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一夜未眠，他們要確保熟睡的孩子待在燈下的光圈裡。可是我的一條胳膊卻滑到了光圈外的陰影里，於是就被蟲子咬出了一個又紅又大的包。船艙很小，船員們常常進來跟我們共享。在我看來，那就是一個陰暗的巨大洞穴。想到父母的擔憂，我覺得那裡到處都有危險，尤其是冷澀的金屬味道，那是虱子散發出的氣味。

我幼年記憶中最深刻的一件事，發生在莫斯科。我被關在了旅館的房門外，門把手高高地懸在我的上方。天花板離地面很遠，走廊的邊沿豎著一扇扇光亮的大門，每扇門的後面都有嚇人的古怪事物。陌生人要麼突然出現在門口，要麼快步走過所有關著的門、接著消失不見，要麼徑直走到轉角處，然後消失在某扇門后。我哭鬧著，用拳頭敲打著房門，可是沒有人來，好像永遠都不會有人來開門。但真實情況一定不是這樣的，當時一定有人很快地為我開了門。只不過在我的噩夢中，我記得自己是被關在了門外，且無法忍受那扇光亮的大門。那扇門出現在很多童話故事和傳說里，沒有鑰匙，無法進去——我想，這才是關鍵所在。或許那門還存在於我們的基因中，如果真是這樣，我反而不會感到驚訝。總之，那扇門永遠地留在了我的記憶中，就像愛麗絲那樣，即使我曾試圖抓到那門把手。

我們的房子建在山丘頂上，最終完工的時候，屋前及兩側只清理了不到30碼距離的灌木，不過在車庫和儲藏屋後方大約砍了100碼的樹木。雖然我們家不太喜歡那些野生的、會鑽出小鳥和各種動物的灌木叢，但是它們在默許下仍生長了二十年，因此直到我的父母在「二戰」期間離開時，在距離空地幾碼遠的地方仍會出現一頭小羚羊、一隻野貓或一頭豪豬。兩條彎彎曲曲的小路將房子連通到前方的田地上，一條陡峭的山路穿過繁茂的樹林和灌木直達水井。在房子前面的山丘下，長著一棵高大的馬紋加樹，它蒼白的樹榦上留有閃電擊中的痕迹。古樹上都是蜜蜂和滴下的蜂蜜。讓我印象深刻的，並不是我們的居住給農場造成了多大的影響，而是我們帶來的影響竟是那麼的微小。山丘下的一側是偌大的田地，佔地面積達數百英畝，其他地方也散落著大大小小的田地。牛欄、煙倉，還有山丘上的房子。農場工人們住的村莊坐落在海拔更低的山丘上，跟我們的房子一樣，都隱藏在灌木中。

在持續數月的時間里，發生了一個小插曲，我至今還記得。我的父母後來提到這件事時，臉上就會露出畏懼和難以置信的表情，他們彼此對望，然後說：「天哪，簡直太可怕了，太可怕了，可怕極了！」言外之意就是：我們是怎麼挺過來的呢？當時，我、弟弟，以及另外兩個小孩被安排夜宿在一處圓形茅屋裡。我們的床被蚊帳緊實地罩著。一個年齡大點的女孩手持蠟燭走進來，她把蠟燭擱在了一個倒置的油箱盒子上。蠟燭的火焰離蚊帳也就幾英寸。母親來查看夜間的情況，看到了蠟燭，於是快步從房間那頭走過來，一手緊握著胸口，一手抓下蠟燭。她壓低聲音，急切地說道：「你在幹什麼？你究竟在想什麼啊？」的確，若是我突然把腿或胳膊伸出蚊帳，就很可能碰倒蠟燭，茅屋也就有可能失火——屋子的主體是茅草，牆是泥巴。母親站在那兒，握著蠟燭的手顫抖著，燭火搖曳著燭油也暈了開來。受審的「小罪犯」哭了起來，或許是終於意識到自己可能帶來的後果。「為什麼這麼做？」母親繼續壓低聲音驚駭地說，「正常人哪裡會幹這種事情！」我永遠忘不了她那難以置信的樣子。

我記得的情形卻有些不同，雖然是并行開始的，但卻像一部播放起來不太流暢的電影。

可是還有一個問題：為什麼我沒有同樣清楚地記得草地里的愉快野餐、有益於健康的堆沙堡遊戲，或是貝蒂阿姨和哈里·羅特叔父給我的溫暖懷抱呢？

我們的房子里最初只有立柱，後來立柱上塗蓋了一層泥漿。又過了些時候，茅屋終於有了雛形，上面也留了些作為窗子的框架。再有幾個星期就完工的時候，我的父母坐在房前的油箱上（不久后這兒就換成了躺椅）觀賞高山、日落、雲影，看卷襲而來的雨水在風景中穿行而過。而我呢，當時就坐在父親的好腿上，跟他們一起欣賞這畫面。

