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造了一個簡易的房子，而不是連接在一起的小屋群。這是一座磚房，波紋鐵皮屋頂覆蓋著並排的三間屋子，外部是跟房屋等長的一個游廊，磚垛上面生氣勃勃地或站、或懸挂、或纏繞著各種植物。這裏也養著友善和溫馴的狗——就跟其他地方的一樣，有漂亮的貓，瓊喜歡貓，而鮑勃喜歡狗。鮑勃養的是一隻名叫「斯特拉」的漂亮阿爾薩斯雌犬，瓊養的則是幼犬，我把它們寫進了《兩隻狗的故事》（The Story of Two Dogs）。我第一次看見我的狗比爾，就是在這房子後面的空地上。它當時正陶醉在滿月下，享受著幼犬的快樂。這塊空地夾在各種建築中間，這裏很適合建一個農場，但只有一個牛棚，裏面養著一頭奶牛。瓊都是自己來擠牛奶的，她不允許丈夫來弄，因為他「手太笨拙，牛會不舒服」，她經常這樣說起，而每次鮑勃都一聲不吭，只是露出咬著煙斗的牙齒，靜靜地笑著。

夏托克家住的房子由六個圓形茅屋以及葉子花覆蓋的棚架組成，這座房子坐落在一條深河的石岸邊上，當上游下雨的時候，河水會從十英尺高的石牆上奔流下來。夏托克家中到處都是那個溺亡孩子留下的照片，然而這個家庭所遭遇的不幸遠不止如此。誠如夏托克夫婦總說的那樣，迪克跟天使一樣美麗，就像溺亡的那個孩子。然而後來，迪剋死在了戰爭中。雷昂納德·夏托克是個皮膚被晒成深棕色的瘦高男人，他總是煩躁不安、精力充沛，後來意外死於血吸蟲病。南希·夏托克去了英格蘭，成了一名注重默觀的修女。他們家還有兩個男孩——吉姆和尼克。有那麼兩年時間，我跟吉姆瘋狂地陷入了愛河。在我的一生中，很少有情愛體驗比得上那一次。一上午，我們四個孩子都在河邊的小丘附近爬上爬下。吉姆站在我面前，那灰色的大眼睛一眨不眨地凝視著我的雙眼，他輕輕地、慎重地、緩慢地從我剛剛發育的左胸前的棉布上摘掉了一叢樹種。我努力讓自己回望著他，連呼吸都似乎停止了。

拉蒂家也是個不幸的家庭。小寶貝的漂亮哥哥得了糖尿病，「他隨時都有可能死！」拉蒂太太給農場打了一個又一個電話，似乎期盼著在哪兒的某個人能夠有一個答案。這事發生在胰島素被發現之前，後來這個小男孩病死了。拉蒂先生不久后也去世了，我猜他是死於黑尿病。之後，拉蒂太太返回了故鄉英格蘭。

不過，相比這些夢的故事——或者說其中的情節，我更感興趣的其實是凈化內容、把危險剝離出來。通過一遍遍查看和回放當天發生的事，我把冗長的一天壓縮成了一本小人書，而且越翻越快。這是一種凈化行為，也是一種壓縮行為。我在學習如何快速地壓縮「時間」——當然，日子還在向前爬行著，幾年內也許依然如此，但我可以把一天的時間壓縮成有限的幾件事情。像所有人一樣，我的一生中，偶爾也會被噩夢侵襲，但在成人之後，數量其實屈指可數。噩夢最為肆虐的時候，大概是我七八歲的年紀。誰知道呢？也許實際上還要早一些。

我住的宿舍房裡，有一群女孩佔據著主導地位，可她們的「風氣」並不好，因為女舍監是這樣告訴我們的。（女舍監最近才從英格蘭來，現在又準備回去。）她們很普通，她說，學生們在分開后就會成為命運不同的人，普通女孩們從學校畢了業就只能做個店員或者影院服務員。無論如何，我發現母親對「體面」、「稍欠體面」、「普通」的偏見對我的影響少之又少，因此在我看來，女舍監的訓誡似乎只有荒唐可言，殖民地強大的民主精神是她所不能理解的。（民主就是白人的民主。）比如，那個時候很普遍的情況——從殖民地開發伊始就是如此——較富餘的農場主們會在周末舉辦開放日，歡迎每個人來訪，包括農場助理、車庫技工、警察，還有在奮力度日的其他農場主。可是現在，小鎮上的氛圍日趨勢利，而且有可能變得更糟。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初期，在農場游廊上進行的話題都是經濟大蕭條、價格下跌、艱難時光、破產，等等。如今，當初那些經營者的孫輩們仍在那裡務農，也仍住在那些房子里（雖然房子經過了大的整修和擴建），這些人被稱為「高科技農民」。而班基特呢，它成了一個「高科技園區」。

我並沒有對他們夫妻之間的戰爭無動於衷，而且雖然如今很多時候我都在製造田園詩一般美好的聲音（過去也是如此），但我也曾處在激動和愚蠢的情緒中。這也確實是個非常奇怪的事情。在家的時候，我很同情父親，因為我認定他在遭受母親的迫害。可是到了這兒，我的同情對象發生了變換，我開始跟瓊聯合起來對抗鮑勃。「多麼冷血的人！他待她這麼不好！」當她哭泣的時候（每天都哭，每次哭半天），我總要安慰她，不斷驚呼著男人們的愚笨和麻木，直到我一秒鐘也忍受不了她或者我自己。最後我跑進灌木叢，就像在家裡時那樣。鮑勃走進來，靜靜地坐在那裡吃東西，全然不管瓊是在嘆息、驚呼，或是在向我訴說對他的不滿。從他進來開始，我就一直坐著，用憤然而苛責的眼光注視著他。然後，瓊跟我就坐到了游廊的一端，因女人的敏感而結成了同盟。而鮑勃呢，他坐在另一端，邊吸煙邊閱讀著英格蘭的各種報刊，大多是務農信息。我們長時間地、一次又一次地看著鮑勃那挖苦且諷刺的眼神，時不時地或嘲笑，或低聲驚呼著他的野蠻行徑。若實在對我們無法忍受了，鮑勃就帶著狗一起去灌木叢。儘管非常炎熱，可他一股腦兒往前走，把冗長而高聲的抱怨和苛責都留在身後。

我們和科爾伯恩家彼此交換書籍和雜誌。

我舒適地待了沒多久就離開了。我必須離開。

距離西里爾·拉特家一二英里開外的是拉蒂家。拉蒂太太身段纖細，就像時裝書里的模特那樣有著楊柳般的身形。她穿著漂亮的輕薄長裙，這裙子就是她為自己縫製的。她衣裙上的袖子往往都是泡泡袖，主體部分取自裙子的半塊材料，底部用的則是一半蟬翼紗。這蟬翼紗透明且挺實，被束成了個彩色的「泡泡」，她那遮掩著的漂亮手臂總能惹人窺上一眼。拉特太太顯然發現了這兒的農場主和他們的妻子都是無趣和守舊的人，但她仍會舉辦一些精彩紛呈的派對，並且還提供一些我們從未聽說過的食品。拉特太太有個小嬰兒，這也就是我無法遠離她的原因。我喜歡這個寶貝，簡直對他愛到了極點，一心只想著把他抱一抱、摟一摟，就好像他是——不，不是我的，根本就不是——又成了我的寶貝弟弟一樣。我可以從自己對這個寶貝的記憶中推斷出，我曾對寶貝哈利擁有怎樣強烈的感情。在我的一生中，好幾次我的雙臂突然疼起來，它們渴望著能擁抱一個小寶貝——這兩條手臂屬於一個渴望擁抱寶貝弟弟的小女孩，長大的哈利已經不記得我們幼時的親昵。

我一邊聽，一邊深深地厭惡自己錯把不合邏輯的偽裝行為看成美德。我瞬間丟失了自己的宗教信仰。我對母親說，新教徒確實把天主教徒燒死在了火刑柱上，就像天主教徒對新教徒做的那樣——修道院圖書館里，那些棕色包裝紙的書籍中不僅有警示巫術如何危險的故事，也有對新教徒作惡歷史的描述。我已經脫離了理性的思考，變成了一個無神論者。但實際上，我終結的是新教徒身份與天主教學校之間的衝突。我不用再受父母焦急地盤問是否被天主教教徒「逮住」，面對聖母馬利亞那甜美卻淡漠的微笑，我也無法將對她的愛痛苦地維持下去。

多德家的農場在距離班基特車站不遠的地方，他們家裡有四個兒子。多德太太身材嬌小、親切和藹，就跟馬修斯太太一樣。多德先生身材修長而且英俊儒雅，他跟四個兒子一起打理農場事物，這些小助手都只有六歲左右。多德太太一直想要個女孩，可當初在看到第四個兒子出生時，她丈夫說：「好了，親愛的，就到這兒為止吧，我們養不起了。」每次去拜訪的時候，哈利立刻就會加入到多德家的「男子軍團」里。有時我也會一個人去他們家，跟多德太太坐在游廊上，一坐就是一整天。在這期間，她一邊問我都做了什麼事，一邊溫柔地朝我笑著，但也不停地嘆著氣。然後，她會再給我塞一塊果醬餡餅或者一塊蛋糕——就一塊。

我在一個學期里曾創辦並編輯了一份宿舍房雜誌，而且幾乎負責了全部撰稿。在這本雜誌中有一個社會新聞專欄，還有一些詩句描寫了出名的或者炙手可熱的人物。這些紙頁在宿舍里傳來傳去接受審閱，大女孩們還派了一個代表來告訴我將其中的這個或那個內容刪去。「我們都不想讓女舍監看到它，對嗎？」我對此驚愕不已。真相就是一切，我們有權利也有義務必須講真話……可我還是把她們標記出來的文字刪除了。這就是我經歷的第一次審查，結果是專制贏了。

沒得過痢疾的人永遠無法相信，腸子劇烈絞痛時，就像是鳥嘴在戳，或者用手在擰。得痢疾的時候，弟弟滿臉驚懼地躺著，發出痛苦的尖叫聲，父親則選擇堅韌地承受，就像一個老兵那樣。我也得了痢疾。母親也是，可她仍堅持照顧我們仨，卻對自己的疼痛保持沉默。還在康復期的我總是眼淚汪汪、虛弱無力。我求著母親：「抱抱我，抱抱我。」就在剛才，她正親切地緊擁著那個痛得打滾的孩子，但每隔幾分鐘，疲憊的她就被另一個孩子召喚過去。她輕輕地躺下來，將一條胳膊伸出來，讓我的頭枕上去，嘴裏嘀咕著：「天啊，哦，親愛的，這又是怎麼啦？」話音剛落，她便睡著了。我屏住呼吸躺在那裡，心想或許她醒來的時候會……這時我看到幾英寸外母親的臉上露出了痛苦和擔憂的表情，我誘哄著她：「抱抱我，抱抱我。」只聽她嘆了口氣，又略帶嘲諷地模仿了我的話：「哦，哦，抱抱我。」跳跳虎又學著說了一遍，嘲笑起這個生病的小孩和她的胡攪蠻纏。後來，「抱抱我」成為了一個家庭玩笑，也避免了尷尬——我因為記得自己最近曾乞求過愛而感到的尷尬。

