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軍在2015年空襲「伊斯蘭國」位於敘利亞和伊拉克的據點，但早在8個世紀前，有另一支法國軍隊曾入侵中東，後人稱之為「第七次十字軍東征」。在路易九世的領導下，這批十字軍希望征服尼羅河河谷，把埃及變成基督教的堡壘，但在曼蘇拉戰役（Battle of Mansoura）中被擊敗，多半遭到俘虜。其中一名十字軍騎士庄衛勒（Jean de Joinville）後來在回憶錄里寫道，在大勢已去、眾人決定投降之時，一位部下說：「我無法同意投降，我建議大家接受被處決，這樣我們都會上天堂。」庄衛勒也把結果簡單地一語帶過：「沒人聽他的。」

有鑑於我們對宇宙的一切認知，任何有理智的人都不可能相信以色列、德國或俄羅斯民族主義的故事（或任何一般的民族主義故事）就是宇宙和人類存在的最終真理。如果這個故事幾乎完全不談完整的時間、完整的空間、宇宙大爆炸、量子物理、生命進化，那麼這個故事最多只是整個真理和真相的一小部分。然而，人們不知為何就是無法看穿。

《廣林奧義書》寫道：「馬頭為黎明，眼睛為太陽……四肢為季節，關節為月份和兩周，馬蹄為日夜，馬骨為星星，血肉為雲朵。」相較之下，佛教經典《大念處經》（Mahasatipatthana Sutta）則說比丘和比丘尼在禪修時，仔細觀察自己的身體，看到的是「於此身有發、毛、爪、齒、皮、肉、筋、骨、髓、腎、心……淚、皮脂、唾、涕、關節液、尿。如是，比丘安住于身……於是『有身』之念現起」。而在這裏的發、骨、尿所講的並無任何其他延伸意義，只不過就是講出事實。

不幸的是，就連這樣，也很容易變成一套英雄故事。就算你只是閉眼靜坐，觀照自己的呼吸氣息，也很可能開始構建一套關於呼吸的故事。「現在我的呼吸有些勉強，如果再平靜一些，就能變得更健康」，或是「我只要繼續觀照自己的呼吸，什麼都不做，最後就能開悟，成為全世界最聰明、最快樂的人」。接著這種故事就開始擴大，變得不僅要從自己的執著中解放自己，還想說服別人也跟著做。自己接受了生命沒有意義之後，開始覺得這個概念實在太重要，於是有些事情就變得很有意義，比如要把這個概念告訴其他人，要與不相信這個概念的人爭論，要好好教教那些懷疑的人，要捐錢修建寺廟。如此一來，連「沒有故事」都很容易成了另一個故事。

第二，一個好的故事所討論的範疇不一定要無窮無盡，但至少要能夠延伸到超出我自己的視界。在這個故事里，必須要讓我得到某種身份認同，並讓我參与某種比我自己更重要的事物，好為我的人生賦予意義。但總還是有種風險：我開始懷疑，是什麼賦予了那個「更重要的事物」意義？如果我的人生意義在於協助無產階級或波蘭民族，那麼無產階級或波蘭民族的意義究竟又是從哪兒來的？有個故事，說有個男人聲稱整個世界是由一頭巨大的大象用背撐著，才如此穩定。有人問他，那大象站在什麼地方？他回答大象站在一隻大烏龜的背上。那烏龜又站在哪兒？另一隻更大的烏龜背上。那麼，那隻更大的烏龜呢？那個男人生氣了，說：「別再問了，反正下面都是烏龜。」

理論上，這聽起來實在是令人興奮、意義深遠。但很遺憾，人類的自由和創造力也不是這套自由主義故事所想象的那樣。就目前的科學所知，人類的選擇和創造力背後並沒有什麼神秘的魔法，單純就是幾十億個神經元交換生化信號后的產物。

根據佛教的說法，生命本來就沒有意義，所以人類也不用去創造任何意義。人只要知道一切本來就沒有意義，就能不再依戀，不再追求空的事物，於是得到解脫。所以，人如果問：「我該做什麼？」佛會說：「什麼都不要做。」我們的問題就是我們總是在做些什麼。肉體層面或許還有可能什麼都不做（畢竟我們可以閉著眼睛靜坐幾個小時），但在精神層面，我們總是忙著創造各種故事和身份，在腦中進行各種戰爭並贏得勝利。真正的不做什麼，是要連心靈也休息，什麼都不去創造。

所以，只要政客的話語開始摻雜一些神秘的語詞，就該提高警惕。面對真實的痛苦，這些人可能會用某些空泛難解的表達來加以包裝，作為申辯。其中有四個詞要特別小心：犧牲、永恆、純凈、恢復。只要聽到其中任何一個，心中就該警鈴大作。如果領導人常常說「他們的犧牲，將能恢復我們這個永恆國家的純凈」之類的話，你就該知道自己問題大了。想要維持理智，就要記得把這些空話轉回現實：有士兵痛苦地哭泣，有婦女遭到毆打和殘虐，有兒童恐懼地顫抖。

橙色代表獻身與無私，我們的領導人必須不受物質利益誘惑，獻身於工作；中間的白色代表光明，是指引我們行為的真理之路；綠色代表我們與土地的關係，也是與所有生命賴以為生的植物生命的關係。白色條紋的中間，則有阿育王時代的法輪。所有在這個旗下工作的人，都應以真理與道德作為最高指導原則。

當然，到底該把哪些人算是「一捆棍子」，絕沒有一個明確的答案。我為什麼要把義大利當成我所屬的一捆棍子？為什麼不是我的家庭、佛羅倫薩這個城市、托斯卡尼這個省、整個歐洲大陸，或者乾脆把全人類當成一捆棍子？有些民族主義者的態度比較溫和，認為我確實對我的家庭、佛羅倫薩、歐洲和全人類有義務，同時也對義大利有一份不同於一般的義務。反之，義大利法西斯主義則要求只能對義大利絕對忠誠。

根據自由主義的神話，只要你在這個大超市裡站的時間夠長，自由遲早會為你帶來頓悟，讓你想出人生的真正意義。超市所陳列的所有故事都在騙你，人生的意義絕不是現成的產品，除了我自己之外，絕沒有什麼神聖的腳本能夠為我的人生賦予意義。是我自己，通過自由選擇和自己的感覺，為一切賦予意義。

如果有些人不相信有什麼連接，不相信有什麼未來，也不相信有什麼集體的動人史詩，或許最安全、最簡單又能讓他們相信的一套故事就是「愛」了。「愛」這套故事並沒有打算要超越現在。諸多歌頌愛情的詩句都說過，當你沉浸在愛里的時候，整個宇宙就只剩下你愛人的耳垂、睫毛或乳|頭。就像羅密歐看著朱麗葉的臉頰斜倚在手上，便感嘆道：「願我化身那手上的手套，便可撫摸那臉頰！」只要與此時、此地的一個身體相連，就能讓你覺得連接了整個宇宙。

這件事情就算到了21世紀，重要性還是像在古代中國一樣重要。就算到了現代工業世界，種種咒語的力量仍然很強大。就算到了2018年，還是有很多人認為兩根木棍釘在一起就成了上帝，牆上一張五顏六色的海報就成了革命，而在風中飄揚的一塊布就成了國家。你當然不可能看到或聽到法國，因為法國只存在於人的想象當中，但你確實可以看到三色旗，聽到《馬賽曲》。於是，靠著揮舞國旗，詠唱國歌，國家就從一個抽象的故事變得現實且一觸可及。

至於法西斯主義，起因就在於其民族主義想要否定所有其他身份和義務，好讓自己更好過。關於法西斯主義的確切意義，近來出現許多混淆，好像只要是自己不喜歡的任何對象，都可以稱為「法西斯分子」。這樣一來，這個詞有可能會變成一個被濫用的通用詞語。那麼，這個詞真正的意義是什麼？簡言之，民族主義告訴我的，是我的國家獨一無二，而我對自己國家的義務應該不同於一般；而法西斯主義告訴我的，是我的國家比別人的更優越，而我對自己國家的義務應該排擠掉其他一切義務。在任何情況下，其他團體或個人的利益，都不應該超越我的國家的利益。就算我的國家會給遠方土地上幾百萬個陌生人造成極大的痛苦，而且換得的利益微不足道，我還是該無條件地支持我的國家，否則我就是個卑鄙的叛徒。我的國家要我殺幾百萬人，我就該殺幾百萬人。我的國家要我背叛真相、背叛美的事物，我就該背叛真相、背叛美的事物。

所有的故事都不完整。但如果只是要為自己打造一個行得通的身份認同，為自己的人生賦予意義，我並不需要一個絕無盲點、毫無內部矛盾的完整故事，只要能符合兩個條件就行。第一，我在這個故事里至少要扮演某種角色。新幾內亞的部落原住民大概不會相信猶太復國主義或塞爾維亞民族主義的故事，因為這些故事里根本沒有新幾內亞及其人民能上場的份兒。這就像電影明星接劇本一樣，人類只會喜歡那些自己能出演重要角色的劇本。

這裡有些事沒有道理。如果那些遭法軍空襲而死的殉教者都上了天堂，為什麼要復讎呢？復的到底是什麼仇？把人送上天堂嗎？如果聽說你的好兄弟買彩票中了100萬美元，難道你會去自殺式攻擊彩票投注站，說要復讎？那麼，為什麼法國空軍讓你的幾個弟兄拿到去天堂的單程機票，你卻要氣呼呼的呢？而且，如果你真的讓法國不再繼續空襲敘利亞，能上天堂的穆斯林不就少了嗎？這樣豈不更糟？

