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的同情，也表現在小說戲曲中對負心郎的譴責。唐人小說《霍小玉傳》，寫公子李益的忘情負義，拋棄名妓小玉而同盧氏結縭，迫使小玉卧病，痛斥其非而死。後人以此衍化出明人的平話《杜十娘怒沈百寶箱》和湯顯祖的傳奇《紫簫記》、《紫釵記》。這種文藝作品表達的對淪落女子的同情，與文獻對薛濤等真實人物記錄中所流露的感情相一致，表明古代確實有人多少能理解淪落女子的愛情。

近現代學者對淪落女子的歷史亦有所關注，有專門論著，而評價之高，則為古人所未及。國學大師陳寅恪因柳如是作有「金明池·寒柳堂」詞，晚年乃用「金明」、「寒柳」為書齋名和著作名，如《寒柳堂集》、《金明館叢稿初編》、《金明館叢稿二編》。陸鍵東在所著《陳寅恪的最後20年》書中，盛稱柳如是為「性格奇異、人格閃著光芒的歷史人物」。王書奴的力作《中國娼妓史》在講到董小宛、柳如是等人時，說她們「亮節高風，柔情俠骨，其可泣可歌舉動，真非晚近士大夫所能做得到的」。20世紀初樓藜然在《靈峰草堂本洪度集序》里，認為薛濤的留名後世，是歷史上有些鬚眉男子所無法比擬；又以為，若薛濤生在「震旦維新，女校林立」的時代，「教習員中必當高置一席」對待她。康正果在《風騷與絕情》一書中對古人讚揚淪落女子的立足點和某些論點頗不以為然，提出著眼于維護女性尊嚴的觀察角度，認為「妓怨詩的中心愿望：嚮往一種與男人建立倫理關係的生活」，並從魚玄機的《游崇真觀南樓睹新及第題名處》七律，看到女詩人提出了過去從來沒有提出的懷才不遇的新問題。1988年喬以鋼在《中國女性的文學世界》一書中指出唐代女冠、樂妓生活方式上有開放型特點，從而放任不羈地表現愛情心理成為其詩歌創作的一個重要內容。

淪落女子被認為是只認錢不認人，不講感情的人，並因此受到鄙視。其實她們中許多人像前述徐月英一樣，厭惡那種人不人、鬼不鬼的處境，渴望有正常的家庭生活，盼望從良嫁人，哪怕是去做妾。但是這也僅是她們的追求，難於實現。有的人有了意中人，為覓求合法的結合，不惜殉情而死。河中府娼崔徽，與從興元節度使署來的幕客裴敬中相愛。裴離開后，崔極度懷念他，託人給他帶去自己的畫像，並傳話說，若裴見不到畫中人，那就是她為情郎而死了。後來真的思念成疾，得了精神分裂症而死亡。

古今人對淪落女子和她們的詩詞給了許多讚揚和評論。明人編《名媛詩歸》，ｈtｔｐｓ://ｒｅad.９９ｃsw•cｏｍ收入薛、李等人的詩，把她們視作「名媛」。元人辛文房撰《唐才子傳》，「下至妓|女女道士之類，亦皆載入」，淪落女子則被當作「才子」看待。唐末張為作「詩人主客圖」，將詩人區分為主客兩類，每類又各分上入室、入室、升堂和及門四等，將薛濤列入李益為主的「清奇雅正」類的升堂等第，給了一個不錯的詩人位置。宋人編的《宣和書譜》說薛濤「雖失身卑，而有林下風致」，將她視為士大夫一流的人物。在以理學為官方哲學的清代，康熙間官修《全唐詩》輯錄薛濤詩，在她的小傳中，也認為她「有林下風致」。稍後官修《四庫全書總目》，認為薛濤的詩「托意深遠」，「宜其名重一時」。同時評價李冶的詩，與「大曆十子」相提並論。明人胡應麟在《詩藪》中更說她的詩，「幽閑和適，孟浩然莫能過」。明清之際黃周星在《唐詩快》中為魚玄機的被殺而惋惜不已：「夫造物待才人，固極刻毒矣，何其待才媛亦復爾爾耶？」

