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槍會核心人物中的第三類人是民間教門的成員。這些人一般原來就是各種會道門的骨幹，擁有現成的組織資源，諳熟「法術」以及民間宗教的儀式（往往還有些武術功底）使他們具有迷惑農民的資本。大多數由鄉紳辦起來的槍會都要請這些人前去「傳功」，如果機緣合適，他們就可能搖身一變，成為一方會眾的領袖。山東招遠、滕縣等地的槍會就是由無極道、白極道等道門建立起來的，而沂蒙山區的青旗會和紅旗會等槍會，也是由民間教門建起來的，紅旗會的老師還是個和尚，法名法真。山東益都是有名的紅槍會興盛地帶，這一地區紅槍會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一個年近古稀的老道人崔雲端，此人應各地農民的邀請，到處傳法，最後到廣饒竟然成了紅槍會的大首領。這一類人一般都是各地紅槍會用以迷惑或者嚇唬人的招牌，由於有會道門動機不良的底子，所以即使做了首領，一般在與軍閥作戰中作用並不突出。

紅槍會的組織十分雜蕪，有像前面提到過的，模仿軍隊體制叫「團」和「營」的，也有叫「官」「壇」和「門」的，其首領和核心人物大體上有這麼幾類：第一類人是原先的鄉紳，他們中的多數具有前清的功名，在農村擁有多年累積下來的文化威權，但是在軍閥政治的影響下，他們地位日益下降，昔日的威權被沒有什麼文化的「新生代」精英所取代，他們對軍閥統治的痛恨，其實一點也不亞於普通農民，討厭這混亂無序的時局和雜亂無章而且貪得無厭的武夫割據。既然沒有辦法通過「正常渠道」恢復昔日的秩序，那麼一旦出現了紅槍會這樣的與一般土豪武裝不同的農民自衛團體，他們自然樂於參与其中，而且由於從前的威望成為領袖。像山東汶上地區武村一帶的紅槍會首領郭晨浩原為前清秀才，頗有家資，一直困於兵匪之擾，於是請來大刀會的武師來教演武術，遂成立紅槍會，在與土匪作戰中死去，其子郭廷儉繼任，成為名震一時的紅槍會領袖。另一個例子是河南滑縣新莊集的鄉紳張西府，1926年，張西府由於不堪忍受直魯聯軍的勒索逼迫，遂接受臨境紅槍會成員的勸告，乃約集四鄰數村的鄉紳，集眾在他家焚香開壇成立紅槍會，最後成了十幾個村子紅槍會的總團長。山東聊城紅槍會首領李太黑，也曾是前清秀才，據說他原名為李裕德，因仰慕唐代大詩人李白（李太白）才改名李太黑，長年在外地教書，1925年冬回鄉后，因不滿軍閥張宗昌的殘暴統治，遂在鄉親們的擁戴下組織起紅槍會，提出口號要免除苛捐雜稅，曾經率領七千會眾進攻聊城。山東昌邑三泊地方紅槍會的首領魏冠千曾是前清的拔貢。鄉紳們開壇設團，往往要延請外面的紅槍會或者道門的師傅來主持，為的是增加神秘感，為武裝披上一件神靈的外衣，但是紅槍會的大權卻由自己牢牢抓住。

紅槍會現象出現無疑是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背反，這種組織無論其形式、口號還是意識內涵都是極端落後的，至少從形式上頗像一種主要針對國內軍閥統治的義和團。無疑，這是清末民初以來，以現代化為背景的政權ｈｔｔpｓ://rｅaｄ.9９ｃsw•ｃｏｍ強化與武力強化在農村結出的惡果，這種方式不僅沒有導致農民和農村的現代化，反而激出向後轉的反彈。

