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總體上看，共產黨人在抗日根據地所做的大部分努力，給人一種強烈的向傳統復歸的印象，1939年7月，晉察冀邊區在工作總結報告里說，「划小區，取消編村，建立村民代表大會，村公所之下設置各種委員會，村代表兼任委員，這一套區村政權的改造，是我們的創舉。它是實現民權的初步，動員全民到抗戰的事業中，建立『自己負責，不容人不負責』的一套下層機構，從划小區改革村政權以來，村裡邊的『壞紳壞人』已經在被打擊下去，『好紳好人』已經是在抬起頭來，大多數的民眾敢於『主張公道』，敢於『踢破經常範圍加緊動員到抗戰中來』」。「壞紳壞人」的被打下去，「好紳好人」的抬頭，以及「公道」被弘揚，主要是近代在武化統治下逐漸喪失了的傳統道德的回歸，比較蘇維埃和抗戰時期根據地區域的文藝宣傳品我們會發現，前者革命意義比較突出，階級鬥爭的火藥味相當濃，而後者（主要是流傳比較廣的那些）則更多地突出正直、勤勞、廉潔的品格，抨擊的則是抽大煙的、二流子懶漢，以及各種道德敗壞的行為。火藥味主要集中在對日軍和漢奸的攻擊上。像《兄妹開荒》《鍾萬財起家》《一朵紅花》這樣在抗戰時期流行甚廣的街頭戲，基本上是農民傳統美德的新傳。同樣，在邊區的婦女大會上，鄉紳家的主婦王世興跟「子弟兵母親」戎冠秀一起披紅戴花，而她只是一個「管理家務的模範」，據說，「她管家一年四季都有計劃，地里的活、家裡的穿衣吃飯，樣樣都打算得挺好。她家裡人很多，都有分工，每天下午吃飯時都養成了習慣，一定要談談明天的活。她待僱工很好，僱工生產積極，她多給東西獎勵僱工，僱工不把她當『東家』，只當是自家人」。這種模範事迹，基本上已經看不出時代的界限，即使在清代這樣的行為也同樣會受到人們的稱讚。

共產黨人在根據地農村推行民選，先後經過幾個階段，最初的民選之舉，主要是為了合法地選掉國民黨政府系統的鄉村政權的人員，和平地實現取而代之。當八路軍和新四軍進人敵後開闢根據地，控制了一些地區之後，雖然國民黨的縣級政權有的已經逃掉和潰散，可是由國民黨政權加委的區、鄉或者保甲長卻還在，依舊把持著政權不放。顯然，中國共產黨不宜簡單地以武力驅散或者改變政權人員，這樣做有違統一戰線的宗旨（在抗戰初期，國共關係尚比較融洽的時候，更不宜如此），但是這些鄉村舊政權又非更替不可。所以，共產黨人就採取實行民選的辦法改換政權面貌。在這裏，民選就像共產黨人自己說的那樣，變成了一場「鬥爭」，不過是和平的鬥爭。

共產黨人當然更清楚其中的玄機，要想在敵後的農村站住腳，首先就是要改變基層政權的形象。然而，抗戰雖然實現了國共合作，但國民黨根本就沒有打算讓共產黨人擁有自己的政權，而共產黨人卻非要建立自己的政權不可，否則就真的成了「為國民黨扛活」。建立自己的政權，蘇維埃的形式是必然要拋棄的，就算是沒有與國民黨合作，在巨大的民族危機面前，蘇維埃這種單一的階級政權也難以適應需要。作為「先斬後奏」和「斬而不奏」的結果，抗日根據地基層政權從來沒有放棄過國民黨政權甚至地方軍閥政權的法統，連建制也沒有改動，根據地或者是區、鄉、村，或者保甲或者編村和閭鄰（山西村制），基本上都沿用原來的村制。但是，除了根據地創建初期由軍隊建立的准政權之外，重建基層政權的共產黨人並沒有簡單地自上而下地恢復舊政權，將之換上自己人，對於他們來說，舊政權所要保留的僅僅是一個軀殼，必須進行實質性的改變，才能適應抗戰和自己的需要。為此，共產黨人巧妙地抓住了兩點，既作為對外的旗幟，也將之落實到具體的政權建設上。這兩點一是作為三民主義分支的民權主義（民主），二是地方自治。顯然，這兩面旗幟是國民黨人所無法反對的，前者是他們的立國之理論依據，而後者則是即使施行保甲制度也要加上的頭銜，只不過，國民黨人並沒有將之付諸施行的打算。