著名淪落女子日常侍奉的，多系達官貴人、名流學者、風流幕客和讀書士子，其中的官妓，不是這類人，也不易徵召到她們。她們憑藉這個條件，與上層人士往來，互贈詩詞、書畫，會因受到賞識而被讚賞，名聲鵲起，不僅當世口耳相傳，以至文獻記錄，延譽千百載，薛濤就是顯例。她遺留下的詩大部分是贈答相知者的，內有西川節度使韋皋、高崇文、武元衡、李德裕、王播、李夷簡、段文昌、杜元穎，詩歌名家元稹、劉禹錫，郎中李程，員外郎盧士玫，御史中丞蕭佑，刺史郭某某、鄭某某，侍御呂某某等等。元稹、白居易、王建（大曆進士，工樂府），都有詩贈她。和貴人往還，並得到他們的揄揚，大大提高了淪落女子的聲譽。

與上層男性|交往的淪落女子，知名度歷久不衰的，自然有其自身的條件，同時也是受知于男性，是被男子捧出來的。在古代，對於傷風敗俗的女子，詛咒猶恐玷污了嘴，怎麼會彰揚呢？原來在「男女授受不親」的社會規範環境下，男性為尋求異性刺|激和抒發抑鬱感情，為研討詩文，為顯示雅士風度，為出風頭和提高名聲，需要名妓配合，著名淪落女子就是這些因素的綜合產物。唐代科舉制度正式確立，進士中式時，大會曲江池，招引官妓，縱情調笑。更有甚者，平時帶著妓|女，駕著小牛車，前往名園曲沼遊玩，脫去帽子，又把衣服脫掉，用草遮蓋，並且狂呼大叫，不拘禮節，也不管旁觀的人怎麼看，還將這種情形叫作「顛飲」。著名淪落女子往往聰慧過人，談吐風雅詼諧，深諳音律，擅長詩賦，是文士雅集的理想座客和監令，有她們出場，男士們興緻就上來了。據《唐語林》記載，一次西蜀官員聚會，薛濤在座，行酒令，要求語帶禽魚鳥獸內容，一位刺史說「有虞陶唐」，其實「有虞氏」非魚，說錯了，大家忍住沒笑出來；輪到薛濤，她說「佐時阿衡」，眾人說她話里沒有魚鳥，應當罰酒，她卻笑著辯解：「衡」字里有小魚子，刺史大人的「有虞陶唐」才沒有一點魚呢！說得眾人大笑起來，那位刺史也才恍然大悟。薛濤機智九-九-藏-書風趣的應付，令滿座生輝，妙趣橫生，士大夫當然要徵召她們游宴了。

在「內諱不逾閑」的古代，良家女子的筆墨不宜傳諸社會，避免人家把她們的詩詞與僧道、娼妓的放在一起，而淪落女子的文字不存在這個問題，士人盡可評說。良賤女子作詩的不同社會處境，令男士較欣賞淪落女子的作品。不僅如此，士人還需要妓|女傳播他們的詩詞，以提高和保持知名度。淪落女子歌唱詞曲，為其作者揚名，白居易就是受益者。白離開杭州任所幾年，猶贈詩云：「故妓數人憑問訊，新詩兩首倩流傳。」把他的新作請舊識的妓|女去歌唱傳播。因為他的歌普及民間，許多淪落女子知道他，以至他在漢南，主人請客，他一露面，諸妓就知道是《秦中吟》、《長恨歌》的作者到了。

淪落女子對自身的不幸往往發出無可奈何的哀怨，薛濤更為自己被發配松州流露不快，她在《罰赴邊有懷上韋令公》二首中寫道：「聞道邊城苦，而今到始知。羞將門下曲，唱與隴頭兒。」「黠虜猶違命，烽煙直北愁。卻教嚴譴妾，不敢向松州。」使用對比的方法表現自己的不滿。唐朝受吐蕃侵擾，不能保護百姓，卻把賤妓罰到邊疆勞軍，這算什麼道理！楊慎在《升庵詩話》中就此稱道她的詩「有諷喻而不露，得詩人之妙，使李白見之，亦當叩首，元、白流紛紛停筆，不亦宜乎？」把李、元、白非要比下去，並非公允之見。但這番評論既同情薛濤的不幸遭遇，又對唐代中期腐敗政治表示含蓄的譴責。

