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敘述過勒唐戴克和勒布利斯審判的情況。5月27日，該案開庭，薩特被傳作證。當天，政府宣布解散「無產階級左派」。在此前不久，在互助大廳曾有過一次集會。蓋斯瑪在會上號召公民5月27日上街遊行反對審判，他只講了八分鐘，並多次被打斷。薩特主編的《人民事業報》第一期在1970年5月1日出版。當局沒有抓他，但內務部長命令在印刷廠沒收每一份報紙。幸運的是，在當局派人截獲前，印刷工人已經印好了大部分報紙並把它們發出去了。當局又派人追蹤賣報的人，把他們帶到一個特別法庭，控告他們重新建立已被取締的組織。但是薩特、我和幾個朋友在巴黎市中心賣這報紙時沒有受到嚴重阻擾。直到有一天，當局厭倦了這場無意義的爭奪戰，《人民事業報》才得以在報亭出售。由米歇爾·勒里斯和我領頭，成立了一個「人民事業報之友」協會。成立這樣的團體要向官方申報，然後拿到一個官方認可的文件。開始我們遭到拒絕，我們不得不向行政法庭上訴，最後還是搞成了。

薩特感到疲勞。他的嘴裏生了一個膿腫，而且感冒了，10月8日，他終於無比興奮地把關於福樓拜的原文的手稿交給伽利瑪出版社。毛主義者組織了一個旅行，想讓他去福蘇梅爾和其它工業中心，這樣，他可以研究工人的生活狀況和工作條件。10月15日，醫生禁止他外出。澤登曼還請了別的專家檢查他的眼睛、耳朵、顱骨和腦子——不少於十一次會診。醫生們發現他的左半腦的循環系統的功能嚴重失調（這半腦管說話），血管有一部分很狹窄。他不得不少抽煙，忍受著一系列大劑量注射。兩個月後醫生又給他搞了一次腦拍片。這時他已經痊癒了。但他的身體再不能過度勞累。事實上，既然「福樓拜」已經結束，薩特也沒有理由再讓自己勞累過度。這時，他讀手稿和偵探小說，根據初步打算，他還想寫一個劇本，10月間他還為雷貝羅爾舉辦的「和平共處」畫展寫了一個前言。我們非常喜歡他的畫。在羅馬他和我們一起度過兩天的時間，給我們留下了極好的印象。我們同他的妻子——一個活潑的挺逗樂的的亞美尼亞少婦——會面時，我們也非常喜歡她。以後一些年我們也常見面。他們是弗蘭吉的朋友。弗蘭吉是一位古巴的新聞記者，1960年他邀請我們訪問古巴，後來他被流放了，因為他反對卡斯特羅的親蘇政策。

我們在羅馬度過了一段愉快的時光，1970年9月回到巴黎。薩特十分滿意他介入的各種社會活動。他住在拉斯帕伊大道的一棟樓房裡，這樓房與蒙巴拉斯公墓相對，緊挨著我的住所。他的房間在十樓，小而簡樸。他喜歡這地方。他每天的生活也較有規律。他經常定時地去看望有著長期友誼的女朋友——萬達·克、米歇爾·維恩和他的養女阿萊特·艾卡姆。他每星期有兩個晚上在阿萊特家度過。其餘的夜晚，他和我一起過。我們說著話，聽音樂。我有一個很大的音樂磁帶櫃，每個月都要增添一些新內容。薩特對維也納流派非常欣賞，特別是對貝格和韋貝恩；他對一些現代作曲家——施托克豪森、澤納克斯、伯歐、彭德雷克等許多人——也深感興趣。同時他總是樂於回過來欣賞那些最優秀的古典名曲。他喜愛蒙特維蒂、格蘇爾達、莫扎特的作品——首先是Cosifantatte——還有威爾迪的。我們一邊聽著音樂，一邊吃著煮雞蛋或一片火腿，喝一點蘇格蘭威士忌。我的寓所被房地產代理人稱作是「一間帶涼廊的藝術家工作室」。房間很大，天花板也很高，房裡有一個樓梯通到卧室，這卧室通過陽台與洗澡問相連。薩特在樓上卧室睡，早晨下來和我一起喝茶，有時他的朋友莉蓮·西格爾會邀他到她住處附近的一個小店喝咖啡。晚上，薩特常在我的住所同博斯特見面。他也常在這裏見到郎之曼。薩特同他們有許多聯繫，在以色利——巴勒斯坦問題上他跟他們有著一定的分歧。薩特特別喜歡周末的晚上，西爾薇同我們在一起；星期天我們三人一起去「圓頂」飯館吃午飯。每隔一段時間，我們也一起去看其他的一些朋友。下午我常在薩特的住處工作，我等待著《人到老年》的出版，構思著我的回憶錄的最後一卷。薩特在校訂和修改他的《家庭的白痴》中對於福樓拜的描述。這是一個極好的秋天。天空蔚藍，大地金黃。70年代的第一年，給人一個好兆頭。ｒｅａd•9９csw•cｏm

