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戰時期，共產黨領導的絕大部分根據地，都屬於偏僻的山區和農村，本來就處於長期的經濟文化的落後狀態，比起同一個國度的平原和沿海地帶，它們要落後幾十年甚至上百年，清末新政以來，農村的舊式教育瓦解，新式教育又沒有成型，本來農村的教育和文化狀況就江河日下，而落後地區農村的情況就更加不堪。儘管共產黨來了以後帶來了一批城市知識分子，但靠這些人興辦鄉村的教育還是杯水車薪，所以，師資嚴重不足就成了根據地掃盲運動的一個瓶頸，儘管中國共產黨盡最大可能動員幾乎所有讀過書的人參加運動，甚至連態度反共的人都利用上了，但師資仍然不足。同時，殘酷的戰爭環境也使得民眾啟蒙運動遇到了巨大的阻力，特別是1941年以來，日軍開始重視對佔領區的控制，大小規模的掃蕩不斷，農時的冬閑，往往變成了反掃蕩的冬忙。而且，日軍對於根據地的學校和民眾教育事業，也特別地仇視，認為這是共產党進行「赤化」宣傳的陣地，所以不遺餘力地摧殘，凡是遇到學校的教師，一律以軍事人員對待。這樣一來，本來就先天不足的民眾啟蒙運動就更是舉步維艱。

如此艱難困苦，又面臨如此嚴峻的軍事壓力，為什麼根據地非要花如此大的力氣進行民眾啟蒙工作呢？顯然，教育是一種比較正式的意識形態培養與灌輸的渠道，如果能夠通過學校教育的途徑，再伴隨以運動的形式，同樣會對樹立新型的意識形態起到好的作用。比起寓教於樂的戲曲活動來，雖然受眾在接受方面效果要差一些，但學校教育灌輸的東西往往給人一種比較正式和正統的印象，這種印象恰恰是那種熱熱鬧鬧的戲曲表演所無法比擬的。理論上講，冬學運動主要是為了掃盲，但在實際的運動中，政治和時事教育課的比例往往要佔到一半以上，甚至還要高，有的地方，民眾的啟蒙基本上就是政治啟蒙，冬學主要成了宣講時事和政治觀念灌輸的場所。在1942年晉察冀邊區制定的民眾學校暫行規定上，民眾學校高級班課程：國語課35%，算術課15%，常識課（政治和自然常識）35%，組織課15%。初級班識字課45%，珠算課10%，政治常識課25%，組織課20%。其中所謂的組織課等於政治動員和時事講座，所以無論高級還是低級班，政治類的課都要佔到一半左右。在實際的運作中，政治課的比例往往要超過這個比例，越是教師缺乏的地方，這種情況就越嚴重。1944年底，晉察冀邊區行政委員會的一份關於開展冬學運動的指示上透露，冬學運動「過去一個大的偏向是一切政治化，歷年冬學運動把重點放到政治教育方面去了，總是忽略群眾要求的」。從這份文件看，至少部分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已經意識到了這種啟蒙的偏向，但是，就在同一個文件里，他們還是規定，「課程比重，鞏固區及基礎較好的游擊根據地以文化課佔60%，政治、生產課佔40%為原則，游擊區或新開闢地區則以文化課佔40%，政治課等佔60%為原則」。由此說明，根據地的民眾啟蒙，實際上以政治啟蒙為主要目標的，至少是政治啟蒙和文化啟蒙並重，而在民眾尚未建立對共產黨的信念的時候，以政治宣傳和灌輸為主，即使農民已經確立了對共產黨的信任，接受了共產黨的觀念，在環境惡劣、師資條件差的情況下，也容易滑向政治宣傳。在新四軍的根據地，也開展冬學運動（時間相對要比較短），與晉察冀稍有不同的是，這些根據地明確地堅持「明理第一，識字第二」的方針，以政治啟蒙和思想啟蒙為主實施民眾教育。從指導思想上就明確了民眾教育的目的。