母親常帶著我們花上大半天的時間步行去農場，所以我們也有機會看見牛欄里新購入的牛，看見大人們伐樹、清理土地、挖水井。經由占水師調查之後，大人們挖了兩口井——當時，如果要挖水井，大家都會藉助占水師來尋找水源。不過，最重要的是，我們親眼看見了建造中的房子。雖然屋頂需要的茅草還綠油油地長在水塘里，但房子的立柱和泥牆可以事先搭建起來。在《重返故鄉》（Going Home）里，我描寫了從土地上直接取材用以建造房子的過程。對我而言，再沒有其他房子能夠像它那樣打動我。在倫敦，一個人有時會住在其他人住過的房子里，而在這個人搬家或者離世后，又會有另一些人搬進來。但是，這種從植物以及泥土中「拼湊」起來的房子，就像外衣或裙子，很快就會遭到拋棄——它們常常藉由某種原因回歸土地，要麼因為失火、蟲蛀，要麼因為暴雨，反正總是比主人更早地離去。只要茅草一準備好，屋頂就可以馬上搭建完成。當務之急就是離開那些「白頭鳥」。

我爬上梳妝台，看到了指甲剪，於是就在一件晚禮服上開始剪洞。我的手不大，剪子也不大，所以在又厚又滑的料子上很難操作。儘管我的破壞力微乎其微，但重要的是想法。我因為憤怒而哭哭啼啼，但我並沒有受到懲罰，只是被母親按在腿上。她顫抖著聲音，小聲地責備我，嘴裏說著自己的舉止是多麼得體，說著自己的愛心，說著自己是為了善良而做善事。

里爾福迪亞是里爾福迪亞一族的家鄉，在羅得西亞布希戰爭（或辛巴威解放戰爭）中，因為博斯· 里爾福迪亞對白人事業做出的貢獻而成名。話說回來，當時這個地方有許多圓形茅屋和用泥牆草蓋的小屋，它們散落在灌木叢中。很快，我們就得到警告說，不能魯莽地靠近灌木叢，因為裏面有蛇。從大人們的話語中可以判斷出，這裏最危險的，莫過於玩鬧時將蠟燭或燈打翻在地，需要當心的也就是這一點而已。https://read.99csw.com

除了在哈羅茲百貨公司、自由百貨、陸海空百貨商店購物之外，他們居然還找牙醫拔光了牙齒。牙醫和大夫是這麼說的：無數疾病和災難都發端于牙齒，牙齒對任何人都是百無一用的，再說，南羅得西亞也不可能有好的牙科醫生。（這與事實不符）在那個時代，這種野蠻的自殘行為是很常見的。普魯斯特曾說：「我們一邊在教堂里燃上蠟燭，一邊還在詢問醫生。」

父親把我們留在這兒，自己動身去尋找農場。我想，他應該是騎著馬去的。那個時候，白人政府正在以極低的價格向退役軍人出售土地，土地銀行也在為艱難度日的白人農場主提供長期貸款。父親準備通過借貸開始耕作。當時，我的父母共有一千英鎊，父親因為腿部殘疾，將領到一筆撫恤金，他還享有免費修護假肢，以及使用一條備用假肢的權利。許多年後的今天，假肢已然創造了奇迹——跳舞、攀爬、跳躍——能夠做到正常的人腿可以做的所有事情。

在好望角的某個地方，鴕鳥們抬腳跑過生長著灌木的沙灘，將藍色的山脈遠遠地落在身後。這兒是一大片土地，一大片廣闊的非洲土地。不過我們選擇繼續前進，沿海岸線航行到了貝拉，可我對這裏沒什麼印象。我們又坐火車去了索爾茲伯里，可惜我現在也不記得這段旅程以及這個地方了。當時，索爾茲伯里還只是一個小鎮，漫步一趟只需二十分鐘。同樣，我也不記得去過二十英裡外的里爾福迪亞。當時已經有人選中了那兒的農場，因此我們只是打算暫住。

在他們離開期間，我們這些孩子就和畢蒂·哈洛倫留在里爾福迪亞。就是在這兒，我成了一個不折不扣的頑童。畢蒂跟我和弟弟暫住在一間小屋裡。便盆訓練在當時仍被大眾認為是塑造良好性格的要素，我跟弟弟都會花很多時間蹲在便盆上。試想，跟這樣的兩個小孩共享一個空間、呼吸同一處空氣會是怎樣的體驗呢？小屋裡有兩張矮床，是按著當時流行的式樣打制的——硬泥地上插著短木棒，木棒上有岔口，岔口裡又嵌著杆子，形成一個方形框架，裝飾著牛皮帶，上頭放著床墊。還有一個很大的金屬童床是哈利的，他可愛又乖巧，是個討人喜愛的模範小孩。不用說，畢蒂很喜歡哈利，我也希望自己是喜歡他的。當時，我們身邊還有兩個裡爾福迪亞女孩，十一二歲的樣子，對我來說，已然是兩個大姑娘。她們的手腳都裸|露著，身材修長而健美，跟我以前見過的小孩都不一樣。玩遊戲的時候，她們會帶上哈利，卻不讓我參与。我覺得她倆尖刻、狡猾、殘忍。她們的口音讓我不太容易理解她們說的話。我雖然害怕她們，卻也渴望加入到遊戲中。「馬上，」她們會對我說，「馬上。」可是這個詞也許就意味著「永遠不」，這種拒絕令我感到一陣刺痛。

