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中期有四個庶吉士出身的官員，官至尚書、大學士，為一時名相。他們青少年時代都有刻苦學習的生活經歷，也以所讀經書對人的規範立身行事，有的一度以寫作維持生計，這四個人是丘浚、劉健、李東陽和劉大夏。

這幾個庶吉士由於長期筆耕，多有文字留下來。劉大夏撰有《劉忠宣公集》、《東山詩集》。李東陽著的是《懷麓堂詩稿》、《詩后稿》、《文稿》、《后稿》、《詩文續稿》和《西涯擬古樂府》。丘浚作有《瓊台詩文會稿重編》、《丘文庄公集》、《大學衍義補》。這是他們讀書學習的成果，也是他們學習生活的反映。

除劉大夏是尚書，丘浚、李東陽、劉健均是大學士，後者還是首輔。他們不僅官位高，更重要的是有一些政績，有著述，在明中葉，都是人才。他們的成就同學習有很大關係，他們都是科甲出身，且進士之後又做了庶吉士，可以說是研究院畢業生。從他們的經歷說明，高層次的學習，就社會需要講是完全必要的，就個人提高講也是如此。庶吉士制度在明朝形成，清朝繼續實行。明清鼎甲進士入翰林院做修撰、編修，政府又在二、三甲中挑選年輕的，或中年進士中文學優等的，或善於書寫的做庶吉士，邊學習，邊可參加翰林院所管的九*九*藏*書編纂工作，三年後經過散館考試，一部分留在翰林院，另一部分到各行政衙門。明清兩代的大學士相當一部分出身於翰林院，其中不乏庶吉士，翰林院成為培養人才和儲備人才的地方。歷史事實證明庶吉士這一學歷段對高級人才的培養很有必要。

儒家所講的做人準則，大多數讀書人並不遵行，但也確有少數人認真實踐，丘浚等人基本上屬於后一類型。他們熟知儒家經典，信奉忠臣觀念，正人與小人的是非觀念分明，願做君子之儒，不做勢利小人。在這裏，講信義，不阿附，這種品格是值得讚許的。儒家所宣揚的道德信條人們可以有不同看法，不過主張做正直的人的觀念無論如何需要肯定。

李東陽（1447～1516），字賓之，謚文正。幼小學習，四歲就能寫出一尺大的字，明景帝聽說這個奇事，召他進宮，見他寫得好，很高興地把他抱著坐在膝上。後來景帝又兩次召見他，聽他講《尚書》的大意，很合景帝的意思，讓他進國子監學習。李東陽早學早熟，天順八年（1464）18歲時中進士，點為庶吉士，散館后與丘浚、劉健一樣成為翰林院編修（《明史》）。九_九_藏_書

明憲宗時有人提出恢復鄭和下西洋的事業，皇帝向兵部索取下西洋圖。劉大夏正任兵部郎中，掌管地圖，他認為鄭和下西洋耗費錢糧太多，死傷的軍民也多，得到的珍寶對國家沒有什麼用處，反對再為找寶出洋，於是把地圖藏匿起來，不讓憲宗看（《殊域周諮錄·古里》）。類似鄭和下西洋的事在當時根本不可能再進行，劉大夏的反對，表明他有膽有識。

四位學人讀儒家的書，以其觀點作為自己的世界觀，作為做人、做臣的準則。劉健、劉大夏都經歷了明武宗荒唐、劉瑾用事的時代，他們都忠於臣職，規諫武宗，反對劉瑾。如劉健上書，引朱熹的話：「一日立乎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一日不得乎其官，則不敢一日立乎其位。」表示在其位就要謀其政，因此就要反對劉瑾專擅，且不怕丟官去職。劉大夏曾經說：「居官以正己為先，不當獨戒利，亦當遠名。」又說：「人生蓋棺定論，一日未死，即一日懮責未已。」正己不僅不圖利，連名也不枉圖，而且要一貫如此。他們為公事，往往把自身利害置於度外，敢作敢為，不謀私利，看下述數事即可知我們說的不荒謬了。

