函授課程的學習仍在進行。母親開始琢磨，明明她自己可以教得更好，為什麼還要掏錢讓孩子學？於是，她開始教我們地理知識。她把水倒進泥坑裡，然後用泥土塑造出大陸、地峽、河口和島嶼的樣子，不過，這種認識方式太過平面，容易讓孩子以為地球是平的。後來，母親從索爾茲伯里訂購了一個小地球儀，由火車運送了過來。跟隨著這個地球儀，我們走進了哥白尼的世界。在屋外的陡坡上，母親讓父親坐在他的摺疊椅里，接著又叫來了廚師和廚師的小孩。父親充當太陽，兩個僕人代表木星和土星，兩塊大石頭代表冥王星和火星，我是水星，弟弟是金星。我們倆都繞著父親跑起來。母親代表地球，所以她走得很慢。「想象一下，各個星體都在運動，雖然速度不同，但是一切都在運動，一刻不停地運動。」接著，她不耐煩地揮手停止了這個宇宙系統。這一次，父親變成了地球，弟弟和我輪流當上了月球。「繼續想象……」

有段時間，母親打算在農場辦一個小學校，因為附近農場有各個年齡段的孩子。至於接送學生——今天已經變得輕而易舉，因為路已經修得很好——但在當時的條件下，每天需要跋涉好幾英里，怎麼辦才好呢？另外，母親雖然擁有教導孩子的本領，但並沒有教育行業的從業資格。因這種種原因，母親的打算最終只能作罷。

有那麼幾個月，父親給自己添了一個助理，是一名荷蘭人，他家裡孩子眾多。我寫過一個短篇故事叫《第二個小屋》（The Second Hut），內容就取材於這一年的記憶。

有位醫生經常從錫諾亞來我們家。在那個年代，醫生們對焦慮症的了解還不是很多。診斷後，那位醫生囑咐母親要卧床休息。母親的主治醫生哈金斯看到母親的求助信后回復說，既然已經有別的醫生告訴她怎麼做了，為什麼還要來問他呢？那位哈金斯醫生——後來的哈金斯勛爵——性情暴躁，他認為同情和關懷的態度毫無用處。這種想法在他從政以後也沒有改變——不久后他當上了總理。

我們站在山丘底下的那一大片原野上，隨處可見螞蚱和蝴蝶。畢蒂·哈洛倫靠在父親的摺疊座手杖上。她剛動完闌尾手術。此時，她正在跟我弟弟說，如果他不把嘴巴合上，就會有螞蚱跳到他的闌尾里去，用鉤子抓破他的肚子再鑽出去。聽了這話，弟弟嚇得大哭。晚上臨睡前，看到弟弟還在嗚咽，母親高聲地說道：「這當然不是真的啦！」多年後，弟弟告訴我說，他對螞蚱這種動物總會沒來由地感到恐懼。於是我就給他講了這個故事。「你是說原因就這麼簡單？」他問。這緣由雖然讓他忍不住發笑，不過也令他震驚。因為，對自己影響如此之久的事情，原因居然會是這麼一件無足輕重的小事。

我也記得自己曾站在山丘的最底部（平原就是從這裏開始的），身旁是一棵多節的古樹，就像《彼得·潘在肯辛頓花園》里的那種，我想象著自己很快就能夠見到精靈們。我把聖誕耳厥作為窗帘放進蟻丘里。還有蜘蛛蘭。我創造了一個安靜的世界。我知道，只要出其不意地急速轉頭，我就能看到小精靈。當然，這並不是說我相信它們的存在，就像我對「牙仙」的存在也持半信半疑的態度。我不相信有聖誕老人，可我還是期待麋鹿的到來。我也會跟弟弟解釋說，雖然家裡沒有煙囪，但麋鹿會從窗子飛進來。每當房間里的光線被調暗而投下陰影時，我和弟弟就放低聲音，熱切地長談起來。我們會討論麋鹿們需要飛得多麼快，才能在聖誕節的時候從英格蘭趕到這裏；我們也會猜想，如果必須降落下來補充食物，那麼這些喜歡吃苔蘚的麋鹿們會覺得樹林和草地的味道怎麼樣呢？後來，弟弟跟母親說起我，說我相信在聖誕節時麋鹿會來，還說它們會吃穆薩沙樹葉和瑪伏提樹葉。母親皺起了眉頭，她顯然是在思索，有些幻想雖然是有益的、必要的，但是怎樣才能協調它們和現實之間的關係呢？看見母親這樣，我急忙開口說：「我才不相信會有什麼聖誕麋鹿！」

