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對母親的憤怒和厭惡想得太過火了。許多年裡，我都將其拋諸腦後，直至一件事的發生，才讓我開始反思。多年以後，我住在一位精神錯亂的老婦人隔壁，但半條街的人都認為她不該去瘋人院。她在肉體上已經沒有任何羞恥感，甚至連正常的敏感度都沒有。她會把骯髒的、發臭的腳伸到你面前，強令你給她洗腳。要麼她坐著從腳上摘著皮膚碎屑，或把腳放進嘴巴里，一副津津有味的樣子。有時，她坐在某處，舌頭向外伸著，用手抓撓著渾身上下，臉上卻是舒適滿足的表情。她會把自己那巨大、晃動的乳|房抬起來查看下面長的疹子，也「邀請」你看一看。她還起勁兒地摩擦著胯部，就像在用毛巾給一條濕狗擦身體。令人作嘔的事情一件件發生，但她畢竟是個精神錯亂的人，對自己的行為無法克制。

埃德蒙茲太太真是個美人，她那酪乳似的皮膚上淡淡地點著幾個雀斑，頭髮是褐色的，身段如楊柳一般柔美——我在修道院時的朋友莫娜也有這樣的身段，但她骨瘦如柴，雀斑太重，都快把粉色的皮膚遮住了，而且頭髮毛躁且發暗。莫娜有個酒鬼父親，加上她出身於破碎的家庭，她似乎總為自己的存在而感到抱歉。我知道，要是有錢的話，她可以跟埃德蒙茲太太一樣美麗。和這位太太接觸過後，我又一次認識到我的母親是多麼的幹練。埃德蒙茲太太處理生活瑣事時，身穿雙縐睡衣，口中哀嘆著，眉頭緊鎖著，旁邊還有人服侍。她那新出生的寶寶大概一周大，是個「有教養的」嬰兒，配有一個專門的護理員。不少女性會因為處於無助的境況而獲得好處，我會想起埃德蒙茲太太，想起她那位迷人、體貼且憂慮的丈夫，如何像對待病人那樣照顧她。「他們可真窮！」這對夫婦總是這樣說。在這之前，我聽了太多跟貧窮有關的話題，但我沒有聽進去，也不能聽進去。中產階級的貧窮永遠不是看上去那麼簡單的。如今我再次想起這個我所探索的問題——究竟得到了誰的、怎樣的承諾，他們才會覺得如此失望？

「這樣的女人太常見了，」費舍爾奶奶說，「但那樣傻的男人再找不出第二個。」

家人們也在舉行「祈禱圈」儀式。在某一天的確定時間里，羅得西亞和南非的所有人都「聯合了起來」，說著同樣的祈禱文，懇求獲得健康和恩典。我躺在床上，聽到了他們的聲音，耳朵里轟鳴起來。直到病好之前，我每天都吃六十粒奎寧葯，但體溫還是那樣。

女主人坐在印花棉布沙發里，手中拼縫著上好的布料。她會給自己做碎花緊身連衫裙，搭配匈牙利式繡花上衣，這在當時很便宜，但很能襯人。她也會動手做一些女褲和襯裙，布料都是從高級店裡買來的昂貴絲綢和緞子——她不用任何廉價的日本絲麻緞。「很漂亮。」她那英俊的丈夫一邊說著一邊挨著她坐下來，周圍是粉色和淡紫色的碎布料，他的頭向一側微微歪著。接著，他刻意地怪笑了一下，並飛快地朝我瞥了幾眼，然後將手撫上了妻子的面頰，讓她抬起那黑色的睫毛，好讓他深情地望進那一對蘭花般的美麗眸子中。「呃……」他喃喃著，「啊……」他雙手拂過她光滑的髮辮和那復又垂下的眼皮，目光卻久久地注視著在另一張沙發里逗弄孩子的我。我們的關係非常融洽，我知道他想引誘我，也知道他不會真的這麼做，說得更確切一些，他是不能這麼做。

與此同時，我在麻醉自己。

我處在一種對情慾的狂熱渴望中，童年時代的多情幻想就此被取代。

日子仍在繼續著，他變得越發消瘦，口吃也更加厲害。他決定帶薇拉去英格蘭看心理醫生。（這在當時還不是件時髦的事。）因為沒有那麼多錢，所以他從銀行借了款，之後便跟薇拉出了遠門。

《瑪莎·奎斯特》（Martha Quest）的故事就是從這個時候講起的，在這裏我還需要做些解釋。讀者們願意相信一個故事是「真實的」。「這是自傳體的作品嗎？」他們會這樣詢問。一半是吧，作家會這樣回答，語氣中經常透露出惱怒的情緒，因為這個問題似乎並不恰當——作家已經努力把故事從個人經歷中剝離，將它的內容大眾化了。「如果我想寫自傳，那麼我就寫了，而不是寫這樣一部小說。」

