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農村黨組織無疑是根據地鄉村權力架構中最關鍵的成分，但是，一般來說，黨在農村往往處於隱蔽的後台，入黨都是秘密進行的，黨員的身份也是保密的，據周錫瑞（J.W. Esherick）在陝北的調查，「農民們回憶與黨的初次接觸時幾乎無一例外地提到黨在當時是一個秘密組織，每個人都記得入黨儀式上的話：『上不達父母，下不到妻子。』抗戰期間，米脂的農民入黨時，是把黨看做是八路軍的秘密幫手。老鄉們提到黨的秘密性時都把這秘密性同它的威力聯繫起來」。如果連比較穩定的陝甘寧尚且如此，那麼其他的根據地的黨組織就更有必要處於秘密狀態了。黨組織的作用主要是政策指導，幕後操作，如果某個地方黨員兼職過多，往往要受到批評，1941年6月，中國共產黨晉察冀北嶽區委的文件就特意批評了農村黨支部成員兼職的問題，指出「支委兼職今天仍很嚴重（某支部支委一身兼九職，支書、農會主任、武委會主任、村政權教育委員會主任、村合作社經理、救災委員會主任、代耕團團長等），支書、支組、支宣常常身兼兩三個主要責任者很多，必須克服此種現象，基本的支委，必須保持一人到三人（視支委人數之多少而定），堅決地不兼任何公開的主要責任」。批評的雖是兼職過多，實際上是要求黨組織不要充當鄉村政權的直接管理者。而「三三制」的實行，也含有使黨不能包辦政權機關的意思，黨員在政權機構中處於少數地位，就勢必要求黨組織和黨員必須放棄「實際政務上的瑣細項目」，「在主張和辦法上多用心意」。事實上，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敵後根據地農村，鄉村黨支部必須直接掌握的只有武委會主任，顯然，這是一個最關鍵也是分量最重的職務，掌握了它就意味著控制了鄉村的基本武裝。至於其他事務，黨組織基本上處於把握政策、政治方向的位置。

基層政權對於中國共產黨敵後抗戰事業的重要性，連日軍也意識到了，在冀中的日軍在檢討自己的掃蕩行動時認識到：「政權機關是支配游擊地區的居民和支援游擊隊的根本。因此，消滅政權機關遠較消滅游擊隊的效果為大。據此，應認清殲滅的目標是各個政權，對此不可輕視。」然而，恰恰最難「殲滅」的就是根據地的基層政權，中國共產黨的正規軍和游擊隊行跡無論多麼隱蔽，尚有蹤跡可尋，但根據地甚至游擊區的基層政權，卻像遍地的野草，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一個村政權，即使村公所完全被毀掉了，主要幹部也被抓走了或者犧牲了，只要其他的群眾團體的負責人有一個還在，那麼很快就會重新組建一個新的村政府。即使所有的團體負責人全部被一網打盡，而團體中的積極分子還可能出面重組村政權，事實上，抗日敵後根據地的基層政權就是這樣換了一茬又一茬，成千上萬的基層政權的幹部犧牲了，而所有的村政權和群眾團體卻還是建制齊全，人丁興旺。更關鍵的是，在殘酷戰爭的環境下，根據地的全能式的基層政權組織了一場民眾高度參与的立體戰爭，在這種戰爭中，敵人已經分不出軍事目標，分不清平民和戰士，政權和伴生的群眾團體已經成了反對日軍侵略的正規軍和游擊隊的一部分，當日軍到來的時候，堅壁清野和埋設地雷等抵抗行動並不僅是八路軍的要求，而是基層政權的要求，甚至是農民的自覺行動。當戰鬥進行的時候，所有人，包括婦女和兒童都可能成為擊殺敵方士兵的戰士。面對這樣的敵手，受到正規軍事訓練的日軍，從教科書上根本無法找出對策，曾經多次對根據地進行掃蕩的日軍高級將領回憶道：「八路軍的工作已深入到居民當中，村民正如『空室清野』的標語那樣，幾乎逃避一空不見蹤影，並且好像曾經積極協助八路軍。因而在作戰期間，日軍的動向被詳細地泄露給八路軍，但在日本方面則對八路軍的情報完全不明。」不僅如此，戰鬥打響之後，「八路軍的抗戰士氣甚為旺盛，共產地區的居民，一齊動手支援八路軍，連婦女、兒童也用竹簍幫助運送手榴彈，我方有的部隊，往往冷不防被手持大刀的敵人九九藏書包圍而陷入苦戰」。組織這種「人民戰爭」的關鍵，就是全能式的基層政權建立，而絕非單純的宣傳和鼓動所能奏效的。無論從哪個角度說，根據地全能式的基層政權都是支撐武器裝備極端落後的共產黨軍隊在敵後嚴酷的環境下堅持下來的最重要因素。

