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以後，雖然政體變成了西式的代議制，但西式法律體系的引進，只限於沿海的都市（即使在都市也只是皮毛），農村裡則連影子都沒有。老的法律體系已經被廢掉了，知縣變成了縣長，不再踞堂審案、打板子，他們的職能只是按某些方面的旨意把抗稅抗租不交或者交得不夠的農民「法辦」一下（站籠這樣的中世紀刑罰和砍頭示眾這種中世紀威嚇手段也時有所見）。農村裡連《大清律例》這樣的東西也不存在了，各個土皇帝都可以言出法隨。法律沒有了，道德也沒有了，統治從來沒有變得如此的沒有規矩和章法。當時的人回憶說：「寨有寨主，寨主豢養著一些專作鷹犬之用的寨丁。寨主不僅可以派款要差，處理訴訟，而且可以捕人押人。」有的寨主處理人命案件時還會知會一下政府，有的乾脆自己做主，隨意草菅人命。鄉村的統治形態已經基本上退化到靠人類原始本能維持的地步了。

從法律上講清代是不禁止民間擁有武器的，至少是沒有嚴格查禁老百姓手中的刀槍劍戟和打獵用的火器。由於清朝在鴉片戰爭以前已經屬於冷兵器和熱兵器混用時代，民間基本上沒有能力製造威力較大的槍炮，所以，即使擁有少量武器，對統治者的威脅並不大。中國引進西洋現代火器是與地方紳士的公開參与政務同步進行的，但大規模的武器近代化畢竟還是國家軍隊的事，儘管這時的國家軍隊已經由原來的鄉兵——湘軍和淮軍唱主角了。

不言而喻，此時的鄉村統治秩序基本上沒有了道義的尺度，原始的血親復讎又開始盛行。在1921年前後，河南嵩縣東區的黃兌村，村長郭燦是本村大姓郭姓的頭面人物，因為派差得罪了同族的另一個大地主郭某，郭某於是收買殺手將郭燦全家殺死，只有一個12歲的孫子因在外村的舅舅家而倖免，然後郭某在村裡當了家。郭燦的孫子逃到外地投軍，幾年後帶著一個結拜弟兄悄悄潛回黃兌村，殺了郭某全家，撈了兩支槍又回到了軍隊上。這件事情當地縣政府曾經過問過，但沒有採取任何行動，先是任憑郭某繼承黃兌村的村長，而後又聽任郭燦的孫子復讎。但不管怎麼說，這裏面畢竟還有政府的影子，而同一時期發生在河南伊陽縣常渠寨的一件連環復讎案，地方政府根本就沒有過問的可能。常渠寨張姓是大姓，一向握有村寨的大權，當時的寨主張夢華是寨中的首戶，在寨中一手遮天，十分專橫，結果引九_九_藏_書起了張姓的另一大戶前清秀才張豐年家族的不滿，張豐年的兩個兒子於是收買了兩個殺手，殺了張夢華，取而代之。但不久張夢華的妻子拿出許多錢和槍，買通了另一個土豪派人又將張豐年的全家殺掉，僅僅剩下一個媳婦。最後這個媳婦設法投靠一個勢力更大的土豪，將殺她夫家的兇手給除掉了。除此之外，平民百姓受了土豪劣紳的欺負憤而投軍，最後報仇的事例也比比皆是，少年彭德懷的故事就是非常典型的一個。我們看到，原來鄉村民間糾紛和危機處理的程序已經基本瓦解了，人們開始藉助各種鄉村社會以外因素來處理危機，尋求正義。在傳統社會，人們處理危機、解決糾紛的基本趨向是儘可能不傷面子，避免走極端，而現在則動輒採取極端手段，肉體消滅已經成為解決權力紛爭的基本方式之一。顯然，這與整個農村社會濃烈的武化氛圍有密切的關係。