不僅道德上有傳統復歸的趨向，而且，鄉村政權組織也向傳統靠攏，部分地恢復了鄉里商議的古風，甚至對近代出於強化國家政權目的進行的鄉村行政區劃改革，也來了某些「復舊」式的調整，不再強調行政區的統一和整齊，而遷就農村的自然居住狀況，所有政權均以自然村為基礎。這種做法，顯然是因為中國共產黨在高揚民族主義旗幟的時候，與近代以來高舉民族主義旗幟的其他人一樣，面臨著賦予中華民族以具體而充實的內容，明確民族認同目標，增強民族內聚力的任務。恢復和強調傳統，則是完成這一任務的一條捷徑。同時，中國共產黨這種復歸更古老的傳統的趨向，使得近代以來已經失勢的傳統鄉紳（即所謂的好紳）感到欣慰，這就是為什麼許多素有聲望但已經成了明日黃花的老紳士，對於中國共產党參加抗日政權的邀請能夠欣然就道的原因。雖說是復古，但鄉村中的正氣的確在抬頭，整個道德氛圍趨於正常。在中國共產黨抗日活動最活躍的華北地區，無論日軍的壓力有多大，環境有多麼，惡劣，城鄉之中擔任偽職的頭面人物大多出於被迫，始終懷著負疚感，日軍方面一直哀嘆，他們扶植的用以對佔領區進行政治控制的「新民會」，始終找不到像樣的中國知識分子參加，「尤其是中國方面有能力的領導人和官吏，大都離開日本佔領區，或者隱居不出」。「從而使中國方面的政治力量始終不能滲透到基層。」這種正氣，對於激勵中國人堅持抗戰起了極大的作用。

而且，不像新中國成立后大量宣傳所講的那樣，窮人比富人更愛國，做漢奸的不是地主就是富農。一般來講，地方精英由於受上層文化的熏陶，往往比一般的農民更富民族意識（或者說非現代意義的種族意識），他們受過新式教育的子女，抗日熱情之高，並不次於任何一個中國共產黨的「基本群眾」。在抗戰初期和中期，大量的地主富農子女甚至他們本人，在大門敞開的情況下擁人中國共https://read.99csw.com產黨黨內，大大地改變了黨的成分。楊尚昆1941年說華北黨在抗戰三年中，共產黨組織的擴張十分迅速，「有一夜發展四十個黨員的，有三分鐘發展五個黨員的，有騎著驢子『跑』黨員的，有打鑼號召入黨的」，黨的組織居然有所謂「富人支部」和「窮人支部」，「或按文化程度分組，有所謂『活動小組』、『落後小組』」。其中固然不乏投機分子，但真心抗日者還是多數。後來雖然經過數次清理整頓，但去掉的大多為投機分子和所謂的敵特人員，黨員的成分依舊是五花八門，尤其是雄踞華北的晉察冀根據地，黨員幹部中知識分子的比例相當高，也就意味著富人出身的人比較多。1939年延安黨校對延川禹居區第三鄉進行了調查，發現全鄉中農比例為43%，而黨員中的中農比例還要高些，14名幹部中，轉化為新富農的有4人，仍舊是貧農的只有3個。在已經開展過土地革命的陝北尚有如此變化，別的根據地可想而知。顯然，這個階段的黨與前面蘇維埃時期的黨已經有了很大的不同，中國共產黨行動的「統一戰線」性質，已經影響到了黨的組成，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時的黨多少有點像是農村擁護抗戰的人們的核心組織，所有參加這個組織的人，其最明顯的標誌既不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掌握，也不是共產主義的革命精神，而是廉潔、公正和富有獻身精神的道德屬性。楊尚昆在他的文章里著重批評了那種在黨內一直存在的把共產黨當成統一戰線組織的錯誤，說明當時的中國共產黨的確有些「統一戰線」的味道，而正是這種味道，使得中國共產黨具有了比蘇維埃時代更廣泛的代表性（當然，也正是因為這一點，當抗戰結束，中國共產黨面臨任務和目標轉換之後，不得不進行大規模的農村黨的清理），也可以說，中國共產黨已經融入了當時整個的農村社會，而不是從前那種紅白對立的社會，多數黨員本身就是農民的一部分，而且是得到窮人和富人都有一定信任度的那一部分農民。一般情況下，農村的黨組織和黨員都能在選舉后的鄉村政權中佔有比較重的份額（包括在村民代表會議里），但是，也有少數村莊，顯然由於黨員缺乏人望，或者辦事不公，以至於出現了全體落選的現象，楊尚昆曾經提到，在冀南的某個村莊，選舉時七個黨員站一邊，而群眾站一邊，選舉黨員候選人時，只有這七個黨員舉手。顯然，在抗日根據地，如此與農民群眾離心離德的黨組織和黨員實在太少了，因為這樣下去，即使上級組織不整頓他們，在現實的戰爭中也會歸於覆滅。

由新四軍李先念部控制的鄂豫邊根據地也是這樣，先由抗日團體出面發動，組織宣傳隊到各地宣傳鼓動，甚至還演出「改選貪污保長的戲劇，內容就是保甲長貪污壓迫老實人」。在對舊政權貪污行為的清算中，重點逐漸從反對個人行政過程中的貪污行為，過渡到他們借政權欺壓良善（老實人），不合理負擔這種「傳統」，這種反對鄉村不公的訴求，理所當然地會得到更多農民的響應。

