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薩特告別
1973年
下午我又見到了薩特，晚上他在萬達家度過，莉蓮·西格爾的兒子開車去那兒接他回我的住處。萬達後來告訴我，薩特的精神有些錯亂，他對她沒完沒了地說一個坐在他膝上的黑女人第二天，星期六，我們同西爾薇一起度過的晚上是不愉快的。薩特固執地要喝酒、抽煙，我和西爾薇為勸阻他而精疲力竭。第二天吃午飯時我們責備他，頗使他難堪。他的電梯又壞了，但他一定要登上十樓回到他的房間工作。說到工作，那時他正準備寫一篇關於希臘抵抗運動的文章，他反覆閱讀一本很不錯的書《游擊戰士》，但我想，他恐怕沒有記住什麼。這天晚上我們在我的住處玩跳棋。他明顯地好了一些，但他的記憶仍然恍恍惚惚。
12月15日（星期六），我去他住所，看到他坐在寫字檯前；他極其傷心地說：「我沒有思想了。」他要起草一個支持《解放報》的呼籲書，但總也寫不好。我勸他去睡一會兒，然後我們兩人一起做了這一工作。他發現自己很難集中注意力，即使這樣，他仍然給我作了一些必要的指點。加維來取這篇文章，表示贊成。過了一會兒，我給薩特讀熱納維埃夫·伊迪所寫的一本評論《詞語》的極好的小書末尾一段。他對這本書很滿意。有一次，他讓我很傷心。他環顧自己的書房，說道：「想到這套房子是我的，這真是奇怪得很。」「你知道，這是一套非常好的房子。」「我現在不喜歡它。」「怎麼？過去你是很喜歡它的。」「人們對某些東西是會厭倦的。」「你厭倦得太快了點。我在我那套房子住了十八年，現在我還是喜歡它。」「不錯，但現在這房子是我不能工作的住所。」幾天後，我給他讀波德萊爾的書信中的一段，我對他說，他應該讀一本關於路易絲·柯萊特的書。「我一回到巴黎就去讀，」他答道。接著他又更正自己，「等我習慣了這種生活方式，我就去讀。」這新房間和這新的生活方式都意味著他不再能夠安心，不再在他真正的住所了。
過了兩星期，醫生仍不能確診薩特的眼病。薩特的視力變得很糟。我還記得，他低頭趴在一個放大鏡上看報紙的樣子；放大鏡是我們的一位日本女朋友送給他的。甚至用放大鏡他也不能看清所有的東西。他嘗試再三，總不成功。
他醒來的時候完全能記起前一天的事情。他頗以中午將去看一位年輕的希臘婦女的念頭為樂，她寫了一篇關於他的文章，他很喜歡她。他好像完全意識到了每一件事，但我懷疑他是否可能恢復工作。這天晚上，他沒有注意到西爾薇把水摻入威士忌的瓶子中。我不喜歡這種小小的欺騙行為，但我也找不出辦法可以減少他的飲酒量。這一夜，他不斷他說：「我就要滿六十八了！」我問他，為什麼這使他那樣激動。「因為我原以為我將要滿六十七。」第二天我們又去看B醫生。我對B談到薩待的紊亂狀態。薩特也在場，但他聽著卻無動於衷。B醫生帶薩特到檢驗室進行檢查。B認為他的情況還不算壞。薩特的手書能力比以前一段時間要強得多。
他讀了一本評論《牆》的小書，很感興趣。他開始遺憾自己不能工作。他寫了一封信發表在《紐約書評》上，為在越戰中逃跑的美國士兵要求大赦。
我同他一起度過許多愉快的夜晚。他樂意喝他的水果汁，星期天我們同西爾薇一起吃飯時總是談笑風生。蒂托·傑拉西想寫一部關於薩特政治生涯的傳記，他和我們一起在「圓頂」吃午飯，然後他同薩特單獨談話。他看到的薩特身體很好。5月21日，薩特恢復了同彼埃爾·維克多和加維的談話，維克多和加維對莉蓮·西格爾說：「他有非凡的智慧，完全像他以前那樣。」五月底，他參加了《現代》的會議。豪斯特和郎之曼也發現他還像以前那樣生氣勃勃、智慧超群。（薩特從南方回來后，給他們的印象曾使他們嘆息不已。）他仍是猶豫著叫不出別人的名字來，對自己的病情也記不清楚，特別是對頭暈的發作。有時他說這是他的「一些小毛病」。一天他對我說：「這可能使你很不愉快。」我答道：「是的，甚至比你更不愉快。」「我？我不清楚發生了什麼事。」
薩特在下午仍然酣然入睡；甚至夜裡已經睡夠了，早上我讀東西給他聽時，他也時常漸漸入睡。他確實變得對許多事情都漠不關心起來。一天早上，他起床后，我為他擦去襯衣上的一點口水。他說：「噢，是我流出來的。兩星期來我一直在流口水。」我沒有提及這事，怕他為之羞惱，但他並沒有把這當回事。使他有些不快的是他的昏睡狀態：「像我這樣睡真有點可笑。」他傷心地對我說：「我沒有任何進展。」一個星期六晚上，他、西爾薇和我被邀請去吉澤爾·阿里米家吃古斯古斯；他沒說一個字。我們同蕾娜在一家飯館吃午飯時他也幾乎不說話。
第二天上午，他十點醒來，剛好我們的早飯來了。「昨天晚上我們過得很愉快，」我說。他答話的口氣有些猶疑不定，「是的。但昨天晚上，我想我們沒有必要外出。」「你沒有對我說過這個意思。」「從我來到這兒就是這樣。我感到如果碰到其他人，我將處於危險之中。這樣，我想我應避免見人。」我進一步去問他，他說，他並不特別害怕任何人，但他總覺得自己是一件東西，同其他人沒有任何關係。「但是你同他們有關係。」「如果我使得他們存在。」他又說，除了葡萄酒，總是我在點飯菜；但這不是實情。從所有這些情況看，我斷定他的頭腦完全是混亂的，他不理解自己身上發生了什麼事。他盡量把自己記憶中的遺漏和破碎的胡言亂語小而化了，他也說他如果不是病了，就是「累了」。在這段時間，他非常沮喪地兩次重複道，「我就要滿六十八歲了！」在巴黎的時候，有一次，在他的病發作前不久，他對我說：「最後他們會切斷我的腿的——不過沒有它們我也可以做事。」顯然，他想到他的身體，他的年紀，想到死，他被日益不安的情緒所折磨。
晚上，吉澤爾·阿里米打電話告訴我，她被幾個《法蘭西晚報》的記者纏住了，他們臉上的樣子像是要吃人，「薩特有什麼病？他看來很不好。」「他正恢復健康，」她答道。而他們沒有一點點羞恥心：「如果發生了什麼事，你一定要讓我們知道，聽到沒有？」事實上，是薩特蹣跚而行的雙腿，他的肥胖和他的冷漠無情的目光所造成的印象令人難以忍受。我們同西蒙娜·西諾蒂在太妃廣場相逢，她看到薩特的視力狀況大吃一驚。薩特有所察覺，一天我們沿著德朗布爾街慢慢行走，去「圓頂」吃飯，他說：「我該不是太像一個病殘者吧？」我只好用違背事實的話來安慰他。
他的病情仍然時好時壞，他在下午睡一會，醒來時常常胡言亂語一陣。