終於，我們到達了英格蘭。跟英格蘭有關的「美好」記憶有很多，比如蜀葵、村舍花園、茅屋、岩石游泳池，等等。當然，陰鬱的記憶也不少，比如黑色而潮濕的鐵路線樞紐、雨水順著寒窗流下來的情景、直接暴露在大街上的泛白的死魚、肉店鐵鉤上的滲著血的動物屍體。也許有人會好奇，為什麼前者總不如後者那麼深刻？他們說我見過繼外祖母，而且也的確有這麼一張我坐在她膝上的照片，可是這個事實我卻無論如何也推演不出來。我見到祖父的那年，祖母去世沒多久，而他正打算迎娶三十七歲的新娘。那位新娘子說不定也和其他女人一樣，在塹壕戰中失去了愛人，而她走入婚姻的唯一機會就是嫁給一個老頭。

母親跟船長成了好朋友，這讓我聯想到，他們就像同一條河的支流交匯到了一起。英國公立學校向來備受母親的青睞，其幽默、逗趣的風格深受普魯士名校的啟發，而這些名校對待孩子的方式是殘酷的。這位船長雖然不大可能出自某個普魯士名校，但是名校的做法卻逐漸成了他學習的榜樣。我的母親生性殘酷嗎？當然不。不過，無論什麼事情，只要合規矩，我們就可以去做。只是並非每個人都會這麼做罷了。

當我們從英格蘭動身前往非洲時，喪妻不久的祖父穿著厚厚的粗花呢衣服，站在黑暗的大廳中，落地式大擺鐘在他的身後「嘀嗒」地響著。他哭了，又長又白的鬍子上流下了一串鼻涕。這個情景避無可避。年幼時，孩子們鉚足了勁兒控制著流鼻涕和排泄，然而掙脫「監獄」般的自控訓練后，到了老年，我們總會再經歷一次。此刻，年邁的祖父正心碎地哭泣著——五年來好不容易見到兒子和兒媳，並且是第一次見到孫子和孫女，可是現在，他們居然又要去非洲了。雖然教堂為遠在非洲的傳教士們籌集了資金，用以支持他們改變野蠻人的信仰，可天曉得那些野蠻人會不會是食人族！這一家子竟然還歡快地說五年後再回來！祖父哭了又哭，這讓我看了生厭，也就不想讓他親。不過祖父的哭泣或許還有其他原因，因為家裡人不贊成他娶瑪麗亞安·沃爾弗，那個「年齡只及他一半的女孩」。

晚上，母親會穿上她那漂亮的晚禮服，然後跟船長共進晚餐。她會參加派對、舞會，或玩尋寶遊戲。畢蒂·哈洛倫也是。孩子們則被關在艙室中，被要求乖乖聽話。弟弟一向很乖，所以這會兒他睡著了。可我很想去外面。但母親說，晚會是為大人們準備的，我不會喜歡。不過我知道自己一定會喜歡那裡，這一點其實母親也知道。我討厭她這樣，可有什麼用呢？門還是鎖上了。

可https://read.99csw.com是還不夠，背叛和不公發生時，母親也在繼續她的「教育」事業，畢竟這才是她的主業。父母把孩子們抱在懷中，指引他們看遠處的飛魚、海豚、日落；看其他船隻的煙囪在晴空里留下一道道煙跡；看鳥兒落在繩索和船舷的欄杆上；看海鷗跟在船后低低地飛著，接下船員拋來的碎屑；看夜裡粼粼發光的波浪，還有灑下來的月光。他們也會看救生演習，而這絕不像學術活動——母親摯愛的那位年輕醫生就是因為救生船不到位而溺死海中。

那可真是一次遠航，眼見著一個星期過去了，又一個星期過去了。這船的確很慢。話說回來，我們怎麼會搭乘德國船呢？或許，這是因為我父親對德國兵產生了一種友情，畢竟他們和英國兵、法國兵一樣，曾被自己的政府出賣過。

索爾茲伯里的街道非常寬闊，以便四輪馬車能夠行駛自如。可為什麼「橫行其道」的卻是鴕鳥，而非四輪馬車？在兩段同樣具有異國風情的旅途中，為什麼我會記得在俄國的旅途火車，卻不記得貝拉至索爾茲伯里站的火車？為什麼我偏偏記得這件事卻並非那件？若說我暗自決定只記住那些不愉快的事情，那麼我又怎麼會記得那些鴕鳥呢？到底哪些是純粹的喜悅呢？