這些武化的精英缺乏前輩鄉紳的文化資源，往往帶有後起和暴發的色彩，因而手更狠，心更黑，更不講究道德規矩。豫西土皇帝別廷芳之所以能在寨主林立的豫西地方發起來，關鍵在於他心狠手辣，在互相的兼并戰爭中，連自己的親家都能殺得一個不剩。在整個鄉村社會中，瀰漫著「唯力是從」和「唯力是恃」的空氣，維護自我以及家人的生存變成了最高原則。無原則講求義氣的黑社會道德擠壓著原有的鄉里道義，即使黑社會的道德也無法在大大小小的武裝集團中完全維持，背叛成為一種無葯可醫的流行病，只要有足夠的利益驅動，任何稱雄一時的武人都有可能被自己親密的部下所拋棄，甚至挨自己家人的黑槍。

雖然中國關於現代兵器的引進與自造有一個並不算短的過程，但這對於處於前現代的中國人來說，要想熟悉和掌握它，的確需要一個較長適應的時間過程。在19世紀70年代來華的英國軍官曾發現中國軍隊里的士兵使用洋槍非常不規範，而且不會瞄準射擊。直到20世紀初編練新軍之前，大部分清軍槍都打不準，很多人往往一開戰就拚命地放槍，直到將子彈打完為止，結果是槍彈如雨而殺傷很少。也就是說，儘管從湘、淮軍開始，中國軍隊的武器現代化已經有了眉目，但是士兵對於不斷進步的現代化兵器其熟練程度還是相當有限的。然而，雖然武裝了洋槍洋炮的官軍抵禦外辱不足，但鎮壓內部的農民起義卻綽綽有餘，太平天國的九_九_藏_書失敗，從某種意義上講是與湘、淮軍武器競爭的失敗，而自那以後，由於此後的圖謀造反的農民再也沒有了引進西洋武器的條件，所以很難成氣候，甚至在世紀之交的大動蕩中，起來鬧事的義和團雖然不是成心要推翻清王朝，但斷不了與官軍交戰，這時的他們其實並不像某些外國學者想象的那樣，相信神術寧願用刀矛而不用現代化武器，大多數義和團其實是很樂意用洋槍洋炮武裝自己的，可惜這些洋玩意兒到了他們的手裡都成了廢物，因為他們絕大多數人都不會使用。農民雖然知道現代化武器的威力，但對之卻非常陌生。應該說，清廷的新政以後，軍隊的現代化進步很快，新軍士兵對於手中武器的諳熟程度比他們的前輩確實高了許多，但民間對西洋現代兵器依然是陌生的，尤其是先進一點的兵器，如後膛快槍。

北洋軍閥時期不間斷而且愈演愈烈的混戰，為現代武器在民間的普及創造了極好的條件。首先，軍閥間的戰爭越打越認真，越打規模越大。在彼此都擁有正規軍隊的內戰之初，仗打得確實有點像外國記者說的那樣，像兒童遊戲，戰爭更多的是靠煙土和銀洋在打，戰爭的幕後交易遠比真正的動槍動炮要精彩。一場轟轟烈烈的直皖大戰，直軍不過死了71人，皖軍是吃敗仗的一方，也不過死了千把人。但是隨著對有限資源的競爭日益激烈，戰爭的頻度和烈度都與日俱增。1920年所謂的直皖大戰歷時不過一周，雙方死傷無幾，而1924年的直奉第二次戰爭，雙方在長城一線攻守拉鋸，動輒死傷累萬。但是，軍閥混戰有一個特點，就是儘管戰爭規模越來越大，烈度也越發的高，但現代化的程度卻十分有限。有的財大氣粗的軍閥如奉系張作霖的軍隊雖然裝備很好，在戰爭中也用上了飛機大炮和坦克，但由於使用不當，效用有限，真正解決問題的還是步槍和機槍之間的交鋒。其次，軍閥混戰頻度越高，其吐納的兵員就越多，戰爭烈度雖然高，但真正戰死遠遠沒有逃亡的多，戰爭製造了越來越多的散兵游勇，這些散兵游勇幾乎都帶著槍，他們或者落草為寇，或者拖槍回家化為地方武裝的成員，也有帶著小股士兵回家鄉成為土皇帝的。每次戰爭或者兵變之後，軍閥都要補充兵員，為了在戰爭的競爭中站住腳或者壓倒對手，軍閥還需要不斷地擴充軍隊的規模，就這樣，軍閥混戰就像一座巨大的學校，將越來越多的成ｒeａｄ.９９ｃｓｗ.ｃｏｍ年農民拖人戰爭，至少教會了他們掌握使用步槍，由於我們前面講到的巨大的生存壓力，這所戰爭學校基本上是不愁「生源」的。拖槍回家的農民，還會將武器的知識進一步普及給家鄉的夥伴。結果，農民對於現代常規武器的陌生感終於消失了，像義和團那樣有槍不會用的情景基本上不存在了。