薩特的健康狀況仍然使我擔心。當他疲勞煩惱的時候，他就猛喝一通。

它的目的是介紹1970年以來法國工人階級堅持的這場鬥爭。該報對知識分子往往是敵視的，它在談到羅朗·卡斯特羅的審判時，採取了與薩特本人相對立的態度。

「紅色援助是一個民主的、合法公開的和獨立的社團，它的根本目的是為被鎮壓的受害者提供政治和法律的保護，為他們及其親屬提供物質和道義上的援助，這種援助的大門向每一個人敞開……」

在這以前他發作過頭暈病。1968年我們在羅馬，他在特拉斯特維爾的聖瑪利亞廣場走下汽車，他的身體就搖晃起來，我和西爾薇趕忙去扶他。對這件事我並未十分留意，只是略感吃驚，因為他什麼都沒有喝！從來沒有像這幾個意外事件使我產生如此強烈的反應，我感到它們的嚴重性。我在日記中寫道：這個小房間是那樣令人愉快，因我的歸來而變化著它的色彩。看著房內這漂亮的天鵝絨地毯，心中浮上一層悲哀。生命還要繼續下去的：一切都還順利時它帶給人幸福和快樂的時九*九*藏*書光，但威脅已懸在半空——生命中充滿著各種意想不到的插曲。

薩特多次說明寫這部書的目的。在1971年5月與孔達和里巴爾卡談話時，他說他不是把這書當作一部科學著作來寫，他在書中運用的不是想法，而是概念。一種概念有著一個包含時間因素的思想——例如，關於被動性的概念。薩特對福樓拜採取了一種移情的態度。「我的目的是要證實，一個人只要運用正確的方法和佔有必要的文獻，他就完全能夠去了解任何人。」他又說：「當我指出福樓拜是怎樣不認識自己而同時他又是怎樣非常好地理解自己時，我是想說明要通過生活去體驗，即生命在理解自身中生存，無需任何知識，無需任何表述確定的顯明意識。」

澤登曼說需要作檢查，他對薩特提出忠告，在下星期日去找專家診斷之前，不要讓自己勞累。專家萊布教授看了后也不能確診。他認為喪失平衡能力可能是由內耳或腦子裡的毛病引起的。他要薩特作一個腦拍片，但拍片結果表明沒有什麼東西不正常。

因為《人民事業報》發表了一些激烈抨擊政府的文章，它的兩名主編勒唐戴克和勒布利斯被捕。蓋斯瑪和另一些左翼組織分子建議薩特去接任主編，他毫不猶豫地同意了。他想，自己名字的分量可能對毛主義者有些用場。後來他在布魯塞爾的一次演講中說到，「我毫不在乎地用我有名氣這個事實來決定事情的結局。」毛主義者通過這事看到，他們應該修正自己關於知識分子的看法和策略。

很久以來，薩特的健康狀況已不再讓我擔心，雖然他一天抽兩盒富翁牌煙，他的動脈炎沒有惡化。到9月底，很突然地，出現了使我驚怕的情況。一個周末的晚上，我們同西爾薇在多來尼克飯館吃飯，薩特喝了不少伏特加。回到我的住地，他就開始打瞌睡，然後一下就睡著了，連香煙都掉在了地上。我們扶著他到卧室上了床。第二天早上，他看來好像完全恢復了，他回到自己的公寓。兩點鐘我和西爾薇接他吃午飯，他每走一步都碰著房間的東西。我們離開「圓頂」飯館時，他開始搖晃起來，其實他喝得非常少，我們用計程車把他送到住在德拉貢街的萬達家，下車時他幾乎要倒下去。

