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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藝娛樂 南朝王謝家族的文藝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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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王謝家族的文藝生活

在文藝領域,王、謝家人往往有多種才能,如司徒王導堂弟、左衛將軍王廙,「少能屬文,多所通涉,工書畫,善音樂、射御、博弈、雜伎」(《晉書·王廙傳》)。中書侍郎王微,「少好學,善屬文,工書,兼解音律及醫方卜筮陰陽數術之事」(《南史·王微傳》)。為把事情表達清楚,筆者將分事項進行說明。
琅玡臨沂王氏與陳國陽夏謝氏是與南朝相始終的歷史上有名的世族。東晉司馬氏政權初建之時,諺語說「王與馬,共天下」(《晉書·王敦傳》)。以王導為代表的王氏有肇建之功,「人倫之盛,實始是矣」(《南史》卷二十一)。謝安、謝玄叔侄內掌朝綱,外取淝水之捷,穩定了南朝。王氏與謝氏取得了不可動搖的社會地位,出將入相,內握樞機,外為方伯,朝中的文翰、教育,幾乎成為他們的世職,婚姻聘問于帝胄,或在王、謝及其他世族之間。侍中王僧虔自詡:「王家門中,優者龍鳳,劣者虎豹。」(《南史·王僧虔傳》)王、謝出人才,世代不衰,李延壽作《南史》,總結王氏歷史,謂其先世「並舉棟樑之任,下逮世嗣,無虧文雅之風。其所以簪纓不替,豈徒然也」。論到謝家,「自晉以降,雅道相傳。……人各有能,茲言乃信」。王、謝家族人才多,有政治家、軍事家、文學家、書法家、思想家、藝術家,即使政治軍事家,也是學者型的。這兩個家族的文化素質高,別的不說了,這裏單表他們的文學藝術修養與成就。

