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薩特這次在羅馬度假的情況看，人們會估計薩特還能活二十年。更重要的是，他自己也有這種希望。一天，我埋怨說，我們看到的《黃色》總是同樣的，他說：「這是自然的。它們的數目有限。再過二十年來這裏，你就可以讀到一批新的東西。」

第一天晚上對面聖保羅的山腰上巨大的燈火使我們驚訝不已：那是玻璃暖房，強烈的電燈照明在夜間放出異彩。

下午我們常常是各看各的書，有時一起去散步，去看看我們過去喜愛的地方。比如我們非常高興去卡涅斯故地重遊，還有那個可愛的旅館，許多年前我們在那裡度過了一段甜蜜的時光。一天下午我們到梅特基金會去，我們對那地方已經很熟了。那兒正好在舉辦夏爾的展覽，擺在他手稿和書周圍的那些畫真是美極了——其中有克萊、維伊拉·達·西爾瓦、賈科米泰等人和米羅的作品，米羅越到老年，作品也就越豐富。

他的右手仍然有點軟弱。他彈鋼琴時很費勁，而他在阿萊特家常常彈鋼琴，他寫字也很困難。但目前這並不重要。在他開始新的工作前，他要修改《境況》第八、九兩集，而這就夠他忙的了。6月，他在莫里斯。克拉韋爾創立解放通訊社。他倆寫了一篇文章，說明這個通訊社的目的，如果有可能，他們打算每日出版一份新聞公報：

薩特密切注視著所有這些騷亂和不寧。他的身體看來非常好。他繼續修改《家庭的白痴》的校樣，他也參加《現代》的每一次會議，會議在我的房間進行。

5月初，普隆告訴我們，我在回憶錄中稱作帕尼埃的朋友已經死了。他說，帕尼埃退休后非常煩悶，以至他一任自己走向死亡。他有肝炎，後來又發展為肝硬化。勒梅爾夫人已於幾年前故去，帕尼埃的死意味著我們過去的幸福時光整個地消失殆盡。但長時間來帕尼埃對我們來說已經變得很陌生了，當我們聽到這個消息后，情緒上並沒有引起什麼波瀾。

蓋斯瑪關押在桑特。他本人的監禁條件還算是比較優待的，但他同其他政治犯聯合起來，通過絕食鬥爭要求改善普通囚犯和他們自己的關押條件。一些左派也決定搞絕食鬥爭來支持他們。一位思想進步的神甫在蒙巴那斯火車站的聖貝爾納小教堂為他們提供了一個庇護所。米歇爾·維恩也參加了絕食鬥爭，薩特經常去看望他們。三星期後，他們停止了絕食鬥爭而準備去見普勒文，薩特同他們一起去了。由於他們的身體太虛弱，他們先坐車到歌劇院廣場，然後走到旺多姆廣場。他們要見司法部長，但普勒文拒絕見他們。

「為捍衛真理，我們將共同創造一種新工具。……僅僅認識真理，這是不夠的；我們也應該讓別人聽到真理。解放通訊社將定期發布它所收到的一切消息，同時嚴格地對其進行檢驗。它將是一個新的講壇，什麼都想說的新聞記者可以對什麼都想知道的人說話。它給人民以說話的權利。」6月底，他的舌疾急性發作。他吃東西和說話都很痛苦。我對他說，「真的，這一年糟透了，你整年都鬧毛病。」他答道：「這沒事。人老了，這都無所謂了。」「為什麼這麼說？」「因為大家都知道，這不會持續很久的。」「你是說這因為人知道自己不久會死嗎？」「是的。所以，人一點一點地去開始死亡也是很自然的。年輕時就不同。」他說這話的語氣真使我震驚；他看來好像已是站在生命的彼岸。而且，每個人都注意到了他的這種超然。許多事情在他看來是無關緊要的了，這無疑是因為他已對自己的命運不感興趣。他常常很悲哀，至少十分冷漠。只有一次我看到他真正很快樂，那是在6月里，我們為慶祝他六十六歲生日，在西爾薇家組織的晚會上。那個晚上，他興高采烈。他又去看他的牙科醫生，疼痛止住了。他自5月以來身體的恢復變得很明顯。澤登曼承認他已完全康復。有幾次薩特對九*九*藏*書我說，他對這一年還是很滿意的。