他同愛姆·伯尼爾有一個談話錄。《薩特論毛主義者》，發表在1973年2月號的《現狀》。他分析了自1968年5月以來他的政治活動，特別是他介入《人民事業報》。他說，「我相信非法活動。」他仍然把相當多的注意力放在《現代》上面，在它的1月號上他發表了一篇文章《選舉：一個欺騙傻瓜的圈套》。在這篇文章中，他拒絕間接民主體系，認為這是有意讓我們變得軟弱無力——把選民分裂成原子，把他們變為系列。這一期所有文章的宗旨都是同樣的，表明《現代》同人們在政治上的一致。這一期在讀者中造成了極大反響，薩特感到非常滿意。2月，他在接受《明鏡》的一次採訪中又回到他對法國政治的分析。
幾天後，他已經感到累了。「我見的人太多了。在羅馬我們不見任何人。」
博斯特建議我們去芒東一游並在費朗西斯飯館吃帶蒜泥蛋黃醬的魚湯。薩特非常想去。我們在這小飯館的陽台上要了一張桌子；侍者才端來魚湯，薩特就把盤子翻在了腳上。幸好沒有造成大的問題，我們把他的鞋子擦洗了一下。女侍者又端上一盤湯來。薩特的手腳一向不靈活，但現在，由於視力太差，好像完全手腳無措。他以一種不正常的冷漠態度對待剛發生的事，好像這盤子不是他弄翻的，事情跟他毫無關係。
又過了幾天，阿萊特打電話給我——薩特的頭暈病又犯了，他剛下床就跌倒了。這天下午，他去看了一位有名的專家。晚上，他談了會診的情況，很沮喪；眼科醫生在太陽穴的靜脈中發現一個血栓形成，在眼的後面發現三個出血點。然而，我在約見B醫生時，他對薩特的情況卻比較樂觀。薩特的頭暈好了一些，他又可以正常走路了。血壓仍然很高——200/120——但從神經學的觀點看，這一切還是正常的。B給我一封信轉交給眼科醫生，他說明薩特患有一種「帶有頭暈發作的腦動脈疾病」，他有高血壓，還有早期糖尿病癥狀。在一定程度上我對這些早有所知，但看見它們寫在紙上仍使我驚惶不安。看到我為此事傷心，郎之曼打電話給他的朋友，一位姓庫爾諾的醫生，就此事請教。庫爾諾醫生解釋道，薩特要完全恢復，至少需要一年的時間；然而他一旦恢復了，就可能活到九十歲。如果他的病再次發作就很難預卜後果是輕微的還是非常嚴重的。
根據他的伽馬—腦電圖，他的腦子沒有什麼毛病。有時他會說出一些很奇怪的話語。一天上午，我把葯遞給他，他對我說：「你是一個好妻子。」
在這一個月里他和《解放報》記者還調查了維勒諾夫-加勒內的大住宅區。他覺得這次考察沒有多大用處。在《解放報》6月發表的關於這個問題的討論中，一些青年人發了言，薩特參加了討論會但沒有講話。
他同阿萊特在朱納斯住了一段時間。我和西爾薇坐汽車接他們去聖保羅—德旺斯。我們到他那兒時，他在陽台上曬完太陽已經下來了。像以前每次隔一段時間再見到他時一樣，不怎麼好——臉腫了，舉止似乎有點兒僵硬笨拙。read•99cｓw•cｏｍ我們四人出發了，途中經過朗格多克地區美麗的鄉村——低矮的常青樹叢、葡萄園、鮮花盛開的果樹林，遠處青山如黛。我們駕車通過克拉烏，繞過卡馬爾格地區，隱隱約約可以看見阿萊斯，最後停在埃克斯城門口一家挺不錯的旅館吃午飯。西爾薇留在汽車裡睡覺。然後我們再次上路去布里尼奧勒，沿途經過我非常喜歡的埃克斯鄉村。路上薩特問道：「那個和我們一起來的小夥子出了什麼事？怎麼把他給丟了？」他沒有再說下去。後來他對我說，這是由於西爾薇沒來吃午飯而把他給攪糊塗了。
他的精神狀態極好，他說他的視力好了一點點。他當然還不能閱讀，但他可以玩跳棋。他帶著某種滿意的心情說著「我的病」。他對我說：「我太胖了，這是因為我的病。」在街上，我們走去吃午飯時，他說：「不要走得那樣快；由於我的病我跟不上你。」我說：「但你現在沒有病啊。」「那我現在是怎麼回事？比以前弱了？」這個詞絞動者我的心，我說：「當然不是。僅僅是你的腿有點兒軟。」但我並不明白他對自己的狀況怎麼想。
他的親屬想弄清他死亡的真相，但沒能成功。
2月底，薩特的支氣管炎發作。他很快康復了，但這使他有些疲勞。3月4日（星期天），議會選舉第一輪投票。《解放報》請薩特以此為題寫一篇文章，這個晚上我和米歇爾·維恩同他一起去編輯部辦公室。有許多人在那兒從收音機里聽選舉結果，收音機的噪音、人們的爭論聲，十分嘈雜。薩特坐在桌子一角，為第二天的《解放報》寫一篇重頭文章。薩特十分自豪，他寫得又快又好，不受喧鬧環境的影響。而我卻在一旁為他的身體擔心。這天晚上對於他是嚴峻的考驗。第二天他同米歇爾在「圓頂」吃午飯，她總是讓他喝得太多，他們為了一個訪問記又回到報社。一路上交通擁擠，去的時候坐計程車走了三刻鐘，回來也是這樣。那天晚上將近七點鐘，我碰到他，他對我說他很疲乏。八點左右他去阿萊特家看電視台播放的一部影片，後來她告訴我，他到她家時精神不太好。接著第二天中午前後，阿萊打電話給我：「薩特不怎麼好。」前一天晚上，將近十點鐘，他的病突然發作。他的臉扭歪了，煙從手上掉下來，明明坐在電視機前卻問：「電視機在哪兒？」他好像一個九十歲的老糊塗。手臂第三次麻痹。澤登曼早有提防。馬上去給他作佩爾瓦卡明注射。薩特打了一針。他的胳臂能活動了，臉也不歪了，但頭腦還是不怎麼清醒，我給在薩爾佩特里爾醫院的萊布教授打了電話，他答應我在兩天內來看薩特。
一輛計程車停在「歐洲」旅館，薩特走了出來，我在那兒等他。他沒有刮好臉，頭髮很長，顯得非常老，我帶他到了他的房間，給他一些書（雷蒙·胡塞爾的一生和喬伊斯通信集）。我們談了一會話，然後留下他一人休息。
因為薩特現在感到好一些，他更加難以忍受病情的折磨。他很討厭一早一晚的打針。「他們打算就這樣一直打到我死嗎？」他氣惱地問我。我帶他去看糖尿病醫生，醫生的診斷是，他有輕微的糖尿病；醫生開了一些葯並要求他節制飲食，不服糖。他禁止薩特晚上飲用水果汁。B醫生認為薩特的狀況有所改善，減去了一些葯。離開時，薩特不滿地說：「他對我不感興趣了！」這倒是真的；雖然B為薩特認真地治療，但他對薩特是一個作家這一點不感興趣——他竟建議過薩特去寫詩。
像往常一樣，他同阿萊特出去度假三星期。我和西爾薇到南方旅行，阿萊特不時向我報告他的信息。他的情況很好，只是散步容易疲勞，閱讀較為困難，7月29日，我們去朱納斯接他，同他一起去威尼斯，他在威尼斯將會見萬達。這次重見薩特，我感到一種混合著悲哀的幸福。由於他的扭歪的嘴唇和他的很壞的視力，他的臉有一種凝固不變的表情；他顯得蒼老和疲憊。我們從朱納斯到威尼斯的四天旅行是十分愉快的。薩特有點迷糊，心不在焉，但非常快活。儘管視力不佳，他可以隱約看清一路風光，景物的起伏變幻使他很高興。我們穿過尼姆，沿杜朗斯河而行，因為交通擁擠，繞過阿勒斯和埃克斯。我們在梅阿爾格斯城堡吃午飯，午飯很不錯，薩特喝了一杯「古堡」酒。我已在圖爾的巴斯弟德訂了房間，我們經過迷人的小路到了那裡。從陽台上可以看到奇妙的美景：松林如濤，青山起伏。