明刊本《七種爭奇》中謝安登東山圖
文學方面。王筠,蕭梁時為度支尚書,自稱王氏七世以來,「爵位相繼,人人有集」(《南史·王筠傳》)。他本人「七歲能屬文」,16歲作《芍茱賦》,「其辭甚美」,「及長,清靜好學」,作《洗馬集》、《中書集》、《中庶集》、《吏部集》、《左佐集》、《臨海集》、《太府集》等文集。《宋書》作者沈約稱讚他的文章是當世最好的(《南史》)。被沈約評為與王筠齊名的黃門侍郎王泰,「每預朝宴,刻燭賦詩,文不加點,(梁武)帝深嘆賞」(《南史·王泰傳》)。王筠族兄弟中書郎王融,「博涉有文才」,應齊武帝命作《曲水詩序》,聲名遠播於北魏。他「文辭捷速,有所造作,援筆可待」,有「文集行於時」(《南史·王融傳》)。侍中王訓「文章為後進領袖」(《南史·王訓傳》)。車騎將軍謝玄的孫子謝靈運,襲爵康樂公,「博覽群書,文章之美」,與另一名家顏延之並推第一。居會稽,放骸山水之間,以文章自娛,「每有一首詩至都下,貴賤莫不競寫,宿昔間士庶皆遍,名動都下」(《南史·謝靈運傳》)。謝微,「好學善屬文」,作文集二十卷,一次北魏中山王元略返國,梁武帝餞行,賦詩三十韻,限三刻成,謝微用兩刻的時間寫就,而文甚華美,武帝看了一遍又一遍(《南史·謝微傳》)。豫州刺吏謝萬「工言論,善屬文」,就屈原、賈誼、孫登、稽康等八人作《八賢論》(《晉書·謝萬傳》)。他的侄兒東陽太守謝朗,「善言玄理,文義艷發」(《晉書·謝朗傳》)。謝超宗「好學有文辭,盛得名譽」(《南史·謝超宗傳》)。豫章太守謝瞻,六歲能文,所作的《紫石英贊》、《果然詩》,「為當時才士嘆異」,又作《喜霽詩》,由族弟謝靈運書寫,族叔謝混朗誦,司徒王弘把這叫「三絕」(《南史·謝瞻傳》)。總之,王、謝族人擅長古文辭賦,「善屬文」的記載不絕於史。九九藏書
文學藝術是一種文化,是人類財富,是豐富人們生活所必需的。有文化藝術修養的人,表明他文化程度高,生活豐富,創造力強,是好的事情。王、謝家族倘若詩歌一點不能寫,看書畫不知精妙之所在,見了跳舞就羞答答,對各種文藝表演都看不出名堂,則是缺乏文化修養的表現,愚昧的表現,那麼也就未必能如此長盛不衰。這是我們研究王、謝二族的文學藝術生活所得到的九-九-藏-書最一般的啟示,想來也是有益的。
第二,社會上層和王、謝二族均重視文學藝術。宋齊梁陳的皇帝和帝胄,相當一部分人文化水平很高,而且頗具有文學藝術細胞,富有這方面的成果。前述宋孝武帝、齊高祖善書法不必說了,梁昭明太子編輯《文選》,傳諸後世,影響深遠,由此可見帝胄文學才能之一斑。皇家的志趣,極大地影響著臣下,吸引人去學習文藝,如《南史》所說:「先是宋孝武好文章,天下悉以文采相尚。」(《王儉傳》)蕭梁時也是「膏腴貴游,咸以文采相尚」(《南史·王承傳》)。王、謝二族也很自然地以文藝要求子弟。王羲之教子學書是傳家學,王僧虔也要求子侄學書法,其子王慈與堂弟王儉練書法時,來了客人也不停下筆來接待,可見在嚴格的家教下學書的專心致志。
王、謝家族文藝修養的形成,有其社會和自身的原因。第一,王、謝二族重視文化教育。在朝廷,于戰亂頻仍之時提倡教育,培養貴胄子弟,提高他們的文化水平。東晉創建之時,晉元帝尚未正式即位,錄尚書事王導就因軍旅不息,學校停辦,上書要求遵循西晉的典制,選擇教師,恢復學校教育,令朝臣子弟入學就讀(《晉書·王導傳》)。當淝水之戰前後,尚書令謝石也因學校遭破壞,「上疏請興復國學,以訓胄子」,同時要求在州郡普遍興建學校(《晉書·謝石傳》)。在家族,強調文化傳家,抓緊子弟的文化教育,重文輕武。劉宋時王僧虔寫誡子書,說有的人貴為三公,但很少有人知道他,相反布衣寒素之人,卿相倒很尊敬他。有的父子貴賤懸殊,兄弟名聲大相徑庭。何以會貴而不聞,貧而名顯呢?何以父子兄弟地位迥異呢?原因就在讀不讀書(《南齊書·王僧虔傳》)。王僧虔是令兒子讀書的,諸子王慈、王泰、王志各有所長。他的誡子書,比較系統地說明讀書的作用和王氏的治學傳統。王筠認為有文化,代代有文章傳世,是王氏的家風,故而要求子弟「仰觀堂構,思各努力」(《南史·王筠傳》)。只有認識到家庭傳統,加以繼承,才是合格的王氏家族成員。王導的長子王悅,「弱冠有高名」,青年時就侍講東宮,可見有學問,王導很喜歡他(《晉書》卷六十五)。王導次子王恬,「少好武」,不受王氏家族的重視,王導更是見他「便有怒色」,而見他哥哥「輒喜」。家庭與社會環境逼著王恬改變習性,晚年好交結士人,「多技藝,善奕棋,為中興第一」。九九藏書

王導畫像

王珣《伯遠帖》
書畫,特別是書法,為王、謝族人的絕技,王羲之、獻之父子是為代表。王羲之官右軍將軍、會稽內史,與孫綽、謝安等在山陰蘭亭宴集,作《蘭亭序》,並書寫。他的書法,開始正書學鍾繇,草書學張芝,自行創造,不斷提高,越到晚年越好,超過同時代的書法家庾翼、郗愔,唐朝人評論,王羲之「尤善隸書,為古今之冠,論者稱其筆勢,以為飄若浮雲,矯若驚龍」(《晉書·王羲之傳》)。他對我國的書法藝術影響甚大。其子獻之,善於草隸和繪畫。獻之七八歲學書,乃父偷偷從後面拔他的筆,他握得緊,竟未拔出,可見練習時的用心。有一次給大司馬桓溫寫扇面,墨汁誤落紙上,乃隨機應變,作一幅烏駁牸牛的畫,而且很好。當時人論他們父子的書法,認為兒子筆力沒有父親強勁,只是嫵媚多了一些,當然是兒子不如老子(《晉書·王獻之傳》)。王羲之的另一個兒子凝之,「亦工草隸」(《晉書·王凝之傳》。
第三,維護世族的必要條件。王、謝是大官僚、大莊園主世族,維持這樣的世家,要有政治地位和文化地位,所以掌握文化是世族的基本的必要的條件。同時由於它的官僚地主地位,有物質基礎,能保證它的成員從事文學藝術訓練和活動。世族因為已具有文藝傳統,子弟對先輩的文藝才能和實踐耳濡目染,也易於接受和把握。

