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晚上空襲時，天空中比地面上更為動蕩，空襲之後，天空平靜下來，就像風浪平靜后的大海一樣。但是，猶如風浪平靜后的大海，天空尚未恢復絕對的平靜。幾架飛機仍然飛到天上，就像火箭那樣去同星星會合，而探照燈則在分割成塊的天空中慢慢掃射，猶如天體和移動的銀河中的蒼白星星。但是，那些飛機鑲嵌在星星中間，看到這些「新星」，人們感到彷彿置身於另半個天球之中。德·夏呂斯先生對我說他欣賞這些飛行員，他一面否認自己親德和其他習性，一面卻情不自禁地在這兩個方面大肆發揮：「另外，我要補充一點，就是我同樣欣賞哥達式轟炸機的駕駛和德國人。而駕駛齊柏林飛艇，又需要怎樣的勇敢！他們是不折不扣的英雄。炮台朝他們開火，但要是民用飛機那可怎麼辦呢？您是否害怕哥達式轟炸機的大炮？」我坦率地說不怕，也許我錯了。也許是因為我生性懶惰，養成了習慣，總是把自己的工作一天又一天地拖到明天，所以在我的想象之中死亡也是如此。既然你相信大炮不會在這一天打中你，你怎麼會害怕它呢？再說，扔下炸彈、可能死亡這些想法是分別形成的，沒有給我對德國飛行器經過的印象增添任何悲慘的色彩，以至於有一天晚上，我看到其中的一架搖搖晃晃，在動蕩的天空一團團薄霧中時隱時現，朝我們扔下一顆炸彈，雖說我知道這架飛機是用來殺人的，我卻只是把它想象成天上的恆星。因為一種危險的最初現實，只有在這種新事物中才會被發現，這種新事物不能複原為人們已知的事物，被稱之為一種印象，而且往往像上述情況那樣，被概述成一行文字，這行文字能寫出一種願望，並包含著完成時會變形的潛力；而在協和橋上，在那架既進行威脅又受到圍捕的飛機周圍，香榭麗舍大街、協和廣場和杜伊勒里公園的噴水池彷彿映照在雲端，探照燈射出的一條條明亮水柱在空中拐折，這一行行也充滿願望，充滿著遠見和保護的願望，願望來自聰明的權貴，對這種權貴，就像在東錫埃爾兵營里的一個夜晚中那樣，我感謝他們的權勢，以這種如此優美的準確性煞費苦心地守護著我們。

「最後，我可憐的朋友，這一切都駭人聽聞，我們感到可悲的不光是那些令人厭倦的文章。人們在談論破壞文物，談論被毀壞的塑像。但是，那麼多美妙的年輕人就是無與倫比的彩色塑像，他們的毀滅不也是破壞文物？一座城市如果失去了漂亮的人，不等於是一座所有的塑像都被毀滅的城市？當我去飯店吃晚飯的時候，如果來接待我的不是頭戴圓錐形女帽，使我感到彷彿走進迪瓦爾飲食店的女招待，就是像迪東神甫那樣彷彿渾身長滿青苔的小丑，我會有什麼樂趣呢？很好，我親愛的，我認為我有權說這樣的話，因為美在活的物質中畢竟還是美。如果接待你的是佝僂病患者，戴著夾鼻眼鏡，從臉上就看得出享有免服兵役的權利，那真是巨大的樂趣！同過去一直發生的事情不同的是，如果你想在一家飯店裡找到一個漂亮的人，就不應該在接待顧客的堂倌中去找，而要在吃飯的顧客中去找。不過，人們會再次見到一個堂倌，雖說他們常常調動工作，但你要去了解一下那個英國中尉是誰，什麼時候會再來，他也許是第一次來這兒，也許明天就會被打死！正如《聖克萊爾修會修女》的美妙作者、可愛的莫朗所敘述的那樣，波蘭的奧古斯都用一個團的軍隊去換取一套中國瓷器大花瓶，依我看他做了一筆虧本的交易。您想想，那些身高兩米，站在我們最漂亮的女友們的樓梯邊作為裝飾的高大跟班都被打死。他們中的大部分是應徵入伍的，因為人們反覆對他們說，戰爭將持續兩個月。啊！他們和我不一樣，不知道德國的力量，普魯士民族的勇敢。」他忘乎所以地說道。