他同阿萊特一起回巴黎，我和西爾薇一起走。我回到巴黎的那一天，同他一起吃午飯，他的精神很好，充滿熱情；我講了我從聖保羅到巴黎一路上的情況，他聽得很有興味；下午，在他的房間，他拆閱信件，翻看寄來的書，以作消遣。但在另一些日子，他又退回到病髮狀態，沒精打采，昏昏欲睡。這種希望和憂慮的反覆交替真弄得我疲乏不堪。
在神智上，他有時非常活躍，記憶力完好。但也有時神思恍惚，這讓我很受不了；有時又讓我憐惜得幾乎流出淚水，比如，他對我說：「我戴這頂帽子感到不好意思。」又比如，有一次我們離開一家飯館，他對我低聲說：「人們正在看我。」那口氣是在說：「他們認為我的情況很不好。」與此同時，他的極好的情緒，他的忍耐，和他的盡量不給人帶來麻煩，又使我驚嘆不已。他從不抱怨他那不再可能恢復的視力。
10月8日，吉澤爾·阿里米和她的一位年輕的同事坐車來接我們，請我們在太妃廣場吃午飯。他們說他們有點怯場；薩特完全不。他是冷然待之，他經常如此，現在也一樣。我們到了第十七法院，旁聽了一個小時關於幾個輕罪案件的審判，判得很快。兩點，薩特的案件開始審理。《備忘錄》的人一個不在。他們聘請比阿吉作為常年律師的助理。首先是關於程序的辯論，然後讓證人暫離，薩特向法庭供述。他按照我們商定的方案，對《備忘錄》問題進行陳述，他講得十分有力。但他不應談到諾格里特被綁一事，這一點使他在主審法官面前陷入困境。然後聽取證詞。達尼埃爾·梅耶同比阿吉的爭辯是非常滑稽可笑的。比阿吉竟敢說，他之所以抨擊薩特，是由於薩特的戲劇《蒼蠅》。德比-布里德爾答說，許多抵抗戰士包括波朗都認為，一個人可以在佔領時期公開表達自己的觀點，如果這樣能產生效果，《蒼蠅》就是這樣。克洛德·莫里亞克有點無所適從：他來這兒是出於對薩特的友誼，但又不是心甘情願。然後又有許多關於程序的辯論。《備忘錄》撤回對於侮辱和誹謗的控告，僅僅指控被告的恐嚇行為。他們的那位年輕律師向我們甩出一篇激烈而空洞的辯護詞。主審法官嚴厲地對他說，不要老是在桌子上猛敲，搞得說話聲聽不清。接著是比阿吉，他進行了一通辱罵，他顯然沒有認真研究案卷。否則他可以在《人民事業報》上找到許多失誤之處，而不是只限於謾罵和簡單地摘引文學名言。吉澤爾·阿里米講了一個多小時。她對《備忘錄》進行毫不留情的指控——談到它同O.A.S.的關係，它對暗殺者的鼓動和它的種族主義。法官不時地提醒她說，她談的問題已經超出了範圍，但還是允許她繼續講下去。在閉庭前法官表示，這次審判不是為了再次對《備忘錄》判罪。因而將撤消本案訴訟，帶有侮辱和誹謗的起訴是無法接受的。我們離開時，對這個結果非常滿意。
2月初，《解放報》在靠近龐丹門的社址開業。薩特發了八十張請帖並設了一席豐富的冷餐，但是——我們至今搞不清楚為什麼——幾乎沒有人來，在場的都是《解放報》的工作人員。快到七點鐘，居尼、布萊恩和穆盧德傑來呆了一會兒。
這天上午有些記者打電話來，但薩特沒有見他們。我們在大鍾廣場陽光下喝了點東西，在飯館的一樓吃了頓午飯。薩特看著街上人來人往，頗為逍遙。我們圍繞這小城散了很長時間的步，他一點也不顯得累。六點，我們上下火車，在車上吃飯。莉蓮·西格爾和她兒子十一點半在火車站等我們，他們驅車把我們送到我的住處。
我和他一起吃午飯。他又談到那個女醫生給他一杯威士忌的事。我對他說，他肯定記錯了。他承認了這點。整個下午我都在他的住處。他看書，我也看。
他的眼睛是他生活中唯一的陰暗面。像以往每年要做的那樣，他去著眼科醫生，檢查的結果表明，他的視力的十分之四——幾乎一半——已經喪失了。而他只有一隻眼睛能工作。他在進行一個為期兩星期的治療，若無效果，就要考慮去做一個小手術。
這天晚上博斯特來看我們。薩特在他之前到我這兒。我對薩特談到他的病的發作；他幾乎什麼都不記得。我們同博斯特討論了議會選舉。薩特一定要喝兩杯蘇格蘭威士忌，將近十一點，他已經支持不住。我把他扶上床。博斯特十二點左右離去，我在長沙發上和衣而睡。
《或者、或者》雜誌有一期是關於薩特的，發表了薩特1961年在葛蘭西學院的演講《主觀性和馬克思主義》一文，以及一些關於他的文章。我把這些文章翻譯給他聽。我們偶爾同萊利歐·巴索或羅森娜·羅桑達見面。9月5日西爾薇與我們分手，把汽車開回巴黎。第二天，一個德國女記者艾麗絲·施瓦爾澤來看我們，她和我是在開婦女解放運動組織會議時結識的，我和薩特都很喜歡她。她為德國電視台拍了一部關於我的短片，並拍攝了傍晚在我們陽台上的情景。我們同她吃了一頓愉快的晚餐。我們的朋友博斯特一家也來看我們，他們在羅馬住了一些天。離開羅馬時我惴惴不安。「我們何時可再來？九-九-藏-書」我惑然自問，向這個城市最後望了一眼。「這樣，這個羅馬的假期和它那悲傷的甜蜜是過去了，」我回到巴黎后寫道。巴黎的秋天是極好的，但我擔心薩特在巴黎又會勞累起來。
薩特恢復了他同維克多和加維的談話。他聽他們談，偶爾插入一些評論，但總的來說他幾乎沒有參与進去。一個星期天上午，他在家裡接待了《現代》編委會討論一篇社論，關於一個對他來說十分重要並經常在我們之間談論的問題：以色列和阿拉伯之間的衝突，討論中他沒有說一句話。第二天他對阿萊特說，他覺得當時他大概睡著了。郎之曼和普隆感到吃驚。我給薩特朗讀時，他經常睡著，甚至讀《解放報》，他最感興趣的讀物，也是如此，他並不意識到自己的狀況。他對一個老朋友克洛德·達依說：「我的眼睛不行了，但就腦子說來，一切都還好。」
薩特還做了不少工作。1973年1月，他寫了一篇通訊發表在《世界報》上，內容是關於監獄，「這個制度使我們大家都生活在一個集中營世界里。」他在布魯塞爾一家雜誌《司法》的採訪中，談到阿朗達的事情，布律埃-昂-阿爾圖瓦事件，米歇爾·富柯的立場和中國的司法。他為奧利維埃·托迪的書《窮漢》寫了一個序，這書是朱利亞出版社1957年出版的《半個原野》的重印本。他對該書的歷史背景——1955至1956年的摩洛哥形勢——作了介紹。