所以，一方面是政權的赤|裸裸下移和強化，一方面又是政權的弱化和政府權力的分散。另外，由於社會權力對於武力的過度依賴，而武力的強弱又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武器的優劣和多寡（不像冷兵器時代強調武技和膂力），使得人們對槍的追求幾乎達到瘋狂的地步，「槍」在某種程度上具有了價值觀意義，對於大大小小的軍閥來說，有槍無槍，槍多槍少，與他們的生存價值有直接的關係。而鄉村的武化精英們也是同樣，槍多槍好，說話的聲音就大，反之亦然，軍閥們互相吞併主要是為了槍，鄉村土圍子之間相互攻殺也是為了槍，甚至他們大肆搜刮從某種意義上也是為了槍，有了槍才有了一切。民國期間，出現了許多土匪搶洋人的事件，當土匪抓住洋人時，首先不是搶掠財物，而是要老外交出槍械，因為在他們眼裡，外國人都是有槍的，而槍恰恰是最有價值的東西，因為它等於是會生金蛋的母雞。

民間散落的槍支越來越多，不僅中國低水平的軍火工業得到了飛速的發展（極端的低水平擴展），而且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西方的剩餘軍火也成船地運往中國（主要是步槍等低級武器），無論西方國家怎樣裝模作樣地限制，軍火走私商還是能將那些協約國和同盟國士兵用剩下的爛步槍一直運到河南、四川的深處。連一向號稱慈善的天主教教會也參与走私槍械，河南南陽有個屬於義大利天主教教會的靳崗教堂，結果當地大部分地方武裝的槍械都是義大利造的。一時間，中國成了各種型號的輕武器的博物館。軍閥們要大量地購買槍支彈藥，各種地方武裝也會利用各種機會和途徑來買槍，土匪們更喜歡搞槍，有的地方，富裕一些的人家也會買一些快槍來看家護院。一時間，快槍成了農村裡最現代化的器物，農民如果也受西化的影響的話，那麼只能是對西洋現代火器的熟悉，他們依照自己的愛好，給洋槍起了許多很有特點的外號，什麼「五眼」「九響」「歪把」等。大小軍閥的底下還有各種名目的半獨立的割據勢力，即使託庇于軍閥的較為強大的武力rｅaｄ.９９cｓw.ｃoｍ之下，與軍閥也是某種形式的分贓關係和納貢關係。各個村寨的小團總、隊長、支隊長之類的武裝首領，就是一個個土皇帝。有的地方乾脆就是直接的土匪或者幫會袍哥統治著，東北地方的土匪，有相當多是這樣存在的，他們按匪股的大小控制著一定範圍的村莊，各個村莊定期向他們交納「保護費」，後來威震全國的奉系軍閥首領張作霖，當年就是這樣一種土匪。在四川，「嗨袍哥」幾乎成為一種生存的必須，袍哥的龍頭大哥都是地方的一霸，因為他們都變成了有槍階級，個別出色的甚至還變成了勢力不小的軍閥。其他地方會黨也同樣洋槍化了，有的地方，上自富家子弟，下至平民百姓，不入會黨就難以生存，湖南和陝西等地的哥老會武裝還有許多最後搖身一變成了正規軍。辛亥鼎革，一向以講求文事聞名的無錫七房橋的錢氏家族，也購買了快槍若干，訓練子侄以保衛鄉里，這些槍支，在後來的歲月里，看來並沒有從錢家流出去。在相對太平的江南水鄉尚且如此，其他地方就更不必說了，甚至復古了東漢末年的塢壁，結成大小村寨，築起圩牆和砦堡，有的工事還相當堅固，就是毛澤東所謂的土圍子。時人言及當年豫西內鄉一地，全縣比較有名的寨子就有三百以上，幾乎每個寨子都有快槍，否則連一天也立不住。豫西土皇帝別廷芳起家的老虎寨是個小寨子，但也有一支快槍。大的寨子或者土圍子竟然會有幾百支槍。