我已經是個十歲的大孩子，正在邁入人生的關鍵階段。尤其是，我還在為一場考試接受專門輔導，已經缺了很多課。我離開二十四張床和血腥的畫像，住進了大女孩們的宿舍。這是修道院里的古建築——至少有三十年的歷史——能讓人聯想到一切古老的東西，包括幽靈。這兒的房間都比較小，每一張床都遮有帘子，就像修女們的住處一樣。每張床旁邊都立著白色的床簾。我們爬上床后，就要拉上帘子。睡覺的時候，那些天主教女孩們會把雙手交叉搭在胸前，嘴裏說著「聖母馬利亞，如果是為你，我會在睡夢中死去，請把我的靈魂也帶走……」等。

我的意思是說，永遠別讓自己陷入困境。換言之，我所抵觸的是人類生存的普遍情況——為境遇所困的情況。

她們有的會嫁不出去。有一位老師，年紀不小了，大概有四五十歲，頭髮灰白、臉色淡漠、身材削瘦，總穿著平跟的便鞋和厚長的筒襪。她教的是歷史課。聽到教室外響起她的腳步聲時，我們都會寒戰起來，就連那些風氣不好的女孩們也一樣。可是為什麼呢？她從不打我們，也不曾威脅過我們，令我們戰慄的是她那傲慢、尖刻、易怒的性格。她會手握教尺站在那裡，一個個掃視那些壞風氣的女孩，音色沉穩地說她們是一群下等人，是渣滓，她們之所以自命不凡是因為還不知道自己在一個有學識的人眼中是怎樣的形象。她那冷冰冰的眼神繼續移動著，似乎從未停止似的在教室里逡巡著，從一張臉轉向另一張臉。然後，教尺精準地落在講桌上，她開始講課了。那一年裡，她給我們講的是《古代史》。她一邊講課，一邊要我們記下她說的話。母親給我寄來了古代史雜誌，因為那正是古代史學習鼎盛的時期。歷史老師把它們拿走了，說下節課時再還給我。她確實說到做到，而且還告訴我：「你可以把裏面的圖片剪下來粘到練習本上，然後展示給別的女孩看。也許你們中的一兩個人可以因此受益。」

在期末音樂會上，我表演了一個「滑稽劇」，就是用一隻手為讚美詩彈伴奏，我被深深地烙上了羞恥感。因為那次失敗，在班級里第一名的成績以及聰明的「跳跳虎泰勒」的身份都成了無關緊要的事。儘管過去的許多年裡，我都上著昂貴的鋼琴課，但就像曾經放棄宗教信仰一樣，我也放棄了鋼琴。事實就是這樣。

再度把自己放進某個場景中時，我感覺到了赤|裸裸的寂寞、孤獨以及焦慮——我就像一個自我防禦的瞭望台。簡言之，這種感覺陪伴著我和所有其他人，直到我們在某個群體、家庭，或者團隊中為自己開闢出一片小天地，在那裡，冰冷的空氣不會像現在這樣殘暴地將柔嫩的皮膚蹂躪。「跳跳虎」識破了我的動機，在學校里，我逗女孩們發笑，也逗老師們發笑。這些老師從各方面來看都不同於修女們，她們幾乎都是年輕的英國人，教一兩年書之後就會結婚。農場主的妻子們開玩笑說自己開的是婚介機構，因為在家庭女教師和母親的幫助下，她們在一年內就結了婚。這些年輕女子輕快活潑、講求實際，她們教給我們的並不局限於課堂知識。每個人都會談及自己逃離的東西，包括失業的境地、失業救濟金。她們說，很多人離開家鄉去別的地方了，比如澳大利亞、加拿大，還有非洲，而促使他們逃離的，正是奧威爾和帕特里克·漢密爾頓筆下的那骯髒粗野、蕭瑟凄涼和醜陋可怖的英格蘭。雖然這兩位作家的書我是後來才讀到的，不過我早已從那些選擇逃離的年輕老師那兒聽說了書中的文字。

母親在每封信里都交代我考試必須考好——這相當於初中升學考試——她還給輔導我的女老師寫信和打電話監督我的情況。「跳跳虎」受到了控九_九_藏_書制，我開始靈活起來，「聰明地」對付著巴克斯特太太（我猜她已經結婚）。她的形象無數次地在我的生活中閃現：一個滿頭金髮、長有雀斑、身體健康的女性。我覺得這一形象肯定讓我聯想起了幼時感受到的暖意，也許是來自那位丹麥女人泰勒太太。在給母親回信時，我幾乎沒有察覺到焦慮的情緒，總是心情歡樂地寫些「聰明的」措辭。

這個地方在國家的東部，距離魯薩佩河不遠，有索爾茲伯里——烏姆塔利鐵路經過。這裏的人不務農，雖然收入來自英格蘭，但在生活水平上卻不如馬蘭德拉斯的「支票簿農民」。他曾在戰場出生入死，後來負了傷，現在領著救濟金。她擁有不多的錢。他們是十足的英國人，如今之所以居住在南羅得西亞，是因為在這兒能節儉度日。沒有人能像沃特金斯一家那樣在離開英格蘭之後變化如此之小。他是一個瘦高個男人，腦袋細長、有些駝背，雖然話不多，但總抱有懷疑的態度，厚嘴唇里常叼著一隻弧形的大煙斗，灰色的眼睛會在煙霧中半眯著，緩慢卻敏銳地審視著他的妻子和一切。父親稱他是「諾福克來的男人」，他們兩個是遠親。他的妻子長著金頭髮、藍眼睛，身材很胖，有些蠢笨的樣子，但脾氣很好，父親說她是「典型的撒克遜人」。戰時，在皇家自由醫院，她曾作為護士受訓於我的母親。她說我母親要求嚴格，但為人公正。遙想當時被訓斥的情景，她總會大笑出聲，繼而漸漸低落下來。她會淡淡地笑著說她丈夫鮑勃，也就是那位「諾福克來的男人」是個冷酷的人，簡直冷酷到令人難以想象的地步。鮑勃和瓊又是這樣一對夫妻——他們讓我好奇甚至感到害怕的是，那神秘的自然之力居然會讓這樣的兩個人用盡一生的時間來折磨彼此。

我的年紀顯然還不適合聽這樣的婚姻哲理。在那個年代，人們不會離婚，如果真的離了，那就是一樁醜聞和一例暴行。鮑勃和瓊不能離婚，因為他們都依賴對方的那點收入。他們一個需要嘆息、受苦、被誤解，另一個需要維持高傲和被誤解。對於這樣的事，我絕不能忍受。私下裡，我流著滾燙且憤怒的淚水，既因為瓊和鮑勃的不幸婚姻，也因為被錯配的西里爾和愛麗絲的不幸。

這兒的戀愛事件帶著一絲電影中才有的趣味。一個年紀比我大的女孩誘哄我去了陽台，我起初不知道要幹嗎，還表現得像個羅納·考爾門的影迷似的，直到她顫抖著低聲說：「你長得真漂亮，頭髮也很美，我愛你，你愛我嗎？」我感到很抱歉，因為彼此「喜歡」的才是情侶。「貝蒂跟芭芭拉都喜歡對方，不是嗎？」——她們兩人坐在台階上擁抱著彼此，說著稚嫩的話，沒有人想到要把這叫作同性戀。「跳跳虎」在假期里把這件事當成笑話講給了父母聽，母親卻陷入了苦惱，說她會提醒女舍監留意這種事，而父親卻叫她不要犯傻。

「我也這麼認為。」母親表示贊成，可卻嘆了口氣。

整個白天，我都俯身躺在床上讀書，甚至晚上也在讀，當蠟燭燃盡，我會安上新的。我用蠟燭代替油燈，因為它要暗一些。我擔心那兩個身穿藏藍色綢緞長袍、頭上夾著捲髮器的女人會突然出現，責令我不許再看書，尤其是我看的還不是安·布里奇的作品，不過她們沒有來。我從這兒望過去，她們的窗子里一片漆黑。我望向少校房間的窗口，看到他穿著便袍，仍坐在油燈下看書，他一直坐在那裡。清晨的鳥叫聲劃破絲綢般的灰色天空，貓頭鷹和歐夜鷹都沉寂下來，我心懷愧疚地吹滅蠟燭，揉揉刺疼的眼睛，睡到被叫起吃早飯。早飯是不可或缺的，一個正在長身體的女孩要是每天不能認真地吃上五頓飯會發生什麼事，上帝可都知道。

我們兩家之間根本就不需要什麼儀式去邀請對方來共度一天。「來吧，待上一天，留下來吃晚餐。」

早在記事之前，兩種主題——或者說趨勢——就已經開始主宰我的童年。

在中學入學之前，我還有數個月的時間可以待在灌木叢和農場上——每天都可以學一些新的東西。

還沒到園子前，我就停下了腳步，站在那兒嗅著空氣里滿滿的芳草、土豆的氣息，還有豌豆的乾淨味道。園子有半英畝大，為了擋住小羚羊，周圍圈起了籬笆。可狒狒有時會溜進園子，把茄子和青椒扔得到處都是，還會把土豆挖出來。西紅柿的味道很強烈，弄得我腦袋發暈。西紅柿植株有一個成人那麼高，栽種了一排，有幾碼那麼長，上面結著綠色、黃色的西紅柿，還有帶著紅色條紋的綠西紅柿，這種常被做酸辣調味品。成熟的西紅柿太多，摘一半來都沒可能。我把這些熟透的、發沉的、散發著芳香的深色西紅柿裝進籃子里，又從長滿了香草的苗床上摘了幾捆百里香以及香芹。接著，我走出菜園，小心地關嚴門。在我離開的時候，數只鳥都從樹上和空中飛下來，它們一直都在等著我離開，唧唧喳喳地在談論著我打攪了它們的盛宴。一些西紅柿被它們的嘴掏出了洞，豆莢也被剝了開，明亮的綠豌豆掉滾落在地上。瓊說：「我們沒給自己種食物，倒像是開了個慈善機構。」鮑勃只說道：「鳥類和其他動物也得生活啊。」

根據這段經歷，我曾寫了一些故事，包括《老約翰莊園》（Old John's Place）、《新人》（The New Man），還有《降落》（Getting off the Altitude）。

母親一周會寄給我兩次信，信里有關農場的消息相對變少了，大部分篇幅都在說父親的情況——他要是去年就患上糖尿病，恐怕就會像拉蒂家的那個孩子一樣，如今已經不在了。新發現的胰島素能救他，那是從牛的胰腺中提取出來的。但他不能管理農場了，我們該怎麼辦呢？當然，哈利可以在假期幫忙。我們沒錢僱用農場助理，帶回來的礁石樣本好像含有金子，也許這次就能發現一處金礦……一封封信件匆忙而至，她一定是每晚都坐在那兒，寫滿一張又一張克勞克斯利牌信紙。那盞大燈就在她的手肘邊，狗就在她的腳旁，貓……父親呢？有那麼一會兒，我讀不下去了。是誰在寫這些信？我認不出筆者是誰。「你當然不在乎我，從來都沒有，你也不把你父親放在心上，你心裏想的只有你自己。你這個徹頭徹尾的自私鬼，就那麼輕易地放棄了鋼琴，這些年的課程花費我都做了記錄，你知道我們本來負擔不起的，我們負擔不起……負擔不起……現在我得給你父親打針了。我已經把劑量減少了一點，看看情況會怎麼樣吧。」寄來的信件常有十頁、十二頁、甚至二十頁，上面布滿忙亂和極端的詞句，多半是譴責的語氣。