薩特沿著布瓦索尼埃街走在富柯和克洛德·莫里亞克的前面，後面兩人舉著的一個橫幅上面寫著向該區勞動者發出的呼籲。警察認出薩特，沒有進行干涉。薩特手拿傳聲筒作了演說並宣布成立德傑拉利委員會的常務辦公室，從第二天起這個常設辦公室就設在古特多爾教區的禮堂里，直到人們找到另一個合適的地點作為辦公室為止。示威隊伍一直行進到小教堂大道，富柯講了幾次話。薩特希望自己參加這個委員會辦公室。但是，幾天後，當他和熱內一起進午餐時，熱內勸他不要參加，因為他覺得薩特太勞累了。

這段時間，薩特經常住在我家，因為他那邊的電梯出了毛病。要登上十一樓是非常累人的。

後來，普勒文作了讓步，他對那些參加絕食鬥爭的囚犯們實行了特殊飲食制，並許諾改善普通囚犯的狀況——當然，這許諾根本就沒有兌現。

4月初我們去聖保羅—德文塞。薩特同阿萊特乘火車去，我和西爾薇驅車前往。我們住的旅館在這小城的入口處——這小城白天嘈雜，旅遊者很多，但一早一晚卻十分安靜，它與我們的記憶中非常美好的印象完全相同。薩特和阿萊特住在一處，我和西爾薇住在花園盡頭的一棟小房裡，花園裡栽滿了柑桔樹。卧室很大，通到一個很小的陽台和一間很大的起居室，起居室有著白色的粗灰泥表面的牆和露在外面的屋樑；牆上掛著考爾德的美麗的色彩強烈的畫。這房間有一個長木桌，一個長沙發和一個餐具櫃；房間面對著花園。我和薩特晚上大部分時間都是在這裏度過的，我們喝著蘇格蘭威士忌，談著話。我們晚上只吃一些香腸或一大塊巧克力。而午飯我和他則到附近幾家較好的飯館去吃。有時我們四人一起去。

幾天後吉歐特事件爆發。吉歐特是個中學生，他被誣告襲擊了一名警察，並以嚴重犯罪為名被拘捕。中學生們群起抗議，他們幾千人坐在拉丁區的人行道上，好幾輛警車在那裡嚴陣以待。後來吉歐特被宣判無罪，但巴黎街頭的氣氛仍然十分緊張。牆上到處都有德薩耶斯的被毀容的大照片。3月中旬，極左分子和新騎士團發生非常激烈的衝突，許多警察受傷。

由同一觀點出發，兩年後薩特把《現代》雜誌的一期（1973年8～9月號）作為專刊，專門論述了布列塔尼人、奧克人和全國所有被中央集權制壓迫的少數民族問題。

在伯戈斯的這個審判是針對幾個巴斯克人的，他們是E.T.A.的成員，佛朗哥控告他們秘密策劃反對國家。吉澤爾·阿里米作為觀察員出席了這個審判，寫了一本記述這一審判的書，由伽利瑪出版社出版。她請薩特寫一篇序，薩特欣然同意。他對巴斯克問題作了說明，介紹了他們的鬥爭，特別說到E.T.A.的歷史，在全書中他充滿義憤地譴責了佛朗哥政府對人民的鎮壓，特別提到伯戈斯案審判採用的方式。在序言中，他還借用一個具體的實例發展了一個他認為至關重要的思想：抽象的普遍性——這是統治者們所參照的——和特殊的具體的普遍性之間的對立，后一普遍性是由血肉之軀的人所組成的人民體現出來的。他認為，被殖民者的反抗，不管是從外部還是從內部，都要發展后一普遍性，它是有價值的，因為它從人們的處境、文化和語言中去理解他們，而不是把他們作為空洞的概念。