全能式政權的另一個顯著徵兆，就是相對於抗戰以前，根據地農村的權力中心多了若干新的成分。直接掌握槍杆子的人，原來基本上屬於地方精英控制的武夫，現在由於直接的抗日武裝行動，獲得了與精英分庭抗禮甚至壓過他們的地位。儘管黨員成分比蘇維埃時期大大複雜化了，但畢竟還是九九藏書有更大量的貧苦農民通過共產黨的扶植上升到了權力的檯面上，他們似乎更容易通過自己的勇敢行為獲得村民的尊重，也容易在中國共產黨的教育和培養下，獲得從前根本無法獲得的從政經驗和知識，從而具備變成新精英的條件。一般來講，儘管中國共產黨一再強調吸收和照顧黨外人士，給原地方精英很多參政的便利，但在根據地，來自社會底層的力量還是在穩步地上升，從而為後來的解放戰爭期間，徹底推翻精英統治準備了條件。畢竟，貧苦的農民才是共產黨賴以改天換地的基本力量，不依賴他們的積極性，全能式政權就不可能確立。顯然，跟原來的地方精英相比，新生力量似乎對黨和政府的依賴更強，這種依賴不僅體現在中國共產黨的培養提拔上和背後的支持上，更在於中國共產黨成功地控制和倡導一種新的文化，一種新的意識形態，正是這種新的文化和意識形態使得原來一直卑賤的農民，可以理直氣壯地走上並佔據著權力的中心。

將民眾的教育啟蒙與政治灌輸結合在一起，並不是共產黨人的發明，我們在前面提到的桂系新政也是這麼做的，只不過，他們絕對沒有共產黨人做得這麼好、這麼成功。這說明共產黨人的確能夠扎紮實實地深入到鄉村去做艱苦而細緻的工作，這種工作精神恰恰是中國當時任何一個政黨所不能望其項背的。雖然，我們也很難說根據地的農民懂得了多少政治常識、了解了多少革命的道理，但至少有一點是十分明確的：共產黨已經成功地在根據地的農民心目中確立了自己牢不可破的正統感，等於是瓦解了當時還是正統國家政權的代表者國民黨政府的權威，到了1945年抗戰勝利時，在根據地農民心目中，蔣委員長的地位已經被毛主席完全取代了。更重要的是，落後、分散而且自治力很強的根據地農村，就此被注入了類現代的民族國家意識，甚至建立了對中國共產黨和國家政權的某種崇拜，如果說在此之前，國家政權的強化與下移，鄉村組織還可以而且能夠組織抵制的話，那麼從這以後，再也沒有可能了。

抗日根據地的文藝活動在內容上雖然有所創新，但在整個抗戰期間，並沒有超出傳統鄉里道義的範圍。首先，民族主義的鼓動佔了最顯著的位置。除了某些老戲之外，大量的以現實鬥爭的真人實事人戲，通過各種文藝形式的演出和宣傳，形象的塑造和升華，使得本來似乎是很普通的事情迅速地英雄化，使農民意識到原來自己的行為也可以入戲，可以像古代英雄豪傑那樣被人傳唱，從而產生一種前所未有的自豪感。當然，農民因此也感覺到了自己抗日行為的意義所在，意識到原來打打鬼子冷槍，摸偽軍的崗哨，支前抬抬傷員，生產交公糧會對整個民族和國家有如此大的意義。同時，在弘揚民族主義的時候，自然會伴隨對民族背叛和貪生怕死行為的抨擊和鞭笞，在新老民族主義戲曲交互上演的時候，現實的漢奸有了與古代萬人唾罵的醜類如秦檜、潘仁美同類的意義，現實的文藝節目的高度誇張，使得任何一種背叛行為都顯得那麼醜惡，加上這些被鞭笞的對象與被頌揚的英雄一樣，大多是本鄉本土的人和事，農民們都知道他們是誰，因而產生了更為強烈的刺|激，做了壞事的人不僅自己「遺臭萬年」，連親屬也抬不起頭來。這樣富有強烈褒貶意味的戲曲活動，在中國農村一向以娛樂為主的戲樂傳統中，的確有很大的不同。