貧窮正在迅速地掃蕩我們家：鋼琴、波斯地毯、銅罐和盆、銀器、畫像，這些似乎都已經歸屬了另一個房子、另一個世界。

啊，對了，還有美好的記憶、騙人的記憶，照這樣說來，這些都是令我感到歡愉的：清澈的泉水、蟒蛇、蔬菜湯、鴿子的叫聲引起的睡意、貓兒們舒適地滾在我的手底下……

宣布成為無神論者后，我立刻發現了許多和我一樣的人。那個時候，無神論者即便不說自以為有道理，但至少是自認為公正善良的，就像那些有信仰宗教的人一樣。我繼承了啟蒙運動的所有美德——雖然當時並不知道此事——但我就好像已經知道了似的，開始問心無愧地鄙視宗教所帶來的精神上的薄弱和道義上的怯弱。

整個童年時代，我和哈利都在片區里轉悠，有時也用自行車代步。馬修斯家離我們最近，從我家就可以瞧見。他們一家是大鮑勃·馬修斯、小馬修斯太太，還有他們的孩子鮑比·馬修斯。他們的孩子比我和弟弟大很多，假期的時候就已經跟他的父親一起工作了。在務農地區，你無法挑選由誰住在附近的農場，也選擇不了討厭或喜歡哪一戶，你只能去適應，你的生活緊密地交織在跟他人的合作與妥協中。但事實上，父母不太喜歡大鮑勃，我和弟弟也不太喜歡他。我們喜歡小馬修斯太太，她會打電話來邀我們前去喝一種蘇格蘭茶，至少配有二十種不同的蛋糕、點心、烤餅、甜燕麥餅、酥餅——足可以稱為節日盛宴了。她總是獨自一人，因為她的丈夫和兒子都去了地里。獨自一人，孤單一人——許多農場主的妻子都這樣。可是我們卻不懂，聽到她說「再多待一會兒吧」、「為什麼這麼快就要走啦？」「明天也來吧？」我們只當這是出於禮貌而已。她用那柔和的蘇格蘭音不停地說著自己在蘇格蘭度過的童年，又講起自己如何遇到了巡邏中的警察大鮑勃，之後又怎麼嫁給了他——我們聽她講了又講，我現在仍似能聽到她的聲音。這個故事雖然具有吸引力，但離我們太遙遠。不久后，當她再打電話來的時候，我們找借口推脫了。

麥考利老頭經營著艾夏爾礦山，我把他寫進了《蟻冢》（The Antheap）。在這個故事里，所有關於他的描述都沒有經過任何虛構，不過礦山經理和他妻子的形象卻是借用了另一個片區礦山的人物形象——這來自我聽到的一個故事，說的是一個喝醉的小工人被經理的妻子呼來喝去。群落里的孩子們膚色不一，但麥考利老頭同樣愛著他們，雖然他仍然感到孤獨。他住的是一座只有兩個房間的鐵頂棚屋，裏面熱得讓人抓狂，他的主食是油膩膩的水煮牛肉和土豆。他是一個非常富有的人。在他的床邊放著一本《西線無戰事》，裏面的髒話都用筆標記了出來。父親對這位麥考利先生反感至極，因為他既欺騙工人、僱用各地的罪犯，而且還不承認自己的那些私生子。儘管如此，這並不能妨礙他們倆坐在那裡談論幾個小時的塹壕戰。

洛馬貢迪議會的成員是劉易斯·黑斯廷斯少校，他曾是殖民地第一屆內閣成員。他以辯才著稱，也因風流韻事出名。他容貌出眾，就像獅子一樣。他打扮成花|花|公|子那樣，又昂首闊步地邁著軍人的步子，不過這隻是為了達到一種戲劇效果。他在那個油桶講台上稍息站好，對著台下的農場主和他們的妻子以及孩子演講。他的講稿都可以印刷成文字了，還夾雜著拉丁語和希臘語。人們站在紅色的塵土中，男人們穿著卡其色制服，女人們穿著自己最好的衣服，孩子們則站在少校身後的游廊上，牛車在吱嘎吱嘎地前往鐵路軌道。黑斯廷斯少校說道——他正談論著當地政策，你別指望他對此持反對意見——「同意不生違法——它的意思你們當然都知道，就是說『對同意者不構成損害』。」每個人都笑了起來，這可以理解為大家不會被這樣的話誘哄著去贊成政府的政策。黑斯廷斯少校非常喜愛他的觀眾，他從不輕視他們。可是哈金斯總理卻鮮少露面，而且可以看出，他在努力地壓制怒火。他討厭跟別人握手，也不喜歡嬰兒。黑斯廷斯少校多才多藝、善於模仿，他的笑容吸引著所有人去一睹他的風采以及那大胆的舉動。婦人們又怎能不愛上他呢？女孩子們就更不必說了。總有一些男人——想也不想、瞧也不瞧——就會突然斷言，某個尚未長大的女孩遲早有一天會跟某人建立戀愛關係。至於哈金斯醫生，每次會議結束后，他總會暴躁地跺著腳離開，也不邀請我們投他的贊成票。儘管如此，除了他還能有誰年復一年地擔當著總理一職，最後還成了哈金斯勛爵？難道不正是他所在的黨派總被人直接稱為「哈金斯黨」嗎？

在這麼多鄰居中，我記得最清楚的是距離我們家四英里之外的拉特家。西里爾·拉特長得又矮又壯，留著一頭短而粗硬的頭髮，他的眼睛是冰冷的藍色，挖苦人的時候，他總是齜牙咧嘴地笑著，令我感到害怕。片區的農場主們沒一個謙遜和善的，而西里爾·拉特對待「自己的」黑人又最為殘酷無情，可他居然還引以為豪。他總能講些事兒來顯露自己對付勞工們的本領，每每這時，他那冰冷的眼睛就在留意著聽眾們的反應。他曾把男僕捆綁一整天，讓他招認偷竊肥皂的罪行，甚至還對他進行了拷打。聽到這名僕人控訴說法律規定只有警察可以對勞工動用武力之後，他就把他拴在了汽車的後面，讓他一路跟著跑到了錫諾亞的警察局。西里爾·拉特總要講些類似的事讓父親震驚，而他自己則會咧嘴笑著轉頭離開。他攜帶著一根粗皮鞭，可動物皮鞭早就已經過時了。西里爾·拉特是一個典型人物——他代表了一類人，這些人對待自己的黑人勞工都是一樣的冷酷無情，卻從不為此感到羞愧。他們會定期支付報酬，也遵守法律條文的規定，從這個意義上講，他們也許稱得上公正，但也可能不公正。無論怎樣，他們確實冷酷無情。也許是童年的經歷讓他們變得如此吧，這類人並不僅僅存在於英國，他們在歐洲也是典型。

這就是我做的全部事情。

拉特太太和我坐在游廊上，她會問起我在讀什麼書——她語氣中有些傷感，因為她自己並沒有接受過教育，打心裏有這樣的渴望。她還給我做適合我這個年齡穿的衣服。我會在大壩那兒待上數個小時，要麼看著水鳥在我身旁的水波里搖來晃去，要麼就望望空中的鷹，拉特太太從來都不會阻止我，她只是說 「血吸蟲只會在自來水裡」。而且，她也不曾把這告訴我的母親。可想而知，母親要是知道了我這種舉動肯定會抓狂。拉特太太真是一個親切又體貼的人啊！但凡有一個像愛麗絲·拉特，也就是拉特太太這樣的人親近，那些苦悶中的小孩子或者年輕人也許就可以挺過來了。當然，拉特太太自己也是很孤單的：一個宅心仁厚的人嫁給了一個冷酷無情的人，你怎麼能叫她不孤單呢？

我跟鮑read.99csw.com勃一樣都經常出去，像在自家農場時那樣，我獨自一人散著步，幾小時里見不到一個人。這兒的草原與我們那裡的不同，樹木稀少，幾乎遍布了綿延而起伏的開闊高地。「就像在肯特郡。」瓊正說著話淚水就溢滿了眼眶。她經常會因為背井離鄉，或者因為丈夫鮑勃而紅眼睛。

學校里存在一些「欺凌」行為。

對動物、鳥類、灌木叢的記憶跟隨我來到了新的學校，並且成了我的盾牌。直到——好吧，究竟過了多久呢？開學前的日子似乎永無止境，可我已經開始懷著敬畏、害怕和驚恐的心理去回顧那冗長的兒童時期。我是如何熬過來的？（每個孩子都是怎麼熬過來的？）更糟糕的是——有什麼能夠阻止我不要沿著時間的流沙回到過去嗎？這種恐懼的心理伴隨了我很多年。我後來在女子中學上了一年學，那段時間可真冗長，讓我不禁想問：「真的只有一年嗎？」

「這些只是零布頭，」她驕傲地對我說著，「我去了所有的減價店，一個都沒錯過。」只見她叉著雙腿坐在印度棉布沙發里，正在把各種碎花圖案的布拼接在一起，這些都是從這裏或那裡得到的邊角料。她會拾起一塊摺疊著的碎布（十年前一名自由百貨的店員匆忙塞給她的），將它舉起來挑剔地審視著，那眼神就像一位富有的女人在檢查一塊她根本沒打算買的鑽石似的。緊接著，她像投擲套環一樣把它側著扔到了一把椅子上。「這些都任由我處理，」她驕傲地宣稱，「它們對我毫無意義。你離開的時候，我會給你一兩件，你可以用來給自己做件漂亮的小罩衫。」

類似的時刻遍布了我的童年生活，並且對我的生命產生了最深刻的影響。

因為貧窮，我們總是欠著班基特那家達爾達甘商店的債。因為貧窮，父親會埋怨母親買了些多餘的東西，比如英式果醬。因為貧窮，我們從達爾達甘商店「得到的」聖誕禮物就只是一聽不新鮮的餅乾外加一瓶雪利酒——像拉特家那樣富有的農場主則可以享用一瓶威士忌酒，還有好幾盒巧克力。因為貧窮，母親需要給一家人親手縫製衣物，包括父親的叢林夾克衫，不過我們的鞋卻是從英國寄來的，包括麗麗·斯金納（Lilley& Skinner）和多爾奇（Dolcis）出售的鞋，而這兒的孩子們穿的是生皮短筒靴。因為貧窮，我們的葯（我們家的用藥可真多）都是根據藥品目錄買的，比如阿司匹林，或是相當於維生素的藥物，還有磷酸絲氨酸或教區的化學食品，這些都是按計量配藥的，並不是那些價格昂貴十倍的品牌葯。因為貧窮——好吧，這是避無可避的事實，可我已經知道我們家算是幸運的了……還在修道院的時候，我得到了父母含糊的許可，跟朋友莫娜外出了一天。莫娜的父親是一個悲傷狂躁、心有愧疚的男人，他把莫娜和我留在酒吧外，自己進去喝了杯酒，又走出來跟我們說：「嘿，原來你們在這兒啊，我的小姑娘們。」然後又進了酒吧，接著又搖搖晃晃、高興快活地走過來——可是神情中卻含有一絲痛苦。我知道，他的生活稱得上真正的窮困潦倒。莫娜一直跟我說她父親丟了工作，她希望父親不再喝酒，因為他們連付食物賬單的錢都沒有。