根據地初期民選鄉村政權的舉措，雖然訴諸道德訴求借消滅鄉村不公瓦解了舊政權，但並沒有使新政權建立在最廣泛的群眾基礎上。即使如官方統計數字所說，有近半數的農民參加了選舉，所選出的「窮人政權」並不一定代表他們的真實意圖。一方面，在戰爭初期的大動蕩階段，敢於出頭參加抗日跟共產黨乾的人，自然以窮人居多，甚至是些鄉村的流氓無產者，這些人在選舉前，已經站到了農村社會的「面」上，在共產黨人鼓動宣傳民選時，這些人往往都是最先響應，而實際上當選的也多是這些活躍人士。村民們投他們的票，實際上還是出於某種政治慣性，背後則是深刻地對政治的冷漠，上面提到的晉察冀行政委員會的信，很清醒地認識到，儘管搞了村政權的民選，但實際情況是「民權尚未充分地運用，民眾對於政權的冷漠態度至今還沒有徹底地改變」。另一方面，儘管共產黨人可以在宣傳和實踐中貫徹階級路線，但由於幾千年的積習，最窮的人，往往不是村裡最有人望之輩，而且恰恰相反，就是窮人也未必看得起窮人，更不用說那些小有家資的中農了。

胡適先生面對國民黨借口民智不開、不肯推行民主的說法，曾經提出過「幼稚園民主」論，然而，真正將這種理論付諸實現的，還就是抗戰時期的共產黨人。其實，那時的中國農民，尤其是根據地所在的偏僻山區的農民，並不知道什麼叫做民主，冀中根據地的創始人呂正操說，他的部隊某個團在開會討論民主問題時，「一個團長的特務員說：『團長叫我幹什麼，我不幹什麼，就是民主。』」正規八路軍尚且如此，農民甚至還不如他們，但是只要切實地告訴農民選舉是怎麼回事，選舉出他們信得過的人主政，會帶給他們什麼好處，農民也是會很清醒地知道利害的，自然也會樂意選舉出他們所信任的人來。對於農民來說，更重要的是，通過這種「幼稚園式」的選舉法選舉出的新政權，的確給農民帶來了許多看得見摸得著的好處。這樣選出來的政權，就是不通過民意機構，農民也可以表達自己的意見，左右政權的運作，因為它沒有衙門氣，與農民的生活貼得最近。選舉成功的地方，所有的好處和便利都會通過農村自有的渠道傳開甚至放大，這樣，選舉不太開展的地方自然就跟著學了。在抗戰時期，多少中外人士考察根據地，大多數人都認為根據地是中國最民主最清廉的地方，的確不是他們看走了眼。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儘管中國共產黨是誠心誠意地搞民主選舉，以求盡量地擴大政權的代表面，構成最廣泛的統一戰線支持嚴峻的抗日戰爭，從指導思想上，中國共產黨還是將推行民主視為一種過渡手段，因此所有的選舉、妥協和向傳統的復歸，都帶有了濃厚的功利色彩。以至於稍有不慎，政策就會向左的方向滑動，收回以前所做的「讓步」，將抗日民主政權變為半蘇維埃性質的工農與小資產階級的聯合政權，所以，不得不由延安出面，硬性規定抗日根據地政權的原地方精英的比例，這就是所謂的「三三制」政權。

抗戰前十年，中國的焦點問題一是救亡，二是農村的破產，而中國農村境況的惡化，首先是基層政權的惡化，這一點，連相當多的國民黨人其實也是心知肚明的。

抗戰時期的中國共產黨實質上已經進入了一個新天地，國際hｔｔps://read•９9ｃｓw.ｃom派的失勢，不僅意味著務實派的掌權和更加務實的策略的施行，來自蘇聯的指導和干預的失效，而且使得整個中國共產黨在指導思想上擺脫了來自俄國的教條影響，在中國共產黨的「延安時期」，沒有等共產國際解散，中國共產黨與蘇聯的關係基本已經進入了客氣的禮貌的階段。從某種意義上講，相對於蘇維埃時期，延安時期是中國共產黨另起爐灶的一個階段。雖然，另起爐灶並不意味著中國共產黨人已經拋棄了共產主義革命的理想，但至少他們在蘇聯人眼裡，已經具有了太多的「異端」的氣息。在延安的蘇聯人對中國共產黨及其領袖的看法，比來自國統區的參議員，甚至國民黨人和美軍觀察員還要糟。當然，這裏不聽蘇聯的招呼固然是重要的原因，而中國共產黨人從思想到實踐越來越濃的中國化氣息，也使得那些自命正統的蘇聯人難以接受。

經過多次普選之後的根據地政權，雖然配備了各級民意機構，但與西方的民主制度還是有相當的不同，離孫中山一手創製的五權制政權的精神也有一定的距離，雖然我們可以從各級民意機構的組織法規上看出一定的權力制衡的意思來，但根據地的各種相關文件里並不強調這一點，中國共產黨並不認為民意機構與行政機關是兩個分立的權力實體，而強調它們是在民主集中原則下建立的立法與行政的合一體。實際情況也確實如此，這在村級政權中反映得特別清楚。所謂的村民代表會，當然在實際的村莊事務中可以發揮作用，也確實發揮了作用，但它實際就是代表各個居住片的村民的議事會，如果說要有什麼政治含義的話，無非就是讓各方面都有在村中事務說話的機會和權利，因為村公所和村民代表會雖然按規定是兩個機構，但代表會的正副主席是由村長和村副兼任的，所以儘管有規定，但事實上它們很難起到相互監督制衡的作用，村民代表會的存在，只是強化了更為普遍的商議功能——大事小事多開會多商量。在那個時期的中國共產黨的許多文件中，事實上是將村委會和村民代表會當成一回事的，並沒有分什麼誰是民意機關，誰是行政機關。