我自己也寫一些短篇故事，還在南非的流行雜誌上發表了兩篇。多年後我在抽屜里發現了這些稿子，因為羞愧，我當下就把它們撕碎了。我曾為了迎合市場而寫作，也取得了成功。後來，我卻發現自己再也做不來這事兒了，即便再需要錢也做不來。

「年輕人應該吃大量奶油和黃油！」費舍爾奶奶囑咐我們，她身體向前傾著，表情有些兇惡。她手裡拿著奶油罐子，又濃又滑的黃色液體正打著捲兒落到粥上、水果上、餡兒餅上。我們大笑著，假裝用手擋住自己的飯碟。在這張長桌上，可能有二十甚至三十人聚餐。房客的朋友們會過來吃飯，他們的朋友也會過來。她會為每個人提供飯食，而且不收一分錢，有時，這些人也在某個游廊的一角湊合睡上一覺，這樣的慷慨和給予一直持續了四五十年之久。後來，我的兒子約翰·威茲德姆一直在那兒務農。

錫諾亞的一位醫生不止一次地，而是數次地來我們這裏。在那個年月，這算得上是一段征程，而不像如今這樣幾分鐘內就能到達。母親對醫生說我一直在低燒，並要求他為我開一些奎寧葯，醫生照做了。在雨季，我們早晚都會服用五粒奎寧葯，而我現在的用藥量更是增了又增。藥片很大，呈亮粉色，每片里有五粒。結果，這些奎寧葯根本沒起作用。耳朵嗡嗡響著，弄得我幾乎聽不見其他聲音，我感覺自己在一個明亮而又響聲不斷的透明物中，像是中了毒，奎寧葯逼得我發瘋。

約翰內斯堡舉辦了一次博覽會。他們期待著通過讓我參加博覽會，使約翰內斯堡這座城市對我產生助益。博覽會的場面著實嚇人——巨大而浮華的展示館、庸俗的物品，還有一大|波人群。人群中有許多從鄉村來的白人，他們都穿著自己最好的衣服，被眼前所見的尖端產品震懾住了。許多黑人也來到這裏，跟我所認識的那些黑人不同，他們時髦得多了，自我意識更敏銳，穿著也更得體，而且都很有進取心。此刻，他們正認真地打量著那些並非以他們為受眾的陳列產品。斯坦利說：「卡菲爾人真是越來越厚臉皮，他們需要被胖揍一頓。」這可真像瘋語。

雷吉被告知，這不過是在浪費時間和金錢，他們對薇拉一點辦法都沒有，因為薇拉不想做任何改變。不過，薇拉聲稱自己在英格蘭有過愉快的假期，她一直都想去那兒看看。

《瑪莎·奎斯特》的情節很簡單——她在灌木地區長大，跟母親爭吵，從科恩家的男孩們那裡聽政治課，看書，逃到索爾茲伯里的大鎮，學會了速記，計劃著各種迷人的未來，耽於跳舞和享樂，之後又嫁給了一個合適的年輕文職人員，第二次世界大戰正在迫近。

「我不再是小孩兒了。」我對她說。

對一個孩子良知的最小侵害，也是種窮凶極惡的罪行。一個客人來了，笑著彎下身靠近小孩。客人的下巴上有一個又圓又亮的腫塊，就像是哺乳期兔子的奶頭，裏面還長出了一根薑黃色的毛髮，這根毛髮泄露了一些骯髒的秘密勾當，甚至殘暴的行為。「媽媽，為什麼……？」「那只是一顆痣。」「她的下巴上怎麼會長鼴鼠呢？」「不是鼴鼠，小笨蛋。」如果看到自己父母的身上長了個小疙瘩，或是看到他們汗濕的腋毛，那麼小傢伙就會立刻縮到一邊，雖然一言不發，但眼睛卻還在盯著看，心裏充滿嫌惡。

白人主婦的生活談不上艱辛。家裡有四個僕人，還有廚子、男僕、園丁和黑人小孩。每天清晨，雜貨店和肉鋪都會接到當天的定購電話，接著一個男人騎著自行車把物品都帶回來。雖然不排斥這樣的飲食，可賈斯柏也會幽默地提些建議：「也許我們可以稍微調整下菜單——比如把肉片換到星期六吃怎麼樣？」她鎮定和善地笑起來，安撫著他的胡攪蠻纏：「可按照預定的食物來做，很簡單呀。」賈斯柏沒有抱怨，也沒跟我說過什麼，但定餐的事情確實由我接管了。我也經常烹飪，雖然廚子不太喜歡我干涉他們的分內事。