然而，如果你不在愛河裡，又該怎麼辦？如果你還是相信這套「愛」的故事，只是自己不在愛里，至少你已經知道自己的人生目標了：尋找真愛。而且你已經在無數的電影里看過愛，也在無數的著作中讀過愛，你知道自己總有一天會遇到那個特別的人，在那雙眼眸中你看到無限的光芒在閃爍，讓你的人生突然充滿意義，你所有曾有過的問題，都只要一再呼喚著一個名字，就能得到解答，一如《西區故事》里的托尼，或者看到朱麗葉正從陽台俯視自己的羅密歐。

1839年3月，在伊朗的馬什哈德（Mashhad）市，一位猶太婦女患了皮膚病，一個江湖醫生告訴她，解方就是殺一條狗，再用狗血洗手。馬什哈德是個神聖的什葉派城市，而不巧那位婦女就是在神聖的阿舒拉節進行這項嚇人的治療。有些什葉派教徒看到了，相信（或聲稱相信）這位婦女之所以殺了這條狗，是在嘲諷卡爾巴拉殉難。發生這種令人難以想象的褻瀆行徑，消息很快傳遍了馬什哈德的大街小巷。在當地伊瑪目的慫恿下，一群憤怒的暴徒沖入猶太區，焚燒猶太會堂，當場屠殺36名猶太人。至於所有倖存的馬什哈德猶太人，只有兩種選擇：立刻改信伊斯蘭教，或是被殺。雖然發生此等可恥之事，但是幾乎無損馬什哈德作為「伊朗聖城」的美名。

幾乎任何事都能化為儀式，不論是點蠟燭、搖手鈴或數珠子，任何再普通的動作，都能帶來深刻的宗教意義。身體動作也是如此，比如鞠躬、匍匐或雙手合十，都各有意義。而從錫克教的頭巾到穆斯林的頭巾，各種形式的頭飾所承載的豐富意義在信眾中引發的狂熱持續了幾個世紀。

有些人受不了有這麼多的自由和不確定。像法西斯主義這樣的現代極權主義運動，就對這種充滿可疑思想的超市做出激烈回應，程度甚至超越過去傳統宗教要求信眾絕對相信信仰的要求。然而，大多數現代人都愛超市。如果你不知道人生的意義，不知道該相信哪個故事，該怎麼辦，就把「做選擇」這件事給神聖化吧。想象自己站在超市的過道，擁有權力和自由，能夠選擇自己喜歡的任何東西、檢查眼前的種種產品，然後……畫面停止。就這樣，演到這裏就好，趕緊上片尾工作人員字幕吧。

如果你期待全球近80億人都開始固定冥想禪修，於是世界和平、全球和睦，那麼機會大概小之又小。觀察自己的真相就是如此困難！而且，就算能成功地讓大多數人開始嘗試冥想禪修，很多人還是會迅速把觀照到的各種真相加以扭曲，變成各種善惡對立、邪不幹正的故事，找到各種開戰的借口。

如果你相信某個特定的故事，就算最小的細節也會讓你大感興趣，但與此同時，任何不屬於故事範圍內的事物都很難引起你的注意。比如堅定的共產主義者，可能會花上幾個小時，就是否該在革命的早期與社會民主主義者結盟進行激辯；但他們很少會暫停一下，思考無產階級對於地球哺乳動物進化有何意義，或是對全宇宙的有機生命有何意義。像這樣的閑談，會被認為是浪費口舌。

「犧牲自我」這件事不僅對烈士有說服力，就連對旁觀者也極具說服力。要不是有那些烈士和殉道者，大概沒有多少神明、國家或革命能夠得以維繫。如果你打算質疑某個宗教戲碼、民族主義神話或革命傳奇，立刻就會招來責罵：「那麼多值得尊敬的殉道者為此獻出了生命！你敢說他們的死都沒有意義？你以為這些英雄都是笨蛋嗎？」

而講到儀式的重要性，或許最懂這件事的就是孔子了。對孔子來說，尊禮是社會和諧、政治穩定的關鍵。諸如《禮記》《周禮》《儀禮》等儒家經典，記載了各種國事場合需要怎樣的儀式，甚至連禮器的數量、樂器的種類、禮服的顏色，諸多規範巨細無遺。而每當國家遭遇危機，儒家很快就會認為必定是哪裡失了禮，就好像在打了一場敗仗之後，長官認為敗因在於士兵沒有把靴子擦乾淨。https://read.99csw.com

確實，歷史上也曾有幾十億人認為，就算自己不屬於某個國家或某個偉大的意識形態運動，自己的人生仍然可能有意義。只要自己能夠「留下些什麼」，讓自己的故事能夠超越自己的死亡，好像也就夠了。這裏留下的「什麼」，最好是靈魂或個人本質。如果在目前的軀體死亡后，我還能重生於一個新的身體，那麼死亡就不是終點，而是像兩章之中的空白，過去章節的內容仍然會在下一章繼續。對許多人來說，就算不以任何特定的神學為基礎，對於這種說法也都多少有些相信。在這裏，人們需要的並不是什麼精心設計的教條，只是求個心安，希望自己的故事能夠在死後延續。

是人類自己的手指，寫下了《聖經》、《古蘭經》和《吠陀經》，也是我們的心靈，讓這些故事擁有了力量。當然，這些都是很美的故事；但所謂的美，是看的人覺得美就是美。耶路撒冷、麥加、瓦拉納西（Varanasi）和菩提伽耶（Bodh Gaya）都是聖地，但這些地方之所以神聖，是因為去的人覺得神聖。宇宙其實就是一群原子組成的大雜燴，本身並沒有意義。沒有什麼東西原本就是美麗、神聖或性感的，是人的感覺讓它變得如此。紅蘋果如此誘人，糞便如此噁心，也只是出於人的感覺。如果不考慮人的感覺，一切都只是一堆分子而已。

在這種情境下，就連最單調無聊的舉動，也可能充滿意義。在以色列獨立日，學童經常一起唱一首很受歡迎的希伯來歌曲，頌揚為祖國做的任何事。第一個孩子唱「我在以色列的土地上蓋了一棟房子」，第二個孩子唱「我在以色列的土地上種了一棵樹」，第三個孩子唱「我在以色列的土地上寫了一首詩」，就這樣一直唱下去，直到最後大合唱「所以我們在以色列的土地上有一棟房子、一棵樹、一首詩（以及任何你想補充的東西）」。

既然無法真正實現理想，人們只好用犧牲作為彌補。一個印度教徒可能逃稅成性、偶爾嫖妓並且虐待年邁的雙親，但仍然自認為是一個非常虔誠的人，因為他贊成在阿尤德亞（Ayodhya）將巴布里清真寺（Babri Mosque）拆毀的舉動，甚至還捐了錢，支持在原地蓋起印度教的廟宇。一如古代，就算到了21世紀，人類追求意義的時候往往造成一連串的犧牲。

犧牲的操作形式各異、規模大小不一，不一定都要有祭司揮著刀、現場血流成河。舉例來說，在猶太教安息日（Sabbath，意為「靜止」或「休息」）這神聖的日子，不得勞動或旅行。安息日從星期五的日落開始，持續到星期六的日落結束，在此期間，正統派猶太教徒幾乎不從事任何勞作，甚至從廁所的捲筒撕下衛生紙也不行。（關於這一點，有些最富學識的拉比已經有過一些討論，結論認為撕衛生紙確實觸犯了安息日的禁忌，因此虔誠的猶太人如果要在安息日擦屁股，可得先撕好衛生紙準備著。）

我是誰？我這輩子要做什麼？人生有什麼意義？從遠古時期開始，人類就一直在問這些問題。因為人類的已知和未知會不斷變化，所以每個世代都需要一個新的答案。而到了今天，根據我們對科學、上帝、政治和宗教的所有已知和未知，我們能給出的最好的答案是什麼呢？

但也有其他宗教和意識形態所相信的宇宙大戲是線性的，有明確的開始、一個不太長的中段以及某個一勞永逸的結局。比如在穆斯林的故事里，說是真主安拉創造了整個宇宙，制定出宇宙的法則，再通過《古蘭經》告知所有世人。但不幸的是，有些無知且邪惡的人背叛了安拉，還企圖違背或隱瞞這些法則，於是擁有美德並忠於安拉的穆斯林就必須站出來，維護這些法則、傳播相關知識。而到了最後的審判日，安拉會對每一個人的行為做出審判，獎勵正義之人進入天堂、享受永恆的喜樂，並將惡人扔進地獄的火坑。

在以色列，我十幾歲的時候也曾被民族主義的承諾所迷惑，希望能參与某個比自己更偉大的計劃。我願意相信，如果我為國家奉獻生命，就會永遠活在這個國家的人民的心裏。但我無法理解「永遠活在人民的心裏」是什麼意思。這句話聽起來好像很偉大，但到底是什麼意思呢？我還記得自己十三四歲時參加的一場陣亡將士紀念日（Memorial Day）儀式。雖然美國的陣亡將士紀念日的主要特色就是各種特賣會，但以色列的陣亡將士紀念日活動是非常莊嚴、非常重要的。學校在這一天舉行紀念儀式，緬懷在以色列多次戰爭中犧牲的士兵。孩子們都穿著白色衣服，朗誦詩歌，吟唱歌曲，擺放花圈，揮舞旗幟。我也不例外，在學校舉辦的儀式上穿著白色衣服，揮著旗，誦著詩，然後自然而然地覺得，等我長大了也去從軍，為國家奉獻生命。畢竟，如果我為以色列英勇地犧牲了生命，不就會有這麼多的孩子背誦詩歌、揮舞旗幟來紀念我嗎？

