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敵後抗日根據地的政權，史學界幾乎都知道有個「三三制」，在某種意義上，「三三制」成了抗日根據地政權的代名詞。實際上，所謂的「三三制」是在1940年3月才由毛澤東提出，各個根據地真正實行這個制度，大約要經過一年，而在此之前，中國共產黨已經在各根據地建立各級政權有數年之久。

同時，在某些特定的場合，毛澤東提出並實行這個政策，有時也有讓另一種勢力來監督共產黨，以防止自身腐敗和激勵工作效率的作用。毛澤東在1944年聽取聶榮臻關於晉察冀邊區的彙報時，他曾插話說，關於政權問題，雖然非黨人士比黨員少，但能吸收中間人士，有很大的影響，使我黨有所顧忌，不至於變成清一色，現在陝甘寧邊區政府中只有幾個非黨人士，有很大的影響，能進行合法鬥爭，這種法治的鬥爭能夠教育我們。他在1941年的政治局會議上還說過，「三三制」一是分化大地主大資產階級，擴大其矛盾；二是打破共產黨的關門主義，集中民眾的意見，要與非黨幹部接近才能感覺新的問題。這種思想實際上跟後來的樹立對立面思想是有關係的，反映了毛澤東某種獨特的統治思路，可惜的是，這種思想並沒有像他對黃炎培所說的那樣，發展成中國式民主構架，打破中國歷史上興勃亡忽的循環。

實際上，「三三制」的精髓，就是要建設一個包容性更強，代表性更加廣泛的政府形象，精神實質就是反「左」傾關門主義，只要能在確保共產黨主導地位的前提下，「三三」的比例並不是一個原則性的問題，「中間派」的定義更是可以變動的。1940年底，毛澤東在給中原局的電報中說：「蘇北組織政權機關及民意機關應堅決實行『三三制』，共產黨只佔三分之一，在開始時還可以少於三分之一，網羅各黨各派無黨無派一切不積極反共之領袖人物參加，其中應有國民黨中派及t左，派，韓國鈞等民族資產階級及開明地主均應該參加，也可容許少數右派代表，真正組織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的聯合政權，力避我們包辦。」所以，「三三制」的提出和堅決貫徹，主要是反對和防止「左」的傾向，避免共產黨自我關門，「三三制」不是要確保黨員的三分之一，而是要確保所謂「中間派」（實際上是各種原來屬於中國共產黨敵人的各種勢力）的比例。為此，在以後的抗戰歲月里，儘管有時也提到防止右的偏向，但主要卻在各種場合下強調當前主要的傾向是「左」的偏差，是建立違背統一戰線原則的清一色政權的傾向。為了更好地貫徹推行「三三制」原則，中國共產黨中央北方分局還在1940年的中期制定了「雙十綱領」，更具體地確定了以「三三制」為核心的統一戰線原則以及施行辦法，在根據地形成了更寬鬆的政治氣氛。

實行「三三制」，在實際的政權運作過程中往往會有意想不到的提高行政效率的好處。抗日敵後根據地一般都是中國最落後、最貧窮而且愚昧的地區，在這樣的地方，出身貧苦的農民往往沒有文化，素質比較低，甚至辦事能力也比較差，1941年10月鄂豫邊區給中國共產黨華中局的一份報告透露，該地的鄉村的工農幹部雖然執行政令十分認真，但「不識字者多，簡單書read.99csw.com文也看不懂，不知團結中間分子，說這些鬼名堂搞不好，領導上事務主義，鄉長替通訊員跑腿」。自然，當鄉村政權不再清一色（主要是貧農）的時候，其成員的素質也就提高了，行政效率也就提上去了，至少不會出現沒有人看得懂文件，主管幹部為通訊員當差的事了。經過各個層面的人之間共事的磨合，彼此間也能有相互滲透和影響的作用，「工農幹部」自然也就得到了提高。

外國學者稱抗戰時期是中國共產黨的「革命的蜜月」（ Edward Fri-edman.1991）。的確，那是中國共產黨和一部分舊式的地方精英們的「蜜月」，也是中國政治最開通的「蜜月」，雖然這個「蜜月」本身潛伏著其他的一些東西。