更為可貴的是，儘管環境極其惡劣，戰事頻繁，但是根據地仍然保存和發展了鄉村教育事業。各個根據地甚至包括一些游擊區都開辦了針對農民子弟的學校和大量的掃盲性質的民眾學校。某些模範根據地如晉察冀甚至要求每個行政村要有一所初級小學，每區要有一所高級小學，每縣應設立中學一所。考慮到邊區實際的情況，農民對男女合校無法接受，所以小學大多男女分班。這些學校，教學條件大都談不上，甚至連校舍都不能保證，師資一部分來自於農村中讀過書的read.99csw.com人，一部分來自於軍隊和邊區政府的培訓，但仍然非常缺乏，幾乎能識幾個字的人都被拉去做了教師，當時邊區甚至有了「半知識分子」這種說法（在那個時代，上過高小的人就可以被人稱為知識分子），儘管如此，邊區對於教育還是相當認真的，特別是邊區的鄉村小學，有的甚至在敵我雙方拉鋸的情況下仍然能夠開課，學生和教師均在野外，找塊樹蔭地就上課，發現敵情就沿著交通壕撤走。對於小學生，意識形態教育是占第一位的，中國共產黨組織活動形式通過對學校教育形式改造，注入了教學實踐中，不僅政治課上的灌輸卓有成效（據一些人回憶，在根據地的中小學里，學生對於政治課的熱情相當高），而且在學校里，學救會和兒童團組織也頻繁地開展活動，通過普遍開展的「生活檢討會」，「不僅要學生進行批評和自我批評，而且還批評了教師」。通過這些形成儀式性的活動，「就連八九歲的兒童」也懂得了服從集體的意志，「大家要我這樣做，我就做了」已經成為「一種口語」。

共產黨的善於宣傳是它的敵人都不得不佩服的，而其高明之處既在於善於掌握群眾的心理，也在於善於利用農村各種農民喜聞樂見的形式寓教於樂。我們知道，中國農村普遍存在著各種形式的群體性的娛樂活動，融商務、貿易和宗教活動為一體，在欣賞各種戲曲的同時，也得到了一定的教益，農民的世界和價值觀多半是通過這種方式形成的，而傳統的上層意識形態的主要觀念——忠孝節義也主要是通過這個渠道滲透到農民心裏的。抗戰期間，存在著中國近代史上一次大規模的城市向鄉村的文化轉移，大批城市知識青年隨著八路軍和新四軍來到了鄉村，為面向農民的大規模民族主義宣傳提供了條件，當然，這些人對根據地的文藝事業作出了很大的貢獻，創作了許多小說、詩歌和話劇，但真正對農民起作用的是一部分勇於深入到農民中間的人，他們到農村生活了一段時間以後，很快就擺脫了陽春白雪式的說教方式，開始與民間藝人結合起來，開闢出了一片戲麴生活的新天地。我們在浙東邊區的「文教方針」中看到，那裡要求爭取和團結民間藝人，不僅要爭取職業的藝人，所有「戲子，唱灘黃的，唱新聞的，說書的，小唱，畫神像的，靠賣唱為生的乞兒等」，還包括業餘的，「一切能唱、能做、能玩樂器的有職業者」。要「登記審查舊劇，提供新劇」，「提倡與改造民間藝術形式，如戲劇（的篤班、紹興高調等）、音樂（小調、山歌、胡琴、鑼鼓等）、繪畫（連環畫、年畫、門神、壁畫等）、小說（章回小說、宣卷本等）、舞蹈（馬燈調舞蹈、高蹺、舞燈等）運用這些來進行對群眾的政治教育是最有效的」。

顯然，在中國共產党進入根據地之前，這些地區的統治性的意識形態是不利於中國共產黨建立政權的，雖然農民認可八路軍和新四軍的武力（就像他們認可任何一種能控制局面的武力一樣），但明顯缺乏對這些武力心理上的認同。雖然他們也不滿於近世道德的衰落，但對唯利是圖和不道德行為帶來的災難也無可奈何，他們固然一如既往地抨擊和嘲笑富人，但骨子裡卻依舊充滿了對富人生活的嚮往，即使是古已有之的以夷夏之防為內容的種族主義，也無一例外地含有太多的模糊和不確定性，根據以往的經驗教訓（特別是義和團的教訓），他們對能否戰勝眼前的日寇並沒有多大的信心。

冬學一般學三種課程，一是文化識字課，二是政治課，三是生產技能課。任課教師一般以小學教師為主，村幹部也可以兼任政治課，生產技能課則由老農和勞動模範來上。教學的對象分成幾個層次，首先是村幹部（包括村公所和各種群眾團體的負責人），然後是民兵，再就是青抗先，最後擴大到全體自衛隊成員。冬學是利用冬閑進行的，北方地區一般從頭年的11月延續到次年的2月底前後。教材主要由上級政府編，往往各個邊區和各個縣都不一樣。沒有ｈtｔｐｓ://ｒｅａｄ•９9ｃｓw.ｃom條件編教材的也有少數地方用過去的蒙學的《三字經》《百家姓》湊合的，不過這種現象受到了上級組織的嚴厲批評。下面是一份1938年度晉察冀邊區冬學運動的總結，從中我們可以看到晉察冀四個分區的冬學狀況：

