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時期薩特非常忙。12月17日，在日本之家，他同日本學生進行了談話，學生們希望了解他的哲學和政治之間的關係。米歇爾·孔達對這次談話進行整理，發表在1975年的一家日本期刊上。他在一個呼籲書上簽名，要求釋放因在軍隊中主張民主權利而被關押的士兵。12月28日，在利埃維礦發生四十三人死亡的事故之後，薩特在《解放報》重新發表了他在倫斯發表的反對煤炭部的起訴書，並增加了一小段話，說明他的這個起訴書是對檢查官帕斯卡宣布的。他同富柯一起，就這個事件舉行了一個記者招待會。

幾天後拉普雷斯勒教授打電話一再對我說，薩特的情況非常好，三個月內不用再找他看病，為了逃避太使人痛苦的實情而沉入睡眠之中，這是正常的。我對薩特說根據拉普雷斯勒的看法，他的健康狀況很好。「但是我的眼睛呢？他說我的眼睛是怎麼回事？」問話中，強烈的焦慮和希望令人傷心地交織在一起。「眼睛的事不是他的專業，」我說。「但一切都跟這有關呀，」薩特說道。他去睡了。而我心如刀絞。眼看著一個希望終將破滅，令人慘不忍睹。

後來的日子，我給他讀波德萊爾的書信和斯特林德伯格的《女僕之子》，他依然故我地睡去。一次，我們同西爾薇吃午飯，他默然不發一語。我問：「你在想什麼？」「什麼都沒想。我心不在焉。」「那麼在哪兒呢？」「哪兒也不在。我是空的。」這種神離天外的狀況他時常有之。6月底的一個上午，我和他一起工作，修改他同維克多和加維的一個談話。他睡著了。他對自己的視力越來越悲觀。他對我說，眼睛的模糊日益加深。我們在「圓頂」飯館吃午飯時，他又說：「我有一種感覺，我的眼睛怕是好不了了。」接著又說：「說到休息，這也沒什麼。」然後，他以一種不自信的口氣問：「我還是像以前那樣富於理智嗎？」我說，當然是。我對他說，「我的可憐的人，你的心情不太好。」「沒有什麼事值得心情好。」

6月底薩特的情況仍然不錯。他好像對自己的半瞎狀態已經忍受下來了。我們同西爾薇一起慶賀他的六十九歲生日，他十分欣賞西爾薇烹調的那一桌美味可口的晚餐。我們激|情滿懷為他的健康舉杯祝賀。

12月4日，薩特同彼埃爾·維克多，克勞斯·克羅桑特和科恩-本迪特一同前往斯圖加特，他同巴迪爾談了大約一個半小時。博米·巴烏曼駕車帶他去斯坦海姆監獄，巴烏曼原先是一個恐怖主義者，他有一本敘述自己經歷的書列入《野性的法國》叢書。同一天薩特舉行了一個記者招待會，他的講話的一部分發表在《解放報》和《世界報》上，他和海因里希·波爾一起在電視上呼籲成立一個保護政治犯的國際委員會，他的行動在聯邦德國激起一個強烈反對他的運動，12月10日他在巴黎又一次舉行記者招待會，克勞斯·克羅桑特和阿蘭·蓋斯瑪也參加了。後來，在1975年5月22日的電視節目「衛星」中，有他關於巴迪爾的談話。他並不認為去斯坦海姆監獄有多麼重要。他說，「我認為這次訪問是一個失敗。德國公眾的輿論沒有改變。的確，這次訪問反倒激起輿論反對我支持的事業。我說了我考慮的不是巴迪爾被人指責的行為僅僅是他在什麼條件下被關押，但這話等於白說——記者們總認為我在支持他的政治活動。我認為這是一次失敗；儘管如此，如果這事有必要重來一遍的話，我還會這樣去做。」他在另一場合說道：「我感興趣的是這個團體行動後面的動機，它的希望，它的活動，更廣泛些說，它的成員的政治觀念。」