我的「南下」之行打開了一扇大門，門后似乎只有無聊和不幸的女人。不過，還是有一次例外的。那次，格里菲思家吩咐斯坦利開車載我出去轉轉。他把我帶出了那片富人區，穿過一條條越來越破落的街道，最後停下來。那條街看上去跟索爾茲伯里初建時的街道很相似。無數美國西部小說描述，貨車在街上顛簸著的，牛仔高聲喊叫著；在安第斯山脈地區的小鎮里，街上的印第安人倚靠著牆，嘴裏嚼著古柯葉子，眼睛瞧著遊客們；在洛杉磯的邊緣，街道消失在深谷之間，沿途是彈球機和墨西哥餐館。而我眼前的這條街修建於四十年前，寬闊得足夠容下一輛貨車。沿街是平房，在一座座東倒西歪的小房子中間散落著一座電影院、一家中國人開的洗衣店、一個舞廳、幾處便宜的小飯館，還有酒吧。整條街上都看不到幾個黑色面孔，因為這兒主要居住著生活艱難的白人。（並非「貧困白人」——這個詞是用來形容生活在「鄉村貧民窟」的窮苦庄稼人的，通常是指南非白人。）街上還有一些印度人經營的店鋪，閃爍著耀眼的亮色。

美夢……我的父母迷失在美夢和幻想之中。許多年裡，父親一直在淘金，挖掘著天井和溝壕，尋找著裏面的礁石，現在這幾乎成了他的主業。農場上的勞作當然也正常進行著，維持著我們的生計，但甭指望藉此發橫財。是的，如果走運，找到一處礁石倒是有的。他們兩個焦急地盼望著彩票結果的揭曉，甚至還買了愛爾蘭彩票。

「要是他們真有那麼危險，那為什麼並沒有人強|暴過我？」

「嗨，我還以為是什麼大不了的事。」父親說著走了出去。

我回到家中，這裏還是一副老樣子，甚至變得更糟。

我在這戶人家也做別的事情，比如製作服裝。我每個月的工錢是四英鎊。幾年前，我因為年齡太小而不能加入到烏姆塔利青少年們的幫派或團體生活中。麻煩的是，現在我又遇見了同樣的狀況——因為年紀太輕，我不能出席成人場合。我的確去過一次成人舞會，那兒的人們對我都很友善。我做出來的服裝都非常精緻，可對於身為保姆甚至說女管家的我來說，它們並不適合。看到我在成人的海洋和淺灘上浮沉不定、奮力掙扎，一位有同情心的女主人把適合她的那些帶有花朵和褶邊的衣服推薦給了我，但驚訝地發現它們並沒有達到預想的效果。

很快，他們兩人就結婚了。後來，他們又離婚了。像這種散漫且唯利是圖的女人難免以孤獨告終，即便她們往往都是有錢人。

「可是，夫人，婚姻里應該要有性。」

我被憤怒和仇恨的火焰吞噬。這種情緒以前也出現過，那是在我月經來潮的時候，母親奔走在房子里，把消息宣揚給了我的父親和弟弟。

我大聲嚷著，跺著腳走出了房子。

她是一個壞女人，一個壞妻子。

還有一個矛盾之處。若說這個系列僅僅是一個故事（為什麼不呢），我卻在關注它的真實性，例如事實、真相之類的東西。同時我又被自己的膽怯攔住了。在一生中，我一次又一次地傷心於自己為某種原因而軟化或改變事實，藉以迎合外界的壓力或者使事情變得容易。當然，若非我把自己的心理鬥爭加以具象化、把思想賦予在人物身上，那麼這部小說就無法含有同樣豐富的信息量了。通過閱讀達到理解是一個長期而緩慢的過程，或者說，相對於這些——科恩夫人之所以感到難過，是因為她的兒子不遵守飲食教規；瑪莎·奎斯特被「問到教義」時，居然是以政治問答的形式進行的——你看到或聽到的事情，並不會令你感到滿意。十年後，我輕視的一笑使我失去了一位朋友。

不知怎的，母親突然開始擔心我獨自一人待在灌木叢里。過去那些年裡，我有時會遊盪到離家數英里之外的地方，但又機智地並未說出我走了多遠。可現在不一樣了，這成了一個原則問題，我被要求說真話。我跟母親吵了起來。

