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一個問題是由誰擔任這個電視節目的製片人。薩特希望特呂弗同他一起工作。莉蓮·西格爾同特呂弗很熟，12月31日，她帶他來看薩特。特呂弗不打算干。他建議薩特去找羅歇·路易，他擁有較強的能力。羅歇·路易是一個出色的電視採訪記者和製片人，他於1968年辭職，在一本非常生動的小書《OR-TF，我的戰鬥》中，他說明了自己辭職的原委，後來他創立了斯科普科洛，一個在貝勒維爾有著龐大社址的獨立製片合作社。他同意幫我們干，這樣就避免了官方監督。與埃德蘭談判的結果是，允許我們在沒有他的技術人員參加的情況下進行攝製工作，我們變得有自主權了。剩下的是選擇導演。我想到倫茨，他的《綠色的心》我很喜歡。他為我們放映了他的最近一部影片。它描述了《綠色的心》的一位主人公盧路經過五年的囚禁出獄后的一天。薩特要離銀幕非常近才能模模糊糊看到一點點，然後他再聽別人讀電影劇本，他非常喜歡這部影片；我們也是。加維和維克多認為它的政治性不強，但他們也不反對讓倫茨來導演。羅歇·路易又推薦克洛德·德·吉弗雷，我們看了他製作的一些電視節目，我們同意了。他們倆都同意跟我們合作，雖然就我們這方面說來，事情是沒有任何保證的。

12月底他對我這樣說，他的確容光煥發。1976年初，人們問他，他希望人們怎樣來祝願他，他熱切地說：「萬壽無疆！」我們同西爾薇一起去日內瓦作了一個短期旅行，這使薩特非常高興，儘管下著雪，天氣很冷。我們在古城裡散步；參觀了科佩特和遊覽了洛桑。回到巴黎，薩特又恢復了他同維克多的工作。他甚至又開始寫起東西來了。他的筆跡潦草模糊，難以辨認，但維克多能夠辨認出一點來。他在盡最大可能追求他自己的價值。「我不相信我寫出了什麼，」他對我說。但他發現自己正在《存在與虛無》和《辯證理性批判》的基礎上進行自我批判，這說明他是相信它的。

總的說來，報界忠實地報道了這個記者招待會的情況，朱利昂則開始了一個反對薩特的誹謗運動。開始時他承認：「薩特先生不是一個守財奴，但他希望有一切可能的手段供他支配，以實現他的夢想。」但到後來他暗示薩特想得到一大筆作者版稅；這完全不是真的。這筆錢原來都是準備交給那些歷史學家小組的。他還控告薩特自己不干事，讓年輕的同事們去干。這同樣是謊言，薩特在「四人小組」和在所有的全體會議上都很努力地工作。最後，電視台的那些人放出一個謠言，甚至在斯德哥爾摩也引起反響，那邊發了電文寄到法新社，按這個謠言所說，薩特要求獲得他在1964年所拒絕了的諾貝爾文學獎金。他對報界作了一個聲明堅決地否認此事。

莉蓮·西格爾在6月21日為他開了一個慶祝宴會。參加的人有維克多、加維、蓋斯瑪、喬治·米歇爾和我。我們都很快樂，薩特高興得大笑。6月25日上午，同許多朋友一起，我們看了專為我們放的電影《薩特自述》。儘管他的視力幾乎完全喪失，在我身邊的他仍同銀幕上的他一樣。

薩特散步還行；他甚至還登上了衛城。有時，他同梅麗娜一起吃晚飯，梅麗娜白天非常忙，她帶他去一家雅典知識分子常去的咖啡店。薩特回來時常常要到十一點鐘，他總是和我在他的房間里喝一杯威士忌。

——象徵手法（例如，在第三部分引出《噁心》的主題）；

我們又愉快地沉浸在雅典旅館的寧靜之中。兩點左右我們去一個帶空調的冰冷的小酒吧吃烤夾心麵包，喝一杯雞尾酒。然後我們出去，或走或坐車到希爾頓六樓再喝一杯雞尾酒，那兒可以遠眺這個城市和遠海的景色。我們吃晚飯的地點也不一定，經常是在衛城腳下的一家露天飯館。