後來，他發覺他過多地暴露自己的觀點，就說：「我為法國擔心的不光是德國，還有戰爭本身。在後方的人們的想象之中，戰爭只是一場巨大的拳擊賽，他們通過報紙在遠處觀看這場比賽。這可是毫不相干的。這是一場疾病，在一點上彷彿已經治好，在另一點上卻再次惡化。今天努瓦榮將要解放；明天，人們既沒有麵包也沒有巧克力；後天，認為自己十分安寧，在必要時可以被一顆他意想不到的子彈打中的那個人，將會驚恐萬分，因為他將從報上看到，和他在同一年應徵服役的那批人將被重新徵召入伍。至於那些古建築，一座像蘭斯那樣在質量上獨一無二的傑作，遭到毀滅也不會使我感到驚恐異常，使我感到驚恐的倒是看到這麼多活的群體毀滅，因為他們能使法國最小的村莊變成優美的楷模。」九_九_藏_書

「我不想說美國人的壞話，先生，」他繼續說道，「看來他們的慷慨是取之不盡的，由於這場戰爭中沒有總指揮，每個國家都在另一個國家之後很久才進入舞池，而美國人又是在我們幾乎完蛋的時候才開始參戰，所以他們士氣旺盛，而我們打了四年的仗，已經沒有這樣的士氣。即使在戰前，他們也喜歡我們的國家、我們的藝術，他們出高價買進我們的傑作，現在有許多在他們那兒。但是，這種背井離鄉的藝術，如同巴雷斯先生會說的那樣，卻正是法國不討人喜歡的原因。古堡可以說明教堂，由於教堂曾經是朝聖的地方，所以教堂可以說明武功歌。我無須對我家族和姻親的名聲作過高的評價，另外這裏涉及的也不是這點。但在最近，雖說家裡和我的關係有點冷淡，我為了解決一個股權問題，還是去看望我那個住在貢布雷的外甥女聖盧。貢布雷在過去只是個小城，就像現在的許多小城一樣。但是，那裡教堂的有些彩繪玻璃窗上，我們的祖先被畫成捐贈者，在另一彩繪玻璃窗上，則畫有我們的紋章。我們在那兒有我們的教堂，有我們的墳墓。這座教堂被法國人和英國人摧毀了，因為它被德國人用作望台。殘存的歷史和藝術的這種混合體代表著法國，現在卻被摧毀，而這種事還沒有結束。當然，我不會出於家族的原因，令人可笑地把貢布雷教堂被毀和蘭斯大教堂被毀相提並論，因為蘭斯大教堂猶如哥特式教堂中的一個奇迹，它自然地再現了古代雕塑藝術或亞眠雕塑藝術的純真。我不知道聖菲爾曼高舉的手臂如今是否斷裂。如果是的話，那麼信仰和毅力的最高證明就已從這個世界消失。」——「消失的是它的象徵，先生。」我對他回答道。「我同您一樣，非常喜歡某些象徵。但是，為了象徵而犧牲它所象徵的現實是荒謬的。教堂應該受人喜愛，直至為了保護它們不得不放棄它們所教導的真理的那天。聖菲爾曼高舉手臂，樣子活像指揮官發號施令，彷彿在說：『為了榮譽，我們可以粉身碎骨。』不要為那些石雕而犧牲活人，石雕的美是因為在片刻中把人類的真實固定下來。」——「我理解您說的意思，」德·夏呂斯先生對我回答道，「巴雷斯先生雖說讓我們對斯特拉斯堡的塑像和戴魯萊德先生之墓進行過多的朝拜，但他寫出了蘭斯大教堂本身對我們來說不如我們步兵的生命寶貴這句話，卻令人感動而又親切。在那兒指揮的德國將軍曾說，蘭斯大教堂對他來說不如一個德國兵的生命寶貴，因此巴雷斯的話使我們那些對德國將軍大發雷霆的報紙顯得可笑。再說，令人惱火而又痛心的是，每個國家都說出同樣的話。德國的工業聯合會宣布必須佔有貝爾福地區，以免使他們的國家受到我們復讎思想的侵襲，其理由同巴雷斯為使我們不受德寇入侵願望的影響而要求得到美因茲的理由一模一樣。為什麼在法國看來，收回阿爾薩斯和洛林地區不是進行戰爭的一條充分理由，不是繼續進行戰爭、每年宣戰一次的一條充分理由呢？您似乎認為，勝利從此屬於法國，我衷心希望如此，您對此毫不懷疑。