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然，莎士比亞在這難忘的一年中，與南安普頓伯爵過從甚密；這一年，時疫迅速蔓延，9月份每周都奪去一千人的生命。各戲院大門緊閉，直到1593年12月26日才開放，但是在玫瑰劇場登台演出的是蘇塞克斯劇團。1594年聖燭節，瘟疫攪得人心惶惶，各劇場再次關閉，到4月才又開放。威爾或許還在編劇，但沒有參加演出。斯特蘭奇劇團不在倫敦。人們認為，威爾當時客居在霍爾本或蒂奇菲爾德的南安普頓府，成為伯爵的一個家臣，一個馴服的詩人，也算是一個朋友。對於這種生活，他本人是否像原先企望的那樣喜歡是值得懷疑的，不過這隻是漫長的成功之路上的一家客棧，一家豪華的客棧，不是歸宿。由斯特拉福的亨利街到斯特拉福的新宅，這是一條異常迂曲的道路。

這些人午間在一起吃飯，又在酒店的花園中散步，說了許多話，接著又坐下來吃晚飯。飯後，估計也是喝了一整天酒以後，他們之間發生了爭吵。有人說是為了誰付賬的問題，又有人說是為了一位少女的名譽。盛怒之下，馬洛奪過弗賴澤的匕首，刺了他兩刀，但是傷勢不重。弗賴澤想奪回匕首，爭奪中把匕首刺入了馬洛的額頭，傷口在右眼上方，有兩英寸深。馬洛痛得難以忍受，尖聲慘叫而死——當然有人說他死時仍罵不絕口。審案時只有三個人出庭作證：弗賴澤、斯凱爾斯和波利。陪審團說，弗賴澤是正當防衛。

莎士比亞撤去了波士委的營盤，偃旗息鼓。換一句話說，他收起了那部霍林斯赫德的《編年史》；這是他編寫英國歷史劇所依據的原始資料集，不久以後還要用到。有朝一日，他要寫《理查二世》、《亨利四世》上下篇和《亨利五世》，這樣才能完成王室篡位和貴族紛爭這段歷史。嗣後，整個歷史事迹的演出可能會以亨利八世登基以及伊麗莎白誕生而告終。莎士比亞像其他敘事詩人一樣，是由中間開始的，但他需要稍事休息之後，才能再把筆尖蘸入血泊之中。眼下，他開始把筆尖蘸入蜜罐。他需要重新拾起維納斯與阿都尼的故事。此刻有利於他成為一位敘事詩的作者。這條道路才是真正的擢升之路，不能靠舞台上電掣雷鳴的台詞和被人羞辱為「打雜」的那條路。古典的愛情故事正時興。洛奇寫了一首比較乏味的《西拉變形記》，一個名叫克拉彭的人用古羅馬詩體寫了那喀索斯的故事。尤其是馬洛，他在創作《希蘿與利安德》，莎士比亞看過他的手稿。詩中關於希蘿的服飾的描寫，使他更加深信自己寫的愛情故事的主題是好的：

1593年5月，馬洛寫這首詩時正在肯特郡奇索爾赫斯特附近的斯卡德伯里莊園；這莊園是他的朋友，弗朗西斯·沃爾辛厄姆爵士的堂弟、年輕的托馬斯·沃爾辛厄姆爵士的鄉間別墅。他去那裡可能不僅是貪圖安靜，也是為了逃離備受瘟疫折磨的倫敦。然而，倫敦又把他召了回去：樞密院要傳訊他。倫敦城內的九*九*藏*書風潮始終未曾平息，雖然沒有一樁事情直接牽連馬洛。拒絕服從國教的教徒——包括天主教徒和清教徒——一直很活躍，社會上流傳著誹謗佛蘭芒人（即僑居倫敦的正派新教工人）的污穢文章。樞密院委任的專員們開始在倫敦知識界搜查可疑分子，主要是些靠寫小冊子和劇本謀生的窮文人，試圖找到一些可以提供有關這些誹謗性文章作者線索的文字材料。這些專員的權力相當大，可以把任何不願提供證詞的人送上刑架，或者折斷他的手指。他們認為手指斷了就無法再寫了。