9月25日，薩特由我和維克多陪同，在「聖跡」區舉行了一個記者招待會。9月24日，朱利昂剛得知消息，就打電話給薩特說，他同意給四億舊法郎。如果在六個月前，還有足夠的時間改變電影拍攝劇本以便削減它們的花費；現在這是太遲了，而朱利昂也知道一點。他這樣做的唯一目的是不讓公眾明了事情的真相。事情還是真相大白了。在「聖跡」區有許多人參加了這個記者招待會。薩恃精神抖擻，他詳細地敘述了整個事情，確切地談到事情的真相，說得完全令人信服。他給記者招待會加了個題目「電視審查制度問題」。他說：「有人說『薩特正在放棄』。不對，是被迫放棄。這是一例確鑿的非直接的審查。」他說明朱利昂曾應允他完全自由地去表達自己的思想。我們把首次預算交給朱利昂時，他曾說：「即使費用超過八億（舊法郎）我們也干。」後來他同政府就這個問題有一場爭辯，我們的提要莫明其妙地落到希拉克手裡，希拉克否定了這些提要。然後朱利昂想以慢慢跟我們磨的方式來實現政府的意圖，到最後提出一個我們無法接受的試點節目的建議，以此來達到他的目的。記者十分注意地聽了這些說明，最後他們有些人問：「九-九-藏-書為什麼您不把劇本拿到國外電視台去拍？」薩特回答：「這裏談的是法國的歷史，而我要談的對象是法國人。」另一個問題是：「為什麼不借用電影的渠道？」他答道：「十個小時，時間很長。而且這套節目意味著首次運用一種富有生氣的眼光來創作電視節目。我擔心不可能同這個電視台一起工作。是馬塞爾·朱利昂動搖了我。但現在這已經過去了。我決不再在電視上出現，無論是法國的還是外國的。」他最後說：「過去，米歇爾·德羅依完全有自由搞他的1946——1970年編年史。」

為了實現這一點，我們要運用各種美學手段：

確切地說，我們要做往事的敘述，我們希望電視觀眾從自身歷史出發，來判別這一歷史中的真理和謊言。我們打算給作品以一種史詩的性質，使它成為本世紀的長篇傳奇。

「我們整整工作了五個多鐘頭，」他少氣無力地說道。晚上他是在萬達家度過的，第二天上午，10月5日（星期天）阿萊特給我打了電話。她說：「這不很嚴重，但……」在萬達家時，他已經有點站立不穩了。她把他扶進一輛計程車；米歇爾在「大教堂」外面等著接他回他的房間。路上他又跌了幾交，早上她駕車送他到阿萊特家，他又跌倒了。澤登曼趕去，給薩特打了針，他囑咐薩特長時間卧床休息。薩特跟我通了電話，他的聲音還清楚，但很微弱。他留在那兒同阿萊特吃午飯，之後，阿萊特借了一位朋友的汽車送他回家。他們把他幾乎是抬回到他的房間，扶他上了床。整整一下午我陪著他，澤登曼晚上來了。薩特的血壓從140上升到200。薩特從他的房間到廁所這短短的幾步路也需要人扶著。晚上我睡在他隔壁的卧室，總之，兩間房的門都開著。

顯而易見，我們沒有聲稱要考慮到這段歷史的所有事實：我們所追求的不是文獻式的客觀性。我們對歷史材料進行了選擇，這些材料是圍繞一個特殊主體的歷史——我的歷史——而進行加工的。

——抒情風格（例如，在第三部分回顧西班牙）；

10月15日（星期三）上午，澤登曼又來了。薩特的血壓降到160。他減少了藥物，並對薩特說，他可以出去走動了。薩特這樣做了。看來他好像恢復到病前的那個樣子，但他服用的藥物又引起小便失禁，有時在夜裡，以致弄髒了他的睡衣，看見這些事情的發生，他表現得無所謂，而我則感到十分難過。

儘管如此，他帶著一種固執的表情說，他還要抽煙。我堅決反對他這樣做。如果他年老糊塗，深為痛苦的將是我——他並不意識到自己的實際狀況。是我說服他了嗎？或者他被米歇爾讀給他聽的一篇文章所影響？那篇文章說，在動脈炎的病例中，抽煙可能導致一條腿截肢。總之，他幾乎不抽了。他一天不超過四支，有時他只抽三支。