根據地鄉村裡演得最多的就是即興的田莊戲和幕表戲（即只有大概的情節和人物，由演員上場即興發揮），沒有道具，沒有布景，只有幾把椅子、幾把二胡，連妝都用不著化。在街頭巷尾、在農家的場院，甚至在大一點的農民院子里都可以演，演的都是農村現實發生的事，有時直到演出結束，農民才恍然大悟，原來這是在演戲。相當多的戲都是現編現演的，比如1944年7月，平山縣柴庄的民兵配合八路軍將周圍的碉堡加以圍困，最後迫使敵人撤走。農民非常高興，非讓民兵們演戲慶祝一下不可，於是民兵們（當然也有村劇團的成員）就編了《圍困堡壘》的劇，即時上演，等於是自己演自己，據說效果相當好，不僅本村的人很歡迎，而且還應邀到周圍村莊去演出。還有一次晉察冀某地抓住了一個大漢奸王家祥，下來演出的邊區劇團小分隊馬上就構思出話劇《槍斃王家祥》的梗概，本來沒打算馬上槍斃這個人，結果話劇在公審大會上一演出，觀眾強烈要求馬上槍斃這個漢奸，結果促使主管部門改變計劃，在演出結束后就槍斃了王家祥。

其次，我們看到，積極生產、公而忘私、勤勞持家以及孝敬老人、愛護兒童都成為抗日根據地農村宣傳和戲樂活動所要弘揚的主題。相應的，二流子懶漢、為富不仁者、吸鴉片者、不孝敬父母者、虐待兒童和婦女者等不良人，都成為諷刺、抨擊的對象。其中，大概是由於考慮到統一戰線的緣故，在抗戰期間，對富人的攻擊顯然沒有對抽大煙和二流子的諷刺打擊多。在根據地，不僅流行著各種諷刺挖苦二流子的歌謠和順口溜，舞台上演著改造二流子的戲，像《兄妹開荒》《二流子變英雄》之類，而在現實生活中，有的地方二流子會被戴上白帶子以示羞辱，還經常遭群眾大會批判。正像我們在前面所提到的那樣，在抗日敵後根據地，清末民初以來農村世界長期被壓抑的傳統道德再一次抬頭，正氣上升，寡廉鮮恥和唯力是恃的風氣被抑制了。儘管如此，我們還是可以看到另一種傾向，在各種戲曲和宣傳品中，絕大多數正面人物都是出身貧苦的農民，雖然這可能也是事實，可是，顯然富人和富家子弟也不乏為國捐軀和公而忘私之輩，但是很明顯，那些新編的「文藝節目」對此缺乏興趣。似乎蘇維埃時代貧苦意味著正麵價值的傾向依然存在，只不過不那麼明顯和露骨。這些文藝節目告訴人們，從前最低賤的人，只要通過英勇抗戰，響應中國共產黨的號召，努力做號召所鼓勵的一切事情，就一樣能夠成為受到人們尊敬和崇拜的英雄，就是說成為人上人。而擁有權威，改變身份的樞機在於聽共產黨的話和堅決地抗戰。日本學者在論及抗戰時期陝北大生產運動中的「吳滿有方向」時指出，作為著名勞動模範吳滿有，「第一是被作為在艱苦奮鬥以及在黨和邊區政府的政策下取得翻身的模範典型，第二是被作為積極貫徹執行政策（如繳納救國公糧，組織農業互相合作等）的模範基層領導分子而加以宣傳的」。實際是一種「階級政策」，而「優秀的生產成績就是勞動模範的權威的主要來源」。顯然，作為一直沒有戰事的陝北，聽黨的話，積極生產，貫徹政策就可能贏得這種權威，而在戰事頻繁的其他根據地恐怕勇敢和會打仗會成為獲得資源的更重要因素。不管怎麼說，就像傳統的戲曲對某些歷史人物的褒貶一樣，在短時間內，對共產黨領導下的英雄模範人物的頌揚和對特定的反面人物的貶斥，都成了新時期意識形態構建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是十分形象生動的部分。以貧苦農民為基本形象的生產能手和勞動模範的大規模提升，實際上強調了「勞動」才是一切財富和榮譽的真正來源，切實掃蕩著https://read.99csw.com貧富命定、富人養活窮人的傳統觀念。各個根據地在推行減租減息的過程中，往往由工作隊出面，反覆宣講所有的財富的來源是勞動的這個共產主義真理，告訴佃農們，地主和富農的土地和財富實際來源於他們的勞動，是他們養活了富人而不是富人養活了他們。這種宣傳對於僅僅開展減租減息來說，似乎是有些過於共產化，容易將本意是溫和的改良的減租減息變成「剝奪剝奪者」的暴力行動，但相當的一些地區的確是這樣做了，而且似乎只有這樣的過分鼓動，才可以發動起佃農以群眾鬥爭的方式逼迫地主實行雙減。這種將幾千年的鄉里老理翻過來的意識形態宣傳，已經為後來解放戰爭時期的大規模土地改革運動初步奠定了思想意識的基礎。不過需要強調的是，這些宣傳基本屬於中國共產黨人的「私下」動員，很少公開拿到檯面上來。