眾所周知，實際上在根據地的鄉村權力架構中，共產黨的組織是處於核心地位的，的確是黨組織在領導著鄉村的抗戰，指揮著鄉村各項事務的運作，然而，這種領導和指揮在相當多的情況下，卻是以說服教育、政策指導和行為影響的方式進行的，凡是共產黨的領導作用體現得比較好的地方，往往恰是共產黨不顯山露水，而其他人，包括一些非黨人士和原地方精英，都比較活躍，不僅能比較充分地發揮聰明才智，而且特別富有獻身精神。在邊區，有大量的非工農出身的基層幹部在抗戰中英勇犧牲，不僅僅是為了民族主義的呼喚，共產黨潛移默化的工作方式，也是激勵這些人奮勇獻身的原因。

抗日根據地的鄉村權力架構一般來說是這樣的：傳統的權力關係諸如宗族、鄰里、輩分、財產和文化地位等一般通過村的民意機構村民（或鄉民）代表會來反映，在抗戰的中後期甚至村長也往往由原鄉村精英出面擔任，但是，僅僅有村政權，還是容易出現權力分配不均的問題，鄂豫邊區甚至出現過這種情況，一個村兩個大姓，選保長的時候要選兩個，一姓一個。一般來說，鄉村區域性的領袖即使在共產黨控制的地方也還有傳統的威望，選舉的時候，他們不說話，別的人就不樂意舉手，平時各種事務，群眾往往習慣看區域領袖人物的態度，他們怎麼說，怎麼做將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事情的成敗。群眾團體作為新興的權力要素，實際上分散了權力的執掌點，使得更多的區域領袖有機會進入權力中心，因而基層政權具有更廣泛的代表性；反過來，群眾團體實際掌握了鄉村政權，並通過這個政權的衍生部分將權力滲透到社會的每一個角落，在這個意義上，政權無限地擴大了。但是在正常情況下，他們的行為多少是會受到民意機構的制約和監督的，實際上群眾團體與民意機構形成了某種不對稱的制約關係。

各種救國會和自衛隊的領導機構，原則上也是由其成員選舉產生，但由於這些團體軍事化程度很高，往往為了戰爭的需要，必須與正規的地方部隊高度而緊密地配合，因而要接受軍隊的指導，所以，這類組織的選舉，顯然沒有鄉村政權及民意機構的選舉那樣具有真正的選舉意義。同樣，從邊區到縣再到區和鄉村，雖然都有各種救國會組織，但真正領導鄉村這些組織的，卻是鄉村的黨支部和上級的武裝部門。

「戊。村政權的幹部，真正是村民所擁護信仰的積極分子，肅清漢奸特務投降反共分子，有步驟地有策略地清除流氓地痞、黑暗勢力。」

「丁。能將政府的重要政策（如武裝、除奸、生產、財政、減租、優抗、救災等）貫徹到每個村民身上。

按這個標準，村政權基本上已經滲入到從前屬於公共領域的社會公益和娛樂，屬於私人領域的生產和生活的各個方面，並將農村變成了一個充分活躍，結成相互關聯的一體的政治社會。原來基層政權的稅收和攤派勞役的功能，根據地的政權當然要繼承下來，只不過更強調了經濟和人力負擔上的公正性，從主要由富人承擔稅收的合理負擔政策的執行，到普遍負擔的累進稅制的施行，新的鄉村政權在這方面的功能不但沒有退化，反而由群眾團體的介入而增強了。原來由地方精英和宗族勢力（後來基層政權也有介入）承擔的糾紛的調解、司法案件的送官和私了，現在也基本上由鄉村政權承擔，村公所附設村民調解委員會，負責調解村民的大多數糾紛和衝突，有些涉及投敵資敵的案件，在特殊的情況下村級的各種武裝團體就可以處理，甚至處死人犯。為此某些邊區政府多次下文件制止，可見相當普遍地存在。即使交由上級政權機關處理的案件，往往也要到事發處的村莊審理。當時，根據地的司法機構推廣馬錫五辦案法，即到村裡的炕頭辦案，一兩ｈｔtｐｓ://ｒｅａd•99ｃsw•ｃom個法官聽到基層政權的案情報告就下鄉了，「往往是審訊的和被審訊的人面對面地坐到炕上，吸著自己的煙斗，像談話態度」。所有重要案件的審理，往往要組織由當地鄉村的群眾團體構成的陪審團，陪審團的意見往往很有決定性，在一般情況下，馬錫五式的法官都比較注意聽取陪審團的意見，只有比較特殊的案件才會出現與村政權意見相反的判決。事實上，將群眾團體包含在內的鄉村政權對所有涉及村民的案件都有絕大的決定權。