薩特先在阿萊特那裡住了一段時間，後來又同萬達在羅馬住了一段時間；8月，我和西爾薇在希臘旅行，然後去雅典機場接他。他的身體看來很好。走路還不怎麼行，但即使這樣，後來一些天他可以走下繆斯山，井沿著他們稱為跳蚤市場的小街散步。他又去探望他的希臘朋友。她的病已經全好了，現在在一所大學當助教。由於藥物的作用，她的體重增加了二十來磅；她得病前是很喜歡講話的，現在卻非常沉默。但她仍然很美，薩特喜歡同她在一起。他們外出時，我同西爾薇在雅典城散步。

幾天以後，我們開著汽車乘渡輪去克里特島。我定了舒適的客艙，我們在船上很愉快。彷彿詩一樣，我們行駛在海邊一條不知名的路上，正是清晨七點，太陽噴薄而出。埃倫達海灘旅館在我看來簡直成了天堂樂園，它那粉飾一新的小屋有的散落在水邊，有的隱約閃現在樹木和群芳吐艷的花叢之中。我和西爾薇同住的房間正朝著大海；薩特的那一間在我們後面相隔有二十多米。房間舒適宜人，帶有空調冷氣。西爾薇經常在早上游泳，我和薩特聽音樂——我們帶了一台錄音機和一些磁帶——或者閱讀。其中我記得有一本關於多列士的厚書和施雷貝爾總統的《神經病患者的回憶錄》。我們在一個遮陽的露天餐室吃午飯；人們隨意到一個食品豐富的熱食和冷食的餐柜上取自己喜歡吃的東西。我們還開車作了幾次遠足，其中有一次令人流連忘返——到這個島的東端轉了一圈：另一次是去赫雷克林和克諾索斯；還有一次，有點遠也有點累，一直到了卡尼。下午呆在家裡看書或聽錄音機。這兒沒有好酒吧，但我們有冰箱，西爾薇給我們做可口的酸味威士忌。我們在房間里吃晚飯，幾乎沒有，或者很少幾次去靠近旅館的一家還不錯的鄉村小飯館。這兒的一切都讓薩特感到愉快；他的狀況出奇的好，沒有任何陰影籠罩他那快樂的心靈。

3月23日到4月16日，我們在葡萄牙。一年前，1974年4月25日，這裏發生了人們稱為「石竹花革命」的事變。經歷了五十年的法西斯主義統治之後，一些厭惡安哥拉戰爭的軍官，搞了一次政變，這不僅僅是一個軍事政變集團，這是全體人民的覺醒，他們對「武裝力量運動」給予了支持。薩特希望親臨其境了解這個不尋常的事件。開始他很擔心：「我怎麼能夠看見里斯本呢？」但他很快就不再焦慮了。我們住的旅館正好在市中心，靠近一個很大的露天市場，非常喧鬧。天氣很不錯，但風很大，我們不能在戶外陽台上呆久。ｒeａd.９９ｃｓw•com於是我們沿著大街在快樂的人群中散步，或坐在羅索的平台上。薩特此行所關心的主要是取得信息。他由彼埃爾·維克多陪同，有時由塞爾日·朱利陪同，同「武裝力量運動」的成員進行了多次交談。他在「紅色兵營」吃午飯，不久前，一些企圖暴動的軍官曾向這兒發起過進攻。薩特對學生作了一次演講，但他們對他提出的問題缺乏反應，使他有些失望。在他看來，這些人與其說是進行了革命，不如說是經受了革命。另一方面，他同靠近彼爾圖的一個自治管理工廠的工人有很好的接觸。他還參加了作家的一次會議，這些作家在探討他們今後要起的作用，他們有些不知所措。

6月，薩特感到自己精力充沛。學生們來看他，告訴他自己獲得的學位，談到研究生論文和有關他的專著。報紙經常提到他。「看來我又開始出名了，」他愉快地對我說。3月，孔達和他在朱納斯呆了三天，他們有一個很生動的長篇談話，一部分發表在《新觀察家》，他的七十歲生日之際；同時贏得人們的祝賀——電話、電報、信件。在這個題為《七十歲自畫像》的談話中，薩特回顧了自己一生的各個方面，現在對自己和自己與世界的關係的一種模糊感受。「情況怎麼樣，」孔達問他。薩特答道：「很難說情況很好，也不能說很壞。……我的作家職業已徹底斷送了。……在某種意義上說，這使我失去了存在的理由。您可以說我曾經存在過而現在不存在了。我本來應該十分沮喪的，但由於我自己也不明白的原因，我自我感覺還好——我從來沒有因為想到自己失去的東西而憂傷、消沉。……既然事已至此，我不能幹什麼了，我就沒有理由難過。我有過艱難的時刻。……現在我可以做的全部事情就是適應我的現狀。現在我沒法搞好的是……文章的風格；或者說是表現一個思想或現實的文字方式。」