那麼是不是說，既然實行了選舉，放手讓農民選他們喜歡的人當政，中國共產黨在其中就不再起主導作用了呢？當然不是。選舉既然是中國共產黨組織的，它就有辦法控制局面。抗日民主基層政權是在一種特殊的環境中產生的，嚴格地講，除了陝甘寧邊區，絕大部分敵後根據地都處於敵我拉鋸的爭奪之中，雖然小部分地處山區的根據地中心區拉鋸的頻度要輕一些，但即使是相對穩固的根據地，也可能要經常面對日軍的掃蕩，而八路軍基本上不可能有拒敵於國門之外的戰法，在八路軍撤退後，一旦「跑反」不及，落到日軍手裡，村幹部的下場是十分悲慘的。所以，根據地基層政權的負責人，是一種充滿了危險的職業，這種職業即使有一定權力，也不是那些小有家資的農民（包括地主）首選的目標，因此根據地的村長和保長，更趨向于落到那些共產黨人和那些出外見過世面，善於張羅，但家境一般，少有牽挂的農民頭上（這些人很容易也化為土生的共產黨人），而比較有錢的人，即使進了權力機構，往往充當村民代表也就滿足了。顯然不是原來的地方精英（這些人中的最精華部分已經逃往都市，或者被中國共產黨的上層政權所吸收）不想主持鄉村政權，而是共產黨已經將這種本來沒有多少政治分野色彩的政權，貼上了鮮明的標籤，使得主政的成本門檻過高，令人望而生畏。一般來說，在替換下奪權期間湧出來的帶有遊民色彩的「先鋒」之後，大權旁落的可能性並不大。更何況，農村中還活躍著大量的軍事和半軍事化的各種群眾組織，這些組織都是由共產黨一手創建和領導的，它們的存在事實上已經把鄉村的權力極大地分散了，只要掌握了這些組織，縱使村政權是別的勢力當家，也難以違背共產黨的意志行事。

在這裏，最令共產黨人頭痛的是農民對政治的冷漠，因為不打破這種冷漠，就無法應付殘酷的戰爭。可是農民這種冷漠，卻不是簡單地靠政治宣傳和民族主義情緒的鼓動所能打破的，甚至在邊區第二次民選活動之後，一些地方的「老百姓對於『村幹部』的印象是：『從前那一批人得勢，今天是這一批人得勢』」。他們依舊宛如台下政治的看客，冷漠地看著你方唱罷我登場，對他們來說，無論誰當政，他們只有麻木地服從，這種心態固然不會妨礙抗日政權的行使職責，但在日軍打來以後，也容易促使他們變成日本人的順民，這種狀況，顯然與動員全民抗戰的目標相距甚遠。要想將一向遠離政治的農民拉到抗日陣營里來，使支援和參加抗戰成為他們的自覺行動，僅僅靠民族主義的宣傳顯然是遠遠不夠的。美國學者Edward Friedman等人基於冀中饒陽縣五公村的調查所作的研究：Chinese Vllage，Socialist State（《中國鄉村，社會主義國家》），已經注意到了這個問題，鑒於一些農村長期處於與外界缺乏聯繫的狀態，在沒有親身感覺到異族侵略的切膚之痛之前，想要成功地動員起處於那些地帶的農民投身抗日鬥爭，僅僅有宣傳——無論力度有多大，是遠遠不夠的。比如像平西山區的野三坡地區，長期與世隔絕，「農民還穿著明朝時代的服飾」，不知有漢無論魏晉，到八路軍進去的時候，還不知道天下已經是民國了，像這樣的地方，任你說破嘴皮，恐怕也難以激發農民對日本侵略者起碼的感性認識。事實上，共產黨和八路軍是首先最大限度地取得了農民的信任，抗日根據地政權變成了農民自己的當家人，然後自然他們說什麼老百姓會信什麼，也會按照他們說的去做。這其中，政權建設是非常關鍵的因素。至少，鄉村基層政權要取得農民的信任，就應該沒有衙門氣，讓老百姓有親切感，能最大限度地代表大多數農民說話，而不是只為窮苦農民或者富人說話。它須是鄉民日常糾紛的仲裁人，具有一碗水端平的公正性，即使只做到這一點，僅僅靠自上而下的恩賜也是辦不到的，必須有上下兩個方面的積極性，由農民自己將他們與國家政權（共產黨的）捆在一起。首要的一點，就是能讓最普通的農民可以對直接管自己的權力機構說三道四，因此，在農村實現真正的普選，設立代表面最大的民意機構，是根據地政read•99ｃsｗ•ｃｏｍ權建設的應有之義。晉察冀邊區的負責人之一的劉瀾濤在當時的一篇論民主建設的文章里說的一段話，很能說明中國共產黨花大力氣進行基層政權民主建設的初衷：「不管我們民主選舉範圍如何寬廣，不管選舉邊區參議會，縣議會是如何重要，但一切工作的基礎『在群眾！在鄉村！』沒有充分的群眾的政治動員、組織動員與工作動員，沒有深入刻苦切實的鄉村工作，那麼一切漂亮美麗的決議和指示，將和革命博物館的古代文獻一樣，徒供人們的參觀遊覽而已。只有決議和指示，深入到下層群眾中去、鄉村去，且為廣大群眾在實踐中所了解所體驗，並願堅決為其徹底實現而鬥爭，那麼這個決議和指示，才能發生偉大的革命效力，才能變為『物質』的力量。」