片區里的另一位富人是繆爾海德先生。他原本是一名澳大利亞管道工，因天生愛流浪，所以就來到了南羅得西亞，之後他又買下了索爾茲伯里附近的一塊土地，後來修建的索爾茲伯里——烏姆塔利鐵路就經過這裏。他在班基特買了個農場，僱用了麥克唐納家來經營。他是一個素食主義者，只吃麵包和水煮蔬菜。他閱讀《聖經》和健康雜誌。儘管已有九十歲高齡，但他仍會爬到自己那座小磚房的波紋鐵皮屋頂上去修水槽。他也得了瘧疾，因為他不相信藥物。母親走過大片的灌木叢去照顧生病的繆爾海德先生，她路過的地方住著兩條黃色的眼鏡蛇，我跟哈利以前經常看見。因此，母親會帶上父親的左輪手槍，用它來殺掉那些麻煩的蛇，再用龜甲做的長柄把它們裝進寬大的印花棉布袋子，然後再如常地繼續穿過灌木。母親發現廢紙簍里有未經開啟的幾個信封，裏面還裝著支票，於是她開始責備這位老先生：「如果您不需要這筆錢，繆爾海德先生，我可以給您列出一份救助慈善團體的名單。」「這是一筆不義之財啊，泰勒夫人！」他喊道，「它是筆不義之財，《聖經》里是這樣說的。」

瓊喜歡讓我為她跑腿，去附近的農場取個食譜或者帶回來一些蔬菜，她也喜歡讓我喂狗、清理狗窩、照料奶牛。而最令我歡喜的，是她讓我去菜園子。

看到我一言不發，她轉過身，將我引向舊汽車。裏面坐著一個瘦弱無比的男人，他緊緊地握著車門把手。父親去了哪兒？我差點說出口。我用求助的眼神望著他，畢竟他從來沒讓我失望過，可他那因年老和生病而模糊的眼睛似乎沒有看見我。

「他病得很重，一天需要注射三次胰島素。」母親說著便坐進了後座，緊挨著他。開車的是一個鄰居，汽車從藍花楹樹下開過去。我站在那兒，跟往常一樣沒能做出得體的回應。然而，現在我想說一句話——對父親，而不是母親（我經常令她感到失望）——「可憐的爸爸，我很抱歉。」但母親已經說了父親可能會死，所以這話又不太合適。

「白頭鳥」們早就已經離開了曼陀羅礦山，他們去了哪裡？誰知道？誰又關心呢？人來人往，大家早就習以為常了。礦山又來了一位新經理。我和弟弟經常來這座礦山看碎礦物的處理，看礦石從礦泥中被淘洗出來。這兒悶熱多灰，空氣中散發著酸味。辦公室里的架子上擺放著許多石頭樣本，它們都來自片區的礁石，其中一些還是我跟哈利帶過去的。我們有時會被告知：「不，它只是愚人金，只是黃鐵礦。」有時也會受到肯定：「這個還不錯，是一顆金粒。告訴你們的爸爸，從上面提取些樣本回來。」

要不是因為獎學金和考試，父母可能立刻就讓我從修道院退學了。我又回到了學校，後來虱子和癬病的爆發算是解救了我，因為這強有力地證明了我的靈魂還沒有受到威脅。

放假后，我回了家。母親在我的枕頭下發現了聖水和念珠，她嚴厲地斥責了我。而我也由此開始了對母親的排斥，就像某扇門被砰地甩開了一樣。母親把我叫到房前說要坐一坐，她把椅子放在我對面，然後講起了天主教的犯罪史。她認為宗教法庭很不公正，還援引其他例子，例如到達非洲后，天主教傳教士們用所學的方式令非洲人民皈依。

我不會，我不要。

與此同時，因為不贊成給沒有自衛能力的孩子嘗試灌輸這種思想，那個男人帶著一本書來到了賓客小屋。同樣，他也需要以自己為模子來打造年幼的一代人，也許這樣能最有力地推動他成為不朽。「『一戰』結束後有許多書問世，可只有這一本值得一讀，」他宣稱說，「你不用再看別的書了，我敢擔保。」他沖我點了下頭，還露出了一個僵硬卻迷人的微笑，之後一邊手撫鬍子，一邊大步流星地走了出去。這本書是斯塔普雷頓的《初代與末代人類》（Last and First Men）。我在讀它的同時，也在讀安· 布里奇的《北京郊遊》（Peking Picnic），還有貝弗利·尼爾克斯、奧爾德斯·赫胥黎、肖洛霍夫、普利斯特利、丹佛德·耶茨，以及其他許多人的著作。

期末考試我得了滿分，因為我把知識都熟記在了心裏，可不到一個月，我就都忘了。我遺傳了母親在考試上的天分，她一直堅持說：「因為記憶力好，我總得第一名。你跟我一樣。」聽到她不斷提起「你跟我一樣」，我總是憤怒到抓狂。

這種恐懼的心理很有意思，因為我並不覺得蟒蛇會對我有興趣。我家的農場上也有蟒蛇，我們也親眼見過，可我從來沒見過哪條蛇會從草地那邊游過來追我。它們向來都是直接滑走，要多快就有多快。

我慢慢地沿這條長路往回走，感覺身上開始發熱，西紅柿把我的兩條胳膊向下拖著。走到蟒蛇的地盤時，我並沒有跑，只是警惕著草叢是否出現了起伏，因為那預示著它要朝我過來了。我繼續緩緩地走在路上，耳邊有鳥在叫著，它們是非洲的鳥，還有鴿子那緩慢的、催眠的聲音引誘著人們想象和嚮往。

等我放假回到家時，父母的卧室儼然和多年前在皇家自由醫院病房的一個樣——新嵌在一起的汽油桶搭成一個高大的桌子，上面堆滿了藥物和維生素，頂層的匣子里裝著酒精燈，還有用來檢測尿液中丙酮和糖量的試管。注射器、胰島素膠囊、瓶裝的甲基苯丙胺、藥棉，以及測量用的茶匙和點心匙……父親床邊的桌子上擠滿了藥瓶，他們倆被病痛所困擾。事實上，父親幾乎就要餓死了。在胰島素剛被發現的年月里，人們還沒有弄明白它的用法，因此父親就只能吃一點冷肉、西紅柿、生菜和乾麵包。因為只有這麼點食物，他才變得如此瘦弱，那幾乎只剩下骨架的大手顫抖著，胳膊上只有晒黑的皮膚還粘連在骨頭上。他的臉上沒有一點肉，眼眶深陷，眼神中透露出焦慮，就跟一隻猴子似的。儘管情況如此糟糕，可醫生們還說這是恰當的飲食。母親決定藐視他們的話，她說這種藥物提取于胰腺，用來消化食物，但是病人身上卻並沒有可以被消化的食物，這簡直是荒唐至極！經過一次次嘗試和失敗之後，她終於想出來如何讓他吃下那些被禁止食用的麵包、土豆和黃油，還將它們與胰島素合理搭配。慢慢地，父親的體重開始增加，重新恢復了生氣。當我假期結束回到學校時，他正在吃力地從工頭和我弟弟那兒收回農場的「控制權」——工頭換人了，老煙鬼年紀太大了，已經回了尼亞薩蘭的家；而我那十一歲的弟弟整天都在農場上，正努力成為像父親那樣優秀的人。後來，他也返回了學校。

母親從農場趕來，把我帶去了各個專家那裡看病。可是他們卻說我的眼睛沒有任何問題，紅眼病已經好了，但我仍然看不清。

如果可以，我想說，我提早進入了青春期，非常利落地結束了自己對父母的親切感。

這種痛苦在隔離醫院里消失了，因為食物是從綜合醫院送來的。對我來說，這真是一段非常美好的經歷，沒有人要求我們做什麼。我們應該做功課，可是沒人有時間來監督。我們其實沒什麼病。其他女孩子都是誰？我已經記不得了，只記得當時有很多歡笑聲。我們坐在木頭游廊上聊著天、編著故事，更重要的是，只要我想，我就可以獨自待著。對一個十三歲的人來說，六個星期可是很長的一段時間，而我享受了六個星期的自由時光。那些可怕的譴責信件依舊被送過來了，但我並沒有去讀。

在進入宿舍之前，我們就已經做了很多年的「準備」，幻想出了所有的幽靈、修女的死屍、同學的屍體……可愷撒殉難日跟非洲中部的一所修道院能有什麼關係呢？層層簾幕的後面傳來說話聲、短促的叫聲，喋喋不休，這些都是無可抗拒的聲音。在修道院里，我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經歷了夢遊。洗手間就在宿舍陡峭的梯子下方，我清醒過來的時候，發現自己正在往水池裡爬，原來是把它當成了床。我摸著黑飛快地爬上了樓梯，回到了隱隱發白的黑暗宿舍里。

從整體上說，灌木叢里的生物跟我們一樣，都被神秘的精準定時所控制。每天夕陽落下后不久，一隻蛾子就會從黑暗中飛出來，落在窗子上方的金屬絲網上。我把糖漿粘在指頭上，再從絲網的小孔中將手指伸出去。蛾子就會爬上來，用它的軟腿緊抓住我的手指，盡情地享用起美味的糖漿，幾分鐘，甚至半小時。它是一隻個頭很大、身體很軟的棕色蛾子，觸鬚就像是羽毛一樣，非常漂亮。結束用餐后，它就飛回了灌木叢。每天晚上，讓這個訪客感受到愛和謝意使我心跳加快。我等待著它，期待那模糊的蛾翅出現在窗子漏下來的黃色燈光里。然而——它沒有出現，因為某種原因，它出場的時間已經結束。

跟修道院一樣，女子中學也有走讀生和寄宿生，不過她們之間並沒有非常明顯的界線。學校里有四個宿舍房，多數學生在七歲時就被送進了學校。你或許以為，孩子們的教養會有明顯的差距，畢竟我被家裡送去修道院，就是為了避開公立學校的粗鄙行為。但無論是在當時還是日後看來，這兩類學校並沒有太大差別，兩所學校里都有一群「高質量」的女生。她們的父母因為受經濟大蕭條影響而陷入了困境，他們曾去政府辦公室哭訴，說他們的孩子如果不能免費入學，就沒辦法接受教育了。當時有許多助學金，我也曾經受益過一次。

關於這座房子的事情，或許泛泛而談更好。提到這座房子所在的片區，其他地方的人們會說「那兒全是支票簿農民」，因為這兒跟班基特的情況確實很不一樣——班基特的人們都在挨餓，而這裏的人們處境卻良好。很多人來自印度，他們是因為當時看到了牆壁上的宣傳語，才移民到了這裏。他們有兩個獵隊在這兒養馬、捕殺豹子。（我寫的《豹子喬治》就取材於這些獵隊的故事。）當然，我也應該寫寫跟這兒的僕人們交流得來的有用信息。他們是修納人或馬尼卡人（班基特的僕人們來自尼亞薩蘭），穿著整潔的白色制服，腳上是白色的網球鞋，我可是生平第一次看到黑人穿鞋。他們似乎一直都在做飯、上菜，因為家庭儀式都是以食物為中心的，清晨以六點鐘的床前茶和馬利餅開始，接下來是早餐……早茶……午餐……下午茶，六點鐘還有小吃和飲品，日落時分的茶飲、晚餐。就餐時，固有的飲食習慣常會面臨調整，因為這個家認為蔬菜「徹底」煮熟才會無害，而在我家裡，我們都堅信略微蒸過的蔬菜才有益健康。這兩種飲食習慣都是受到專家們肯定的，就跟現在所有的新飲食計劃一樣，沒有爭論的可能性，甚https://read.99csw.com至連討論都沒可能。