1994年，迪士尼推出的史詩電影《獅子王》（The Lion King）為現代觀眾重新包裝了這個古老的故事，小獅子辛巴正是阿朱那的角色。辛巴想知道生存的意義，它的父親，也就是獅王木法沙，告訴它這個世界有個偉大的「生命循環」。木法沙解釋到，羚羊吃草，獅子吃羚羊，等獅子死後，遺體又會分解成為草的養分。生命就是這樣代代相傳，每個動物都有自己的角色要扮演，一切環環相扣，互相依賴，哪怕只是某根草不履行自己的職責，都有可能讓整個生命循環瓦解。木法沙說，辛巴該負的職責就是在木法沙死後統治獅子王國，並維護所有動物的秩序。

想讓基督在信眾的眼中變得真實嗎？在彌撒儀式中，神父拿起一塊麵包和一杯葡萄酒，說麵包是基督的肉，葡萄酒是基督的血，吃著麵包、喝著葡萄酒，就是讓信眾與基督共融。基督都能在口中嘗到了，哪有比這更真實的呢？傳統上，神父是用拉丁文|做出這些大胆宣示的，而拉丁文正是宗教、法律、各種人生秘密所使用的語言。農民群聚、露出著迷的眼神，神父再高高舉起一塊麵包，大聲說道：「Hoc est corpus!」（這是耶穌的身體！）理論上這麵包就成了基督的肉。這群不懂拉丁文的農民把「Hoc est corpus」誤聽成「Hocus pocus」！結果就這樣流傳下來，在西方成了一句強大的咒語，可以把青蛙變成王子，把南瓜變成馬車。

然而，阿舒拉節的重要性並不局限於特定地點，也不局限於特定時間。伊朗前最高領導人霍梅尼（Ayatollah Ruhollah Khamenei）和許多什葉派領導人，都曾一再告訴追隨者：「每天都是阿舒拉節，每地都是卡爾巴拉。」於是，海珊在卡爾巴拉的殉難開始讓任何時間、任何地點的任何事情都有了意義，即使再平凡無奇的決定，也可能會影響善惡在這個宇宙間的這場大爭鬥。如果你竟敢質疑這個故事，就會有人立刻提醒你在卡爾巴拉的事；至於去懷疑或嘲笑海珊的殉難，大概會是你能犯下的最嚴重的罪行。

所以我們或許能得出一個結論，即「伊斯蘭國」那些激進分子並不真正相信殉教者能上天堂。所以，當有人被炸死的時候，他們才會如此生氣。如果是這樣，為什麼還有人願意全身綁滿炸彈、把自己炸成碎片？很有可能，答案就是他們同時堅信著兩個根本互相矛盾的故事，但對於其中的不一致卻渾然不覺。就像前面說過的，就是有些神經元彼此不經常聊天。

佛教歷史就有許多例子，讓我們看到就算這些人相信虛無短暫、知道該放下執著，還是可能爭吵著該怎麼治理國家、某座建築物該歸誰所有，甚至只是爭吵某個字是什麼意思。如果你相信有個永恆的神，而為了他的榮耀，你與他人展開鬥爭，這件事雖然不幸，卻不難理解；然而，如果你相信一切都是虛無，卻又因此和他人展開鬥爭，這就實在太奇怪了——但這對人性來說也實屬正常。

然而，木法沙被邪惡的弟弟刀疤謀殺而過早離世，小辛巴以為自己是罪魁禍首，於是離開了獅子王國，逃避了它該負起的王室職責，在荒野之中遊盪。在那裡，辛巴遇到了另外兩隻離群的動物：狐獴丁滿和疣豬彭彭，與它們一起度過了一段無憂無慮的日子。根據它們的反社會哲學，所有問題都可以用一個答案「哈庫那瑪塔塔」來解決，也就是「不用擔心」。

在一個著名的段落，密茨凱維奇寫道：

但是，很遺憾，就連「留下一些什麼」這種卑微的願望也很少能夠實現。絕大多數曾經存在的生物，都是沒有留下基因便已然滅絕。例如幾乎所有的恐龍都是如此；又如尼安德特人，在智人接手后就消失殆盡；再比如我外祖母的波蘭家族。在1934年，我的外祖母範妮和父母及兩位姐妹遷居耶路撒冷，但大部分親戚還留在波蘭的赫米爾尼克（Chmielnik）和琴斯托霍瓦（Cz?stochowa）。幾年後，納粹來犯，老弱婦孺一個不留，均未能倖存。

第二，除了個人身份認同，就連人類整體的機構體制都是建立在故事上的。因此，僅僅是質疑故事真假，就讓人膽戰心驚。在許多社會中，想質疑故事的人都會遭到排擠甚至迫害。就算沒有這種情形，說到要質疑社會最基本的結構，也實在需要很大的膽子。原因在於，如果真的駁倒了相關的故事，就代表我們所知的整個世界都沒有意義。國家法律、社會規範、經濟體制，可能全部面臨崩潰。

所以，有些人並不相信自己死後會留下什麼靈魂，只希望能夠留下一些更有形的東西。而所謂「有形的東西」有兩種形式：文化的或生物的。例如我可以留下一首詩，或留下一些我珍貴的基因。於是，我這一生之所以有意義，是因為後人在100年後仍會閱讀我的詩歌，或者是因為我還有兒孫繼續存活下去。至於他們的人生有何意義？那就是他們的事情，不是我的了。這樣一來，人生的意義就像是玩著已經拉開引信的手榴彈，傳給別人，你就沒事了。

我們都希望，如果能在某些關於宇宙的現成故事里找到自己可以扮演的角色，就能找到自己的意義，但如果根據自由主義對世界的解釋，事實卻正好相反。不是宇宙給我意義，而是我為宇宙賦予意義。這正是我在宇宙里的任務，沒有什麼固定的命運或正道。如果我發現自己扮演的是辛巴或阿朱那的角色，也可以選擇為王位而戰，但這不是必須的，我還是可以加入巡迴馬戲團、去百老匯唱音樂劇，或者去矽谷創立一家公司。我可以自由自在地開創自己的正道。

民族主義也認同線性的故事。猶太復國主義者的故事，就始於猶太人在《聖經》時代的種種冒險與成就，回顧這長達兩千年的流亡和迫害，以納粹大屠殺和以色列建國為高潮，最後期待某一天以色列得以享有和平與繁榮，成為全世界道德和精神的燈塔。如果我相信這則猶太復國主義者的故事，我就會認為自己這輩子的使命是增進猶太民族的利益，方法包括維護希伯來語的純潔，奪回失去的猶太領土，或是生養忠誠的新世代以色列兒童。

這種國家崇拜對人很有吸引力，因為這會讓人覺得自己的國家是全世界最美、最重要的。第二次世界大戰與納粹大屠殺事件，就代表這種思維方式可能帶來的駭人結果。很遺憾，現在要批評法西斯主義究竟有何不好，常常成效不彰，原因在於只把法西斯主義講得像頭恐怖的怪獸，卻沒提法西斯主義有何誘人之處。於是，今天有些人會在不知不覺中出現法西斯主義的念頭。民眾只會想：「人家說法西斯主義是醜陋的，但我照鏡子的時候發現我這麼美，怎麼可能是法西斯主義者呢？」

人類之所以會感到痛苦，常常就是因為無法體會到這一點，總覺得在某個地方會有永恆的本質，而只要自己能找到，就能永遠心滿意足。這種永恆的本質有時稱為上帝，有時稱為國家，有時稱為靈魂，有時稱為真實的自我，有時則稱為真愛；而人如果對此越執著，最後找不到的時候也就越失望、越痛苦。更糟糕的是，人越執著的時候，如果覺得有人、團體或機構妨礙自己去追尋這些重要目標，所生出的仇恨心也越大。

根據佛教的說法，宇宙有三個基本現實：一切事物都會不斷改變（諸行無常），一切事物都沒有永恆的本質（諸法無我），沒有什麼能永遠令人滿意（諸漏皆苦）。就算你能夠探索銀河系、探索你的身體、探索你的心智，即使你探索得再遠，也無法找到永不改變的東西、永恆固定的本質，更無法得到永遠的滿足。

如果個人身份認同和整個社會系統都是以某個故事為基礎，就很難再去質疑這個故事。原因並不是這個故事證據齊全，而是因為一旦崩潰就會引發個人和社會的災難。在歷史read.99csw.com上，屋頂有時比地基更重要。

就連食物所代表的精神意義也可能遠超其營養價值，比如復活節彩蛋象徵新的生命與基督復活，猶太人在逾越節吃的苦菜和無酵餅，紀念的則是他們在埃及所受的奴役以及神將他們救出埃及。在這個世界上，幾乎任何一道菜都有某種象徵意義。比如在新年，虔誠的猶太人會吃蜂蜜，這樣才會有甜蜜的一年；吃魚頭，才會像魚一樣多子多孫而且勇敢前進；吃石榴，讓善行如石榴籽般繁榮興盛。

共產主義講了一個關於階級鬥爭的故事。《共產黨宣言》開宗明義地指出：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我們對自我的理想故事常常是視覺的，而實際的體驗卻是肉體的。在理想故事里，我們會從心裏或計算機屏幕上觀察某個場景。看著自己站在熱帶海灘上，身後有蔚藍的大海，臉上有迷人的笑容，一手舉著雞尾酒，另一手摟著情人的腰——好一派天堂景象。但這幅圖片沒顯示的，是有討厭的蚊蟲正在你腿上叮咬，喝了餿掉的魚湯而腹中正在翻攪，假笑令你下巴僵掉，你們可能5分鐘前才剛剛大吵一架。要是能體會照片里的人當下真正的感受，真不知道會有多妙。