第一項，由鄉黨支部開會組織鄉選委員會。委員會包括原鄉行政委員會、各村村長、群眾團體代表和鄉紳代表。第二項，由鄉選委員會組織進行公民登記。村民有無公民資格，主要靠群眾評議，凡有公民資格的登記在紅榜上，沒有資格的登記在白榜上，而登記在白榜上的人如果認錯表示痛改前非，還可以轉到紅榜上來。第三項，提出候選人名單。先行由村幹部和團體負責人進行動員，群眾醞釀，然後按行政、團體以及鄉紳的各片提出候選人名單，候選人比應選人數多一倍。名單提出后，張榜公布，再次交由村民討論，討論無疑義，則確定下來。第四項，選舉代表（鄉選實行的是逐級選舉制，村民直選代表，然後由代表選舉鄉政權成員）。首先發公民證，村民憑公民證人場選舉。代表選舉實行的改良的豆選法，候選人坐在前排，每人背後放一個大碗，村民每人發額定的紅蘆葦數根做選票，依次放入碗中。選舉前由鄉選委員會講解投票方法，注意事項，確定唱票人和監票人，然後投票，投票完畢，當場唱票，當選代表宣誓。最後一項，召開代表大會選舉鄉政權成員。代表大會的程序是：開會；鄉選委員會報告；通過主席團；通過鄉行政委員會（即鄉政權）候選人名單；主席報告；原鄉長報告任內工作；區長講話；代表發言對鄉長工作報告進行批評評議；來賓講話；討論提案；選舉。

鬥爭的前提是共產黨軍隊對該地區農村的實際控制，以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民眾抗日團體對鄉村的組織和整合已經達到了一定程度，而鬥爭的砝碼就是提倡政治清廉。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凡是國民黨政權加委的基層政權負責人，不是地方豪紳就是藉此撈取好處的人，一般都有相當程度的貪污行為，尤其是在賦稅的負擔上面，絕大多數鄉村負責人都會按清末民初以來的「傳統」，讓小戶多負擔，自己家和大戶則少承擔或者不承擔，只要已經具有相當實力和人望的抗日團體打出反貪污反腐化的口號，民選基層政權的活動就很容易發動起來。最大的根據地晉察冀邊區早在1938年3月就開展了民選村長運動，這個運動就是在反貪污鬥爭的旗幟下進行的。當時，晉察冀邊區的共產黨人還是以「戰地總動員委員會」的名義行使權力的，打的是閻錫山的招牌，但是通過清算村賬，清算不合理負擔和魚肉鄉民的行為，一大批由閻錫山政府精心挑選的編村村長和村副倒了台。為此，大多數村莊都成立了清查賬簿委員會，而共產黨組織起來的農會在其中起了主導的作用。甚至在某些舊的縣政府袒護原來的村長的情況下，村政權依然在共產黨組織的農會組織的抵制中換了人，比如五寨縣的縣長將兩個被農會驅逐的有貪污劣跡的村長對換，但兩村的農會卻能夠「使兩個村子同時拒絕貪官污吏的來臨」。還有些村長因為貪污嚴重，被農會押送到縣上，即使縣政府將他們放了，可是卻再沒有了回村任職的可能。更普遍的是農民的請願運動，成千的農民擁到縣政府，非逼迫縣政府實行民選撤換舊村長不可，在沒有軍隊撐腰的情況下，即使是閻錫山的縣政府，也只能順應農民的要求。據統計，在1938年，晉察冀邊區有8000多個村莊進行了民選村長的運動，參選公民佔40%—50%，冀中邊區有3128個村莊進行了選舉和改選，占所屬村莊總數的68%，沒有實行民選的村莊，或者條件過於惡劣，或者已經由中國共產黨合意的人掌了權。

從某種意義上講，實行基層政權的民主選舉，不但不會削弱中國共產黨對根據地農村的控制，反而會使其真正鞏固起來。鄧子恢在一份報告里有段話說得很有意思，他說，抗日民主政權和「頑固派政權」（指國民黨政權）的不同，其中一項在於民選和委派制。「頑固派政權一切官吏都是從上而下的委派制度，連保甲長都要經上級委派，做官的只要善於逢迎上司，拍馬吹牛，就可以官官相衛，為非作惡，該死的老百姓只好忍受敲詐，敢怒而不敢言。現在我們的民主政權則是民選制度，從下而上的民選縣區鄉長，保長三月一選，區鄉長半年一次，縣長一年一次，你做得好老百姓選你，連選可以連任，不好老百姓也可以罷免你……」就是選舉使基層政權的權力來源從原來的上面，轉移到了下面。因為上面的上面是中國共產黨當時還承認的國民黨中央政府，因此只能從下面的民意來否認上面權力來源，將根據地的基層政權建立在民選的合法性基礎上。而這種行為的理論依據，恰恰來源於國民黨的國父孫中山，所以國民黨中央政府也難以公然否定，只能眼睜睜地看著中國共產黨用這種民主的方式否定它的政府統治權。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就可以理解為什麼中國共產黨會在整個抗戰期間，一直堅持實現民選。

