」，我想，我根本就沒把自己跟這份「外國報紙」之間的關係當成多大的一回事。至少對我來說，文章登在《法蘭克福日報》上，還是登在考紹報紙上，並沒有什麼太大區別，考紹和法蘭克福評論家對我文章的看法同等重要；在我看來，都是在大報的星期日專欄版發表文章。在我的生活中，一切就這樣一蹴而就。如果我特別「想」在《法蘭克福日報》上發表文章，可能他們理都不會理我。一位新手要想跨進一家佩斯周報編輯部的門檻，肯定要比被這家世界級大報接受更難。對於寫作，對於詞語的分量，對於文字的後果，我根本毫無概念。我寫文章就像一個年輕人的呼吸，抱著某種粗野的歡樂張大肺葉。我不知道一位年長、博學的作家為了能在這家報紙上發表幾行自己的文字要走東闖西地花費多少精力；我不過把為大報工作視為一種消遣，他們為此支付昂貴的費用。我後來意識到，根本沒必要向他們討錢，如果完全聽憑他們確定稿酬的額度，我會得到更多。在我離開法蘭克福后，他們打電話到巴黎，派我去倫敦出席某個政治會議，或到日內瓦做一些「豐富多彩」的政治報道，或到義大利、比利時的某個「發生了什麼事件」的小城市，或派我去東歐幾個月，他們支付全部費用……我知道了，為《法蘭克福日報》工作沒有必要給他們寄費用清單，從來不需要我伸手要，報社就會主動給我匯足夠的經費。

那人從嘴裏取下叼著的煙捲。

我最喜歡讀的還是詩歌。我在衣兜里揣著那些早已蹤跡全無地消失在文學翰漠里的詩人的詩集。誰還會記得阿爾伯特·艾林斯坦？這個名字聽起來是那樣的古老，那古老的聲音就像是一個在時間與距離中迷途的原始人發出的。我記得他寫過一本小說集《圖布奇》，那本書我隨身揣了好幾個星期；小說並沒什麼特殊「意義」或「史詩性內容」，但在這位維也納詩人所寫下的字裡行間和所描繪的幻境背後，都迴響著清越不安的樂音；我對音樂心懷感恩。我一連幾個星期都坐在墨丘利咖啡館內翻譯艾林斯坦的某篇詩作，不管我的譯文是好是壞。在德國，幾乎沒有人知道弗朗茨·卡夫卡。我至今記得艾爾莎·拉斯凱爾—舒爾勒清新淡雅的水彩畫，就像在某次夢境里看到的希臘風景。那時候，捷克詩人布列茲納的詩歌剛被翻譯成德語，由因賽爾出版社最新推出，在那之前，讀者們尚不知道世界上存在這樣一位詩人。有一位名叫庫爾特·黑奈克的德國年輕人，我很長時間都以為他是一位大詩人。也許他在當時，在某個瞬間，確實曾是位大詩人。奧古斯特·斯特拉姆寫了許多未來主義的德國垃圾；當時我很喜歡他。威爾費爾的聲音已經相當響亮，他的第一部小說已經出版。戈特弗里德·貝恩、西奧多·道布萊爾、勒內·希克利和阿爾弗雷德·德布林等都在為新雜誌撰稿。德國出版社正怯懦不安地從庸俗讀物和戰爭宣傳品中復活。