不管怎樣，實行「三三制」以後，中國共產黨與原地方精英的關係得到了進一步的改善，在這些地方精英眼裡，中國共產黨自身的革命意味相對模糊了，面目更可親了。晉察冀邊區的領導人劉瀾濤在收集了邊區「雙十綱領」頒布以來五個月的反映後作總結時提到，「地主士紳在社會的地位提高了。因之，他們也較活動了（如靈壽某大地主自動組織宣傳隊實行選舉。淶源某年過五旬之老地主，爬山越嶺，冒著槍林彈雨參加淶靈戰役等）」。曾任閻錫山愛將楊愛源秘書的知名人士，開始轉變對共產黨的不友好態度，在士紳座談會上公開表示擁護「雙十綱領」，一些跑到敵占區的地主開始回鄉，鄉紳富商也有了在根據地投資經營的積極性。一份報道鄂豫邊區第二屆軍政大會的文章寫道：「在風雨交加的深夜，那些老代表先生們，在高低不平的河岸上和小橋上爬行著去開會，張老先生的帽子被風吹掉，有時代表的衣服被水浸濕，然而大家並不為困難所阻止。」這裏提到的老先生，基本上都是鄉紳。在華中地區，實行「三三制」以後，原地方精英與新四軍和抗日政權出現少見的融洽氣氛，特別是一些被選進或者聘任為參議員和區代表的鄉紳，表現出了空前的抗日熱情，濱海縣的參議長鄉紳徐岫青，將自己的三個兒女都送到了新四軍，阜寧縣公興庄的鄉紳左思民，也把自己的三個兒子送到了新四軍。有的鄉紳甚至捐出自己的田產，動員農民參軍，台北縣西渣區19位鄉紳，獻出近700畝地，動員了94名青年參軍，射陽縣紳士陳漢愚，獻出旱田20畝，在報上徵求兩名青年入伍。而一些本來就有武裝的地方精英，也紛紛把武裝交出來，歸到新四軍里。鄉紳積極性調動起來以後，減租減息的阻力也相應減小了，華中的一些著名的大紳士帶頭實行抗日民主政府的減租減息政策，像楊芷江、朱明熙等起來做了表率，一般的鄉紳地主也就跟著了。通過減租減息與實行累進稅制的徵收（根據地稅收的主要負擔者之一是地主和富農），事實上原地方精英中鄉紳和地主的物質基礎逐漸被削弱，大量地將土地出賣，或者少量地轉入工商業，儘管如此，根據地政權對他們的政治照顧卻依然如故，仍舊將他們視作中間勢力的代表，實際上等於在他們將土地和財富均分給農民之後，給他們某種政治上的補償，讓他們保留更多的面子，持有身份和地位上的虛榮，自然，rｅad•９9cｓw•cｏｍ他們也因為這一點而保持與中國共產黨的聯盟關係。對於游擊區和非鞏固區的鄉紳和地主，減租減息政策實際並沒有實行，能適當地減一點的地主，已經被視為開明了，在那種環境更惡劣的地區，必須以更大的妥協來換取地方精英的支持。

當然，「三三制」的實現雖然在當時算是一種中國最為民主的制度施行，但還屬於廣泛徵求意見的範圍，正因為如此，才會出現公然無視民主程序的規定和操作。「三三制」在制度內容上實際上等於是用請客的方式集思廣益，無論代表比例上對原地方精英有多少照顧，讓他們出多少聲音，也不可能真正左右根據地的決策，不僅動搖不了中國共產黨的地位，反而有助於強化之。在實際政治運作中，我在前面已經提到，原地方精英在議政機構和基層政權的比例是提不上去的，儘管他們可以在會議中表達自己的意見，但卻難以左右會議的決議，特別是在涉及那些與農民利益相抵觸的問題上，他們更是難有作為。比如1942年蘇北根據地淮海區的第二屆參議會上，當鄉紳代表提出對農民「借糧」（實際上是部分農民吃大戶）問題的質疑時，農民代表起來反駁，由於「農民方面發言方式一個接一個的，繼續不斷，地主士紳方面的發言反而被壓下去了」。有的地方的地主士紳似乎從一開始就看清楚了這一點，淮南邊區的地主參議員說他們怕舉手表決，「他們說：『共產黨員有三分之一，進步分子有三分之一，我們怎麼舉得過呢？」』不過，即便鄉紳們的聲音被壓下去了，表決時又往往佔下風，但只要他們產生了某種意見，只要從總的戰略上還存在對他們的統戰需要，這些意見的表達還是會對根據地政府的政策產生一定的影響，但政府對他們意見顧及的程度，卻主要要看延安方面總策略的需要。