這座坐落在山頂上的房子和當初移民們建造的房子差不多。移民到達殖民地時常常很貧苦，房子通常是磚石或瓦楞狀的鐵棚房，裏面分隔著一兩個小房間。早些年，一個非洲家庭往往擁有一片棚屋群落，每一間都有不同的功用，是當時最惹人注目的房子。移民的群落中常建有六個由茅屋、磚石或立柱和泥土搭建的房子，有時會用長滿金色葉子花的藤架連接在一起。地板是由磚塊或紅水泥鋪就的，但通常是搗碎的糞便和泥漿混合成的。非洲人的棚屋沒有窗子，而白人住的房子總會留一部分，有的是落地窗的樣式，裝上薄紗后看上去就像鳥籠。地板上鋪的是蘆葦席或動物皮，床是由條紋狀的牛皮覆在枝幹上搭建而成的。傢具店遠在好幾英里之外的索爾茲伯里，傢具的運送ｒeａｄ.９9csw•ｃｏm都是通過拉貨車進行的。但即便有火車代勞，從車站將桌椅運到各個農場也是一段艱辛的路程。經常會有農場主破產，大多數時候，他們會舉辦農場售賣活動，將各農場的傢具加以回收利用。倘若某個黑人男子看中一塊粗木，那麼傢具的材料就從這棵木頭下手，加上廢棄的汽油桶或石蠟箱子，就可以進行簡單製作了——把這些四加侖容量的罐子兩兩裝入一個桶，就成了長沙發。或將兩個或四個桶倒置過來，橫上一條木板，再放上桶，這就成了餐具櫃、寫字檯、梳妝台。由麵粉袋改裝成的帘子為這些空余時間完成的手工勞作增添了一份情趣。運送到農場來的麵粉是用白色厚袋子裝著的，這些麵粉袋洗過之後就會軟化，而且易於染色。當然，有的帘子是由繡花麻布做成的。

母親終於下床了，也是時候下床了。她說頭髮壓得她腦袋都疼了，於是剪掉了長發，露出了光光的脖子，留了一個「牆面板式短髮」。看著眼前的母親，弟弟哭了，我也哭了。我們坐在一大堆蓬鬆的棕色碎發中，一邊將它們扒拉到自己身旁，一邊放聲哭著。母親坐在邊上，好笑地看著我們。她朝我們說：「對！就那麼做！」然後把那些頭髮都包進了紙里，扔進了垃圾坑。

我們躲到了樹叢的一邊，望著房后的屋檐下，母親正讓畢蒂學著將染了血的布浸到汽油罐子里。母親擺出一副保密局特工的樣子，聲音也放得很低。畢蒂裝出一副軟弱無力的樣子，似乎每一下動作都很難受。我們知道，「男孩子」都不準看罐子里的東西。等她們兩個走後，我們就爬上了罐子，瞧著裏面的東西，我們心想：畢蒂一定是划傷了手或腳，才流了這麼些血。那麼為什麼媽媽不想讓男孩們知道呢？大家都會不小心划傷自己，或是碰傷自己的呀，甚至有時候，那些「男孩子」還會替我們清洗血跡。可是她們倆為什麼會這樣……

我的母親應該是猛然間意識到了，她所期待的事情一件都不會發生。

米歇爾太太離開后，又來了一個泰勒太太。她是丹麥人，雖然沒有報酬，可她依然好心地幫助我們。因為有自己的生活，她並沒有搬進我們的房子，只是偶爾待上幾天，去去回回的。很快，我們就走出了米歇爾太太帶來的那場噩夢。泰勒太太容貌美麗，身形高大，處事冷靜，深得父親的喜愛。父親喜歡跟女人打交道，女人們也喜歡他。父親溫柔儒雅，待人接物也得體周到，而他語氣中隱約透露出的遺憾和渴望卻不是一個小孩子所能明白的。我只知道，女人——鄰居的妻子或是外地的訪客——總是出現在我的童年生活中。父親會坐下來跟她聊天，他們就像身處在另一個時空，那裡比日常的生活更加廣袤和溫柔，而他們之間自有一種歡快和喜悅的氣氛，一種難以言喻的默契。泰勒太太好長一段時間都沒有出現——她應該是搬去了別的地方。那時候，這片土地上的人們總在搬來搬去的，從這個農場搬到那個農場，從一個鎮子搬到另一個鎮子，要麼動身去北方（指尼亞薩蘭或北羅得西亞），要麼踏上英格蘭的返鄉路——因為人們覺得生活很令他們失望。「你要知道，沒人能受得了這種生活。」事實上，女人們尤其忍受不了這種生活。

