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書的結尾部分，他回到他認為最重要的一個問題上來：傳統知識分子和他現在選擇成為的新知識分子之間的對立。

他的兩位對話者是蓋斯瑪兩年前給他介紹的，彼埃爾·維克多——貝利·萊維是他的真實姓名——是一個年輕的埃及猶太人，他學過哲學，在巴黎高師讀過書。他是馬列主義運動的領導者；後來他同蓋斯瑪一起，領導「無產階級左派」直到它解散。他已經同薩特談過多次話，薩特對他的評價很高，被他的青春朝氣和戰鬥精神所吸引。1977年，在一篇發表于《解放報》上同維克多的談話中，他談到這一點：

同往常一樣，我們在空閑時間最喜歡做的事就是與朋友交往。這個春天我們曾同卡塞拉一家一起共進午餐。他們對我們談到，蘇聯知識分子的境況比任何時候都槽。四年前，卡塞拉在《世界報》上發表過一篇關於查科夫斯基新寫的小說的文章，查科夫斯基是莫斯科最主要的文學周刊社的社長；卡塞拉翻譯了這部小說，但他後來說，這本小說不僅寫得很糟而且充滿了斯大林主義的味道。因此在莫斯科人們就不再請他翻任何東西了。他為法國出版商翻譯阿·托爾斯泰的一部作品，以此來維持生活。蘇聯當局拒絕在他的妻子露莎去法國的護照上籤證，除非她聲明自己不同意丈夫的觀點。這是他們長達四年之久未能來法國的原因。後來，她失去了職業，當時她仍在失業。後來還是由於法國大使館的努力，她才得到了護照。他們打算一年以後回巴黎定居。索爾仁尼琴因他最近的一本書比任何時候都更擔惡名，這書是在法國出版而不是在蘇聯。

克洛德·莫里亞克、法耶和若貝爾到會，薩特也參加了。薩特總結了自德傑拉利事件以來所進行的活動，說明了它們的政治意義。他揭露了被他定義為敵人的力量，即這次行動所針對的現存秩序的力量。他指出，首先，這些被占的寓所都是不適於居住的；這些人如果不是實在無家可歸，是不會忍受這種居住條件的。其次，驅逐這些不幸的占房者，這是種族歧視的嚴重表現：例如德傑拉利一家，就找不到一間像樣的房子。這也是上無片瓦的窮人不得不棲息于骯髒茅棚的原因。買這被佔住宅的公司為的是有一天去拆毀它，建造一座能盈利的大樓，這種不人道的事情受到當地居民本能的反抗。我們再一次進入階級鬥爭的領域之中。我們面臨的就是資本主義。他補充說：「你們將會看到，警察把占房者趕走之後，他們將摧毀那些仍然可用的房子。」薩特興趣十分廣泛，他關心著各種不同的事情，在他看來，這都是相互聯繫的。4月，他以一封信的形式，為海德堡病人協會成員寫的關於精神病的著作寫了一個序。他祝賀他們實踐了「作為反精神病學的唯一可能的徹底化」，他的基本思想是：「病態是資本主義唯一可能的生活方式」，因為馬克思主義意義上異化的真實表現正是在精神異化和對之進行打擊的鎮壓之中。

他同戈蒂索羅有一個談話發表在一家在巴黎出版的西班牙文雜誌《自由》上。在這篇談話中，他分析了1972年發生的政治問題，並回到他所關心的話題——知識分子的作用。5月，他為《人民事業報》寫文章，論述知識分子對人民正義的作用。

新人民抵抗運動曾是「無產階級左派」的戰鬥力量。繼「無產階級左派」之後，它轉入地下，仍在繼續活動。在綁架諾格雷特后，它處在必須作出抉擇的重要關頭：要麼就堅決投入恐怖活動，要麼就解散。它討厭恐怖主義而選擇了第二條道路。過了不久，它的這種決定導致「紅色援助」的解散：該組織實際上是在毛主義者的控制之下，一旦後者決定解散自己，他們對它也就完全失去了興趣。