「您說什麼？」這位歐洲士兵不解地反問，帶著誠實的想象和不大友善的傲氣反問，「您總不會撒謊吧……？」

在這些詩人中，只有一兩個名字留了下來，或許只有威爾費爾和卡夫卡的作品從當代的潮流與審判中倖存下來。卡夫卡對我的影響尤其巨大。在這個根本不能用公眾標準進行衡量、只用歐洲文學的真正標準衡量價值的狹窄圈子裡，這位年輕的捷克—德國作家的作品已經被劃歸為經典作品，他在四十一歲那年病逝，死後只留下殘章斷句。卡夫卡是我自己為自己發現的作家，就像夢遊者發現了筆直的路。在一家書店裡，我從數以千計的圖書中抽出一本名為《變形記》的小冊子開始閱讀，我當即知道：是的，卡夫卡既不是德國人，也不是捷克人，他是一位最偉大的作家，這一點我不可能搞錯，不可能誤解。對於一位年輕作家來說，找到自己成長需要的榜樣，憑的是神奇的本能。我從來沒有「模仿」過卡夫卡；但我現在已經很清楚，是他的幾篇文字、他對事物的洞察及其觀點照亮了我內心幽暗的區域。很難為文學的「影響力」下定義，很難與在作家身上啟動了文學思考過程的那些人坦誠相對。不僅是生活，文學也充滿了神秘的親屬。在我的生活中，這種情況屢次發生：我遇到一個人，我覺得這個人似曾相識（那種熟悉感來自複雜、痛苦和某種未能實現的久遠約會），讓我不得不帶情入戲。有的時候我與人相遇（很少遇到女性，通常是男性，因為可愛的女人都會讓我感到有一點「熟悉」，讓我想起從前那個已被我不忠地淡忘的伊娃），這些人讓我無法迴避，我們是親屬，有些事我們必須要談，當面談，一對一地談！這種相逢有時也發生在文學中。一個熟悉的靈魂發出令人無法抗拒的呼喚，將自己袒露給別的人。卡夫卡的世界和他的聲音，對我來說非常陌生；儘管我知道這位作家的「影響力」從未在我的文字上有所體現，但是他讓我內心的能量獲得了釋放；我一下子作為另一個人進行觀察，用另一種方式進行分析，與此同時，不僅喚醒了他的力量，還使他意識到自己的責任，並感到驚恐不安。

漢斯·埃里希住在離我很近、環境優雅的帝國飯店，他的女朋友是帝國議會的一位社會主義黨女議員。這位年輕女士留給我的印象，只有那雙嘲諷、聰穎的大眼睛；出於過分的虛榮，她總是在裝束上竭力符合自己女議員的身份，總是追趕大城市知識女性的時髦。我跟他倆一起參加工人集會，去法蘭克福的貴族沙龍，能夠參加這種小圈子聚會的都是些已在某個領域卓有名望或可以信賴的佼佼者。漢斯·埃里希和我算不上什麼成功人士；但在那個時候，人們對帝國議會的女議員總會抱著某種期待。事實上，這兩個團體對邀請的客人都很挑剔；的確，進德國工人圈子要比進擺滿哥特風格雕塑的市民沙龍更困難。

羅拉聰明地坐在車窗旁，望著歐洲沉默不語。在後來的現實生活中，也總是出現這種情況：我說話，她沉默。她和我出生在同一座城市。我們倆相識已久，可以追溯到神話般的童年時代，換句話說，我們只使用符號性的語言；從我倆出生的那天起，我們就共同呼吸同一座城市、同一個階層、同一個人口密集的州的空氣，當然，我們遇到的事情並不取決於我們。她用聰慧的目光眺望窗外，惴惴不安，因為她帶著與生俱來的危機感來到歐洲，她知道，「她必須格外小心」。我則左顧右盼，坐立不安，口無遮攔地喋喋不休。她靜靜地聽著，偶爾說一句這類的話：「在柏林要多買些漱口水。現在那裡肯定會便宜一些。」我在過邊境時想到的是，柏林的煙斗或長筒襪弔帶會比巴黎便宜。假如她說的要買的是這些東西，會更合我意。

他們就這樣生活在法蘭克福的別墅里，K從早到晚都為他的兩條狗捉虱子、逮跳蚤，經常寫發泄牢騷的加急挂號信——毫不誇張地說，K的一半收入都花在為那些令人氣憤的信貼郵票上——他總是躁動不安，興奮不已；只要有K在，空氣里總瀰漫著火藥味。我住在別墅的閣樓里，從早到晚都可以寫詩。K做午飯，在手稿和打字機之間，他做得最多的是青菜燉牛肉，因為他不會做別的。