儘管共同點如此之少，但所有這些人都在游廊上管理著片區內的各項事務——社會學家把這稱作「非正式活動」。的確，我不記得他們什麼時候召開過會議討論某個鄰居翻越籬笆的不當行為，或是叢林火造成的損失。只要碰面或通電話，他們還會談論政治，話題無非就是「當地人」和「倫羅公司」。這家公司擁有農場和礦山，是一個大企業，居民們都對它深惡痛絕。（要是知道社會主義者跟自己觀點一致，這些居民應該會感到吃驚。）在南羅得西亞這片土地上，從這頭到那頭，在任何一個特定的時刻，這兩個話題中至少有一個在被人們談論著。那時經常會召開公共政治會議，而對於這樣的場合，我們片區幾乎總要傾巢而出。班基特會堂的空間有限，因此在達爾達甘的游廊里，到訪的政治家可能得站到汽油桶搭建的講台上演講，兩三百個人就站在下面聽著。在這群白人後面可能還站著一些黑人，但這些會議跟他們並無瓜葛。

在升學前的那一年裡，我開始計劃離家出走。可我怎麼能不為此苦惱呢？畢竟農場才是屬於我的地方。但我必須離開，我總是玩笑著說要逃離，而這些玩笑話又對我起到了某種暗示作用。影響我的是一種故土風俗，與外出遊玩一天相比，它更像是一種規約——人們會離開幾天、幾個星期，甚至一個月，而動機應該可以被簡·奧斯汀或者托爾斯泰所理解——那裡有糟糕的路況、吱嘎吱嘎的舊車，當然還有僕人。聽到我說要離開，我父母倒是很開心，雖然開心的原因不同——我跟母親之間的爭吵已經讓父親越來越煩躁，而母親則夜夜不能安眠，擔心孩子們沒社交機會。

我在宗教信仰上的轉變是突然而徹底的。更確切地說，這看似突然的轉變，原因除了親吻戒指、熏香的魅力，還有高昂的頌歌對我的影響，當然，還有安東尼婭修女。如今，真相已經很明顯，我當時並不是從英國教會的信徒改為天主教信徒，而是把對安東尼婭修女的依賴轉移到了聖母馬利亞身上。只要一得空，我就會沿路而下，去天主教教堂里度過每一分鐘。儘管當時它在我眼中是一個充滿神秘、高大陰暗的建築，可是它有聖母馬利亞像。我跪在塑像前，懇求聖母發現我對她的愛，也在努力說服自己能夠看到她的微笑——實際上我差一點就說服了自己。我把裝滿聖水的藥瓶裝進運動上衣的口袋裡，每次路過聖心或聖母馬利亞的畫像和塑像時，都會在胸前畫十字、行屈膝禮。我在那段時間的狂熱表現，就像陷入了愛情一樣，但又是混沌的，我變得含糊而愚蠢。看到我口袋裡的聖水，修女們很苦惱。她們請求我，問我能不能告訴父母，說我並沒有受到外部施加的壓力。可這似乎不是事實——既然真理以塑像、圖畫、聖水等各種形式圍繞著我們，那麼「沒有外部壓力」的說法又是從何而來的呢？

這座房子很普通，棚架將小屋連接在一起，但用的都是優質磚塊，屋頂的稻草也鋪得規整，一點兒都不像我家那個破舊房子。屋裡打亮的地板上鋪著的地毯跟我們家的一樣精緻，餐桌上擺著同樣的重銀器。兩個身材高大、獨斷權威的女人負責照看我。她們穿著「英式」衣服，由花呢、亞麻和棉布三種材料製成，裁剪講究，褶皺和紐扣也精緻得當。跟她們住在一起的還有一個英俊正直的男人，他曾在印度陸軍服役，跟我父親有一些相像之處——他是個觀察者，時刻留意著一切。他是這兩個女人中哪一個的丈夫？或者是兄弟？我從來沒想過這個問題。後來我才知道，那兩個女人是同性戀，而這個男人在自己家裡就像客人一樣。我注意到了這一點，並對他有著一絲親切感。但事實上，我的注意力都在書上。這兒有數千本書，每一個小屋裡都緊貼牆壁碼放著書架，這些書架都是由能工巧匠精心打造的。小屋呈圓形，因此牆壁看上去就像是由書籍砌起來的一樣。我瞧了它們一眼，然後就變得慌亂起來。我已經厭倦了家裡那些書，我把裏面的每一本都幾乎讀「爛」了，其中包括狄更斯、吉卜林、蕭伯納、威爾斯、王爾德以及其他人寫的書，還有不斷郵寄過來的「一戰」題材書籍。那些作家明明就在這裏的某個地方，此刻靈魂卻屈服在明亮的書皮里，而寫在書皮上的那些作者，我都不認識。看到我的眼神停在那裡，兩個女人牽起我的手，「真正的現代作家只有一位，」她們引導著我，「就是安·布里奇，比起她來，其他人——總之，你不用關注別的作家，這就是我們的建議。」我住的賓客小屋也沿牆排著成行的書籍，我需要把安·布里奇的全套圖書搬過來，還得承諾對它們忠誠。在南羅得西亞的馬蘭德拉斯，我被要求讀一位女士寫的小說，小說里記載了主人公在北京大使館生活時所經歷的微妙關係，其中風流韻事尤為突出，大多以不幸結局而告終，可是讀來卻讓人心生好感——我當時並不覺得這事有多麼不可思議。

我不再待在學校，隨母親回了家，校園生活就此結束了。在「退學生」這個詞彙誕生前，我就成了一個退學生。

有了修道院的經歷，這個地方確實讓我感到震驚，因為它的氣氛是那麼輕鬆且宜人！「宗教」曾出現在每一面牆上、每一個角落裡、每一個教堂中，出現在修女們衣袍的沙沙聲中，在她們從教堂傳出的歌聲里。而現在，它的形式變成了周末的教堂禮拜。我們兩人一組，排成長長的隊伍，在藍花楹樹下沿街走著。每個人都熱得受不了，身穿深藍色的嗶嘰外衣、挺括的白襯衫，頭戴白色的巴拿馬草帽（現在草帽上裝飾的是藍、綠絲帶）。在修道院時，每次開飯前都要進行冗長的拉丁語禱告，一天的時間不斷被禱告聲打斷。

有時，我們一家人坐在屋前，坐在燈光以外的地方抬頭望著星星，期待用眼睛捕捉到流星劃過天際的一瞬間。在這樣的時刻里，灌木叢似乎把我們都圍了起來，廣闊的天空下，我們的房子也變得渺小起來。群落那邊傳來擊鼓的聲音，有時還有說話聲。乾季時，山丘和山脊上會燃起火焰，在黑暗中爬成一長串明亮的鏈條。雨季時，閃電會把天空映出顏色，令它微微地震顫。有一些記憶是獨立的——比如那頭彎角羚、那隻蛾子，還有一條眼鏡蛇曾爬進餐廳，在書櫃後面被找到了——但是我對夜晚的記憶則持續了很多很多年。「我們可以把椅子搬出去嗎？」父親試著問道。「好吧，不過別忘了，他們還得回來睡覺。」母親同意了。可是只要待在星星和月光下，上床睡覺的要求就對我們失效了。弟弟也許會在他的躺椅里睡著，被叫醒的時候，他會邊揉眼睛邊打哈欠。有時在被打發上床睡覺后，我會悄悄爬到房外的暗處，將手輕放在狗的頭上，告訴它們不要出聲，然後站直身體，向父母的方向看過去。他們坐在扶手椅里，一邊望著天空一邊吸著煙，手裡的煙發著紅光，忽明忽暗。考慮到灌木叢里的動物，還有歐夜鷹和貓頭鷹，他們都壓低了說話聲。「天啊，我的老太婆，」父親驚嘆著說，語氣中透露出激動和不可置信，「為了這一刻，我們的一切付出都值了，不是嗎？」

跟麥考利先生不同，繆爾海德先生不太喜歡看到小孩子，不願意邀請我們去他家那髒兮兮的餐桌旁共進下午茶或聊天，他用那灰色的小眼睛懷疑地看著我們。「泰勒夫人給我帶什麼來了？快給我看看，快點！」母親會給他送一些自家菜園裡的蔬菜，甚至花朵。可是繆爾海德先生的眼裡看不進花朵。

我把籃子並排放在廚房的桌子上，接著從過濾器里接水喝，一杯接著一杯。「午餐熬些湯吧！」瓊對我喊道，她正躺在游廊上的長草椅子里，旁邊的椅子上擠滿了貓。我給卡倫多佛爐子加上爐篦，這個爐子跟我們家的一樣——跟當時每個人家的都一樣。我把木材放進去，留出適當的空間讓空氣流通，很快火就生了起來。我從爐子上方的挂鉤上取下巨大的黑鐵鍋，這口鍋無論清洗幾次都還是散發著草的氣味。我把籃子里的西紅柿都倒進去，估計有二十磅，甚至更重。鐵鍋放上火焰后，我去了後面的游廊，搖晃著雙腿坐在那裡，望著來回走動的家禽和狗，還有貓（如果它們在的話）。貓和狗的生命是平等的，它們誰也不會去留意對方。貓們有屬於自己的椅子、灌木叢，它們就在這底下等待白天漫長的炎熱時間結束。狗們在游廊上「啪嗒」、「啪嗒」地跳著，但在房子里從不這樣，因為那是瓊和貓的地盤。

一天早晨，我被叫出教室。母親站在游廊上，她頭戴時髦的小鎮帽子，穿著體面的衣服，還戴著手套。「你父親患了糖尿病。」她宣布說，接著頗為戲劇性地放低了聲音，「他隨時都可能會死。」我獃獃地站在那兒，而她正在等待我做出適當的回應。令我震驚的是母親的態度——她總是戲劇性地宣布某件事，但從很久以前開始，我就不再對她這種行為給予回應了，我忍受不了。

另一個主題，或者說主旨，或者——不，這些詞彙都含有一種存續的意味，可我在這裏記錄的卻是一些特別的時刻，在這樣的「時刻」里，人會變得活躍而機警，就好像突然被賦予了某種才能，讓你可以看清一些事情。

聽到我的經歷，瓊嘆著氣問我，「難道你真的不怕被……？」她的意思我明白，就像我母親對我說過的，「作為一個白人女孩，你居然獨自在灌木地區亂跑。難道你就不怕被哪個卡菲爾人強|暴嗎？」我並不在意這話，我相信沒人被強|暴過。前不久我還聽說，一個年輕寡婦帶著小女孩住在馬塔貝雷蘭，她一個人務農，母女倆住的房子門和窗無論白天還是夜晚總是敞開著。見瓊悲傷地抗議，鮑勃粗魯地說道：「她當然不用怕。當我還是小孩的時候，我就經常一個人在外面，那是在諾里奇附近。」他朝著我說，可是並沒有如我所願繼續說他也發現了那處泉水，知道它有多美，說他願意跟我一起去看看，然後帶我一起安靜地、長時間地散步。他從沒邀請過我，這也不是他的風格，他也許並不知道自己的聲音聽起來有多冷漠和傲慢。那雙愚笨的藍色眼睛正盈滿了淚水在看著我……瞧，鮑勃是個多麼野蠻的人！