我們仍然住在那套帶陽台的房間，我們很喜歡它。還是像往常那樣，我們談話，看書，聽音樂。不知為什麼，這一年我們玩起了跳棋，並且很快就熱衷於此道。

《人民事業報》受到很大挫折，甚至停刊。每天上午薩特都參加了會議，同其他報紙負責人討論拯救它的辦法。他醒得很早，很容易疲勞。晚上，他常常是一邊聽音樂，一邊就睡著了。一次，他只喝了一杯威士忌，說話時就開始結結巴巴了，當他起身要去睡覺時，走起路來已是搖搖晃晃。第二天他八點半鍾自己起了床，看來完全正常。我要坐飛機去格勒諾布爾為《選擇》刊物作一次演講，我十分擔心薩特；第二天返回巴黎時我就預感到要有壞消息。果然，上午十一點半阿萊特打電話給我：星期四晚上，她也離開了巴黎，那天晚上薩特一個人在她家看電視（他自己家裡沒有電視）。布依格在將近午夜時到了阿萊特的住處，發現薩待躺在地上，他喝醉了。布依格花了半小時才把他扶起來，然後陪他步行回去。薩特住得不遠，但在路上跌倒了，鼻子出了血。上午，薩特打電話給阿萊特，他的頭腦看來還清醒。我兩點鐘去看他。他擦傷了鼻子，嘴有點腫，但頭腦是清醒的。經我再三堅持，他答應星期一去看澤登曼。我們在「圓頂」飯館吃午飯，趁著米歇爾同他一起喝咖啡，我到了他的住所，打電話給澤登曼。他說，薩特不要等到星期一，應該立即來。我又回到飯店。薩特不情願地咕噥了一會，終於同米歇九九藏書爾到醫生那兒去了。六點左右他回來了。他的反應能力是好的；除了他的血壓——210——以外，別的什麼毛病也沒有。血壓高是他醉酒之夜的後果。澤登曼像往常那樣開了一些葯，同他約定下星期三再來。

我們和西爾薇、阿萊特一起，去聖保羅·德·文塞，我們每日的生活和前一年大致相同。我們看書，在碧空如洗的好天氣散步，聽電台播放的法蘭西音樂節目。我們重遊了卡涅的梅特畫廊。薩特顯得非常愉快。

薩特列舉了蓋斯瑪、羅朗·卡斯特羅的情況和「《人民事業報》之友」事件說明資產階級法律的虛偽性。他描述了近十年中不斷惡化的監獄制度，揭露了法官所被迫屈從的巨大壓力。薩特所有這些話對這樣的聽眾說來有點像耳邊風。只有一些左翼分子提出了幾個中肯的問題，而大部分問題都很愚蠢，對此薩特隨意作了應答。在這次集會上，唯一開心的事情是，阿斯特律克帶著攝影機，在地上爬來爬去，拍攝薩特正在談話的場面；突然他的褲子掉了下來，露出了屁股。坐在前排的聽眾看到了這個不雅的場面，費了好大的勁才保持住他們那種一本正經的面容。

維克多和加維有一個非常強烈的願望，薩特對此也深感興趣——創辦一份稱作《解放》的報紙。12月6日，在《解放報》報社的新辦公地，布列塔尼街14號，薩特參加了這個報紙的籌備會議。加維說明了報紙的綱領，它將於2月份問世。薩特說了他乾的事情，「無論什麼時候需要我寫文章，我一定寫。」薩特批評了《人民事業報》最近一期的頭版標題《斷頭台，但不是圖維埃爾》，顯然，如果把圖維埃爾釋放了，這是不能接受的。但他曾被判處徒刑，沒有判死刑；況且，要把他送上斷頭台，這也沒作為戰爭罪犯，他剛剛被蓬皮杜赦免，因為這方面有法律規定，但沒有赦免刑事罪。這樣，不可能要求判他死刑，但可以判處徒刑和流放。

他談到在柏林的日子和胡塞爾對他的影響；談到他的教師職業，他對於進入成年期的厭惡感，以及由於這厭惡感和他為探索人的想象而給自己注射墨斯卡所引起的神經官能症。他也解釋了小說《噁心》和《牆》對他意味著什麼。

薩特的牙病又犯了。牙科醫生對他說，10月份將給他配一副假牙，這可能影響他在公眾場合講話。薩特對此深感不安。如果他再不能在大型集會或人數較多的場含講話，那麼，將被迫退出政治舞台。他也抱怨自己喪失了記憶，就一些小事說來也確是如此。但他並不感到對死亡的恐懼。博斯特的哥哥皮埃爾當時病危，博斯特問薩特，他有時是不是害怕死亡。薩特答道，「有時是的，每星期六下午，我要去看海狸和西爾薇對，我對自己說，要是出什麼意外就糟了。」他說的意外就是指病的發作。第二天我問他，「為什麼是星期六呢？」他回答說，前兩次發作是在星期六；他倒沒想到死，只是想到被剝奪了那樣美好的夜晚。