8月28日，我開車送西爾薇上船，她要帶車回馬賽，然後從那兒再開車回巴黎。兩天後薩特和我坐飛機去羅德斯。航程很短。飛機開始降落時，我幾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我們住的海邊旅館離者城大約兩公里，我們住在六樓，是緊挨著的帶有寬陽台的兩間房。酒吧和飯館設在面朝大海的平台上，我們每天去那兒吃午飯。快到晚上了我們坐車去古羅德斯城門。我們沿著老街散步，這裡是那樣美妙和充滿勃勃生氣。這種同薩特一起發現地方的樂趣，我已經有很長時間未能領略了。有時，我們停在鄉村裡有大樹遮陽的露天咖啡店，有時我們在城牆腳找一家充滿趣味的飯館吃一頓快餐。坐計程車返回之後，我在我的陽台上給薩特讀一兩個小時的書。天氣很好，海景令人目不暇接；腳下遼闊的海灣讓我想起了科帕卡巴拉。

12月1日，薩特收到署名G.I.N的一封恐嚇信……吉澤爾·阿里米認為這是很嚴重的事情，6.1.N.是一個極右翼團體，它自稱爆炸過《解放報》的圖片社。薩特向附近的警察局報了警，我讓人安了一個防彈門。我真有點擔心，但薩特不怎麼在意。他的寧靜沒有受到破壞。「這三個月我過得極好，」

5月，捷克哲學家卡雷爾·科西克寄給薩特一封公開信，譴責捷克政府對知識分子實行的鎮壓。他說到他個人遭受的迫害，其中包括他的手稿被沒收的情況。薩特也寫了一封公開信，表示支持卡雷爾·科西克。他寫道：「你們的政府維護的是虛假的思想，它們不是自由人的精神所產生並檢驗過的，它們是從蘇聯揀來的詞語拼湊起來的東西，被用來掩蓋活動而不是揭示其意義。」他還在5月10日的《世界報》上發表了一個關於羅素法庭過去活動的聲明。受該報之邀，他談到越南戰爭結束的問題。他同蒂托·傑拉西有一個談話發表在芝加哥的一家雜誌上。其中談到：「我的每一個選擇都擴大了我的世界。因此我不再把它們的影響看成只是局限於法國。我參加的鬥爭是世界性的鬥爭。」這一年他在好幾個文件上籤了名：一個要求遵守關於越南問題的巴黎協定的號召書（1月26日至27日的《世界報》），一個對讓-埃登·阿利埃的警告，阿利埃被控挪用了原打算用於為智利囚犯進行辯護的錢款（雖然還不能確認）；一個支持巴斯克民族主義者的呼籲書（1975年6月17日的《世界報》）。

1月28日，薩特同倫茨和德吉弗雷談了一次話，2月28日又談了一次。2月1日，歷史學家們有一次會議，以後每月在斯科普科洛有一次全體會議。他們按照我們建議的主題分為幾個組進行工作。在這些會議上他們陳述了自己取得的成果。專門有一組是婦女，她們希望闡明婦女在近七十五年中所起的作用，這一作用非常重要，它多少有些被掩蓋忽略。我們預料，歷史學家帶來的材料非常豐富，不可能全部拿來使用；我們想按照每一個節目的順序使這些材料出版成書。我們與帕泰商定，他們將免費提供我們需要的全部文獻。

星期一和星期二薩特一直躺在床上。星期二晚上，拉普雷斯勒醫生同澤登曼一起來了。薩特的血壓是215。他們會診了很長時間。除了通常的葯，他們又開了強力減壓劑和瓦列莫去幫助他少抽煙。他們建議他起床后坐在安樂椅上，並且下午睡一覺。

雖然這個計劃使薩特很忙，他這一年還從事了許多其它活動。我繼續讀書給他聽，一般都是些關於最近七十五年歷史的書。他聽著我讀並且做錄音。他的智九_九_藏_書力沒有衰退，對一切使他感興趣的事他都有極好的記憶。但在時間和空間中，他時常摸不著頭腦，對於日常生活的一些小小習慣，他變得不大在意，雖然以前他和我一樣，對這些習慣是很注意的。