這群「普通女孩」有七八個，甚至更多，她們招搖又粗野，對自己信心十足，對外人毫不在乎，對那個態度極為輕慢的女舍監更是如此。她們的探險行為令人欽佩，因為全部和「男孩子們」有關。我們不許跟愛德華王子學校有任何往來——那所學校里全都是身材瘦長的長腿生物，他們身上散發著臭味，聲音粗啞，總是嘲弄行動笨拙的人，就像弟弟和他的夥伴在一起時那樣。相比這些男孩自身，跟他們有關的探險行為更令我們印象深刻。「榜樣們」會遞小紙條給這些男孩，要麼是在教堂里，要麼是在街上與他們的隊伍偶遇的時候。她們還聲稱，自己夜裡從窗子爬出去，爬過灌木叢去私會男孩，甚至還去電影院。可這最後一句自誇的話暴露了她們在說謊，因為在索爾茲伯里這個小鎮上，任何一個逃學的人都會被別人撞破。不過不要緊，所有的女子學校都這樣。時裝雜誌在女生們之間傳閱，電影明星的照片就跟色|情|圖|片似的傳來傳去；熄燈之後的盛宴恐怕會驚嚇到父母們——沙丁魚配煉乳，或乾肉片配果醬。在炫耀聲中，這樣的午夜盛宴似乎每個夜裡都有，但事實上，就跟那些與男孩子相關的探險行動一樣，這並不常發生。這個風氣不好的團體處在學校的最底層，可她們卻為此感到驕傲，儘管並沒有人效仿她們。表現良好才是這兒的生存之道。

沃特金斯家並不遠，我們騎自行車就能到那兒。沃特金斯先生也是一個身材削瘦、皮膚幾乎被晒成黑色的男人，他同樣有著緊迫感，也在為生存而掙扎。沃特金斯太太身材纖細，金黃的頭髮看上去像稻草一樣，眼睛因宗教信仰而煥發著光彩，她是一名基督教科學派的信徒，患有習慣性流產。每一次，沃特金斯先生都會焦急萬分地打電話給我母親。到他們家的時候，母親發現她的病人就要因失血過多而死了，卻仍拒絕用藥。母親才不會允許她胡鬧，只管將她塞進車裡，然後一起上車直奔錫諾亞的醫院。到了醫院，沃特金斯太太保住了性命。她回到家裡，面容蒼白而憔悴。他們四人坐在我家的游廊上：母親冷靜地出口諷刺著，父親生著氣，沃特金斯先生心憂如焚，沃特金斯太太正言辭激烈地譴責著：「你們怎麼可以這樣做？怎麼可以這樣做？這違背我的宗教信仰！」「好啦，親愛的，你還活著不是嗎？你本來可是活不下來的。」母親理智地說道。「對啊，你可是差點就死了，我們的孩子可怎麼辦呀？」她丈夫說。這種事可發生了不止一兩次。在《野草在歌唱》（The Grass is Singing）一書中，瑪麗亞·特納這一人物的乾枯頭髮就啟發於沃特金斯太太。

其一是夢的世界。我對此再熟悉不過。大概在我十歲之前，這個世界上大部分都是噩夢，當然這對小孩子們來說並不稀奇，但我會舉行一些儀式來躲避它們，或者使它們變得無害。我知道，一個噩夢通常萌發於平日里的某個字詞、句子，某種味道或聲音，但如果不經檢驗，就讓這種刺|激神經的時刻或事件潛入夢中，那麼，你就會陷入無助的境地。所幸，你可以想辦法讓這些「敵人」丟盔卸甲。每晚入睡前，我都會檢查一下那些有可能進入噩夢的事情。我一遍遍地回顧著，直到它們看起來馴服和無害。我認為，懼怕蜘蛛和蛇的人，也是用這種方法來做心理調適的。有時，蜘蛛會出現在我的噩夢中，繼而出現在我的生活中。它們無處不在，無孔不入——有時是黑蜘蛛，有時是巨型的狼蛛。狼蛛身上是斑駁的灰白色，它會偽裝成石膏的樣子蜷伏在那兒。我確定它正準備撲向我，這時我會尖叫起來，讓父親把蜘蛛九_九_藏_書拎出去。父親總會應聲來到我的房間，嘴裏咕噥著要我快些長大。不過，蜘蛛和蛇可以說是微不足道的，因為最揮之不去的噩夢來自我的父親，我也知道其中的根源——幼時的「撓痒痒」遊戲。在夢裡，巨大的手按壓著我的肋骨，我尖叫著扭動身體，一張張冷酷的面孔逼近我，並非都是父親的面孔，還有拉特先生的臉、山脊那頭的麥克唐納先生的臉。造夢者總能把身邊熟悉的事物都動用起來。我的夢裡也會出現一個深坑（我無法將它與真實的記憶匹配），還有手握一根棍子的男孩。我也跟其他人做過一樣的噩夢：梯子伸出來，我站上去，梯子帶著我沿原路滑行著，但又突然不見了，於是我從上面跌落了下來——修道院兒童宿舍里的高大石階為這個夢提供了素材。

在學校，我患上了紅眼病。它比大多數疾病都要看上去可怕和痛苦，但造成的傷害非常小。除了我，很多女孩也得了紅眼病。患病的女孩早晨起來后，水腫的眼睛粘在一起，其他女孩子就會取笑，而她也想笑，可是被送進了病房。這種病的傳染性非常強，我感到害怕，我的眼睛上鼓起了巨大的紅腫塊，還向外冒著膿水。在一層層的繃帶後面，我看到了那些由不悅的神經引燃的煙花、流星、火箭，都是令人眼花繚亂的煙火。我害怕極了——哦，但這又成了跳跳虎的笑料了。

我獨自從灌木叢中走出來。房子前並排放著兩張椅子，父母並肩坐在椅子里，我可以清晰地看到他們的情形。從一個孩子的視角來看，他們是兩個面露沉悶和疲憊的老人，而實際上他們還不到五十歲。兩張衰老的面孔上布滿焦慮和擔憂，我幾乎可以斷定，他們是在為錢操心。他們坐在香煙瀰漫的霧裡，慢慢地吸著煙，又緩緩地吐出來，似乎每一口都是一劑麻|醉|葯。他們就坐在那裡，緊緊依偎著。貧窮讓這對夫妻無法動彈，更糟糕的是，他們的內心深處都充斥著秘不可宣的東西。對我來說，他們就像讓人無法忍受的、可悲的存在，而他們的無能為力正是我難以接受的。

回首過去，我看到了一個忙碌而勤奮的小女孩。她努力地適應環境，渴望被人喜愛並得到一個好朋友，就像其他孩子那樣。可是怎樣才能交到一個真正的朋友呢？畢竟你連被農場塑造出來的最好的自己都無法展現。那時候，我甚至連一個可以說話的人都沒有。

我還彈鋼琴，一天彈上幾小時的音階和練習曲。為讚美詩和宿舍樓會議彈奏曲子的常常是一個固定的女學生。有一次，她們找到我，說那個女孩病了，必須由我來代替她。驚慌和恐懼的情緒爬上了我的心頭，倒不是因為我做不到，畢竟音樂老師已經向我展示了將低音和高音拼接在一起是多麼容易——這當然很容易——瞧，你做得很好，不是嗎？那麼，我在為什麼而慌亂呢？真的上了台後，我就只彈出了音調。我的雙手根本無法將曲子完美地彈出來。我做不到，做不到……雙手就像舌頭似的打了結。

另一個學期中，這個老師又給我們講了《英國文學》。我還寫了一篇小練筆，或者更確切地說是「跳跳虎」的作品，其中談及了老師的教學方法。我原以為她會喝彩，畢竟這篇隨筆非常逗趣，可沒想到她只是把我叫進了屋子，讓我站在她的面前，接著開始用她那鋒利的唇舌批評：「以為自己很聰明，是嗎？即便你有點小聰明，可跟那些真正有才智的人相比，你什麼都不是。」我顫抖著。我本來可以抱怨正義和真理之類的事——她不是也令以往的學生感到恐懼過嗎？她不是也不確定嗎？可我只是一個沉悶的膽小鬼。屋子外面，女孩子們都等著我告訴她們老師說了什麼，我跟她們吹噓說，我當著老師的面反抗了她——這就是跟專制者相處的方式。

其中，最棒的體驗就是照看抱窩的母雞。我看到了如何把最大個的雞蛋挑選出來，將它們裝進鋪滿稻草的箱子里，再找個安全的地方放好，等待一隻抱窩母雞的出現。天氣炎熱的時候，幾乎每天都會有一隻抱窩雞。你可以用一勺雪利酒提高母雞的抱窩性，把被挑選出來的母雞引到那些等待它的雞蛋上。準備好抱窩后，母雞就會走進窩裡，將腳爪輕輕地落在那些雞蛋中。它會從大盒子一角的盛水罐里用嘴啄水喝，也會抖動羽毛，隨時要啄擊你伸進去的手。我每天都要檢查這隻母雞幾次：它喝水了沒？對環境還滿意嗎？一隻母雞整天整夜地蹲在那裡，眼睛時刻警惕著周圍的動靜，對它來說，這段時間是什麼樣的呢？它每天都要從雞蛋上被拎起來一次，每次還都會發出嘎嘎的叫聲以示抗議。我引誘它去吃那些扔在地上的穀粒，讓它伸伸腳爪，清理掉背羽上的大塊髒東西。趁這工夫，我向雞蛋上灑些溫水，讓小雞們更容易破殼而出。這時母雞跑回來了，不停地要啄我。就這樣，一天天過去了，雞蛋掂在手裡變得越來越沉。轉動雞蛋的時候，母雞會把不太滿意的那顆用嘴滾到雞窩邊緣，我就會把這顆雞蛋拿走，再扔進灌木叢里，然後就聽到這顆臭雞蛋悶聲裂開了。羅德島大母雞身體下能蓋住十四五顆雞蛋，澳洲黑雞羽毛下的空間更大，好像只要你把蛋放進去，它都能覆蓋。有時屋後會傳來一陣騷動和咯咯叫，我跑過去查看，發現是家裡的某條狗太接近雞窩，或者偶爾也會看到近旁的樹上站著一隻鷹。我也知道，黑夜裡有時會潛進耗子，甚至是蛇。有一次，我發現一隻抱窩的母雞死了，它身下的雞蛋已經冰冷，散落在各處，其中的兩三顆被蛇帶走了。不過，狗們整晚都在巡邏，貓們似乎也對發生的一切了如指掌，如此看來，它們共同構成了一個不錯的預警系統。

這個體驗實際學的是生物的精確定時。如果培育過程被打擾，或者因為某種原因而受寒，那將導致小雞夭折，或雞蛋腐壞。孵化的過程必須是三個星期，必須是二十一天。就像做蛋糕一樣，精準的時間決定了一切。

我儼然變成了一個暴怒的、無情的小孩。我堅定地對自己說：「我不，我不要！我不要變成那個樣子，我永遠不會變成他們那樣。我永遠都不要坐在那兒用熏黃了的手指夾著煙，坐在那兒把噁心的煙抽進我的肺里。記住這一刻的想法，永遠記住！千萬別讓自己忘記。絕不能像他們一樣。」

這裏長著低矮的草，鳥兒在空中盤旋飛行，高聲地唱著歌。聽到腳步聲，小動物們會馬上跳開跑掉。我發現了一頭小羚羊寶寶，它比一隻貓大不了多少，就蜷伏在一處灌木叢下，身後是護它安全的一塊岩石，它的媽媽不在身邊。母羚羊也有可能是因為看到我走過來，所以逃開了，此刻就在等著我離開，可我在這片草地上並沒有看到它的身影。