什麼叫做「三三制」呢？我們最好還是引用毛澤東的原話，1940年3月6日，毛澤東為中國共產黨中央起草了關於抗日根據地政權問題的指示，提出：「在抗日時期，我們所建立的政權的性質，是民主統一戰線的。這種政權，是一切贊成抗日又贊成民主的人們的政權，是幾個革命階級聯合起來對於漢奸和反動派的民主專政。」「根據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權的原則，在人員分配上，應規定為共產黨員佔1/3，非黨的左派進步分子佔1/3，不左不右的中間派佔1/3。」毛澤東在指示中，特意強調了目前更為嚴重的是忽視爭取中等資產階級和開明紳士的「左」的傾向。這個指示有這麼幾個含義：說明了抗日根據地的政權實際上是統一戰線政權；這個政權必須既保證共產黨的主導，又保證統一戰線的性質；為了保證這個政權具有廣泛的代表性，無論如何也要保障非黨人士，尤其是中間勢力的比例；之所以硬性規定政權構成的比例，主要是因為存在著忽視爭取中間勢力的關門主義傾向。各個敵後抗日根據地，畢竟是由共產黨人開闢的，他們在取代國民黨舊政權的時候，或多或少地對原地方精英進行了打擊，就這些共產黨人主觀願望而言，其實不少人嚴重地存在排斥地主鄉紳或者說有錢人的傾向，這種傾向自然會在政權建設和其他工作中表現出來，稍有不慎，更容九九藏書易滑向左邊而不是右邊。在蘇中根據地做地方工作的陳丕顯在回憶錄中提到過，政府推行減租減息，根據地許多地方，只要群眾一發動起來，往往會有許多農民擁到地主家裡，「不分黑白一律採取鬥爭方式」，還有將地主捉來遊街的，還有在農民集合場所「懸挂紅旗、斧頭、鐮刀、唱國際歌」的。看來，在政權的運轉中，過去蘇維埃的情結總是陰魂難散，搞得不好就會舊夢重現。這裏掛鐮刀、斧頭、紅旗、唱國際歌的，大概不會是農民，而是那些主持基層政府的共產黨人。

「三三制」標志著中國共產黨在對待原地方精英態度上的一種制度性的妥協，正是由於各根據地比較堅決地貫徹和執行了這種妥協，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抗日根據地才避免了重蹈從前蘇維埃時代的覆轍，及時阻止了根據地日益趨向「左」傾的滑動。雖然「三三制」未必像某些外國學者說的那樣，純粹是為了應付抗日根據地的危難時刻而制定的應急措施（在1940年初，毛澤東未必就能預見到了第二年如此嚴峻的形勢變化，而事先作出如此重大的政策反應），但這項政策的確極大地有助於幫助中國共產黨渡過危機，在日軍的嚴酷掃蕩中，大塊的根據地變成了游擊區甚至敵占區，而日軍建立的基層政權恰也是主要依靠那些前地方精英，而從危機開始前確立的良好的統一戰線政策，使得共產黨人比較容易地贏得了這些人的心，使他們執掌的基層政權變成人在曹營心在漢的兩面政權，從而支持中國共產黨度過了最艱難的時刻。政治的關鍵就在於不斷地、適時地妥協，將政權作為妥協的支點，也許是再合適不過的了。