建立各種救國團體本來就是共產黨人的拿手好戲，為了深入動員群眾參加抗戰，共產黨人在抗戰一開始就在國民黨政府（各個戰區情況不一，允許的尺度也不同）允許的情況下，建立了適合於各種年齡段、各種職業的救國團體，雖然國民黨只打算讓這些團體作為宣傳的組織存在，但共產黨人顯然不可能受此限制，在八路軍和新四軍挺進敵後開闢根據地的同時，各種抗日團體也隨之發展到了鄉村。在八路軍和新四軍逐漸掃蕩或者收編了各種雜色武裝之後，這些武裝一部分變成了正規軍隊，一部分則經過改造，變成了各種層次的地方武裝。原來經過一些訓練和武裝經歷的雜色武裝的普通成員，自然就充實了從正規軍到地方武裝的團體，為各種救國會披上了武化的外衣。實際上，在共產黨人開始著手建立自己的政權時，各種抗日團體已經初具規模，並且初步的武裝化了。

另外，軍隊以及軍隊中的黨對根據地基層政權始終有著深刻的影響力。由於根據地處在惡劣的戰爭環境中，軍事活動始終是政權工作的中心，鄉村類政府組織最重要的就是武裝團體，民兵和青抗先在現實中是要接受中國共產黨系統上一級甚至正規部隊的節制，在抗戰中後期，各地在民兵的基礎上還成立了游擊小組，武器配備要比一般民兵好，與區小隊、縣大隊等正式游擊隊聯合行動，不但不受村政權的領導，反而要支配村政權。1942年以後，華北的八路軍正規部隊由於環境的過分惡化，化整為零，變成一個個小規模的武裝工作隊，深入現在已經變成游擊區的原來的根據地活動，更是直接領導從縣大隊、區小隊到民兵游擊小組的軍事行動，實際上，在這種情形下，鄉村政權的所有活動，基本上都是圍繞著受正規軍隊直接指揮的軍事工作展開的。

在救國會系統之內，有一個地位更重要的武裝組織體系，這就是自衛隊、婦女自衛隊和青抗先、基幹隊或者叫模範隊以及兒童團，這個體系實際上成了救國會的核心。自衛隊由16～55歲的男性農民組成，其中16～23歲的組成青抗先，自衛隊中最精幹和年輕力壯的人員組成基幹隊，婦女自衛隊則由16～55歲的婦女組成，其中特別活躍和強壯的也可以參加青抗先和基幹隊，所謂的基幹隊，就是我們俗稱的民兵。這些都是不脫離生產的農村武裝，在環境特別惡劣的情況下，將武器藏起來，就是一般的老百姓，而拿起槍就是准軍人。所有的村民武裝均按照八路軍的建制編組，每村設隊，隊下設小隊，小隊下設班，相當於正規軍的連、排、班。大的村莊可以設幾個隊，上設一個大隊或者分隊。其中，基幹隊或者叫模範隊的武器最好，一般都有一些快槍，有個別的村莊武器還相當好，幾乎與游擊隊不相上下。青抗先的武器次之，基本上是土槍土炮，其餘的自衛隊都是用冷兵器武裝起來。由於這些民眾武裝還具有游擊隊和正規軍的預備隊性質，所以，經常不斷地有民兵和青抗先的隊員應徵入伍，而正規部隊不適合野戰的傷殘人員也會回到鄉村武裝中來。從理論上說，這些武裝團體是歸屬於各種救國會的，但實際上它們與救國會之間只有橫的聯繫，而自身則統一歸人民武裝抗日委員會（簡稱武委會）統率。

「甲。能團結全村，為全村各階層人民服務，特別是能將佔全村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充分發動起來，使之成為村政權的基本力量；並能有健全的民主制度，發動村民都能積極地參政。