從他的腦力看，2月份他的情況開始變好。由於眼睛幾乎看不見人，在人多的場合，他往往沉默不語。但2月份《現代》編輯部開會時，他的到會和他的智慧，使每一個人吃驚。他對於文章和調查工作提出了很好的意見。會議當中，維達爾-納蓋特打電話對《解放報》2月20日、21日發表的題為《試議以色列的敘利亞俘虜》兩篇文章提出抗議。這兩篇文章因為薩特和我簽名於一個呼籲書《為了在敘利亞的以色列俘虜的解放》，而對我們提出質九-九-藏-書問，這個呼籲書發表在《世界報》上，簽名的還有費雷德里克·杜邦、馬克斯·勒熱納和塞卡爾迪-雷諾德。我們馬上發了一個聲明，否認同其他簽名者是完全一致的。《解放報》並未因此而減少對我們的攻擊。薩特立即在《解放報》上回答了這兩篇文章的作者，譴責他們的自我欺騙。在這一時期他同意參加勒唐戴克和勒布利斯（他們倆跟薩特一樣，曾是《人民事業報》的編輯）主編的《野性的法國》叢書，這套叢書先是由伽利瑪出版社出版後由今日新聞出版社出版。他們一起草擬了一篇叢書介紹。

他幾乎完全不抽煙了。有一天我問他：「這對你太壓抑了吧？」「這使我悲哀。」另一次他對我說：「博斯特對他的朋友古爾諾談到我的事。他說像我這樣的病，需要十八個月才能完全恢復。」「真的？他對我說是十二個月。」這時，薩特解嘲道：「你不認為我在兩個月內就可恢復視力嗎？」他把視力和身體一般狀況當成一回事。

我們在9月22日回到巴黎，薩待回到那個他「不能再工作」的住處感到很不高興。晚上西爾薇來這兒，薩特對她說：「您來看死人的家嗎？」過了一會兒，我問他為什麼這樣，他答道：「為什麼？顯然，我是一具活死屍。」這是在開始一項活動之前。只要活動起來，他就根本不是垂死的而是充滿了生氣。我們繼續我們的對話，他說他是很愉快的。最後他正視了半瞎的狀態，並且為能很好地適應這種狀態而自豪。他做的第一件事是給吉斯卡爾·德斯坦寫一封信，要求讓貝利·萊維（彼埃爾·維克多）獲得國籍。9月30日吉斯卡爾親自寫了一封回信——在信中他避免稱薩特為「maitre」——答應很快解決這個國籍問題，最後說：「從您所寫的來判斷，一切都使我們相隔甚遠。但我不像您這樣相信這一點。我從不認為人與人的不同只是由於他們得出的結論。他們的探索過程本身也應得到考慮，正如您所知道的那樣。」國籍很快就取得了，薩特寫了一封簡訊表示感謝。維克多為了慶祝此事希望開一個晚會，邀請他的所有的好朋友；因為薩特和我打算參加，莉蓮·西格爾讓出她的寓所，這樣我們就方便多了。

3月17日，我們同西爾薇在普瓦西的「■魚」飯館吃午飯，我們年輕時很喜歡到這兒來，那是因為它的陽台被圍起來后可俯瞰塞納河，陽台上一棵大樹森然而立。薩特很高興來這兒。他覺得飯菜非常好，由於時常神思恍惚，這在他是很少有的。這天晚上他同阿萊特動身去朱納斯，幾天後阿萊特打電話給我：他身體還好，睡得較多。

薩特重新開始參加《現代》的會議。所有參加10月2日會議的人——埃切雷利，普隆和豪斯特——都認為他完全改變了。他再次見到《解放報》的同事們。10月15日《世界報》刊登了由朱利執筆、薩特和她共同簽名的一份呼籲書拯救《解放報》。這報紙由於債務所壓，被迫暫停出版。薩特和朱利號召公民捐助七千七百萬舊法郎，這是報紙生存下去所必需的。他繼續同維克多進行他們的討論；還有許多約會；下午和晚上我給他讀一些他想了解的書（葛蘭西的政治文選，關於智利的報道，最近幾期《現代》，關於《超現實主義和夢想》的論文集和康坦·貝爾的《維吉尼亞·沃爾夫的一生》）。他不再打瞌睡，他幾乎完全適應了吃飯、抽煙和散步等活動。他很親切地對我說：「我向你保證，一切都很好。你讀給我聽，我們工作；我的視力做一般的活動是足夠了。一切都很好。」我為他恢復了心神的寧靜而高興。（實際上，是怎樣的寧靜？這是哲人的驕傲和不添累贅的慾望？怎麼說呢，我有切身體會：這些精神狀態是不可能形之於詞語的。包圍著他的自尊、明智和擔心阻止他去訴苦，甚至對他自己，但在他的心靈深處，他感受到了什麼？沒有一個人能夠回答，甚至他本人。）