據說，我們在車上有故事聽、有彩泥玩，我們用粉筆畫畫、數著電報線、用窗外看到的事物玩猜謎遊戲。可我卻記得火車卡嗒卡嗒地駛進又一個站台——難道說就是前一個嗎？因為站台里同樣是衣衫襤褸的大人和孩子。母親又一次下了車，走到了人群中。可當火車漸漸開動的時候，母親卻沒有像原來那樣出現在車廂外的通道上，舉著買回來的東西給我們看。她被落在了車外。父親雖然生著病，可他此刻在車廂的一角站直了身體，不停地說著：「不要緊，你們的媽媽會回來的，沒什麼可擔心的，你們不要哭。」可他很擔心，我們都知道。我第一次理解了他的無助，明白了他對我母親的依賴。因為假肢的關係，他無法從火車上跳下去，也無法穿過擁擠的人群去尋找食物。「你們得分著吃一顆雞蛋，對了，還有些葡萄乾，這就是我們的全部食物。」因此，母親必須回來，也不得不回來。過了兩天，她的確回來了。我還記得，我們乘坐的火車緩緩地行駛著，呻|吟著，鳴叫著，一次次駛進站台、車站，一次次被人群、別茲皮佐爾尼基和持槍的士兵包圍。我忘了哭泣或恐懼時的感覺，因為那些已經消失不見了。但我記得自己坐在父親健康的腿上，臉頰被粗糙的袍子摩擦著，窗外是一張張飢餓的臉，還有一雙雙向里張望的眼睛。還好，父親的懷裡很安全。

父親選中了洛馬貢迪（Lomagundi）。那兒有人種植玉米。洛馬貢迪位於南羅得西亞東北部，一直延伸到贊比西懸崖，人煙稀少，非常荒蕪。其中，班基特（Banket）佔了很大的面積，不但適於玉米生長，而且地如其名，還富含石英脈礦體——和南非蘭德地區的含金礫岩層相似——因此地下也有金礦。應該是這個時候，我的父母親才發現帝國博覽會的勸誘跟現實有些脫節。戰爭時期有人靠種植玉米發了家，可如今的情況卻不大一樣。不過父親就想種玉米，更何況這裏「尚待開拓」。他們兩人一定沒想到，這片土地是屬於黑人的。因為大英帝國在造福全世界，所以他們覺得，自己也在把文明帶給野蠻人。在我們吃驚於過去的思想誤區之前，我覺得，我們至少應該先想想子孫後代會如何看待我們當下的思想。還有一個原因可以解釋為什麼在對自身看法方面，我的父母會與美國東海岸的英國移民相似——他們都認為，自己將要開拓的這塊土地是完全閑置著的。但是，現在我們知道，三十四年前白人踏足南羅得西亞的時候，已經有25萬名黑人居住在這個與西班牙面積相當的土地上；1924年我的父母到達南羅得西亞的時候，這一數字已經上升為50萬。父親外出了一段時間，回來時跟我們說他發現了一處農場，確切地說是一塊可以開墾為農場的土地——那裡完全是一幅未經開墾的景象，除了原生態的土地，什麼都沒有，連一座房子、一口井、一條道路都沒有。聽父親說完，母親準備跟他一起去瞧瞧。土地部門的人把他們送了過去。

因為船長的獨特興緻，我們被帶領著穿過明亮的走廊，一直往下走，往下走。突然間，我們就像置身於另一個世界：眼前是油膩的金屬樓梯，巨大的黑色鐵管在鋼製的牆上延伸、彎曲。我和弟弟相互抓緊。腳下是一小點兒平台，它是一條通道的一小部分。通道一直延伸到船的底部。下方有一群髒兮兮的男人，他們赤|裸著上身，正在往爐子里鏟煤，一、二、三、四……爐口很多，我們數不過來了。火焰跳躍著，那些汗濕的半裸身體上映出了紅色的光。男人們抬起頭，看到了兩個受特權庇護的、乾淨的小孩面帶恐懼，他們身後的父母也穿著上檔次的衣服，跟這一家人站在一起的還有船長。他們一定沒有想到會在這兒看到船長。男人們的身體隨著工作的節奏用力晃動起來，他們將一個個弧形的黑煤塊送入爐火中，接著抬了抬頭，落著煤灰的臉上露出潔白的牙齒。這讓我聯想到了俄國火車站的別茲皮佐爾尼基，那又是另一個世界，那裡的人們衣服上露著洞，臉上瘦得只能看到骨頭。我害怕地看著這些汗流浹背的男人們鏟煤，就像我曾恐懼地透過破損的骯髒車窗向外望。

火車先是呻|吟，繼而發出隆隆的聲音，一番鳴叫過後堪堪地停靠在一個車站上。站台上擁擠著人群，他們一點都不像波斯人，這讓我覺得可怕。他們衣著破舊，有的甚至就像成捆的破布，連雙腳都裹在破布裡頭。小孩們都一副副餓極了的面孔，他們要麼跳起來、扒在車窗上向里瞧，要麼舉起手來乞討。士兵們跳下車，將人群向後推，手中握著的槍成了打人的棍子。人群向後退了一些，可接著又向前涌動起來。一些人躺在站台上，頭枕著包裹，眼睛雖然看向火車，但眼神中並沒有期待。我的父母低聲地談論著那些人，聲音里透露出焦慮。我聽到了很多我不知道的詞，「第一次世界大戰」、「十月革命」、「美國內戰」、「飢荒」、「布爾什維克」，因為不明白，所以我不停地問他們：「這是什麼意思？那又是指什麼？」「媽媽，為什麼那麼ｒead.99ｃsｗ.cｏｍ說？」「為什麼，爸爸？」