在抗日戰爭期間，中國形成了國共一致對外的局面。共產黨人在戰爭初期留下的空隙里迅速發展，開闢了大面積的敵後抗日根據地，隨著佔據地域的擴大，政權問題很快就提到了議事日程，中國共產黨幾乎沒有理會國民黨的限制，以最快的速度建立了屬於自己的敵後根據地政權。由於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根據地，當時主要還只能佔據縣以下的鄉村，所以，共產黨人所要建立的政權依舊和蘇維埃時期一樣，基本屬於鄉村政權。

有事多商量，事實上是一種基於古老民俗傳統的好風尚，當然，在具體實踐中，發言的聲音從來都是有的大有的小，道理有強有弱，該按誰的道理辦還是按誰的辦，但這種議事的形式，卻讓大多數人感到有面子，心裏舒坦。但是這種方式絕不是什麼躉來的民主，而是屬於中國農村更古老的一種read.99csw.com村治傳統形式，在鄉紳統治的年代，至少形式還是存在的，只是在鄉村武化以後，才連形式也喪失了。毛澤東在抗戰時期說過的一段話很有意思，實際上點出了抗日根據地政權的「民主」的真實含義，他說，「中國社會是一個兩頭小中間大的社會，無產階級和地主大資產階級都只佔少數，最廣大的人民是農民、城市小資產階極以及其他中間階級。任何政黨的政策如果不顧到這些階級的利益，如果這些階級的人們不得其所，如果這些階級的人們沒有說話的權利，要想把國事弄好是不可能的」。經過民眾認真選舉產生的帶有議事性質的基層政權，就是要給所有贊成抗日的人以說話的權利，並用這個政權的權力照顧到各自的利益。

用窮人政權取代舊政權，並不意味著共產黨在敵後農村真正站住了腳。在抗戰期間，敵後根據地所面臨的局面甚至比在十年內戰時期還要嚴峻，隨著戰爭進入相持階段，侵華日軍對敵後根據地和游擊戰的重視，根據地的基層政權承受了越來越大的壓力，由於日軍比當年「圍剿」紅區的國民黨軍隊更強，裝備更好，而且手段更毒辣和無所顧忌，所以，中國共產黨對根據地民眾的組織力和積極性依賴更多，換言之，共產黨人只有動員起一場軍民合一（實際上是不分軍民），具有充分的民眾創造性和積極性的戰爭，才足以應付現代化程度比自己高得多，又具有超強組織力和兇殘本性的日軍。顯然，根據地初期建立的類似蘇維埃似的鄉村政權，是難以適應這種需要的，晉察冀邊區行政委員會在1939年1月關於村選舉的指示信中說：「村政權之脆弱無力，不足以適應戰鬥環境擔當戰鬥任務，在（民國）二十七年最末一次粉碎敵人圍攻中，暴露的最為明顯。」事實上，當日軍進行大規模掃蕩之時，大部分鄉村政權都垮了。

共產黨人在抗日敵後根據地所施行的民權主義和推行的地方自治，其核心就是民選政府。事實上，無論極力主張地方自治的西化知識分子還是始終沒有放下地方自治招牌的國民黨人，都無法否認實行民選是民權主義和地方自治的中心環節之一，所以，國民黨中央政府儘管有一百個不情願，但也不好明令譴責和討伐這種自行其是的「非法之舉」。