他多數時間都是設法隱藏自己的焦慮。新年夜，他、西爾薇和我在我的寓所過得很愉快。這年年底，他的狀況好了許多；他很少打瞌睡，有時他完全恢復到了以前那個薩特的樣子——例如，1974年1月2日的《現代》開會，他就是這樣。但在別的時候他又回到冷漠的狀態。1月8日七點半鍾，他回到家時，他的神色是那樣沮喪，那樣呆板，郎之曼來這裏呆了一會兒，見狀大驚。他離走時吻了薩特，薩特對他說：「我不知道您是吻一塊墓石還是一個活人。」這話讓我們的心寒透了。他睡了一會，然後聽電台的法國音樂節目。夜晚我問他，他說那話是什麼意思。「噢，沒什麼意思。只是開個玩笑。」我仍然追問他。他說他感到自己大腦空空；沒有工作的慾望。他帶著焦慮和幾乎是羞恥的表情看著我，「我的眼睛再不能恢復了嗎？」我說，恐怕是這樣的。我傷心極了，哭了整整一夜。
第二天上午，他和朱利準備重新整理一下他們關於強|奸事件的談話。九點半我去一家咖啡店，薩特同莉蓮通常在那兒一起吃早飯。她在那裡，朱利也在，但薩特不在那兒。我看了一下朱利帶來的文章，稿子沒頭沒尾，薩特還沒有露面。十點，莉蓮打電話給他；他剛剛醒。他終於來了，喝了一杯咖啡，吃了一點東西，我帶他回我家。我們用了兩個半小時，整理出一篇像樣的文章，它發表在11月15日的《解放報》上。在這篇文章中，他思考了這個越南姑娘被強|奸所包含的道德意義和政治意義。我給他讀了奧雷斯特·普沙里的一篇文章，是關於薩特美學思想的，薩特對它頗感興趣。後來我們玩跳棋，但他看不清楚，只有作罷。那段日子，最使我難受的事情是，他相信——他希望去相信——三個月內他的眼睛就可以複原。新住房準備就緒，連電話也已經裝好。遷入新居使他高興。從這時起，我每星期在這兒呆五個晚上，睡在他隔壁的卧室里。另外兩個晚上阿萊特過來。
我們沿著一條擠滿卡車的高速公路到達熱諾，進城的路既長又難走，薩特不但沒有著急，他的情緒反而隨和可愛。我們在靠近火車站的一個旅館找到房間，然後到旅館的餐廳稍微吃了點東西以作晚餐。
12月初，他的狀況既沒有轉好也沒有轉壞。他嗜睡。甚至在上午，維克多給他讀書的時候，他也睡著了。我相信，這是一種逃避的方式。他無法接受他的近乎失明的現實狀況。還有許多其它跡象表明這種拒絕。我問他：「上午你幹了什麼？」「我閱讀和工作。」我又具體地問道：「你為什麼說你閱讀？」「哦，我又想到了包法利夫人和夏爾。我記起很多。……」
在威尼斯，西爾薇把車停在羅馬廣場的大汽車場里，我們上了一條平底船。我和西爾薇把薩特安頓在大運河邊上他的旅館里，接著我們自己去卡瓦萊托旅館安頓下來，它在聖馬克廣場後面，然後我們回頭去會薩特。我們給他一台收音機，這樣，當早上萬達睡在隔壁房間還沒有過來時他可以聽聽音樂。他帶我們到費尼斯吃午飯，差點走錯了路。烈日當空，薩特的身體不耐暴晒，他戴了一頂草帽，但他很不喜歡。「我戴著這帽子感到不好意思，」他後來在羅馬對我說。我們在聖馬克廣場喝了雞尾酒，然後回到薩特的旅館；那兒有一艘汽船送他去飛機場同萬達會面。他站在船上向我們招手，親切地微笑著。那微笑很少離開他的嘴角，它是這樣親切，幾乎過於親切，由於一種無法言說的原因，我為他擔心；在我看來，他顯得那樣脆弱！
第二天早晨我們租了一輛由司機駕駛的汽車重遊波歐。抵達時的景色十分壯觀——巨石聳立的荒原伸展在萬里晴空之下。薩特微笑著，愉快地說道：「今年夏天，我們要去旅行，我們兩個人……」我接著他的話說：「你的意思是說我們去羅馬？」「是的。」他說。他又重複了幾次：「我們旅行去，我們兩人……」我們在盧斯托—德—博馬尼爾的陽光下吃午飯，喝了一點酒。在死氣沉沉的城裡散步，然後從聖雷米回去，中途路過的鄉村繁花似錦，薩待看看他的手錶。我開玩笑問他：「你有一個約會嗎？」「噢，是的，當然，同我們今天早上在啤酒館遇到的那個女人。」我說：「我們沒到過啤酒館。」「不過，我們出發時，在那條路旁，」他有些猶豫，「也許這是昨天的事吧。」我使他相信我們完全沒有什麼約會。後來他對我說，他只有一個漂浮的印象，並沒有具體的人和地點，即使留下自己，他也只會一直走回旅館。後來我們呆在他的房間，坐在一起看書。他讀得非常慢。他花了兩天才讀完《新觀察家》雜誌，但是，他已經完全重新回到現實世界中來了。這天晚上，他對我說：「你真是應該接下去寫你的東西。」我說：「好吧，等你的病完全好了。」第二天，3月21日，天氣仍然是好得讓人目不暇接。「春天在這裏！」薩特歡快地說。我們又坐車去杜爾大橋。在「老磨坊」旅店灑滿陽光的平台上喝了一杯威士忌，他問我：「這是一座19世紀的橋嗎？」我糾正了他，心中為他隱隱作痛。飯後我們沿著橋後面的路散了一會兒步。每走到一個長凳旁，薩特都要坐一會兒。他說，這是吃的東西使他難以消化。他在回阿維尼翁的路上又不停地看手錶，我說：「我們沒有約會，你知道的。」「噢，不對，我們有，同那個姑娘……」他答道，但沒有再堅持下去。前一天，薩特要去打針，遇見一對教師夫婦，他們是《解放報》的一個委員會的成員；薩特打針回來時，那年輕女人在一個拐角處等他，他同她談了一會兒。約會的念頭可能是由這件事而產生的。這天晚上，我讓薩特回顧一下他這一天的事情，他記得很清楚。我們玩了會兒跳棋，又說了會兒話。
眼鏡商借給我們一台他說的那種儀器，但它對薩特完全沒有用處。能看到的字走得那樣慢，薩特寧可聽別人高聲朗讀，況且這樣他也不可能去修訂或改正自己的文章。他沒有感到失望，因為他對這事壓根兒就沒抱什麼希望。我們把儀器寄回去了。
這隻是一個暫時緩解。兩天以後，阿萊特上午打電話對我說，薩特頭暈，他倒下了。B醫生通過電話會診，建議減少用藥量，並且說，如果過幾天這病仍不見好，應該去薩爾佩特里爾醫院進行觀察。下午薩特同我在一起，他又有些頭暈。
8月15日我抵達羅馬，第二天下午我和西爾薇去佛米奇諾接薩特。透過玻璃窗我們馬上認出了薩特——他的帽子、他的個子，特別是他走路的樣子。他一手提著個小旅行袋，另一手提著半導體收音機。他來到我們住的那個旅館房間的陽台上，非常高興。他身體很好，但還是有一點不對勁。西爾薇把收音機放桌上。「你不想把它拿回去嗎？」他問。「我為什麼要拿回去呢？這是給你的。」「噢，我不需要它。」但後來他一連幾個小時聽收音機里的音樂，並且說，如果沒有這個收音機，他會很難過的。
10月底，薩特的狀況開始有了好轉。他對我們的談話感興趣了。一天上午，一位新房客搬到我樓上的房間，搬家的聲音吵得要命，薩特對我說：「這的確是我第一次高高興興地從你的住所離開！」
在聖保羅期間，薩特的大腦紊亂沒有進一步發展，但人的精神不好。陽光燦爛，鄉村景色分外嬌艷。薩特喜歡坐車去四周近處轉悠，他遊覽了尼斯、卡涅斯、戛納和穆根斯。但他回到房間之後，老是沒完地讀那本《游擊戰士》，他幾乎連偵探小說也不能讀了。「他不能繼續這樣下去了，」阿萊特對我說道，聲音驚惶不安。薩特自己也意識到這種狀況。一天早上，他點起第一支煙，對我說道：「我不可能再工作……我老糊塗了，……」但他仍然懷著對生活的興趣。我談到畢加索九十一歲才死，我對他說：「這個年齡倒不錯。這可以給你再加上二十四年。」「二十四年並不是https://read.99csw.com太多，」他答道。