火車的車廂就像一個小房間，車廂內的座椅破舊不堪，散發著難聞的氣味和汗水的味道。儘管母親在各處都噴洒了基廷滅蟲粉，可是空氣中依然能聞到老鼠的氣味——它們在座椅下和人們的雙腳間溜來溜去地尋找著食物碎屑。牆上的燈都壞掉了，不過幸好母親帶了蠟燭。夜裡醒來，我看到狹長而蒼白的燭光危險地跳動著，映照著黑色的窗格玻璃。玻璃上出現了幾處裂縫，從外面透進風來，所以車廂內靠南的地方溫暖，靠北的一側則很冷。父親後來得了流感，所以住在上鋪，這樣孩子們的吵鬧和要求就不會煩到他。母親心裏很害怕，那場大型的流感疫情雖然結束了，可它的威脅卻時時被人們掛在嘴邊。座椅上的點點血跡證明了虱子在那兒出現過。許多年後，我不得不坐下來想一想，為什麼「流感」和「斑疹傷寒」這兩個詞會讓我心生畏懼？害怕流感可以理解，但對斑疹傷寒的畏懼又是因為什麼呢？應該就是源於那次旅行。

我的父母不太理解那些「白頭鳥」，覺得他們不太可靠、不能令人滿意。不過，不消多時，他們就會跟各式各樣的人熟悉起來，比如農場主、破產者、開礦者、成功或半成功人士、破產後又重新經營農場的人、礦井店主等。人們大多是勉強糊口、過一天算一天的，可是在這樣的生活模式中，有些人仍然發了財，有些人卻因飲酒過度而死亡。「白頭鳥」們談不上有任何教養，除了移民生活一無所知。母親瞧不上他們，而他們一定也覺得她挺討厭。至於父親，他正在為礦上記錄賬目，過了幾年獨立生活的他又做起了這份差事。此時，我們已經開始焦慮錢的問題。在賬目上，父親和「白頭鳥」先生發生了不愉快：「白頭鳥」先生要麼粗心大意，要麼欺詐耍滑，可他還怪罪我父親。在《探尋英國人》（In Pursuit of the English）一書中，我對此做過詼諧的描述。不過在我的父母看來，這件事總能令他們恐懼起來：「天！那可真是太可怕了。」那樣的生活根本談不上有趣。

這片農場有一千多英畝，但父親找到了很好的辦法來拓展我們的土地。他利用未經政府分配的鄰地來放牧，因為這片土地上當時無人居住，所以「屬於我們的」土地就無限延伸到了艾夏爾高地，那兒荒無人煙，一個黑人或白人的影子都沒有。

不過，包括她在內，很多人都曾出現在我的生活中，然後又消失不見了。朋友、愛人、親密無間的人、略有交情的人——這些人來了又去。我們用不同的語言向彼此告別，說著「再見」、「下次見」、「後會有期」——這就是世間的常態。

在船上的時候，我在別人面前丟了臉，讓自己苦不堪言。首先是因為那位船長。他是母親的密友，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在九級大風的天氣里，其他人都因為不舒服窩在自己的床鋪里，而母親卻還跟他待在甲板上。他們兩個開玩笑說，彼此間建立了夥伴似的友誼。他們說說笑笑，講著逗趣的話（有那麼一個詞也有玩笑的意思，似乎源自撓痒痒遊戲，就是大手擠壓著小孩肋骨的舉動）。那實在是一場歡樂的盛宴，船長滿肚子都是惡作劇。他在墊子下放了一顆雞蛋，然後邀請穿著派對禮服的我坐上去，還跟我保證雞蛋不會破。但顯然雞蛋一定會破，所以我不願坐那兒。可母親叫我大方些，別掃興。於是我坐了上去，破碎的雞蛋濺到了我的裙子上，引得船長捧腹大笑。我不僅生氣，還感覺自己遭到了背叛。父親也因而感到不安，可他一定認為，這時候表現大度更為重要一些。在我們越過赤道的時候，我被丟下了船，可我不會游泳，幸好一名水手把我撈了出來。這樣的事情接二連三地發生，我不停地被惹怒，不停地做噩夢。但母親似乎過得很愉快，她暫時放下了對孩子們的一貫愛護，否則依她的性子，要是知道孩子做噩夢，她是不會掉以輕心的。而且，不是還有畢蒂在照看我們嗎？

