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閻錫山提出了所謂「用民政治」的主張，仿效日本，開始在村一級設立行政「幹部」，不但設置了村長，還添加了村副；村下設閭，閭有閭長；閭下設鄰，鄰有鄰長，一律由政府發給補貼，在農村代行警察職能，以行政和警察手段，推行他的所謂「六政三事」。「六政」為：水利、植樹、蠶桑、禁煙、天足、剪髮。「三事」為：種棉、造林、畜牧。即在推行農村社會風俗的改造的同時，發展山西的農業，以實現富晉強晉的目的。當然，這一做法的實質是力求仿效日本軍國主義治國方式，以政治上的軍國主義，行政上的警察化和經濟上農業國家資本主義的三位一體，迅速實現山西的富強。閻錫山作為一個士官生，多年留學日本的經歷，雖然沒有在軍事技術和韜略上有多少長進，但平時耳濡目染日本社會畸態的「敬軍尚武」的社會風尚，對日本全社會性的軍國主義教育和訓練，以及警察化的社會組織深有感觸，與旅日的許多中國留學生一樣，對軍國主義理論也發生了濃厚的興趣，主政山西不久，就編寫了《軍國主義譚問答》的小冊子，熱切地主張「政府以軍國為政策，教育以軍國為教育，社會以軍國為組織」。閻錫山在山西的村政實驗，很明顯的有這種從日本販來的軍國主義的思想背景。在這裏，實際上閻錫山早年的救國理想與抱負和眼前的割據稱雄需要混雜在了一起，結果是印出了清末政權下移趨向的極端版。

然而，這種躉來貨色用在中國似乎並不適宜，閻錫山的村政改革在最初幾年雖然工夫花得不少，可效果並不顯著，雖然禁煙表面有些效果，但由於周圍地區仍然大量種植鴉片，結果造成山西的資金大量外流，實際上煙毒依舊未除，甚至連放足和剪髮這樣的風俗改革也步履維艱，民怨沸騰，至於以行政命令手段推行蠶桑、種棉，不唯無利反而有害。這樣，鑒於前段村政改革的教訓，自1920年6月起閻錫山邀請全國各地的名流學者，陸續在山西省政府後院的進山會館開了一年有餘的所謂「學術講座會」，圍繞「人群組織怎樣對」這一中心議題，進行了反覆討論。一來為他的村政改革作作「名人秀」，對外造一點聲勢，博得若干好名（當時山西有「模範省」的美譽）；二來也從名流學者那裡獲取一些思想資料，好改進他的實驗。

這一次，閻錫山不再強調他的「六政三事」，而著重在行政警察網路的建設。他在1917年改革的基礎上，實行編村制度，每三百戶人家設一個編村，不足三百戶的村莊與別的村莊聯合設置編村。後來發現這樣嚴格地編村存在許多難以克服的困難，於是將編村縮小，改為每一百戶設一編村，基本上按自然村設立，最後又改為每五百戶設一村，「凡五百戶以上之單獨村，或聯合數村滿五百戶者，編為一村，聯合編村由縣指定一適中或要衝之村為主村，其餘為附村，附村距主村以不滿二十里為限，尚因此限制，聯合不能滿五百戶者，得由縣擬具變通編製，呈由該管專署加具意見轉呈省政府核定之」。實際上還是按自然村而設，戶多戶少並沒有真的強求一致。編村有村公所，設村長村副，下設一千工作人員；村下設閭，多寡不定，閭有間長，每閭管五鄰；鄰有鄰長，每鄰管五戶（當然，在實際生活中並不可能這麼嚴格）。要求從鄰長到村長對村民要把每一個村民的財產、行為甚至言論「看得住」，而且「拿得起」。就是說要像日本一樣，老百姓從吃喝拉撒到婚喪嫁娶，從種地打柴到婆媳吵架統統有人監視著。