儲藏室的挂鉤上掛著兩個大籃子，都散發著芳草的氣息。我把它們取下來，從房子前面走出去。我獨自一人，因為狗一直都在鮑勃身邊。這條沙子小路約有一英里長，蜿蜒在穆薩沙樹中間。在通往菜園的半路上，距離樹木一百碼的地方是一堆花崗岩卵石，蟒蛇就住在那裡。我和鮑勃一起出去時，只要到了卵石附近，他總會讓狗緊跟著他，而他則把步槍搭在手臂上做好準備。「蟒蛇的移動速度可以跟馬一樣快，」他說，「狗是蟒蛇最喜歡的，可憐的沃爾夫就在兩年前被一條蟒蛇吞了。」我總是放緩腳步走過那堆不祥的石頭，努力搜尋著蟒蛇。我見過一次，它盤成了一個灰色的圈，一動不動地躺在斑駁的光線下，很容易被錯認成一塊花崗岩。驚恐的感覺促使我拔腿就跑，要多快就有多快，一路跑到菜園那兒。可我還得沿這條路回去，那條蟒蛇要再看到我會不會……

然後，午餐就可以開動了。一盤盤散發香味的紅色混合物呈上來，讓你的腦子都眩暈在這味道里。我沒吃多少，心裏還惦記著菜園。現在，菜園裡一定有數百隻鳥在喝著水桶里的水，或者在苗床間的灰塵里抖松身上的羽毛。鴿子那悠長的叫聲、西紅柿散發的氣味，還有蟒蛇——所有這些都混入了食物的味道。

按理說窮人得不到貸款，但當時所有的農場主都在依靠土地銀行的貸款度日。在索爾茲伯里的時候，我們會駕車去土地銀行。父母進去交涉另一筆貸款的幾個小時里，我和弟弟就在發熱的汽車後座上焦躁地扭來扭去。我們繼續經營農場的原因就在於這些貸款在更新，每一季度都在減少，然後很快又恢復到之前的數目。跟其他移民相比，白人農場主身上的「白人文明」烙印更加深刻，但是因為經營農場不善，所以都得不到貸款，擁有獨立資本的移民少之又少。父親說，他的實際資本就是經歷過的塹壕戰以及那條失去了的腿——他帶來的一千英鎊沒撐多久。但是「他們」會重新考慮的，父親說：「他們會考慮究竟是不是要把我這樣一個在戰爭里瘸了腿的人再弄成破產戶。」

女子中學的食物跟修道院里的非常不同。到餐廳里吃早餐、午餐和晚餐的時候，你會發現整個房間里都泛著白色的光——桌上放著一杯杯全脂牛奶，擺著許多盤切成薄片的白麵包，頂上的白色奶油也在泛著光。早餐是加了白糖的白色玉米粉粥，還有配以糖漿的白麵包；午餐是冷肉和煮土豆，正餐之後還有加了果醬的「蛋糕」布丁；晚餐是芝士通心粉、白麵包和黃油。每星期還有一個橘子、一點生菜。我們發現了一個處世之道——食品檢查員要來檢查的時候，我們會在走進餐廳時得到一個雞蛋或一份果凍。事實上，白麵包和黃油才是我們的主食。許多年後，我跟一名難友交流了看法，結果我們一致認為自己唯一一次便秘就發生在那個時候。我們總是處於飢餓狀態，吃的是旱金蓮葉子、塗上芥末的麵包，就像難民一樣，渴求著家裡寄來的食物包裹。

悲傷瀰漫在餐廳所在的花園裡，我寫下了一部莎士比亞式的獨幕劇，劇中都是敵對的國王和王后。修女們覺得這個體裁太過成熟，並不適合我。我還寫了一小段關於「艾科」的練筆，如果查閱，讀者們就會發現這「不過是躺在石頭上的疲憊的男孩」。我記得那種夾雜著悲傷的快樂情緒，那是「疲憊男孩」自我意識的覺醒。在母親看來，這個練筆也不適合我。但人們不禁要追問，如果簡略的史詩和「疲憊男孩」的隨筆太過成熟，那麼碧碧·丹尼爾被約翰·博爾斯擁在懷裡、艾爾·喬森淚流滿面的場景就不成熟了嗎？

麥克唐納先生的房子就在去往礦山的近路上。他家中有三個孩子，其中一個女孩叫諾拉。我倆會一起做些女孩子們做的事情，彼此換衣服穿，還教給對方一些新菜的做法。

這首歌如此哀傷，許多年裡，我都以為它唱的是灰暗的天空。

然而，我不得不屈從於事實……

再見修道院！再見了，修女們！還有那場我無法參加也無法通過的考試！再見了！再見。就此，四年漫長的時光被我收進了腦海中的一個匣子里，然後被貼上了「修道院」的標籤。除非在夢中，否則這個匣子多年都不曾打開，因為靜候其中的只有悲傷、痛苦，還有從未消退的擔憂——擔憂那灰色的「永恆」真的就只有「四年」而已。

爵士樂也來到了非洲。長餐桌上的攜帶型發條留聲機里播放著爵士樂，我由此接觸到了那個時代影響力名列第二位的事物。

終於，十八天、十九天、二十天過去了……我坐在那裡，雙手捧著一顆溫熱的雞蛋，要麼看看它是否出現了破殼的跡象，要麼把它拿到耳邊聽一聽。你可以聽到裏面的小雞轉身和移動的聲音，然後蛋殼上就會出現一個破碎的小星星，接著洞里就出現了小雞的嘴，還有它蒼白髮硬的嘴尖兒。很快，這顆雞蛋就會破裂成兩瓣，一個可憐兮兮、渾身濕漉漉的小丑雞「啪嗒」一聲就掉出來了。它看上去有點像蜥蜴——頭部呈現出弧度，大腳爪還沒有力氣——只在幾分鐘之內，它身上就不再那麼濕漉漉的，變得可愛起來，依偎在它母親的外層羽毛下吱吱地叫著。母雞的身下，其他還未孵化出的小雞仍在自己蛋殼裡打著滾。出生后的小雞可愛的模樣能維持幾天，因為在接下來的幾周之內它就會變得精瘦，可是最終會長得像它媽媽一樣漂亮，接受自己註定的命運——下蛋和孵小雞。如果它是一隻公雞的話，就沒什麼好指望的，因為它大多很快就會在煮鍋里終結生命。雖然家禽數目很大，但實際所需的公雞就那麼幾隻。

就像曾經在英國懷特查佩爾的貧民窟做過的那樣，母親也用石蠟給我祛除虱子：我的頭髮被石蠟梳過，然後用毛巾繫緊。很快，虱子就消失了。我的頭髮上也沾滿了石蠟，閃閃地發著亮。

有一次，我在心裏一個一個地回憶所有我曾住過的地方，發現自己真的搬過許多次家。一番回憶下來，我很快就判斷出，這種常見或者說以事實為依據的方法只會引發錯誤。你也許會在某個地方住上幾個月甚至幾年，但卻絲毫沒有任何觸動；而在另一個地方只待一星期甚至一晚，你就會覺得自己的身心都像被一縷妙不可言的微風拂過。最終，我想起了約莫七十個地方，比如曾消磨了我一下午時光的某個游廊，不過我漏了一座房子——我在那兒住了很久，街道登記簿中有記錄。我曾接觸過許多馬蘭德拉斯的房子，但如今記得清晰的就這麼一個。它距離我們全家露營的地方也就七八英里——我們全家一年會去露營兩三次，我把這寫進了小說《非洲的笑聲》（African Laughter）——而且就在弟弟的學校附近。我沒想過這個農舍距離我們的露營地很近，也沒有以其他任何方式聯想過它。孩子們走進同一條街道的不同房子里，總會有進入不同世界的感覺，在他們看來，即便是同一座房子里的不同房間也都有著各自獨特的氛圍——空氣、味道、光影。在參觀一座新九*九*藏*書房子時，孩子們有自己關注的東西，也會在腦海中構想出一幅幅畫面——亞麻袖子的綠色織物就像一個笑臉，狗耳朵上低垂的捲毛在說「我愛你」，汗水流過脖子上的細紋簡直讓你抓狂，瓷質的蔬菜盤一個個歡快地列隊上了餐桌，好像在命令你要按規矩吃飯——而同在一所房子里的大人們並不知道。

除了這個，還能接受什麼呢？

這場蟲害危機雖然嚴重，但在這之前爆發了一次更嚴重的危機——我突然改信了天主教，修道院里的天主教女孩們認為這是遲早的事。我們知道，英國教會和它的健康環境既不敵那些可怕修女、聖水、鐘聲、聖母馬利亞，也不敵聖喬治教會以及男子學校來訪的神父。在這些神父面前，修女們都變成了忙亂的小女孩——神父們伸出戴滿戒指的手讓修女們親吻；修女們行過屈膝禮，臉都紅了。小女孩們（包括新教徒女孩）以前都曾懇求能夠加入。此刻，我們也羞紅了臉，咯咯地笑起來。

為了這頭奶牛，他們幾乎離不開這裏。雖然家裡只有一個「男孩兒」做雜役，可他們並不放心把奶牛託付給他。這對夫妻很貧窮，是「有教養」的窮人，死守著一點可憐的收入。丈夫一出去就是一天，乖順的狗就跟在他後面穿過灌木叢，而妻子就待在家裡，經常抹眼淚。有時她也做些食物，照料植物，或者縫補衣服，跟我母親一樣，來到這塊殖民地的時候，她也帶來了成箱的自由百貨花布。會不會有這樣一篇論文，專門談論「大英帝國殖民末世中的自由百貨織物」呢？我母親喜歡的質料都很醒目，只不過就是有限的那麼幾種。瓊喜歡把碎花狀的小玩意兒交叉蓋在草帽上，將玫紅和藍色的花朵繞在脖子上，她像一隻粉紅豬一樣躺在大床上嘆著氣。從自由百貨買來的細麻窗帘，帶有香豌豆圖案且綴著蕾絲邊，此刻就映在她的身上。

麥克唐納太太理應照看繆爾海德先生，可是她很懶，並且他們一家人還沒日沒夜地抱怨這位先生給的薪水少。母親勸麥克唐納太太，說如果她肯善待繆爾海德先生，那麼也會得到同樣的回報。可是麥克唐納太太卻不準備放下身段去倒馬桶，雖然老先生已經為此支付過薪水。繆爾海德先生沒有雇「男孩兒」——他相信自己可以不依賴他人，這變成了一個僵局。與此同時，麥克唐納家還說母親是想要在遺產中插上一腳才會這麼關心繆爾海德先生的，否則她為什麼做這些？繆爾海德先生在首批帕卡德車中買了一輛，在轟鳴聲中駕車駛進了索爾茲伯里——只見一位小個子老頭從駕駛盤上頭的空隙中眯眼向外看著。有時父親會搭個便車，泥土路如此崎嶇不平，可老先生居然以每小時八十英里的速度開車，父親總勸他別這麼做。「如果時間到了，我就去見上帝啦！」老先生大聲喊著說（他的耳朵已經聾了）。「可我們倆的時間能一樣嗎？」父親喊回去。

其中一個「時刻」，跟我的父母有關。

大約一小時后，我從爐子上拿下鐵鍋，現在裡頭裝的是微微冒泡的紅色糊狀食物。我一手用木勺攪著，一手用銀色的勺子從裏面挑出小碎皮，這個過程緩慢而令人愉快。緊實的球狀粉色果皮都挑出來后，往裡加鹽、胡椒、一把百里香，還有一夸脫左右黃乳酪。做好這些，還需要再煮一個小時。