我不知道薩特是否意識到自己難以勝任此事；12月1日晚上，他突然對我說，「我的健康已經消耗光了。我活不過七十歲。」我不同意他這話。他接著說，「你自己就對我說過，一個人的病發作第三次，就很難恢復。」我不記得自己說過這話沒有；即使說過，無疑這也是告誡薩特在健康問題上不要掉以輕心。「你的幾次發作都比較輕，」我說。他又繼續說：「我擔心九_九_藏_書自己完不成《福樓拜》。」「這很讓你傷心嗎？」「是的。」然後他對我說到他的喪葬問題。他希望儀式是非常簡單的，他要求火化。最重要的是，他不願意葬在拉雷茲神父公墓里他母親和繼父中間。他希望有許多毛主義者為他送葬。他告訴我，他不怎麼經常想這事，但他在想。

這天下午我去看了薩特，我發現他的病情既無好轉，也沒惡化。澤登曼嚴禁他走動。幸好他的電梯這時修好了。這天晚上西爾薇駕車把我們送回家。她同我們坐了一會。薩特除了水果汁什麼都沒有喝。西爾薇看到他這副模樣十分震驚。我想，這次的發作對他必然是一個沉重的打擊；雖然薩特自己可能還沒完全意識到他顯得疲憊不堪。他的煙老是從嘴上掉下來。西爾薇給他拾起來，他接過後又從手中滑到地下。在這個可怕的晚上，我不知道這個過程重複了多少次。因為不可能談話，我放了唱片，其中一張是威爾迪的《安魂曲》，薩特非常喜歡。「這對我倒真合適，」他囁嚅地說。聽到這話我和西爾薇真是不寒而慄。又過一會，西爾薇走了，薩特不久也上床睡覺。他醒來時發現自己的右臂沉重和麻木得幾乎不能移動。莉蓮接他吃早飯時，悄悄對我說：「我看他的情況比昨天更壞。」他們剛走，我就打電話給在醫院的萊布教授。他自己不能來。但他可以派另一位專家來。我馬上去薩特的住所，並在那兒和他一起等著，十一點半瑪烏杜大夫來了。他給薩特作了一個小時的檢查，他叫我放心；薩特的基本感覺功能沒有什麼變化，頭腦也沒有受傷，輕微的口吃是嘴歪所致。右手是疲弱的。薩特仍然不能用右手捏住一支煙。他的血壓140；這個落差有問題，而這是由他正服用的藥引起的。瑪烏杜開了一個新處方並對我說，在未來四十八小時要特別小心照護。薩特應該長時間休息，決不能單獨獃著。如果能夠這樣，他在十到二十天就可以完全複原。薩特順從地忍受了所有的檢查，但拒絕呆在自己的房間里。當時正值耶穌升天節，西爾薇不用去學校了。她開車送我們去「圓頂」飯館，我們三人在那兒吃了午飯。薩特顯然恢復得好多了。但他的嘴仍歪著。第二天，他和阿萊特在老地方吃午飯，弗朗索瓦·佩里埃看到他；弗朗索瓦來到我的桌子跟前說，「看到他這樣子真讓人難受，他的嘴歪成這樣，真是太嚴重了。」我知道幸好這一次不是非常嚴重的。以後一些無情況變得好一些。星期一上午澤登曼說，薩特不久就可以停止治療；但他又補充說，以後要恢復到正常狀況還得一個很長的時間，他甚至對阿萊特說，薩特大概再不會完全痊癒了。到了5月26日（星期三），我們同博斯特一起度過這個晚上時，薩特已經完全恢復了散步和說話的能力，他的極好的幽默感也回來了。我笑著當他的面對博斯特說，我會因為他過量喝酒、茶、咖啡和興奮劑而被迫同他吵架。薩特登樓上床時，從那個突出在我的起居室的陽台上傳來他輕輕的歌唱聲：「我不願使我的海狸痛苦，即使是一點點……」這歌深深地打動了我，特別是當我們在「圓頂」飯館吃午飯時，他指著一個藍眼黑髮臉有點圓的姑娘問我，「你知道她使我想到誰嗎？」「不知道。」「你，像她這個年紀的你。」這時，我是太感動了。