組織紅槍會的第二類人是鄉村中的「能人」。這些人按說也算是地道的農民，但由於腦袋靈活，出門在外闖蕩多年，見多識廣，雖然沒有發財，但綜合素質比較強，有相當的組織能力。他們一般都較早地加入紅槍會，成為其中的積極分子，然後出去發展，最後也能成為一方的團首甚至總團首。河南滑縣高平地方的紅槍會首領李保安，長年在外，曾經為長垣縣武邱集紅槍會頭子當過僱工，因而加入紅槍會，後來他回到家鄉發展，很快就成為滑縣著名的紅槍會首領，由於他頭腦靈活，善於作戰，甚至那些由鄉紳出面組織的紅槍會團口都聽他的調遣，曾經組織上萬人進攻道口和滑縣。山東昌邑的紅槍會首領陳祥庭也是務農出身，家境貧寒，為了活命曾經跟人到東山裡一家絲廠做學徒，由於那裡的工人有不少進過紅槍會，陳頭腦靈活處事乖巧，因而學到了紅槍會喝符念咒運氣的一整套「法術」，回到家鄉就搞起紅槍會，與官軍和土匪作戰曾經取得過一些勝利，因此在當地很有威望。這些農民出身的紅槍會首領，他們的出人頭地一般來說相對要難一些，因為他們缺乏文化威權，沒有財產和家世的支撐，能夠做到讓人信服必須靠自身的能力。有時對於紅槍會「法術」的特殊感悟也許會助他們一臂之力，但紅槍會不同於義和團，他們必須經常面臨保家安境的任務，做紅槍會的首領必須要有較強的作戰指揮能力和組織能力，否則就會被淘汰。紅槍會裡見過世面的普通農民的嶄露頭角，實際為後來共產黨領導的農民運動埋下了伏筆。

其三，紅槍會的作戰方式比較靈活機動，而且比較實用。他們基本上在本鄉本土活動，天時地利人和全占，他們沒有正規軍隊的教條，可以採取任何非常規的形式來打擊對手，讓對手防不勝防，有時往往在紅槍會的聲勢和心理攻勢下，成建制的軍閥部隊居然會一槍不放就被繳械。由於有這些特點，紅槍會在與裝備和軍事素質明顯比自己強的軍閥部隊的角逐中經常會佔到上風。

紅槍會的戰鬥力來源於三個方面：其一，紅槍會組織是一種農民自衛的團體，具有比較強的社會正當性。儘管紅槍會有魚龍混雜的現象，有個別紅槍會的行為近乎于土匪，但絕大多數會伙基本上以跟軍閥和土匪相反的行為模式和道德規範呈現自己的面貌。他們的目的很明確，就是為了保衛自己的身家性命和生存的家園。他們的行動帶有農民的樸實性，富有鄉里道義，行動時自帶乾糧，即使攻進了城市，一般也不擄掠燒殺，河南滑縣紅槍會數千之眾，攻下商業重鎮道口之後，雖然「大街小巷全是紅槍會」，但一般的商民並沒有受到滋擾，撤離的時候只將縣政府給搶了，「拿走縣政府公款一萬五千元，奪去縣警察隊槍支百余支」。「山東汶上、寧陽的紅槍會據城七月，所駐的地方都是廟宇、學校、公共機關，所吃的東西都是自己攜帶的大餅饅頭，絲毫不擾及人九_九_藏_書民。洛陽的紅槍會，當馮毓東為警備司令時，在城內清街查匪，在城外保護行旅，均是紅槍會負責，並且紅槍會所駐的地方格外安靜」。從表面上看，紅槍會的行為方式與義和團很相近，他們講求道德約束自己的行為更多的是出於對「法術」禁忌的擔憂，但是，由於實際上紅槍會的戰鬥力主要靠的不是冷兵器的搏殺和對迷信的依賴，所以他們約束自己，往往是因為要表現出與兵匪不一樣的舉止，只有這樣與兵匪反其道而行之，紅槍會才會得到人們的擁護，會眾也才因道義上的正當性而有凝聚力和戰鬥力。當然，由於紅槍會自身的特性，其道德也具有復舊的特徵，比如山東金鄉、嘉祥、魚台一帶的紅槍會在1929年就曾經向政府軍提出「重建廟宇神像、允許女子纏足和恢復紅頂花翎」等要求。應該說，這些要求都真實地反映了當時農民的呼聲，信仰上的迷信往往也連帶著政治上的復舊。