母親的精神狀態非常不好。如今回想起當時的狀況，她再沒有出現比那時更糟的時候，這真令我訝異。不過那個時候，我的確被震驚到了。我既感到「無能為力」，又被憤怒和沮喪逼得發瘋——確實存在這種情況。錢——每句話里都是這個字，錢——這個字出現在日日夜夜。父親利用大把時間和從別處湊來的錢挖壕溝和天井，以及買炸藥。他沒有精力打理農場，卻可以連續幾小時在房後用淘金盤取樣。他的熱情沒有夾雜私念——一名探礦者在漫步時發現了一塊不錯的礁石，不到幾英裡外就是一個小金礦，父親知道后非常欣喜，還跑去跟人分享礁石、土壤以及用占卜探礦的知識。但不管怎麼說，農場還reａd•99cｓw•ｃoｍ得打理。我現在想，作為一個能力超群的女人，母親當時為什麼沒有接管農場？在片區里，的確有女人在經營農場。我猜她是不想傷害丈夫的自尊。

我的論點雜亂又滑稽，這一點我是知道的。

除了奶牛踏出的小路外，水塘一圈都長著高大的草和蘆葦。我站在那兒，親切的褐色河水拂過我的腳，我小心緩慢地邁著步子，泥沙咯吱咯吱地從我的趾頭間穿過。我抬起雙腳，把身體交給了水。我沒有游泳，只是仰面漂浮著，安靜得就像是一個溺亡了的人。四周波動著漣漪，我的上方是一片無瑕的天空，鳶和鷹都在那兒飛著。水塘邊的樹木上懸挂著數百個鳥窩，翠鳥在蘆葦間閃過，燕子飛快地在水面上飛掠而起。奶牛們小心翼翼地從蘆葦中走過來，停在離我不遠的地方。它們晃動的尾巴在水裡掀起了波紋，從我的臉上拂了過去，小牛們全都站在一棵樹下。還沒到一星期，我就認定自己沒病，而且再也不要生病。由此我清楚地看到，家裡那兩個悲傷和絕望的人是如何運用真實和虛構的疾病令生活變得無法承受的。再也不要！費舍爾奶奶曾被囑咐要留意我的低燒情況，可她卻說：「一派胡言！這女娃哪裡不對勁兒嗎？」

「好了，現在，夫人，你的丈夫已經跟我說了，你想找我談一談。」

「是嗎？我為他做了一桌好菜，房子也打掃得很乾凈，我也不亂花錢啊。」

當母親說起我的光明未來時，我正躺在床上做著白日夢，或者拿起已經讀過二十遍的書，尤其是那些來自美國的關於女孩的書籍，它們能夠撫慰我的內心。我被某種叫「低燒」的疾病擊倒了。真的存在這樣一種病嗎？因為一整天，我的體溫都有點高，幾乎下不了床，只能躺著。房門被一顆石子抵著，我向外望著灌木叢，床上趴著一隻貓，地上站著兩條狗。每次感覺我要起床跟它們出去玩耍時，兩條狗都會搖晃著尾巴，用眼睛懇求著我。它們將這視為自己的權利，然後跟我一起去灌木里待上數個小時。

雷吉成了非常有名的煙草種植者。我來到英格蘭很久之後，片區里有人來看過我。他們說雷吉對待黑人簡直壞透了，為什麼黑人們沒殺了他呢？就是殺了他也不算過分。他討厭黑人，黑人也討厭他。那個時候，他已經跟薇拉離婚了。薇拉去了開普省，一個人在那裡飲酒度日。

我們數次去索爾茲伯里見一位信仰療法術士。鑒於油價原因，我們通常是搭順風車去的。這位術士三十五歲左右，是個未婚的英國女人。父親說她跟一個業內最知名的男人相愛了，那個男人和她在同一個聯合醫療小組。以一個鄉下人對這類事情的態度——不過這次對她流露出了遺憾——父親說，讓她難過苦惱的是沒能結婚這件事，而不是什麼宗教問題。到了一定年紀卻還未結婚的女人會被人們憐憫或蔑視，不過這樣的情況已經從我們的文化中消失了。從這一點來說，社會的確小有進步。我忘了她的名字，假定她叫伯內特吧。有一個紅色印第安人給伯內特小姐做招魂術師，有時候需要我們提供硬幣以確保他在降神會上顯靈。「為什麼不是埃及人，不是黑人巫師，而是她？」父親追問著，母親只是低垂著眼睛，感到很痛苦。身為一名護士，並且是站在科學一方的人，她有些不自在。

