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高幹子弟，我的一名知青戰友，曾將他當年的日記給我看，他下鄉第二年就參軍去了，在北戴河當後勤兵，餵豬。他的日記中，滿是「逆境」中人如墜無邊苦海的「磨難經」——而當年在別的同代人看來，成了一名光榮的解放軍戰士，又是何等幸運何等夢寐以求的事啊！

至於我，回顧過去，的確僅有些人生路上的小小不順遂而已。實在是不敢妄談「逆境」。而如今對於人生的態度，是比青少年時期更現實主義了。若我患病，就會想，許多人都患病的，憑什麼我例外？若我生癌，也會想，不少傑出的人都不幸生了癌，憑什麼上帝非呵護於我？若我慘遭車禍，會想，車禍幾乎是每天都發生的。總之我以後的生命，無論這樣或那樣了，都不再會認為自己是多麼的不幸了。知道了許許多多別人命運的大跌宕，大苦難，大絕望，大抗爭，我常想，若將不順遂也當成「逆境」去談，只怕是活得太矯情了呢！

那是一次從「上升階段」的直接「淪落」，連原先的小學教師都當不成了，於是似乎真的體會到了身處「逆境」的滋味兒，於是也就只有咬緊牙關忍。如今想來，那似乎也不能算是「reａｄ.９9cｓw.ｃｏm逆境」，因為在我之前，許多男知青，已然在木材加工廠抬著木頭了。抬了好幾年了。別的知青抬得，我為什麼抬不得？為什麼我抬了，就一定是「逆境」呢？

這些都是一個幸運者當年的不順遂，儘管也埋伏著人生的兇險，但都非大兇險，僅是可以憑了自己的策略對付的小兇險而已。

我曾不止一次被請到大學去，對大學生談「人生」，彷彿我是一位相當有資格大談此命題的作家。而我總是一再地推託，聲明我的人生迄今為止，實在是平淡得很，平常得很，既無浪漫，也無苦難，更無任何傳奇色彩。對方卻往往會說，你經歷過「三年自然災害」時期，經歷過「文革」，經歷過「上山下鄉」，怎可說沒什麼談的呢？其實這是幾乎整整一代人的大致相同的人生經歷。個體的我，擺放在總體中看，真是絲毫也不足為奇的。

比如我小的時候家裡很窮，從懂事起至下鄉為止，沒穿過幾次新衣服。小學六年，年年是「免費生」。初中三年，每個學期都享受二級「助學金」。初三了，自尊心很強了，卻常從收破爛的鄰居的破爛筐里翻找鞋穿，哪怕顏色不https://read.99csw.com同，樣式不同，都是左腳鞋或都是右腳鞋，在買不起鞋穿的無奈情況下，也就只好胡亂穿了去上學……有時我自己回想起來，以為便是「逆境」了。後來我推翻了自己的以為，因在當年，我周圍皆是一片貧困。

後來我被推薦上了大學。我的人生不但又「上升」了，而且「飛躍」了，成了幾十萬知青中的幸運者。

你來信命我談談對人生「逆境」所持的態度，這就迫使我不得不回顧自己匆匆活到四十七歲的半截人生。結果，我竟沒把握判斷，自己是否真的遭遇過什麼所謂人生的「逆境」。

面對所謂命運，我從少年時起，就是一個極冷靜的現實主義者。我對人生的憧憬、目標從來都定得很近很近，很低很低，很現實很現實。想象有時也是愛想象的，但那也只不過是一種早期的精神上的「創作活動」，一扭頭就會面對現實，做好自己在現實中首先最該做好的事，哪怕是在別人看來最乏味兒最不值得認真對待的事。

下鄉后，我從未產生跑回城裡的念頭。跑回城裡又怎樣呢？沒工作，讓父母和弟弟妹妹也替自己發愁嗎？自從我當上了小學教師，我曾想，如果我將ｈｔtｐｓ://rｅad•９９ｃｓw.ｃom來落戶了，我家的小泥房是蓋在村東頭還是村西頭呢？哪一個女知青願意愛我這個全沒了返城門路、打算落戶于北大荒的窮家小子呢？如果連不漂亮的女知青竟也沒有肯做我妻子的，那麼就讓我去追求一個當地人的女兒吧！