對古代淪落女子的讚譽，主要表現在其生前與士大夫酬答唱和，身後詩文書畫被保存流傳，真假遺迹受人憑弔，被人評論，褒多於貶。

對比法被人們更明顯、廣泛地運用於明清之際的人事上。吳偉業《圓圓曲》、丁傳靖《淪桑艷》，不是為陳圓圓而作，書寫「衝冠一怒為紅顏」，是斥責吳三桂假復明之名而降清。雖然吳偉業本人不足道，但是此曲本意是明確的。王書奴以高風亮節評價董小宛、柳如是等人，是把做不到的士大夫比下去。陳寅恪欣賞桂劇《桃花扇》有感，賦詩云：「殉國堅貞出酒家，玉顏同盡更堪嗟。可憐蜀世佳公子，不及辛夷況李花。」褒獎李香君的堅貞，譴責參加清朝科舉的侯方域之流。他在失明臏足的晚年寫《柳如是別傳》，發「奇女」之「幽光」，是為「痛哭古人，留贈來者」，寓意深矣！

男子也有為淪落女子痴情亡故的。唐朝左庶子薛宜僚愛戀樂籍段東美，奉派出使新羅時，思念段氏不已，終因病重辭世。待到靈柩運返九*九*藏*書青州，段氏趕到驛館，痛哭身亡。薛與段、太原妓與歐陽詹之類的愛情悲劇，被古人當作逸聞趣事記載下來。對於士人的死世人多以為是怪誕不值，而對煙花女子則認為是殉情，很難得，故給予同情。

這種政治態度的對比，就作者來講，有兩種情況：一是一般性地發點感慨，古人多如此；另一是懷有高度的懮國懮民意識，藉助著名淪落女子的政治氣節，抒發自身的感情，鞭撻無恥政客和欺世盜名的文人。因此這種評論是針對不同類型的男女兩性人物，是表彰性與抨擊性同時並存，不單是為淪落女子而發。

大體說來，古人讚賞著名淪落女子的地方，多在承認她們的文學造詣，特別欣賞她們的詩畫有男子氣，以及像男人一樣關心國事。在這些評述中夾雜著寫了她們的一些史事，而對明清之際的董小宛、柳如是、陳圓圓、李香君等人，都有專文傳記——《冒姬董小宛傳》、《柳夫人小傳》、《圓圓傳》、《李姬傳》、《影梅庵憶語》。還有專寫淪落女子的《板橋雜記》，稱讚她們「俠而慧」，「能辨別士大夫賢否」。

古代名妓有遺迹或後人製造的遺迹流傳，為人瞻仰，讓人尋覓她們的芳蹤，嚮往與評說她們的事迹。杭州西子湖畔西泠橋下有傳說是蘇小小的墳墓，是以白居易《杭州春望》詩云：「柳色春藏蘇小家。」涉及薛濤的「古迹」最多。薛濤頗享哀榮，由西川節度使段文昌作墓志銘，墓在成都錦江河岸，即今成都東郊望江樓公園附近；唐末鄭谷《蜀中三首》詩之三專寫其墳，其碑題曰「唐女校書薛宏度墓」。薛濤的畫像有多種，有石刻的，今存成都望江公園。薛濤居住在成都西郊浣花溪時創製花箋，以後盛名傳播千百年；大約是明朝人據以造出薛濤井，謂為造紙之水。明人何宇度《益部談資》記載說，井在錦江南岸，時屬蜀王制箋處，每年定期命匠製紙，「用以為入京表疏」。柳如是自身遺留下多幅山水畫和詩詞，清人余秋室為她繪製的《河東君初訪半野堂小景》，保存完好。