在中國的新老軍閥中，閻錫山堪稱一個很特別的人物，他的有名當然在於他是唯一的民國不倒翁，從辛亥革命奪取山西政權，直到1949年中國共產黨奪取全國政權，他始終牢牢坐在山西王的位置上，只有蔣、馮、閻中原大戰之後的一個非常短的時間里名義上下過野。從另一個方面說，他也是諸軍閥中學歷最高的一個——正牌的日本士官學校畢業生，而且要算是士官生中國同學中混得最風光的一個，蔣介石是個冒牌貨自不必說，劉文輝偏安西康也不足論，孫傳芳雖然威風一時，但沒領幾天風騷就片甲無存。餘下曇花一現的那些就更不足。道了。

儘管閻錫山在村政施行過程中曾經注意外界的反映，尤其是學界的反映，也從許多他特意邀來山西的名流學者的思想中掠去了若干皮毛來裝點他的村政（比如村長村副名義上要read.99csw.com由村民選舉產生，但又規定只有不動產達到1000元銀幣的人才有資格當選，村副的資格是不動產500銀元，結果選出的人基本上都是他需要的），甚至提出對於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思想都要吸取，但傳統的倫理說教氣息還是在整個村政推行中最引人注目。也許閻錫山知道，對於中國農村而言，要想更好地治理它，光有看得見有形的行政警察網路還是遠遠不夠的，必須有一種精神的、道德的氛圍作為輔助，而這種道德的東西必須上升到意識形態的範疇才能更有效地起作用。換言之，必須有某種思想意識的東西凌駕於人們一般情感和行為模式之上，成為人們自覺和半自覺的行為指導。為此，閻錫山真是煞費苦心，他曾鼓吹過「好人主義」，將所謂「好人」「好的行為」抽象出來，作為人們的行為指導，依他的標準，所謂好人就是「鄉黨自好之士，世俗之目為好人者是也。不忮不求，亦夷亦惠，恂恂然一見而知為善類」。就是規規矩矩、老老實實，沒脾氣沒血性甚至無嫉妒心無欲求的人。而「好人」的對立面惡人也並非指殺人越貨的強人，而是「寵利居成功，莠言亂政者」的不安分守己之輩。要想做好人，必須將自己身上不好的東西去掉，用閻錫山的話來說，就是「只有先去個人身上之燃火物，最為要者」。而且，「在個人，則須力去已身之燃火物；若在官吏，則不僅要去個人之燃火物，且須為人民去燃火物，為地方去燃火物」。所以說，閻錫山要推行的意識形態實際就是一點亂子也不惹的「奴才主義」。後來，大概是覺得在實踐中這樣的奴才主義實在是難以推行貫徹，而且不合潮流，於是又提出了「公道主義」，將抽象的「公道」提出來作為意識形態的普遍原則，但是真正在他意中合乎公道的行為，又跟前面的「好人」的作為差不多，實際上，閻錫山苦心推行的意識形態沒有別的，一言以蔽之，就是循規蹈矩。

在閻錫山的時代，山西無疑是一個比較落後的省份，山西票號的名聲已經過去了，晉商的輝煌也已成為明日黃花，作為一個並不起眼的地方性軍閥，要想生存和發展，似乎唯一的途徑就是抓住農村。閻錫山當然明白這一點，所以，一旦袁世凱垮台，中央政府變成了有名無實的招幌，中國完全進入群龍無首的割據時代，中央政府對於他這個非北洋系統的地方軍閥的威脅已經基本消失，他對於內部小的割據勢力的整肅也已完成，他就開始了別具一格的村政改造。在此之前，山西的村制跟全國一樣，是以里甲製為主，摻雜著圖甲、保甲和都甲制的龐雜混亂的體系，鄉紳雖然沒有南方地區勢力那麼大，但也是舉足輕重，與其他地區一樣，傳統鄉紳在農村的統治正處在衰退之中，各種武化的勢力正在抬頭。而閻錫山則打算通過一場紮實的鄉村改革，將山西的農村牢牢抓在自己手裡。