莎士比亞要見南安普頓可能和他要見弗洛里奧一樣容易（倘若他真是見過弗洛里奧的話）。倫敦四法學院的年輕人時常成群結隊地去玫瑰劇場。演員和劇作家一向可以比較自由地與貴族交往，諾埃爾·考沃德與蒙巴頓伯爵之間的關係便是如此。但是，我們尚需將泛泛之交向前推進一步：不僅是形式上的保護人與被保護人的關係，而是某種友誼。《維納斯與阿都尼》發表后剛過一年，莎士比亞又向南安普頓奉獻了一首長詩。這首敘事詩叫《魯克麗絲受辱記》，是關於塔昆強行玷污一位貴婦的貞潔的故事。這裏值得全文引述詩前的獻簡：

南安普頓伯爵這時年方十九，眉目俊秀，孤芳自賞，無意與女人發生什麼糾葛。喬治·查普曼曾經獻給他一首以那喀索斯為主題的詩篇，得到他的讚賞（讚賞詩的主題多於讚賞複雜費解的詩句）。《維納斯與阿都尼》的主題也是適當的，而它的詩句則優美得多。這首詩在倫敦四法學院的年輕人中受到極大的歡迎，據說有人甚至把它放在枕下睡覺。榮譽與其說是屬於詩人的，莫如說更多是屬於南安普頓的。英俊的貴族青年大有人在，但不是誰都可以成為《維納斯與阿都尼》這樣一部作品的教父，領受它的題獻。瞧這位爵爺，《維納斯》就是獻給他的——是的，是的，那些詼諧的清詞妙句，那些甜言蜜語，都是對他說的。啊，可愛的莎士比亞先生！

我們只能猜測威爾·莎士比亞對於基特·馬洛的感情。他十分欽佩這位詩人，這是可以肯定的。但是，他在《皆大歡喜》中與其說是讚頌馬洛的文采，莫如說是讚頌馬洛其人更為恰當：

我們不知道威爾在獻詩之前是否與伯爵見過面，也不知道是否有人曾經居間牽線，使詩人獲准獻詩。一個理想的牽線人是南安普頓的秘書約翰·弗洛里奧，他是在倫敦定居的一個義大利新教逃亡者的兒子。弗洛里奧原是牛津大學的語言學教授，眼下在編纂一部意英詞典；這部詞典後來在1598年出版，對語言學作出了重要的貢獻。作為南安普頓的秘書，他有充分的時間和機會考察倫敦人的口頭英語。他曾去玫瑰劇場看戲，這是毋庸置疑的，因為他是個詞迷（後人稱他的詞典為《詞的世界》），而莎士比亞是個正在崛起的遣詞大師。從弗洛里奧口中，莎士比亞可能聽到過散文之父蒙田其人，並且還會為日後創作《哈姆萊特》積累一點蒙田精神。蒙田死於15九_九_藏_書92年，是個符合英國人口味的法國人；他的隨筆集後來由弗洛里奧譯成英文，並於1603年親自加以出版。蒙田潛心探求學問，從不死抱教條，腦中經常有一個大問號：「Que sais-je？」——我知道什麼呢？他主張仁愛、寬厚，一切以經驗為依據。他不是坎特伯雷大主教惠特吉夫特之類的人物。《哈姆萊特》實際上反映了一個充滿強權與詭計的殘酷世界對於蒙田式人物的衝擊。王子的悲劇在於他必須行動，並且把這種行動建立在一個蒙田式的人物必然感到不自在的基礎之上。假若父親的鬼魂對兒子說自己是被人謀殺的，要求兒子為他報仇，兒子是難以聳聳肩說「我知道什麼呢？」的。