人民法庭十分明確地揭露了煤礦公司對這一事件應負的責任。薩特在他那有力的控訴詞的最後總結了法庭辯論：「因此我，提議作如下結論：該廠主——國家在1970年2月4日犯有謀殺罪。而這一謀殺罪的執行者就是六號礦井的負責人和工程技術人員。因此他們同樣犯有蓄意殺人罪。他們蓄意提高產量而不顧工人的安全；他們把物質對象的生產放在高於人的主命的位置上。」下一個星期一，那六名受到審判的所謂縱火者被判無罪。

縱觀薩特的一生，他總是不斷地懷疑自己；他不否認自己的「意識形態興趣」，但他不想讓它給整個地吞沒。他常常選擇「在思想上反對自己」。他努力去「脫胎換骨」。他捲入1968年的政治動蕩，這一動蕩深深影響著他，使他思索知識分子的作用，修正自己過去關於它的概念。

10月21日蓋斯瑪受到審判。在一次抗議逮捕勒唐戴克和勒布利斯兩位編輯的大會上，五千人高呼：「上街去！」有幾個演講者向公眾講了話。但只有蓋斯瑪遭到逮捕，這顯然是因為他屬於「無產階級左派」；相反27日的示威活動九-九-藏-書沒有引起流血事件——C.R.S.使用了催淚瓦斯，示威者向警察扔了螺栓，但沒有一個人受傷。從這些情況看，人們預料蓋斯瑪將會受到嚴厲的判決。薩特被傳作證。薩特認為，與其在資產階級審判法庭面前搞這套假正經的玩意兒，他還不如到比昂古爾工廠同工人們交談。資方不准他進入工廠，共產黨也在這天早晨八點散發傳單，號召雷諾廠的工人對他保持警惕。薩特站在一個桶上，拿著一個傳聲筒，就在室外向有限的聽眾演講。他說：「要由你們來評價蓋斯瑪的行動是否正確。我願在街上作證，因為我是一個知識分子，因為我想，早在19世紀就存在的人民和知識分子之間的聯繫，今天應該得到復興。儘管這一聯繫並不總是存在，但一旦存在就能產生非常好的結果。五十年來，人民和知識分子被隔離開來，現在他們應該再結合到一起，應該融為一個整體。」

儘管病痛纏身，薩特仍然繼續進行他的政治活動。正在這期間，警察突然搜查了《人民事業報》印刷商西蒙·布呂芒塔爾的工廠。關於這次搜查，我已在《言行已畢》中論述過。通過蓋斯瑪，薩特結識了格魯克斯曼。他們進行了一次談話，其間薩特重申了他對法國工人鬥爭的分析。《人民事業報》曾刊載了他的講話。（這個講話在10月22日由倫德馮克主持播出。）

9月，薩特參加了「紅色援助」組織的一個大型集會，譴責約旦國王哈森對巴勒斯坦人的大屠殺，六千人參加了大會，讓·熱內也參加了，薩特有很長時間沒見到他。熱內同黑豹黨人有聯繫，他在《新觀察家》上發表了一篇關於他們的文章。熱內打算去約旦，他想一個人在巴勒斯坦營地呆一段時間。

薩特甚至在能夠清楚地闡述這一點之前，就試著去追隨這一行動路線。

第二天，薩特基本恢復了他的平衡，並去看了他的常任醫生澤登曼大夫。

我在《言行已畢》中記述了這次審判；因為薩特十分看重它，我想在這個題目上多說幾句。1970年2月，在赫寧-利埃塔爾煤礦有十六名礦工因煤氣爆炸而死，許多人受傷。因為這家國有煤礦負有無法推卸的責任，一些身份不明的青年為了報復，把雞尾酒瓶扔進了礦井管理辦公室，引起火災。在沒有絲毫證據的情況下，警察逮捕了四名毛主義者和兩名有前科的人。他們將於12月14日（星期一）受審，而「紅色援助」在12日（星期六）于朗斯市組織了一個人民法庭。