我立馬轉身跑開了，跑到山下的一株灌木底下坐下來。我抬手從灌木上扯下了一片葉子，瞧見了上面的脈絡和小孔。我把它撕開，結果卻沒有氣味強烈的東西噴到我的臉上和手上。不過，我倒是在灌木上看到了一隻變色龍。它緩慢地搖擺著身體，正在順著一個枝杈向上爬，突然間，它……我一路尖叫著跑回山頂找母親，我在她的椅子里坐下來，父親也在我旁邊。我緊張地向外望著那片灌木。「這是怎麼啦？」「媽媽，媽媽……」「到底怎麼啦？」「有一隻變色龍！」我害怕極了，哭得上氣不接下氣，「那隻變色龍……」「變色龍怎麼啦？」「它病了，它的腸子都出來了。」我再次跑下山，後面跟著母親和弟弟。那隻變色龍已經爬到了枝杈靠上一點的地方，此刻它正靜靜地停在那兒，只有眼睛在來迴轉動著。

家裡每個人都感染過兩次瘧疾，而且是非常嚴重的那種。農場的土地已經清理乾淨，農場必需品也已經安置妥當。房子蓋好后，我們搬了進去。畢蒂·哈洛倫的離開對我們和她自己而言都算得上是一種解脫。母親因為體力不支，卧床休養了好幾個月。米歇爾太太帶著她那性情殘暴的十二歲兒子來到我們家，但後來又離開了。我學會了閱讀，因而總是興緻勃勃地一頭扎進文字的世界中，開始是閱讀印刷在煙盒和食品包裝上的文字、報紙頂端的大號字、陸海空百貨商店的目錄，以及圖片下方的註釋性文字……接下來就是閱讀書籍。我和弟弟在政府為農場孩子們組織的函授課堂上學習。這就是事件發生的軌跡，但與我的記憶——我的童年記憶——關係不大。

有時在被放到床上后，我們會聽到盡頭的房間里傳出大人們的說話聲和母親彈鋼琴的聲音。我和弟弟聊天時總要小心翼翼的，因為我們都知道這本該是睡覺的時間。我給他講著母親說過的睡前故事，故事中既有灌木叢里的動物，也有儲藏室里的老鼠。我突然起了壞心思，想要嚇嚇弟弟，所以就講起了聖喬治屠龍的故事，結果卻把自己嚇著了。「惡龍盤旋在茅屋頂上，身體遮擋住了整個天空，它伸出了利爪，嘴裏在向外噴火。」我當然知道這rｅaｄ.９９ｃｓｗ.ｃｏｍ個世界上沒有龍，可我還是很害怕。同樣，在我認為房間角落裡有兩個邪惡精靈的時候，我也知道這都是自己虛構出來的。總之，母親聽到我喊她時，總會過來輕聲安慰我：「這兒沒有龍，窗帘後面也沒有精靈。」可我卻聽得很沒耐心，因為這跟我想象中的不太一樣，我本來以為母親會責怪我不讓弟弟好好睡覺，會責怪我「胡說八道」。

人類從未丟失過發明創造和即興發揮的才能。即便房子的主人是「支票簿農場主」（1988年，我聽說人們曾出於嫉妒心理而這樣稱呼一個黑人農場主，即便這位農場主並沒有支票簿），房子里也會裝飾著麻布，或是染色后的麵粉袋帘子。也有可能是紅、橙、藍三色羊毛線刺繡的、幾何貼花圖案（幾何圖案在「爵士時代」正當潮流）的帘布。我曾親眼見過一個放滿了古董的農舍——裏面的古董都是真正的英國貨和蘇格蘭貨，卧室的窗戶上掛著磨光印花棉布，睡床周圍是棉布的帷幔,或是繡花麻布製成的防火簾，四面牆壁處堆滿了由上過漆的汽油桶做成的書櫃。

母親每天都要把我和弟弟召喚到她床邊幾次，誇張地說：「媽媽生病了，瞧媽媽多可憐呀！」我現在想起這話，才發覺當時母親的內心一定是極端痛苦的，因為「可憐媽媽」的形象並不是她一貫的風格。可那個時候，我的心裏卻燃燒著憤怒的火焰。而弟弟呢，他總會在母親想要擁抱的時候抱一抱她。當然，我也會給母親一個溫暖的擁抱，可我馬上又會怨恨起來，繼而否認這種情緒。很快，等母親再喚我過去時，我都會拒絕去她的床邊。「媽媽病了。」父親開導我。可我會怒氣沖沖地說：「不，她才沒生病呢！」我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我對母親生病這件事懷有抵觸情緒。