犧牲的概念也適用於商業世界。就算你只花一萬多塊錢就買到一台二手的菲亞特汽車，可能還是會一直向身邊的人抱怨這輛二手車問題多多。但如果你是花了好幾百萬買下一輛全新的法拉利，肯定會對車讚譽有加、四處宣揚，並不見得是真的因為車好，而是因為已經花了那麼多錢，必須相信這是全世界最棒的車才行。就算是在愛情里，不管是羅密歐還是有著煩惱的少年維特，都知道如果沒有犧牲就不是真愛。犧牲除了能讓愛人相信你有多真情，還能讓你自己相信自己真的在戀愛。你認為女性為什麼想要對方為自己戴上鑽戒？對方一旦做出如此巨大的經濟犧牲，就得說服自己，這一切一定有價值、有意義。

又或者，如果烈士難尋、信眾不願犧牲自己，主持獻祭的神職人員也可以接受讓他們犧牲別人。譬如，你可以把一個人獻給充滿復讎之心的巴力（Ba'al）神；可以把一個異端分子綁在柱上點燃，以榮耀耶穌；把一個淫|婦處死，因為這是神的旨意。一旦你這麼做，犧牲獻祭這件事所發揮的魔力會稍有不同。先前，如果你因某個故事之名給自己造成痛苦，你的選擇是：「我要麼相信這個故事是真的，要麼就是個容易受騙的傻瓜。」但如果你是因某個故事之名給別人造成痛苦，你的選擇則是：「我要麼相信這個故事是真的，要麼就是個殘忍無情的壞蛋。」而因為我們既不想承認自己是傻瓜，也不想承認自己是壞蛋，只好相信這個故事是真的。

一個國家真的能受苦嗎？國家真有眼睛、雙手、五感、情意、情慾嗎？如果你拿刀刺向國家，國家會流血嗎？情況顯然不是這樣。如果國家打了敗仗、割讓了某個省份，甚至無法維持獨立，仍然不會感覺到任何痛苦、悲傷或其他哀痛，因為國家沒有身體、沒有思想、沒有感情等等。事實上，「國家」只是個隱喻。只是在某些人的想象中，波蘭才是個能夠受苦的實體。波蘭之所以有各種感受，是因為人類把身體借給了它；不僅加入波蘭軍隊作為士兵，更用肉身體現著這個國家的悲喜。1831年5月，波蘭在奧斯特羅文卡（Ostro??ka）戰敗的消息傳到華沙，是人類的胃因為哀痛而痙攣，人類的心因為悲傷而劇痛，人類的眼中淚水滿溢。

今天，緬甸佛教的人權記錄是全球倒數，而在緬甸帶頭推動反伊斯蘭運動的，就是一位佛教僧人阿欣·烏伊拉杜（Ashin Wirathu）。他聲稱自己只是希望保護緬甸和佛教，免受伊斯蘭極端主義陰謀染指，但他的佈道和文章極盡煽動，甚至連臉譜網也在2018年2月刪除了他的粉絲專頁，理由是禁止仇恨言論。

但後來我又想道：「等等，如果我死了，又怎麼會知道這些孩子真的在誦詩紀念我？」於是我開始想象自己死後的情況，想象自己葬在某個整齊的軍人墓園，躺在某塊白色墓碑之下，聽著地面傳來的詩歌。但我又想道：「如果我死了，就不會有耳朵，不會有大腦，所以什麼都聽不到，也感受不到，當然就更聽不到任何詩歌。這樣一來，這一切到底有什麼意義？」

當然，就算是辛巴，雖然全心相信生命循環永恆不變，但也從沒想過獅子、羚羊和草地也並非真正永恆。辛巴沒想過進化出哺乳動物之前的宇宙是什麼模樣，也沒想過如果人類殺光所有獅子，用瀝青和混凝土覆蓋了整片草原，它心愛的非洲大草原命運又將如何。這會不會讓辛巴的一生變得毫無意義？

人生如同一部永無止境的史詩，雖然是一種很普遍也很吸引人的說法，但有兩大問題。第一，不管人生的故事可以延續多長，也不見得更有意義，只是比較長而已。印度教和佛教這兩大宗教，都認為生死就是無窮的循環，但也都擔心一切只是徒勞。就這樣千百萬次，我學會走路、長大成人、與婆婆吵嘴鬥法，然後生病過世，就這樣無限循環。這有什麼意義呢？如果把我每一輩子流過的淚水聚集起來，能匯成一個太平洋；如果把每一輩子掉的牙齒和頭髮聚集起來，會比喜馬拉雅山還要高。但這些又有什麼意義呢？難怪印度教和佛教大師殫精竭慮，都是一心想要擺脫這個旋轉木馬，而不是讓它延續下去。

這種理論的第二個問題在於缺乏證據支持。我哪有什麼證據，能夠證明自己曾經是個中世紀的農民、尼安德特獵人、暴龍或阿米巴原蟲？（如果我真的活了幾百萬輩子，而又是最近250萬年才有人類，那我肯定當過恐龍和原蟲吧？）誰又敢說我未來是會變成生化人、星際探險家，還是會變成一隻青蛙？把自己的人生以這種承諾當基礎，就像把房子賣了，換來一張雲端銀行開出的過期支票。

雖然墨索里尼和他的法西斯政黨盡了最大努力，但大多數義大利人還是沒那麼願意把義大利的重要性放在自己的家庭之上。在德國，納粹的宣傳機器做得更為徹底，可是就連希特勒也沒能讓國民心中只有法西斯，忘卻其他所有故事。就算是在納粹時代最黑暗的日子里，除了官方故事之外，人民也還是會有些備用故事。情況在1945年變得再明顯不過。有人可能會以為，經過12年納粹洗腦，可能會有許多德國人無法適應戰後的生活。畢竟他們曾把所有的信念只投注在一個規模宏大的故事中，但現在這個故事崩潰了，該如何是好？然而，大多數德國人恢復的速度快得驚人。在他們的腦海某處，還留有這個世界的其他故事，希特勒舉槍自盡沒多久，在柏林、漢堡和慕尼黑的許多人就已經接受了新的身份認同，也為人生找到了新的意義。

事實上，你愛的只是一個人，而相較於其他每天在火車上或超市裡擦肩而過的人，這個人的本質並無不同。但對你來說，這個人似乎就是無窮無盡的宇宙，而你也願意在那無窮無盡的宇宙中失去自我。來自各種傳統的詩人，都常說浪漫的愛情如同天人合一，神祇就是他的愛人。浪漫主義詩人也常把自己的愛人寫得如同神祇一般。如果你真的和某人正陷入愛戀，永遠不會擔心人生有什麼意義的問題。

更糟的是，我13歲的時候就已經知道宇宙已有幾十億年的歷史，而且大概還會再繼續存在幾十億年。現實點兒說，我真的能期待以色列存在這麼久嗎？再過兩億年，還會有智人的小孩，穿著白色衣服，朗誦著詩歌嗎？這整件事聽起來難道不是大有問題嗎？

自由主義這套故事，讓我追求表達自我、實現自我的自由。然而，「自我」和自由都只是從古代童話借來的妄想。自由主義對「自由意志」的概念有些混淆不清。當然，人類有意志、有慾望，有時候也能自由地滿足慾望。如果所謂的「自由意志」是說「自由地去做想做的事」，那麼人類確實有自由意志。但如果所謂的自由意志是說人類有「選擇慾望的自由」，那麼答案是否定的，人類並沒有自由意志。

至於未來，根據物理學所說，大概在距今75億年後，地球會因為太陽膨脹而遭到吞噬，而宇宙在那之後還有至少130億年的壽命。難道真有人相信以色列或耶路撒冷必定會再存續1.3萬年？130億年就更不用提了。說要展望未來，猶太復國主義所想象的頂多也就幾個世紀，但僅僅如此，就足以耗盡多數以色列人的想象力，認為這就是「永恆」。如果是為了「永恆之城」，人民願意做出犧牲；但如果只是為了一片短時間存在的房舍，大概就沒有這種說服力了。

波蘭（對歐洲人民）說：「凡到我這裏來的人，都是自由平等的，因為我就是自由。」但各國國王聽到這句話，心中驚恐萬分，將波蘭國釘上十字架、埋進墳墓里，高喊：「我們已經殺死了自由並將它埋葬。」但這些呼喊是愚蠢的……波蘭國並未死去……到了第三天，靈魂就會回到身體；國家將會再次崛起，讓歐洲所有人民擺脫奴役。

意識到這一點，可以讓我們不再那麼執迷於自己的意見、感受和慾望。雖然我們沒有自由意志，但可以稍微掙脫意志的暴政。人類通常太重視自己的慾望，想要依據自己的慾望來控制並塑造整個世界。人類為了滿足慾望，飛向月球，掀起世界大戰，破壞了整個生態系統的穩定。如果我們知道自己的慾望並非出於什麼神奇的自由選擇，不過就是生化程序的產物（並受到文化因素的影響，同樣非個人所能控制），或許就不會如此執迷。比較好的做法是設法了解自己，了解自己的心智，了解自己的慾望，而不是每次腦子裡浮現什麼奇思妙想，就急著想要實現。

2017年，民族主義的印度政府在印巴邊界的阿塔里（Attari）升起全世界最大的國旗，但想激發的情感不是獻身，也不是無私，而是巴基斯坦的嫉妒。這面三色旗長36米、寬24米，飄揚在一根高110米的旗杆上（不知道弗洛伊德會有何感想）。就算是從巴基斯坦的大城市拉合爾（Lahore），也能看到這面國旗。但很不幸，強風一次又一次把這面國旗撕裂，而為了國家的驕傲，又得一次又一次地縫合，這給印度納稅人造成了龐大的負擔。究竟為什麼，印度政府要把資源拿來升起巨大的國旗，而不是在德里的貧民窟建造污水處理系統？原因就在於這面國旗可以讓印度變得「真實」，而這是污水處理系統做不到的。