「1968年運動的到來對我說來有點遲了。如果它是發生在我五十歲的時候，那可能更好一些。……對於一個有名聲的知識分子說來，實現所有那些要求他乾的事情，把它們干到底，最好是在四十五歲到五十歲之間。例如，我不能把示威遊行堅持到底，因為我的一條腿有毛病。又如，給奧凡奈送葬，我就只能走全程的一小段。……

薩特和富柯交涉釋放若貝爾。接著，未威者從司法部去解放通訊社；那兒大約有三十名沒去旺多姆廣場的左翼分子和新聞記者，他們中間有阿蘭·蓋斯瑪，他剛剛從監獄出來。薩特坐在靠近讓-皮埃爾·法耶的一張桌子帝。他用嘲笑的口氣講述著所發生的事情。他說：「共和保安隊並不特別殘忍，但他們也不特別斯文；他們的本性如此。」薩特講完后就散了會，他回到了家裡。

7月初薩特同阿萊特去奧地利作一短期旅行。我和西爾薇去比利時、荷蘭和瑞士旅行。薩特給我拍了電報，我們互通電話，他的身體看來很好。12日在羅馬，我去火車站接他，但沒有接到，我回到旅館不久，他坐計程車來了。他說話有點含混不清，見了我就說：「這很快就會過去的。」這是因為他乘一個獨處的機會，在餐車裡大喝了一通葡萄酒。他很快就恢復過來了，但我奇怪他為什麼要這樣——他為什麼一有時酒的機會就喝得過量。「這樣很快活，」他說。但這個回答不能讓我滿意。我猜想他是以這種方式逃避自己，因為他對自己的工作不滿意。在《家庭的白痴》第四卷中，他打算研究《包法利夫人》；他總是想使自己有所創新，他希望運用結構主義的方法，但不喜歡結構主義。他談了理由，「語言學家試圖外在地看待語言，結構主義者也是立足於語言學的基礎之上，外在地看待一個整體；對他們說來，這意味著儘可能遠地運用概念。但我不能這樣做，因為我不是把自己放在科學的水平上，而是放在哲學的水平上，所以我不需要將完整的東西外在化。」這樣一來，在某種意義上說，他所設想的計劃又使他厭煩。他大概也認識到《家庭的白痴》前三卷已隱含著對《包法利夫人》的解說，而現在他又試圖從作品追溯到它的作者，這就有重複自己的危險。他對第四卷有所思考，作了一些筆記，但對怎樣寫卻沒有一個總體的考慮。他工作不多，缺乏熱情。

普勒文關於改革監禁制度的諾言沒有兌現，薩特決定在司法部開一個記者招待會。1972年1月18日，他和米歇爾·維恩到「歐洲大陸」旅館同「紅色援助」成員和他們的一些朋友——德勒澤·富柯和克洛德·莫里亞克——會面。盧森堡廣播電台和歐洲一台出席了招待會。代表團出發到旺多姆廣場，他們來到司法部。富柯發表演說並宣讀了梅隆的犯送來的報告。人們高呼「普勒文辭職，普勒文進黑牢，普勒文殺人犯」的口號。共和保安隊驅散了這個集會。他們逮捕了一個新聞記者若貝爾，當一個外來移民慘遭棍棒毒打時他想進行干涉，結果自己受到殘酷的毒打住進了醫院。https://read.99csw.com