當時在甲板上，除了弟弟外，還有一個人，那就是將要擔任我們的家庭教師的畢蒂·哈洛倫。我對她的認識幾乎都來自別人。她二十一歲，是愛爾蘭人。她「頭腦靈活」，是個「年輕女郎」、「聰明的姑娘」。要說這姑娘的行為，簡直是要多輕浮就有多輕浮。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她不僅剪了短髮，而且還化妝、抽煙，對男人的興趣更是不止一點點。很久以後，當母親自己也開始抽煙、剪短髮、抹口紅，她才感覺到自己過去對待畢蒂的態度有些過分了。「我在想，她身上到底發生過什麼。」顯然，畢蒂很不願意提及自己的過去，所以她從沒有給我們寫過信。後來她嫁給了一名高級官員，自己也登上了報紙新聞。

因為不想讓我和弟弟暴露在紅海的熱浪中，母親決定穿越俄國，經由莫斯科旅行到英格蘭。可她其實不太清楚自己在幹什麼，一如她常說的那樣：「我要是早知道該有多好！」那是1924年，她的確應該知道，我們將是第一個在十月革命后以普通方式出行的外國家庭。這次旅行執行起來會很困難，母親當然也知道，但困難正是用來克服的。這段旅程堪稱驚險，在家族史上留下了最生動的篇章，因而一遍遍被講述。不過，我聽到的和我記得的總是有出入——被認為是旅程中最富有戲劇性的那一刻，沒能在我的記憶中留下來：到了俄國邊界時，我們才發現自己的護照蓋錯了章，於是母親不得不恫嚇一名困惑的官員同意我們入境。我的父母都很喜歡這個小插曲：母親是因為自己成就了一件不可能的事，父親則是因為觀賞了一出滑稽的戲。「我的天，絕沒有人敢把這個故事搬上舞台！」父親或許邊說邊想：一位冷靜的、正義的、勇往無前的英國護士長，和一位衣著破舊、食不果腹的官員對峙，估計這位官員從未見過這樣的外國家庭——孩子們全都穿著考究，看上去營養充足。

和一般移民一樣，我們再次借住在了陌生人的家裡。這兒是一個小金礦，距離我們未來新家所在的那座小山有幾英里遠。金礦由一群稱為「白頭鳥」的人經營，歸屬於倫羅公司。當時，幾乎所有東西都歸屬於這家公司。而在此之前，處於主導地位的是不列顛南非公司，它幫助羅茲侵佔了南羅得西亞，在很長一段時間里被簡稱為「那家公司」，當然，人們提起它時並沒有什麼好感。這一次，我們借住的地方同樣有許多圓形茅屋，主屋是一座木質結構的房子。在發白的廢礦堆那邊，停靠著一台起重機似的礦山機器，更遠處是一個礦井商店和相鄰而建的許多茅屋。這裏生長著木瓜樹、番石榴樹、車前草、金盞花、波斯菊、美人蕉、月光花、一品紅——在當時，這些都是白人住處的典型植物。read.99csw.com

有一個記憶片段既鋒利又可怕，它不同於和英國相關的其他記憶——報紙上曾連載的漫畫《皮普、斯奎格和維爾夫斯基》（Pip, Squeak and Wilfski）的冒險故事，無疑是當時反共宣傳的最早嘗試之一。維爾夫斯基是一個蟑螂似的留著鬍鬚的惡棍，他的原型人物是托洛茨基。這個漫畫形象總是手持一個炸彈，揚言要把什麼東西或什麼人炸上天。漫畫最初的設計旨在要他激起人們的恐懼，而他的確做到了。

別茲皮佐爾尼基是一群無家可歸的孩子，他們會「襲擊」停靠在站台的火車，因為對此有所耳聞，所以每次下車買食物時，車廂門就會立即上鎖，窗子也會被抬高關上。但門鎖不太保險，所以手提箱也被用來抵住門。每每這時，父親就會從上鋪下來。在戰壕里時，他為了保暖曾買過一件厚重的深色便袍，此刻這袍子正穿在他身上。衣服下面就是他的木腿，父親沒有將它卸下來，因為這樣就可以快速地穿上衣服。儘管如此，那一截印有傷痕的蒼白的殘肢偶爾還是會從袍子里戳出來。父親開玩笑說，這殘肢有了自己的生命，全然不知道自己只是腿的一部分；或者在感到需要的時候，殘肢會努力表現得像一條完好的腿，本能地做出伸展的動作。這種需要的時刻並不少見，比如母親得意揚揚地將不多的雞蛋和麵包買回來時，父親會傾身向前，為母親打開車廂的門。母親下火車買食物的整個過程，我和弟弟都害怕地瞧著——看著她身處可怕的人群，掏出錢來從農婦那兒買了些煮過了的雞蛋，還有幾塊又黑又酸的麵包。有一個版本的故事稱，我們在火車上沒有足夠的食物，所以挨了餓。可我卻不記得自己挨過餓。我只記得看到了很多陌生的、跟我們不一樣的人，很多無父無母、無人照顧的衣衫襤褸的孩子們，這樣的情景讓我恐懼又痛苦。火車猛地向前開動了，士兵們隨即跳上車，手裡緊握著從農婦們那兒買來的東西。有些孩子在火車後面跟著跑，士兵就拿槍對著他們，直到火車漸行漸遠。