劉健（1433～1526），字希賢，謚文正，河南洛陽人，父親劉亮是縣教諭，有學識，劉健好學有家傳的因素。他在年輕時與同鄉閻禹錫等交遊，閻是明代著名理學家薛瑄的弟子，所以在思想上受到薛瑄的影響。天順四年（1460）中進士，選為庶吉士，學成為翰林院編修。劉健為了多讀書，珍惜時間，不同人作無謂的往來，由於不懂得社交，被人看作是不隨和的人（《明史》）。九-九-藏-書

這幾位庶吉士不僅在青年時代，而且做官以後，直到晚年，讀書生活都始終不變。丘浚閱讀用目力太勤，到老年依舊嗜學如命，致使右眼失明，但也沒有停止閱覽。李東陽善於寫篆書、隸書，詩文也做得好，作品流傳到域外。暮年致仕家居，經濟也不寬裕，請他寫字的、作詩文的接踵而至，他遂以潤筆補助生活。每當寫作，他的夫人幫助鋪紙、研墨，一天夫人已拿好紙筆，李東陽表示疲倦，不想寫了，夫人說：假使今日請客，桌上沒有魚肉可以嗎？李東陽想到生活，於是愉快地寫起來。

為了正己，劉大夏能官能民。致仕歸里，在菜園中勞動，當遣戍的命令下達時，他正在園中鋤草。待到發配歸來，又九_九_藏_書事農耕。他有個門生當了巡撫，赴任時特地繞道看望老師，在路上遇到一個耕地的老頭，就問劉尚書的家，老人把他領到劉家堂屋，才承認自己就是劉某，原來師生多年不見，不認識了。劉大夏以躬耕安度了晚年。

劉健和另一位大學士謝遷與宦官劉瑾作鬥爭，堅決要求誅殺劉瑾等八人，沒有成功，致仕回籍，又遭迫害，削籍為民，毫不後悔。臨終遺表，規勸新皇帝明世宗「正身勤學，親賢遠佞」，要求國君勤政學習，做儒家規範的明君。

丘浚（1420～1495），字仲深，謚文庄，廣東瓊山人，幼年沒了父親，跟從母親李氏學文化，由於用心讀書和天資聰明，凡過目的書就能背誦出來。在求學時家庭經濟狀況不好，沒有什麼書可讀，於是向人家借閱，有時為了要讀某一種書，行走幾百里去借書，不達到目的決不罷休。功夫不負苦心人，終於學有所成，考中廣東第一名舉人。景泰五年（1454）成進士，入翰林院為庶吉士，經過三年的學習，留在院里為編修，從事文字工作，等於是邊工作邊學習，於是對明朝的歷史與政事非常熟悉（《明史·丘浚傳》）。

丘浚以翰林院九_九_藏_書侍講參加《英宗實錄》的修撰，當寫到兵部尚書于謙之死問題時，有人要按照當時定的謀圖不軌的罪名來寫，丘浚不同意，認為要不是于謙守衛北京，大明江山可能都保不住了，這個功績不可磨滅。奪門之變時說他謀反，現在時間過去了，我們看清楚了，不是那麼回事，對他的誣陷不能不給洗刷。殺于謙是英宗復辟的需要，英宗才死不久，丘浚就敢於直言，是冒著較大風險的，可見他是正直的，因而不計個人利害。

能正己的人少謀私利，劉大夏因反對宦官被抄家，發配邊疆。他位至兵部尚書，在任時不替子孫請求恩蔭，到遣戍時，只帶著一個僕人上路。有人問他為什麼不叫子孫跟著去，他說當初不給他們乞求恩澤，今日也不連累他們去受苦。對子孫，要求他們憑個人本事吃飯，不用祖上的遺產毀害他們。認識這一點似乎不難，真正實踐了，就非常不容易。

劉大夏（1436～1516），字時雍，謚忠宣，湖南華容人，父親劉仁宅是舉人。大夏20歲中解元，與李東陽是同年進士，選庶吉士，學習結束，經考核，也應該留在翰林院為編修，但他樂意從事行政事務，經過再試合格，出任兵部職方司主事（《明史·劉大夏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