第二天，薩特同阿萊特坐火車回家，她是吃晚飯前一會兒到達的；我同西爾薇開車回去。

維克多：你看到我時你覺得我是……

但是好景不長。10月中旬，我又一次體會到衰老是無法逆轉的。在羅馬時我就注意到，午餐后我們吃美味冰淇淋時，薩特時常突然奔向廁所。一天下午，我們和西爾薇經由萬神殿走回旅館，他在我們前面走得很快，突然他停下來說：「貓尿在我身上了，是我走近欄杆時把我弄濕的。」西爾薇相信了，不禁大笑起來。我知道這是怎麼回事，但我什麼都沒說。10月初，在巴黎我的住所里，薩特有一次從坐位上起身去廁所，他的椅子上濕了一片。第二天我對西爾薇說這是他潑的一些茶。她笑著說：「是個孩子在隨地大小便。」第二天晚上，又發生了同樣的情況，那兒又濕了一塊。於是我對薩特說：「你失禁了。你應該去告訴醫生。」使我非常驚訝的是，他非常坦然地答道：「我早已對醫生講了。已經很長一段時間這樣了。這方面的細胞我喪失了。」薩特過去非常拘謹；他從不提及他的生理功能，而且他在這方面一向料理得很好。但在第二天上午我問他失禁是否使他感到很難堪時，他微笑著答道：「人老了的時候就不能要求得太多了。」我被他的隨遇而安和在他身上新出現的謙和所感動；同時，他那種叱吒風雲的勁頭的消失和認命的態度又使我難過。實際上在這一時期，他的主要煩惱是牙病。他的牙常有膿腫，使他非常痛苦。他只能吃軟的東西，他不得不去配一副假牙。在牙醫準備拔掉他全部上牙的前一天，他說：「我度過了痛苦的一天，情緒消沉。這壞透了的天氣，再加上我的牙齒……」這天晚上我沒有放唱片；我恐怕他鬱悶不樂。我們翻閱我收到的信件，玩了會兒跳棋。第二天中午他的上牙全都拔了。他回到我的住處時，生怕在路上讓人看到。事實上，他的嘴的閉合情況比他有膿腫時還要好一些。我給他吃土豆泥、普羅旺斯奶油烙鱈魚和糖煮蘋果。次日中午牙科醫生給他配了假牙，告訴他，在一個星期內會感到有點不舒服，但以前折磨他的那些疼痛不會再有了。薩特感到鬆了一口氣，手術做完后，他的鬱悒顯然比前一天減輕了許多。過了兩天，近五點半鍾他回到家裡，興緻很好。他的新牙對他一點兒不妨礙——說話不困難而且咀嚼比以前好。半夜時分，他來到我的住處，我問他這個晚上過得怎樣——他原以為這是一個十分難熬的夜晚。他說：「十分單調，我只想到我的牙齒，但現在我很愉快！」

接著，他在電影中描述了他同尼贊的友誼和他們之間的競爭，同時他開始閱讀普魯斯特和瓦萊里的作品。快滿十八時，他在一個筆記中按照字母順序寫下了他的種種思想（這個筆記本是他在地鐵撿到的，是米迪廠的產品）。其中主要的內容是一切有關自由的想法。然後他簡潔地講述了他在巴黎高師度過的愉快時光，他談到他和他的冊友們的青年時代是那麼溫良、困惑而又保守、虔誠。他通過閱讀柏格森的一本書而步入哲學領域，從那以後，哲學對他一直具有根本的意義，「我所做的全部就是哲學。」

1975年薩特對米歇爾·孔達說：「我覺得第四卷對我來說，既是最困難的，也是最沒興趣的。」儘管是這樣，我們的假期仍然十分愉快，先是同西爾薇一起，然後是我們單獨在一起。6月間，有時薩特有些神思恍惚。在羅馬就完全不是這樣。

孔達和阿斯特律克要為薩特拍一部電影，這是薩特感到十分有趣的一件事。《現代》的同事坐在他的周圍，他在回答同事們的問題中詳細敘述了自己的一生。拍攝現場主要是在他的住處，偶爾也到我那兒。當然，看到他總是和這幾個人交談，可能會顯得有點單調；但正是由於他習慣了同他們對話，才可以使他自由自在地充分表達自己想要表達的東西。這是他的最好的時期——充滿活力和歡樂，為了不傷害芒西夫人的感情，也是因為他的時間花在別的事情上，他沒有寫《詞語》的續集。在電影中他談到母親的再婚使他在內心與之斷絕，他同繼父的關係，他在拉羅舍爾的生活，在那兒，同學視他為巴黎人而多少有點冷淡他，他學會了孤獨和暴力。十一歲時他突然意識到自己不再相信上帝：十五歲左右，他想到應該有永恆的來世來代替現世的不朽。然後，他稱為「寫作神經病」的東西抓住了他；在讀書的影響下，他開始夢想聲譽，並且有過死的幻覺。