母親認為在即將展開的生活中有些東西是必不可少的，於是在臨行前的幾個星期里，家人都在忙著購置東西。當時帝國博覽會正在散發宣傳單，受其鼓舞，母親決定舉家遠赴南羅得西亞，在未來的五年內依靠玉米種植髮家致富。而父親呢，他自小就跟科爾切斯特附近農場的孩子們玩在一起，這次終於有機會實現長久以來的夢想了。他的家族中有過不少農場主，但他自己一直都沒有財力經營農場。顯然，對一個國家來說，展覽會是多多益善的。1924年，大英帝國博覽會誘使我的父親遠赴非洲，我在回憶錄、小說、日記中多次提起這個博覽會。它改變了我父母的生活，也決定了我和弟弟的人生道路。同戰爭、飢荒和地震一樣，展覽會也可以影響未來。

各種形式的拜訪和短途出行層出不窮，孩子們就像包裹似的被大人們帶在身邊。幫忙照看孩子的是斯蒂爾小姐，在那半年中，正是她給我留下了最為鋒利的記憶。在一家旅館的房間里——堆滿了巨大的傢具、讓人無法自由走動——有兩張大床，一張是我的，另一張是童床。牆上的煤氣燈很危險，即使不會像蠟燭那樣被掀翻，但也得時刻小心。它發出的光呈現出線狀，使得房間里的空氣似乎蒙上了一層灰褐色。雨水落在窗戶上，混雜著髒東西流下來。天氣很冷，在童床潮乎乎的羊絨包裹里，弟弟一下下地抽著鼻子。斯蒂爾小姐下令，不准我們看她換衣服。她長得可真高，簡直要撞到天花板了。她的頭髮又黑又密，齊肩的長度，披散在身體前後。她穿著亮粉色胸衣，從髮絲間隱約可以看到凸現的白色肉體，下面是她的大腿。我瞥見弟弟先是睜大明亮又好奇的眼睛，接著緊閉雙眼假裝睡著，一會兒他的眼睛又閃起光芒來。斯蒂爾小姐抓住白色背心，舉過濃密的頭髮將它脫下來。她的腋下是絲柔般的黑色毛髮。好奇心和厭惡感讓我很不舒服。斯蒂爾小姐身上散發著一種污泥和未經清洗過的味道，聞起來酸酸的，還有金屬的腥味。弟弟周圍則是一種濕羊毛的味道。當我把髒兮兮的毯子拿起來的時候，我身上乾爽溫暖的氣息像浪潮一樣涌了上來。我聞到了英格蘭的味道，潮濕、骯髒、黑暗且粗野的英格蘭味道，以及英國人的味道。我想念波斯，想念清潔乾燥的陽光。我不清楚自己究竟是怎麼了，因為小孩子往往都沉浸在周遭的環境里，專註于做誠實的人、正確的事，他們可還沒有學過什麼懷舊情緒。我想，當時的我一定是懷有https://read.99csw.com這樣一份情緒的。又或許，我只不過是思念那隻失去的貓吧。很久以後，當我站在西班牙格拉納達的土地上，望見峰巒積雪的環山，聞到晴天里乾淨的空氣，那一瞬間，科曼莎匆匆地重現在了我的眼前：是啊，這也是它一直以來的模樣啊。

火車上，一個小女孩和她的泰迪熊坐在椅子里，旁邊還有一個裝著泰迪衣服的迷你紙箱。小女孩把泰迪的衣服脫下來，稀里糊塗地疊好，然後從箱子里拿出另一套衣服給它穿上，還讓它乖乖地坐好。不一會兒，小女孩又把這身衣服從泰迪的身上撤下來、疊好，重新取出一條褲子和一件夾克。她把脫下來的衣服完美地疊好、放進箱子，然後給泰迪穿上了第三套衣服。一次又一次，小女孩打理著她的「世界」，操控著「世界」中的一切。「瞧啊，多乖的泰迪，又漂亮又乾淨。」

一家人站在一艘德國船的甲板上，望著英格蘭的白堊海岸逐漸遠去。母親哭了。離別的憂傷也爬上了我的心頭，但我的眼淚不是為英格蘭而流的，因為我討厭它。父親的雙眼也濕潤了，他攬過母親的肩頭安慰說：「別哭啦，親愛的！」接著，他帶著母親轉身走進裏面，不讓母親看那消失於視線中的懸崖。