但是，自從協約國不管是否有理，認為自己穩操勝券（從我來說，我當然對這樣的結局感到高興，但我主要看到許多勝利停留在紙上，還有許多則是皮洛士式的勝利，付出的代價沒有告訴我們），而德寇則不再認為自己穩操勝券以來，人們看到德國試圖儘快媾和，法國則試圖延長戰爭；法國是正義的法國，有權使人聽到正義的聲音，但法國也是溫和的法國，應該聽到可憐的聲音，即使只是為了它自己的子女，為了每當春天來臨之際，開放的鮮花能使墓外之物增添光彩。您要說實話，我親愛的朋友，您曾經對我講過一種理論，說萬物的存在全靠一種不斷重新開始的創造。您對我說，世界的創造並非一次完成，而必然是每天都在進行。那麼，如果您是真心誠意的話，您就不能把這場戰爭排除在這種理論之外。我們出色的諾布瓦廢話連篇地寫道（同時拿出一件修辭道具，對他來說，這件道具同『勝利的曙光』和『嚴冬將軍』一樣珍貴）：『現在德國要打仗，骰子擲出，大局已定。』而事實是每天早晨都在重新宣戰。因此，想繼續進行戰爭的人同發動戰爭的人同樣應受譴責，也許，更加應受譴責，因為後者可能沒有預見到戰爭中的一切慘狀。然而，毫無跡象表明，一場如此持久的戰爭，即使會有勝利的結局，也並非毫無危險。很難談論尚無先例的事情，以及對於人們首次嘗試的行動的機制的影響。確實，一般來說，人們感到不安的新事物都進展得十分順利。那些最聰明的共和政體擁護者曾認為政教分離是荒謬的行為。但政教分離卻像把信扔進郵局的信筒里那樣輕而易舉。德雷福斯恢復了名譽，比卡爾當上陸軍部長，也沒有人喊一聲『喔唷』。然而，對於一場連續幾年的戰爭所帶來的那種勞累過度，令人擔心的事卻多的是！士兵們回去后將幹什麼？疲勞是否會使他們渾身無力或神魂顛倒？所有這些都可能朝壞的方向轉化，如果說不涉及法國，至少涉及政府，甚至可能涉及政府的形式。您曾讓我看莫拉斯那篇美妙的《埃梅·德·瓜尼》。埃梅·德·瓜尼如果不從共和國進行的戰爭的進展中期待她在一八一二年從帝國進行的戰爭中期待到的東西，我將會感到十分驚訝。如果現在埃梅還活著，她的期望是否將會實現？我不希望如此。我們再回過來談戰爭，那首先發動戰爭的人是否是威廉皇帝？我對此十分懷疑。如果是他的話，他不是做了同拿破崙一樣的事嗎？這種事我認為十分可惡，但我驚奇地看到，如此的恐怖卻會給拿破崙的阿諛奉承之徒帶來靈感，這種人在戰爭爆發之日像博將軍那樣大聲說道：『我等待這一天已有四十年了。這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日子。』當社會上把不相稱的地位賦予民族主義者和軍人時，當任何藝術之友都被指責為從事給祖國帶來嚴重損害的事時，一切並非尚武的文明都是有害的，天曉得有誰曾提出比我更有力的抗議！幾乎沒有一個真正的社交界人士能同一位將軍相提並論。一個狂熱的女人差點把我介紹給西夫東先生。您一定會對我說，我當時竭力維護的只是社交界的準則。但是，從表面上看它們雖然毫無價值，它們卻也許可以阻止許多過火的事情發生。我一貫尊重捍衛語法或邏輯的人們。人們在五十年之後會知道，他們曾消除巨大的災禍。然而，我們那些民族主義者對德國最為敵視，是最頑固的打到底主義者。但在十五年之後，他們的哲學已經完全改變。實際上，他們大力促使戰爭繼續下去，不過只是為了消滅一個尚武的民族，只是出於對和平的熱愛。因為尚武的文明，即他們在十五年前認為很美的東西，現在卻使他們感到厭惡；他們不僅指責普魯士把國家的軍事力量放在主導地位，而且始終認為軍事文明曾摧毀他們現在珍視的一切，不僅是藝術，而且甚至是獻殷勤。他們的批評者中的一個只要改信民族主義，就可以同時成為和平之友。