至少在1920～1927年間，閻錫山的村政改革從國家主義的角度看還是很有些效果的，山西的「模範省」的聲譽，也不儘是閻錫山作秀的結果。就當時的中國而言，軍國主義並不像今天這樣臭不可聞，在相當多的社會精英（包括很大一部分知識界精英）眼裡，這種主義不失為一種救亡強國的速效葯，即使對軍國主義不感興趣，也有可能對其他類型的集權主義體制懷有幻想。這就是為什麼在當時雖然存在著對山西村政的批評，但叫好的人卻相當多的緣故。從另一個角度說，軍閥也是中國人，他們不見得全都沒有愛國心，或者一生中任何時候都對民族國家無動於衷，閻錫山在山西的村政改革，儘管他的著眼點是山西，軍閥割據式的，但有沒有包含尋求一條挽救中國農村危機的道路的意思，現在已經不太好說了，不過完全否認恐怕也缺乏根據。所以他模仿日本在山西進行軍國主義試驗，在當時並不像今天這樣具有那麼明顯的反動意義。可問題是，閻錫山所面對的是一個傳統中國化的農村，而他自己雖然標榜求新，可骨子裡卻依然是位傳統意味相當濃的軍閥，結果他的「村本政治」就變成了一種奇怪的四不像。無疑，山西的農村改革具有某些日本軍國主義旗幟下鄉村自治的表徵，但卻沒有日本社會那種與國家政權結合得非常緊密的社會自組織和動員能力，山西的社會組織，要麼不起什麼作用，要麼是傳統的鄉村組織的翻版。過去的鄉紳和https://read.99csw.com富戶（包括品質惡劣的土豪劣紳）依然具有最大的發言權，但卻在國家政權的行政警察網路中實現他們的權力，家族勢力也依然在權力結構中有一席之地，閭的設置，主要是依據族姓而非居住的範圍，明顯的是要利用過去宗族對社會的控製作用。過去傳統農村裡的農民至少具有相當大的生產和生活的自由度，即使是很有威權的大人物，也不太會幹涉農民家庭的一般活動，甚至連香會、花會和社火會的公共活動也很少干預，可是現在在具有「官身」的村幹部面前，農民的一切活動都可能受到干涉，而且是理由充足地干涉，老百姓的感覺是「滅門知縣跑到炕頭上來了」。當時一位知情者的分析很能說明問題：「（山西）村長的產生，表面上是由村民票選的。不過因有種種財產上的限制，有資格當選為村長的，也只有高利貸者、富農、商人、地主等人。同時，官方為慎重起見，須將票數較多的前十名村長候選人全部送縣由縣長圈定；因此，縣長就可以商同縣紳，不拘票數多少，任意選定加委。此外，尚有村調解員、村監察員等，也是由村民票選，再經區長圈定。但是這些都不過是村政制度的擺設而已，實權完全操縱在村長手裡。所有村長以下的閭鄰長等，完全由村長自由推薦，村民無權過問。假使有人敢說村長的不是，村長只要寫個『二指條兒』，就要村民的命了。縣政府對於各村村長送來的人犯，不必詢問，無條件地收押起來。……押上一個月半個月，才提出來問問，有罪判罪，否則也不過命令討保開釋而已。……村長爺的權威在村民的眼光中，是至高無上的。」。村政權具有類似莊園主的權力，但其自身卻牢牢地控制在閻錫山的省政府手裡，以官方的名義賦予原來的地方精英以專制權力，為的是讓他們更賣力地為他的軍閥統治而奔走，權力大才能實現鄉村層面的「嚴刑峻法」，老百姓才會害怕。反過來，民主選舉雖然都知道僅僅是個招牌，但卻必須保留這個形式，不只是為了外面好看，也是一種控制鄉村上層的手段，一旦有哪個村長敢於表現出絲毫的「獨立性」，就會從上下兩個方面遭到遺棄。對於閻錫山來說，不僅要村幹部「看住」老百姓，而且還要他能「看住」村幹部。顯然，閻錫山不像末清政府和後來的大多數軍閥割據政權那樣，推行政權下移僅僅是為了解決財政的壓力，他的著眼點更多的是看中了行政警察網路的維繫作用，儘管山西增加了幾十萬的行政和半行政人員（村政改革前，山西行政人員不過五千餘人，而實行新村政之初，就增加了五十余萬的村閭長），添加了不知道多少倍的文牘和公務手續，但卻做到了當閻錫山在中原大戰後被迫下野時仍能遙控山西，而別的軍閥，能做到遙控他的軍隊也就很了不起了。可以說，閻錫山幾十萬的「村幹部」與幾十萬軍隊，共同構成了他的統治基礎。問題似乎很簡單，因為只有在閻錫山的領導下，山西才會是這個樣子，村幹部們才可以藉助政權的威勢做他們想做的事，也才會有如此的官員氣派，最大限度地滿足了他們的榮耀感。同時，這些由農村鄉紳富戶擔任的村幹部，還是擁有類似於過去的自主權，到了1933年，各村閭還有自行購置槍支彈藥之事，明顯的是村裡的精英為了增加自己的實力之舉。不過，不同的是，在閻錫山統治之前，他們自己辦就是了，可現在需要報請政府批准。

