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軍所控制區的基層政權，由於最高級的偽政權的系統不同，因而面目各異，有的叫鄉、村長和相應的鄉公所和村公所，有的叫保甲長，還有的由臨時性的維持會暫代政權。凡第二種類型的「兩面政權」，基本上在偽村長或者保長和維持會長之外，都有抗日政權指派的聯絡員和辦事員以及武裝班長，在很多情況下，還用共產黨員和積極分子擔任副保長和村副，實際負責村務。即使是第一類的「兩面政權」，也有共產黨的人打入其間，擔任偽職。但兩種類型的「兩面政權」其「合法」的主要負責人都是日軍樂於接受的原地方精英和能人，只有這些人出面，才方便周旋（因為日軍根深蒂固地認為，共產黨是搞共產主義的，與這些人格格不入），在有些地方，由於日偽方面對基層政權負責人過於苛刻，也有地方精英出錢僱用窮人來乾的，當然，這些敢於出面的窮人，自然也非等閑之輩，應當屬於鄉村能人之列。「兩面政權」的負責人有相當一部分是屬於「兩面派」，主要是日偽方面找他們來干，而他們自己出於種種考慮，暗中為八路軍做事，甚至乾脆聽地下抗日政權人員的指揮，按照抗日人員的意思行事。但是也有一些直接出於抗日政府的安排，選擇那些表面上日偽可以接受，但實際上屬於堅決抗日的人。呂正操回憶說，在冀中，「我們指派的偽聯絡員、偽村長，一般的都是選擇堅決抗日，機智勇敢，年齡較大，社會經驗比較豐富，而又不大突出的人擔任」。隨著抗日形勢的好轉，後來這兩種類型的人有點分不開了，實際上是前一種人自動向後者靠攏，主動接受共產黨的委派。兩者在當時從效果上的確沒有多少分別，都為八路軍做了很多工作。但是抗戰以後，對他們的評價就出現問題了，不斷地有人在運動中受到衝擊，被視為漢奸，過去的含垢忍辱構成了道德的問題，以至於呂正操在他的回憶錄里還呼籲為這些人平反。

然而，儘管日軍用盡了世界上最慘無人道的手段，對於原來是根據地和游擊區的農村，仍然沒有能完全地控制住。共產黨和其領導的軍隊仍然可以在這一帶活動，甚至可以取得稅收給養。本來，由於抗日敵後根據地的特殊性，即使在抗戰初期比較順利的時期，也難免存在「兩面政權」的現象，只是那時的「兩面政權」基本上呈現一邊倒的局面，情況沒有後來那麼複雜。在戰爭環境極其惡劣的相持階段，敵我都支應的「兩面政權」不可避免地大面積出現，其面貌呈現比較複雜的態勢，而且由於這些政權的所在地大多處於比較富庶的地區，因此對於抗日武裝來說，就具有更重要的意義，所以，處在敵後的中國共產黨必須有更有效的政策和措施，才能應付這種局面。

在抗日戰爭的（日軍）戰略進攻階段，敵後根據地的壓力還不算大，一來當時的國共關係比較好，雙方也比較合作，國民黨政府對八路軍和新四軍還多少有些糧餉和裝備的補充，共產黨軍隊在敵後的游擊戰爭，戰果輝煌，很好地配合了國民黨軍隊正面戰場的作戰，為消耗敵人軍力和物力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而在這一階段，日軍把主要精力投放在消滅國民政府的抵抗能力，迫使中國政府迅速投降上面，日軍主力無暇顧及根據地，所以，根據地雖然也遭到了日軍的多次掃蕩，但持續時間短，投入兵力也不多，不僅難以撲滅根據地，反而使自己遭受了更大的損失。

「兩面政權」帶有的反抗意義是與整個的抗日勢力存在密切相關的。雖然，在中國歷史上曾經存在過多次的異族統治，但中國人自己的政權還是對中國人意義不同尋常。在共產黨人將近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意識成功地灌注到農民中去的時候，真正喚醒的也許只是古老的中國人的自我，有了這種「古老的自我」，日軍的統治就不大可能被視為具有正當和合法性，當然儘管如此，有效的武裝反抗力量必須存在，只要這種力量還在，那麼中國人的自我認同就不會全然喪失，糊弄外國人的政權就會大有市場。反過來，如果沒有了這種頑強的抵抗力量，那麼無論中國人對日本統治有多大的反感與敵視，日本建立的read.99csw.com政權還是能夠比較有效地進行統治。