然而，辛巴無法逃離它的正道。隨著它日益成熟，它越來越感到煩惱，不知道自己是誰，這輩子該做什麼。到了電影的高潮部分，木法沙向辛巴顯靈，提醒辛巴生命的循環以及它的王室身份。辛巴也得知，在它不在的時候，邪惡的刀疤已經奪取了王位，整個王國動蕩不安，甚至發生了飢荒。辛巴終於明白自己是誰、該做些什麼。它回到獅子王國，殺死叔叔，繼承王位，於是王國恢復了和諧與繁榮。電影的最後一幕是辛巴得意地將它剛出生的繼承者介紹給群獸，於是生命的循環得以延續。

人幾乎不可能只有一種身份。人不會單純只是穆斯林，單純只是義大利人，或者單純只是資本家。然而，時不時就會出現某種狂熱的信條，堅稱所有人只該相信某個故事、只能有某個身份認同。在最近的幾個世代當中，法西斯主義大概是其中最狂熱的信條代表。法西斯主義堅持認為，除了民族主義故事，人們不應該相信任何其他故事，除了國家認同，也不該有任何其他身份認同。並非所有民族主義者都是法西斯分子，大多數的民族主義者雖然非常相信自己國家的故事，也很強調自己獨特的優點，以及自己國家必須承擔的獨特義務，但還是承認世界上不是只有自己這個國家。就算我是個忠誠的義大利人，對義大利負有獨特的義務，但還是可以有其他身份，例如同時是社會主義者、天主教徒、丈夫、父親、科學家、素食者，而每一種身份也分別有要承擔的義務。有些時候，不同的身份認同會把我https://read.99csw.com向不同的方向拉扯，不同的義務也會相互衝突。然而，誰說生活是件簡單的事呢？

所以，與其他的故事一樣，自由主義故事也以「創造」作為開端。根據自由主義，創造是每時每刻都在發生的事，而我就是創造者。那麼我的人生目標是什麼？通過感受、思考、渴望和發明，去創造意義。任何事物只要限制了人類自由地去感受、思考、渴望和發明的能力，就會限制宇宙的意義。所以，最高的理想就是有擺脫這些限制的自由。

前面說過，一個好的故事必須讓人有可以扮演的角色，要能延伸到超出自我的視界；但與此同時，好的故事並不用真實。一套故事可以純粹出於虛構，只要能讓我們有身份認同，覺得人生有意義，就已足夠。事實上，如果以我們目前的科學知識來判斷，全世界有史以來所有文化、宗教和部落的千千萬萬個故事，沒有一個是真實的，全部只是人類的發明。如果你想問人生有何真正的意義，而對方是用一個故事來回答你，這個答案肯定是錯的。故事細節如何並不會有所區別，任何故事，都一定是錯的。原因在於，宇宙絕不是以故事的方式運作。

如果我在性的方面喜歡男性，或許可以自由實現我的種種幻想，但並無法自由選擇去喜歡女性。有些情況下，我可能會選擇抑制我的性衝動，甚至嘗試性取向扭轉治療；然而這種想要改變性取向的慾望是由神經元強加于我的，可能來自文化和宗教偏見。為什麼某個人可能對自己的性取向感到羞恥，希望改變，而另一個人雖然有同樣的性取向，卻沒有半點羞恥，還想讓大家都知道？有人會說，是前者的宗教情感比後者強烈。然而宗教情感的強弱，難道是件可以自由選擇的事嗎？同樣，人可以選擇每周日都去教堂，有意識地增強自己的宗教情感；但為什麼有人會希望變得更加虔誠，也有人很樂意繼續相信無神論？這一切可能有許多文化和基因方面的原因，但其中沒有任何原因是出於「自由意志」。

所以，如果真想知道宇宙的真相、人生的意義、自己的身份，最好的出發點就是開始觀察痛苦、探索痛苦的本質。

雖然一切大故事都是由人類心智虛構出來的，但也無須感到絕望。畢竟，現實仍然存在。雖然我們並沒有在什麼虛構的宇宙大戲里扮演任何角色，但我們又何必扮演任何角色呢？人類所面臨的重大問題並不是「人生的意義是什麼」，而是「如何擺脫痛苦」。等到我們放下所有虛構的故事，對事物的觀察就能遠比過去清晰，而如果我們能真正了解關於自己、關於世界的真相，什麼都無法讓我們感到痛苦和悲傷。當然，這件事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

生命循環是將宇宙大戲視為一種周而復始、不斷循環的故事。對於辛巴和阿朱那來說，獅子吃羚羊、戰士打仗，都是永遠不變的事，會持續千秋萬代。這種故事的力量就來自這種永恆的重複，彷彿說世界的自然規律就是如此，如果阿朱那逃避戰鬥，或者辛巴拒絕成為獅子王，就是在對抗自然法則。

即使只是文化遺緒，也很少能夠留下。外祖母的波蘭家族留下的只有家庭相冊里幾張照片上褪色的面容，而我外祖母已經96歲高齡，現在連她也不記得每個人的名字了。而且據我所知，這些人並未留下任何文字，沒有詩，沒有日記，就連買東西的清單都沒有。你可能會認為，這些人畢竟曾是猶太人的一部分，是猶太復國主義運動的一部分，但這幾乎不會給他們的個人人生帶來任何意義。此外，我們怎麼知道他們每個人都愛做猶太人，都支持猶太復國主義？搞不好，其中有一個是忠誠的共產主義者，做了蘇聯的間諜而犧牲了自己；可能又有一個，一心希望能成為波蘭社會的一分子，於是做了波蘭的軍官，最後在卡廷（Katyn）大屠殺中喪命；也許還有一個，是激進的女權主義者，拒絕所有傳統的宗教和民族主義身份；既然他們沒有留下任何資料，要說他們所追求的人生意義是這個或那個，實在太容易了，而他們甚至連起身抗議的權利都沒有。

印度史詩《薄伽梵歌》（Bhagavadg tā）中談道，在古印度的一場血腥內戰中，王子阿朱那（Arjuna）本身是個英勇的戰士，但看到許多親友都在敵方，於是心中產生懷疑，無法痛下殺手。他開始思考善惡之別、該由誰來做出這個判斷、人的一生又有何目的。奎師那（Krishna）神便向阿朱那解釋：宇宙的循環自有其「正道」（dharma），也就是每個人必須遵行的道路、必須完成的任務；只要實現正道，不論過程如何艱難，都能得到心靈的平靜、不受疑慮的困擾；而如果你拒絕實現正道，想走上別人的道路（甚至是完全不遵行任何道路），就會擾亂宇宙的平衡，永遠無法尋得平靜或喜悅。每個人的道路各有不同，但只要遵行即可。就算只是個洗衣婦，只要遵行婦道，就比不行王子之道的王子更為高貴。阿朱那了解了人生的意義之後，遵行他身為戰士的道路，帶領軍隊獲得勝利，成為印度教深受尊敬及愛戴的一位英雄。

政治上也會利用各種儀式。幾千年來，王冠、王座和令牌代表著王國和帝國，許多殘酷的戰爭就是為了爭奪「王位」或「王冠」，讓幾百萬人為之喪命。皇家宮廷發展出各種極度詳密的規則禮節，與最細緻講究的宗教儀式不相上下。而講到軍事，紀律和儀式的關係密不可分，從古羅馬到如今，士兵花上無數小時，練習著行進，敬禮，把靴子擦得鋥亮。拿破崙有句名言，說他只要用一個勳章，就能讓士兵願意獻出自己的生命。

例如有一個頗受歡迎的故事，數千年來一直安撫著幾十億人焦慮的心，這個故事講的是所有人都屬於一個永恆的循環，這個循環包容萬物，讓萬物緊緊相連。在這個循環里，每個生命都有獨特的功能和要達成的目的。所謂了解人生的意義，就是要了解自己有何功能；所謂過了美好的一生，就是達到了擁有那項功能的目的。

古埃及人、迦南人和希臘人做出犧牲的時候，還懂得要有避險措施。他們有許多神靈可供選擇，就算有一個不靈，還有許多其他神靈可以期待。所以，他們早上拜太陽神，中午拜大地女神，晚上則拜各種精靈和惡魔。但就算如此，情況也沒有多大的改變。今天人們相信的任何神祇或事物，不管是耶和華、瑪門（Mammon），還是國家、革命，都並不完整，滿是漏洞，充滿矛盾。正因為如此，人類很少把所有的信念都投注在單一的故事上，而是有個「信念組合」，裏面有幾個不同的故事、幾個不同的身份認同，可以配合需求任意切換。幾乎所有的社會和運動，都有這種認知失調的情形。

以典型的「茶黨」支持者為例，這種人可以一邊堅決反對政府福利政策，一邊堅定支持美國步槍協會（National Rifle Association），還說自己虔誠地信仰耶穌基督。耶穌難道不是比較熱衷幫助窮人，而不是把自己搞得全副武裝嗎？雖然這些事情看起來彼此格格不入，但人腦就是好像有許多抽屜和隔間，而且有些神經元好像也不會經常彼此聊天。同樣，你也可以找到許多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的支持者，一邊相信未來會出現革命，一邊相信應該做出明智的投資。就算原本是在討論現在的財富分配如何不公平，他們也可以輕輕鬆鬆忽然轉向討論他們在華爾街的投資表現。

確實，納粹大約有20%的區長（gauleiter，相當於現在的省長或州長）、10%的將軍決定自盡，但這也代表有80%的區長、90%的將軍非常樂意繼續活下去。至於絕大多數領有黨證的納粹黨員，甚至蓋世太保的成員，都既沒有發瘋，也沒有自殺，後來成了很好的農夫、教師、醫生或保險代理人。