閻錫山的村政建設，製造了一個富有特色的下層結構，在其前期，這個結構對於國家主義意義上的建設，無疑是很有效用的。對於一個極端落後的農業地區，要想迅速地走向軍事意味的現代化，將對農村的控制強化到極致，由國家政權直接出面將每個農戶的財力資源集中起來，無疑是一條捷徑。可是中國不是日本，一個整體化軍事化的社會很難建立起來，無論閻錫山花上多少精力，費盡苦心也難以奏效，儘管相對於其他軍閥，山西一體化的程度要高一些，但更多也是表面文章，有一段時間連乞丐都必須懸一腰牌，「上有乞丐第幾號、姓名、籍貫，背後有準許行乞時間」。但閻錫山並沒有將山西建成人人都按統一步調和規矩行事說話的社會，讓村幹部都像軍人和警察一樣規範化行事，根本難以辦到，中國式的人情無論何時何地都會充盈于上到政府各個機構下至村閭之間，玩忽職守、搪塞、拖沓和漫不經心一樣會吞噬著閻錫山的「村本政治」。到了閻錫山統治的後期，由於面對共產主義的威脅，他不惜學習法西斯主義的做法，「要幹部把他當做國家領袖來崇拜」，在上層搞「同志會」和「鐵軍」，以非常手段強化他的個人統治，在農村則實行所謂的「兵農合一」和「土地村公有」制度，在保留原來的土地所有權的前提下，將土地使用權打亂歸村所有，將所有的青壯年男丁按村每三人編成一組，一人出來當兵，其他兩人為國民兵，每個國民兵可以領一份份地，但需要供養出兵的人家。村中的其他人不領份地，附在國民兵的份地上做「助耕」，但村裡的賦稅都固定在份地上，所有農民也固定在了份地上，絕對不允許隨意外出，或者另謀生計。到了這個境地，閻錫山對農村的行政警察式的控制強化到了極致，變成了軍事警察農奴制，自然也就走到了末路。九_九_藏_書

一旦人們被用道德的標籤分成不同等級，原來冠冕堂皇的道德說教就變成了藉以整人的借口和說辭。以道德（實際上是循規蹈矩的程度）而不是以財產和能力分類，在統治上的特別好處就是可以讓最窮的老百姓安分守己，忍受自家的困苦生活，因為在這個世界上還有人（甚至比他們能力大得多的人）在社會上的位置在他們之下。而安撫住了這些人，整個社會的穩定係數自然就大了。由於閻錫山的道德標準實際上只意味著一種服從馴服指數，指數高的人處在社會高等級可能性就比較大，反之亦然，結果這個社會自然而然地就排斥那些不那麼聽話的人，比較有自己思想的人和富有反抗精神的人。有的時候，即使村幹部們不出面，其他自以為算是好人的農民也有可能主動排斥他們，從而以這種行動表明自己的優秀。最倒霉的自然是那些被送入「新民工廠」的「莠民」，只要進了那裡，九死一生不說，即使出來了也只好做三等村民，列入另冊，成為其他人「優越感」的墊腳石。在村政施行過程中，不斷的他人教化、自我反省，自然少不了沒完沒了的檢舉揭發，高等級的人自覺地看著等級低的人，等級低的人想辦法將等級高的人拉下來，大家互相監視著，比派上多少個姦細還有效得多。