無論我自己怎麼美化，我在萊比錫大學里都沒學好，我在父親面前感到失敗的恥辱。父親始終堅持說，既然我已下決心幹這一行，怎麼也要「拿個什麼文憑」。從前，家人希望我也攻讀法學，以後成為律師，接管我父親的事務所。父親並不希望我誤入歧途搞什麼報道；當然，當他在報紙上看到我的署名，他也很自豪，不過他要求我大學畢業。每個學期，我都要將記分冊寄到考紹；幾年過去，我慢慢變成了一位「老學生」，先後在家鄉、萊比錫、法蘭克福和柏林的大學里學了十個學期。我始終沒拿到博士學位，因為我一點不覺得那個頭銜有什麼值得自豪的；在我看來，那只是個沒用的幌子，花兩百馬克我就可以買到這個學歷，選一個平常的課題，比如，做一個半小時關於俄羅斯文學的自由演講。一位大學生總共只需花半年時間，就能把博士學位搞到手，每個人都能從文學系畢業。我一學期一學期地在大學之間流浪，越來越不相信自己能在未來的職業生涯中用上我的「大學文憑」。有時我追隨某位教師，有時給某位校長當助手，根據他給出的方向，在成山成海的資料中發掘某枚未知的箭矢；這種時候，我能一連幾個星期都乖覺地坐在教學樓內，直到講座窒息于講演者的「體系」里。我意識到，我需要的東西，大概只能自己尋找，必須通過獨立思考才能夠發現。

九九藏書關於這個婦人的記憶，直接讓我聯想到傳說中女巫廚房裡的魔法考驗，或許因為她是我第一個通過每個汗孔和每寸肌膚，通過她難以名狀、無法克服、隱秘莫測的陌生感認識的第一個「外國女人」，第一個真正的「陌生人」；對於這種陌生感，即便感情潮汐再洶湧也難以消解，肉體接觸再熾烈也無濟於事：總存在一扇陌生的身心無法衝破的絕密大門，即使用親吻也難以打開，難以撬開；這是最後的秘密，這是黃金法則。我不相信愛情是所向披靡、能用符號性語言解開種族秘密的世界語。無論跟哪個熱情洋溢、激|情充沛的蘇瓦達人交談，這種陌生語言的愛情也會結結巴巴。人用母語夢想所愛之人。我在這個陌生女人身邊，在我認識的第一個異族人身邊，感到一種複雜的無奈：我不能將自己全部地給予她，有些東西無法用擁抱表達，即使被翻譯成親吻或耳鬢廝磨，但其本意仍永遠是我自己的秘密；所有女人的秘密都要用母語講述，梅斯屠夫的妻子就是這樣……她總是顯得既有點神秘，又有點原始；早上，當她一臉虔誠地踮著腳尖將淡咖啡和黃油小麵包端到我跟前，頭上戴了一隻花環，腰間纏了一條藤蔓，我一點都不會感到驚訝……她是我見到的第一個戴花環的人，在後來的十年裡，在青春時代——可能是唯一真正不羈、歡快的青春時代——缺少田園牧歌情調的痛苦歲月里，「陌生女人」那頂繁複、雜亂的花環纏繞到我的生活中。在我腦海里，女人張開臂膀擁抱我的記憶時常閃現，我至今記得梅斯屠夫的妻子古銅色的瘦胳膊既強硬又膽怯的用力摟抱。我就像一位途經此地的統治者，允許她圍著我伺候，並且愛我。在很短一段時間里，在我們相識的最初階段，她也並沒向我索求什麼。但是，在我搬到那裡的第二個月，她和她的丈夫懷著某種印第安人的憤怒，在我的背後發起攻擊。這種憤怒含帶了陌生、另類和永遠的不忠。不可思議的是，他們向我索要一把衣服刷的錢，在那之前，我對衣服刷的價格一無所知。