南安普頓伯爵是個相當新的爵位。亨利·賴奧思利的父親，第二代南安普頓伯爵，是個天主教徒，曾因維護諾福克公爵的信仰自由而被關入倫敦塔。1581年他去世時，他的兒子只有八歲，受到王室監護，由王國政府的財政大臣伯利勛爵威廉·塞西爾照料。伯利勛爵把他送入劍橋的聖約翰學院接受教育。亨利十二歲時已是大學一年級學生，十六歲便獲碩士學位。接著，他又被送入倫敦四法學院的格雷學院完成他的學業。四法學院有點類似貴族子弟的結業學校，既講授法律，也教人禮儀。儘管南安普頓尚年輕，家中已要求他成親，伯利勛爵還為他物色了一位非常合適的配偶，即自己的外孫女伊麗莎白·維爾小姐。南安普頓的母親、孀居的伯爵夫人催促兒子考慮後嗣的重要性。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如今瘟疫橫行，一些年輕俊秀的伯爵也沒能倖免。繼承人的問題之所以使貴族們煩惱還有另一個原因：女王樹立的榜樣太壞了。南安普頓托稱自己太年輕，結婚為時尚早，這是可以理解的；他要求至少再有一年的單身自由。他的外祖父博利厄勛爵蒙塔丘特（或蒙塔古）也在一旁為伯爵夫人敲邊鼓。在此期間，伯利勛爵高唱其作為監護人的責任；他逐漸由嚴厲而惱怒，威脅要懲罰年輕的伯爵。

5月，奈德·阿萊恩集合起一支小型巡迴演齣劇團，準備把文化送到首都以外的地方，年底再回倫敦。他們從樞密院申請到一份特別執照，准許他們在離倫敦七英里以外的任何地方演出；他們甚至還榮幸地拿到一封公函，要求各地方當局給予贊助。這是因為斯特蘭奇是受到王室恩寵的劇團，演員們必須隨時入宮在御前演出，不能荒疏業務。演出隊的成員包括托馬斯·波普、約翰·海明琪、奧古斯丁·菲利普斯、喬治·布賴恩以及威廉·肯普。這些名字屬於莎士比亞逝世後於1623年出版的莎士比亞戲劇集（第一對開本）序言中提到的「所有這些戲劇的主要演員」之列，我們以後還會遇到。他們已經是技藝精湛的演員，而且除肯普外，不久全都成了大演員。

這句話出自《希蘿與利安德》。馬洛這首詩很有希望成為名篇，可惜沒有寫完。稱馬洛為牧羊人是因為他曾經寫過一首優美動人的抒情詩《多情的牧羊人致情人》，這首詩在《溫莎的風流娘兒們》中猶被憶及。在莎士比亞對馬洛的愛慕中，可能摻雜著腹誹馬洛生活方式的強烈情緒，因為莎士比亞是個溫文爾雅的人，希望別人視自己為紳士。可馬洛畢竟是個學者，而莎士比亞從來不鄙視學問。學問以及自由探討精神——這應該是學問的最好果實——是屬於私下的浮士德式的馬洛，而不是公開的帖木兒式的馬洛。馬洛參加過一個嚴肅的討論小組，狐疑的人稱之為「黑夜學派」，而大家都認為它有點像巫師們的聚會。它由沃爾特·羅利爵士領導；此人是個航海家、軍人、朝臣、詩人、歷史學家以及把生活中的一大慰藉引入英國的人。這個團體還包括其他一些有名望的人物，如諾森伯蘭伯爵、詩人喬治·查普曼、才華出眾的數學家兼天文學家哈里奧特（那位帖木兒式的馬洛曾在公開場合中說，哈里奧特一人勝過十個摩西）、加布里埃爾·哈維等。討論的氣氛是認真嚴肅的，極力想使科學符合神的啟示，每次結束時沃爾特爵士總是要求大家一齊祈禱上帝。威爾是否參加過這種討論，我們不得而知，但是我們可以猜測他並不熱衷於理性的討論；他是靠直覺求得真理的。至於思想，那是詩歌與戲劇的原始素材，就一首十四行詩或一篇台詞而言，托勒密的地心說和哥白尼的日心說都是一樣的。威爾新結交的一些朋友還告訴他：那個臭煙草販子沃爾特爵士是個卑劣的傢伙，生性狡詐，慣於偷雞摸狗、背信棄義，還勾引了女王身邊的一位女侍。女王陛下不是在1592年因為他玷污了一位宮女的貞操而將他關入倫敦塔的么？他視清教徒為友，而且不信神。閣下，這一切怎麼可能調和呢？可能的，威爾，一切都是可能的。九*九*藏*書