2月13日，薩特被他的毛主義者同志勸說去參加一個有點愚蠢的冒險活動——佔領聖心教堂。在一次「紅色援助」組織的示威活動中，一個名叫里查爾·德薩耶斯的V.L.R.戰士，被一枚催淚毒氣彈毀壞了面容。為了喚起公眾輿論，「無產階級左派」決定佔領教堂。他們指望夏爾主教會同意他們這麼干。由讓-克洛德、韋尼埃、吉爾貝、卡斯特羅和莉蓮·西格爾陪同，薩特前往教堂——教堂里還有一些禮拜者——並要求見夏爾主教。接待薩特的那個神甫說，他可以轉達薩特的要求。一刻鐘過去了，這神甫還沒有出來。然後所有的門都關閉了，只留了一扇門沒有關，示威者們——此時已有相當多的人了——發現他們受了騙。共和保安隊的憲兵從那個仍開著的門進來了，不問青紅皂白毆打每一個人，卡斯特羅和韋尼埃保護著薩特和莉蓮把他們帶到一個角落裡躲避。後來他們又把薩特和莉蓮帶出教堂，用莉蓮的車子送他們到一家咖啡店。過了一陣子，他們返回來說，衝突非常激烈。一個青年人的大腿被柵欄的尖鐵刺穿。當晚我和西爾薇見到薩特，他覺得這整個事情很糟糕——它只能使左派戰士泄氣，他們在前幾天的一次示威活動中已經受到嚴重的棍棒傷害。2月15日，他和讓-呂克·戈達爾為這一事件開了一個記者招待會，報紙以很大篇幅作了報道。2月18日，薩特退出「紅色援助」，他認為毛主義者變得大講求權力了。https://read.99csw.com

第二天早上，莉蓮·西格爾陪他去澤登曼大夫那兒。澤登曼打電話對我說一切都還好；薩特的血血壓180，對於他來說，這還算正常，而且馬上要對他進行認真的治療。過了一會，莉蓮又打來電話，情況不那麼樂觀。據澤登曼說，這病情比10月的那次更嚴重，因為功能失調會很快重新發作，從3月份以來，他就不再服藥，這無疑是疾病發作的一個原因。而他經常登上十層樓梯，這也是很糟糕的事。但根本問題是，他左腦某一部位的血液循環出現很大障礙。

11月底，同富柯和熱內一起，他參加了古特多爾區抗議殺害一個十五歲的阿爾及利亞人德傑拉利的示威活動。10月27日，德傑拉利那棟樓房的看門人向德傑拉利開槍；這個看門人說，當時這孩子在大吵大鬧。這個人的話是自相矛盾的，他又說，他把這孩子當作小偷了。

我到台爾米尼站去接他。我還沒看到他，他就先遠遠地向我打了招呼。他穿一身淺色衣服，戴了一頂帽子。他的臉是腫的——他的一個牙齒有膿腫——但他的身體看來還不錯。我們住進旋館六樓我們的那個小房間。這房間有一個陽台，在陽台上我們可以越過義大利皇宮、羅馬萬神殿的屋頂、聖彼得教堂和議會大廈而遠眺一望無垠的景色，萬家燈火直至午夜才點點熄去。這一年，陽台的一部分改作一個客廳，由一個玻璃隔板把原來露天的那一部分分出去，這樣，我們無論什麼時候都可以在那兒獃著。薩特的膿腫消退了，他沒有別的毛病。他不再顯得冷漠，而是充滿生命和歡樂。他夜裡到凌晨一點才睡覺，七點半左右起床。我是快到九點才起床，每次我走出自己的卧室，總發現他已經坐在陽台上，鳥瞰著羅馬的美景或是閱讀。下午他睡兩個小時，他的昏睡病再沒有發作。在那不勒斯他同萬達一起作長時間的散步；就便他重遊了龐培古城。在羅馬我們幾乎沒有散步的慾望，呆在房間里，沒去哪兒。兩點左右我們在旅館附近吃一個三明治；晚上我們步行到納文廣場或附近的飯館吃飯，有時西爾薇駕車送我們去弗雷斯特維爾或瓦埃·阿皮亞·安泰卡。當路上日晒厲害時，薩特就注意地戴上帽子。他按時服藥，吃午飯時喝一杯白葡萄酒，晚飯喝點啤酒，然後，在陽台上飲兩杯威士忌。不用咖啡，茶也只是在早飯時用（有一些年，他在五點鐘喝一種極其強烈的飲料）。他修改《家庭的白痴》第三卷，同時讀義大利偵探小說《黃色》作為消遣。我們經常去看羅森娜·羅桑達。一天下午，我們的南斯拉夫朋友德迪傑來看望我們。