我們很滿意我們有規律的日常生活。上午我給薩特朗讀一些書（這一年我給薩特讀了有關福樓拜的一些研究，一期關於智利問題的《現代》，豪斯特和勒魯瓦·拉杜里的新書，兩厚本關於日本的非常有趣的書。和馬蒂茲的《恐怖時代的可愛生命》）。用過簡單的午餐，他要睡兩個鐘頭。我同西爾薇去散步，或者在陽台的遮檐下坐在一起看書。儘管有空調，天氣仍很熱，但我喜歡這炎熱，這景色之朦朧，這人造革的氣味。薩特醒來時我給他讀法文報紙和義大利報紙。晚上我們同西爾薇一起吃飯。
第二天薩特看來情況還好。但在十一點，莉蓮打電話告訴我，他們一起吃早飯時，他說起胡話。他不認識她了——一會兒把她當成阿萊特，一會兒又當成我。她說她是莉蓮·西格爾。他卻回答說：「我認識莉蓮·西格爾。她就住在我家附近，她教瑜伽。」這話本不錯；但他以為莉蓮和他說的這個教瑜伽的老師不是一個人。他還問：「昨天同我和海狸一起的那個姑娘是誰？」「她肯定是西爾蔽。」「不，不是西爾薇。是你。」
第二天薩特理了發，他顯得年輕多了。他同阿萊特一起吃午飯，過後對我說，她對他不滿意，但他沒有告訴我為什麼。阿萊特通過電話把情況告訴了我。薩特對她說，他的一盒香煙在下水道里著了火，她看著他表示懷疑，他又說：「你是不是認為我老糊塗了？但這是真的，大家都知道。」他還說方才接受了一個英國人的採訪。下午，我帶給他一個小提箱。他翻閱著裏面那些寄給他的信件和書。晚上，我們同西爾薇一起在我的房間，他說話時精力有些不濟，大約十一點就去睡了。
早上醒來，他又隨便地聊了一會兒。他對我說到為一個希臘人寫的一篇序，這是真的；他又說到一個想自殺的青年人，因為這青年的父母想讓他坐牢。薩特記不起這人的名字，這是豪斯特和郎之曼的一個朋友。實際上並沒有出這碼事。這天晚上薩特看來是平安無事的，他似乎是心甘情願地放棄了酒精，在下跳棋時他贏了我。
B對他說，他的最大的敵人是酒精和煙草，而這兩者相比更希望他戒酒，酒精會毀掉他的大腦。B醫生只允許他在午飯後喝一杯葡萄酒。B開了一些葯。我們出來時，薩特對戒酒這事感到難以忍受：「這等於是向我六十年的生命告別。」過了一會，他不在時，我給B醫生打了電話。他告訴我，如果這病再次突然發作，他沒有把握能夠再次恢復薩特的健康。「他處在危險之中嗎？」我問。「是的，」他答道。儘管以前我對此事已有預感，但聽醫生這一說，還是受到致命的一擊。薩特自己或多或少知道他的境況，這天晚上他說：「一個人可以就這樣了結此生。咱們畢竟做了咱們可能做的事情，做了咱們要做的事。」
我們又去看B醫生。B醫生在一間房子里試驗薩特的反應能力，我在另一間，我聽見B說「好……非常好……」，除了血壓——200/120——一切都正常。他們回到診斷室，薩特訴說他頭腦的麻木狀況。他帶著一種可愛的天真的神情說：「我不是變笨了。但我的頭腦是空的。」B開了一種補藥，減少了用藥的種類。因為薩特不能再寫艱深的著作，他建議薩特去嘗試一下詩的寫作。我們離去時，薩特似乎又恢復了他那種鋒芒畢露的性格，喊道：「他什麼都沒有為我做，這個十足的傻瓜！」我說了他幾句，他答道：「澤登曼也只能這樣做。」實際上，他以為不去看醫生，自己也會慢慢好起來；這是不合乎實情的。
後來他允許自己每天抽三根；過後幾天，先是每天抽八根，然後七根，然後六根，最後每天三根。他願意活著，他願意為之而奮鬥。的確，他的生之樂趣看來又恢復了。他常去看他的年輕的希臘女朋友，她給他的生活帶來歡樂。一天晚上，他同托米科、西爾薇和我在金鐘飯店吃了一頓十分愉快的晚餐。只剩我們兩人時，我們過得很幸福。我給他讀一個關於他的論文集，他認為寫得還不錯。
我打電話給萊布教授，請他當天來看薩特。他說，這種癥狀實在不是他的專業領域，他將為我和一個神經病專家B醫生安排一個約會。這約會定在晚上六點。
他對我口授一個為《解放報》起草的聲明，發表在10月29日的《解放報》上，雖然這家報紙完全不同意他的觀點。「這個戰爭只會阻礙中東朝社會主義發展的演進過程，」他說。他分析了兩大陣營的責任。11月7日，薩特、克拉韋爾和德比-布里德爾發表聲明，正式提出無名指控竊聽解放通訊社的電話和拆閱它的信件。
但在第二天，他同《解放報》社長朱利討論一個越南裔學生被她的同學——一個黑人移民——強|奸的事件，使他很疲勞。我五點鐘來看他，扶他去睡覺。第二天下午，我應他的要求讀《包法利夫人》一章中的兩種版本，他聽著便又睡著了。晚上，西爾薇和我們在一起，薩特是完全醒過來了；我們給了西爾薇一件很好的毛皮大衣，薩特感到很高興。西爾薇準備了冷香茶代替被醫生禁用的水果汁，薩特非常喜歡。第二天上午，他又見到他的青年朋友希臘姑娘，他很高興；她要在巴黎住一段時間，在巴黎大學聽哲學課。但在下午他又沉沉睡去。
他換了住的地方，他在拉斯帕伊大道的往房太小了。阿萊特和莉蓮給他找了一套房間，大了不少，也是在十一樓，但有兩部電梯。這套房間有一個大書房，窗下是德巴爾街，抬眼便是蒙巴拉斯新的高樓，遠處聳立著埃菲爾鐵塔。這套房子有兩間卧室，薩特睡的那間窗戶朝著院內花園，另一間可供別人睡，這樣，他就再不會是一個人單獨過夜了。薩特看了這個還沒有設置傢具的新寓所，很喜歡它。
我們坐計程車從小城廣場返回旅館。看門人陪同我們去修女那兒，她們每天給薩特打一針。這地方到旅館只有二十來米，我就先回旅館了。薩特自己走回來不感到困難。我們在「大鍾」吃了晚飯，然後玩跳棋，薩特的頭腦好像完全清醒了。
離開時，薩特對我說，他要繼續抽煙，但第二天他到底還是抽得少些了，使我和西爾薇感到吃驚的是，我們過了一個愉快的夜晚，一個我們很長時間都沒有過的夜晚，薩特談到福樓拜和關於被動消極的問題；他說：「兩個星期以後，我將完全不抽煙了。」
薩特非常高興重新開始與維克多和加維交談。晚上我們同西爾薇一起時，他十分快活，甚至很逗人。6月17日他對弗朗西·讓森談了自己的青少年時代。他解釋了他與暴力的關係。
我真是驚慌失措了。莉蓮接他去喝咖啡，將近十點鐘她打電話給我。事情更糟糕。薩特對她說：「我同喬治·米歇爾度過了一個極好的夜晚。我願意同他言歸於好。人與人之間不和這太可笑了。他們待我很好，讓我在十一點上床去睡。」（薩特根本沒有同喬治·米歇爾不和。）接下來，他繼續胡言亂語。