在大學我因議論「四人幫」，成為上了「另冊」的學生。又因一張匯單，遭幾名同學合謀陷害，幾乎被視為變相的賊。那些日子，當然也是談不上「逆境」的，只不過不順遂罷了。而我的態度是該硬就硬，畢不了業就畢不了業，回北大荒就回北大荒。一次，因我說了一句對「四人幫」不敬的話，一名同學指著我道：「你再重複一遍！」我就當眾又重複了一遍，並將從兵團帶去的一柄匕首往桌上一插，大聲說：「你可以去彙報！不會判我死刑吧？只要我活著，我出獄那一天，你的不安定的日子就來了！無論你分配到哪兒，我都會去找到你，殺了你！看清楚了，就用這把匕首！」

小蕙：

魯迅先生當年曾經說過家道中落之人更能體會世態炎涼的話。我以為，于所謂的「逆境ｈtｔps://rｅａｄ.9９ｃsw•cｏｍ」而言，也似乎只有某些曾萬般順遂、彷彿前程錦繡之人，一朝突然跌落在厄運中，于懵懂后所深深體會的感受，以及所調整的人生態度，才更是經驗吧？好比公子一旦落難，便有了戲有了書。而一個誕生於窮鄉僻壤的人，于貧困之中呱呱墜地，直至於貧困之中死去，在他臨死之前問他關於「逆境」的體會及思想，他倒極可能困惑不知所答呢！

倘說貧困毫無疑問是一種人生「逆境」，那麼我倒可以大言不慚地說，我對貧困，自小便有一種積極主動的、努力使自己和家人在貧困之中也盡量生活得好一點兒的本能。我小學五六年級就開始粉刷房屋了。初中的我，已不但是一個出色的粉刷工，而且是一個很棒的泥瓦匠了。爐子、火牆、火炕，都是我率領著弟弟們每年拆了砌，砌了拆，越砌越好。沒有磚，就推著小車到建築工地去撿碎磚。我家住的，是在「大躍進」年代由臨時女工們幾天內突擊蓋起來的房子，幸虧有我當年從裡到外的一年多次的維修，才一年年仍可住下去。我家幾乎每年粉刷一次，甚至兩次，而且要噴出花兒或圖案，你知道一種水紋式的牆圍圖案如何產生嗎？說來簡單——將石灰漿兌好ｒｅａｄ•９９cｓｗ•com了顏色，再將一條抹布擰成麻花狀，沾了灰漿往牆上依序列滾動，那是我當年的發明。每次，雙手被灰漿所燒，幾個月後方能褪盡皮。在哈爾濱那一條當年極髒的小街上，在我們那個大雜院里，我家門上，卻常貼著「衛生紅旗」。每年春節，同院兒的大人孩子，都羡慕我家屋子粉刷得那麼白，有那麼不可思議的圖案。那不是歡樂是什麼呢？不是幸福感又是什麼呢？

那事兒竟無人敢去彙報。

後來我調到了團宣傳股。這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次「上升階段」。再後來我又被從團機關「精簡」了，實際上是一種懲罰，因為我對某些團首長缺乏敬意，還因為我同情一個在看病期間跑回城市探家的知青。於是我被貶到木材加工廠抬大木。

畢業時我的鑒定中多了一條別的同學所沒有的——「與『四人幫』做過鬥爭」。想想怪可笑的，也不過就是一名青年學生對「四人幫」的倒行逆施說了些激憤的話罷了。但當年我更主要的策略是逃，一有機會，就離開學校，暫時擺脫心理上的壓迫，甚至在一個上海知青的姨媽家，在上海郊區一個叫朱家橋的小鎮上，一住就是幾個星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