他確信，在所有尚武的文明中，婦女的地位屈辱、低下。人們不敢對他回答說，中世紀騎士的『夫人』和但丁的貝雅特里齊，也許曾坐在同貝克先生的女主人公們一樣高的寶座上。我預計這幾天中的某一天能在一位俄國革命者之後坐到餐桌旁邊。或者只是在我們的一位將軍之後，他們進行戰爭是出於對戰爭的厭惡，是為了懲罰一個民族培養一種理想，他們在十五年前認為這種理想是唯一的強壯劑。可憐的沙皇在幾個月前還受到尊重，因為他召開了海牙會議。但是，現在人們向自由的俄國致敬，就忘記了曾使他受到頌揚的稱號。世界的車輪就是這樣轉的。然而，德國使用同法國一樣的詞句是那麼多，以致使人認為德國在引用法國的話，德國不厭其煩地說，它『在為生存而鬥爭』。當我讀到：『我們為反對殘忍的死敵而鬥爭，直至我們取得保障我們將來不受任何侵略的和平，以便使我們英勇的士兵的血不致白流』時，我不知道這句話是威廉皇帝說的還是普恩加來先生說的，因為他們曾以幾乎相同的說法，把這句話說了二十遍，雖然說實在話，我應該公開承認，這一次皇帝是共和國總統的仿效者。如果法國依然弱小，它也許就不會這樣希望延長戰爭，但特別是如果德國依然強大，它也許就不會如此急於結束戰爭。就是說依然如此強大，因為說到強大，您會看到，它現在仍然強大。」九九藏書九-九-藏-書

他已經養成在說話時大聲叫嚷的習慣，原因是感到煩躁，需要——由於從未研究過說話的技巧——為擺脫自己的印象而尋找出路，猶如飛行員擺脫自己的炸彈一樣，即使是在田野上空，在他的話語不會觸及任何人的地方，特別是在社交界，他更是信口開河，別人則因故作風雅而傾聽他的談話，對他的話信以為真，而他對聽眾們卻極為專制，聽他說話可以說是迫不得已，甚至是出於敬畏。在環城路上，這種高談闊論也是對行人蔑視的一種標誌，他對行人既不壓低嗓門，也不讓出道路。但是，他的聲音在路上走了調，使行人感到驚訝，特別是使轉過頭來的人們聽清一些話，這些話可以使人們把我們誤認為失敗主義者。我向德·夏呂斯先生指出了這點，但只是引得他發笑。「您得承認，這可能十分可笑。」他說。「總之，」他補充道，「人們永遠無法知道，我們每個人都有可能在每天晚上成為第二天的社會新聞。再說，我為什麼不會在萬森樹林的溝渠里被人槍殺呢？我的舅公當甘公爵就出了這種事，對貴族的血如饑似渴，會使某些群氓發狂，他們在這方面顯得比獅子還要精明。您知道，對這些野獸來說，只要維爾迪蘭夫人的鼻子上擦破一點皮，它們就會朝她撲去。這種情況，在我年輕時人們稱之為大鼻子！」他說完就放聲大笑，彷彿我們倆單獨在一個大廳里一樣。

在他的面前，維爾迪蘭夫人不過多地表示她看不起布里肖寫的文章，除非是在她不高興的時候，但靈敏度高一點的男人會從她的臉色中看出。她只有一次批評他的文章中「我」字寫得太多。而他也確實有不斷寫這個字的習慣，這首先是出於教授的習慣，他經常使用一些習慣用語，諸如「我承認」，甚至把「je veux bien que」（「我同意」）說成「je veux que」（「我希望」）：「我希望，戰線的大大擴展必然導致，等等」，但尤其是因為過去是反德雷福斯主義的戰士，在戰爭爆發前早已預感到德國在進行備戰，所以就經常寫道：「我在一八九七年就已揭露。」「我在一九○一年指出。」「我曾在如今已十分罕見的小冊子中提請注意（habent sua fata libelli）。」然後他保留了這種習慣。他聽到維爾迪蘭夫人批評后滿面通紅，因為批評的調子十分尖銳。「您說得對，夫人。法朗士是我們美妙的懷疑論的溫和大師，要是我沒有弄錯的話，在洪水泛濫之前……他曾是我們的敵人。