這也有些類似好萊塢電影里描繪壞人時所犯的錯：不管是《哈利·波特》里的伏地魔、《指環王》里的索倫，還是《星球大戰》里的黑武士達斯·維德，總是醜陋又兇惡，就連對自己最忠心的支持者也是一派殘暴陰險。每次看這些電影我總是不明白，為什麼有人會跟著伏地魔這種討人厭的怪胎？

法西斯主義怎麼判斷藝術？法西斯主義怎麼知道一部電影是好還是壞？非常簡單，只有一個標準。電影符合國家利益，就是一部好電影，不符合國家利益，就是一部壞電影。法西斯主義怎麼決定學校該教孩子什麼？一樣的標準：符合國家利益的，就該教。真相？那不重要。

相較之下，讓我們看看華沙一名女子的命運。這名女子遭到入侵俄軍搶劫、強|奸。波蘭國的受苦只是種隱喻，但這名女子受到的痛苦再真實不過。至於使她受到這些痛苦的原因，也很可能是出於各種虛構的人類信念，例如俄國民族主義、基督教東正教、要有男子氣概的英雄主義，鼓動著俄國的政客與士兵。但不論原因是否虛構，造成的痛苦都是100%真實。

有了犧牲，不僅能增強你對故事的信心，還常常能替代你對它的所有其他義務。人類絕大多數偉大的故事，都規定了一些大多數人根本無法實現的理想。有多少基督徒真的能切實遵守十誡，從不說謊或貪戀別人的東西？又有多少佛教徒真能抵達「無我」的境界？

讓人生有意義、讓人有身份認同的故事，雖然都是虛構的，但人類還是得相信這些故事。那麼，怎樣才能讓人感覺故事是真的呢？我們已經知道人類想要相信故事的原因，現在我們得討論一下讓人相信故事的方法。早在幾千年前，祭司和巫師就已經找到了答案：靠各種儀式。「儀式」是一種神奇的行為，能讓抽象變得具體、虛構變得真實。至於儀式的精髓，可以說就在於它的咒語，中文念「天靈靈、地靈靈」，在西方則念「Hocus pocus」，似乎念了咒語，就能讓A變成B。

真實世界中的邪惡不見得是醜陋的，而有可能看起來非常美麗。關於這一點，基督教比好萊塢專業多了，所以在基督教的藝術傳統中，常常把撒旦描繪得高大英俊。正因為如此，人類才難以抗拒撒旦的誘惑；也正因為如此，人類才難以抵抗法西斯主義。如果看著一面法西斯主義的鏡子，反映出的景象絕不醜陋。德國在20世紀30年代看著法西斯主義的鏡子，看到的就是德國真是全世界最美麗的國家。如果現在的俄羅斯人看著法西斯主義的鏡子，就會看到俄羅斯是全世界最美麗的國家；以色列人看著法西斯主義的鏡子，就會看到以色列是全世界最美麗的國家。接著，他們就會想要加入這個美麗的國家，迷失自我也在所不惜。

答案永遠不會是一個故事。

當然，這一切並不代表俄國入侵是合理的，也不會有損波蘭獨立建國、決定本國法律和習俗的權利。但這確實表示波蘭國的故事絕不是事實，因為所謂的波蘭究竟存不存在，全憑人類腦中的想象。

雖然有些故事也會辛苦地把規模擴大到整個時空，但其他許多故事就是靠操縱聽眾的注意力，雖然規模遠遠較小，但成效並不遜色。講故事的一項關鍵法則就是討論範疇只要已經超過觀眾的視界，真正的最終範疇大小几乎不會造成任何影響。不管是為了某個只有千年歷史的國家，或是為了某個號稱有10億歲的神，信眾殺起人來的狂熱有可能不相上下。數字大到超過一定程度之後，人類的感覺都差不多。而在大多數情況下，要耗盡我們的想象力實在比想象的要容易太多。

實際上，相信這套自由主義故事的人信守兩條誡命：一是創造，二是爭取自由。創造的表現，可以是寫首詩、探索自己的性取向、發明一個新的應用程序，也可以是發現一種未知的化學物質。至於爭取自由的表現，可以是用任何行為讓人得以擺脫社會、生物和實體的限制，例如向殘忍的獨裁者示威抗議、教女孩讀書識字、找到癌症的治療方法，或者打造宇宙飛船。在自由主義的萬神殿里，既會有推動黑人乘車權利的羅莎·帕克斯，也會有畫家畢加索，旁邊還有微生物學家巴斯德（Louis Pasteur），與萊特兄弟並肩而坐。

當然，這是一種邏輯謬誤。就算你因為信仰上帝或相信國家的概念而受苦，並不能證明就真有上帝或真有國家。或許你只是因為自己太輕信謠言，所以得付出代價？但大多數人並不喜歡承認自己是傻瓜。所以，他們為某種信念犧牲越多，這種信念就會越強烈。這正是犧牲獻祭這件事神奇的魔力。主持獻祭的神職人員想讓我們臣服於神威之下，並不需要給我們什麼（無論是雨水、金錢，還是勝利），反而要從我們這裏取走一些東西。只要我們被說服並做出某些痛苦的犧牲，我們就會被困在這個概念里。

因此，如果你真想了解自己，並不該相信你的社交賬號，或者內心告訴你的那個故事，而是要觀察身體和心智的實際流動。你會發現，種種想法、情緒和慾望的來去沒有理由，也由不得你命令，就像是來自四面八方的風，吹亂了你的頭髮。你既不是風，也不是你體驗到的那些想法、情緒和慾望，當然更不是你心中以事後之明整理消毒過的那些故事。你只是經歷了這一切，既無法控制，也不能擁有，你更不等同於這一切。當人類問「我是誰」的時候，希望能得到一個故事作為答案。其實，你需要知道的第一件事，就是你並不是一個故事。

大多數成功的故事都是開放式的。這些故事從來不需要解釋意義最終的來源，因為它們很懂得如何抓住人的注意力，讓人別去想更多其他的事。所以，要說世界是撐在某頭巨大大象背上的時候，就該用些障眼法吸引注意力，免得聽眾問了不好回答的問題。比如可以九*九*藏*書開始細細地描述，如果這頭大象扇動它的大耳朵，就會引發颶風；如果這頭大象生氣地抖了抖身子，就會造成地震。只要障眼法足夠好，聽眾就不會在意大象站在什麼地方。同樣，民族主義也有障眼法，用各種英勇的故事令我們著迷，用各種過去的災難令我們涕泣，再用國家遭受到的種種不公不義令我們憤怒不已。到最後，我們如此相信這個國家的史詩故事，於是無論看到世界上發生什麼事，第一個想到的就是這對我們的國家有什麼影響，壓根兒就沒想到要話說從頭，討論一下究竟為什麼我們的國家這麼有意義。

綜觀各種打算定義人們的身份、為各種行為賦予意義的故事，會發現一個驚人的事實：故事的規模大小實在沒什麼影響。有些故事（比如辛巴的生命循環），看起來會持續到永恆，所以我是在整個宇宙的背景之下，才能知道自己的意義。但也有些故事（比如大多數民族主義和部落的神話），所談到的規模簡直小得微不足道。例如猶太復國主義，這套故事在意的只有人類總人口的0.2%、地球總表面積的0.005%、歷史總時間的須臾片刻。將這一套猶太復國主義的故事，放到不論是中國曆朝歷代、新幾內亞的諸多部落、仙女座星系，還是早在摩西、亞伯拉罕生活的時代和猿猴演化之前的漫長歲月，都沒有任何意義。

庄衛勒並未解釋到底大家為何拒絕。畢竟，這些人之所以離開在法國舒適的城堡，遠征中東進行漫長又危險的冒險，主要原因不就是相信有個永恆的救贖嗎？當時，距離天堂永恆的幸福就只差那麼一小步，為什麼他們忽然寧願被穆斯林抓起來？顯然，雖然十字軍熱切相信救贖與天堂，但到了真相大白的一刻，還是得想想該在哪邊下注。

人類之所以能征服世界，是靠創造和相信虛構故事的能力。但也因此，人類特別拙於判斷虛構和現實的差異。畢竟我們要無視兩者的差異，才能得以生存，過於計較，就會受苦。因為，世界上最真實的東西就是痛苦。

早在基督教誕生的千年之前，古代印度教也用過同樣的技巧。《廣林奧義書》（Brihadaranyaka Upanishad）曾把獻祭一匹馬的過程，解釋成整個宇宙形成的故事。這裏一樣是遵照著「天靈靈，地靈靈，讓A變成B」的架構，說道：「馬頭為黎明，眼睛為太陽，生命力為空氣，張開的口為內火（Vaisvanara），馬身為一年……四肢為季節，關節為月份和兩周，馬蹄為日夜，馬骨為星星，血肉為雲朵……哈欠為閃電，抖動為雷鳴，排尿為下雨，嘶鳴為聲音。」就這樣，一匹可憐的馬就成了宇宙。

這種短視會產生嚴重的影響。例如，巴以和平協議的主要障礙之一，在於以色列不願意切分耶路撒冷。以色列認為這座城是「猶太人永恆的首都」，那麼很顯然，「永恆」怎麼能妥協呢？而與永恆相比，死幾個人又算得了什麼呢？當然，這完全是無稽之談。所謂永恆，至少有138億年，也就是宇宙迄今的年紀。至於地球這顆行星，大約形成於45億年前；人類則已經存在了至少200萬年。相較之下，耶路撒冷建立於5000年前，猶太人則頂多有3000年的歷史。這要算是「永恆」，也實在過於勉強。