不，這個女人不是「藍絲|襪」。在她羸弱、病重的軀體里，蘊含著能夠蠱惑民眾的力量。她的肺臟幾近萎縮，即使這樣，她仍每天工作十到十二個小時，伏身坐在打字機前，嘴裏總叼著一支英國或美國產的很粗、冒煙的鴉片雪茄。她很少上街，害怕人們的眼神。有一次她跟我說，「她非常可憐那些人」。她清晰地看到自己的階層與過去，帶著某種忌妒的懷舊之情憎恨它們。那些不時聚到她身邊的人，時過不久會徹底消失，許多時候連姓名都不會留下；革命者們隱藏身份光顧女伯爵的沙龍，他們彷彿有一個誓約，都從來不講更激烈的細節……有一天，一位有著女性般白皙面孔、留著栗色鬍鬚的男人出現在我們的聚會上，他的手白皙、光潤、柔軟，目光迷離而狡黠，他坐在我們中間，斷續、乾巴地回答我們的提問，極力隱瞞自己的名字。有人傳言，他是法蘭克福一家汽車廠的工人。雖然他去哪兒都穿一件工作服，但從夾克細密的布紋看，肯定出於一位好裁縫之手；從雪白、光潤的指甲看，那雙手從來就沒沾過機油碰過鐵粉……他的頭顱形狀、嘴和額頭，都很像哈布斯堡家族的人，毫無疑問，關於這個人的傳說很快就開始在沙龍里流傳。在女伯爵充滿魔力的氣場里，有過許多這樣來無影去無蹤的無名客。

K是一個生性多疑的人，他對所有的人和所有的事都疑心重重，他把所有的猜疑都寫到牢騷滿腹的信件里，並且用挂號、加急、航空的方式郵寄。在我的熟人當中，他是寫加急挂號信最多的人。後來，我在國外也收到過他寄的這類信件，信是K在半夜三更以加急、挂號的方式寄出來的，信里的全部內容只是告訴我，他的工作按計劃進行，或者收回他對我的好感，或者他認為誤解已經消除，我們的友誼依然如舊。對他來說，不管什麼都十萬火急。他性情火暴，經常跟德國人發生衝突，動不動就寫信投訴。戰爭期間，他跟女伯爵在達沃斯相識；當時兩個人都在患病，他倆在達沃斯療養院締結的情誼，要比任何病人之間可能締結的正式而永恆的友誼都更加純潔、更有魅力、更牢不可破。他們兩人都激|情洋溢，都喜歡文學，喜歡狗。從那以後，我再沒見過能像K和他的女友那樣奴顏媚骨地跟狗或作家說話的人。他們將自己的一生全部用在寵愛狗和翻譯書上了。他們翻譯了許多作品，他們是那個行業的藝術家。這是一個特殊行業，需要兩位藝術家來完成：翻譯家總是流產的作家，就像攝影家總是迷途的畫家。K和女伯爵用真正藝術家的謙遜將自己的天賦傾注到對外國作家作品的翻譯上。有的時候，他們會為如何將一個匈牙利文或英文概念準確譯成德語而爭論好幾個小時。K從匈牙利語翻譯，他是第一個將匈牙利新文學介紹給世界的人。官方不僅從來沒有支持過他，反而不承認他。

每天上午十一點鐘，我都站在窗前探出頭張望，看羅斯柴爾德家族最年長的祖母古杜拉老夫人布巾纏頭，罩著披肩，打著蕾絲邊綢傘，坐在由兩匹黑駿馬拉的轎車上。她住在街道盡頭、坐落在巨大園林正中的羅斯柴爾德城堡里。園林四周，晝夜都有持槍的警衛把守。古杜拉夫人透過轎廂的小窗溫和地跟法蘭克福市民打招呼，市民們摘下帽子向她致意，好像是對古代封建社會的公爵夫人致意。她年齡很大，乾癟的臉上布滿皺紋。在駕駛位上，坐著頭戴大禮帽、腳蹬漆皮靴、身穿白褲子的馬夫和男僕，馬車就這樣在「革命的」德國共和國里招搖過市，簡直像在示威遊行或公開叫板。國王和王儲們都逃走了，羅斯柴爾德家族留了下來。古杜拉夫人置身事外地住在她的法蘭克福城堡里，她的兒子們、親戚們和住在巴黎、倫敦、維也納的羅斯柴爾德後代們每年只有一次借某個家族慶典之機，從世界各地趕過來探望她；每逢這種日子，利比希大街的所有窗戶前都站滿了人，當地居民爭相目睹這個王朝的嘉年華。