一般來說，「三三制」主要應該在邊區選舉中實施，但是，畢竟共產黨人才是敵後抗戰的主導者，大多數農民出身的共產黨人儘管有著各種各樣的毛病，但應該說是鄉村社會中最富有獻身精神的一群，在艱苦的戰爭環境中，進入基層政權機構往往要付出鮮血和生命的代價，而共產黨人的確付出的最多，因而他們的威望自然在日益提高，而且我們在前面已經提到，抗戰時期的中國共產黨，其成員比較複雜，各階層有能力有抱負有知識的青年大量擁人，共產黨自身的代表性無形地增加。在敵後，在根據地，共產黨人確實堪稱是「中華民族最優秀的子孫」，就是說，當時的共產黨內集中了一批傑出的精英，所以，在每次例行選舉中，他們幾乎用不著刻意動員，就會佔上風，儘管中國共產黨中央提出並強調要保證非黨和中間人士的比例，但事實上卻難以保證這類人的當選，在1940年的「大選」中，儘管已經強調了「三三制」原則，但各根據地卻無論如何也難以保證「三三」的比例，以晉察冀邊區為例，5個專區19個縣的924名縣議員中，共產黨員佔55.3%：4個專區13個縣的4749名區代表中，共產黨員佔47. 84%。鄉村一級的民意代表和政權中的黨員比例就更高。這固然有主持選舉的人「左」的思想傾向影響的因素，但更多的還是因為優秀分子都靠攏在共產黨的周圍，除了個別年事已高的鄉紳以外，所謂的中間人士的確拿不出太像樣的人選。在相當多的情況下，為了確保「三三制」的比例，往往不得不由共產黨人出ｈttｐｓ://ｒead.9９ｃsw•ｃｏｍ面，以有違選舉民主公正原則的方式，通過所謂的做工作力爭非黨尤其是地主代表的當選，如果實在不行就以政府聘任的方式保證各級民意機構的地主和鄉紳的名額。在縣以上的民意機構，如果共產黨員的比例超過太多，就採取自動退出的辦法，以確保非黨和中間人士的比例。1941年8月，中國共產黨北方分局的負責人彭真特意指示，現在縣議會已經吸收了大批「有聲望的紳吏聯庄首領」，而在「村政改革運動中，應去掉少數最壞的不可挽救的分子，一般士紳仍應吸收其參加村務會或代表會，清算村賬應只限於本屆，牽扯的人系越少越好，牽扯的年月系越短越好，切勿追究陳年老賬，以致激起豪紳團結，甚至勾結敵人反我」。妥協已經到了連從前的紳吏不道德的貪污欺占行為盡量少予追究的地步。在鄉村的層面，吸收這些原精英進政權，通過正常的選舉程序顯然是行不通的，這裏，更是需要黨出面做工作（往往越是村裡的小地主，從前的村政權頭目，其道德素質越差，越是沒有人緣，而一方知名的大紳士，即使出於面子，往往也比較愛惜羽毛，注重自己的名聲），這樣一來，民主的程序也就沒法再多講究了。然而，實行「三三制」，在當時被視為是實行民主之舉，不僅中國共產黨自己這樣認為，國內大多數輿論也是這樣認同的。1942年11月間，著名記者和出版家鄒韜奮來到新四軍蘇中根據地，在考察了一個月以後，他寫信給陳毅說：「過去十年來從事於民主運動，今天才在實際中看到了真正的民主政治。」他還興奮地對友人說：「敵後抗日民主根據地是全國最理想的地方。我所憧憬的民主自由，在共產黨領導下的敵後抗日根據地實現了。」鄒韜奮的意見在當時是頗具代表性的，這表明，以非民主的方式實行「民主」，並沒有多少人會在意它的「非法性」，對民主程序的漠視，已經成為中國的一種特殊國情。有一個故事似乎很耐人尋味，1942年8月，謝覺哉在《解放日報》上寫了關於邊區「大選」的文章，提到了「還政於民」的說法，毛澤東馬上寫信給他，說這種提法不妥。在毛澤東看來，根據地政府本身就是代表老百姓的，是民的，所以用不著「還政於民」。事實上，包括選舉在內的「政」，是不可能真正還給民的，為了追求政權的更廣泛的代表性，必須對「政」要有一定的控制，儘管這種控制可能會比較的溫和，比較有人情味，容易讓人在不知不覺中接受。