12月12日（星期三），在《現代》的會議上，他打起瞌睡來了。這天晚上，我給他讀《世界報》上一些關於他的書的評論，他很注意地聽著。
早上九點，薩特出現在我寓所上面的陽台上。「你還好嗎？」我問。他摸摸自己的嘴，說道，「還好。我的牙不疼了。」「你的牙並沒有疼過呀……」「哪裡，你知道得很清楚，昨天晚上我們和阿隆在一起。」說著他突然去了洗澡間。當他下來喝他的水果汁時，我對他說：「昨晚來的不是阿隆，是博斯特。」「噢，是的，我說的就是他。」「你記得吧，昨天晚上開始是很愉快的。後來你喝了一點蘇格蘭威士忌，你累了。」「不是因為蘇格蘭威士忌，是因為我忘記取下我的耳塞了。」
後來的一些天，我早晨八點半左右起床，薩特已在陽台上了，他吃了早飯後，就漫不經心地望著周圍的世界。他的眼睛比8月初的情況更差，不能閱讀也不能寫作。我請米歇爾打電話給薩特的眼科醫生，醫生說薩特的眼睛肯定有新的出血。他建議請當地的專家看看。旅館給我介紹了一位據說是羅馬最好的眼科醫生；他治愈了卡羅·列維的視網膜剝離。我們約定第二天下午會面。這位醫生住在蒂貝爾的另一邊的空氣清新、活躍熱鬧的普拉蒂區。他很年輕，討人喜歡。他發現薩特的眼睛中央有一個出血點。除了等待，沒有別的辦法。薩特有青光眼初期癥狀，眼內壓也太高。醫生開了匹魯卡品和迪亞莫克斯滴劑。第二次我們去看醫生時，薩特的眼壓降低了，但正好那個早晨我給他點了迪亞莫克斯滴劑。他回來后沒有接著點眼藥，眼壓又變得較高，但並不是很高。眼科醫生希望匹魯卡品單獨使用可以化解青光眼。最後一次會診時，他沒有讓薩特支付診金，他只要求得到一本薩特簽名的書。薩特給他三本書，上面有著薩特摸索著寫的字。這位醫生態度親切，給病人以自信心，薩特非常喜歡他。
一天，阿萊特對他說，她看了非公開放映的郎之曼的電影《以色列為什麼》。他說：「不光你一個人看了。阿萊特也在那兒。」「阿萊特？」「是的，她對這事感興趣，因為她是一個阿爾及利亞猶太人。」然後阿萊特問他：「那我呢？我是誰？」薩特一下子恢復過來了。「噢，我的意思是，你是同另一個姑娘在一起。」她告訴他，電影剛要放映的時候，有炸彈爆炸警告，場地受到搜查。後來薩特對我談起這事，他只是說電影開始晚了。他忘記了是什麼原因。https://read.99csw.com對一切事他都神思恍惚，他的朋友都注意到，他顯得心不在焉，昏昏欲睡，神色沉鬱，嘴角上總是掛著一個凝固的微笑（這是面部肌肉輕微麻痹的結果）。
他告訴我他要請彼埃爾·維克多作秘書。布依格仍是他的日常事務的秘書；維克多將給他讀書和協助他工作。莉蓮打電話對我說，她很高興這個決定。而阿萊特對我說，她很生氣——她聯想到施奈曼同羅素的關係，她擔心維克多會變成薩特的施奈曼。但薩特非常高興同維克多一起工作。我也很同意，我不必每天上午給他朗讀了。我可以有一點時間自由支配。
薩特又去看眼科醫生，醫生說，三個出血點有兩個已止住，十分之二的視力得到恢復。兩到三個星期可望總體恢復。薩特卻仍感不安。他同幾位要好的朋友——羅貝爾·伽利瑪和珍妮娜，米歇爾的遺孀——一起吃午飯時，一言不發。他們走後薩特帶著憂慮的神情問我：「我這是不是很古怪？」但總的說來，他能耐心地對待自己的疾病。在同維克多和加維的談話中，他講得不多，但能緊緊跟隨討論的展開而思考，他的插話大都是十分切題。他參加了維勒諾夫加勒內的青年工人的討論會（他在那兒作調查），這個討論發表在6月中旬的《解放報》。他在一個禁止「新秩序」組織集會的呼籲書上簽字；後來，在6月21日，「新秩序」還是舉行了集會，薩特在《解放報》抨擊馬塞蘭的決定。6月27日在《現代》的會議上他顯得十分愉快，以後的一些天他一直保持了這種良好的狀態。B醫生對他的健康狀況十分滿意，薩特的視力看來也有所改善。
4月初他的健康狀況相當好，雖然腿還有些虛弱，頭腦有時有點迷糊。
星期六早晨，我坐上去阿維尼翁的火車，心中十分憂慮。我不知道我會看到一個什麼樣的薩特。過了瓦朗斯，我看到鮮花盛開的樹木，松柏，我覺得世界不停地晃動，它在死亡中晃動。
早上九點，我又看到薩特倚窗而坐；他七點半醒來后就一直注視著車站廣場上的人來車往，十分自得。感到自己又到了義大利，這使他很高興。我們在維羅納飯店吃午飯，吃烘烤的火腿焰餅，味道非常好。我們落腳的旅館是我們十年前往過的，房間很漂亮，甚至有點古怪。薩特休息時我同西爾薇外出散步。然後我們三人在圓形劇場旁的主廣場上的一家咖啡店喝咖啡，這兒的咖啡店很多。西爾薇感到累了，我一個人同薩特去旅館附近的一家小飯館吃飯。薩特行走時邁步不大，但也不是很困難，他顯得非常愉快。
第二天早晨，我到陽台上去會他，他面對普羅旺斯的美景，已經坐了一個多小時。他不感到厭煩嗎？不。他喜歡一動不動地注視著世界。在朱納斯他也是長時間地坐在陽台上注視著村莊。我很高興他不因空閑無事而厭煩，但這也使我有點傷心：要在其中尋到樂趣，真正是要變成「空虛的」才行，像他對醫生說的那樣。
10月12日，他在薩爾佩特里爾醫院接受了一次全面檢查。阿菜特開車送他去，我中午去接他。B醫生對我說，薩特需要完全休息幾個月。這是顯而易見的。他一天大約有三個小時狀況比較好；其餘的時間不是昏睡就是神思恍惚。檢查結束后，他看上去疲憊不堪。
一天早晨，我同薩特告別。西爾薇對威尼斯的每個角落都已爛熟於心，我不想勉為其難讓她久留。雖說薩特很高興這幾天早上的見面（「我會想念你，」他說），但是這畢竟對他有些不便。我給萬達留下了地址，動身去佛羅倫薩。
審判的那天下午他同阿萊特去眼科醫生那兒。眼科醫生直截了當地對他說，他的視網膜受到侵蝕——部分地向中心侵蝕——因此，治愈是沒有希望了。眼鏡商可以為他提供一台特製儀器，運用單側視力，他每天可以閱讀一個小時左右。第二天早上，薩特看來好像完全垮了。「審判搞得你疲乏不堪。」我說。「不，不是審判。這是看醫生的結果。」實際上會診並不造成疲勞，但眼科醫生的話給了他一個可怕的打擊。晚上，博斯特來了，我同他談到審判的事情，薩特一聲不吭，午夜鐘響的時候，他便去睡了。