有一天早晨，翻譯K帶著兩條狗和他的女友從黑森林來到法蘭克福，與他同行的還有一位年輕，肥胖，總用充滿苦難、憤世嫉俗的眼光看世界的匈牙利流亡作家。K的女友是一位奧地利女伯爵，她將美國作家的作品譯成德語，後來，她本人也成為左翼德國文學「運動」中一位相當多產的女作家。我在火車站等他們。他們進駐法蘭克福相當惹眼。那兩條狗惹出不少麻煩，他們剛到那天，入住的家庭旅館很快就下了驅逐令，我只好讓他們住到我後來的住處；當時，我早就從虐待狂的裁縫家搬走，在埃舍爾謝梅爾大街離報社不遠、與名為「呂騰與勒寧」的出版社緊鄰的一幢房子里租了一套漂亮、敞亮的三室公寓。我一個人住在別墅的一層，非常喜歡屋裡賞心悅目的陳設。當K由於世界觀和養狗問題跟法蘭克福家庭旅館房東吵翻后，他們搬到我那裡住，我則搬到別墅二層的一間閣樓里。就這樣，我跟在國外相遇的陌生人住到一起，三天兩頭髮生爭執。尤其是K，他最容易生氣，也最愛生氣。但是不管怎麼樣，我們過得十分開心。K和他的朋友們工作很忙，在那段時期，我自己也有固定工作。

噢，在比利時—德國邊境上，我們就像沒見過世面的非洲人！在我們眼裡，這一切是多麼「歐洲」啊：這列氣味酸臭、顛簸搖晃的火車，那位挺著啤酒肚、穿著印有銀灰色字母的外套、好像渾身蓋滿郵戳似的比利時檢票員，那盞掛在車廂棚頂、光亮微弱、噝噝作響的煤油燈，那張可以從考薩旅行到波普拉德菲爾卡的火車票……毫無疑問，車廂破爛座位上垂下的穗子，還有我們在沿途火車站購買的煙灰色、很難吃的法國巧克力，對我們來說都很「歐洲」。夏末帶著尖酸煙味的「歐洲」空氣吹進了包廂，包廂內所有的一切，包括我們的焦慮和自我意識，都讓我們感到自己非常的「歐洲」。我們牙關咬緊，內心堅定，我已經感覺到巴黎正在向我們招手……（後來，在所有誤入巴黎的中歐人身上，我都能體會到這種渾身發抖的優越感）我們是多麼的好奇啊，激動得感覺脊背躥涼。那時候，我們已經讀過「全部的法國文學」——我讀了左拉的書，讀了阿納托爾·法朗士和莫泊桑的幾部小說，只要有匈牙利文或德文譯本的作品我都讀了；多多少少我聽人講過一點柏格森，我「了解」法國歷史，但主要是從法國大革命和拿破崙戰爭到現在的這一段歷史。