當我在薩特住的旅館大廳里見到他時，我幾乎認不出他來了，因為他戴了帽子，白鬍子遮滿了下巴。他不會刮臉，又怎麼也不願意去理髮師那兒。在去羅馬的火車上，薩特打著瞌睡。但第二天早上，我們再次來到我們那間帶陽台的房間時，我高興地看到他的情https://read.99csw.com況很好。旅館的理髮師成功地贏得他的信任；他允許這人給他刮臉，這樣一來他就顯得年輕多了。在這之後他用一個電動刮鬍刀刮臉，很方便，這是西爾薇幾天後同我們會面時帶給他的。西爾薇教我使用磁帶錄音機，我開始同薩特進行一組我們在巴黎就開始的對話。他全神貫注地進行了對話，只是有幾天他很累，我們的進度就慢了一些。

在4月13日和14日，薩特同《解放報》有一個關於選舉的談話。他希望夏爾·皮奈特成為候選人。（皮奈特組織過利普工人的鬥爭，薩特以密切的關注追隨他們的曲折鬥爭。）他說明他將不投密特朗的票。「在我看來，所謂的『左翼聯盟』是一個笑話，」他說，在同加維和維克多的談話中他說到反對古典的左翼力量。「我不認為左翼政府可以容忍我們的思想方式。我想不明白為什麼我們應該去投贊成那些人的票，他們唯一的想法就是跟我們吵架。」他說，他願意投皮奈特的票，這是因為他確信皮奈特決不會選上。「如果皮奈特有當選的機會，我不知道我會不會去投票選舉他，」他最後說，並且笑了起來。

6月初，薩特是真正好了。我覺得他「完全變了」。他不再昏昏欲睡，他想寫一本自傳性質的書，他現在正在構思。我們的談話已恢復到以前我們經常談話的那種水平。我們同西爾薇一起度過的夜晚非常熱鬧，有一次我們和艾麗絲·施瓦爾澤吃了一頓非常愉快的晚餐。一天，我建議在假期中用磁帶錄下我們關於文學、哲學、個人生活的談話，他同意了。「這樣將補救這個，」他說道，並用令人心碎的姿勢指了指他的眼睛。

「野性的法國，從某一點說，是面對『合法的』國家的『真正的』國家，或者說，是野生的，就像人們所說的野生罷工。這不意味著復古主義，也不一定是暴力。從根本上說是在社會的某一處展開的一個沸騰的過程，這種沸騰使社會的一部分人奮而起身，從動亂中顯示自己作為自由共同體的存在，而把任何可能束縛它的傳統框架排斥在外。……

一天晚上，西爾薇帶我們去歌劇院聽《西西里的晚禱》。薩特穿了一件白襯衣，系了一條臨時買來的領帶。對薩特說來，這著實是一番打扮，使他覺得有點好笑。他喜歡這個演出。歌劇總體上有些不足之處，但有些曲子非常好，合唱也很不錯，導演、布景和服裝都是第一流的。遺憾的是，這些美好的東西薩特多少有點領略不到，雖然他的視力比在威尼斯時好了一些。儘管如此，當我們看完演出后在「金鐘」吃晚飯時，他仍是十分愉快的。