「那孩子在瞧什麼？」

母親也因為自己的近鄰不是來自英國中產階級而有些悶悶不樂。對於母親選擇鄰里的偏好，父親一定是有所察覺的。既然這樣，他又為什麼會選擇定居在這樣一個距離「有教養的人們」數英里之遠的地方呢？有沒有這樣一種可能：他根本不知道這件事對我母親來說有多重要；又或者，他將全部氣力都用在了尋找土地上。隨後，他不得不重新開闢一個農場，開始一段和想象不同的務農生活。父親一直都夢想著做一名農場主，但他記得的一直都是孩童時看到的英國務農方式。

1992年，我站在班基特的一棵瑪伏提大樹旁，幾星期前這兒剛下過一場雨。瑪伏提樹是非常莊重的一種樹，樹葉呈深綠色，樹榦粗壯又結實。同時，它也是非常安分守己的一種樹。但是，它的根部長著一種類似海洋生物的贅生物，如同珊瑚鞘似的伸出柔軟卻光亮的新葉，看上去就像一片綠色的天鵝絨。你絕對想不到，它們會跟上方那些素色的葉子有什麼共同點。猛然間，我想起自己曾衝到房子里，尖聲喊著有一個怪物正在攻擊那棵樹，而被我當成怪物的，是一隻貓一般大小的甲蟲。

與此同時，我和弟弟並沒有間斷學習。老實說，我不得不佩服我們的自律能力，因為這種能力在當時來說是很需要的。我們要麼站在母親的床前，要麼坐在床上（「別煩你媽媽……別倚著她……別……」）學習乘法表、做兒童算術題。相比之下，閱讀課相對簡單得多，母親還會給我們講故事、讀故事。

現在，我終於明白了母親那時候為什麼會生病。那一年，她正在經歷內心的重構，這種情況大多數人一生中至少要經歷一次——完全放棄自己想象中的生活。以前母親的床放在前屋，因為那兒有窗，能望見山巒，但那兒不僅有她的父親約翰·威廉的嚴密注視，還有那位冷冰冰的、安守本分的繼母對她的看守。她曾認為擁有體面的生活不僅是她的權利，同時也是她的未來。圍繞在她身邊的一切也都曾預示著這樣的生活：銀質茶盤、英國水彩畫、波斯地毯、紅色皮革的名著、自由百貨的窗帘。可她如今卻住在一個泥屋裡，從高床上望向外面，她所能見到的只是非洲灌木，還有小山坡上聚集的農場。

畢蒂·哈洛倫的皮膚是金色的，可在她身著棉布連衣裙時，從她V形領口露出來的皮膚卻微微泛著紅色。我們靠近了看，發現那是一塊紅色和奶油色的混合物。於是我們兩個小孩嚴肅地討論起來，為什麼紅色果凍和奶油會跑到畢蒂的肉裏面。「是從一個孔里灌進去，然後擴散開的。」我們找借口去靠近她，又因為緊盯著她而被訓斥。經過一番折騰，我們終於發現了那個「孔」根本就不存在。因此我們得出結論，畢蒂一定是將果凍抹在了身上，然後滲到了皮膚下。「媽媽，紅果凍和奶油怎麼就跑到了畢蒂的皮膚里呀？」「什麼紅果凍？瞎說！」這個秘密被我們拿來嚴肅地分析和討論起來，當時我們正坐在屋檐下，身邊還待著貓和狗。「也許不是果凍，而是烤牛肉滴下的血！」「那白色的硬幣又是什麼呀？」