是正當防衛嗎？人們可以無休止地猜測下去。是不是西班牙的特務機關花了大錢要除掉一個危險的坐探？是不是哪一個被馬洛出賣上了絞架的天主教徒，他的朋友或兄弟出了錢要討還血債？是不是馬洛自己的主子這時覺得需要一勞永逸地使他銷聲匿跡？我們永遠無法知道其中究竟。在頭腦簡單的人看來，馬洛激怒了上帝，他的下場是上帝安排的。讓一切褻瀆神明的人都滅亡吧！既然這樣，讓一切劇作家都滅亡吧！格林在攻擊暴發戶似的烏鴉那封信中曾經告誡馬洛：「上帝賜予您超群的智慧，為何您如此障目塞聽，竟然不去讚頌您智慧的賜予者？難道您研究了馬基雅維利害人的方略？啊，荒唐的愚蠢！」後來他又說：「請勿與我一樣，拖延到這最後時刻：您不知道最終將受何等懲罰。」馬洛沒有聽從格林的忠告，關於毀滅的預言終於應驗了。

1592年是不尋常的一年，上演了一些新戲，發生了瘟疫，死了一位放蕩不羈的詩人。1593年更不尋常，除了又有新戲上演之外，還發表了一些新詩，而且是重要的新詩。疫癘肆虐，最猖獗時一周奪走一千人的性命。有一位既放蕩不羈又不信神的詩人也註定要在這一年送命，而且是送在他人的刀下。

這種疾病的患者以淋巴結腫大為特徵，通常是腋下淋巴結腫大，形成原發性淋巴結炎，因而稱為腺鼠疫。身上其他部位也有繼發性淋巴結炎腫，但是比較小，也無關緊要。經過最長為十天的潛伏期之後，淋巴結炎才發生，其他癥狀，如頭痛、寒戰、腰背痛、脈搏加快、煩躁不安、高熱等，也隨之出現。這些癥狀發展迅速，引起嘔吐、譫妄，最終導致死亡。百分之七十的患者一般在三四天之內死亡，死時全身膿血，極為痛苦，其狀慘不忍睹。只有像納什這樣的人才會為此賦詩，不過他在一部題為《不幸的旅客》的小說中，卻也作了真實的描寫。1665年的「大天罰」是對倫敦或任何其他英國城市的最後襲擊，史書把它說得如此壯觀，使莎士比亞經歷的那場瘟疫幾乎成了搔癢小事。然而便是搔癢小事也有可能在那危難的1593年奪去他的生命，因為他的同事都走了，而他卻留在倫敦。

一切都是可能的。比如，命運已經清除了莎士比亞前進道路上的兩大對手——先是格林，如今是馬洛——使莎士比亞上升為英國最優秀的詩人。《維納斯與阿都尼》是在馬洛送命前近六周發表的，馬洛可能看過印本，並且會說：「甜美，過於甜美，就像蜜餞。男女之情過於露骨，傷風敗俗的描寫缺乏必要的含蓄。啊，等我把《希蘿與利安德》寫成后你看吧——」《維納斯與阿都尼》是一本很漂亮的書，是由理查·菲爾德印刷裝幀的，他就是那個走運的斯特拉福人，娶了他死去的法國老闆托馬斯·沃特羅利哀的遺孀，接管了人家的印刷所。日後有謠傳說，有一次菲爾德照例回斯特拉福探親的時候——或許還替威爾捎去他對安妮和孩子們表示眷戀的信和一些金幣——威爾曾敏捷地爬到那位老闆娘的床上替菲爾德值勤。不過，眼下安妮的丈夫無暇顧及逾牆鑽隙的勾當，他正在謀求擢升。《維納斯與阿都尼》的扉頁上有一篇題獻，口齒伶俐，一副十足的諂媚腔調：「仆今以鄙俚粗陋之詩篇，獻于閣下，其冒昧干瀆，自不待言；而仆以此荏弱之柔條纖梗，竟謬欲緣附楨幹棟樑以自固，其將招物議之非難，亦不待言……」這是奉獻給南安普頓伯爵兼蒂奇菲爾德男爵亨利·賴奧思利閣下的。「設此初次問世之篇章，不堪入目，則有負閣下之栽培，誠惶恐之不暇，更何敢再事此磽瘠硯田之耕耘，以重其以蕪雜之詞褻瀆清聽之罪乎？」初次問世之篇章？倘若如此，只有兩種解釋：要麼這是莎士比亞在斯特拉福老家初次試筆之作，要麼他的劇本不算是文學作品。他是十分關心出版自己的詩篇的，倒是並不關心出版自己的劇作。格林那樣的詩人使他懂得：劇作不是什麼值得驕傲的東西。九*九*藏*書