為此，抗日根據地多次組織進行基層選舉，每次都花很大的力氣組織動員，有的地方，還專門成立了選舉委員會，成立選舉訓練班，針對選舉的技術問題專門進行培訓，編出了《選村長》這樣的戲劇到處演出，形象地告訴農民選上自己合意的人會帶來什麼好處。為了宣傳選舉，各個邊區都印行了大量的小報和宣傳品，僅晉察冀邊區就出了各種報刊一百余種，有些報刊專門就是為了選舉而存在的，像阜平的《大家選》、曲陽的《民選》、定縣的《民主洪流》等，另外還有成千個村劇團、宣傳隊和歌詠隊走村串巷地進行宣傳。各個根據地都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頒布了詳盡的選舉法規，為了讓農民更方便地選舉，有的根據地還對原有的村制進行了調整，晉察冀邊區就調整了閻錫山的編村和閭鄰制度，在不取消編村和間鄰名義的情況下，數村合一的大編村被取消，代之以完全的自然村格局，閭的形式雖然還在，可內容被一個個以居住地為標準的公民小組替代了。邊區、縣、區、鄉或村都設有民意機關，區代表會由各村按比例選出代表組成，縣和邊區參議會則由下一級區域選出的代表組成，各級民意機構沒有隸屬關係。在鄉村這一級，除了以前的村民（或鄉民）大會外，設立了村民代表會，作為村民大會的常設機構，村民代表會由村長和各個公民小組選出的代表組成，平時有權過問村裡的一切事務，並監督村公所的工作，凡公民小組認為不合格的代表，小組可以隨時撤換，只是村長必須由村民大會改選，過半數以上的公民小組同意，可以隨時召開臨時村民大會。不僅如此，在選舉過程中還規定可以競選，縣和邊區的參議員可以通過集會和媒體進行競選為自己拉票，而鄉村選舉的候選人也會到台上表示一下自己將要做些什麼。在競選過程中，台下的老百姓盡可以對他們評頭論足、說三道四，林伯渠在陝甘寧邊區第一次政府工作報告里曾說：「當著候選名單公布以後，每個鄉村都熱烈地參加討論，有的批評某人對革命不積極、某人曾經反對過革命、某人曾經貪污過、某人曾經是流氓、某人曾吸食鴉片等。有的選民則公開塗掉其名字。」（作為曾經為蘇維埃根據地的陝甘寧地區，人們可能對於「革命性」關注得比較多一點，而其他地方，老百姓考慮更多的則是候選人基於傳統鄉里道德的人品。

中國共產黨在抗戰時期建立的各級政權，顯然不像蘇維埃政權那樣，具有旨在推翻正統政府的反叛意味，在法統上還保持著與國民黨政權的一致，但地位仍然十分曖昧，除了陝甘寧邊區以外，幾乎所有根據地政權都沒有得到國民黨中央政府的正式承認。但是，由中國共產黨建立的基層政權卻十分有效地行使著職能，有的地方經常存在既有國民黨政權，又有日偽政權和中國共產黨抗日政權的現象，常常是中國共產黨的政權最得民心，能最有效地控制地方，而國民黨政權往往只是個空架子，甚至落得個被驅逐的境地，而偽政權只有在日軍的武力下才能勉強維持。當時，在國民黨統治區，所謂的大後方，國民黨政府也曾力圖通過強化保甲，加強宣傳提高基層政權的效能，以支持殘酷的戰爭，然而，直到抗戰勝利，國統區的基層政權比起根據地來，簡直可以說是有天壤之別，不可同日而語。對於日後國共之爭而言，實際在抗戰期間的軍隊和政權形象上，已然判出了高下。

當然，對於選舉，法規制定這種面上的工作許多政權都可以做，但認真地組織和宣傳就有一定難度，事實上，中國近代以來並沒有哪個政權做過類似的工作，而挨家挨戶地說服動員，這樣細緻煩瑣的工作就更沒有人想過嘗試了，而這一切，抗日根據地的共產黨人都做到了。不僅如此，他們還和農民群眾一起，想出了許多世界選舉史上聞所未聞的選舉辦法，以適應識字不多和不識字的農民。據考證，根據地的投票方式有票選法、畫圈法、畫杠法、畫點法、投豆法、燒洞法、投紙團法、背箱子和舉胳臂等（高富峰，1998）。足以讓西方世界大跌眼鏡。投票選舉法是全世界通用的選舉方式，在抗日根據地，這種方式也在用，不過多用在比較上一級的選舉中，而鄉村選舉用九_九_藏_書此法時，往往會加上一些變通措施，比如在候選人名單上編號，甚至用通行的外號代替大名寫在票上。比較普遍的農村選舉方式是紅綠票法和豆選法即投豆法。

當然，這種以道德訴求為旗幟的民選，有時也會遇到阻力，選不出共產黨人想要的人選。鄂豫邊區孝感地區有個村莊，保長很符合傳統——是位有幾十石田的地主的兄弟，資格相當老，也有一定的人望，在民選中，由於出席會議的大多數人對舊的保長懷有好感，所以，他再次當選。然而，經過再次發動，「那些吃了他的虧的中農和那些窮人，也就活動起來了」。認為這次選舉不民主，要求再次改選，最強烈的理由就是每次負擔錢糧，舊保長「他只是把那些有錢的人找到一塊兒商量商量，錢和米都被派到我們這些沒有錢的人身上和那些老實人身上」。結果是不言而喻的，舊保長最終下了台。在這裏，我們看到，分攤錢糧由「有錢人」開會商議定奪原是一種非常古老的傳統，現今居然變成了罪惡，民選政權意味著傳統的精英把持權力的格局被以一種非革命的方式打破，一向處在最底層而且居多數地位的窮人，在直接管理他們的權力機構中有了位置。這個過程，在紅軍時期絕對是以暴力和革命方式完成的，而現在則以和平甚至半合法的方式進行。應該指出的是，在抗日根據地的初期，以這種和平的民選方式產生的基層政權，當權者基本上都是窮人，根據地的文件曾經非常自豪地宣稱，「各鄉普選完畢，許多從來不懂公事的工農分子」，成了鄉長，許多一向為人瞧不起的，「今日居然來當保長了」。這種情況在其他根據地也普遍地存在。