從今天的角度看，當年的那些「文藝節目」編劇水平實在是不敢恭維，演出水平也不怎麼高，但確實能把農民的情緒煽動起來，因為這種不斷地組織、排練以及演出實際上已經成為群眾高度參与的一種運動，本身就造成了比較強烈的劇場效應，在演出的時候，由於演的幾乎是發生在農民身邊的真人實事，這種效應往往會隨著劇情達到高潮，台上台下連成一體，已經分不清戲內和戲外，觀眾的高度參与使得這種民間戲樂活動特別具有感染力，所以宣傳效果也特別的好。

當然，在抗日根據地，傳統的戲曲活動並沒有完全中止，走江湖的戲班也還在走，但是畢竟由於戰爭尤其是日軍頻繁掃蕩的關係，這種活動比戰前少多了，所以真正在根據地農村起到民間娛樂替代作用的，還就是這些上面下來的劇團特別是村劇團和宣傳隊的活動。不用說，這些村劇團的水平不高，但卻充滿了活力，他們中間大量的是那些平時就特別喜歡戲樂的積極分子，對那些常在民間演出的老劇目大多耳熟能詳，湊上水平高、熱度旺的幾個人對付個把折子戲本來就不成問題，共產黨的到來使得他們的自娛自樂很快就變成了具有某種官方意義的行為，除了演出某些革命文藝工作者的作品之外，他們經常是會什麼演什麼，更奇妙的是常常會將老戲舊調摻和上新的內容上演，許多抗日的口號和主張都被生硬地裝進了男男女女的打打鬧鬧之中。比如農民自編自演的《招女婿》《小姑賢》《貨郎擔》等，都將原來的人物換成抗日的面目重新搬上舞台。但是隨著根據地的發展時間的推移，越來越多的根據地農民的新生活被編成戲曲上台演出，農村裡圍繞著支前、生產、識字、減租和打游擊等事情發生的夫妻拌嘴，婆媳吵架，老年和青年鬧矛盾，都被已經在鄉村紮下根的知識分子寫成了戲劇、秧歌、小調和快板書，有些農村裡的戲樂能人，更是在這個方面一逞本領，這些隨編隨演隨唱的新民間戲曲，雖然粗糙而且充斥了宣傳意味，但對於娛樂生活本來就比較貧乏的農村，尤其是戰爭期間的農村，還是非常有意義的，老百姓也樂意看。

新政權的建立和鞏固，往往有賴於新型意識形態的推行，為了鼓舞和激勵農民投身到抗日戰爭中去，同樣需要一種新的精神武器。在抗戰時期，農民的思想意識實際面臨著雙重的困惑，一方面，由於西方侵入導致的傳統意識的崩潰一直在通過經濟和政治的變化影響著他們所處的社會，毀壞著農村社會上層的道德基礎，一般比較了解外面情形的農民，對於外國的壓迫和侵略懷著仇恨，但卻無可奈何；另一方面，近代以來的武化統治與唯力是恃的觀念又衝擊著農民的鄉里道義，實際上，偏於保守的農民更渴望的是恢復傳統的道德氛圍，重現傳統的鄉村秩序，在往昔情景的再現中重建正義的訴求。當然，這時的農民已經不是義和團時代的農民，他們對於盲目排外不再過分熱衷，對於一切能使他們擺脫目前困境的新東西，也有接受的可能。