五點半我和西爾薇到阿萊特家接薩特。他看來還正常，我帶他坐車去看B醫生，我對B醫生說明了病情。他對薩特作了檢查，開了一個處方和一個女醫生的地址，薩特要馬上去作一個腦電圖。西爾薇本來在一個咖啡館等我們，也陪同我們一起前往。我們兩人在一個很現代的大樓門口同薩特分手，然後去一個糟透了的咖啡館等候，這咖啡館用紅色燈彩裝飾，一隻鳥，不停地發出「你好，拿破崙！」的叫聲。一個鐘頭后我們去醫生那兒，在一個安靜舒適的接待室里等候。八點左右薩特見到我們。腦電圖沒有發現任何嚴重的異常現象。我們乘車回到我的住處，途中西爾薇下車。薩特說女醫生非常和氣；她帶他到陽台上看景色，還給了他一杯威士忌。這顯然不是事實。B醫生禁止他抽煙，但薩特決心不理睬。這個晚上我們玩了一會跳棋，很早睡下。
晚上我們同西爾薇在一起是很愉快的，有時他甚至開懷大笑，現在這在他是很少有的。但是有一天，我們同西爾薇和我們的朋友蕾娜——她從莫斯科來，薩特為能再見到她而感到高興——起吃午飯，他一言不發，毫無生氣。蕾娜很是傷心沮喪；我也十分疲乏。只有西爾薇努力地創造了一點點活躍的氣氛。幸虧後來我們同蕾娜共度又一個夜晚，比較輕鬆愉快。
他總是希望能夠把問題看透——把事情想清楚——而現在，就他的眼睛說來，他拒絕相信那明顯的事實。我在回答他的問題時謹慎地說道，他不可能完全恢復視力了；他說：「我不願意那樣想。不管怎麼說，我總覺得自己要好一些。」一次吃午飯，孔達問他怎樣去忍受這樣的事情，他答道：「只要你想到這是暫時的，那顯然就可以忍受。」
以後一些天，他同阿萊特、我、西爾薇和蕾娜在一起，不再神思恍惚，開始活躍起來。他已經很長時間不去劇院了，一個晚上，我們同米歇爾·維恩一起，去穆費塔爾街一家小劇院看了一出根據泰韋尼事件編寫的非常好的戲劇《我相信我的國家的正義》，薩特為它熱烈鼓掌。第二天，《現代》會議在他的住處舉行，他注意聽取了普隆執筆的關於以色列、阿拉伯衝突的社論。他參加討論，對它進行評說。晚上，博斯特來這兒，薩特的精神仍然很好。
一個星期四，我同薩特去喬萊克醫生那兒，他是一位年輕可愛的眼科醫生。他使我們絕望了：出血點已經愈合，但它在視網膜當中留下不可根除的疤痕，現在已成了死組織。我們離開時，薩特對我說：「那麼，我再也沒法兒讀了吧？」返回的途中，他蜷縮在車裡，打著瞌睡。後來這些天，他並不顯得比以前更加悲哀。他早已聽說過這個判決，雖然他想逃避真相，但他知道那是什麼。現在他已經體驗到它，卻仍然想逃避。例如，他對我說：「不要把《解放報》拿走。明天上午我要看。」一天，我把燈從他的椅子旁挪開，他讓我把燈放得離他近一些。「你不是說燈礙你的事嗎？」「是的，但我在看書時需要它。」他又改正自己的話，「哦，我是說，我隨便翻翻時需要它。」事實上他已不能去瀏覽，正像他不可能去讀一樣。他總是想把我帶給他的一些新書握在手中——就握那麼一會兒。他的病況帶給他的痛苦之大使他的精神麻木了。這種平衡狀態能持久嗎？應該指望它的持久嗎？
我想，他怎麼能經受得起那即將在10月8日進行的審判所帶來的緊張呢？這是一個由來已久的事了。1971年5月，《備忘錄》要求把薩特送進監獄。6月，司法部長和內務部長根據從《人民事業報》和《一切》上選出的他的文章，控告他犯有誹謗罪。作為自由被告人，他去義大利度假。初審調查10月開始，很快就結束了。1972年2月審判時間仍然沒有公布，而現在日期定了。
第二天早晨他對我說，這段時間他過得很愉快，而返回巴黎對他說來也是「正常的」。他沒有給米歇爾·維恩留下地址。我問他這樣做會不會使她生氣。他說：「不會。她對這事知道得很清楚，你離開這兒之所以沒有告訴任何人你的地址，都是因為那個折磨你的男人。」「我？」「是的。因為他老是想記下我的病狀。」我說絕對沒有這回事。而薩特帶著驚訝的神情說：「我還總以為是這樣的呢。」這些記憶錯亂是病情發作的早期癥狀，不過這並未使我過分擔憂。
對於昏睡現象，他還無法解釋。他指示搞一個稱為伽馬—腦電圖的檢查。他嚴格要求薩特戒煙。他對薩特說：「您的視力和智力都與此相關。」
1月4日又開了一次籌備會。1973年2月7日，薩特同意在電視系列節目《透視》中接受對他的採訪，為的是介紹《解放報》。尚塞爾想讓他談談自己的生活和著作，這樣比較適合這節目的性質。但薩特巧妙地避開他的問題，把談話引回到他唯一感興趣的話題——《解放報》。不久，仍然是為了介紹《解放報》，他去里昂參加一個集會，回來后十分高興此行的效果。我同他又去里爾參加一個集會。這個集會在一個對著主廣場的大會堂中舉行。有很多人參加，他們九-九-藏-書多數是青年。薩特和另外兩位演講者闡說了《解放報》的宗旨。聽眾熱烈參加討論，他們談到各種醜聞，要求《解放報》予以揭露。
第二天我收到薩爾佩特里爾的檢查結果。結果並不好。薩特患糖尿病，腦電圖的情況更壞。後來B醫生打電話告訴我，這個變化無疑是由糖尿病引起的。我充滿希望地想，這種變化大概是可以逆轉的吧。醫生在他的腦子裡發現緩慢的波動，這可以解釋他的昏睡狀態。（然而，至今我仍然確信，這種昏睡狀態對於因眼睛而焦慮的薩特起了一種保護作用。）
10月16日（星期二），我同他去眼鏡商那裡，眼鏡商也沒有給他什麼希望。藉助於我們定做的專門儀器，薩特大概一天可以讀一個小時，而且條件並不方便。這天晚上，我們第一次談到他的近乎完全失明，他對我說，他並不那麼痛苦，他顯得很誠懇。（除了牙痛，過去他從沒有承認他有痛苦，甚至在他患腎結石疼得死去活來時也沒叫過疼。）
第二天他的平衡狀態好了一些。但上午他同莉蓮喝咖啡時，神思又有些恍惚，他談到一個自以為真的同一些工人的約會。不過這天晚上我們同西爾薇一起是過得很愉快的。他高興地對我說：「我滿七十歲時要再喝起威士忌。」我很欣慰，看來兩年期間他不會沾它。
星期一，他讀了一整天的《游擊戰士》，晚上他去朱納斯。阿萊特星期二打電話給我。天氣很好；又去南方，薩特很高興；他讀偵探小說，但仍然有些紊亂。他問道：「為什麼我正好在這兒？噢，這是因為我有些累了。我們正在這兒等赫爾克·波洛。」阿萊特認為是偵探小說刺|激他去作無稽之談，她儘可能多地帶他去散步。星期五她對我說，薩特精神很好，他到加里哥寧採石場攀登岩石作為娛樂。他的秘書布依格同他們一起度過了兩天，布依格走後，薩特小心翼翼地問阿萊特，「德迪傑來過嗎？」（德迪傑跟布依格沒有一點相似的地方，但他也是阿萊特的一個親密朋友。）星期六她接著報告說，薩特的情況還不錯，但有一件怪事——星期四和星期五他上床前沒有想起要那通常是必不可少的威士忌，後來我聽說他在星期六也忘了這事。當我對薩特提及威士忌的事時，他懊惱地說：「這是因為糊塗了。」