但是，戰爭進入相持階段以後，情況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首先，日本的戰略計劃發生了改變，南下戰略的制定，使在華日軍的主要目標從迅速滅亡中國變為鞏固已佔領區，以期從中獲得戰爭資源，所謂「以戰養戰」，使佔領區變為它們與英美爭奪太平洋及南洋地區的後方基地。在這樣的戰略變化情況下，國民黨的正面戰場的壓力明顯減小，而共產黨的敵後戰場的壓力陡然增加，大批日軍主力從正面戰場撤回，用來進行鞏固後方的「肅正戰」和「治安戰」。過去季節性的掃蕩變成持續不斷的災難，不僅投入兵力多、規模大、持續時間長，而且手段殘忍狡猾，常常採用鐵壁合圍，反覆「清剿」，逐村逐屋地掃蕩，一旦將八路軍和新四軍的主力逼出平原根據地，就派遣重兵據守，採用的是一種進攻性的堡壘戰術，強逼農民為他們修築密集的碉堡群和公路網，密集到了抬頭見炮樓，出門上公路的地步。對於暫時無法佔領的山區根據地，則用很深的封鎖溝來隔開，沿溝密布炮樓和崗哨，並強迫農民組成偽自衛隊（團），以聯保的方式沿溝巡邏查看，如果發現有人過溝而沒有覺察，則看守人全部處死。在某些地區，甚至大規模製造無人區，將區內的居民全部強行遷入生活條件十分惡劣的「人圈」，用封鎖壕鐵絲網和炮樓將居民看住，以達到長期佔領和隔開八路軍和老百姓的目的。據日本方面的統計，僅在華北一處，日軍就驅使農民「義務勞動」，「在治安地區和非治安地區中間挖掘的隔斷壕，總長達11860公里，而且封鎖敵匪活動的碉堡陣地超過7700個」。僅僅駐紮在冀東一個聯隊的區域內，就「構築了隔斷壕245公里、其他封鎖工事74公里，共計319公里，棚舍132個、碉堡3個、城寨18個、關卡2個、共計155個。此項工事共用52天，作業人員達到195.7萬人次。並新架電話線258公里，維修153公里，共計411公里，新建汽車公路83公里，修補392公里，共計475公里。長城無人區包括76個村、1235戶、6454人，暫時無人村28個、2342戶、12036人」。在封鎖溝內，實行殘酷的保甲連坐制，大肆搜捕共產黨人，摧殘抗日政權，如果發現有所謂「通共」跡象，往往不惜採取屠村的慘無人道的手段對付。對於溝外的山區根據地，則不斷地掃蕩進剿，幾乎是公開採用燒光、殺光、搶光的「三光政策」，以期破壞八路軍生存的基礎。同時，由於對佔領區的重兵「清剿」，使得大部分留在敵後的國民黨軍隊迅速瓦解，成千上萬地投降日軍，日軍由此大大擴充了偽軍隊伍，這些偽軍又很快地被投入到「圍剿」根據地的戰事上來，根據地的壓力進一步加大。顯然，比起當年國民黨的「圍剿」來，日軍的手段要殘酷得多，而且毫無顧忌，甚至不惜使用殺光和驅光居民的辦法來達到摧毀對方抵抗的目的，幾乎任何的戰爭道德約束都沒有了，這在中外近代戰爭史上是罕見的。

