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我承認，來自於傳統世界的NGO並不是現代意義上的非政府組織，它們在產權形式和法律地位等方面還存在著相當嚴重的問題，更沒有與現代的政治與經濟制度發生本質的聯繫，或者說，還不是現代社會的制度衍生。但是，就目前而言，這些組織的性質和功能卻是跟現代NGO相似的，完全是民間自組織的產物，屬於「通過志願機制提供公共產品」的組織，具有非營利性、社區性和公益服務性，能為本社區的人們提供付費較少而效果更好的公共產品，跟由政府提供的成本奇高的服務形成鮮明的對照。這對於轉型期的中國，尤其難能可貴。開發和利用這些資源，對於農村和農民來說，不僅存在著行為上的傳統慣勢，而且在思維上有很大的親和力，便於引導和操作，非常有利於調動農民的積極性，挖掘農村的自組織潛力。實際上，在古代社會，中國農民長期以來早已適應了政府干涉較少的生活，習慣於自己組織起來滿足社區的需求，雖然經過建國以來全能體制的培育，有了很強的依賴性，但是在目前情況下這種依賴已經沒有了 「靠」的地方，過去滲透到農民家庭的政權形象，已經逐漸化為不斷地要錢、要糧、要命的異己和對立的力量。過去的依賴性，現在在某些情形下已經轉化成某種對現實不滿的懷舊情緒，而就整體而言已經開始消淡了。在現階段，適當地改善農村的政治環境，強有力地抑制導致農民負擔逐年增加的基層政權的自我擴張，農民的自組織能力就會得到復甦，在這種復甦的基礎上，再注入某些現代的理念與制度九-九-藏-書因素，自治或許才能實現。現代理念和制度因素的注入，一方面可以藉助知識分子下鄉從事的鄉村教育和建設，更為關鍵的途徑是通過一部分進城（打工、經商、就學）的農民的返鄉，形成本土的新精英，通過他們的行為，實現這種注入，確切地說，是一種自然的滲入。現時進城的農民寧可在城裡做二等公民，也不願意回鄉發展（比較成功的人更是如此），很大程度上有農村的政治環境過於惡劣、而且日趨惡劣的因素，如果農村的政治環境得到改善，至少可以吸納一部分見過世面的農民返鄉的，形成新的鄉村精英。鄉村精英的存在，無論在任何時代，都是農村自治的依託，失去了這個依託，真正意義上的鄉村自治是無從談起的。

小田孝子祠的廟務管理委員會是由小田村的村民選出的，管委會也組織廟會，安排會餐，施合藥茶，負責廟宇的維修，廟裡也有自己的產業——一個釀酒作坊，每年產生藥酒。跟介山廟不同的是，小田孝子祠還有一個查賬監督小組，廟裡的收支年年公布，所有賬目一筆一筆清清楚楚，均由監督小組核准。看來，山鄉的農民也知道權力的制衡，而且運用自如。西江洞村的路會在中國相當多的農村，修路一直是個大問題，也是基層政府向上爭取項目提供的主要公共產品。平江多山，到今天，交通不暢依然是阻礙平江發展的瓶頸，許多山村，至今沒有一條像樣的路，但三墩鄉的西江洞，卻是一個例外。

雖然孝子祠和介山廟供的都是已故但已經成神的醫生，但人們禮神的方式卻大不一樣九_九_藏_書。人們有災有病也上介山廟求介山老爺，但那只是一般性的祈求禱告，與上其他神廟並沒有太大的區別，但在孝子祠，正殿上很顯眼地擺著一溜很大的簽筒，裏面盛滿了簽。一般的事項如子息、婚姻、財運等當然也可以來求，但孝子祠的簽最主要的還是供求醫問葯之用的。廟裡設有兌簽處。兌簽窗口上貼著兌簽說明，分別標出所求事項與對應的簽號，一般事項都是第1～60號（兌簽時，根據所求事項的不同，同樣的簽號，有不同的判詞），而問病求葯則是第1～132號。最有意思的是，這裏看病分科，有男人科、婦人科、小兒科、眼科等，求到的簽可以依照不同的科從兌簽處換出對症的藥方來。這些藥方，都是當地的有名的中醫以自己多年的經驗開出的驗方，而且廟務管理機構還不斷地根據療效進行調整。廟的外面，就有一個中藥房，取了藥方之後，就可以到藥房抓藥（到別處抓藥當然也可）。在這裏，我們看到的實際上是一個運轉良好的農村醫療系統，周圍的農民付很少的錢（抽籤換藥方時每方付1元），就可以得到雖然粗糙但還算實用的醫療服務，這對於目前缺醫少葯，進城又看不起病的農民來說，無疑是個很受歡迎的系統，在2001年，兌簽處總收入為10652元，等於說，這年一共為四鄉的病人開了10652個藥方，無怪乎廟修繕那麼好，香火併戲樂那麼繁盛。