除此之外，邊區婦救會系統還辦了1061個冬學班，有181794名婦女參加學習。從這些統計表上我們可九-九-藏-書以看出，第一，至少在1938年，冬學在農村辦得還不夠均衡，有的縣只有21個班（這意味著只有21個左右的村莊辦了學），而有的縣則達到813個班。第二，在有的地方，冬學是與鄉村小學合辦的，很可能這些地方的小學也跟冬學一樣是季節性的。第三，冬學基本上是男女分班的，婦女的掃盲工作由婦救會獨立組織，即使由青抗先組織的班，也同樣男女分班。這說明根據地的農民還很難接受男女同學的事實，但據總結報告講，婦女掃盲的熱情很高，因為好不容易有了識字的機會，非常踴躍，有的地方婦女識字的成績比男人好得多。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冬學的掃盲識字效果並不好，大多數地方沒有識字效果的統計，從已經統計上來的平均識字數來看，進步快的不多。1938年的時候，根據地還不夠發展，鄉村政權也不太鞏固，所以這種有組織的民眾掃盲運動不太展開是情理之中的事，但其中一些晉察冀的核心地區，冬學運動開展得比較普遍的地方如三分區，掃盲效果仍然不佳，似乎又不好用這種理由來解釋。

對於民眾的啟蒙教育，根據地甚至比對兒童教育還要重視，一些根據地甚至公開表示，「社會教育重於學校教育」，「成人教育重於兒童教育」，因為成人多於兒童，其對抗戰的重要性也大於兒童。各個邊區普遍地開展大規模的「冬學」運動，利用冬閑時間，開辦各種名目的夜校、午校和識字班，還將民間娛樂宣傳活動與冬學運動結合起來，往往村劇團同時又是夜校、劇團的負責人（會編劇的人），又是冬學運動的組織者和教師。前面提到的柴庄村的村劇團就是這樣，「星期一、三、五上識字課，星期二、四、六排戲，星期日幹部開會。他們把念台詞當成識字課，還常在上課和排演前讀報，講時事政治，辦黑板報」。從形式上看基本與從前的冬季唱戲、鬧社火差不多，只是多了學習的內容。

在八路軍和新四軍到來之前，由於持續幾十年的破敗，農村的生活已經變得非常的艱難，原來經常舉行的鄉村娛樂活動出現了少見的凋敝，在農閑時節，一些村莊已經請不起外面的戲班來唱戲，村際的賽會也時斷時續，集市和廟會活動雖然還能維持，但也遠不如從前紅火。維繫上層意識形態的學校教育，由於清末的教育改革，舊的村學和私塾基本瓦解了，而新教育並沒有在農村紮下根，青壯年農民識字的越來越少，上過學的年輕人大部分都離開了農村。中國共產黨所面對的就是這樣一個不僅經濟上落後，農民生活貧困而且文化上凋敝不堪的農村。他們不僅要迅速地改善農民的生活狀況，而且還要重新在農民心裏注入一種新的「道理」，它必須是講理的，不再是誰拳頭硬就聽誰的，它還須帶有古老的氣息，與傳統的老理大體上是吻合的，觀念絕對不能太新，至少在男女倫理問題上，過去蘇維埃時期的做派顯然要有所收斂，更重要的是，要給社會各個階層的人一種借口和說法，給予中國共產黨行為以合理的解釋，並賦予中國共產黨所有的主張和行為某種正當性。

根據地的戲曲活動分成許多層次，邊區政府和軍隊一般都擁有水準相當高的劇團，各軍分區和縣也有些劇團和劇社。開始，他們比較熱衷於排演俄羅斯和蘇聯的大型話劇，舉辦大型的文藝會演，雖然演出時觀眾也是人山人海，但畢竟老百姓只是看熱鬧，並沒有真的看懂。後來，這些劇團分散成小的演出隊下到基層，演的東西也不單單有話劇，而且還有老百姓喜聞樂見的戲曲、秧歌。他們下去的一項重要任務就是幫助培訓村劇團，教村裡的年輕人演話劇，打霸王鞭，實際完成了文藝界知識分子與鄉土藝術愛好者的結合。最活躍的演出團體是由青抗先和文救會組織、各地鄉土戲曲愛好者搞起來的村劇團，僅晉察冀邊區，這樣的村劇團就有上千個，它們的活動遍及邊區的每一個角落，甚至滲透到了敵占區，其中像阜平的高街村劇團、建國縣的護持寺村劇團、平山縣的柴庄村劇團等甚至在別的邊區也有相當的名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