從裏海到莫斯科用了很多天，於是故事有了這樣一個版本——火車上沒有食物，母親就在站台下了車，想從農婦們那兒買些吃食，但她們只有煮過了的雞蛋和幾片麵包。很多時候，通道里的俄式茶壺中是沒有水的。我們當然也不敢喝未煮開的水。那時候，傷寒、斑疹傷寒和許多疾病都在流行。每一個車站都擠滿了乞丐和無家可歸的孩子，景象十分可怕。火車開動的時候沒有發出鳴笛提示，所以母親被落在了一個車站，我們都怕再也見不到她了。可是兩天後，她竟然追上了我們。原來，她當時讓站長叫停了下一輛火車，然後上了車，這才追趕上了我們。請注意，所有這些交談竟然沒有用一句俄語。

一路到開普敦、貝拉，父親幾乎一直都病著。母親卻享受著旅程中的每一個時刻，玩紙牌或橋牌遊戲、身著盛裝出席舞會和音樂會，這大約就是她最後一次享受自己喜歡的生活。

精明強幹的人對於資質平庸這回事是無法感同身受的，聰慧機敏的人也不太可能理解愚昧無知。

所有的鄰居都提醒我父母，說他們選了這個地方，是在給自己添麻煩，因為將房子建在山丘頂上就意味著要讓牛沿著陡坡搬運東西。儘管如此，這兒的美景仍然讓父親選擇了它。母親也同意了。站在房子前，向北可以望見艾夏爾高地，高地之下是平緩的山坡，以及一片水塘，還有繆內尼和穆科瓦迪茲兩條河流。向東是一大片土地，一直綿延到被稱為「大岩牆」的烏姆維克維斯。隨著光線的變化，大岩牆呈現出水晶般的藍色、粉色、藍紫、淡紫。一天將盡的時候，太陽會落到綿長而低矮的呼尼雅尼群山那邊。得益於大部分未被傷害的灌木，以及那些被伐掉后（用作礦爐填料）重新長起來的灌木，每當雨季來臨，這裏就變得極其生動美麗。在樹林之中，每一寸空地上都是破土而起的石英礦脈。這裏本就是一個金礦區。在每一塊突出的岩石上，你都能看到採礦者的鐵鎚留下的痕迹，暴露在外的要麼是愚人金（又稱黃鐵礦）的外殼，要麼是雲母發出的點點微光。

在沃爾維斯灣，我第一次看到了死亡的景象。那是在海水退潮之後，沙灘上的泥坑裡出現了幾條瀕死的小魚。它們扭動著、翻滾著，奄奄一息。然後，我看到整個沙灘都是它們的屍體。「它們死了嗎？」我想要確認自己的猜測，確認我的親眼所見。父母明白這一刻對我的重要性。父親說：「是的，恐怕是這樣的。」母親說：「沒關係的，別放在心上。」當時，美麗的日落鋪展了整個天空，而我也明白了：事情就是這樣，無法做任何改變了。

父親每天都會騎馬去監督農場的進度。那時候，農場已經有了一位「工頭」——老煙鬼，來自尼亞薩蘭，同來的還有他的親戚。每天清晨的大部分時間，父親和老煙鬼都在進行長談，商量著接下來要做的事情。在一棵放倒的圓木上，他倆常各坐一端，看著眼前的工人們做活。他們都吸煙，父親銜著自己的煙斗，老煙鬼抽著大麻（這也是他外號的由來）。

在正式耕種前，至少有一百英畝的樹需要清除，樹樁必須從泥土中拖出來燒掉。同時，我們需要購買農用機械和家畜。除了我們住的房子，還要搭建牛欄和放置機械的屋子。

後來我開始偷一些很可笑的東西，比如胭脂盒、絲帶、剪子，當然還有錢。就像被怨恨活活點燃了似的，我開始大發脾氣。父母回來后，問我為什麼要偷剪子？我說了謊。我說我想殺了畢蒂。他們明白，我需要的是正規的管教和有序的生活，但要如何實現、何時才能實現？首先必須有個家，可是我們的房子都還沒蓋起來。我們乘了輛拉貨車，沿路向北前行。一月份正值雨季，小路上有些泥濘。我們的車由十六頭牛拖著，車內是三個大人和兩個小孩，以及一些必需品。至於整箱的漂亮衣服、從自由百貨買的窗帘料子、沉重的餐具和波斯地毯、一個銅罐、盆、書、畫和一架鋼琴，則會由火車運過來。河水湍急，路況又差，我們的拉貨車走了五天五夜。不過，我記得的並不是不滿或憤怒的情緒，而是一幅徐徐展開的別樣景色：在敞著後門的馬車上，防風燈來回擺動，路的兩邊是深色的土地，抬頭是滿天的繁星。這是一輛有篷頂的大車，就像美國電影里的那樣，又像那些掙脫英國人而去追尋自由的南非白人乘坐的車一樣。

很多年裡，「俄國」對我來說就意味著火車站台，因為在那次從巴庫至莫斯科的漫長旅途中，無論是到了支線還是大城鎮，火車都要停上一停。

最驚險的事發生在旅行的一開始。我們坐上油輪準備橫渡裏海，卻發現這艘油輪曾為軍隊提供運輸，而它的船艙，不同於我們心目中的巡航船艙，裏面滿是虱子，說不定還潛藏著肆虐于各地的斑疹傷寒病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