為了準備開庭，12月2日薩特在莉蓮·西格爾的陪同下去礦工中進行調查。他到了布律埃，住在一位名叫安德烈、與毛主義者關係密切的老礦工家裡。他的妻子在晚餐上準備了燒兔肉，這是薩特很不喜歡吃的。但出於禮貌，他還是吃了下去，為此而哮喘發作兩小時。第二天，他會見了一位上了年紀、在當地頗為有名的礦工積極分子以及其他一些礦工。在杜埃市郊區，薩待與朱利進行了交談，他是前「無產階級左派」的一位重要成員，薩特很喜歡他，但對他的好大喜功則不大滿意。他還見了一位叫歐也妮·岡凡的半失明的老太太，她的兒子和丈夫都是礦工，大戰時參加抵抗運動，被德國人殺害。

反對薩特的人下了很大工夫去消除薩特介入此事產生的影響。共產黨人反駁薩特說，人民和知識分子之間的聯繫所以能得到保證，是因為有許多知識分子是這個九九藏書黨的成員。然而蓋斯瑪卻被判處十八個月的監禁。

孔達和里巴爾卡的書《讓-保爾·薩特的著作》出版了。這使薩特非常高興。薩特修改《家庭的白痴》的校樣。12月他主持了對煤礦事件的審判，這事他也幹得不錯。

「人民如果不組織起來、不團結一致，他們的正義和自由是得不到保證的。紅色援助產生於人民，並幫助他們去進行鬥爭。」這個組織包括主要的左翼團體「基督教的見證」和一些頗有名氣的人。它的主要目標是對抗在「無產階級左派」組織被解散後由馬塞蘭發動的逮捕浪潮。一大批左翼活動分子被關押。這個組織要做的是，搜集有關這些人情況的信息，決定採取什麼行動去援助他們。「紅色援助」有幾千人，主要的委員會設立在巴黎和各個省。里昂委員會是地方委員會中最活躍的一個。在巴黎，這個組織特別關注外籍移民的困難。一般說來，這些委員會在政治上是折衷的，但其中毛主義者最為活躍，這些委員會在不同程度上由他們控制。

1970年6月，薩特協助一些人成立「紅色援助」，一個為反對鎮壓而鬥爭的組織。它的全國指導委員會，在一個主要是由薩特寫的宣言中，說明了它的宗旨：

薩特參与開辦一家新報紙《我控訴》的活動，它的第一期在11月1日出版。參加編輯部的人中間有蘭阿蒂、格魯克斯曼、米歇爾、芒索、弗羅芒熱爾和戈達爾，都是薩特的朋友。這家報紙不是由左派戰士來寫，而是專登由知識分子撰寫的通訊報道。薩特為它寫過一些文章。在第一期之後這報一共只出了兩期：一期在1971年1月15日，另一期在3月10日。莉蓮·西格爾是這家報紙的發行負責人，她用了森蒂克這個她未婚時的姓。《我控訴》同《人民事業報》合併改為《人民事業—我控訴報》后，她和薩特共同擔任這份報紙的發行編輯。由於當局不打算逮捕薩特，她兩次出庭受審時，薩特都出庭提供對她有利的證詞。

1968年秋，他開始從事《鬥爭關係》——一份在各行動委員會之間流傳的公報——的編輯工作，薩特同蓋斯瑪見過幾次面，1969年初，蓋斯瑪有一個想法：出版一份人民群眾可以說話的報紙；最好是當鬥爭使人民站起來的時候，讓他們向群眾講話，把大家爭取到鬥爭之中來。薩特對此深感興趣。開始搞了一段時間后，計劃便終止了。後來蓋斯瑪參加「無產階級左派」，他和毛主義者出版《人民事業報》，這事算是干成了。這份報紙沒有老闆，由工人直接或間接寫東西，左翼積極分子拿到大街上去賣。