然而，紅槍會並不是義和團的再現。雖然義和團與紅槍會一樣，同是鄉土社會應付危機的非常之舉，但他們所要應付的危機是不一樣的，雖然參加紅槍會的農民同樣會感受到外國侵略的壓力，但他們對於西方的基督教卻遠沒有他們的前輩那樣反感和敵視，他們所要對付的敵人，主要是讓他們無法生存的軍閥和土匪，從某種意義上也可以說是來自官方的軍隊和政府的壓迫。紅槍會從來沒有像義和團那樣受到過官方的鼓勵和慫恿，但他們的組織力和武力都比義和團要強。也許，紅槍會和義和團最大的區別在於，義和團雖然也不排斥西方的先進武器，但由於存在著對現代化兵器根深蒂固的陌生感，因而他們根本不會使用，所以實戰只能靠「刀槍不入」的神話加上一點武功來應急。而對於紅槍會來說，軍閥的連年混戰已經消除了農民對西式快槍的陌生感，而且將現代化兵器撒滿鄉野，如果說，當年參加義和團的人中當過新式軍隊的士兵的還相當少的話，那麼紅槍會裡做過軍閥兵或者其他武裝人員的人則比比皆是。紅槍會不僅有快槍，甚至有的集團還有機槍和少量的大炮，在作戰時，他們對現代兵器的依賴也相當大。因此，紅槍會雖然打著神術的幌子，但骨子裡卻跟同時期的其他武裝集團沒有多少區別。當然，紅槍會之所以叫紅槍會，說明它的隊伍里冷兵器的比重還不小，紅槍會也的確比較注意訓練成員的抗打擊能力（即所謂的金鐘罩、鐵布衫功夫）和拳腳以及冷兵器技巧，這是因為農民的經濟力量有限，獲取現代兵器的能力較弱，因此不得不採取的一種補償措施。事實上，有些比較「窮」的軍閥部隊，比如直系的吳佩孚和馮玉祥，他們的隊伍里同樣重視中國功夫，同樣要借一部分冷兵器來濟現代兵器之窮。

但是，紅槍會現象又包含著某種新的寓意。李大釗說過：「紅槍會採用現代新式的武器，這一個事實，將要在中國農民武裝自衛運動史中開一新紀元，可以說這是中國農民運動的一大進步，同時亦可以認作鄉村中小有產者起來反抗兵匪的一個表徵。」經過多年的軍閥混戰，兵匪橫行的世界與武化強|暴的統治，把農九-九-藏-書民逼到了無所適從也無法忍耐的地步，也教會了農民使用現代化的武器，在前清時代面對用洋槍洋炮武裝起來的官軍基本無法抵抗的農民，現在可以用同樣的傢伙（雖然要比官軍的差一點）回擊了。只是，組織和參加紅槍會的農民還只知道襲用傳統的反抗模式，借用會道門的組織和意識資源，即使抄襲了一點軍閥軍隊的編製，也是徒有其表。雖然我們可以說紅槍會的組織和意識充斥了迷信和落後的因素，在這個反抗模式內是不可能有前途的，紅槍會雖然興盛一時，但隨著時代的發展，在軍閥的鎮壓下，或者歸於敗亡，或者變節為軍閥的工具，甚至流為他們從前所痛恨的土豪武裝或變相的土匪。但是，紅槍會現象展示了一個表徵，一個農村中蘊涵改變社會發展走向力量的表徵，農民已經被基本的現代武器給「現代化」了，在中國政府軍隊沒有進一步真正現代化之前，農民的力量是一個深不可測的海洋，只要注入一點新的東西，一種革命的意識形態和相應的組織力量，就將會在中國引發一場核裂變。由農民出身的鄉村能人和新式知識分子出頭的紅槍會組織的出現，昭示了農村反體制武裝勢力的一種新的跡象，一種農村權力結構的變化動向。沒有文化的農民只要見過點世面，就可以領導一支主要依靠現代武器的武裝，依託農村與軍閥周旋，甚至可以僅僅憑藉著自身的才具和能力，在農村權力格局中佔主導的地位，而不是通過其他「邪途」，如進入軍閥軍隊或者先匪后官，改變身份而後成為新的地主。當然，更可怕的是新式知識分子與鄉村能人的結合，這種結合蘊涵著徹底改造農村傳統文化權力結構的可能。