我們從廣播電視台回到莉蓮·西格爾的家，她準備了一個小小的午宴，席間有幾位歷史學家，他們因同電視二台斷絕關係而深感失望。快到五點時，我把薩特帶回他自己的住處，他睡了一會兒。他承認自己已是精疲力盡了。

錢的問題變得緊迫了。5月12日（星期一）我們四個人在薩特的住處會面；朱利昂也在，我們每個人都急切地同他交涉；他顯然缺乏誠意。整個事情都取決於——至少在表面上——我們的工作被划為哪一類。如果它是一個戲劇節目，我們就可以得到我們需要的資金；如果它是一個記錄片，我們只能得到這筆錢的三分之一。朱利昂勸說電視作者和作曲者協會的會長阿蘭·德考把它歸到戲劇一類。我們約他在下一個星期三會面，薩特在給朱利昂的一封信中解釋了自己的態度。

在這期間他有兩次接受採訪，一次是對一份左翼日報，一次是對一份無政府主義小報。這個夏天朱利昂給薩特寫了一封信，他建議先搞一個「試點節目」，這是侮辱性的，而且荒謬至極，因為我們的節目已經形成了一個整體，不能從單個的片斷來判別。幾天以後，在9月23日，我們回到巴黎，薩特、我和維克多——加維在美國——在莉蓮·西格爾的家同朱利昂會面。薩特強烈地指責朱利昂。他說，他早已過了接受考試的年齡。搞試點節目的建議事實上就是一種考試，可以讓人打上不及格、及格或良好的分數。我們唯一可以接受的鑒定人是觀眾；但這裏要求提交的「試點節目」不是對觀眾而是對「專家」的，這就是說，實際上這是一個新聞檢查措施。朱利昂提出的資金問題完全不是真正的問題，因為對於持續一個半小時的戲劇節目，一百萬法郎的預算是正常的；這有許多先例可以援引。事情的真相是，節目的提綱被送到希拉克總理那裡，這是由一個名叫安德烈·維維安的議員乾的，他同法國廣播電視局的關係密切，這些提綱是朱利昂拿給他看的。自元月份以來，維維安和希拉克就強烈地反對我們的計劃，而朱利昂，稟承他們的旨意，一直在欺騙我們。最後，等我們拂袖而去，他們的破壞活動便大功告成。

我們晚上仍然同西爾薇在一起，過得很愉快。一夭我們在馬耶家吃飯；近幾年我們又恢復了同他的關係——定期的令人愉快的會面，雖然並不經常。我們喜歡他的女伴納丁和他們的兒子費朗索瓦。她把這些晚餐搞成了實實在在的宴會。但那時馬耶的白血病已經很嚴重了，他知道死神正在等著他。有一次我們在診所看到他，他剛剛大病一場；穿著一件漂亮的長袍，瘦得皮包骨。那個晚上，他那漂亮的房間裝飾著他旅行帶回來的珍貴物品，我們覺得他是那樣瘦，老得那樣厲害。與他相比，我感到薩特真是顯得年輕，他重量有所減輕，精神也很活躍。這是我們最後一次看到馬耶；不久他就去世了。

1月5日，開了一個歷史學家會議，他們多數從外省來。因為薩特沒有出席，維克多主持了會議。1月7日我們同朱利昂和沃爾弗羅姆——朱利昂的得力助手——在莉蓮的家裡會面，為了落實一些事情。其中有一個經費問題。維克多和安娜·謝尼埃是製片秘書，到目前為止他們沒拿一分錢；薩特自己掏腰包給他們錢。1月22日我們把六個節目的提要送給了朱利昂，他在20日支付了合同報酬一萬三千五百法郎，它是部分付款，整個合同的報酬的條件還有待談判。我們打了十五次電話才弄到這預支。除了每星期三次的「四人小組」會議，在薩特的住所，還有許多別的會。

這個談話發表在1975年10月28日，當時佛朗哥奄奄待斃。薩特說，佛朗哥有「一張拉丁人的可惡的混蛋嘴臉」。這個說法使許多讀者氣憤。薩特說：「這是一個錯誤——在談話最激烈時講出的詞語在寫成文字時獲得了另外一種意義——但這完全是我自己的錯。佛朗哥有他名符其實的臉；無疑他是一個壞蛋，也沒有人會否認他是一個拉丁人。」