為了不馬上重新回到巴黎的生活習慣中，薩特同我在我的寓所住了幾天。星期六上午，我同他去看了喬萊克。眼壓還好；沒有大量出血。根本問題是，在劇院里他在暗中，舞台上的燈光十分刺眼，看不清舞台上的任何東西，但對光還是有感覺的。薩特離開醫生時十分愉快，「總而言之，我的狀況還好。一切都正常。」他接著說的話沒有往常那種明顯的沮喪語氣了，「他好像認為我決不會完全恢復視力了。」「是的，你不可能完全恢復了，」我說道，把可能和不可能說得含糊不清。不管怎麼說，這是第一次薩特說起喬萊克時沒有厭惡之感。我想，在威尼斯時他曾擔心眼睛會全瞎，現在他知道自己的視力是穩定的，這使他寬慰。然而，即便糖尿病專家和拉普雷斯勒醫生都很滿意他的健康狀況並減少了用藥量，薩特仍然十分悲哀地說，「我的眼睛呢？我不能恢復它了。」

一天晚上，我們沿一條狹窄黑暗的小街回家，從一輛駛過來的汽車裡伸出一隻手強奪我的手提包。我緊緊抓住它不鬆手，但最後它仍被奪去，我也被拉倒在地。西爾薇和薩特幫助我回到旅館，旅館就在附近。他們請來一位醫生，醫生對我說，我的左臂脫了臼。他用繃帶進行包紮，第二天我去上了石膏。這一年經常發生這樣的事情，我們再也不夜晚步行外出了。

12月2日，在去德國之前，薩特、維克多和加維去「聖跡」區一個討論會上介紹《造反有理》。這個會議的地點是喬治·米歇爾的一個朋友籌措資金提供的，這位朋友委任他為藝術指導。喬治·米歇爾找到這地方並由他的室內設計師朋友把這房間改造了一番。這既是一個電影院，又是一個劇院，又是工藝商店，還是個售價非常便宜的自助餐廳。除了這一次，以後還有許多次，喬治·米歇爾都把這劇院交給薩特使用。

除了這個新方法的嘗試，我們的生活像以前那些年一樣有著同樣的節奏——短途散步，聽音樂，閱讀報紙read.99csw.com和書。其中我給薩特讀了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和費斯特的《希特勒》。晚上我們在我們喜歡的飯館平台上吃晚飯。

薩特在威尼斯總是感覺很好，但有時也陷入憂慮。一天上午，我在他的房間給他讀書，天氣是這樣晴朗，我們決定下到水邊的陽台上去，我要帶去那本書。「幹什麼？」他問，然後又說：「以前，我頭腦還清醒時，我們不讀書，只是談話。」我反對說，我只是因為他的眼睛才讀給他聽的；我們下到這個陽光拂照的陽台上，聊著天。實際上他仍然有非凡的思維頭腦；他評論我們讀過的書，和我展開討論。但是他總是很快丟下正在討論的話題；他既不提出問題也不提出新的思想。很少有什麼事讓他感興趣。但作為補償，他格守著生活常規和那些出於原則形成的習慣，以固執的忠誠來取代真正的快樂。

「現在我的真正的假期開始了，」幾天後我們在阿維尼翁會面時他對我說。我們打算同西爾薇去威尼斯。火車把我們帶到米蘭，像往常那樣，我們到了斯卡拉旅館。我們1946年曾住在這兒，當時我們是那樣愉快地重新發現了義大利。另一列火車把我們帶到威尼斯，然後我們坐那種狹長的平底船到了「摩納哥」旅館，它在大運河邊，靠近聖馬克廣場碼頭，我們房間正好面對運河。上午我和薩特在他的房間吃早飯，我讀書給他聽。大約一點鐘，我們看天氣情況，有時在碼頭上，有時在費洛里安飯館裏面，吃一個夾心麵包，氣候非常不穩定，時陰時晴——夜晚大霧常常遮沒了聖馬克廣場。薩特午睡時我和西爾薇去散一會步，快到五點的時候我們三人一起外出。我帶薩特看了從前的猶太人居住區；又去看了里阿爾托區，我們又去了麗部海濱浴場。因為所有的旅館都關了門，我們費了好大勁才在海濱找到一家飯館，一層溫暖的薄霧圍繞著它，我們吃了一頓不像樣的午飯。這天晚上我們挑了一個我們喜歡的地方吃了晚飯，然後在旅館的酒吧喝了一杯威士忌。