第一支紅槍會誕生於何時現在已經不容易考證了，儘管學術界對此有過幾種說法，但均無法證實其「第一」的位置。但大家都承認紅槍會的興盛是在20世紀20～30年代，也就是說在華北兵匪肆虐的時期。也可以說，恰是由於兵匪橫行的暴虐，才使得紅槍會泛濫。特別是軍閥混戰的戰場所在，擾害特別嚴重，不僅亂派兵差，強征夫役，而且沿途燒殺奸掠，遂將分散的各種民間武裝激成了燎原之勢的紅槍會反抗。雖然相對來說紅槍會的對手比起義和團來要弱一些，但紅槍會的戰鬥力顯然要強得多，他們不僅可以對付一般的土匪和散兵游勇，而且可以擊潰或者消滅成連成排甚至成營成團的隊伍，甚至多次圍困城市。歷史上幾個有名的軍閥像張宗昌、吳佩孚、劉鎮華，以及國民二軍都曾為紅槍會所困擾。

其二，紅槍會具有比較靈活的組織形式。紅槍會組織有點類似於義和團，各個村寨或者幾個村寨聯合組成團，各團之間沒有統屬關係，首領有的叫「學長」（紅槍會自己內部又稱「紅學」），有的叫老師，當然也有自封為「團長」的，大的團下面有的還設「營」的單位（這裏，我們可以看出軍閥的影響），幾乎所有紅槍會的戰鬥人員都平時務農，需要時再參戰，作戰時既可以單團行動，也可以聯合幾個乃至幾十個團一起行動，動輒人馬多至幾萬甚至十幾萬呼嘯而至。紅槍會是在「傳法」即所謂「紅學」九-九-藏-書的名目下，在華北傳播起來的，由於「學」的天然聯繫，使得跨縣的大規模行動得以很容易實現。紅槍會這種組織形式，使得他們行動起來基本上不需要專門的後勤供給，更便於動員組織，在失敗之後也容易恢復元氣。

紅槍會組織者中的第四類人屬於一些受過新式教育，雖然並不熱衷迷信但想要利用紅槍會這種形式來與軍閥作對的人物。山東臨沂紅槍會首領侯六合與袁永平都是新式學堂出身，具有新思想的人物，袁曾經投身孫中山的中華革命黨，因在山東運動軍隊反袁被捕，而侯則是沂州師範五四運動的中堅人物。他們的紅槍會迷信色彩較少，戰鬥力頗強，曾經屢敗張宗昌的部隊，攻下臨沂城，打出「山東國民自治軍第五路軍」的旗號。山東汶上最有名的紅槍會領袖秦大文，曾經高等學堂畢業，在城裡開雜貨店，遭兵匪擾害之餘，還被官府敲詐，因而吃了官司，秦一怒之下，回鄉辦起紅槍會，由於他有文化、有見識，所以實際上成為當地紅槍會的靈魂人物，率眾連克汶上、寧陽縣城。張宗昌不得不派出一個軍來對付他們。這些新式知識分子出頭的紅槍會組織，雖然不多，但戰鬥力都比較強，因為他們從鄉土裡出來，熟悉農民，而且頭腦比較新，思路更開闊，辦法也比較多，因而對軍閥統治造成的威脅也相對大一點，軍閥對他們的鎮壓也要嚴厲得多，對其他槍會，軍閥將之驅散即可，甚至還有吸收其武力擴大勢力的可能，但對於這些人組織的紅槍會，則必斬盡殺絕而後快。秦大文的紅槍會失敗后，直魯聯軍一直追捕他，秦被捕后被押到上海由直魯聯軍首領褚玉璞親自審問而後處死。

紅槍會的出現，對於當時的鄉村權力系統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紅槍會是一種半軍事組織，雖然它並沒有完全取代農村原有的行政機構和各種社會組織，但在其全盛時期的確獲取了鄉村社會最大的權力，一下子就躍上了權力的中心，在某種程度上，原有的土圍子中的土皇帝，或者變成紅槍會的會首，或者讓位於紅槍會的新秀（雖然可能是暫時的）。原有的村中權力機構或者成為紅槍會的附庸，或者名存實亡。雖然紅槍會在形式上屬於傳統鄉村文化體系中的旁門左道，或者說是傳統文化的邊緣性的東西，不過由於這種形式已經在義和團運動中得到了士大夫的一定程度的認可，作為應付危機的非常措施和手段，所以當它再一次被推出作為一種不得已的自衛手段時，至少對於飽受兵燹與匪禍之苦的華北農民來說，是得到了普遍的回應的，即使是鄉村的精英們也有的對此抱有好感，某些正在失勢的傳統鄉紳甚至將此作為挽回權力的非常途徑，原來這類旁門左道在農民群眾中的邊緣感基本上不存在了。