1971年1月14日，巴黎召開了一個大型集會聲援他們，薩特出席了大會，九九藏書洛朗·施瓦茨也參加了，馬登奧爾和我們的猶太朋友伊萊·本·蓋爾也都在場。他們一致譴責蘇聯的排猶主義。

幸好，在這個問題上他的情緒也是不斷變化的。1972年1月12日，他曾非常愉快地對我說，「我們大概還可以活很長的時間。」2月底，他說，「我認為我還可以活十年。」有時，他在談笑間提及自己受到的「微小打擊」。他已經不認為這有什麼危險了。

5月18日（星期二），像往常一樣，薩特晚上來到我的住處，星期一晚上他在阿萊特那兒。「你還好嗎？」我像往常一樣問道。「哦，不怎麼好。」的確，他兩腿打顫，說話不太清楚，嘴有點歪。前一天，我沒有注意到這些病狀，因為我們聽了唱片，幾乎沒有說話，前一個晚上他到阿萊特家，情況就有點不好；早晨醒來時，就是我現在看到的這種狀況；顯然他夜裡有輕度中風。長久以來，我一直擔心這種事情的發生。我要求自己盡量保持鎮定。我回想在朋友中，有誰有過同樣的病症，並且完全複原的。薩特第二天應該去看他的醫生，這使我多少平靜了一點，但僅僅是一點點，我竭力克制自己，不要顯出恐慌。薩待固執地堅持像平時一樣喝點威士忌，這樣，到了半夜，他完全不能說話了，而且連自己上床都非常困難，那一夜我在同極度的焦慮作鬥爭。

臨回去的前一天，薩特預先定了蒜泥蛋黃醬，但因為沒出太陽，我們就在「集體取暖室」里吃，這是一間頗有味道的房間，裏面有一個大壁爐和一排書架。這天晚上他和阿萊特坐火車回去，我和西爾薇第二天一早駕車離去。這個假朗薩特玩得很痛快。

薩特回到巴黎時健康狀況仍然非常好——他的血壓170，反應能力也不錯。他半夜十二點左右睡覺，八點半起床，白天不再睡覺。他的嘴還是有點麻痹，這使他咀嚼起來很費勁，有時說話口齒不清。他的手寫字也有點握筆不穩。但這些事並不使他擔憂。他再次對人與事產生了極大的興趣。《家庭的白痴》前兩卷受到的熱烈歡迎使他非常感動；他把第三卷交給伽利瑪出版社並著手寫第四卷，在第四卷中他打算研究《包法利夫人》。他認真閱讀和評論我即出的一本書《言行已畢》的手稿，給我提了一些非常好的建議。11月中旬我寫道：「薩特的身體是那樣的好，我幾乎完全不用擔心了。」

但這時離開他我仍然很擔心。我和西爾薇將去旅行，他將同阿萊特在一起三個星期，同萬達兩個星期。我喜歡這次旅行，但和薩特分手對我總是一件悲愁突來的事情。臨行前我們一起在「圓頂」吃午飯，西爾薇四點鐘來接我。在到點前三分鐘我站了起來。他給了我一個無法形容的微笑並說：「那麼，這是永別的儀式了！」我摸了摸他的肩膀沒有回答。這微笑和這句話在我心中留存了很長時間。我給「告別」這個詞以最終的意義，那是在一些年之後；但畢竟我是唯一說出這個詞的人。

元月初有兩大案件引起了人們廣泛的關注，一個在蘇聯的列寧格勒，另一個在西班牙的伯戈斯。1970年12月16日，十一名蘇聯公民——一個烏克蘭人，一個俄羅斯人，九個猶太人——在列寧格勒法院受審。他們策劃劫持一架飛機逃離本國，但消息敗露了，6月15日到16日晚間，在開始行動之前，他們在幾個城市同時被捕。他們之中有兩人被判死刑，一個是庫茲涅佐夫，劫機的策劃者；一個是迪莫西奇，他是領航員，如動機成功機組人員被控制並帶下飛機時，他負責指揮飛機的飛行。有七名被告被判十到十四年苦役，另外兩名分別被判四年和八年。httｐｓ://reａｄ.９9ｃsｗ•ｃｏｍ