抗日敵後根據地的所在地，事實上國民黨和當地軍閥已經在普遍武化的基礎上，進行了程度不https://read.99csw.com同的軍事化整合，然而在日軍的大舉進犯下，國民黨正規軍撤走，大部分政權陷於瓦解，本來依附於政權的軍事化組織有的隨之潰散，有的與地方精英的自組織武裝結合，形成各種各樣的鄉村自組織武裝團體，大股的土匪公開露面，流散的潰軍也有的與當地勢力結合，形成新的武裝，各種會道門也乘勢而起，本來就存在於華北和中原各地的紅槍會組織也再度活躍起來，再加上更為普遍的聯庄武裝，這其中，如果當地原來就有中國共產黨的組織，那麼也會出現由各種系統的共產黨人組織的抗日武裝。在日軍侵入和國民黨撤退的空隙中間，雜色的鄉村武裝暫時地統合了廣大的鄉村。正如在冀中開闢根據地的呂正操回憶的那樣，「司令遍天下，主任賽牛毛」。

「乙。能領導對敵各種鬥爭，特別是能掌握武裝鬥爭、除奸工作與抗日兩面政策（鞏固區不允許執行抗日兩面政策），在反掃蕩、蠶食、清剿與反敵偽搶糧抓人鬥爭中，能保護人力物力，使村中不受損失。

明白了這個道理，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什麼中國共產黨如此看重政權建設，花如此大的力氣搞選舉，刻意苦心經營基層政權的網路，總是不厭其煩地阻止鄉村黨員和組織的包辦政權行為。雖然中國共產黨在農村建立了龐大的群眾組織網路，並將這種網路變成了事實上的政權機構的衍生物，而使自己的組織成了絕對的無冕之王，但依然要通過政權這個中介來實現權力的釋放，而通過各種團體的負責人參加政府，實現了政權職能向這些團體的渡讓。而政權則通過這些社會團體，吞噬了原屬於社會的權力，將自身的觸角伸到所有的公共領域甚至私人領域。從某種意義上說，黨的組織、由黨建立的群眾團體都通過與政權機構的鏈接變成了事實上的政權的一部分。可以說，抗日根據地政權繼續了蘇維埃時代已經開始的政權全能化的進程，只是比較溫和而已。沿著這個路線行進，原來農村社會的空間就會逐漸消失。當然，這個進程並不是由共產黨人開始的，隨著清末民初以來國家政權的下移，權威性資源的贏利率增加，地方精英已經在侵奪各種社會組織的權力，往往一個村莊里的政權機構和各種團會的負責人都在同一個精英圈子裡面轉。不過那個時候，同時掌握政權和其他的社會權力的精英並沒有將兩者一體化，兩邊的事情還是兩下算。只有在共產黨來到以後，才能在黨和相應的意識形態的黏合下，讓社會與政府結成了一體，或者說政權吞噬了社會。

從理論上講，只要黨有比較完善的組織系統，沒有政權也是可以管理地方的，但在實際上效果卻相當不佳。有了政府，即使這個政府被背後的黨完全操縱和包辦，也比沒有政府由黨直接出面效果好得多。事實上能完全包辦政府事務的黨的機構，必須是在各種職能方面與政府一一對應，那時，黨已經把自己變成了政府，只是沒能名正言順。顯然，無論蘇維埃還是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的黨組織還達不到如此官僚化和科層化的程度。即使達到了這個程度，在與國民黨和日偽政權的爭奪中，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根據地如果真的放棄了政權的建設，那麼實際上等於自我放棄了根據地存在的合法性依據的爭取。換一個角度，從民眾和社會各階層的文化心理上講，就普遍性而言，政權的權威性無論如何都要比任何社會組織要大得多，一般老百姓雖然對官家有仇視心理，但同樣也有崇拜和依賴心理。中國近代以來產生的國共兩黨雖然與西方政黨有著本質的區別，自身都帶有強烈的權力控制的因素，但仍然無法具有政權本身的統治性魅力，必須而且只能藉助政權來實現統治。老百姓一般只習慣於服從政權，而只有政權才能行使正式的權力，通俗點說，就是只有政權才可以堂而皇之地征糧徵稅，而其他的組織做這種事情就被視為攤派甚至搶奪，或者用共產黨的術語叫「打土豪」。有政權就算不穩至少接近官家，而沒有政權則近乎流寇。政權固然可以有代用品，但代用品的行政行為一般不會被視為正常行為，要讓老百姓踏實下來，必須有政權，而且得像模像樣。陳丕顯曾回rｅａd.９９ｃｓｗ•ｃoｍ憶說，他初到蘇北時，「還不太懂得如何征公糧、收稅。蘇中地區盛產大米，我們身在魚米之鄉，卻吃了一年多的苞谷和大麥。後來，建立了政權，民政、司法、稅收這一套機構也建立了，部隊吃飯、給養等問題也都順利解決了」。