有的人儘管沒有讀過阿納托爾·法朗士的前言，卻既不喜歡耶穌會會士，也不喜歡孔布先生，此人曾說，自我總是可憎的。」從此刻起，布里肖就用人們來代替我，但人們並不能防止讀者看出作者在談自己，卻能使作者不斷地談論自己，評論自己最短的句子，用一篇文章來論述一個否定，並且一直在人們的掩護之下。例如，布里肖曾經說過，即使是在另一篇文章中，他說德軍已失去自己的一些價值，他在開頭是這樣寫的：「人們不想在此掩蓋真相。人們曾說過，德軍已失去自己的一些價值。人們並沒有說德軍已不再有很大的價值。人們更不會寫，德軍已不再有任何價值。人們也不會說，優勢取得以後，如果它不是，等等。」總之，只要寫出他不會說的一切，重提他曾在幾年前說過的一切，以及克勞茨維茲、若米尼、奧維德和蒂阿納的阿波隆紐斯等人在或多或少個世紀以前說的話，布里肖就可以輕而易舉地收集到一部巨作的材料。遺憾的是，他沒有把它們發表出來。因為這些內容如此豐富的文章至今已無法找到。聖日耳曼區在維爾迪蘭夫人的叱責下，先是在她家裡嘲笑布里肖，但一旦走出這個小圈子的範圍，就開始讚賞布里肖。後來，嘲笑他成為一種時髦的風氣，就像過去欣賞他一樣，即使是那些在讀他的文章時繼續在暗中對他感到興趣的女人，也不再讚賞他，她們只要和別人在一起，就進行嘲笑，以便顯得和別人一樣機靈。在小圈子內，人們對布里肖的議論從未像那個時候這樣多，不過是用嘲笑的口氣議論。任何新來的客人是否聰明的標準，就是他對布里肖的文章看法如何；如果第一次回答得不好，人們就一定會教他，從什麼地方可以看出這些人的聰明。ｈtｔps://ｒｅaｄ.9９cｓｗ•cｏm

我立刻想到了貢布雷，但我在過去認為，承認我的家庭在貢布雷地位低下，就會在德·蓋爾芒特夫人的眼中貶低自己。我心裏在想，勒格朗丹、斯萬、聖盧或莫雷爾是否沒有把我家的情況告訴蓋爾芒特夫婦和德·夏呂斯先生，但是，對我來說，過去的事不說出來要比說出來好受些。我只是希望德·夏呂斯先生不要談論貢布雷。

有時，在德·夏呂斯先生經過時，一些形跡相當可疑的人從陰暗處出來，並在離他有一段距離的地方聚集在一起，看到這種情況，我心裏就想，我是離開他好還是不離開他好。就像一個人遇到一位癲癇經常發作的老人，並從步履蹣跚中看出老人可能即將發病，心裏就想，老人是希望他陪伴，以便有所依靠，還是不希望他陪伴，以便在發病時不讓人看到，也許只要有人在身邊就會加速癲癇的發作，而一個人心神安定反倒可能不會發病。但是，在病人身上，人們不知道是否應避開的發病的可能性，通過病人像喝醉的人那樣所走的彎彎曲曲的路線顯露出來；這些不同的位置，是可能發生一個意外事件的徵兆，我不知道德·夏呂斯先生希望還是不希望我的在場能阻止事件的發生，對他來說，這些位置彷彿經過巧妙的導演，不是由筆直往前走的男爵本人來佔據，而是由一批群眾演員來佔據。不管怎樣，我現在還是認為，他當時不想遇到熟人，因為他把我帶到一條抄近道的街，這條街比環城路陰暗，在街上他不斷使各兵種和各國的士兵讓路，在他們向他擁來時當然例外，年輕人的這種衝動對德·夏呂斯先生來說是一種補償和安慰，使他不再對所有的軍人重返前線感到難過，而在動員入伍的初期，前線曾使巴黎像抽出氣的輪胎那樣顯得空蕩蕩的。德·夏呂斯先生不時讚賞從我們面前掠過的華麗軍裝，這些軍裝使巴黎成為一座同港口一樣具有國際性，同畫家筆下的背景一樣實在的城市，畫家畫上幾座建築物只是一種借口，以便把各式各樣、絢麗多彩的服裝彙集在一起。他對被指責為失敗主義者的貴婦們仍然十分敬愛，猶如過去對被指責為德雷福斯派的貴婦們那樣。