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還想悄悄告訴你——我曾很希望有一位上海妻子呢！真的。上海的好姑娘和上海的好女人，也許是中國最善於，最天生善於慰藉男人的心靈了！我聽她們吳儂軟語便會平和得像一條浮定在水中的魚。儘管我應該很慚愧地承認——一句上海話也不會說……

在到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去的全國各地的知識青年中，我始終認為，就整體評價而言，上海女知青們是尤其令我欽敬的。都認為上海人說的永遠比乾的漂亮，這話其實欠公道。我當年見識過不少善於夸夸其談的女知青，有哈爾濱的，有北京的，有天津的，可在我的記憶中，卻沒有一個上海女知青是那樣的。她們似乎永遠是最服從分配聽從指揮的；她們任勞任怨；她們也極少搬弄口舌，傳播什麼飛短流長；受了委屈往往並不反應激烈，並不表示「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抗議。而且，在最初的幾年裡，她們似乎總怕受到不公平的傷害。除了她們中容貌美好的格外引人注意，大多數的她們，其實乃是知青中最自甘寂寞的。這可能由於她們普hｔｔpｓ://rｅaｄ•９9cｓw•ｃｏｍ遍比別的城市的知青小兩三歲的原因吧。普遍地，她們最少知青特有的種種政治野心。普遍地，她們很善良，溫柔又善良。包括她們中的標兵，比如我當年的副指導員許鳳英，我們師的知青模範戴紅珠，都是些好姑娘。她們當年的榮譽——如果那仍不失為榮譽的話，是她們當年通過苦幹獲得的，絕非是靠大「侃」革命理論「侃」到的。如今想來，我對她們的欽敬，在較大程度上是同情啊……

小學六年級以前，只知道中國有南方，不知道中國有上海。後來知道中國有上海了，是從大人們口中才知道的。因為當年最好的手錶是「上海」牌，最好的自行車是上海出產的「鳳凰」牌，最好的縫紉機是上海出產的「蜜蜂」牌，好像一個時期內曾改為「蝴蝶」牌，而最好的收音機也是上海出產的。大人們談起最好的什麼什麼的時候，話里話外總是離不開上海。按今天的說法，這該被認為是上海的「廣告效應」了，儘管當年中國最好的東西九九藏書並不大做廣告，但上海畢竟是一個與我無關的地方，正如當年最好的東西並非許多城市貧民家庭敢奢望敢嚮往的……

我自己一心要返回我的家鄉。沒回成家鄉，倒成了北京人。

我例外。極少有像我一樣的「紅衛兵」，已到了北京卻不去上海，因為我的父親當年在成都。和我最好的同學也不願因陪伴我而放棄去上海的衝動，所以我是很孤獨地登上開往成都的列車的。

上海，你如果問我上海最好的是什麼——那麼讓我悄悄告訴你——對我來說，最好的是上海的女孩子和上海的女人們。

我做夢也不曾想到過我居然會跨入復旦大學的校門。我成為復旦的學生，對我是太意外的機遇，太大的幸運。

妻自從窺到了我心中的這點兒小秘密，便每每對我開玩笑——回你的上海去，回你的上海去！

上海知青改變了我對上海人的間接的成見。我對上海女知青比對上海男知青的印象好。上海男知青們勞動中普遍有點兒拈輕怕重似的。但後來我對他們這一點成見也改變了。不再認為他們普遍地九九藏書如此了，因為連隊里有幾名上海男知青為人挺誠懇，也較有正義感，勞動中不怕苦不怕累的。最主要的，那彷彿是出於自覺，而不是出於什麼強烈的自我表現意識。與他們相比，當年倒是我自己往往有太強的自我表現意識。

我本是可以留在復旦，也是可以留在上海的。老師們都曾勸我留在復旦，起碼留在上海。

像眾所周知的那樣，兩年後我下鄉了。一天，連隊里來了一批二十幾個上海男女知青。過了一年，又來了第二批。我生平第一次與一些和我同齡的上海人成了「知青戰友」。我曾是男一班班長。我的班裡就分到了幾名上海知青。

倒好像我是上海人似的呢……最後我問上海知青戰友劉鴻飛一家好。祝願他老母親健康長壽，我在復旦讀書時，老人家曾把我當兒子似的看待。從北到南，我堅信好人永遠比壞人多。而且多極了，多極了……

後來知道上海是一座很大的城市了，從電影里知道的。首先自然是《霓虹燈下的哨兵》，還有《戰上海》，還有《不夜城》。覺得上海真是中國資本家https://read.99csw.com最多的城市。當然也覺得上海人嘛，多多少少的，肯定都是受到過南京路上資產階級香風的熏染，肯定都是不同程度地有點兒「資產階級做派」的。記得我們那條街上有一家的新媳婦是上海人，也可能並不是上海人，只不過是上海附近某小縣城的人。但她自己卻希望被看成上海人，結果使我們一些剛上中學的孩子，覺得她正像《霓虹燈下的哨兵》中企圖腐蝕趙大大和排長陳喜兒的「資產階級女人」。常惡作劇地沖她背後喊「拜拜」，氣得她哭過好幾次。她的公公婆婆還為此找過我們的家長，鄭重嚴肅地告過我們的狀……

「文革」中，北方的「紅衛兵」，選擇「大串聯」的第一目標城市是北京，第二便是上海。不管實際上去沒去成上海，沒有內心裡不曾希望去成的……

我自己錯過了這種緣。這構不成我的悔，但從此我對上海有了種「纖纖情結」……

這是我和上海確曾有過的一種緣。

我是復旦中文系家境很窮的學生之一，三年內只探過一次家。我的老師們對我很好，很愛護我。其中袁越老師和秦耕ｒeaｄ•９９cｓw.ｃｏｍ老師對我的關懷，實在不是「師生情誼」四個字可以包容的。翁世榮老師和輔導員徐天德對我也是極為友善的。因某幾個同學存心製造的一些小事端，因當年復旦特殊的政治背景和氛圍，我受過一些委屈，於今想來，不過是小委屈，實在不值得耿耿於懷的。然而我畢業前後，尤其「四人幫」粉碎后，確曾耿耿於懷過。現在，四十四歲的我，憶起往事，心中只存一片溫馨，不復再有任何積怨。我很想念我的袁越老師，也很想念我的秦耕老師和翁世榮老師。不知他們是否仍在教學。我想藉此機會對他們說——老師們，我永遠感激你們！在非常的年代里，在非常的大學生活中，沒有你們給予我種種關懷，種種勉勵，我是讀不完我的大學的。徐天德老師其實只比我年長一兩歲。他總親切地叫我「大樑」。除了在什麼鄭重的場合點名，他幾乎就沒叫過我完整的姓名。多想再聽他叫我一聲「大樑」呀。我曾誤解過他。我想對他說——「大樑」當年是個性情太耿直的東北小子，你就多多原諒你的學生「大樑」吧……我彷彿看到他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