與此同時，她也已經做到了自己的極致——高效、巧妙、強有力地利用了自己在灌木區和農場上發現的一切。

接著，米歇爾太太帶著她兒子來了，她是來「幫助」母親的。弟弟跟父母同住一個房間，我跟米歇爾太太住一起，她的兒子則住在最盡頭的那間屋子裡。

我的父母多年來一直堅信，好的機遇能帶來成功。母親也許沒能立刻就預測到，跛腿的丈夫不可能成為灌木地區舉足輕重的人物，他們也永遠無法像博覽會誇口的那樣發筆大財。但rｅaｄ•９９csｗ•coｍ她確實預見到了，曾經的夜宴派對、音樂晚會、茶話會和野餐活動從此將一去不復返。也就是說，她察覺到內心深處的某種東西受到了扼制。遠赴波斯的時候，她將所有中產階級的生活必需品都帶了過去。現在來到非洲，她又帶來了出行拜訪和「應酬」時穿的衣服，還有名片、手套、圍巾、帽子和羽毛扇。她的晚禮服每一件都精緻又優雅，哪怕是去政府大廈那樣的地方也絕對不會遜色。也許，她的確暗想過自己會有那麼一天。即便她曾經違抗過她的父親去做了一名再普通不過的護士，她也從沒想過要放棄家族賦予她的中產階級地位。她的孩子們將會實現她的抱負，甚至做得更好。說起到達非洲的第一年，在仔細對周遭的環境和鄰居們進行了一番觀察之後，她只是決定要晚些時候實現自己的抱負：農場不久就會成功，然後她就可以回到英格蘭，把孩子們送去好學校上學，那時候真正的生活才要開始。

大人們的世界無序又混亂，到處都是秘密，讓人摸不清頭腦。就在這樣的一個世界中，兩個小孩子在努力地讓一切都各安其位……

我非常震驚，眼前發生的一切就像一場夢。我剛剛看到了變色龍的腸子露了出來，現在……這件事居然再次發生了，我立馬放聲尖叫了起來。「噓……」母親將我抱緊，輕聲對我說，「不要緊，它只是在抓蒼蠅，你沒有看見嗎？」我還在因為厭惡和恐懼而顫抖著，不過也確實有那麼一點好奇。此刻的我被母親緊實地摟在懷裡，正踏實地站在地上。「等等，快看！」母親說道，只見變色龍猛地吐出了棍棒似的舌頭（一個厚厚的肉質根），但很快又收了回去。「這下看見了吧？」母親說，「這隻是它捕食的方式。」我崩潰地嗚咽著，母親將我帶回了山頂。不過，我如今已經學會以成人的視角看待事情。每當看到一隻變色龍，我所習得的知識就告訴我說，變色龍會吐出一個又大又厚的舌頭，只可惜我再沒能像第一次那樣見上一回。

我無能為力，任憑記憶如何哄騙、勸誘我，我也只能想起這個事實——沒有一件事情糟糕到可以解釋為什麼我對這個女人會如此恐懼。或許本來就沒有什麼虐待或毆打行為，有的不過是憤怒的話語，還有這名厭惡黑人的女士發出的高分貝的謾罵聲。

母親認為自己的心臟不好，她從一開始就認為因為心髒的問題，自己隨時都有生命危險。不過，母親去世時已是七十三歲高齡，而且是死於中風，並非心臟病。在很小的時候，我就知道心臟不好的人是有心理優勢的，我相信母親謊稱生病是為了博取同情。我還相信，我的父親並沒有被矇騙過去。

就算手頭確實很緊，有一件物品是必須購置的——以木材為燃料的卡倫多佛爐子，幾乎所有的農戶都有這麼一個爐子。一個初來乍到的年輕移民可能會在一座泥屋裡住上一段時間，在波紋鐵棚下的廚房裡，他可以用這樣的爐子生火。

整個童年生活中，父母一直在跟我和弟弟說，我們的生活是多麼寒酸、多麼貧窮，我們的權利被剝奪得多麼徹底。我相信了這些話。可是後來在學校，我卻遇見了真正出身貧寒的孩子們。在南羅得西亞生活著這樣一群白人：他們勉強能填飽肚子，常常欠債、躲債主，吞噬他們的是酒精和生活的殘酷無情。最近，達芙妮·安德森出版了童年紀事《討厭鬼》（Toe-rags），書中的小女孩生活就非常貧困，照顧她的常常只有黑人奴僕；而且，雖然我們年齡剛好一樣，可是跟她相比，我的童年生活實在算得上平和安寧、衣食無憂。無論怎樣，辛巴威的黑人們都不太可能會閱讀這本書，因為那裡的人們仍然願意相信，從過去到現在，每一個白人都是富人。此外，已經有事實證明，白人們也不太願意去捧讀這本書，因為他們不願意去想，在南羅得西亞這塊英國殖民地上，白人們曾經生活得如此卑微和不堪。在這本書中，「白人至上論」所構築起來的瑰麗神話顯得悲涼又凄慘。不過，漂亮的作者二十幾歲就嫁人了，而且嫁得很好（正如我們常說的那樣），生活很幸福。我希望在辛巴威的歷史課閱讀清單中，這本書能夠找到它的一席之地。