紅槍會名稱的來由，顯然是由於他們多數人使用帶有紅纓的長矛。其實紅槍會在各地有五花八門的名稱，「在山東有紅槍會、紅沙會、黃沙會、五煞會、黑槍會，在河南有黃槍會、綠槍會、白槍會、紅槍會，在陝西有硬肚、白槍會、紅槍會等名目」。紅槍會只是一個概稱。關於紅槍會的源頭，各家說法不一，有的說它來源於民間教門，有的說來https://read.99csw.com源於民間武會，還有的說來源於鄉團，但多數人都指出紅槍會與義和團有直接的淵源，甚至說是義和團在新形式下的復活。誠然，紅槍會與義和團確有許多相似之處，比如都是藉助類巫術的神靈附體宣揚「刀槍不入」的神話，信仰的神靈也多為來自民間戲劇小說的天神地祗和英雄好漢，當年活躍在義和團拳壇上的豬八戒、孫悟空以及關張趙馬之類戲劇影像，同樣是紅槍會的成員頂禮膜拜的對象，甚至連打仗時衝鋒也與義和團類似，喝符念咒之後，袒露上身揮舞刀槍集團猛撲。

但是，紅槍會與義和團不一樣，因為他們從來沒有得到官方任何形式的承認和讚許，反而經常與「官軍」（儘管這些官軍統緒不一，彼此還經常互詈為匪，對待老百姓跟匪確實沒什麼兩樣）作對，甚至攻下縣城，下了政府（警察）的槍。所以，在農村紅槍會只能作為一種反體制的權力系統存在，奇妙的是他們並沒有想推翻正常體系取而代之的意思。這種反體制權力與正常權力機構並存的現象，的確屬於20世紀初舊中國政治的一大奇觀。儘管大多數紅槍會並沒有奪取政權的野心，而且只要政府的行為不過分，會眾還樂於照常交糧納稅。發生在1930年河北順德轆轆鎮的白槍會事件很有典型性，駐紮此地的晉軍一而再再而三地向當地農民索要給養和軍需，已經超過了所能承受的限度，但該鎮農民仍然照數交納了，最後在將撤退前，再一次派員索要大量錢財，該鎮的白槍會僅僅「請求緩辦」，但催辦軍警居然開槍傷人，會眾遂起來殺掉軍警，形成武裝反抗。結果「順德晉軍聞悉，恐受會眾壓迫，即紛紛向西退卻，遺棄給養甚多」。但這種反體制武力的存在，畢竟是非政府的，他們的普遍存在，實際上預示著中國農村進入了普遍的反叛的邊緣狀態。

北洋軍閥統治時期是中國農村遭到最為嚴重的破壞的一個階段，不僅經濟上破產，農民陷入普遍的貧困化的境地，而且農村原有的生活秩序以及組織網路都弄得七零八落，農村變成了一個看不到任何希望的人間地獄。軍閥統治下的賦稅與兵差的徵發毫無規律而且連年增加，已經使農民難以應付，而且在長期的戰亂中，軍閥的軍隊變成了空前龐大的擄掠燒殺的機器，無論兵敗還是兵勝，所過之處一概田廬為墟。1922年軍閥陳樹藩與吳新田戰于陝南，結果是「自子午谷至漢中，沿路幾無一倖免的女子」，「往日繁盛的場所，一概變成荒丘」。像這樣的報道，當時的中國幾乎無日不有。在河南，還發生過幾次因村民處罰強|奸民女的士兵而招致軍閥部隊有組織地「屠村」事件。土匪對鄉村社會襲擾也日重一日，使農民窮於招架，但是，畢竟中國農村的社會組織已經經過了幾千年的演變，具有很強的自組織和自我保護能力。雖然這種能力在現代化過程中遭到了破壞，有價值的社會精英大量流失，但在幾千年中形成的東西是不大容易在幾十年內全然瓦解的。在華北，當一個個單獨的村社應付危機的策略有些失靈的時候，他們開始形成了聯庄甚至數縣一體的農民自衛機制，以反抗軍閥和土匪無節制地對農村的掠奪和燒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