在日軍將軍事戰略重點轉移到了敵後根據地的時候，在經受了巨大的損失，頂住了壓力之後，面對數量很大的基層政權人員不得不的「變節」，和相當數量的鄉村「能人」為了自保而加入偽政權和偽軍的嚴酷現實，中國共產黨很快就作出了政策上調整，一改過去民族理想主義道德判定，採取了儘可能務實的態度，為那些在偽政權和在偽軍中的人員留下了更多的餘地，對於所謂的變節人員也採取了實事求是的態度進行了區別，即使那些真正的變節分子，只要有心改過，仍然允許他們自新，「對於一切叛變分子，一經反悟，回到祖國，一律不侮辱其人格，既往不咎，並予以法律保護」。事實上，在如此惡劣的情形下，想要按抗戰初期那種近乎理想主義的道德分野來要求所有的基層政權群眾團體的成員，已經是非常不現實的了，如果還要堅持那樣，勢必導致將大量本來出於無奈和被迫應付敵人甚至「變節」的人推向敵人。進一步，中國共產黨又htｔｐs://rｅaｄ.99cｓw•ｃｏｍ及時制定了針對「兩面派」人士的具體政策，彭德懷於1941年底在北方局擴大會議上的報告中，特別談到針對「兩面派」的方針和政策，主要有三點：「首先要了解兩面派的特點及其所處的環境。基本的由於敵強我弱，所以兩面派對敵人是公開的合法的，而對我們則是秘密的不合法的。他只能以秘密掩護的方法，衛護抗日分子，去執行其革命任務。對敵人，他是必須應付的，應付的本身也就是一種鬥爭。其次，必須替兩面派找尋應付敵人的辦法。在敵人壓迫嚴重時，應顧慮他的苦衷；甚至在某一時期，可以允許他把革命的一方面縮小到極小的限度。要愛護兩面派，嚴格替他保守秘密。最後，要幫助兩面派逐漸進步，尊重其人格，不應強迫自首或寫悔過書，對之一般的應採取寬大的辦法。」已經被迫「變節」的人員和在偽政權中擔任職務的人，在這樣的政策下，很快就被「爭取」到了抗日陣營這邊，身在曹營心在漢的行為大規模而且普遍地發生著。在現實的生活中，儘管為日偽服務的人員大部分有這個可能為抗日出力，但如何能讓他們實現這種可能性，還是需要中國共產黨方面的努力。江渭清回憶說，當年他們在江北高寶地區，對於偽化區的鄉保長，做爭取工作，「採取了打、拉結合的方法」，先是使他們從原來為敵偽服務的反動的「一面派」，先後變成兩方面都應付的「兩面派」，再轉變成真心為新四軍服務、表面應付敵偽的革命的「兩面派」。顯然，當時中國共產黨不僅政策對頭，而且執行的策略也十分得體。

由於日軍在「鞏固佔領區的戰略」中，採取了所謂總體戰的方針，即進行對根據地所謂政治、軍事、經濟一體化的戰爭。在建立偽政權的同時，也用高壓和利誘的方式，著手在農村建立各種名目的偽組織，像什麼「反共自衛團」「新民會」等的團體，但是，這種偽組織甚至比偽政權還要脆弱，很快就被中國共產黨方面打入而且嚴重的兩面化了，由於這些組織百分之百都是日軍用刺刀強迫成立的，有的地方甚至要靠屠村的威脅才能建立起來，所以，這些日偽組織的基層單位根本沒有基礎，即使沒有中國共產黨的瓦解和滲透，也不可能真的去與抗日勢力作對。日偽建立偽組織原來的目的是要與中國共產黨爭奪群眾，尤其是爭奪青年，其次是想要利用這些組織建立軍事據點之外的警示系統，讓偽組織的成員擔任巡邏守望的任務，發現抗日活動及時報告。然而，這兩項都完全地落了空，無論是巡望封鎖壕的民眾還是平時村莊里的自衛團，看見八路軍根本就裝作看不見，甚至還幫助八路軍打掩護，農村的偽組織基本上都換成了抗日分子，有的村甚至反共自衛團和基於民兵成了一回事，白皮紅瓤，明裡替日偽站崗放哨，暗中則打鬼子冷槍。在長江流域地區日軍實行所謂的「愛護村」制，對於他們認為治安好的村莊封以「愛護村」的稱號，但大部分的「愛護村」實際上真正愛護的是新四軍，「愛護村」的「兩面政權」在給日軍巡守籬笆（江南日軍清鄉經常編起長長的籬笆，妄圖給新四軍的行動製造麻煩）的時候，基本上都是在為新四軍放哨。當據點的日軍化裝成農民偷過籬笆以試探「愛護村」村長時，反而會遭到痛打。甚至正規的偽軍也有不少樂意處在腳踏兩隻船的境地，因為在八路軍的分化瓦解下，鐵杆的漢奸不僅會遭到八路軍最嚴厲的打擊，而且在同僚中也會受到排擠，暗中「通共」的偽軍，在中國共產黨地下組織和基層政權的保護下，一般不僅不會受到日軍的非難，反而處境比較順利。當然，真正暗中投靠八路軍的偽軍也是少數，但多數偽軍都會明智地採取為自己留後路的方針，或多或少對抗日勢力行些方便，甚至連那些偽軍的大頭目都是這樣做的，更何況那些天天要與抗日武裝打交道的基層據點的偽軍。