抗日根據地的政權形象，引人注目者有二，一是清廉，二是民主。中國共產黨雖然在紅軍時期已經搞了近十年的政權建設，但紅色蘇維埃政權的真實形象一直鮮為外界知曉，不唯國外對中國蘇維埃是一頭霧水（第一個訪問紅色|區域的外國記者是斯諾，其時已經是1936年），就連國內城市裡的中產階級、市民和絕大多數知識分子也是茫然無知。可是，大家對於國民黨政權尤其是基層政權到底是個什麼形象卻是十分清楚的，輿論對於國民黨政權尤其是基層政權的批評主要有兩點，一是貪污腐化，二是專制和不民主。當罩在中國共產黨身上的迷霧終於被揭開時，他們抓住了時機，將一個與國民黨基層政權全然不同的形象呈現在國人和世界面前，從而勝出了國共對抗的關鍵一局。

當然，中國共產黨在十年內戰時期積累下來的行事習慣和作風並不可能一下子完全消除，儘管有上面的三令五申，個別地方還是發生了限制選舉的事情，有些共產黨人還是看著「窮人的政權」比較順眼，總是傾向於把所有的富人看做土豪劣紳，找借口剝奪他們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還有少數地方將村黨支部的改選與民選基層政權混為一談，以至於邊區領導不得不特意髮指示提醒。在實際的選舉操作中，主持這項工作的共產黨人，無論是有意還是無意，往往會流露出想要控制選舉的跡象（雖然可能他們只是想要那些比較好的人當選），甚至在邊區參議會的選舉中，也存在一些近乎操縱選舉的嫌疑，「例如印發政府候選人名單時，我們計劃的當選名單，恰恰在名單的前幾名；某同志在台上向台下進行選舉舉例說明時，恰恰又是把我們布置選舉的人名來舉例。台下有些非黨人士反映，『這大概是暗示我們選舉這些人吧」』。據鄂豫邊區的一份文件反映，該區雲夢地方的「政工隊」誤信一「不可靠分子」，硬要群眾選他做保長，後來該保民眾五十多人向上級反映，要求改選，結果也沒有改成，後來這個保長投敵做了漢奸。說明個別根據地對選舉還是存在自上而下的干預，而且還相當嚴重。好在，這些偏差畢竟是民選運動中的支流，而且大部分得到了糾正，所以沒有影響抗日根據地的選舉大局。總的來說，抗日敵後根據地的選舉（根據地自己稱「大選」）相對於此前和此後的國民黨統治區的基層選舉，還是非常認真的，至少對於那些明顯弱勢的群體是這樣的，實際的統治者中國共產黨並沒有利用優勢為自己拉票，有時甚至出現相反的情況，即使出了名立過大功勞的農民黨員，也可能因為某種不討人喜歡的原因而落選，比如晉察冀有名的民兵爆破大王李勇，在1944年的「大選」中，就因為驕傲自滿而落選，根據地還為此事上報延安，結果毛澤東肯定了選舉結果，認為李勇的問題主要是當地黨和政府教育引導不夠。

紅綠票法屬於票選法的一種，具體施行是這樣的，發給投票人額定的紅綠票，而讓候選人坐在台前，背對著投票者，每人背後一個票箱，紅票意味著同意，綠票意味著反對，投票人對每個候選人只能投一種顏色的票。當場投票，當場開箱驗票，紅票多於綠票者當選（這種選舉法帶有農村寓褒貶之意，紅綠票相當，此人不好不壞，如果綠票大大多於紅票，那麼這個人的人緣和人望都成問題了）。豆選法是根據地使用的最為普遍的一種選舉法，其法以豆粒（什麼豆子都可以，已經用過的有黃豆、綠豆和蠶豆不等）作為選票，每個投票人發給一定數額的豆粒，每粒表示一票。投票時讓候選人坐在台前一排，背對著投票者，每人背後放一大海碗，投票人魚貫而過，認為信得過的，就在他的碗里放下一粒豆子，豆多者當選。這種選舉法在選舉的隱蔽性上要差一些，儘管候選人當時看不見，但一個村的人，誰投了誰的票，一般是無法瞞得住的，但由於選舉氛圍比較好，主持人也比較公道，所以，因選舉而報復的現象還是很罕見的。即便如此，農民投票時也有感到不好意思，怕得罪人的，投紅綠票的時候將票搓成一個小小的團，緊緊捏在手裡，投的時候讓人看不出顏色，也有的將紅票大張著，而綠票搓小或者乾脆丟掉。投豆的時候，故意穿長袖子衣服，從每個碗邊都劃過去，讓旁邊的人看不清他到底投了誰的票。當然也發生過舞弊行為，有人為了當選，收買個別人，讓其口袋裡裝上很多豆子，投票時大把扔入碗內。這種土得掉渣的選舉法當然比不上歐美髮達國家的選舉辦法完善，執行的時候，常常會出現許多問題，但是，在當時落後閉塞農村，面對一群識字不多甚至大多數不識字的農民（包括婦女和老人），這是所能採取的最適宜的選舉方式了。下面，我們將淮南邊區的安樂、殿發兩鄉的鄉級選舉過程簡要概括一下，也許讀者能有更直觀一些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