他感到遺憾的，只是她們降低身份來談論政治，卻引起「記者們的論戰」。他對她們的態度絲毫沒有改變。因為他的輕浮始終不變，所以貴族出身同美和其他魅力結合在一起，也是持久的東西，而戰爭就像德雷福斯案件那樣，是平凡而短暫的時髦。即使人們把蓋爾芒特公爵夫人槍決，以便同奧地利單獨媾和，他也會一如既往地把她看作高貴的女人，而不會把她看得像被判處斬首的瑪麗安托瓦內特那樣卑微。德·夏呂斯先生猶如聖法利埃或聖梅格蘭那樣高貴，他說話時身體筆挺、一本正經，說話嚴肅，在片刻間絲毫沒有顯出他那種人的舉止。然而，在這些人中為什麼不能有一個具有完全合調的聲音呢？即使在此刻，即聲音最接近嚴肅之時，它也仍然不合調，需要調音師來調整。另外，德·夏呂斯先生簡直不知道做什麼好，他常常抬起頭來，對沒帶望遠鏡感到遺憾，但即使有望遠鏡也不管用，原因是齊柏林飛艇曾在前天晚上進行空襲，引起了當局的警惕，所以同平時相比，軍人的數目增加到最大的程度，連天上都有軍人。幾小時前我看到的飛機就像昆蟲那樣，在晚上的藍天中呈現棕色的斑點，現在這些飛機已進入黑夜，猶如明亮的火船，而路燈部分熄滅，使黑夜更加深沉。這些人造流星使我們感受到的最大的美的印象，也許是使人凝視平時很少注目的天空。一九一四年，我看到巴黎的美幾乎是毫無防禦地等待著敵人的威脅臨近，在這樣的巴黎，現在和當時一樣，當然都有明朗得令人痛苦而又神秘的月亮那種不變的古老光華，在尚未受到破壞的古建築物上投下其無用的優美；但是，如同一九一四年那樣，甚至勝過一九一四年，還有另外一種東西，有各種各樣的光線，有斷斷續續的燈光，它們或者來自這些飛機，或者來自埃菲爾鐵塔上的探照燈，人們知道控制這些光線的是一種聰明的意志，是一種友好的警惕，這種警惕能產生我曾在聖盧的房間里，在軍隊內院的單人房間里感受到的激動，能激起我曾在這種環境里體會到的感激和寧靜，有多少顆熱情而遵守紀律的心曾在那裡經受鍛煉，然後，他們正當年輕力壯之時，毫不猶豫地在某一天作出犧牲。九-九-藏-書

夜像一九一四年時一樣美，猶如巴黎像那時一樣受到威脅。月光彷彿是一種柔和、持續的鎂光，使人們最後一次攝取旺多姆廣場、協和廣場等優美建築群的夜景，我對那些也許會立即將它們摧毀的炮彈的恐懼，同它們尚未遭到破壞的優美形成對照，反而使它們顯得更加風采，彷彿它們朝前伸展自己的身子，聽任它們不設防的建築物遭受打擊。「您不害怕嗎？」德·夏呂斯先生重複道。「巴黎人沒有這種體會。有人對我說，維爾迪蘭夫人每天在家聚會。這事我只是聽別人說的，我對他們一無所知，我已經完全和他們斷絕往來。」他補充道。他不僅垂下眼睛，彷彿來了個送電報的，而且垂下腦袋和肩膀，然後舉起手臂，那動作的意思，如果不是「我已經洗手不幹」，至少是「我對您無可奉告」（雖說我什麼也沒有問他）。「我知道莫雷爾去的次數一直很多。」他對我說（這是他第一次對我重提此事）。「人們認為他非常留戀過去，希望同我重歸於好。」他補充道。他一方面顯得在同聖日耳曼區的男人說「人們談論得很多，說法國同德國進行的對話比過去任何時候都多，還說談判甚至已經開始」時一樣輕信，另一方面又顯得是最無禮的拒絕都無法使其相信的情人。「不管怎樣，如果他願意這樣做，只要說出來就行了，我比他老，不能由我來採取主動。」這種話也許不用說，事情太明顯了。另外，這話也並不誠懇，正因為如此，德·夏呂斯先生叫人十分為難，因為人們感到，他在說不能由他來採取主動這句話時，恰恰已經走出了第一步，並期待由我來提出和負責這種重歸於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