如今，我發現童年和成年的記憶很難調和。曾經有那麼一段時間——我已在英格蘭，正在力圖通過對記憶的嚴密把控來梳理人生，但我發現自己丟失了一整段時間內的記憶，就像出現了一個深淵，一個黑洞。年復一年，它似乎沒有發生變化，然而我對外部事件的記憶卻十分清楚。1925年1月，我們全家在里爾福迪亞。1925年1月至1927年7月，我在斯科特夫人那裡。這期間，我還在盧姆巴福帕克公園學校上了一學期的課。要把這些模糊而冗長的記憶全都塞入一年零九個月的時間里，簡直是不可能的，所以最初我很輕易地就放棄了嘗試，不過後來卻只能努力地去回憶，回憶過去……我只得承認，從我踩著泥水（用作家裡建房時的泥灰）到後來去學校上學，這兩件事的時間跨度不到兩年。直到現在我還在疑惑，事情不應該是這樣的，可是事實的確如此。

我們家的房子跟這些早期房屋只在外形上有所不同：它是長形的房子，被隔成了多個房間。在一張拍攝於19世紀90年代初期的照片上，有一家醫院跟我們家的房子很像。那家醫院先是由帕特里克修女院長打理的，後來則由護士們經營的醫院——多米尼加的修女們是最早踏足這塊九*九*藏*書殖民地的女人。那家醫院前面是一個個的游廊和門廊，別的房間通過一段藤架被接到房子上。至於內部裝飾，我家的房子則要優於絕大多數房子——我們在客廳里擺放了一個由灌木加工而成的餐桌，這樣就可以邊吃飯邊欣賞山丘下的風景；淺灰色泥牆沒有再進行粉刷，因為它和自由百貨里買來的窗帘非常搭配；其他椅子、書櫃和一把長靠椅都是從農場售賣活動上購置的；寫字檯是上了色的汽油桶。透過房間里的蚊帳，約翰·威廉·麥克維格和他的第二任妻子（持有異議牧師的女兒）可以望見游廊,以及成排的裝著天竺葵的綠漆汽油罐子和石蠟罐子。隔壁是我父母的房間，裏面有優質的床墊、床上用品、自由百貨窗帘和波斯地毯；汽油桶做的架子上放著銅質臉盆和水罐。旁邊的房間最初是我和弟弟一起住的，後來成了我的房間。房間的地板上鋪著蘆葦席，床單是染成橘色的麵粉袋子，臉盆架和衣櫃漆成了橙色。盡頭的小房間里也有蘆葦席、汽油桶改制的洗臉台和衣櫃。畢蒂·哈洛倫曾在那間屋子住過一年，她用靚麗奪目的絲綢給麵粉袋窗帘都綉上了花，這些絲綢的顏色二十年後依然鮮艷。

就在不久前，我收到了一份尚未出版的個人回憶錄，裏面講到一位年輕的英國女士帶著孩子來到老羅得西亞的灌木地區。她沒有田地，房子也還沒蓋起來，更重要的是她沒有錢，所以不得不艱難度日，勇敢面對蛇和其他野獸，以及叢林火。她不得不學會在蟻丘里做麵包，在廢棄的汽油罐子上烤蛋糕。她討厭待在這裏的每一秒，對黑人總懷有一種恐懼和反感，所有的事情都讓她覺得難以應付。讀到這裏，我自然而然地拿她跟我的母親比較了一番。我的母親沒能如願開闢菜園，因為可能會被上漲的河水淹沒；她既不會見了蛇就跑開，也從不因為一場暴風雨就情緒失控。還有一份來自肯亞的傳記手稿，主題大致相同：自怨自艾。主人公對每件事都表現得無能為力，好像蓄意而為似的。這兩個回憶錄都讓我回想起母親經歷過的最糟糕的事情。很難相信，面對荒野和其他重重考驗，這兩位作者的頭腦里首先想到的是——「自己是否還屬於中產階級，是否還是『有教養的人』？」

米歇爾太太跟她的兒子總是對黑人仆佣們大吼大叫。父親對此提出反對意見時，她嚷嚷著說我父親對這國家情況根本一無所知。她對我父親說（這或許是我第一次聽到白人的陳腐看法）：「你不明白我們面臨的問題，對這樣的人只能動粗，他們就是一群野蠻人，是剛剛從樹上爬下來的，你得讓他們知道自己的地位，讓他們老實點！」（就像特魯比·金博士訓導的那些嬰孩。）