與同時代的赳赳武夫相比，閻錫山的確算是個聰明人，果然，在「進山會議」之後，閻錫山推出了「村本政治」的改革。閻錫山說：「村是政治效用的表現處，政治文化的胚胎地，政治收穫的儲藏室，政治機能的培植所。綜合來說，村是政治事項的實行處，也就是政治福利的享受者，舍村而言政理是玄虛，舍村而言政事是畫餅。因村為群生的最小單位，村以上是村的集合體，村以下不夠一個健全的群生機構，所以我主張政治放在鄉村，以村鎮市為施政的基本單位，名為『村本政治』。」雖然說得有點花哨，但可以看出，閻錫山的確將村政看得非常之重要，幾乎視為他軍閥政治的安身立命之所在。

在閻錫山統治的後半段，他的「村本政治」依然在強化，編村的行政警察隊伍越來越龐大，各種「欽定」的社會組織越搞越多，村副可以多至五個，村公所設書記一至二人，村警二至五人，另外還設四個組，每組設組長一人，副組長一人，分別負責管理戶籍、財政、生產、教育、組織、治安以及情報等事項，閭這一級，加了副閭長的職位。而且副閭長以上包括組長副組長，都由縣政府加委任命，前階段還虛張聲勢選舉出來的村官，這回名副其實地有了「官身」。另外，村的社會組織又添加了敵工團、糧食評價委員會、農會、婦會和兒童會。但是，這時的「村本政治」主要是為了與共產黨的根據地對抗，已經走到強化行政警察網路的盡頭，弦綳得太緊，引起相反的效果。

然而，在我看來，閻錫山的過人之處其實並不在於上面講的那些浮在面上的東西。在中國的版圖上，山西算不上一個特別要緊或者富庶的地方，更不是一個引人注意的所在，在中國軍閥之林中，看起來土頭土腦的閻錫山也實在談不上有什麼吸引人的地方，可是閻錫山在那個時代卻出乎尋常地引人注目https://read.99csw.com。其原因有兩個，其一，用今天的術語來說，應該說閻錫山的確是一個特別會作秀（show）的人。他總是關注當時流行的所有思潮，大胆當然也是文不對題地在公開場合引用各種新鮮名詞概念，附庸風雅地請來各路專家學者來山西討論各種主義和主張，擺出一副時時求新的面孔。其二，閻錫山又是一位非常務實求穩的統治者。不能說他沒有野心，他的確也曾將觸角伸出太行山，過問過全國政治，也短時間地做過華北王，但在大多數時間里，他的眼睛只盯著山西這塊生他養他的地方，苦心經營。「保境安民」四個字是他的基本原則，對外則標榜所謂的「三不二要主義」，即不入黨，不問外省事，不為個人權力用兵，要服從中央命令，要保衛地方治安。所謂「不入黨」就是不介入山西以外的政治鬥爭。所謂「不為個人權力用兵」就是不輕易對外用兵。「服從中央命令」當然是每個軍閥都難以做到的，閻錫山當然也不會例外，不過他的抗命一般都比較圓滑，不過分，實際上他處理所有的對外事務都表現出超人的油滑，在軍閥混戰的驚濤駭浪中，小心翼翼地看住他的地盤。為了經營山西這個命|根|子，他的確花了許多心思，也動了不少的手術，沒有任何一個軍閥甚至包括蔣介石對其治下的地方進行那麼多的社會政治整頓，在閻錫山的山西，一個警察化、軍事化的網路從1917年他站穩了腳跟時就開始編織了，而所謂的「村本政治」的改革就是這個網路編織的最重要的環節。