當然，並不是說根據地所有地方，在所有時間都能工作得如此巧妙，分寸拿捏得那麼好，在蘇維埃時期就困擾著中國共產黨的軍隊干預地方政權，黨包辦政府工作的現象依然存在，即使在中央眼皮底下的陝甘寧邊區政府也不例外，據李維漢回憶說，連那個因提出「精兵簡政」主張而聞名的開明紳士李鼎銘，都因為黨包辦太多，憤而拒絕簽字，準備撂挑子不幹了。晉察冀邊區自從制定了配合「三三制」的「雙十綱領」之後，黨內「有些政治不開展的老同志」發牢騷說，「今後只有給人家當『孝子』了」，還說：「好，我們等著給人家當最下賤的奴隸吧！」這裏的「人家」，其實不僅指那些黨外人士，還指由黨外人士占多數的政權機構。這些人認為一旦實行了「三三制」，他們就失去權力了，反過來說明他們在此之前的行事模式可能是包辦式的，至少喜歡直接站在台前發號施令。有的地方這種包辦現象甚至相當露骨，在鄂豫邊區的黃岡，有的黨員政府幹部，「開會與中間分子爭得不耐煩，便說『區黨委已決定了的』，使大家啞口無言，照原通過」。1942年中國共產黨晉察冀北嶽區委有份文件也指出，目前在黨的幹部中還存在著「太上政府」的觀念，還存在著「黨政不分」的現象，「某些黨委隨便干涉政府行政。在幹部問題上，可以不經過政權系統，隨便調動政權幹部。在執行工作上，黨委可以命令政府黨團執行違反政府法令的決定，而使黨團幹部受到上級政府的處分，自己則逍遙法外，以致引起個別政府工作的黨員對黨不滿」。特別有意思的是，文件對這種以黨代政的批評，像蘇維埃時期一樣，也認為這是「國民黨一黨專政政策在我們某些幹部中的影響」。其實，黨政不分，以黨代政現象的根源是結構性的，雖然一時政策上的注意和方法上的改善可以暫時緩解這種現象，但終非長久之計。

顯然，這些散佈於淪陷區鄉村的雜色武裝，使得農村的武化程度大大地提高了，由於戰爭和國民黨潰兵遺下的槍支彈藥，使這些民間的武裝裝備有了很大的改善。各種武裝佔地為王，並強化對各自小塊地盤的控制，為了增強勢力，不得不拚命地擴展勢力，因而農村的武裝人員的比例也增加了。但是，這些武裝，包括各個系統地下黨建立的武裝，除了紅槍會等會道門武裝團體之外，對農村社會的組織和整合程度都是遠遠不夠的，最好的也不過是臨時維持秩序的過渡性政權代用品，壞的往往淪為趁亂髮財的惡勢力、黑勢力。然而，這些亂七八糟的鄉村武裝的存在，卻給共產黨人發展武裝，擴展實力，進而建立農村新秩序提供了條件。

正因為這個緣故，中國共產黨一直在強調要改造舊政府，改造舊政府只管支應公事的面貌（這在蘇維埃時期已經開始了），對於依然滿足於支應公差的基層政府毫無例外地要進行批評。1944年晉察冀邊區提出過一個村政權建設的最高標準，從中我們可以看出，在中國共產黨心目中，一個基層政權應該管些什麼事情：