早期的移民房子曾被加高過，後來又遭到了拆除，取而代之的是標榜著成功的、有天花板的實心磚房屋。作為主要的農戶住宅，裏面有很多房間。

米歇爾太太是從極度貧困的生活中走出來的。她當時跟我住在一起的時間沒有超過一個學期，甚至還不到一個假期。儘管如此，我還是忍受了無窮的痛苦和恐懼。在令人窒息的黑暗中，我躺在一頂蚊帳下，米歇爾太太睡在另一頂蚊帳里。我聽到聲響，判斷出她正在喝酒，一會兒，酒瓶滑落到了床邊和蚊帳之間，又「咚」地一聲掉在了席子上。接著，她打起了呼嚕，在床上來回翻著身。隔壁的房間里，她的兒子在睡夢中喊叫起來。有一次，米歇爾太太跟她兒子大聲爭吵起來，母親聽到聲響後過來制止。米歇爾太太出現在門口，手拿一支蠟燭，接著，蠟燭從她手裡落下來，燭油濺起來，燭火也變長了，在蚊帳上燒出了一二英寸的洞。

父親一直都跟其他女人維持著一種溫柔的、柏拉圖式的友誼（這種友誼在當時看來可能習以為常，如今卻需要解釋清楚）。母親也有自己的仰慕者，他們知道在這樣一個小地方，母親所具有的非凡才能實在是浪費了。這些仰慕者中有一個叫喬治·勞斯的男人，他是勞斯小姐的兄弟，而這位勞斯小姐是錫諾亞的一名老師，還是我父親的一個表親。勞斯先生擁有一份木材租約，位置就在那片兩河之間的政府土地上。正是這位勞斯先生為母親製作了一個裝置，讓她在病床上也可以讀書。他還打造了一個床支架、鋼琴凳，還有碎木原料的沙發和椅子。除了這些，幾個「臨時桌」也是出自他之手。這些桌子異常沉重，即使上面沒有堆滿書報和雜誌，要挪動也幾乎是不可能的。

有時，我們也會若有所思地盯著大人的手指甲看好久，不太明白粉色的指甲里為什麼會有一小塊是白色的。「媽媽，為什麼上帝把你的指甲做了一半？」「做了一半，什麼意思？」「你看，上面有個洞。」「在哪兒？這根本不是洞啊！」我們還看到，長在大人胳膊上的毛每一根都是金色的，但是它的一端卻扎在棕色皮膚里。哦，還有氣味。畢蒂的身上有一股強烈的酸臭味，讓人聞起來很不舒服。母親的氣味是充滿活力的，聞起來會有點咸。父親呢，他散發著男性的氣味，還有濃烈的煙味。

除了這些，我們的房子沒有其他特別之處了。每天早上，我們需要為油燈添油，因為那時的農場還沒有通電。茅屋下的水車帶有兩個並排放置的木桶，水龍頭絕不能漏水，因為每一滴水都是來之不易的。沉重的水桶都是牛從山下費力拉上來的，每周三四次。山下20碼處的廁所像是一個鑽了孔洞的包裝箱，因為下方是二十英尺深的坑，整個小屋就坐落在那兒，門前掩hｔｔｐs://ｒｅａd•９９ｃsｗ.ｃom著一戶茅草屏。鐵絲網圍成的雙層牆裡堆滿了木炭，上方的容器里不斷有水緩慢地留下來，加之紗櫥里不斷有風通過，因此裏面的食物能夠得到冷藏。要是有一個農舍接上了電、用上了活水或者安置了室內廁所，鄰居們都會被邀請來參觀，所有人都在分享著這份成功的喜悅。

我簡直不敢想象，父親在那一年是怎麼度過的。妻子「心臟不好」，這自然成了她不用下床的理由；家裡沒什麼錢，可每當妻子病情加重時，還要從錫諾亞請來醫生。家裡有兩個孩子，大的不到六歲，小的只有四歲，正是需要細心呵護的時候，可家裡迎來的卻是米歇爾太太和她的惡霸兒子。父親自己奮力地清除地里的根株，處理灌木，開墾田地。他必須一天到晚地在山下的田地里忙活，因為只有田地開墾好了，才能種植莊稼。與此同時，家裡欠的土地銀行債務也增多了。

我們一遍遍背誦乘法表，還從一些小書上認識了英國的花和樹木，其中有一本書叫《法國沒有眼淚》（French Without Tears）。後來，從索爾茲伯里來了一些檢查員來看望農場的孩子們。他們讚揚說：「不錯，學得很棒。」的確，我和弟弟已經走在了同齡孩子的前面。儘管這樣，我們也必須去學校上學，這是法律的規定。再說，孩子們也需要學著成為一個社會人。