在萊比錫，我暫時為自己的德語水平感到自豪。雷曼是一位禿頂、矮胖的薩克森幽默家，他總是鼓勵我，希望我成為布達佩斯名流。匈牙利有兩類人名聲很好，好士兵和好記者。德國人認為，我們至少能做這兩個職業。但我的身份聽起來還跟布達佩斯人不同，我來自菲爾維迪克，應該算是鄉下人。我跟雷曼每天都在咖啡館碰面（他心地善良，語鋒犀利，總是不依不饒地挖苦薩克森人，極具雜文家天賦），他一臉嚴肅地問我：「您又在寫詩呢？」他認為，年輕人要好好珍惜自己的才能，因為一個人稍不留意，馬上就會犯青春的罪——寫詩。他想讓我寫文章，時不時地遞給我五十馬克。我在文章里描繪了萊比錫的租賃房，講述跟薩克森人在飯館里度過的一個夜晚，記錄跟一位薩克森哲學家在大學的交談。他給我布置家庭作業，讓我為《龍》寫一篇諷刺文章，命題為：「在萊比錫博物館，在馬克斯·科林格的貝多芬雕像前的思考」。（萊比錫的批評家們認為，科林格「將古希臘美的理想」雕刻到了大理石里，但是在我看來，像某個人用薩克森口音說希臘語……）我滿懷熱忱、不偏不倚、行文自如地進行寫作。在《龍》中，雷曼挖苦所有的人，包括給報紙出錢的傢伙、漫畫家和在周刊上做廣告的廣告客戶。幾乎每期都會登一些我寫的短文；條件只有一個，我保證不投給萊比錫報社……在萊比錫官方的精英圈裡，這份小報令人又怕又恨，就像在市民家庭夜壺裡放蘇打粉。雖然，薩克森人晚上在飯館里臉紅脖子粗地高聲譴責，但他們還是要看。雷曼是我的第一位編輯，他有本事讓人隨心所欲地看世界，不管我把它看成什麼樣都沒有罪。

我對錢的態度格外特別，我從來不曾懼怕過它。從天性上講，我是一個吝嗇鬼，而且一直都是，我是那種謹慎小心的尋歡作樂者。我從來不為可能遇到的生活煩惱憂心忡忡，既不擔心會餓死，也不怕需要什麼而沒能力獲得。直到今天我都不明白，我對錢所抱的這種君王般的傲慢態度到底從何而來。我的生活條件從出生到現在，都沒發生過太大的改變。沒有哪個月我曾徹底擺脫過金錢上的困窘，但我從來沒有因為沒錢而苦惱得失眠，只要我手頭上一有錢，就會隨手亂花，轉眼之間花個乾淨；但是與此同時，我記下所有的日常開銷，連小費都記，我隨手記下自己的全部犯罪記錄，就像一位自命不凡的賬房先生，每天都認真地記賬。在萊比錫，我那點可憐的生活費，是由父親每三個月一次地轉賬到一家聲譽良好的私家銀行，銀行的名字叫「科納特、納霍德與庫恩」；這些古老的德國私人銀行，通常坐落在狹小、低調的僻靜地方，那些見識不多的公務員即使站到漆色剝脫的舊寫字檯前，也不會發現其中的奧秘：它們的金融網路遍布世界，業務之多根本不次於我們家鄉的那些大理石宮殿，甚至更加生意興隆。很快，我跟這家銀行建立了友情。他們可以不按「銀行的常規」付給我錢；當然，我父親隨後會補付那些賬。

有一天醒來我意識到，客居法蘭克福的這一年在我體內引發了某種變化。我既沒有足夠的能力真正寫下或表達什麼只屬於自己的東西，也不能以自己特有的方式進行表達。我在《法蘭克福日報》發表的那些塗鴉之作，那些詩歌、戲劇習作，都不過是初試牛刀之人結結巴巴的表達嘗試，有時候顯得相當聰明，這樣的文字就像小孩子抱著音樂家的自信在鋼琴上亂敲，感覺佔有了這件樂器。我意識到，客居法蘭克福的這一年在我的內心勾勒出什麼，某種寫作的初始狀態，或許，只不過是一些偶然、模糊、膽怯的舉止。我生活在人群中間，我對這些人的了解少得可憐；我生活在青春的迷霧裡，我上大學的感覺就像一個陌生人，臉拉得很長，一副軍人做派，跟帥氣可愛的同齡人一起既缺少共享的快樂，也沒什麼話好談。我只對新聞寫作感興趣，我對唾手可得的成功雖然感覺良好，但並不太看重這種表達的機會。我覺得，新聞學對我來說只不過是一種謀生手段。作家的行為、態度和觀點立場，都是在人與事件背後影綽浮現的另一種「幻想」。跟我唾手可及、受到制約的生活方式相比，我更喜歡對作家而言的那種真正現實。文字創作的終極意義不過是行為而已，如果用漂亮的話講：道德行為。我意識到有某種使命在等著我，這種使命，我必須在沒有外界幫助的情況下獨自完成；由於我覺得自己還很軟弱，還不成熟，這種任務讓我感到焦慮，有時感到恐懼。