如今我感到很好奇，《初代與末代人類》是如何漂洋過海去了農場？威爾斯影響了斯塔普雷頓，也許這就是原因。

當然也有別的主題，比如修道院。首先要說的當然是食物，因為既然要寫一些跟修道院有關的文字，怎麼能不描述一下令孩子感到困擾的東西呢？修道院里的食物實際上要好過大多數學校的飲食，可是在我們看來，它太可怕了：油膩、難吃，充滿了說不出的味道——是當時流行於德國的鄉村食物。我們吃的是經過香菜籽調味的黏麵粉湯，吃完后經常會生病。我們還吃用油膩的麵粉包裹的厚肉片，以及味道濃郁的煮餃子。過節日的時候，廚房裡的修女也很少給孩子們變換食物的花樣，幾乎總是一些浸油的薄烤餅，裡頭裝著油膩的小紙球包裹的小聖物，比如念珠和十字架。我們從未吃過一口水果或沙拉，蔬菜也只是煮過頭的馬鈴薯和捲心菜，嘗起來是香菜的味道。根據現今流行的觀點，這大概就是最糟糕的飲食了。不過我們終究倖存了下來。那個時候，每次吃飯，修女們都要斥責我們浪費食物，斥責我們無視上帝的恩賜。如今我知道，修女們的聲音中之所以總帶著哽咽，是因為對她們而言，那些食物具有某種意義。她們都來自飢餓的家庭，我離開修道院的時候，經濟大蕭條已經使德國雪上加霜，全德國境內都是舍粥所、排隊等候食物的人和暴動的饑民。然而，她們眼前卻是這樣一群不懂感恩的小惡魔……「跳跳虎」歡樂地講著修道院里食物的故事，逗得爸爸和媽媽又哭又笑。

父親那時還沒有生病，家裡洋溢著歡樂，充滿著希望。除了玉米和煙草——煙草的收成不如預期——我們種植的任何一種作物都可能價格飆升，就像「一戰」時的玉米價格那樣。向日葵和花生、小米和棉花，其中總有一個能成功的吧？與此同時，父親抱怨說，他這是在給鳥和其他動物種植食物。向日葵花盤成熟的時候，大鳥會用它們的利爪把油黑的種子扒出來，於是每一個巨大的葵花盤上都留下了一排排緊實的孔洞。小鳥們則成群結隊地落在穀子上，豬也把花生拱出了土壤。不過沒關係，總會有轉機的，例如幸運突然而至、意外之財光臨、獨份賭金的青睞；平時只能看到一兩顆黃金顆粒，而淘盤裡突然出現了一英寸大的成串黃金顆粒……財富還沒有完全主導家庭談話的內容，不過這樣的時刻已近在咫尺。我懂得了不聽信父母的話，弟弟也是。當他們說起「回到故鄉英格蘭，開始真正的生活」時，我和弟弟就會相視一笑。這個時候，經濟大蕭條在英格蘭和我們這裏都已經愈演愈烈。農場上不時出現年輕的白人男子，他們神經焦灼、骨瘦如柴，為了謀求一份工作而奔走。此外，我們還收到了女人的來信，她們懇求得到一份照顧孩子的工作，或者來這兒做一個星期的針線活，這些訪客和信件的主人都生活在赤貧之中。我們怎麼能在經濟大蕭條白熱化的時刻返回英格蘭呢？這個想法太荒謬了。可這並不能阻止人們幻想，父母在高聲地談論著對故土的嚮往，我跟哈利只是笑笑，之後便逃去了灌木叢。

突然，我們所有人都得了癬病，四肢上出現了瘙癢紅腫的圓圈，之後頭髮里又開始長虱子——大女孩的宿舍里無一倖免。馬紹納蘭附近的家長們聞訊趕來，接著女孩們就被帶出了學校。我也在其中。女兒的頭髮里竟然會出現虱子！在母親看來，這簡直就是最墮落的事。她做護士時，不得不處理貧民窟兒童腦袋上的虱子。貧窮和骯髒的環境才會招來虱子，而現在，我的頭皮上爬滿了虱子！照鏡子的時候，我能看見虱子在頭髮里爬來爬去，清晨，它們又在枕頭上爬行。

拉特太太擁有一顆仁慈溫和的心。發現我和母親關係不太融洽之後，就經常邀請我去她家裡，一住就是好幾天。她安排我住在一間大屋子裡，從來都不進來打擾。跟她不同，母親並不知道孩子們也需要隱私——無論白天還是夜裡，她都會猛然闖進我的房間，未必是因為好奇，而是她要去往某個地方。走到屋子中間的時候，她會皺皺眉頭，因為突然想起滿滿的日程安排中的某件事，於是她停下了腳步。牆上的燈里還有沒有石蠟？蠟燭旁有沒有火柴？我換過短褲了嗎？她會將衣物從床上拾起來仔細地檢查，會用鑽研的眼神掃過我的脖子或手，還會對我說：「在蠟燭光下看書，你眼睛會毀了的。」然後就大步流星地走開了，又匆忙操持別的事情去了。

有一天，我在一個很高的斜坡上發現了一處泉水，它是沿著一個搭有鷹巢的岩岬流下來的。我並沒有立刻就注意到它。矮草有點潮……開始濕潤和滲水……然後我的腳踝都泡在了水裡。我小心翼翼地走著，突然發現在一大塊平坦的花崗岩附近的水面上正有氣泡在鼓動。跪在這塊熱岩石上面，我慢慢地俯下身，在矮草間有一處空地，那上面凈白的沙子被岩石下緩緩湧出的水塑造成了各種形態，是泉水，方圓數碼之內的草地都被浸濕了。走了有十碼的距離后，我看到了在小草掩蓋的斜坡下，泉水靜靜地流著，水流把草地都壓向了一邊，再繼續彙集到一起，細細地淌過小鵝卵石河床，很快變成了一股真正的水流。清澈的泉水快速從一個又一個石頭上奔騰而過，每向下流動幾英寸，就加寬、變深。炙熱的太陽烘烤著我的後背，空氣中都是濕草的氣味。我追隨著水流，直到看見它流向一片穆薩沙樹，跟另一處草地上流過來的溪流交織在一起，然後匯成了一條小河飛速地在大石塊間奔流，水花生氣勃勃地噴濺著——它會繼續這樣向前流動，時快時慢地，不斷跟其他河流相匯，最終發現印度洋……

這是西紅柿湯。

在外面「度過一天」后，我們全家開著舊越野車回家。夜間的灌木地區經常有各種動物，我們的車每隔幾分鐘就得停一停，因為路邊閃耀著綠光或黃光，這些眼睛屬於小羚羊、羚羊、彎角羚、野貓。當轉身跑進灌木叢的時候，它們的眼睛就像被切斷了光源的燈。有時路旁的某棵樹也會像裝飾了彩燈似的發著綠光，叢猴就扒在樹枝上，眼睛緊盯著我們離開。有一次我還看到了斑馬，按道理斑馬應該已經離開這裏了。當我說「停下，那兒有斑馬」的時候，父母就會回應我：「胡說！」但真的是斑馬，車燈晃過的時候，它們身上的斑紋都在閃著光。也許，它們是從南部的新農場走過來的，正在向北遷徙。1992年，當我站在灌木叢里時，我看到腳下有大象的糞便。「呃，沒錯，它們剛離開這裏。現在的確是旱季。」

利文斯通家有三口人——裝著木腿的利文斯通上尉、妻子利文斯通太太，還有他們的兒子。他們一家住在一個高大的石頭房子里，俯瞰著廣闊的烏姆維克維斯散發出的漂亮的水晶光芒。他們溫和有禮，就像住在一層透明的薄膜里，陰鬱而稀薄的空氣讓他們變得模糊和遲鈍。他們是英國人，就是母親所嚮往的那種「有教養」的英國人。事實上，母親卻發現他們好得讓人受不了。我把利文斯通先生和他的妻子寫進了短篇故事《德·維茨來到峽谷農場》（De Wets Come to Kloof Grange），不過沒提他們的兒子。

那幾年裡，有聲電影已經開始在非洲放映。雖然修女們對此很抵觸，可是父母們卻堅持讓自己的孩子擁有最好的一切。因此，我們都穿上了棕色的羊駝呢外衣和黃色襯衫，頭戴修道院黃棕色絲帶裝飾的巴拿馬草帽，排起長長的隊伍，向著電影院進發。我們看了《麗娃·麗塔》（Rio Rita），還有艾爾·喬森主演的《寶貝》（Sonny Boy）。我時常會讀到專家們的意見，他們說兒童不會被銀幕上的圖像所影響。可看過《麗娃·麗塔》之後，數十個小女孩都開始幻想能跟約翰·博爾斯在一起，想象著把他的小鬍子擁入懷裡。看過《寶貝》后，患病和瀕死的嬰兒們給了修女很大的觸動。如今的孩子們看著充滿暴力的電影成長，而那個時候不是——如果那會兒我們也看過，恐怕會幻想著殺掉「地獄煉火修女」。要是有機會，並且知道如何下手的話，我相信自己真的會殺了那個女人，並非因為我覺得她「活該」，而是在我看來，她本身就是殘酷和殺戮的化身。奧威爾說「空談家之愚蠢無人可及」，指的恰恰就是這種「聰明的愚蠢」，即頭腦中有一絲邏輯，但卻毫無現實經驗。

科爾伯恩家也住在車站附近。科爾伯恩太太身材纖細、態度嚴肅，為人冷漠卻智慧過人。父親抱怨說，科爾伯恩太太令他對上帝產生了畏懼。這位太太當然也能嚇唬住丈夫，她丈夫是個又胖又笨的男人，總通過說笑的方法進行自衛。母親和科爾伯恩太太是好朋友，直到去世。她們倆都是聰明的女人，可惜生活沒能讓她們運用上自己的才能。就像迪克和弟弟一樣，安妮·科爾伯恩本可以成為我的好朋友，可她卻是個禮貌且順從的小女孩。一個是在「跳跳虎」面具下隱藏很好的悲傷小女孩，另一個（我確定）是在所有順從的表象下受驚的小女孩——要是遇見了真正的對方，也許她們倆本該成為好朋友吧。

假期里我學會了開車，因為父親拖著笨重的腿開車總不方便，而弟弟又不會總是守在那兒。我十一歲了，那時農場上的男孩們都會開車，而女孩子們不會。一個男孩可能十來歲時就會載著一個犁型器具、一袋麵粉，或是一份作為禮物的水果開車去另一個農場，即便路上遇到班基特警察局的警察騎著馬或摩托車，他也不會引起注意。人人都知道，這些農場主的兒子常常跟他們父親的助手一樣出色。

我離開的時候，他心情一定不錯。既然回歸了平衡狀態，他們夫妻之間的戰爭就可以恢復到以往的水準了。我迫不及待地告訴父母，他們的這對老朋友是什麼樣子的，鮑勃是怎樣的無情，瓊又是怎樣的痛苦，整件事情是怎樣的可怕！聽了我的話，他們先是一言不發，接著說鮑勃跟瓊結婚多年一直過得不錯，也許這就是他們的相處方式。

我出了麻疹，這是一種流行病，在那個年代，隔離期一般是六個星期。許多女孩都被送進了隔離醫院，那個古舊的大房子就坐落在一個花園裡。索爾茲伯里醫院距離那兒不太遠，那兒的一名護士每天會來兩次讓我們服藥，還對我們說：「規矩一點兒，你們已經是大姑娘了。」我們的飯食由一個「男孩兒」來做。突然間，我發現自己以為無法解決的問題居然根本就不是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