醫生給他的葯使他大小便失禁。一天下午回家時，他弄髒了褲子，我幫他搞乾淨了，但我擔心這病狀會加重起來，使他痛苦不堪。澤登曼說，這是某些藥物的正常反應，薩特的血壓正常，反應能力也還好。有件事讓我吃驚。從前他是從不去看醫生的，現在他責備喬萊克和拉普雷斯勒對他的病情注意不夠。他想再去看那位羅馬的眼科醫生，那人在去年給他治過病。薩特喜歡這醫生，因為他使薩特仍然抱有希望。

選舉的當晚薩特先到我的家，送給西爾薇一盒威爾弟歌劇的磁帶，然後我們去郎之曼家看電視，聽選舉的結果。結果並不真正使我們震動。蓬皮杜留下來的那一堆爛攤子落到吉斯卡爾手上，這並不是什麼不好的事。

第二天我們談到他怎樣才能在這一時期工作。正要上床睡覺，他突然說：

他的首要工作是討論我們打算為電視台創作的節目。在一個星期內他同維克多、加維和我就這個事情討論了三次。我們停止了我們的對話工作，對話由一個打字員進行記錄，這種工作是很困難的，因為我們說得相當快而羅馬的鐘聲不時很響地遮蓋了我們的談話聲。我們的注意力現在完全放在對電視節目的構想上。除了我們大家一起工作的時間外，薩特和我還用很多時間討論此事，他用他那幾乎無法辨認的字跡記下自己的思考和建議，維克多則在我們每次討論后，把想法記在紙上，並找人聯繫事宜。在這個節目中，我們打算分十次講對本世紀的歷史，每次七十五分鐘，餘下的十五分鐘聯繫主題談一談今天的現實問題。不到兩個月，我們就草擬了六次節目的提要；要給這些節目以充實的材料，還需要歷史學家的合作，我們求助於青年研究工作者，他們許多人都是維克多和加維的朋友。

「我的眼睛是不中用了……，所有的人都這樣告訴我。」他的聲音使人發冷。次日他拾起一本被丟在一邊的偵探小說，把它捧到燈下：「我希望能看清這標題。」他正確地辨認出來了，雖然往常他完全看不情報紙的大字標題。遺憾的是，這不能說明什麼。他還保有一點點視力，但已是非常非常之弱了。第二天我問他，願不願意試著工作一會兒。「不，還不行；馬上還不行。」他通常不輕易懷疑什麼，但一涉及到他的眼睛，他就很敏感。一次我們在一個花園裡林蔭覆蓋的小路上散步，花園就在他住的樓房的大院里，從一個很遠的玻璃門上我看到我們的影像。「噢，這是我們！」我喊了起來。「請不要顯示你的好眼睛，」他生氣地說。

一家報紙刊登了我們的一幅照片，並註明了我們現在住的旅館，有些人就來與我們聯繫，很讓人厭煩，但我們也很高興蒙達多利打電話給我們，他來和我們在旅館的酒吧喝酒。他留了一臉鬍子，年紀老了，說話結結巴巴的。他已同他的妻子，漂亮的維吉尼婭分手了。他的一個朋友同他一起來的，這是位音樂家，正在法國費尼斯指揮多尼采蒂的最後一個歌劇《羅漢的瑪利亞》。最後一場演出在第二天（星期天）下午舉行。戲票都預訂完了，但他們還是在王室包廂給我們找了三個座位。我們為這宏亮圓潤的嗓音和優秀的表演所傾倒。但對薩特說來，舞台就像一個黑洞一樣，這使他悲哀。總的說來，他現在比任何時候都更希望看見。我們分手時，我問他，他覺得這一段過得好不好，他興高采烈的地答道：「噢，不錯！」但他又補充了一句：「除了我的眼睛。」ｒｅａd•99cｓw.coｍ