生命循環可以有各種版本，如果我相信其中任何一種，就代表我相信自己有一種固定、真實的身份，決定了我這一生有何職責。我可能多年以來一直懷疑這個身份，甚至對它一無所知，但總有一天，在某個偉大的時刻，這個身份會顯露出來，我也會了解自己在這場宇宙大戲中的角色；就算可能面對諸多考驗和磨難，我也不會有任何懷疑，不會有一絲絕望。

說到人類獻祭，我們常常想到的是在迦南或阿茲特克的神廟裡舉行的詭異恐怖的儀式，而且一般認為在一神論之後，就沒有這種可怕的做法了。但實際上，一神論所引發的人類獻祭，比起大多數多神論引發的規模遠遠有過之而無不及。基督教或伊斯蘭教以神之名殺害的人數，遠多於以巴力神或維齊洛波奇特利（Huitzilopochtli）之名殺害的人。在西班牙征服者禁止阿茲特克和印加帝國所有人類獻祭儀式的時候，宗主國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還在大批大批燒死異端分子。

如果你碰巧是巴勒斯坦人，也不用高興得太早。再過兩億年，大概也不會剩下任何巴勒斯坦人，甚至很有可能根本不會剩下任何哺乳動物。其他國家運動也同樣有這種短視的問題。塞爾維亞民族主義實在不在意侏羅紀發生過什麼事，而朝鮮民族主義則認為自己這個在亞洲東部的半島，是全宇宙事業絕對不能被忽視的部分。

如果我是個共產主義者，就會認為自己人生的使命就是要加速推進這場全球的革命，方法可能是撰寫筆調激昂的小冊子、組織罷工和示威，或是刺殺那些貪婪的資本家及其走狗。對於共產主義者來說，再小的動作都有意義，比如抵制在孟加拉國剝削紡織工人的品牌，或者在聖誕節晚餐的時候與醜陋的資本家激烈爭辯。

在歷史上，幾乎所有人都會同時相信好幾個故事，但也從不會真正相信任何一個故事完全是真理。對大多數宗教來說，這樣的不確定性有如芒刺在背，所以多半會強調「相信信仰」是一個重要的美德，而「懷疑信仰」則可能是最糟糕的一種罪；簡直就像在說，就算你沒有證據也願意相信，這實在是件好事。然而，隨著現代文化的興起，情況有所不同了。相信信仰看起來越來越像讓人當精神上的奴隸，而懷疑信仰則成了自由的前提。

多數故事之所以仍能屹立不倒，靠的並不是穩固的地基，而是屋頂的重量。以基督教的故事為例，這套故事的基礎實在薄弱。到底有什麼證據可以證明全宇宙創造者的兒子是在大約兩千年前、在銀河系的某個地方以碳基生命形式誕生？又有什麼證據可以證明這事發生在加利利，而且他的母親還是個處|女？雖然如此，以這個故事為基礎，全球就是建立起了許多重要的機構與體制，而且單憑其重量就形成了強大的力量，使這個故事顛撲不破。曾有許多戰爭，起因只是為了改動這個故事里的某個字。例如西方基督教與東正教分裂千年的原因，近來又在克羅埃西亞與塞爾維亞人的相互屠殺中體現出來，一切都始於拉丁文的「filioque」（「和子說」）這個詞。西方基督教想把這個詞放進基督教信仰，而東正教強烈反對。（把這個詞加進去的影響，在神學上有極其複雜、神秘的意義，這裏不可能說得清楚。欲知詳情，請查谷歌。）

至今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

「法西斯主義」（fascism）一詞來自拉丁文「fascis」，意為「一捆棍子」。講到世界史上可能最兇殘、最致命的意識形態，「一捆棍子」這個形象聽起來實在太不起眼，但這裡有個深刻而又邪惡的意義：一根棍子很脆弱，輕鬆就能折斷，但如果把許多棍子捆成「一捆棍子」（法西斯），就幾乎不可能被折斷。這意味著雖然個人力量微小，但只要聚成群體，力量就極為強大。因此，法西斯主義相信集體的利益高於任何個人的利益，並要求任何一根棍子都不得破壞集體的統一。

對於什葉派穆斯林來說，最重要的節日是阿舒拉節（Ashura）；當時是「希吉拉」（Hijrah）事件后的58年、穆哈拉姆月（Muharram）的第10天，也就是公曆680年的10月10日。那天在伊拉克的卡爾巴拉（Karbala），邪惡篡位者葉齊德（Yazid）手下的士兵殘殺了先知穆罕默德的外孫海珊·本·阿里（Husayn ibn Ali）等一行人。對於什葉派來說，海珊的殉難從此象徵著善惡之間、正義與壓迫之間永恆的爭鬥。正如基督徒會一再重演釘十字架的情節，模仿基督的殉難；什葉派也會一再上演阿舒拉節的情節，模仿海珊的殉難。在卡爾巴拉，海珊殉難處建了一個聖壇，每年都有數百萬什葉派教徒前來。而在阿舒拉節當天，全球什葉派教徒都有哀悼儀式，有些時候還會用尖銳的武器鞭打或割傷自己。

想要了解自己，關鍵的一步就是要承認「自我」也是個虛構的故事，會通過心智思維的複雜機制，不斷製造、更新和重寫。我腦中有個講故事的人，會解釋我是誰、來自哪裡、要去往何方，以及現在發生了什麼事。就像政府在解釋近來的政治動蕩，這位腦中的敘事者總是一再犯錯，但很少承認。一如政府用旗幟、畫像和遊行來建立國家神話，我內心的宣傳機器也會用珍貴的記憶、寶貴的創傷建立起個人神話，但這些記憶與創傷往往並不等同於真相。

自由主義跨出激進的一步，否定了其他所有的宇宙大戲，但又在人的心裏重新打造一齣戲：正因為宇宙沒有情節，所以要由人類來創造情節，這正是我們的使命、我們人生的意義。早在自由主義興起的幾千年前，古代佛教還更進一步，不僅否定所有宇宙大戲，就連人類心裏的這一出也加以否定。在古代佛教看來，宇宙沒有意義，而人的感覺也同樣沒有意義，並不屬於什麼偉大的宇宙故事，不過就是短暫的振蕩，沒有理由地來去。這就是事實，接受吧。

人類到底想聽到怎樣的答案？如果有人問人生有什麼意義，想聽到的答案十有八九都是某個故事。智人是一種說故事的動物，用故事而非數字或圖像來思考；智人也相信整個宇宙運作就像一個故事，有英雄和壞人，有衝突和解決衝突，也有高潮和最後的快樂結局。尋找人生有何意義的時候，我們想要有個故事來解釋現實，告訴我們自己在這場宇宙大戲里扮演什麼角色。知道自己的角色，就像是參与了某個比自己更偉大的計劃，於是過去的所有經驗與選擇也都有了意義。

自由民和奴隸、貴族和平民、領主和農奴、行會師傅和幫工，一句話，壓迫者和被壓迫者，始終處於相互對立的地位，進行不斷的、有時隱蔽有時公開的鬥爭，而每一次鬥爭的結局都是整個社會受到革命改造或者鬥爭的各階級同歸於盡。

那麼，為什麼大家會相信這些虛構的故事呢？第一，我們的個人身份認同是以這些故事為基礎的。我們從小就被教導要相信故事。早在智力和情感的獨立都還不足以判斷故事真假的時候，父母、師長、鄰居和社會文化早已把這些故事說了又說。等到我們智力成熟，已經在這些故事中投入太多心血，所以不僅不想去推翻這些故事，反而更想把故事合理化。那些追求身份認同的人，就像要玩尋寶遊戲的孩子，他們最後找到的，都只是父母事先為他們藏起來的東西。

而且事實上，正是因為國旗所費不貲，反而讓儀式更加有效。在所有的儀式中，獻祭是最有力的一種，因為雖然世事百態，但痛苦這種感覺最為真實，無法忽視，不容懷疑。想讓別人相信某個虛構的故事，就要引誘他們先為此做出犧牲。等到你因為某個故事而承受了痛苦，通常就足以讓你相信這個故事是真實的。如果你之所以禁食，是因為上帝命令你這麼做，那麼這種再實際不過的飢餓感，會比任何雕像或畫像更能讓你感覺到上帝的存在。如果你為國征戰而失去雙腿，殘肢和輪椅會比任何詩詞或國歌更令你覺得國家是真實的。先別講那麼偉大的事，就算你只是決定選購某種質量較低的本國商品，而非質量較高的進口九-九-藏-書商品，也算得上是種小小的犧牲，讓你在超市裡感覺到自己的國家真是無比真實。

靠著這樣為難千千萬萬個國民，各宗教團體得以證明並鞏固它們對猶太教堅定不移的信仰。雖然沒有流血，卻仍舊犧牲了許多人的幸福。如果猶太教只是一個虛構的故事，卻讓祖母無法探望孫輩、貧窮的學生無法去海灘玩，這就是一種殘忍、一種無情。雖然如此，宗教團體仍然告訴世界，也告訴自己，說它們真的相信這套猶太教的故事。什麼？它們怎麼可能毫無理由、單純以傷人為樂呢？

在以色列，虔誠的猶太人常常想逼迫世俗的猶太人甚至完全的無神論者一起遵守這些禁忌。由於正統派通常在以色列政治中握有權力，所以多年來也成功通過許多法律，禁止在安息日從事各種活動。雖然他們無法禁止在安息日開私家車，卻成功禁止了公共交通車輛上路。於是，這項遍及全國的宗教獻祭儀式，主要衝擊到的就是社會上最弱勢的群體，特別是勞工階層的民眾，星期六是他們一周之內唯一可以自由旅行、拜訪遠方親友和造訪旅遊景點的一天。如果是個有錢的祖母，要開著全新的車到另一個城鎮探望孫輩並不成問題；但如果是個貧窮的祖母，沒了公交車或火車，便寸步難行。