以上這三個民間組織，都是完全由民間自發形成的。前兩個廟會組織雖然有些宗教色彩，但在實際的運作中，宗教因素已經相當淡，人們不https://read.99csw.com過是借宗教的殼來做自己的事，尤其是小田孝子祠，事實上就是一個農民自己的醫療體系。而路會則一點兒宗教色彩都沒有，完全是為了一村的公共事務而形成的農民自組織團體。應該說，平江的這種類似於現代NGO的民間組織，並不是什麼此地農民群眾的偉大創造，而是傳統農村組織因素的復甦。在中國傳統的農村社會裡，像介山廟會這樣集信仰、娛樂、交易於一體的民間組織是隨處可見的，互助、慈善、自衛之類的組織也相當多，路會實際上就是從那時傳下來的，類似於孝子祠這樣的醫療組織，在某些具有中醫傳統的民間宗教中也是有的。只是自土地改革以來，基層社會被全方位地捲入全能國家體制，這些民間組織統統被掃蕩了，只有像路會這樣的組織，由於山區特別的情況而殘存了下來（國家顧這裏的路，但不修又沒有辦法），其他兩處則都是在全能體制鬆動的情況下，艱難地死灰復燃的。

最後，我感到有必要指出的是，對於某些掌握權力的人來說，鄉村自發產生的民間組織，無論這些組織多麼的規矩，他們還是會感到某種莫名的擔心和不安，他們非常擔心一旦沒有黨和政府的領導和參与，這些組織有朝一日會失控，甚至造成對政權的威脅。實際上，這些人一方面在治理上依舊是直接控制的老思路，沒有轉變成現代國家法治化管理的路徑；另一方面，他們其實並沒有意識到，從中國歷史的經驗看，真正意義上的農民作亂的可能性從來都不大，農民只有在極其惡劣的政治環境中，轉化成脫離土地的遊民，動亂才hｔｔｐs://ｒｅａd•９9ｃsw•cｏm會發生。當前惡劣的鄉村政治，日益強化的行政控制，不僅不能保障農村的穩定，恰是製造遊民的土壤，只有加快進行農村的改造，才能釜底抽薪，消滅危機于無形，而開發利用農村的自組織資源，並將之導入現代國家的法治軌道，應該是一條農村改造的可行之路。

有人認為我雖然提出要利用傳統資源實現農村的自治，但沒有指明開發利用傳統資源的路徑。現在，平江廟會和路會的存在，讓人們看到了這樣一條路，雖然在這路上，我們還需要走很遠。

這個山村出山有一條長達20華里的山路，每年都要修繕一次，所以自清朝的乾隆年間起，村裡就起了一個路會，村民們湊了一擔茶油（一百斤左右），作為修路基金。全村除了鰥寡孤獨之外，每戶輪值一年。輪到誰家，誰家就負責組織全村的勞力出來修路（每戶出一人），修完之後，當值的人家還要組織村裡的長老進行檢查。修路是分段包干，誰家修不好，臉上無光不說，還要返工。檢查合格之後，大家一起到當值的家裡去吃一頓飯（一般都要吃點兒好的），飯由當值者提供。對於當值者來說，他所得到的好處就是可以免費享用一年那一擔作為基金的茶油。在這一年期間，你可以自己享用，也可以用它來生利，但最後還是要湊足完整的一擔，當值完了，就將茶油挑到下一家，如此周而復始。在這期間，幾乎沒有發生過有人家拒絕當值的現象。因為如果出現這種情況的話，不光是會受到輿論的譴責，而且還有全村一起上他們家吃飯的物質懲罰，所以沒有人承受得起。就這樣年復一年，路會的活ｈｔｔｐs://ｒｅａｄ•99ｃｓw•cｏｍ動從來沒有間斷過，無論是清朝政府、北洋軍閥還是國民黨政府都不干涉，解放以後，雖然基層政權多有變化，政治運動不斷，但路會的事卻沒有受到太多的干擾，原因很簡單，政府出不起錢來修路，而這條路一年不修，村裡的人就出不了山（土路，每年都會因水毀等原因遭到破壞），而且這種路會又不存在什麼其他背景，小小山村本來就沒有什麼地主或者鄉紳，自然不會因為鄉村精英的興廢而受到影響，路會本身與意識形態也沒有什麼抵觸之處，所以，路會就這麼維持下來了。

現階段的農村改良或者說治理，需不需要汲取傳統的組織資源？關於這個問題前不久北大的姚洋先生還批評我過於浪漫，但是我堅信，像上述我所列舉的民間組織，那裡面蘊藏的自治能量，都是我們改造農村所必須藉助的。僅僅依靠黨和政府，再加上我們這些浮在面上的知識分子，引進西方的自治與民主的理念和操作形式，農村的事情根本辦不好。

孝子祠是我在去平江的杜甫祠的途中發現的。跟殘破的杜甫祠相比，孝子祠可以說是金碧輝煌，大殿的正面，還有一座漂亮的戲台，台上很乾凈，看來一直沒斷過笙歌鑼鼓。在彼處早已實行「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時候（或者為有錢人服務），這裏居然還在貫徹著酬神演戲的古義（當然，實際上還是給人看，殿堂與戲台之間，留有足夠的空間）。孝子祠殿上的主角是麻衣真人。據說此公是個醫生，有年正值瘟疫，他為了治病救人忙得回不了家，等回家一看，老母親已經染病故去，於是醫生悲痛萬分，身穿麻衣跳河自盡。後來，人們就建了孝子祠紀念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