「我曾經並且還將說明我同你們在一起的客觀原因。從主觀上講，有一個原因是，毛主義者的要求使我感到自己又年輕了。……不過，一個人過了七十歲，還想同搞活動的人們攪和在一起，他就得準備坐在一隻摺疊椅上讓人用車帶到這兒或那兒。他對任何人都是一個累贅，年齡把他變九*九*藏*書成一個花瓶。……我說這話並不傷感；我有過一個十分充實的生活，我是滿意的。……

奧凡奈被害后，工人們舉行示威和暴力活動，而廠方則又解僱了一批工人。薩特去雷諾各工廠的門前進行調查。一個記者問他：「您覺得有必要自己搞一個調查嗎？您不相信官方的正義嗎？」「不，完全不相信。」「您對共產黨的態度怎麼看？」「他們的態度是荒謬的。共產黨人對人們說他們互相殘殺，這證明他們是同謀。我認為，這是一個十分荒謬的論點。倒不如說，是共產黨人在同當局勾結反對毛主義者。」

薩特平平淡淡地讀了他關於階級的正義和人民的正義的演說稿。他說，在法國，「有兩種正義：一種是官僚的正義，它是要把無產階級束縛於它的條件之下；另一種野性的正義，是無產階級和老百姓為反對資產階級化，證明他們的自由的偉大時刻。……一切正義都是來源於人民。……我選擇人民的正義作為最深層的和唯一真實的正義。」他接著說，「如果一個知識分子選擇了人民，他就應該知道，在宣言下籤名，舉行平靜的抗議、集會或者在改良主義的報紙上發表文章的時代已經過去了。他所要做的不是高談闊論而是實踐，通過他可以使用的方法來讓人民說話。」他說明了《人民事業報》的特點和他本人在這報紙中所起的作用。

他接著談到他在斯培拉格第十二集中營的日子，《巴理奧納》的創作，重歸巴黎，劇本《蒼蠅》問世，然後談到存在主義的流行，40年代末對他的種種攻擊，文學介入的意義以及他政治立場——他參加了革命民主聯盟，以後又同它斷絕關係，他在1952年決定接近共產黨，因為反共產主義的兇惡浪潮席捲法國，特別是因為杜克洛事件和信鴿事件。他談到戴高樂「是歷史上一個有害的人物」，他揭露現代社會的卑鄙。

11月，他開始了一項非常吸引他的工作——同兩位左翼朋友彼埃爾·維克多和菲利普·加維進行一系列談話。在這些談話中，他將敘說他的政治經歷，試圖闡明1968年以來左翼思想的現狀。這些談話後來以《造反有理》為題發表。

我們也同托德一起吃過午飯，他經過長期的尋找，終於找到了他的父親。看來這對他是非常要緊的事。自從他離開了他的妻子——尼贊的女兒（我們都很喜歡她）——我們就很少見到他。因為他一直在尋找父親，薩特——他的深厚的仁慈之心往往以一種自然而然的親切方式表現出來——把自己的一本書題詞獻給托德：「為了我的反叛的兒子。」但事實上，薩特從來沒有過要一個兒子的念頭。他在《七十歲自畫像》一書中對孔達說：「我從來沒有想過要一個兒子，從來沒有；在我同比我年輕的人的接觸中，我沒有尋找父子關係的代用品。」

這一時期，薩特雖然擯棄古典知識分子的作用，但在人們要求他在宣言聲明中籤字的時候，他並不拒絕。3月初，他和富柯、克拉維爾、克洛德·莫里亞克和德雷茲發出了一個支持剛果的呼籲。

在這一期間，薩特為米歇爾·芒索的《法國的毛主義者》一書寫了一篇序，這本書包括她同毛主義者的一些領導人的談話。在這篇序中，薩特解釋了他怎樣看待毛主義者，他同他們取得一致的緣由。他說：「毛主義者的自發主義意味著革命的思想源於人民，只有人民通過實際行動使之體現並使之充分發展。現在在法國，人民尚不存在，但不論在何處，只要群眾走向實踐，他們就已經是人民。……」他特彆強調毛主義者關於道德尺度的看法。「革命暴力直接具有道德意義，因為工人成了他們自己歷史的主體。」他說，按照毛主義者的看法，群眾希望得到的是自由，這使他們的行動變成自由的節日，例如，違法監禁僱主。工人試圖建立一個道德的社會，也就是說在這個社會中，異化中解脫出來的人能夠使自己存在於他同集體的真實關係中。