薩特吃飯時最使我擔心。他不再患小便失禁，他飲酒、喝咖啡、喝茶都不超過醫生允許的量。但看到他大口吞下那麼多的意大利麵條特別是冰淇淋，心裏很不安，因為他有早期糖尿病。由於他的假牙、嘴近乎麻木和半失明，他吃得不很乾凈；嘴邊沾滿食物，我想告訴他去擦掉，又怕他會感到煩惱。他和麵條進行著戰鬥，大口地塞進去，然後又掉出來。他很難同意讓我給他切肉。
第二天早上，我們在他房間吃早飯，他的精神很好。我們坐車去靠近阿維尼翁的一座衛城。在一家旅館我們吃了午飯，幾年前我在這家旅館住了三個星期，年輕的老闆娘認出了我。她對薩特說，她的七歲的兒子，非常想見到他，因為現在學校正學他的詩。這使我們非常驚訝。我們準備離開時，她遞給薩特一本留言薄：「請您簽名，普雷韋爾先生。」「但我並不是普雷韋爾先生，」薩特一邊說，一邊離開了這位目瞪口呆的老闆娘。我們重遊了聖安德烈要塞。一陣大風刮來，吹亂了薩特的頭髮。我感到他是多麼的脆弱！我們在草地上坐了一會，然後坐在要塞大門邊的一個長凳上，羅訥省和阿維尼翁的景色展現在我們面前。這是一個美麗的春天，萬木蔥籠，天氣溫暖柔和；幸福就像它這個樣子。
我決定去請拉普雷斯勒教授安排一個約會：庫爾諾醫生特別向我推薦了他。11月23日我們去比塞特看他。他檢查之後感到十分驚訝，因為薩特的脈管的以往狀況是很不好的，而他觀察到的後果卻是良好的。據他說，從腦電圖上看，沒有致病的原因。
兩天後，也就是8月3日，上午九點我在聖馬克廣場的一家咖啡店同他會面。後來三天我們以同樣的方式見面。有時他比我先來這兒。有兩次由於他無法看清手錶上的時間，清晨四點就起床穿衣。後來發現天色還黑，才又重新躺下睡覺。萬達十分注意給他按時服藥。他和她經常散步，有時長達一小時。他非常喜歡在威尼斯。
這一天我們去阿萊斯。在朱萊斯·凱撒飯店用午餐，重遊了聖特羅菲姆、露天劇場和競技場。薩特顯得非常精神。在競技場上他問我：「丟失的東西找到了嗎？」「什麼東西？」「我們參觀競技場所要的東西呀，早上咱們把它丟了。」他說話稀里糊塗，重複了好幾次。在聖特羅菲姆我們買了一張只能進教堂的參觀票，然後在劇院又買了一張通用票，他想的是這事嗎？不管怎麼說，他完全被攪糊塗了。我們由塔拉斯康方向返回，重遊了它的城堡。到達阿維尼翁時，薩特對司機說：「我們說好了的，明天付車費。」我對他說：「不對，明天我們就要走了，我們見不著他了。」薩特付了車費，給了一大筆小費。前一天，給薩特打針的修女說，他的注射費可以在最後一天給她們一起支付。毫無疑問他在心裏把這兩件事搞混了。
10月8日，薩特將在巴黎法院輕罪法庭出庭，由於八名《備忘錄》編輯人員的控訴而被傳訊，他們要求八十萬法郎作為誹謗、侮辱和以死亡相恫嚇的賠償金。應該承認，《人民事業報》對他們是不夠客氣的。它稱他們是「被《解放報》清除出去的不受歡迎的一夥，O.A.S.的半雇傭者，職業的暗殺鼓動者。」負責《人民事業報》的人把傳票丟進廢紙簍里，薩特因逾期而喪失訴訟權利。為了反擊，他必須去請一些證人，證明他有權誠實認真地考慮他的報紙所發表的內容。9月底，他開始研究有關《備忘錄》的文件，這是薩特的律師吉澤爾·阿里米寄來的，我們草擬了一個可以提交法庭的聲明大綱。但他的身體不大好，住處的電梯又出了毛病；他只得步行上樓；他的後頸發生疼痛，去看了B醫生，B看不出他是好還是壞，希望他作一個全面檢查。第二天他醒來時顯得有點糊塗，這是很長時間沒有發生的情況。我對他說：「今天您要去看眼科醫生。」「不，不是去看眼科醫生。」「是眼科醫生。」「不是。我要去看的是在B醫生之後負責我的那一位。」「那就是眼科醫生。」「噢，真的？」他又問是不是B醫生開的匹魯卡品。他非常不願意為他的眼睛去會診，甚至連想都不願想。阿萊特和莉蓮陪同他去眼科醫生那裡，回來時他對我說，他決不可能完全恢復自己的視力了，他將有很長的時間再不可能去閱讀。他帶著一種因沮喪而產生的冷漠面對這個想法。我從澤登曼那裡得知，他有一個血栓形成，這必不可免地會造成出血。搬家期間，他主要同我在一起，搬家事宜由阿萊特和莉蓮操辦。9月26日他在一份作家聯盟的呼籲書上簽名，反對智利的鎮壓。他同時簽名于另一份呼籲書，反對官方新聞機構對這個國家保持沉默。我們修改了他要作的關於《備忘錄》的聲明，他把文章熟記在心，但開頭部分記不住，我擔心他怎麼對付得了那個場面。晚上我們過得很愉快，但他在下午睡的時間很長。
我們討論的主要問題是卡布爾戰爭，這一回我們兩人的看法完全一致。他在同維克多和加維的一次談話中說明了他的態度：「我不贊成以色列現在的狀況。但是我無法接受讓它毀滅的思想。……我們應該奮鬥，為這三百萬個人不被消滅或處於奴隸地位。……一個人在親阿拉伯人時，不可能不同時也是親猶太人的，維克多就是這樣的；一個人在親猶太人時，也應該是親阿拉伯人的，我就是這樣。這樣一來，要採取的立場就很有意思了。」10月26日他通過電話接受伊萊·本·蓋爾的採訪。在卡布爾戰爭接近尾聲時，薩特曾這樣聲明：「我希望以色列人會認清，巴勒斯坦是阿拉伯戰爭的精神動力。」
黃昏時分，我們外出散步，走近大鍾廣場時，他說：「我們應該往左拐。」他說得對。但他又指著一個旅館給我看，說道：「早上我在這家旅館前面等你時，你走進了一家商店。」我回答說，這以前我們還沒有在阿維尼翁散過步。「要不然那就是阿萊特。」但是阿萊特沒有離開過計程車。薩特控制不了自己錯誤的記憶，而且他還真相信它。我們晚飯吃得很好，還喝了「教皇古堡」酒。我到薩特房間給他倒加了許多冰塊的蘇格蘭威士忌。我們玩跳棋，但他很難集中自己的注意力。
第二天早晨八點半，他同B醫生在薩爾佩特里爾有一個約會。我八點到他門口時，阿萊特也在那裡，她是來和我們一起去的，她按了門鈴，沒有任何反應。我用自己的鑰匙開了門，薩特還在酣睡。他很快穿了衣服，我們趕忙坐車前往醫院，那兒有一位男護理人員在照管他。我和阿萊特出去找計程車時，她提了建議：她陪同薩特去朱納斯住一些時候來恢復他的健康。我建議他隨後來阿維尼翁找我。但是他同意去嗎？她說，薩特現在說「不」往往就表示「是」的意思，當別人強迫他時，他也並不生氣。中午我在薩爾佩特里爾見到B醫生。他告訴我，薩特患了缺氧症，即一種腦窒息。煙草是一個誘發病因，但根本原因是他的動脈和小動脈的情況。他贊成到鄉村去住一段時間的想法，薩特也沒有爭辯就同意了。B讓薩特寫自己的姓名和地址，他很輕易地寫了出來，於是B自信地說：「我們會治好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