各地軍閥的統治形式是赤|裸裸的武力控制，連帶著鄉村的統治也是靠武力維持著，誰的力量大，誰有槍誰就說了算。沒有槍的人要託庇于有槍有勢力的人，否則就難以自存。有的時候，槍象徵著世間唯一的「法律」，決定著人際間的處世規則。在這種場合下，權力已經全然失卻了文化意義上的合法性依據，只要搞到了新式武器，任何的阿貓阿狗都可以登上權力的舞台，與此相關聯的是，人際間的忠誠和道義的空間也減少到了最低限度，登上台的武化的好漢們，除了自己的家人，誰也不敢輕信。以下犯上和公然的背叛已經不再受到輿論的譴責，失德者自然也沒有什麼自我的不安。與此同時，農村裡的精英迅速發生著更新換代，一批與軍閥有關係或者有黑社會背景的人開始崛起，老的鄉紳或者使自己武裝化或者沉淪，在有些地方，甚至老一代靠辦團練起家的鄉紳也敗在了「新生代」的手下。據加拿大籍華人學者陳志讓考證，四川由九_九_藏_書軍閥、團閥和高利貸者構成的「新」地主，雖然人數上與舊鄉紳相差無幾，但卻佔有87%以上的耕地，而舊鄉紳佔有的耕地則不超過10%。這些新地主基本上具有武化的色彩，有些像沈從文小說里描繪的「在地方上辦團防，帶三五十條雜色槍支，參加過幾回小內戰，於是成為軍官，到后又在大小兼并情形中被消滅，或被裹脅出去，軍隊一散，撈一把不義之財回家來納福，在鄉里稱支隊長、司令官，于同族包庇點小案件，調排人事，成為當地土豪」的暴發戶。更多的是軍閥的家人、族人以及親戚，土匪和幫會的大小頭目和與他們有著千絲萬縷聯繫的人。豫北安陽的大地主豪紳王自全的經歷十分典型，此人先是在民團當兵，而後又進入地方軍閥部隊，還做過礦警，後來棄兵為匪，拉起人馬佔山為王，靠四處打家劫舍和販賣毒品發了起來，但對於自己的家鄉卻不擾害。洗手不幹之後，遂成為當地的豪紳，用販毒的錢從日本購得大量槍械，仍然擁有相當精良的武裝，與各地的土匪幫會和會道門都有聯繫，歷屆地方政府都要倚仗他。

從另一個角度說，兵散為匪的也不在少數，打敗了的軍閥往往大股小股地變成土匪。而土匪又常常由於軍閥擴張勢力的緣故而變成兵，兵匪互易成為當時戰爭的一景。當然，在地方上混不下去又回到軍隊上的老兵油子也不在少數，因為軍隊生涯雖然危險，但的確存在許多做農民根本想也不敢想的機會。無形之中，兵與民的界限已經淡漠了，無論做什麼，他們手裡都有槍，不再存在殺人的心理障礙。也可以極端地說，此時的中國其實並不存在著多少正式的士兵，倒有許多拿槍的武裝人，分散或者成股地活動著。那個曾經以「東陵盜寶」聞名的孫殿英的發跡史就非常典型，他先是在豫西悍匪張平手下干，然後又混進豫西鎮守使丁香玲部搖身一變成了官軍，等到混成機槍連連長時，又藉機拉出隊伍自立山頭。他20多年的軍閥生涯，總是在土匪、官軍和會道門集團三種角色之間來迴轉換，他的手下也是如此。幹了臨城國際列車綁架案的山東土匪孫美瑤部下是一位被他們綁架的外國人稱為「厚嘴唇」的土匪，「他曾是湖南軍閥張敬堯手下一名士兵，在張敬堯被吳佩孚打敗后，他發現自己『失業』了。於是遊盪到北方，並於1922年夏投到了反吳佩孚的張作霖的帳下。而在張作霖兵敗京郊后，『厚嘴唇』遠道跋涉返回山東，加入了匪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