過去的牧羊人，現在我明白了你的話果然是真：「誰個情人不是一見就鍾情？」

南安普頓不願照料自己的產業，也不願繁育後代。他想過戎馬生活，追隨埃塞克斯伯爵去法國打仗。在亨利·賴奧思利的心目中，埃塞克斯伯爵羅伯特·德弗羅是長者中最具騎士魅力的楷模。他生於1566年，二十一歲就任御馬長官，二十三歲在德雷克麾下成為討伐葡萄牙的一名傑出戰將，二十五歲統帥英軍遠征諾曼底。他已經結婚，但是他的婚姻也不無誘人之處：他娶了菲利普·錫德尼爵士的遺孀。這位爵士在1586年蘇特芬戰役中英勇捐軀，但始終以其十四行詩集《阿斯托菲與斯黛拉》生氣勃勃地活在人們的心中。南安普頓想方設法要在1591年追隨他心目中的英雄遠征法蘭西，然而人們卻把他留在家裡考慮後代的問題。女王很器重他，這平息了他的憤懣。他英俊，富於情趣，熟諳古典文學，是為朝廷增添光彩的人物；在莎士比亞這樣雄心勃勃的人看來，他是個能夠庇護自己的理想的恩主。他還非常有錢。

1593年伊始，嚴寒遏制著時疫的發展。1月是斯特蘭奇勛爵劇團在玫瑰劇場繁忙工作的月份，他們上演了《西班牙悲劇》《馬爾他的猶太人》《泰特斯·安德洛尼克斯》，可憐的格林的《培根修士與本吉修士》，一部叫《嫉妒的喜劇》的無名氏作品，以及馬洛那部火辣辣、血淋淋的《巴黎大屠殺》。此外還上演了《亨利六世》，可能是全部上中下三篇。2月2日聖燭節是莎士比亞一對孿生兒女受洗命名的紀念日；那天，所有的劇場都關閉了，因為每周都有三十多人死於鼠疫；春天的到來未能使疫情好轉。這是很討厭的瘟疫，它像如今的肺癌，光顧人間似乎只是為了要別人的命。莎士比亞和他的同事們並不真想逃離倫敦躲避這場瘟疫；繼續留在玫瑰劇場演戲，任憑街上收屍車隆隆駛過，這對於他們來說會更愉快。

今天九_九_藏_書我們都知道這種災禍究竟是怎樣一回事了，但是伊麗莎白時代的人並不知道。當亨斯洛的妓院不得不關閉並用門板把染病的妓|女抬走時，人們議論得更多的或許是上帝的懲罰，而不是造成這種災禍的小生物。腺鼠疫早已成為中世紀及文藝復興時期歐洲民間傳說的一部分，誰都沒有把它與鼠類聯繫起來。然而，正是倫敦的病鼠——可能是隨貨船混入倫敦的病鼠——引起了鼠疫。鼠蚤吮吸病鼠的血后襲擊人類，把鼠疫桿菌傳入人體。由鼠至蚤，由蚤至人，這是鼠疫的標準傳播方式。除肺鼠疫可由飛沫傳播外，人與人之間是不會交叉感染的。一般人曾以為飲用水與鼠疫的蔓延有關，其實並無關係。這種疫病在人類中流行是因為它在鼠類中流行，而鼠嚙其類，偷吃被污染的食物乃至人類的排泄物，則起著推波助瀾的作用。疫病先在動物群中蔓延，約兩周后即傳到人群。