他談到道德是他始終關注的問題，他說，他很高興地注意到，他的毛主義者朋友以另一種形式也在關注這個問題，把道德和政治聯繫在一起。他用很長的時間闡發了自己的道德觀，「對我來說，這問題的實質在於：要搞清楚是選擇政治還是道德，或者政治和道德是否是一回事。現在我是返本歸源，也許要豐富一些——我把自己置於群眾活動之中。目前，幾乎到處都有道德問題，道德問題無非是政治問題；在這一方面，比如說，我發現自己同毛主義者是完全一致的……實際上我闡述過兩種倫理觀，先是在1945年到1947年期間，那時的看法完全搞錯了……後來我在1965年前後所作的筆記闡述了另一種倫理學觀點，也包括實在論和道德問題。」

薩特：1970年春，我同你一起吃過一次午飯。維克多：你當時想到的，你將去見面的會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呢？薩特：我猜想，你可能是像有錢的阿飛那一類稀奇古怪的角色。……要同你見面的那一上午，我充滿了好奇心，那是由於人們對我說起的你是……一個神秘的人物。

維克多：你一點兒不把我當成一個領導者，也一點兒不把我當成一個男人。

薩特不贊同對諾格雷特的綁架行動，此人在雷諾公司主管解僱事務，新人民抵抗運動（N.R.P.）在奧凡奈被害數天後作為報復綁架了他。薩特感到十分不安，如果有人問到他對此事的看法，九*九*藏*書他到底說什麼好呢？綁架者們也心神不定。他們很快就釋放了諾格雷特，沒有附加任何要求。

星期六晚上我們同西爾薇一起過得很愉快。直到午夜薩特才稍感睏倦，然後他一口氣睡到翌日九點半，醒來感覺很好，精神極佳。6月也有了一個好的結尾。《人民事業報》又出版了，新出的一期是成功的。

在巴黎，我們得知奧凡奈被殺。這是一個很長的故事的悲修結局。在雷諾工廠出於政治原因隨意解僱工人之後，有兩名被解僱的工人進行絕食鬥爭，一名是突尼西亞人薩多克，另一名是葡萄牙人約瑟，法國人克利斯蒂安·利斯也參加到其中。他們在布洛涅的多姆街一個教堂里找到一個避難之地。2月14日傍晚，薩特去雷諾汽車公司塞坎島工廠同工人們談話。與他同行的還有女歌唱家科列特·馬格尼，幾名加塞姆·阿里委員會的成員和幾名新聞記者，他們是坐運貨車秘密到達的。他們散發了傳單，抗議對毛主義活動分子、特別是對那些進行絕食鬥爭的工人的解僱。他們被守衛人員粗暴地驅逐出來。薩特在一個記者招待會上評論了這個事件：「我們去雷諾工廠同工人談話。因為雷諾工廠是歸國家所有，人們是可以在那裡自由走動的。但我們不可能同工人談話。這說明雷諾工廠夠得上法西斯主義了。只要那些守衛人員發現不會有工人來保護我們時，他們就變得十分凶暴。我們有好幾個人挨了毒打，一位婦女被拖下樓梯。」

總的說來，像一年前那樣，我們愉快地照常生活。我們經常去看望老朋友，有時也去會一會和我們認識但不太熟的人。我們同蒂托·傑拉西一起吃午飯，他從美國回來，用好長時間給我們講述兩個黑豹黨頭目克利弗和休伊之間的爭鬥。儘管他對克利弗也懷有好感——認為他很聰明，較活躍——但他更肯定了休伊的責任感。他希望薩特參加他的活動，但是薩特由於未掌握足夠的情況，拒絕參与任何行動。

他的情緒立刻好了起來，他比任何時候都更有活力，更加快活。11月26日，我們看了一部關於他的影片的試映，他在屏幕上的形象就像他在生活中那樣；我看到他充滿青春的活力。（他的非凡之處，使那些圍繞著他的人感到惑然的地方就是，他從那看來會永遠吞沒他的疾病的深淵中浮了上來，活潑愉快，好像絲毫未受損傷。我一整個夏天都在為他傷心，而他又完全恢復到先前的狀態，好像「虛弱的翅膀」從來沒有擦傷過他似的。一次次的復活，一次次從地獄邊緣返回，解釋了後面我一頁一頁要說的東西，「他病得厲害，他又很健康。」他在身心兩個方面都擁有健康之源，用來抵抗一切打擊，直到他的最後一息。）