男性為主體的社會，男子對女子的評價，無疑是以男子的尺度來衡量。所欣賞的女性，或所能接受的女子行為，必是不觸犯男子利益的，必是一部分男子受益的，這在古代尤其如此。近現代以來，由於人權觀念深入人心，政治的民主化和婦女運動的開展，對女性的評論，逐漸從兩性關係來考察，就比較接近客觀實際了。所以人們對女性的認識，在演變，在發展，在前進，相信隨著時代的進程，人們對著名淪落女子的看法還會出現變化。

著名淪落女子的有才，不必贅述了。古人之所以讚賞她們，在很大程度上是欣賞她們的才華，尤其是文采，因而原諒她們的卑賤身世和下賤生活。元人辛文房在《唐才子傳》里寫了薛濤的才智之後說：「殊不意裙裾之下，出此異物，豈得以非其人而棄其學哉？」人們說不以人而廢言，他這是不以學而廢人。持這類觀點的人不少，前面提到過的樓藜然，說薛濤「不幸流入樂籍，不獲以名節顯，（猶幸）以才自拔，儼然與卓文君、巴寡婦鼎峙于蜀都也，烏得以妓少之哉？」據九_九_藏_書說，清代文壇怪傑、杭州人袁枚有「蘇小鄉親」閑章，竟然與妓|女認同鄉，從而招致他人的譏笑。他卻說，幾百年後人還知道蘇小小，不會曉得吾輩，為什麼嫌丟人呢？也就是說著名淪落女子能以才彥而留名。因才留名是好事，哪裡是恥辱！才華——盛名——留芳，「才」是先決條件。對人的評價，中國的傳統觀念和評論標準，雖說是德才兼顧，但在官方，主要以德行衡人，所謂崇人倫優於重事功，實際是重德輕才。對於女子的三從四德要求，儘管有婦功的內容，然而基本上是德的條件。可是在對著名淪落女子的評價中，有些人與官方準則相反，輕忽倫理，注重才學。官方的哲學與人們的實際觀念常常脫節，對著名淪落女子的品評差異，正好說明這一點。

肯定著名淪落女子的人常常對國家、民族前途具有高度的責任感，並從這個角度比較達官貴人與淪落女子對重大政治事件的不同態度，以抒發他們嚮往清明政治的理想，展現他們愛憎分明的愛國精神。

唐代淪落女子多能作詩，其佳作即被口耳相傳，並有流傳於後世的。清康熙間編輯的《全唐詩》第八零二卷所收全是妓|女的詩篇：第八零零卷是「名媛」詩，然而在作者中有紅綃妓、壽春妓；第八零三卷和第八零四卷分別是薛濤、魚玄機的專卷；第八零五卷則是彙輯女冠李冶、元諄、女尼海印的詩。薛濤、李冶、魚玄機的詩最引人注意。薛濤的詩集《錦江集》五卷，北宋以前有蜀刻本；《薛濤詩》一卷，有明萬曆三十七年（1609）成都洗墨池刻本；明人胡震亨《唐音統簽》內含《洪度集》；《薛濤李冶詩集》，收入《四庫全書》中；《洪度集》，光緒陳矩刻本；張蓬舟箋注《薛濤詩箋》，1981年四川人民出版社棗梨，是薛濤詩的第一個箋注本；陳文華校注《唐女詩人集三種》，為薛、李、魚三人詩集，並將有關三人的古文獻資料也輯錄進去，此書於1984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印行；薛濤的詩，還被一些選家收入詩歌彙集或選入詩話中，這裏不必再說，倒想對李冶的詩就此作些說明。李詩除了上述與薛、魚合刻本外，大量出現在詩匯和詩話里，就筆者所知，至少有以下20種：《又玄集》、《才調集》、《文苑英華》、《唐詩品彙》、《中興間氣集》、《唐詩紀事》、《名媛詩歸》、《唐詩快》、《唐文粹》、《唐詩選派會通評林》、《樂府雜錄》、《全唐詩錄》、《唐宮閨詩》、《唐詩別裁》、《吟窗詩集》、《全唐詩》、《分門類纂唐歌詩》、《唐音統簽》、《唐才子傳》和《中國歷代女子詩詞選》。一千多年下來，薛濤的詩尚流傳90首左右，李冶的有十幾首，雖說不多，已屬不易，且尋找並不困難，《全唐詩》提供了最大的方便。