在根據地政權建立之初，由於政權和團體還沒有來得及融合，基本上是兩層皮，結果就像我們在前面提到的那樣，日軍一掃蕩，基層政權紛紛瓦解，日軍一退，中國共產黨組織再重新建立。後來經過中國共產黨多次艱苦的努力，農村黨組織、政權和群眾團體形成了三位一體的緊密相連的格局，敵後廣大區域的農村社會呈現出前所未有的高度整合狀態。首先，各個村莊都有各界救國會組織，具體分成農民救國會（農救會）、青年救國會（青救會）、婦女救國會（婦救會）和兒童救國會（兒童團），個別地方還有學生救國會和工人救國會。其中農民救國會是最大的組織，但與其他救國會在組織上屬於平行關係，每個村莊的各種救國會大體上都設有組織、宣傳教育、生活改善和武裝動員等幾個部，分別負責各項九*九*藏*書工作（在開始的時候，農救會的名稱並不統一，還有叫農民會、農民協會和農民自治協會的）。所有的救國會組織均按八路軍「三三制」的軍事編製編組，其中的武裝小組是各救國會的核心成分，農民救國會是自衛隊，青年救國會是青年抗日先鋒隊（青抗先），婦女救國會是婦女自衛隊，而兒童救國會實際被手持紅纓槍的兒童團取代了。各種救國會將農村所有人都包含在裏面了，除了明確的漢奸，而如果真的是公開的漢奸，往往不是逃亡就是被處死了（農民救國會規定有三種人不得參加，一是漢奸，二是托派，三是流氓和有不良嗜好的。漢奸已經說過了，托派在農村基本上不存在，而流氓和吸食鴉片的，改了就可以參加），所以凡是在根據地農村還活著的人，都有「組織」。原則上，各個救國會要承擔農村的一切事務，組織生產、催繳公糧、維持治安、識字教育，文化宣傳（包含娛樂），參加合作社，甚至連婆媳吵架，兄弟分家都要先經過各自的「組織」。關鍵的是救國會對這些事務的參与，往往採用運動的方式，開會、宣傳、演說、說服，整個農村社會處於一種高度的動態過程中。在一般情況下，農村的婦女和兒童是最散漫最無法管理的人群，但是，通過婦救會和兒童團，將婦女和兒童的日常生活都納入了有組織的範圍，賦予了民族主義的意義，比如婦女照顧老人和撫育兒童，少年兒童的嬉戲娛樂都進入了軍事化的步調，賦予了保持智慧民族傳統美德，為民族國家保護下一代的意義。當然，救國會最主要的任務還是參与抗戰，他們需要負擔有關堅壁清野、偵察監視、通信聯絡、救護傷員、物質運輸、破路拆堡以及組織各種形式的游擊戰配合正規的地方部隊的行動。

這些群眾組織雖然是群眾的，但與鄉村政權卻有著非比尋常的關係，也可以說，所謂的群眾組織實際上是政權的衍生部分。從理論上講，農救會、婦救會、青救會和武委會都是平行關係的組織，但武委會由於戰爭環境的緣故，顯然地位要重要得多，所以，實際上基幹隊和青抗先與農救會等處於平權地位，武委會則在它們之上。武委會、農救會、婦救會等組織的負責人都理所當然的是村務委員會的成員，但地位最重要的武委會主任，一般由黨支部書記兼任。事實上，這些社會團體已經通過與政權機構的鏈接，被賦予了政府的意義。顯然，這些新興的群眾或者社會團體與從前那些花會、香會與社火戲劇組織有著本質的不同，那些組織是從民間社會裡生長出來的，完全是農村社會自組織的產物，基本上沒有國家政權的參与，它們的活動也與政權行為是兩回事，其經費和組織活動都建立在民間自覺自愿的基礎上，本質上，它們屬於社會，即使在這些組織的首領由鄉村政權的負責人兼任的情況下也依然如此。而這些新興的群眾團體卻不是這樣，不僅它們的經費與政權密切相關，而且其組織的構成、行動的方向莫不帶有國家政權參与的印跡，從本質上講它們是屬於政治屬於國家政權的。

救國會和自衛隊等於是農村兩大主要的群眾組織，除此而外，還有一些諸如文化救國會（文救）、抗敵後援會以及合作社、村劇團等組織，基本上處於上述兩大組織的附庸地位。其中一些地方的文救會由於是後來上面派下來的，出現過與原先控制村劇團的青抗先爭奪領導權的事件，當然，最後還是統一到了青抗先之下。

在政治上抗日根據地的基層政權與蘇維埃政權是有著本質區別的，但前者與後者有一點卻是相似的，就是它們同為戰爭狀態下的政權，常常處於不穩定的境況，前者甚至比後者還要動蕩，時刻面臨戰爭的考驗。因而，抗日敵後根據地農村的政權必須是高度軍事化和組織化的，否則，就不可能在如此殘酷的戰爭環境中生存。毋庸置疑，中國共產黨在進入敵後，開闢根據地的時候，充分利用了他們在十年內戰時期積累起來的經驗，在組織動員農民和整合農村社會方面充分發揮了自己的優勢。

「丙。能具體組織村民經濟生活，領導生產，解決群眾困難。肅清貪污浪費，游擊區建立嚴格的財政制度，由裁員減薪，逐漸做到村幹部義務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