他仍然忙於《人民事業報》。10月，他和報社的朋友寫了一篇《我們控訴共和國總統》，以招貼畫的形式張貼出去，並作為報紙的第二十九期增刊出版。12月，他同一百三十六名知識分子一起，簽名於一個反對「新種族歧視」的呼籲書，呼籲書發表在《人民事業報》，《新觀察家》予以轉載。也是《人民事業報》，在12月22日，發表了他同阿朗達的談話。阿朗達是設備部長的技術顧問，他在《傳聞》上發表文獻，證明當局某些要人有欺騙和受賄行為。他向司法當局支出了有關文件，他是唯一的控告人。阿朗達的個性使薩特感興趣，他說他想同阿朗達談一談。阿朗達同意了；薩特試圖讓他明白譴責政府的某些不法行為實際上是抨擊這個政權本身；並讓他相信，應該去成立一個「由有能力去拒絕任何不公正行為的人民所支持和監督的政府」。由於蓬皮杜想撲滅這一事件，阿朗達受到很大的打擊，雖然如此，他並沒有直接指責當局，而只是說這些現象是人性的軟弱所致，薩特強調指出：不管阿朗達願意還是不願意，他以自己的方式，充當了「一個直接民主的代表」。

9月底我們返回時，薩特精神煥發，回到我的住處他很愉快。「我真高興回來了，」他對我說。「其它的任何地方我看都一樣，可這裏，只要回到這裏就覺得高興。」我們度過了一些十分愉快的夜晚，我幾乎不再為他擔憂了。

薩特：我見到了你；你立即討到我的喜歡，在我看來，你顯得比我以前所遇到的大多數政治人物、特別是共產黨人都要聰明得多、自由得多。我非常看重這一點：你不反對談談較少政治色彩的話題。簡而言之，你願意超越談話的主題，這是我同女性談話時所喜歡的地方。——談談哪兒發生了什麼事情——這在男人之間是很少有的。

散會時，一個婦女一邊盯著薩特一邊抱怨，「聽這樣的演講真不值得穿這麼講究的衣服。」另一位女士附和道，「一個人在公眾面前講話時應該注點意；應該衣著得體。」在伊拉茲馬斯那間頗為迷人、陳設考究的房子里，年輕的律師們舉辦了一個雞尾酒會。會上，另一位女聽眾又拾起這一話題，對薩特進行直接的攻擊。她是從工人階級上升到中產階級地位的人。大凡如此高陞的工人所關心的第一件事就是系領帶。

暴力、自發性、道德，這是毛主義者革命活動的三個直接特徵。他們的鬥爭，象徵性和偶然性越來越少，現實性越來越多。「毛主義者以其反強權的行動顯示出他們是唯一革命的力量，他們有能力適應高度組織的資本主義時代階級鬥爭的新形式。」

薩特：你畢意還是一個男人；但你有些女性特徵。我喜歡的正是這一點。維克多：從什麼時候起你對我們之間進行理論上的重大討論有了興趣？薩特：這種興趣是逐漸產生的。……我同你的關係有一個逐漸的變化。hｔｔpｓ://read•９９ｃsw•cｏｍ……我們之間有真正的自由——把一個人的立場置於危險之境的自由。加維是一個年輕的記者，他為《現代》寫了一些有趣的文章。他屬於「革命萬歲」組織——一個比毛主義者較少教條主義而較多無政府主義的運動——薩特在它的報紙《一切》當過一段時間的編輯。薩特同樣很喜歡他。薩特很高興通過一本書將他與毛主義者的關係具體化，由此，他可以使自己的政治思想得到更新。一天晚上，他顯得十分興奮，對我和博斯特說，他同這兩個青年人的友誼使他感到自己也年輕了。他只是遺憾自己的年齡無法使這一友誼帶來豐碩的成果。1972年12月，他在同維克多的第一次談話中說到這一點：