日軍建立偽政權主要找的是這樣幾種人，一是地痞流氓，二是原地方精英，三是某些會道門分子。很自然他們就會找到這些看起來似乎與中國共產黨敵對的人。其實，由於日軍的統治是靠最九-九-藏-書殘忍的高壓手段建立起來的，除了極個別毫無廉恥的鐵杆漢奸，他們的統治實際損害了幾乎所有人的利益，絕少有中國人真心實意地為他們工作。日軍屠殺了太多的農民，據說在冀中一帶，在「五一大掃蕩」以後，幾乎家家都要戴孝，就是說每個農村居民的親人和親戚都有死在日軍刀下的，加上為了支持太平洋戰爭而進行的超經濟掠奪，也使得幾乎每個人都受到了傷害。所以，即使是日軍和偽軍找的這些人真正甘心做漢奸的也是少數，這就為「兩面政權」的產生提供了社會基礎，因為日偽軍只能找那些看起來對中國共產黨有反感的人為他們服務，如果連這些人都對他們心懷不滿，那麼偽政權存在的合法性基礎是一點也沒有了。

面對這樣的嚴酷環境，根據地大大地縮小了，據延安的統計是人口減少了一半，實際上鞏固的根據地已經沒有多少了，絕大部分都變成了游擊根據地和游擊區與敵占區。在這樣的情況下，從前那種日軍一掃蕩居民和抗日政權就轉移，等敵人退走再回來的反掃蕩方式顯然是行不通了，合黨組織以及各種群眾團體為一體的基層政權即使沒有被敵人摧垮，也只能轉入地下。而日軍在所謂的新佔領區馬上就開始建立偽政權，先是維持會然後就是保甲制。

隨著抗戰形勢的變化，尤其是太平洋戰爭日軍日益吃緊，大批生力軍從中國大陸調走，日軍在佔領區力量明顯減弱以後，日偽的據點一個接一個地被拔掉，即使還能存在的，也陷入了抗日武裝的圍困之中，在這種情況下，越來越多的第一種類型的兩面政權向第二類轉化，而第二類自然變成了第三類。這時候，這些村莊則在共產黨的領導下，開始了不完全的選舉，出現了大批所謂的「半民主政權」，而在某些條件好，政策相對要激進一點的根據地，已經開始肅清「兩面政權」，到了這個時候，兩面政權的使命已經基本上完成了。

「兩面政權」雖然只是歷史的匆匆過客，卻同樣在歷史的進程中留下印痕，中國人的道德至上主義和委曲求全精神直接碰撞到了一起，在日後的個人、家族、政權話題上留下了諸多耐人尋味的餘波。

抗戰時期的兩面政權，是中國自近代以來第一次出現的大規模的殖民性質的基層政權機構。從本質上講是在日本佔領軍動用大批兵力，以法西斯手段，採取非人的高壓政策掃蕩和鎮壓的結果。否則，在共產黨活躍的敵後抗日活動面前，除了一些大的點和線，日軍是很難建立大面積的農村基層政權的。兩面政權實際上有兩種不同內涵，它可以是由日偽政權體系出面找那些在他們看來可以為他們服務的人來組成政權機構，也可以是出自抗日勢力之手，主動派出合適的人選來建立一個「兩面政權」。儘管它的存在，從某種意義上講可以說是中國農民的一種曲折的對侵略和暴政的反抗，這種政權形式事實上也確實幫助中國共產黨度過了最艱難的關頭，但在民族主義高揚的時候，這種政權形式的本身，卻難以通過道德上的關卡，不僅前一種情況的兩面政權人員有著難以抹掉的污點（無論他們對抗日事業有多大的貢獻），就是屬於后一種情況的人，前景也未必光明，如果在派遣他們去「跳火坑」的上級不幸死去的時候，那麼情況就更糟。農民其實對「兩面政權」的人並沒有那麼多的民族大義的要求，如果這些人在當時情景下有擔待，能保護老百姓，農民的輿論還念著他們的好，儘管這些人也許難免藉助政權的便利為自己也撈過好處，對於農民來說，在那個時候，也許活著就是最大的幸運，能有人替他們應付那些凶神惡煞的日本人，擔著生命的干係，他們不可能不心存感激。直到最近，有些還活著的村民對於那些兩面支應的鄉保長們仍然深懷同情：「我們那鄉長罪受大了，讓日本給打昏過去多少回呀？把他抓去，問他你這庄辦事員是誰呀？武裝班長是誰呀？他說就是我自己，說我們西村是守著公路，選誰當辦事員和武裝班長也沒人干，我又是辦事員，又是武裝班長，又是鄉長，他說你們這方面要糧要草我得給，八路軍那邊要糧要草我也得給，我惹不起，愛咋咋九九藏書得，他是大家選的，誰願意干那個？今兒干，明兒腦袋沒了，哪邊你惹得起呀？」也許，是歲月已經磨去了這些農民的民族情緒，他們只是憑著自己最本能的東西在同情著當年那些兩面為難的人，同情那些後來因為這些事情飽受磨難的人們。