專員們來到《西班牙悲劇》的著名作者托馬斯·基德的寓所，逮捕了他，並把他投入勃賴德韋爾監獄。當基德身陷囹圄、大汗淋漓的時候，他們檢查了他的書信和手稿，發現幾份載有異端邪說的文章，其中包括否認基督是神，嘲笑他的神跡，極力為無神論辯護的內容。這些都像是出自馬洛的手筆，基德也說確實是馬洛寫的，是兩年前馬洛在基德寓所與他合作編劇時留下的。現在，無論樞密院對於那個長期得到容忍、隱藏在一副反宗教咆哮的面具後面的真馬洛有多少了解，他們還是必須正式把他傳來作出交代。5月20日，他奉命必須時刻準備晉謁樞密院，不經許可不得遠離。這時，他的生命只剩下最後十天了，而在這十天中，他似乎並未受到傳訊。他在戴特福下榻，離倫敦城和他在肯特的別墅很近。5月30日，他光顧了戴特福一家由一個叫埃莉諾·布爾的寡婦開設的酒店。他可能是應英格拉姆·弗賴澤的邀請去的，那是一個不三不四、令人討厭的傢伙。他的兩個朋友也來了，他們一個名叫尼克·斯凱爾斯，是個詐騙犯，另一個叫羅伯特·波利，是個偽證者兼雙料間諜。

作為青雲直上的戲劇家，莎士比亞第一階段的藝術生涯於1593年結束。倘若我們將《泰特斯·安德洛尼克斯》與《錯誤的喜劇》擱置一旁，把它們看做莎士比亞怪誕而有生氣的練筆——這兩劇分別模仿古羅馬戲劇家塞內加的復讎悲劇與普勞圖斯兄弟錯認的鬧劇——那麼我們可以說，莎士比亞已經開始一個極為宏大的構思：關於玫瑰戰爭的漫長歷史。《理查三世》自然要緊隨三篇《亨利六世》之後問世，使紅白玫瑰兩大集團以里士滿之子哈里與約克之女伊麗莎白聯姻而言歸於好，使都鐸朝誕生（這王朝最後在英格蘭的伊麗莎白一世晏駕時告終），並使一段漫長的史話告一段落。《亨利六世》三篇加《理查三世》是經過劇作者精心編排的四部曲，充分利用了民間的各種情緒和某些藝術手法。劇中有反法情緒、強烈的愛國主義和對王位繼承權的憂慮，有修辭新穎的台詞——這是阿萊恩擅長的藝術手段——和新馬基雅維利主義，還有對於人物性格和動機的探索，這是莎士比亞自己對戲劇的貢獻。那軟弱的亨利王出奇地感人，那畸形的約克公爵理查是個十足的壞蛋，但我們不能簡單地把兩個人物都當做是爭取觀眾的工具而加以輕視。《理查三世》雖然有不少粗陋之處，仍不失為一種立體戲劇手法，不總是把人寫得表裡如一。在克萊倫斯的夢囈中，劇作家第一次捕捉人的無意識心理並公之於眾。安夫人對於理查的求愛，反應是複雜的：她既受誘惑，又感到厭惡；理查本人具有足夠的力量可以喚起安夫人的慘淡的同情。這齣戲儘管照例有鬼魂出現，但其可怖之處並非取自塞內加的文庫。在舞台上，這遭受磨難的英國存在著一種懼怕幽閉的氣氛，這不僅是嶄新的，而且是無與倫比的。《理查三世》一如全體演員所感受到的那樣，有著它自己的風格，一種不見於任何其他劇本的風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