當我們去盧森堡廣播電視台電視演播室時，薩特還沒有恢復過來，他上樓梯時舉步艱難。接待我們的記者顯然是懷有敵意的，我感到緊張。薩特顯得精神疲憊，他說得很慢，語調幾乎沒有任何變化。我非常擔心他在這個節目期間神思恍惚的毛病會突然發作。我馬上從對話者那邊搶過話題，講了很長時間，大談我對朱利昂的看法。科恩-本迪特從瑞士電視台同時參与這一節目，搞得趣味橫生。總的說來，這個「每日奇聞」是一次成功。

——真實再現（例如，在第一部分中將出現一位1917年的戰爭顧問）；

十二天後我們回到雅典。歸航很不順利；我們定了兩個艙位，但他們拒絕給我們鑰匙，在難耐的嘈雜聲、熱烘烘的氣息和擁擠不堪中，我和西爾薇到接待處去要這兩個艙位，跟那些人爭吵起來，但沒有結果。後來他們把我們三個硬塞到一個遠遠談不上舒適的有四個床鋪的艙位里。後半夜我們正睡著，一個辦事員開了門：「您是薩特先生吧？我們不知道。您的艙位已經準備好了。」但我們都拒絕再搬進去。

讓-保爾·薩特巴黎，1975年5月15日電視台二台台長巴塞爾·朱利昂先生大學路158號巴黎第七區我們一致同意由我創作一部電視作品，即一組在一個綜合性思想指導下的節目，它由圖象、對話和評論製作而成，評論者有的是七十五年以來https://read.99csw.com歷史中的角色（我是其中之一），有的是扮演歷史角色的演員。

我們作了兩次遠足，都是坐計程車。一次到林多斯，一個美麗的小村莊，街道的房屋粉刷成白色，懸空在大海之上，這地方因它的衛城而特別有名，但要騎驢才能上去，我們沒敢作這種嘗試。另一次是去加米羅斯，一個保存得相當好的大古城。在路上我們看到一個坐落在山腰上的非常美麗的修道院。

我們需要一位律師來協助處理所有行政管理事宜和經濟問題。我們選擇了凱傑曼。我們都跟他很熟。2月20日薩特和維克多向他說明了我們的問題。他建議去要求儘快簽署一個議定書。3月6日，薩特同朱利昂和沃爾弗羅姆在莉蓮家會面，但他未能簽成議定書，只是得到第二張支票。錢分給了歷史學家各小組；它們在凱傑曼的幫助下組成一個民事社團，作為這個電視節目的第五位作者。

薩特常被要求籤名於一些聲明和呼籲，他一般都不拒絕。他同馬爾羅、孟戴斯·弗朗斯、阿拉貢和弗朗索瓦·雅各布簽名於一個呼籲書，去制止在西班牙判處十一個人死刑的行動。當那十一人被處以死刑時，他簽名於一個抗議信和一個呼籲書，號召舉行一次向西班牙進軍。他同密特朗、孟戴斯·弗朗斯和馬爾羅共同抗議聯合國把猶太復國主義視為種族主義的決議（見11月17日的《新觀察家》）。他在一個要求改善被關的士兵的狀況的呼籲書上籤了名，這個呼籲書於12月15日在巴黎互助大廳上被宣讀。他有一個新的娛樂活動。阿萊特為他租了一台電視機，有好的西部片或娛樂片時，我們就看一看。薩特坐得離電視屏幕非常近，這樣他可以看得較為清楚。一個星期一的上午，我同他去看一部很不錯的希臘片《演員遊記》。經理專門為我們放這部片子；只有幾個朋友在場，這樣，我可以給薩特讀字幕而不妨礙別人。

由於《弓》的一期刊載了《西蒙娜·德·波伏瓦與婦女鬥爭》一文，我問他怎樣看待他同女權主義的關係，他在回答中頗多頌揚，但比較表面化。

我們準備去度假。這一年我們打算來一個新花樣——我們不去義大利而去希臘，薩特對此十分高興。同朱利昂的議定書沒能簽字，這使我們傷透腦筋，但我們還是充滿希望；我們很滿意我們和我們的合作者這一年所做的工作。薩特同維克多一起計劃寫一本題為《權力和自由》的書，他在這個夏季開始構思此書。