「兩面政權」最重要的事務是兩面負擔，即既按偽政權的系統繳納糧稅，又要為八路軍負擔糧款。這種兩面負擔程度是不一樣的，對於靠近敵人據點或者乾脆就是敵人據點的村莊來說，主要和常規的負擔是給偽政權系統的，而臨時的、斷續的供應則是給八路軍的。一個當年做過「兩面政權」的保長的兒子回憶說：那時的保長「日本人來了也得伺候，八路軍來了也得伺候，八路軍是走哪吃哪，也不帶給養，亂開個條，就頂個徵購，就得」。這種什麼時候來什麼時候要就給點的情況，一般是屬於八路軍勢力不強的地方，這種地方主要負擔的是偽政權系統，就是說主要給日本人繳納糧稅。而第二種兩面政權則主要負擔八路軍的糧款，對於「合法」政權系統的糧稅則更多的是賬面上的，能拖就拖，能欠則欠，實在拖欠不了，就讓八路軍和游擊隊配合，說好送糧的路線，到時候讓八路軍來劫，或者由游擊小組放幾槍或者鞭炮，佯裝被劫然後再向敵人報告「敵情」。當敵人下鄉來勒索或者搶糧時，事先通情報讓八路軍來埋伏，既打擊了敵人，又阻止了敵人的勒索和攤派。呂正操回憶錄上有個故事講得很生動：「1943年3月19日，我趙縣一個區小隊十名戰士轉移到焦家莊，該村『偽村長』、聯絡員向我報告，將有偽警察來村勒索錢糧，並同我小隊長商量好打擊敵人的辦法。我小隊長讓聯絡員到趙縣城門邊去等候，聽到我這裏打響以後再進城去報告。偽警察果然來了，村公所人員表面殷勤接待，我小隊戰士突然襲擊，不到五分鐘將其擊潰，傷俘偽警五名，繳獲步槍四支、手槍一支，我無傷亡。此時，聯絡員急忙進城向敵報告說：『我村住滿了八路軍。』敵人說：『你們，好好的，快叫他們（指偽警察）回來！』其實，這時戰鬥已經結束。」自然，至於第三種類型的兩面政權，基本上是按抗日政權的系統繳納糧稅的，日軍一般撈不到什麼東西，掃蕩時搶到什麼算什麼。不過，據朱德新的研究，就他考察過的冀東的幾個村莊而言，兩面政權給日偽政權系統提供糧稅比例還是相當高的，也就是說，日偽徵收的數額要遠遠高出八路軍方面的，有的村莊甚至全年的收穫都被搶奪而去（朱德新，1994）。顯然，僅僅這個原因，就足以說明為什麼農民要冒著生命的危險支持抗日政權。這一點實際上連日軍也十分清楚，用當時他們的語言說就是：「民眾變成匪的根本原因，雖是由於中國共產黨方面的抗戰負擔，但中國共產黨以巧妙的宣傳說成是新政權的榨取所致，使匪化民眾同情中國共產黨，使之成為最外圍的武力，用來對付我方。」

抗日戰爭是實力直逼英美的日本軍國主義積蓄多年，旨在滅亡中國或者至少肢解中國使其變成自己的附屬國的全面戰爭。中國的抗日戰爭是一場實力懸殊的搏殺，即使對於擁有全國政權的國民黨政府，抵抗日軍的大規模入侵已經是相當吃力的事情，從總的戰略上只能是持久堅持，以空間換取時間。好在在抗戰全面爆發的時候，中國已經開始出現新生的跡象，新的知識界和市民（中產階級）雖然在人口比例上還很小，但絕對數量已不可小視，無論國民黨和共產黨都具有相當強的社會整合力，中國的國力也得到了初步的提升，國防力量也非北洋軍閥時代可比，中國軍民的抗戰熱情也空前的高漲。所以，儘管總的趨勢是中國軍隊在節節敗退，但在大多數的戰場還是給了日軍相當大的殺傷力，在損失了相當大面積的國土之後，終於使得日軍沒有力量再進一步發動進攻九九藏書，基本上實現了以空間換取時間的戰略目標，就是在國際上也為中國和中國軍隊贏得了讚譽，歐美國家普遍反映，沒有想到中國軍隊會打得這麼好，同時也滋長了他們對日軍的輕視心理，以至於在後來的太平洋戰爭的初期一敗塗地。