王羲之寫照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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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羲之族曾孫王僧虔也是大書法家,年輕時,「雅善於隸書」,任尚書令時以飛白書題尚書省牆壁,他的飛白令時人折服,並著《論書》,品評諸書法家,認為有了王羲之書法,鍾繇、張芝不再是人們學習的楷模了。宋孝武帝善書,並欲獨擅其名,王僧虔用拙筆書寫以隱諱他的真實技藝。齊太祖篤愛書法,與僧虔比賽,因問誰是第一,僧虔回答說,「臣書第一,陛下亦第一」,齊太祖才高興地說:「卿可謂善自為謀矣。」(《南齊書·王僧虔傳》)精於書法倒成了累贅。僧虔子王志能繼父業,「善草隸,當時以為楷法」,並被人稱為「書聖」(《南史·王志傳》)。王珣、王珉弟兄善寫行書,當時人認為弟弟比哥哥寫得更好,說「法護(王珣)非不佳,僧彌(王珉)難為兄」(《晉書·王珉傳》)。其實王珣的《伯遠帖》是王氏家族留下的罕見的墨寶,為乾隆帝的《三希堂法帖》中的一件珍品。謝靈運「詩、書皆兼獨絕,每文竟,手自寫之」,被宋文帝稱為「二寶」(《南史·謝靈運傳》)。此外,王、謝族人書法造詣高超的很多,如黃門郎王僧佑「工草隸」(《南史·王僧佑傳》),他的兒子中散大夫王籍也是「甚工草書,筆勢遒放」(《南史·王籍傳》)。太子中舍人謝綜「有才藝,善隸書」(《南史·謝綜傳》)。他的侄子、尚書吏部郎謝朓「善草隸」,且長於五言詩,沈約讚揚他說:「二百年來無此詩也。」(《南史·謝傳》)大體上講王、謝家人能文能書,作出文章,自行書寫,成為詩書佳品。

王羲之出行圖
歌唱、彈奏、跳舞也是王、謝族人的藝能和喜好。酉陽太守謝孺子與車騎將軍王是姑表兄弟,孺子「多藝能,尤善聲律」(《南史·謝孺子傳》),王善言哲理,宋文帝對他甚為「欽重」,令他把名字「彧」讓給宋明帝,又為明帝娶他的妹妹。孺子、景文一次家宴,「孺子吹笙,自起舞」。一個伴奏,一個跳舞,氣氛活躍,和諧有致。豫章太守謝鯤「能歌善鼓琴」,青年時期剛出仕為東海王司馬越府掾,因家僮不法而黜官,士人為他嘆息,他在聽到這個消息時,繼續「清歌鼓琴,不以屑意」(《晉書·謝鯤傳》),以彈唱歌詠作樂,不把仕進放在心上。其子謝尚初應司徒王導之闢為府掾,府主特為他開歡迎會,說聽人講你善於跳《鴝鴣舞》,在座的都想觀賞,你能滿足眾人的願望嗎?謝尚痛快地答應了,「便著衣幘而舞」,王導命與宴者撫掌擊節以助興,謝尚「俯仰在中,旁若無人」,表演得很自然。謝尚後來官至尚書僕射、鎮西將軍,「採拾樂人,並創石罄,以備太樂」(《晉書·謝尚傳》)。南朝有鍾石之樂,是從謝尚開始的。前述王僧虔「解音律」,劉宋末年,他認為當時「朝廷禮樂多違正典,民間競造新聲雜曲」,上表請求改正樂典,提出「世有等差,無故不可去樂;理有攸序,長幼不可共聞」的原則,政府採納了他的建議,整飭朝野聲樂(《南齊書·王僧虔傳》)。這實際上不利於音樂的發展。王僧虔懂音樂,但過多地把音樂當作政治教化工具,而不懂得它的娛樂性。王僧虔思想上刻板,然而畢竟是南朝的士人,不像後來讀書人的道學氣,他也能跳舞。齊高祖在華林園開晚宴,請大臣應命彈琴、唱歌,王僧虔也遵命彈琴,看來他也有表演水平。尚書左僕射王充「曉音樂,習歌舞」(《南史·王充傳》)。王、謝族人能歌善舞,首先在於他們懂得和愛好音樂。司徒謝安「性好音樂」,弟弟謝萬死了,應守喪禮,十年不聽音樂,但到晚年,雖同樣有期親之喪,照常令家伎演唱,好友中書令王坦之不以為然,寫信要他遵守親親之道,不要聽音樂了,謝安回信,說他聽樂是「自娛」,對於「崇世教」,是不屑去做的(《晉書·王坦之傳》)。由於謝安的帶頭,「衣冠效之」(《晉書·謝安傳》),喪中聽樂就成了社會風俗。九-九-藏-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