除了編村的行政網路之外，閻錫山還要求每村成立各種村組織，成立了息訟會、監察會、村民會議以及學董會。這幾種所謂的社會組織都是自上而下通過行政命令建立，但是其領導人卻規定必須經過村民選舉，在形式上多少有一點「民主」的味道，但目的卻是推行道德的勸化，因為這些組織的主要任務就是整理村范，而整理村范的重點就是整理「十種人」：販賣金丹洋煙者（毒販）；吸食金丹洋煙者；窩娼者；聚賭者；盜賊；平素好與人鬥毆或持刀行兇者；壯年男子遊手好閒者；有殘忍情形的家庭；忤逆不孝者；失學兒童。首先，各種組織要配合村公所進行調查，查出所有的「十種人」，然後登記在冊；其次就是宣感測化，閻錫山對於「感化主義」非常推崇，曾在各種公開場合大力鼓吹，一度感動不少來山西這個「模範省」參觀的名流。如果感化不成，則分別採取監視、取保、警戒和管教措施，所謂屢教不改的，就列為莠民，最後都送到「新民工廠」去強制勞動，這種工廠每縣都有，實際上等於變相監獄和集中營。陡然之間，山西的監獄就增加了不知多少倍。為了進一步地約束和管束村民，閻錫山還找人炮製好了「村禁約」，然後經每個村的村民會議通過（實際上是不可能不被通過的），貼在村裡的公共場所，要求村民背熟記牢，一有違反，便可以由各種「長」加以處罰，嚴重的就可能被划入「十種人」行列，一旦進了那個行列，就離進「新民工廠」不遠了。

為了更好地、更有力地推行村制改革，閻錫山將原來省政府設立的六政考核處改為村政處，變成一個龐大的專任機構，其中考核股專門負責村政實施的監督考察。又將全省劃分為12個村政實施區，每個區管八九個縣，均設有專任機關，專門負責村政。山西原來跟民國時期其他地方一樣，在縣以下設立了區政府，現在辦理村政，閻錫山又將每個區分成各個小段，由區長、承政員、承審員、主計員、實業技士、視學員、宣講員、警佐、巡官分別兼任小段主任，直接管到每段的農戶，督促檢查村長、閭長和鄰長的工作，而他們上頭的知縣以及屬吏，知縣上面的大區的負責人，考核股的官員甚至於村政處的大頭頭，都定期下來檢查監督，甚至還直接查到每家每戶。這樣，所有的這些村以上的官員也被納入了「村政」的網路行政系統，與編村組織、保衛團、息訟會等一起編織起了一個巨大無比的網，將所有的村民都網在裏面。

推行這一切，光靠各級「長」的命令當然是不行的，縣區警察的武力似乎也嫌不夠，所以，閻錫山又配套實行了「在鄉軍人制度」和相應的保衛團制度。他將一些軍官和士兵派回原籍，依舊按時發餉，同時每村組織保衛團，所有18～35歲的男丁（除了廢疾）都要入團接受軍事訓練，負責保衛村莊、巡查壞人，充當維持社會治安的准警察，進而九*九*藏*書補充正規軍隊。保衛團由原來的鄉村武裝的槍械裝備，擁有雜色槍支和刀矛。而教練和指揮保衛團的任務，就由在鄉軍人負責。在鄉軍人每年要集中調操一次，由軍隊統一發給食旅費，以免荒疏了軍事技術。當在鄉軍人被抽調走之後，山西改設特聘的教練員，每段一名，月支餉10元。實際上，在鄉軍人和保衛團制度的推行，等於一箭數雕，既把原來鄉村存在著的各種名目的獨立和半獨立的武裝統統收在自己的名下，從根本上免除了鄉村地方勢力潛在的離心威脅，又建立了一套鄉村准警察體系，還捎帶弄起了預備兵部隊，為他日後擴軍擴張做了準備。據1933年不完全統計，全省保衛團團丁計55萬餘人。