他僅有一事深感憂慮。他的朋友，那位希臘姑娘看來不僅是過於興奮而且實際上已經是瘋了（從這個詞的完全的意義上講）。她在奧圖爾街上當眾大鬧了一場，被帶到聖安娜醫院，從那兒出來又進了大學區的醫院。精神病醫生對我們說，這大概是一次譫妄病的發作，一個暫時性的妄想狀況。7月5日上午我和薩特去茹爾當大道看她時，她看上去病得很厲害。薩特去她的房間看她，我在一個小廳里等著，一個小時后他們同我會了面。她穿一件很長的白襯衫，頭髮散亂，臉龐削瘦，看上去活像電影里標準的瘋女人。她帶著往常那種溫文有禮的態度同我打招呼。薩特和我叫了一輛計程車去巴爾扎爾飯館吃午飯。同梅麗娜的談話使他震驚。她對薩特懷有敵意，指責薩特把她關進了精神病院，一定要他放她出去。薩特為自己辯解。「你一定也把阿爾都塞關起來了，」她反駁道。（在索篷，她參加了阿爾都塞的一次演講會，阿爾都塞前不久因精神失常住進醫院。）她的父親被通知來巴黎，他準備在幾天後帶她回希臘。「我想我再也見不到她了，」薩特沉痛地說。我覺得在這種情況下離開薩特是很不好的。西爾薇來接我們，我和西爾薇送薩特到阿萊特住的那棟樓門口；他和阿萊特在這天晚上動身去朱納斯。薩特的手中拿著一個塑料袋，裝有我為他整理的洗漱用具。他透過雨幕和他眼睛里的薄霧看著我們。

「我們選擇希望。我們敢於嘗試可能實現的決裂，去爭取全人類走向自由——只有平民的野性匯合之日，才能想象真正的自由。……」這意味著我們的叢書的目標既簡單樸素，又雄心勃勃。簡單樸素，因為我們從事實出發並不斷回到事實上來，雄心勃勃，因為對我們說來，這是一條進入到一種可能的自由思想的道路。「這套叢書的第一本是勒布利斯關於朗格多克地區的書，我大聲讀給薩特聽，我們覺得它是非常有趣的。《野性的法國》叢書打算包括——而最後也確實收入了——」薩特同維克多和加維的全部談話，它的最後一部分在3月份搞完。他們總結了這個討論。通過這個討論，薩特「重新學習了」自由的理論；重新發現了「構想以自由為中心的鬥爭的可能性」。薩特認為，這個談話中關於自由的思想「自始至終都是日益明晰，日益深化」。但薩特的精神平衡仍然是不穩定的。他時時想動手工作。而結果是在紙上畫一些難以辨認的符號。2月底我們同雷貝羅爾一家一起吃午飯。他們在對著福爾吉爾街的一條死街盡頭有一個很大的畫室，它一一被裝修成一間十分愜意的居住室，而雷貝羅爾在另一間工作。吃飯前他給我們看了他新近作的一些畫，薩特悲哀地說：「我看不清它們了。」又說：「我希望幾個月後能看清這些畫。」他現在知道這是不可能的；但他希望相信時間是有利於他的。

4月2日（星期二）晚上，我們進入兩間相通的卧鋪車廂，吃了帶火腿的牛角麵包，喝梅洛特酒。義大利鐵路職工正鬧罷工，開車晚了一小時。早晨乘務員給我們送來早餐，告訴我們蓬皮杜去世了。一些法國旅遊者十分驚恐；他們彷彿看到了將會發生的混亂狀態。一個深受刺|激的婦女哭叫道：「這下證券交易所的價格要暴跌啦！」

自1974年初以來，薩特簽名于許多抗議書。一個是發表在元月的《解放報》上——由避難所調查團起草的關於熱羅姆·迪朗的文章。熱羅姆·迪朗是安弟斯人，是亞眠任意拘捕的受害https://read.99csw.com者，3月27日，在這家報紙發表了一個新聞公報，與阿蘭·莫羅有關，談到亞歷山大·桑吉內蒂對阿蘭·莫羅發表在1月9日《解放報》上的談話提出控告的問題。

西爾薇把汽車開回巴黎。博斯特一家來看我們，只呆了一會。現在只有我們兩人了，我們錄下了幾次談話。由於9月中的大雨和暴風，我們很少外出。

我同西爾薇在西班牙旅行，從朱納斯、巴黎和佛羅倫薩發來的電報使我對薩特的健康放了心，薩特同萬達在那邊小住。這次旅行到最後很糟糕。在蒙彼利埃，在從西班牙到義大利的途中，西爾薇接到她父親逝世的消息，老人死於心臟病。她把我留在阿維尼翁后，就動身去布里塔尼，我繼續坐火車去佛羅倫薩。