——戲劇場面（薩特和演員們各自表演自己的角色）；

我們上面談到的處理手法只是一些例子：它們不具有限定意義。因此，我認為，這一作品只能被看成電視戲劇節目，完全不是記錄片。

薩特回到巴黎，在廣播電台作了一個關於葡萄牙的很好的談話；從4月22日到26日，由朱利編輯，《解放報》發表了薩特、我、維克多和加維之間的系列談話：（一）革命與軍人；（二）婦女與大學生；（三）人民與自治；（四）矛盾；（五）三種權力。薩特最後表示他有保留地支持「武裝力量運動」。

就理智而言，薩特是完全恢復了。他說：「最重要的事就是工作，幸運的是，我的頭腦還不錯。」他又對我說：「我的頭腦現在比以前很長一段時間要清醒得多。」這是真的。他奮力地同維克多一起寫他們計劃的那本書《權力和自由；他對我給他讀的書和這個世界上發生的一切都有濃厚的興趣，特別是對戈德曼的情況，他了解得非常詳細。11月中旬，我們認為戈德曼的上訴可能被駁回，薩特在維克多的幫助下，擬了一封抗議信打算交給《世界報》發表。後來因為對戈德曼的判決被撤消，薩特沒有發表它，戈德曼的朋友都因這個審判結果而高興。

他的健康狀況沒有恢復，他也知道這一點：「我的身體不是很好。」一天早上，他和莉蓮在附近的「自由女神」咖啡店吃早飯時說道。他抱怨自己的嘴特別是喉嚨有些麻木，使他的吞咽十分困難。他喝一杯茶或一杯桔子汁至少需要一個小時。他的糖的含量還正常，但他的行動越來越困難了。11月19日（星期四），從他的住處到「自由女神」咖啡店，一百多米的路他走得非常困難；大約兩點，他去蒙巴拉斯城樓腳下的巴西飯館時——我們常在那兒吃午飯——也是行步艱難。第二天澤登曼來看他，澤登曼發現薩特恢復得不太好，有些擔心，拉普雷斯勒傍晚時也來了，他認為薩特比他前一次見他時要好，總的健康狀況也還好。但就他的運動神經（走路，吞咽）而言，他對我說：「薩特已降低了一個水平，他不可能再升上來了。」我還記得，兩個月前，薩特登上了護城牆；我擔心是否有一天，他完全不能動彈了。由於他無法控制自己的反應能力，他又有一個腸功能失禁。這太可怕了，當你的精神還健全時你的身體卻背叛了你。

5月10日的大會開得死氣沉沉。第二天，我們都在斯科普科洛圍在一張小桌旁吃午飯，但九九藏書我們沒有回到討論上來。現在沒人再有那種神聖的激|情，因為議定書仍然沒有簽字，我們有點懷疑整個事情是否可以搞成。然而，女歷史學家那一組在一天上午來到薩特的寓所同「四人小組」見面；她們顯得極願合作，對節目一事興趣甚濃。

我們回到雅典又呆了十天。天氣開始涼快了，散起步來十分舒適愉快。

生活又走上正軌。薩特在家吃飯，星期天西爾薇給他帶來午飯。星期四是莉蓮，星期一和星期五是米歇爾，其餘三天是阿萊特。而所有的晚餐，都是我到他那兒去時買一點東西去吃。

正像我說過的那樣，薩特因為無法看到跟他談話的人而感到不便，在人多的場合他都不大顯露自己。在通常的會議上主要是維克多在說話，他那一副權威的架式使一部分人被懾服，又讓另一些人惱火。4月13日，薩特進行了長時間的發言，這個會開得相當激烈。

在後面他談到對死亡的態度。「並非想到它——我從不去想它；但我知道它就要到來。」他認為他至少還能活十年。一天，他根據他的祖輩的長壽情況作了一個令人費解的預測，他指望活到八十一歲。他對孔達說，他很滿意自己的生活。「沒關係，我做了我想做的事。……我寫作過，我生活過；我沒有什麼可後悔的。」他還對孔達說：「我沒有老之將至的感覺。」他說他對事情並不冷漠，但他承認「沒有太多的東西讓我興奮。我使自己已處在比較超脫的地位」。這個談話給人總的印象是，他對自己的過去十分滿意並以安詳的態度面對現實。