他總是迫使自己做非常多的工作以致於十分疲倦。這樣，一到傍晚，甚至有時在白天，他都是昏昏欲睡。薩特在11月5日找萊布教授看病。萊布說，嗜睡是由於服用治頭暈的藥引起的；他減少了劑量。11月22日拿到另一個腦拍片，拍片結果是令人滿意的；在這以後，萊布教授讓薩特確信自己已完全治愈，不用再擔心自己的頭暈病。薩特十分高興。但他還有一個擔憂的地方——他的牙。他想配一副假牙，但又為著一個顯然是象徵性的原因而擔心：他們安上假牙后就不能再對公眾講話了。但牙科醫生做得很成功，薩特也就放心了。

薩特的毛主義者朋友多少有點反對他幹這種事情。他們更希望他去寫一些左翼活動分子的專題論文或寫一部為人民構思的長篇小說。https://read.99csw.com但在這事情上，不論是來自哪一方的壓力，薩特都毫不讓步。他理解他的同志的觀點，但並不同意。關於《家庭的白痴》，他說道：「從內容上看，我寫這書似乎是在逃避現實。但從我寫這書運用的方法看，我覺得自己是同現實直接聯繫在一起的。」後來薩特在布魯塞爾的一個演講中又回到這個問題上來：「十七年來我迷戀著一部關於福樓拜的著作；這本書工人們可能不感興趣，因為它的文風複雜，確實有一股資產階級的味道。我執著於它，也就是說：我也常常想著做這事情。……在寫福樓拜的事情上，可以說我成了資產階級的一個不肖之子。」

抄寫著這些字句時，我感到十分驚訝：當時我怎麼會有這種憂傷的預感？我想，儘管我外表顯得十分鎮靜，實際上二十多年來我一直為他的健康擔著心。第一次警報是高血壓的發作，1954年夏天薩特剛從蘇聯旅行回來就進了醫院。然後是在1958年秋，我又經歷了焦慮。薩特很僥倖地逃脫了一場大病的襲擊。從那以來，病魔的陰影始終威脅著我；醫生們對我說，薩特的動脈和小動脈太狹窄。每天早晨，當我去叫醒他時，我總是先急著去探查一下他是否還在呼吸。我不是真正以為他會死去；這更多地是由幻覺造成的一種反應，但這對我已意味著什麼了。薩特的這些新的不適感使我可悲地意識到一種脆弱，事實上我並未視而不見。

在這之前不久，薩特除了擔任《人民事業報》主編，還負責編輯另外兩份左派報紙：《一切報》（V.L.R.的喉舌）和《人民之聲報》。

薩特常常談到他在這方面的觀點。在1968年政治動蕩之前，薩特認為，知識分子是「實踐知識的技術員」，他們為知識的普遍性和產生自己的統治階級的獨佔性之間的矛盾所折磨——知識分子是黑格爾所謂的痛苦意識的化身，而正是為滿足對這種痛苦意識的意識，他們認為自己因而可以站到無產階級一邊。現在薩特認為應該超越這一階段。與傳統知識分子相對立，薩特提出新知識分子的概念：要自我否定，試圖找到一種新的大眾化的形象。新的知識分子把自己融入民眾中，以期使真正的普遍性取得勝利。

薩特作為一個左翼積極分子努力完成他的工作，另一方面，他仍然用大部分時間來搞他的文學創作。他正在結束他的《福樓拜》巨著第三卷。1954年，羅歇·加羅蒂對他說，「咱倆都研究同一個人物，但我是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去研究，而你是按照存在主義的方法去研究。」薩特選擇了福樓拜。他在《什麼是文學》中大略地談到過福樓拜。但他讀了福樓拜的通信集后，他對福樓拜完全折服了。他發現，福樓拜最有吸引力的地方是他給予想象超出一切的地位。關於福樓拜，薩特到1955年已寫了滿滿十來本筆記和一千頁的稿子，但都擱在一邊。這時他又回過頭去工作，在1968年到1970年問，他重寫了這部書，給它定名為《家庭的白痴》，書一氣呵成，熱情奔放。「它既表明了一種方法，同時又顯示了一個人。」

薩特有一個深刻的思想：不管歷史的特定時刻和社會、政治的環境怎麼樣，最根本的事情仍然是理解人；而他關於福樓拜的研究對達到這個根本點可能是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