我同喬萊克醫生有一個約會。他說，薩特不會瞎，但也決不會恢復到能很清楚地看東西的程度。我請他不要太直接地對薩特談這個情況。我們在元月底去看他，他對薩特說，他的視力不會變得更壞。但當薩特問他，自己是不是不可能再去閱讀。喬萊克只是含糊其詞。到走廊上，薩特說：「他好像認為我不再可能閱讀和寫作了。」他停住了口，好像被他自己的話所震驚，然後又說：「這還得多長時間啊！」

4月28日他同加維和維克多去布魯依介紹他們那本還沒有出版的書《造反有理》，他們剛剛搞完。在布魯依有一個正義與自由委員會，是它邀請他們去的。薩特見到了以前的左翼組織分子，但這次會議不是很有成效。那本書最早是在5月作為《野性的法國》叢書中的一本出版的。《世界報》很快發了兩篇對該書評價甚高的文章。薩特同維克多、加維和馬爾庫塞一起討論了這本書，他和馬爾庫塞是第一次見面。談話時薩特的希臘女朋友在場，她為《解放報》寫了一篇關於這次討論的報道。5月24日，薩特給《解放報》寄了一份辭呈，辭去社長職務。由於他的健康狀況，他放棄了在左翼報紙的一切職責。

11月16日，薩特在一個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斷絕關係的聲明上簽名，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表示拒絕讓以色列在世界上任何地區生存。這時，克拉韋爾作為一個中間人，建議薩特在一組電視節目中談一談自己。開始他拒絕了。後來又回絕一兩次，他不願意以個人的身份在電視上露面，以免給人一種支持某個官方組織的印象。但當他同維克多和加維談到這事時，他有了一個新想法：在這個節目中談一談自他誕生以來他所經歷的或接觸過的本世紀的歷史。我同意了。他希望從深處更新我們對當代的看法，以此來影響觀眾。電視二台的頭頭馬塞爾·朱利昂看來是贊成這個計劃的——吉斯卡爾的電視台可以用這一組節目證明它的開明。11月19日，薩特就這個問題對《解放報》有一個談話。他不抱什麼幻想。他說：「我們正好看看我們可以走多遠。」現在還有另一些事情深深地吸引著他。在11月21日的《解放報》上，他發表了一封信，抗議德國政府拒絕他去看安德列斯·巴迪爾。這是一個他介入其中的事情。1973年2月他同《明鏡》有一個談話，在一定程度上為聯邦共和國的行動作了辯護。在1974年3月，《現代》發表了一篇史傑夫·特文斯的文章《感覺喪失的酷刑》，這是指對巴迪爾和他的同志所施用的刑法；同期還有一篇不署名的文章《酷刑的科學方法》和巴迪爾的律師克勞斯·克羅桑特的一篇文章《隔離的酷刑》。此後，克勞斯·克羅桑特請薩特代他去看一看巴迪爾關押的狀況，薩特決定這樣做。11月4日他要求允許去看關押中的巴迪爾，丹尼爾·科恩-本迪特作為譯員同他一起去。他的決心因豪格爾·明斯之死得到加強，明斯因絕食於11月9日在關押中死去。薩特在發表于《解放報》的信中說，德國人的拒絕「只不過是玩弄拖延時間的把戲」。此信發表后不久，艾麗絲·施瓦爾澤以《明鏡》的名義，請他就這個題目發表一個談話發表於12月2日。薩特最後被允許去同巴迪爾談話，當時他解釋了他介入此事的原因。他不贊同聯邦共和國在德國現實條件下的暴力行為，他希望表明他對一個被關押的革命戰士的聲援，抗議對這個戰士的虐待。

儘管氣候如春似夏，他卻有點鬱悶。「我覺得生活日復一日，毫無變化。我看到你，看到阿菜特，看到各位醫生……然後這一切又重複一遍。」他又說：「甚至就這次選舉來說，人家請我，讓我去講話，但這與阿爾及利亞戰爭時的情況有那麼大的區別。」我對他說，在我同女權主義者的交往中也有同樣的感受。「這是年齡所致，」他最後說道，但不是很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