按朱德新的說法，「兩面政權」可以分成三類，一是親敵的「兩面政權」，他們一般處於敵人據點附近或者城市周圍，那裡已經建立了比較嚴密的保甲連坐制度，基本聽命于敵人，但也支應八路軍。二是親我的「兩面政權」，一般距離敵人據點較遠，建有兩套政權班底，一套偽政權的，一套抗日根據地的，而實權掌握在抗日政權手裡，偽政權的保甲長是抗日政權用以應付敵人的工具。三是具有兩面形式的抗日一面政權。有這種政權的村莊一般屬於比較鞏固的抗日根據地，早已建好了完善的抗日政權系統，只是為了應付敵人的掃蕩，由抗日政權出面添設一點裝飾性偽機構，選派可靠的舊機構的成員或者原地方精英組成（朱德新，1994）。

這三種形式的「兩面政權」，其區別的關鍵點就在於日軍軍事控制的強弱，控制力如果強，就對日軍順從一些，反之則反叛性就強。從本質上講，不存在什麼親日的基層政權，所謂的「親日」基本上是日軍暴力逼出來的。當然，抗日勢力的存在與抵抗特別是對鐵杆漢奸的打擊，也是「兩面政權」能夠普遍存在的另一個因素，儘管對於日軍殘暴和非人的統治幾乎所有人都感到了難以忍受，但總是會有無恥之徒的存在，如果這些人能夠憑藉日軍的勢力橫行而又不受到懲罰，那麼政治空氣也同樣會變得惡劣，社會上類似的人就會增加，使得有民族正義感的人生存越來越困難。抗日力量的活動不僅給生活在日寇鐵蹄下的農民以希望，而且起到了維持農村社會私下正常的道德氛圍的作用。從某種意義上講，「兩面政權」的存在，實際上是農村所有居民對日軍統治的反感和憤怒，並由這種憤怒導致的一種暗中的反抗。不僅僅單純因為他們是異族統治，而且由於他們難以想象的殘暴，使得人們沒有辦法不去想去掉或者推翻這種統治。試想，在當時日軍動輒以通共的罪名屠村的情況下，即使是所謂「親敵」的「兩面政權」與八路軍的一些聯繫，以及資助八路軍的行為，也是帶有極大的風險的，如果沒有全體村民幾乎一致的支持和默許，也很難長期地維持下去，事實上儘管日軍早就覺察到了這種他們稱之為「村公所共有化」的現象，而且採取各種威逼利誘、重金懸賞的手段，但絕少有告密者出現。這種在中國共產黨領導和支持下的民眾反抗，事實上瓦解了日軍妄想把中國佔領區建成他們對英美戰爭的鞏固後方的企圖。在抗日戰爭結束前夕，實際上日軍已經非常清楚佔領區基層政權的狀態，明白這些政權基本上都兩面化了，1944年，日本華北方面軍的自我總結似乎對局勢和前景都看得很清楚：「中國共產黨鑒於1940年以前軍事抗戰戰略的失敗，於是，展開了積極的『政治攻勢』，採取使新政權兩面化的政策。對公務人員、武裝部隊和治安地區農村及其自動放棄的農村根據地，進行抗日赤化工作。中國共產黨此種戰略的目的，顯然在於加強『利用新政權充實抗戰力量』的程度，使新政權在平常執行任務時，形成抗戰的外圍力量，以彌補自身獨立抗戰力量的不足，而在所謂『總反攻』時，要使新政權的部隊、公務人員與民眾成為『反攻友軍』。」即使對於下面擔任據點守衛的日偽軍來說，農村「兩面政權」的存在也已經是公開的秘密了，但是由於日軍力量的日趨衰弱，他們即使知道這個事實，也不可能像在1941年和1942年那樣動輒以屠村來鎮壓了，頂多在糧食徵集不上來的時候，將「兩面政權」的負責人抓去打一頓，自然也會追問村裡的抗日人員是誰，但如果這些偽村長和保長們死扛著不說，他們也沒有辦法，只能把這些人放回來，因為，如果打死了這些人，恐怕征糧徵稅就更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