某天，我在夜裡醒來，發現自己被一陣毛骨悚然的沙沙聲包圍了。我支著胳膊坐起來，透過白色的蚊帳向外看。沙沙聲蓋住了心臟跳動的聲音。方形的窗口發出亮光，一次，兩次。等等，難道有一輛汽車開到山坡上來了？那亮光就是它的前燈發出的……不對啊，父母的房間是黑著的，他們沒有起床，顯然這麼晚也不可能有車子來。聽起來，整座房屋都像是在輕聲細語。山丘下的水塘里有青蛙和蛤蟆，它們的叫聲充滿了我的耳際。我一下子反應過來，外面應該是在下雨。我聽到的聲音是乾燥的茅屋被雨水打濕、向外膨脹發出的聲音，是青蛙在雨中歡躍著的聲音。在我看來，我身邊萬事萬物的發生都是恰逢其時的：茅屋頂棚被從天而降的雨水浸濕；蛙聲大得好像它們就在山下，可實際卻有幾英里之遙；雨水舒緩地飄落在大地和葉子上；閃電呢，離這兒還有很遠的距離。緊接著，順應雨夜的慣例，雷聲突然間就炸響了。我心滿意足地躺回到了蚊帳下，一邊聆聽著外面的聲音，一邊慢慢地進入了夢鄉，夢裡是敲打著的雨聲。

我很害怕米歇爾太太的兒子，只要是他在的地方，我就不敢靠近。他大概十二歲，可在我看來，他就像一個成年人那樣健壯。他會折磨和戲弄黑人仆佣的小孩（piccanin），追趕、作弄那些貓和狗。他不僅用彈弓來打鳥，一有黑人經過，他還會用彈弓瞄向人家裸|露的腳踝。

我躺在床上讀著瓦爾特·德拉·梅爾的《三隻忠心的猴子》（The Three Royal Monkeys），裏面講到其中的一隻猴子吃了一個橘子，它覺得橘子很容易分瓣送進嘴裏。我不明白，它怎麼可能會有這種感覺？我在讀書時也吃橘子，但總覺得橘子瓣大得放不進嘴裏，可是我顯然比小猴子要大得多呀。那些小猴子總在山丘下的叢林里蹦躂著，偶爾也會跑到我們的房子里來轉一圈，接著又跑回山下去。那麼書里這隻猴子吃的橘子，難道是指我吃的那種橘子汁小球嗎？就是那種每顆都包裹在小袋子里，一咬開就噴濺到舌頭上、四溢出味道的小球？但這也不可能，因為小球不是分瓣的。我躺在床上想啊想，一邊讀著一邊思考著……這三隻猴子肯定要比我見過的叢林小猴大得多；把橘子皮剝開的時候，它們身上的毛擋住了噴洒出來的汁液——我也讀到了，橘子皮的小孔能「噴東西」。後來，一看到家裡訪客的臉上和脖子上的皮膚毛孔很粗糙，我總會偷偷地盯著那些積聚了「水」的毛孔。我猜想，要是把它剝開，那層皮膚會不會也噴出什麼……

就我的體驗來說，這位太太是個殘酷的人，她的兒子也是個小惡霸。米歇爾太太酗酒，在她離開后——她只在這裏待了幾個星期——我們發現灌木下、碗櫃里堆放著許多空酒瓶。她的身上總是散發著酒精的味道。真實的米歇爾太太到底是怎樣的呢？說她既要當保姆，又要為一個生病的主婦管家，自己還有個到了上學年紀的兒子，想來她生活一定很艱辛。她是寡婦嗎？是被拋棄的？又或許，她是因為丈夫太過殘暴，所以才離家出走的？當時，全球經濟還沒有出現大蕭條，女人們會在丈夫失業后出去找工作。無論找到什麼樣的工作，她們都會去做。

在1925年1月至1926年9月這段時間里，發生了一些事情。

也就是從那時起，我們小孩子也開始常常跟著父親去山下。後來，我家的馬兒死了，因為這片土地不太適宜馬兒的生存，它們都得了病。不過在另一端的沙質草地上，馬兒們卻茁壯成長著，那裡的人們愛好賽馬。我們買了兩頭驢，父親騎著其中的一頭，我和弟弟則被安頓在另一頭上。後來我們又有了一輛車，是輛越野車，是個「三手」或者「四手」貨。我們小孩子，還有兩條歡樂的雜交狗（它們叫「獅子」和「老虎」）都跟著父親一起下了山，一路上還帶著盛裝冷茶的瓶子和商店裡買來的餅乾。我們在灌木叢里玩耍的時候，母親就躺在家裡的床上養病，米歇爾太太在旁邊照顧她。

「多麗絲，你在幹什麼？那樣盯著別人看可是很不禮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