對此閻錫山曾有十分精妙的論述，他曾經提出過「橫豎政治論」，所謂「橫政治」就是指民主政治，「豎政治」就是指帝王政治，在閻錫山看來，兩者各有利弊，「豎政治者以一人之精神貫注全國，治易，亂亦易；橫政治者，則以眾人之精神貫注一人，亂難，然治亦難」。所以最好是將兩者結合起來，說白了就是既民主又專制，落實到村政上就是所謂「把政治放在民間」。因為在他看來，下愚的農民其良知良能壓不住內心的感知感能，所以必須「以政治遏制之」（順便說一句，跟許多留學日本的留學生一樣，閻錫山也是「陽明學」的推崇者）。到了這裏，「橫豎政治」就變成了教化與政治的合一，「吾國古來君師並重，即政教之意也，二者於人類孰重？答：以豎言，則教育重，而以橫言，則政治重」。不但要用「嚴父良兄政治以責制之」，還需要有「良師益友誘導之，予良知良能覺悟之機會」。在村政的實行過程中，外面來參觀的人們，經常會看到山西縣以上和縣以下的幹部們經常會苦口婆心，甚至肉麻兮兮地勸化那些「社會不良分子」，勸說那些不樂意聽話的老百姓。參觀者的觀感就是山西的村政「一以布宗教之方式進行之，一不從，再教之，再不從，三教之」。其實這些參觀者進入的只是一個政治劇場，他們所看到的只是一場帶有政治色彩的教化儀式。真正懾服農民的並不是這些東西，而是它們的背後由閻錫山精心設計的社會分群的規劃，開始是將「十種人」從正常人群中分出來，讓他們成為另類，直接受到強制勞動和人所不齒（被正常人群所拋棄）的雙重威脅，而最妙的是這「十種人」有時只是一種「惡」的頭銜，隨時可以放到任何對統治或者村幹部不滿的人的腦袋上。後來，閻錫山在社會上大力鼓吹做好人的時候，實際上卻將所有人都分成了「好人」「比較好的人」「比較壞的人」和「惡人」的等級，最凶的時候每個人都要戴上相應形狀的胸牌，以示區別。後來，「好人主義」變成了「公道主義」，可是，「公道」之下，人們依舊要分成道德意義上的三、六、九等。

閻錫山的村政改革，從1920年到1927年這幾年的確部分實現了他的初衷，在這個偏遠的小省，他迅速地從農村聚斂了巨大的財富，用於工業建設，其中最主要是軍工企業的建設，到20世紀30年代，原本幾乎是空白的山西軍火工業，已經可以跟全國最大的鋼鐵與軍火工業基地武漢三鎮相媲美，擁有電氣廠、煉鐵廠、槍廠、炮廠、火藥廠和彈藥廠，能製造機槍、衝鋒槍和重山炮、野炮，晉軍成為全國軍閥軍隊中裝備最精良的部隊之一。他多年苦心經營的農村行政警察網路，不僅為他提供了大量的財力物力（比其他軍閥用強力搜刮來的還要多），而且還為他準備了大量的後備兵源，更重要的是，山西幾十萬的「村幹部」（這是閻錫山當年自己的說法）為他的統治搭起了一座比較堅固的寶塔，這些人的利益與閻錫山個人息息相關，一損俱損，一榮俱榮，這也是閻錫山能夠成為唯一的民國不倒翁的緣故。雖然山西的行政警察系統的效率並不高，由於過於煩瑣的「公務」，農民不勝其擾，因而影響了農業生產，但作為統治的維繫，對異端的清除和思想的控制還是有效的，據說，在村政搞得最火的年月，監獄里的犯人要想從山西逃掉是有一定難度的。從某種意義上講，山西的村制改革真正的價值就在於，從清末就開始的國家政權下移，到了山西閻錫山手裡，得到了真正的實現，也只有在他的手上，才真正實現了國家政權對個體農民的超常榨取，將農村分散的人力、財力、物力，通過行政警察網路，會聚到了軍事和工業現代化上面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