在法蘭克福，我在棕櫚園附近的利比希大街租下一個房間。房東是一位駝背的裁縫，他在我搬去后的第二周結的婚。他娶的女人又高又瘦，讓人聯想到神話中的女性人物。新婚之夜，她跟裁縫在隔壁小屋裡做|愛，午夜激戰；駝背裁縫是個性|虐待狂，用鞭子抽他兩米高的妻子，新娘被抽得亢奮地呻|吟，整夜欣狂地叫喊：「你太棒了！」我饒有興味地偷聽這不同凡響的洞房狂想曲，絲毫沒有厭惡感，一點不覺得有什麼意外。我對一切都感到熟悉和自然，覺得不過是人生常態。這種態度不可能學來，而是精神氣質的自然結果。有人敢吃老虎肉，法蘭克福裁縫鞭撻妻子，女人亢奮地呻|吟：這就是生活，我在天亮時想。新婚夫婦累了，我也睡著了。

橋上站了兩名士兵，他們穿著瀟洒的系帶式過膝長靴和灰綠色制服，制服看上去更像獵裝風格的運動裝。他們將戴著手套的兩手抱在胸前，用冷漠的目光警惕地望著那列向西行駛、眼看就要散架的客貨混編列車。

在那段時間里，我是一個沒有目標的年輕人，誰也不是，也沒想成為什麼人。當時，文學對我而言還只是團迷霧，只是一個朦朧、痛楚、惱人的含混概念。剛一開始，我就像一部羅曼蒂克小說里的主人公，整日遊盪在法蘭克福。中午起床，之後在市中心廣場上氣氛高雅的豪普特瓦咖啡館里坐到深夜，抽廉價、甜味的英國雪茄，可以一連幾周只讀一本書。在那段時間里，我自己發現了一位名叫列內·希克萊的阿爾薩斯作家，對他十分敬重。我記得，我在他身上感到一股「歐洲愛國主義精神」，併為之所吸引。我對每一位新認識的人，都從這個視角進行審視，我想知道，到底存不存在這樣的歐洲人？在某個波蘭沙龍或丹麥大學里，到底有沒有這類首先作為歐洲人、之後才作為丹麥人或波蘭人高談闊論的人？那時候，庫登霍夫·卡萊基和胡伯曼·波羅尼斯拉夫還未提出他們的泛歐洲主義觀點，但空氣中傳播著類似的口號。有時我真以為，生活或文學將一個個這樣的「歐洲人」推到我跟前。但是絕大多數時候，他們只是流浪漢或冒險家，他們是被富有的城市吸引來的。

我聽說，美國的類似研究機構通常會為事業心很強、有新聞寫作天賦和從業意願的學生們提供很多的實踐機會；但萊比錫的研究院對此卻嚴格禁止……有一天，顧問官得知我給雷曼的報紙寫文章，他感到吃驚，並禁止我在沒有得到畢業證書之前為那份報紙工作……我耐著性子去教學樓聽了一段時間的課，直到我意識到自己已對那裡的課程厭倦透頂。學期結束前，哲學家克萊因鮑爾把我叫到一旁，勸我離開研究院。我們友好分手的直接原因，就是我應顧問官要求編輯了一篇關於《皮斯堡日報》編年史的論文；他本人，顧問官本人都認為這篇論文寫得很蠢，事實也如此。我根本就不明白，他們為什麼要我在《十字報》的舊報紙中花費時間？我學了半個學年，遭到勸退，因為我這個學生是個無可救藥的榆木腦袋，最終我轉到文學系的另一個專業，在那裡聽了半學年的「辯證歷史觀」，格茨和弗萊耶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