還有一位太原妓戀慕歐陽詹，歐陽離開太原時約定回來迎娶她，於是她日日夜夜盼著情人的到來，想出了病，又把髮髻剪下連同情詩一併寄給他，但是過了約定日期歐陽還是沒有到，她絕望地寫下了遺恨詩而死。詩曰：「自從別後滅榮光，半是思郎半恨郎。卻識舊來雲髻樣，為奴開取縷金箱。」恨愛交織，最終仍為愛而死。歐陽聞訊之後，傷心成病而離開人世。「read.99csw.com不是情人不淚流」，他顯然不是負心郎，是客觀的因素，造成這對情人的悲劇。「願天下有情人終成眷屬」，是人們的美好願望，而這對於淪落女子卻難實現。

士人雅聚，往往要吟詩作賦，工詞賦的淪落女子，可以參与討論，並可即席演唱，主人自然高興與她們唱和。文士特別愛讀她們的詩詞，因為她們寫的情詩，比較能反映心聲。如同喬以鋼所說，不像良家婦女那樣受禮教觀念的約束，男士當然愛看，而讚賞她們有才。所以元稹《寄贈薛濤》說：「言語巧偷鸚鵡舌，文章分得鳳凰毛。紛紛詞客皆停筆，個個公侯欲夢刀。」薛濤寫了那麼多的贈答詩，原因就在這裏。在「伴君如伴虎」的年代，官員地位不穩定，妓|女年老色衰就更悲慘，兩者之間有著命運無常的共同點。是以被貶江州的白居易，見到「老大嫁作商人婦」的長安妓，同病相憐，寫出「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的有名詩句。

要言之，士人的社會生活需要捧出名妓，雙方相得益彰。但是前者站在主動地位，而後者則處於被動和屈辱境地。

罵人最厲害的大約莫過於「男盜女娼」，對於女人則是「娼婦」。《紅樓夢》里王夫人、王熙鳳、李奶媽生氣時罵侍女統統是「小娼婦」，這對於女人是最嚴重的蔑視和傷害。娼妓，以及女尼、女冠中有娼行的人，也就是本文標題中的「淪落女子」，最讓人看不起。可是其中有名的，諸如南齊的蘇小小，唐朝的李冶、薛濤、魚玄機，宋代的李師師，明清之際的李香君、柳如是、顧眉，近代的賽金花、小鳳仙等等，卻又受到很多讚揚，這是為什麼？在古往今來的男性為主的社會裡，這種違背三從四德的女人，究竟為什麼會得到輿論的寬容呢？讓我們先來看看她們受到稱讚的情形，然後尋找其原因。

唐代江淮間娼妓徐月英的沈痛《敘懷》，正如康正果所說，表達出她們要求的是正當的、也是正常的兩性生活和家庭關係。由此可見，在研究淪落女子歷史時，需要摒棄男性中心觀念，只用女子主體論也不理想，而要考察兩性關係和使用性別理念。綜觀古往今來人們對著名淪落女子褒獎的原因，筆者以為可以歸納為下述幾點：

妓|女，尤其是官妓，要想出頭，必須自身素質好，並得到士人的賞識。但士人能抬舉她們，也能貶抑她們。據說以寫俠士詩著名的唐人崔涯，每將詩題于娼肆，不脛而走。他的毀譽，能令這個娼館或者車馬絡繹不絕，或者門可羅雀。他寫詩嘲笑李端端，李懮心如焚，請他可憐，另寫一首好的，他應允了，於是豪富爭到李家去。南曲妓顏令賓能作詩詞，見到舉人就盡禮侍奉，並乞求他們寫詩歌，結果裝滿了箱子；病重時，宴請士人，請求他們為她寫輓詞，他們照辦了。顏死後，人們按那些詞給她唱輓歌，聲調悲愴，以後長安人送葬也唱這種輓歌，顏令賓因此而有詩遺留下來，並被收在《全唐詩》里。由這兩個事例可知，淪落女子出名與否，在名士的掌握之中。因此，不論她們的本意如何，總要竭力逢迎名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