——材料的借用（例如，第二部分借用關於克朗斯塔德的俄國文獻，這與它們原來的使用目的並不一致）；

盧森堡廣播電視台建議薩特、我和維克多在1975年10月5日的「每日奇聞」節目中接受採訪。薩特同意了，我們準備了自己的談話稿。但已發生的整個事件使他十分氣憤。這個星期，阿萊特打電話對我說，她發現薩特非常疲勞；一天晚上，他同我在一起，突然說話十分費力；他的嘴角和舌頭尖幾乎麻木了。一刻鐘后這個癥狀消失，但他告訴我，他經常有這種情況，我很擔憂。

與會者取得的一致意見是，節目應該以薩特為中心，如果發生爭執，由他作出最後裁決。但現在歷史學家又對他們同「四人小組」的關係提出質疑。他們不想局限在文獻資料的搜集上，而讓別人據此得出結論。薩特試圖說服他們，因為這節目的目標是一個「美學一意識形態」作品，它需要一個很小的寫作班子來完成綜合工作。歷史學家們理解這一點，但總的說來，他們感到灰心喪氣。幸運的是，那天中午斯科普科洛招待了極好的冷餐，這使緊張氣氛得到緩和，與會考們吃喝起來，並可以三三兩兩地交談。下午，會議的氣氛顯得友好多了。

有許多次，他好像為自己的境況而痛苦。一個星期日晚上，我們談到，一個人不可能指望活上一百年。他說：「說到底，我不過是一個啞角的角色。」第二天我向他提到這句話，他告訴我他為什麼這樣說，他惱火的是，加維冒頂他的名就西班牙問題在《解放報》發表一個談話。

由於薩特進行了許多活動，他再次感受到生活之樂趣。一天上午莉蓮問他：「依賴別人，這不是讓人很惱火嗎？」他微笑了：「不。這甚至使我覺得有點愉快。」「被人寵愛嗎？」「是的。」「因為你覺得我們愛你？」「噢，我早就知道這個了。但這是讓人高興的。」11月10日，《新聞周報》的歐洲版發表了薩特同簡·弗里德曼的談話。她問他：「當前您生活中什麼是最重要的？」他答道：「我不知道。一切。活著。抽煙。」他完全感受到這個藍藍的和金黃色的秋天之美麗，他樂在其中。

12月底，朱利昂在薩特的書房拍攝了六分鐘的電視片，在該片中，薩特、我、維克多和加維宣布了我們的計劃。拍攝花了我們一上午時間。幾天後電視將播放，我們十分高興。1月6日，朱利昂在電視節目中雄心十足地介紹他這一年的計劃，並準備播放這一短片，但沒有播放，因為一個月前，加維幹了一件蠢事，無論是薩特還是我都無法理解：他在《解放報》上寫道，如果薩特同意為電視台工作，那僅僅是為了讓電視台出醜。朱利昂對薩特說，加維剛剛寫了這樣的文章，他不能讓加維在影片中出現。我們堅持說明我們同加維是一個整體，朱利昂不得不放棄把有加維的鏡頭剪掉的念頭。最後，我們這個節目在1月20日播放了，雖然是經過審查的。

5月22日德考來見薩特；他態度非常和氣，完全理解我們的意思。他把這個節目歸到戲劇一類，這使節目有可能很快上演。維克多寫信給歷史學家們報告了這個好消息。這時，同電視二台的對話仍在繼續進行。6月11日，在沃爾弗羅姆的家，舉行了一個至少有十四人參加的報告會，包括朱利昂、埃德蘭-帕泰的代表，羅歇·路易和視聽協會理事皮埃爾·埃馬紐埃爾。遇到一個棘手的問題：如果孔達和阿斯特律克的電影《薩特自述》在電影院或電視屏幕上映出，這可能會形成與電視二台的節目唱對台戲的局面。這個問題因塞利曼——這部影片的製作者——給朱利昂寫了一封信而後得到解決，他保證在薩特提供給電視二台的十個節目播完之前，電影不上映。6月18日，我們的律師凱傑曼同電視二台的律師布雷丁會面，他們起草了一個由薩特和朱利昂簽字的議定書。6月底歷史學家和其他有關攝製人員召開了最後一次全體會議，他們對此事充滿希望。7月5日薩特離開巴黎，他並沒有那麼樂觀；因為6月30日他寫信給朱利昂，要求與他會面，但朱利昂沒有答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