並不是說辛標信輕視自己的佛教信仰。這場大勝的7年之後，辛標信還沿著伊洛瓦底江出巡，沿途參拜各個重要的佛塔寺廟，祈求庇佑軍隊贏得更多勝利。而辛標信抵達仰光后，更是重建並擴建了全緬甸最神聖的建築物：大金寺（Shwedagon Pagoda）。接著，他用與自己同重的黃金為擴建的大金寺貼上金箔，並在佛塔頂端再加一座金色尖頂，鑲嵌寶石（可能是從暹羅掠奪而來）。他也利用這個場合，處決了從勃固（Pegu）王國俘虜來的國王兩兄弟和兒子。

如果我們無法留下什麼有形的東西（例如基因或詩歌），或許只要能讓世界變得更好一點兒，也就足夠了。如果你幫了某個人，而他又去幫了其他人，這樣下去就有助於讓整個世界都變得更好，就像穿起一個「善的聯結」，而你就是其中的一個小環節。或許你也可以好好教導某個聰慧但不善與人相處的孩子，而他最後會成為醫生，拯救千百人的生命。又或許，你可以幫助一位老太太過馬路，讓她的人生有一小時開開心心。雖然這些做法確實有優點，但一串善意好像和一串海龜沒有多大差異：我們還是不知道意義在哪兒。有位智者被問到人生的意義。他說：「我知道的是，我在這裡是為了幫助其他人。但我不知道的是，究竟為什麼其他人在這裏？」

在現代西方，儒家對禮儀的執迷往往被認為是淺薄的和過時的，但事實上，由此或許正可看出孔子對人性有著怎樣深刻和永恆的理解。儒家之所以能夠從中國流傳到韓國、越南和日本，並且形成源遠流長的社會和政治結構，或許並非偶然。如果想知道生命的終極真相，禮儀和儀式會是個巨大的障礙。但如果你想知道的是如何達到社會的穩定與和諧（就像孔子那樣），真相往往只是一種負擔，而禮儀和儀式反而是你最好的夥伴。

這部經用了許多篇幅來解釋，比丘和比丘尼在身體或心中觀照到什麼，其實就是什麼。所以，禪修而觀照自己的呼吸，「出息長時，了知：我出息長；入息長時，了知：我入息長。出息短時，了知：我出息短；入息短時，了知：我入息短」。呼吸得長，並不代表季節，呼吸得短，也不代表每天。一切只是身體的振動。

幾千年前，虔誠的印度教教徒會用寶貴的馬獻祭；而今天，印度人會製作昂貴的國旗。印度國旗在當地被稱為「Tiranga」（三色旗），由橙、白、綠三色條紋組成。印度2002年的《國旗法》規定，印度國旗「代表著印度人民的希望和願望，是國家自豪的象徵。在過去50年，包括武裝部隊在內的一些人，曾無畏地犧牲性命，讓三色旗繼續光榮地飄揚」。《國旗法》接著引用印度第二任總統拉達克里希南（Sarvepalli Radhakrishnan）的話解釋道：

18世紀時，緬甸和鄰國暹羅的王朝都以自己對佛陀的忠誠為榮，也都以保護佛教信仰取得其正統性。兩國的國王都會捐助寺廟，修建佛塔，每周聽高僧講經及告誡他們遵守五戒：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不妄語、不飲酒。儘管如此，兩國仍然激烈對立。1767年4月7日，緬甸國王辛標信（Hsinbyushin）的軍隊經過漫長的圍城，終於攻下暹羅首都，殘殺百姓、奸淫擄掠，很有可能也在各處醉酒狂歡了一番。接著，他們放火燒毀了大半個首都，宮殿、寺廟和佛塔都未能倖免，再擄回幾千名奴隸，帶走大量的黃金寶石，揚長歸國。

《共產黨宣言》繼續解釋道，在現代「整個社會日益分裂為兩大敵對的陣營，分裂為兩大相互直接對立的階級：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這場鬥爭將以無產階級的勝利告終，代表著歷史的終結，在地球上建立起共產主義的社會，全民公有，而且每個人都享受完全的自由、完全的快樂。

而且，就算是自殺，也不見得真的代表完全只承認單一故事。2015年11月13日，極端組織「伊斯蘭國」在巴黎發動多起恐怖襲擊事件，造成130餘人死亡。「伊斯蘭國」表示，這些攻擊是為了報復法國空軍轟炸在敘利亞和伊拉克的「伊斯蘭國」成員，並要求法國未來不得再進行此類轟炸。同時「伊斯蘭國」也宣稱，被法國空軍炸死的所有穆斯林都是殉教者，已經在天堂享有永恆的幸福。

1599—1602年，莎士比亞寫下他那個版本的《獅子王》（一般人比較熟悉的名字是《哈姆雷特》）。哈姆雷特與辛巴不同的地方，在於哈姆雷特並未完成他的生命循環，直到最後仍然充滿懷疑和矛盾，並未找出人生的意義，也從來沒有下定決心到底是該生存還是該毀滅。在這方面，哈姆雷特可以說是典型的現代主角。現代並未推翻否認過去繼承的諸多故事，反而簡直像開了間故事超市。現代人可以自由自在地嘗試這些故事，根據自己的口味加以選擇和組合。

這個大敘事隱含的意思是：我這輩子渺小但重要的角色就是要遵行安拉的命令，傳播他的法則，確保眾人遵從他的旨意；如果我相信這則穆斯林的故事，我就會每天做五次禮拜，捐錢蓋新的清真寺，並且與叛教徒和異教徒對抗；即使是最平凡的那些活動——洗手、喝酒、性行為，也充滿了這個宇宙的意義。

面對某個動人的故事，如果想判斷這究竟是真實還是想象，要問的關鍵問題就是故事主角是否可能受苦。舉例來說，如果有人跟你說一個波蘭的故事，你就要想想波蘭是否會受苦。波蘭浪漫主義詩人暨革命家亞當·密茨凱維奇（Adam Mickiewicz）把波蘭稱為「諸國的基督」。波蘭遭到俄國、普魯士和奧地利瓜分幾十年之後，1830年曾一度起義，但遭到俄國殘酷鎮壓，而密茨凱維奇就在1832年寫道，波蘭所遭受的巨大苦痛，正是為了全人類所做的犧牲，相當於基督的犧牲，而且波蘭也必然如基督一般從死里復活。

20世紀30年代的日本甚至還異想天開，將佛教教義與民族主義、軍國主義和法西斯主義全部結合起來。日本的激進佛教思想家如井上日召、北一輝、田中智學等人認為，想讓人不再執著于利己，就該讓人完全把自己奉獻給天皇，斬除所有個人思想，並對國家完全忠誠。這種想法催生了許多超民族主義的組織，其中還出現一個有軍方支持的狂熱團體，意圖以暗殺活動推翻日本的保守政治系統，遭暗殺的名單包括前財務大臣、三井財閥的總負責人，最後還包括當時的內閣總理大臣犬養毅。這一切讓日本加速向軍事獨裁邁進。等到日本正式開戰，佛教僧侶和禪宗大師也鼓吹要無私服從國家權威，並慷慨為國捐軀。相較之下，佛教教義雖然也有慈悲和非暴力，但在某種程度上遭到遺忘，而且對日軍後來在南京、馬尼拉或漢城的所作所為似乎也沒發揮什麼作用。

不只是性|欲望，所有的慾望、感受和想法都是如此。讓我們以你腦中跳出的下一個想法為例。這個想法是從哪兒來的？是你自由地選擇要想到這個想法，然後才想到的嗎？當然不是。人類自我探索的過程是從簡單的事開始的，然後越來越難。一開始，我們發現自己無法控制外在的世界，比如沒辦法控制什麼時候下雨。接著，我們發現自己身體里的事也沒辦法控制，比如我沒辦法控制自己的血壓。再後來，我們發現就連大腦也無法控制，比如我並沒告訴神經元什麼時候要發出信號。到頭來我們就該認清，我們就是無法控制自己的慾望，甚至無法控制對慾望的反應。

在臉譜網和Instagram（一款圖片分享應用程序）的時代，這個神話的製作過程有一部分已經從人腦外包到計算機上，比以前變得清楚可見。看到有人花上無數小時，不斷打造並修飾一個完美的在線自我，為自己的創造而深深著迷，並誤以為那就是自己，這一切令人讚歎，但也令人驚駭。原本全家出門度假，道路擁堵至極，路上小吵不停，中間幾度冷戰，但最後都化成網路上美麗的全景照、完美的晚餐照和一張張笑臉；我們真正的經歷，有99%都不會成為這些自我故事的一部分。

喬治·盧卡斯有一部表現平平的奇幻電影《風雲際會》（Willow），主人公威洛是一個平平凡凡的矮人，但夢想成為偉大的魔法師，掌握存在的秘密。某一天，有一位這樣的魔法師經過他所在的村子，想找學徒。威洛和另外兩個矮人上前應徵，魔法師提出一項簡單的測驗。他舉起右手，伸出五指，用一種像尤達大師的聲音問道：「控制世界的力量在哪根手指？」三個矮人各挑了一根，但都挑錯了。儘管如此，魔法師注意到威洛選擇的時候有些遲疑，便問他：「我伸出手指的時候，你的第一反應是想選哪一根？」威洛回答：「聽起來很蠢，其實我想選自己的手指。」魔法師得意地說：「啊哈！那正是正確答案！你只是對自己缺乏信心罷了。」對於這個重要教訓，自由主義神話總是一再重複，不厭其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