元月底以來，每天都有毛主義活動分子在雷諾公司比昂古爾工廠的埃米爾·左拉大門前散發雷諾鬥爭委員會的傳單，2月25日，他們號召當晚在夏隆搞一個反解僱、反失業、反種族歧視的示威活動。其中有一年前被雷諾解僱的皮埃爾·奧凡奈，現在他為一家洗衣店開送貨汽車。工廠門口有八個身穿制服的守衛人員，他們緊張不安。因為這時工人正開始下班，柵欄門敞開著。毛主義者和守衛人員先是爭吵起來，接著開始了一場混戰。一個身穿便服的人從崗哨處注視著這個場面。當毛主義者剛剛跨入工廠大門幾步遠的時候，這人喊道：「從這兒滾開，不然我就開槍了。」奧凡奈離他兩米遠，正往後退，這個叫特拉莫尼的人扣了扳機，槍啞了火，他又開了第二槍，打死了奧凡奈，然後逃進了工廠。

電影還沒有拍完時，2月24日，一個比利時朋友拉萊曼特律師邀請薩特給布魯塞爾的年輕的律師們作一次關於鎮壓的演說。我們下午一點鐘出發，上了高速公路。西爾薇開車。這一天天空晴朗，陽光暖人。中午我們停車休息一下，吃了西爾薇準備的牛角火腿麵包。五點半我們到達布魯塞爾，很快找到了那家旅館，房間已預先給我們訂好。我們安頓了一下，就去了酒吧間，拉萊曼特和弗斯特雷頓在那兒迎接我們。弗斯特雷頓的一雙碧眼還是那麼漂亮，但他瘦了很多，看起來有點像康拉德·維德。我們同他們倆還有另一些朋友一起在大廣場「天鵝」飯店吃晚飯。這個廣場是我們再三讚賞的地方。之後我們在附近小街散了一會兒步，然後就去了議會大廈。

回到巴黎后，薩特立即重新投入了他的積極活動。那時在巴黎地區有十六萬五千個空著的寓所。住在古特多爾區的居民——其中大部分是北非移民——佔用了小教堂大道的一所住宅樓。他們剛住進去兩天，警察就包圍了這棟樓。占房者受到圍攻退到頂樓。警察帶著一個長梯打碎了樓房的每一個窗戶，迫使所有的占房者離開房子。男人們被帶到一個不知名的地方，婦女和兒童被集中在一個收容中心。

「紅色援助」由羅朗·卡斯特羅領導召開了一個記者招待會抗議此事。

我們很快就發現，聽眾全是些中產階級——婦女們的衣著都很講究，頭髮也是剛剛做好的。1968年以來，薩特不再打領帶，不|穿傳統的西服套裝，這天晚上他穿了一件黑色套頭毛衣，聽眾對此頗多指責。事實上，薩特同這些人確無共同之處，我們不很清楚拉萊曼特邀請薩特來此的目的。

2月28日，米歇爾·芒索駕車送薩特和我去參加抗議奧凡奈被害的示威活動。人流似海。我們沒有呆很長時間，因為薩特走路很困難。由於我要參加「選擇」組織的會議，不可能同他一起參加奧凡奈的葬禮。他同米歇爾·維恩一起去了。薩特的腿病不允許他走完送葬的全程，但在他看來，這一龐大的活動蔚為壯觀。自從1968年5月風暴以來。新革命左派還從來沒能召集這樣多的人走上巴黎街頭。據報紙估計，至少有二十萬人，各報都提到了左翼運動的復興並強調了這次活動的重大意義。

這是春天——一個突如其來的燦爛春天。一時間，太陽成了夏日的驕陽；嫩芽吐綠，萬木返青，公園裡鮮花盛開，鳥兒也放開了歌喉；街上洋溢著清新的青草味。

「我很滿意你們同我的關係。當然，我對你們有益才意味著我存在。我對此完全贊成。但是當我們要共同進行活動時，就有了友誼，即一種超越我們所從事的活動的關係，一種相互的關係。……這是我同你們的關係的深刻意義。對我說來是這樣的，如果你們對我提出置疑，我也懷疑自己並站到你們那一邊，這樣，我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我是在幫助建造這樣一個社會：那裡仍有哲學家，但他們是一種新型的人，是勞動知識分子；他們會自問：『人是什麼？』」這些談話唯一不好的結果是：為了持續到下午兩點，維克多和加維吃夾心麵包、喝紅葡萄酒；薩特平日午餐要晚一點，他也喝了一點酒，但不吃什麼。毫無疑問，這是他晚上精神狀態常常不佳、想打瞌睡的原因。元月，維克多和加維的朋友莉蓮·西格爾請他們務必讓薩特少喝一點，雖然不須預先給他打招呼。他們這樣做了，後來薩特就不再打瞌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