從另外一個角度說，「三三制」也帶有對原來的農村各種勢力重 新安排權力結構的意思，事實上，無論誰在當家，傳統的家族界限和 觀念都會起作用，只不過原來是通過宗族與村政權來體現，現在則通 過別的什麼途徑，如果途徑不通暢，那麼事情就會出麻煩。實行「三 三制」以後，非黨成分增加，沒有被黨吸收的傳統的能人更容易脫穎而出，基層政權的代表性增加，代表面擴大，各種渠道都暢通了，所以，政令也就更容易暢通了，中國共產黨的政策也更容易被執行。

理解「三三制」的關鍵因素有兩個，一是這裏「左」派和「中間派」劃分的依據是什麼？二是「中間派」的含義和範圍是什麼？對於前者，從中國共產黨中央九_九_藏_書指示的行文中我們可以看出，劃分的標準和尺度似乎有兩個，一是階級標準，二是對待共產黨及其政權的態度。但在事實上，標準只有一個：即態度標準。由於「態度」是一個非常軟性的尺度，所以，實際上所謂的「中間派」，也是一個定義非常模糊、界限非常寬泛的概念。毛澤東在稍後曾經對「中間派」做過一個解釋，按他的說法，所謂「中間派」就是指中等資產階級和開明紳士，而中等資產階級就是民族資產階級，開明紳士就是帶有資產階級色彩的地主階級。在後來的實踐中，各個地方實力派，即地方軍閥，也被划為「中間派」。在1940年6月間，毛澤東出席中央書記處會議時又說，目前頑固勢力削弱，中間派勢力增大，國民黨軍隊的多數軍官也是「中間派」。雖然這樣一些中間派不大可能參加到根據地政權中來，但他們的代表，卻是可以被接受的。反過來，如果這些「中間派」有人開始反共，那麼就自然變成了頑固派和反動派，像桂系，原來屬於標準的中國共產黨可以爭取的「中間派」，可是一旦在皖南事變中參加反共，就成了頑固派。本來，階級的標準意義在這裏就是相當含混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劃分標準是什麼，實際上並不十分清楚，在實踐中只是將國民黨政府中的要員，籠統地說成是親日派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和英美派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而作為地方實力派的地方軍閥，論階級性質其實與上述大地主大資產階級並無不同，他們被划為「中伺派」，顯然不是因為他們不夠「大」，主要是對待中國共產黨的態度。做過新四軍六師十八旅旅長的江渭清後來在回憶錄中說了句大實話，他說，在他管轄的地區，地主和鄉紳，「凡是願意幫助我們的，就稱他為『開明地主』。要知道，共產黨、新四軍這樣稱呼他們，他們心裏也很舒服。總之，要將『阻力』變成『助力』，靠的就是黨的法寶之一，統一戰線政策」。也許是因為「三三制」的成員標準的含混，也許是「左」的影響一時難以除盡，以至於在執行過程中，各地也出現某種「非標準」的表述，比如鄂豫邊區的一份黨的文件就「三三制」理解為「使各級政府負責人選共產黨員能佔三分之一，其餘各抗日黨派各抗日階層的優秀代表能佔三分之二」。彭德懷在1940年9月中國共產黨北方局高級幹部會議上的講話，就將「三三制」解釋為「贊成抗日又贊成民主的地主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在政權中各佔三分之一」。這種表述，顯然帶有更多的傳統中國共產黨話語的味道，似乎更富有階級分析的色彩，暗示了各根據地在具體執行「三三制」的時候，還是容易出現按階級劃線的某種誤解。果然，在1941年1月皖南事變爆發后，國共之間出現了緊張對峙的局面，八路軍前線總指揮部發布了一個態度強硬的政治訓令，由此，彭德懷和羅瑞卿受到了中國共產黨中央的批評，說「前總」的訓令「混淆大資產階級與民族資產階級的區別，從理論上動搖了『三三制』，使全軍得到這樣一個印象，即整個資產階級都已經或快要叛變了，工農小資產階級的蘇維埃時期又要到來了」。即使在與國民黨關係最緊張的情況下，中國共產黨中央依然強調「三三制」，強調反對關門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