他也很高興回到巴黎，因為一回來就收到伽利瑪出版社寄來的大包郵件，這是《家庭的白痴》的清樣——兩千張印刷頁。他對我說，這給予他的快樂就像《噁心》出版時一樣。他馬上十分急切而歡悅地翻了起來。

也是在5月初，戈蒂索羅打電話給薩特，聲音激動得發抖，他請薩特在一封給菲德爾·卡斯特羅的抗議信上簽字。這信是談帕迪拉事件的，措詞非常激烈。這個事件有幾個階段：（一）帕迪拉被捕，他是古巴很有名的詩人，罪名是有雞|奸行為；（二）戈蒂索羅、費朗基、薩特、我和其他一些人在一封措詞溫和的抗議信上簽名；（三）帕迪拉被釋放，他寫了一個近乎狂熱的自白書，控告杜蒙和卡羅爾是美國中央情報局的人。他的妻子也炮製了一個懺悔錄，說警察待她也「很溫存」。這些聲明激起了許多抗議。我們以前的古巴翻譯阿爾科莎——她選擇了流放——在《世界報》上說，帕迪拉和他的妻子必定是在嚴刑銬向下才寫出這樣的自供狀。透過所有這些情況，隱隱呈現出利斯森德羅·奧特羅那邪惡的影子。1960年我們訪問古巴幾乎全程由他陪同；現在看來他的手中控制著整個古巴文化。戈蒂索羅認為古巴完全是在一幫警察的控制之下。我們知道卡斯特羅現在把薩特看成他的敵人，他說薩特深受費朗基思想的毒害。卡斯特羅在當時的一次談話中攻擊了法國的許多知識分子，但薩特不為所動，因為很久以來關於古巴他已不再抱任何幻想。度過假期大家都回到巴黎后，我們除了同常來往的朋友和他的左派同志見面外，還去看望了其他的朋友。蒂托·傑拉西給我們談了美國秘密團體的情況。羅森娜·羅桑達談了她的報紙《宣言》將由周報改為日報的浮沉史。羅貝爾·伽利瑪讓我們了解到此版界幕後情況。我們同阿里一起吃午飯，他是一位埃及的新聞記者，1967年我們在他的國家旅行時他全程陪同我們。5月初我們又見到了日本朋友多米科，她談到了她剛剛在亞洲的長途旅行。

我同西爾薇去義大利，第二天晚上我們住在波倫亞。早上我們乘車去東海岸。沿途風景淹沒在一片暖霧之中，在我一生中我從來沒有體會過這樣一種荒謬感和被遺棄感。我在這兒幹什麼？我為什麼到這兒來？當然對義大利的喜愛又很快地抓住了我，但每天晚上入睡前我都要哭很長時間。

5月12日薩特參加了在伊夫利市政大廳舉行的集會。貝哈爾·貝哈拉，一個有點軟弱的外籍人，從一個運貨四上價了一罐酸奶，警察開槍把打成重傷。調查此事之後，「紅色援助」組織了一個反對警宗暴行的示威活動。

與一個中央集權的抽象的主義相對立，薩特主張：「另一種社會主義，即非集權的具體的社會主義：這就是巴斯克人所獨具的普遍意義，E.T.A.正確地用它來反對壓迫者的抽象的中央集權制。」他說，「我們應該完成的事情是，讓社會主義的人立足於他腳下的土地、他的語言甚至他的被更新的生活方式和習慣。只有這樣，人才會逐漸使自己不再變成他自己產品的產品而最終成為人的兒子。」

這時薩特在瑞士；經常有電報拍來說他很好。但當我到達羅馬時，發現了阿萊特的一封信——薩特原是準備同我在這兒會面的。7月15日薩特舊病複發。像上一次一樣，早上醒來，薩特發現他的嘴歪了，而且比5月的那次還厲害，他發音困難，手臂對冷熱幾乎沒有感覺。阿萊特帶薩特去看伯爾尼的一位醫生，而薩特絕對禁止她讓我知道此事。三天後這危機過去了；但她打電話給澤登曼時，澤登曼說：「他之所以病成這樣，是因為他的動脈老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