我還做了另一件事。嬰兒們起初都像貓似的一天睡十八個小時，清醒后就會變成了爬行寶寶，之後再不滿足於遊戲圍欄——他們需要一些樂趣。每天下午，我都會帶著嬰兒去公園轉上幾個鐘頭，推著嬰兒車四處走走。我並不想坐下來，不想跟那些推著嬰兒車的、抱著嬰兒的女人們同框。我感到很無聊。過不了多久，我就會在公園裡推著另外三個嬰兒——陸續出生的、我的孩子們。如今再回想起那些下午的時光，我只覺得單調、乏味和難熬。彷彿如同多年前那般，時光在向前蠕動著。我一邊推著嬰兒車，一邊跟友好的小嬰兒聊著天，腦子裡還在作詩。我處在精神恍惚的狀態之中。在接下來的幾年中，我寫了很多詩，如同著了迷一般，幾乎每一首詩都夾雜著憂鬱和喜悅的感情。我想，那些詩只有幾首算是好的吧。

母親給格里菲思家（暫且就這樣稱呼吧）寫了信，詢問他們是否可以允許她「處於困境中」的女兒去拜訪，於是就有了我第一次坐火車「南下」的體驗。我們是在「一戰」后移民過來的，擁有乘坐火車的特許權。路上走了兩天，二等隔間里有六個人。每到一站，火車會停上一個小時那麼久。站台上的黑人孩子們，或拿著木刻動物，或拿著橘子、杏，或者不多的番石榴。而那些高高在上的、傲慢囂張的白人則在為三便士或一小枚錢跟他們討價還價，還會把玩具高高地舉起來，讓孩子們夠不著。黑人孩子們擔心自己被誆騙，而他們居然哈哈大笑。火車開動了，他們一邊笑著一邊把硬幣丟下去，嘲笑著那些在沙塵里爭搶的孩子們。內丁·戈迪默在故事《羅得西亞的火車》（The Train from Rhodesia）中描繪了這樣的場景。

寫這本傳記的原因之一在於，我越來越強烈地意識到，自己曾親歷了大英帝國在非洲的殖民統治行將結束的那段特殊時期，英國對那兒的佔領剛好持續了九十年。人們無從得知那個年代的模樣，包括那些生活在南部非洲的人們。聽到我講述的故事，我的孩子們會感到詫異，也許那個時代的粗野讓他們覺得不可思議——皮毛斗篷毯子、汽油桶作家、麵粉袋窗帘。白人和黑人之間那時而專斷集權、時而殘忍野蠻的關係已經發生了改變。父親和老煙鬼曾幾個小時地坐在圓木的兩端一邊聊天，一邊看著眼前的「男孩兒」們勞作。聽到這個故事，非洲朋友和白人朋友也許會被激怒或逗笑。白人們會拒絕相信西里爾·拉特和鮑勃·馬修斯的暴行，他們也不願相信，白人青少年曾「開玩笑」似的駕車把一個黑人男子或小孩撞倒在地，卻不會遭到父母的訓斥，更有愚蠢的白人男子還會跟員工們開殘酷的玩笑。

簡單說，這段婚姻的當事人就是一個激|情敏感的男人和一個冷淡傷感的女人。他的激|情和她的傷感顯而易見，可我卻對此有所懷疑。他們無意中透露出了一些信息，當然他們自己並不知道。這些信息似乎說明，也許馬利亞·斯托普斯稱得上是一位提倡節育的好嚮導，卻算不得是一個性知識的寶庫。

「哦，別放在心上！」她朝他笑了笑。連我瞧見這笑容內心都暈軟了，更別說是他了，就好像他得到了原諒似的。可他犯了什麼過錯需要原諒嗎？

在費舍爾奶奶家時，我長胖了太多，現在必須減下去。如今人們也許會抱怨說厭食症如何如何，可我當時確實有很好的自我保護意識。母親指責我說「不吃不喝」，可我真的找到了一種健康的飲食方式。我吃的是西紅柿、花生醬，體重也隨之迅速地減了下來，這給我帶來了快樂，卻驚嚇到了母親。雖說這反應不太協調，可本來也沒有什麼方法或常識去權衡母女關係。

我還去了電影院，那簡直是索爾茲伯里影院的豪華版。影院外，影片的名字在燈光下閃爍著，影院里，人們身著盛裝，佩戴著珠寶飾品。

父親年輕時，曾在諾里奇跟一對姐妹花跳過舞、調過情。「我愛上了她們兩個，」他說，「可我對她們的母親更有好感。」說起這事，遺憾和嘲弄的語氣悼念著那流逝了的時光。

貝蒂，或是叫弗蘭妮，或傑米，每次只要依靠在游廊柱子上，或是拾起不小心掉落的粉色絲綢手帕時，她的屁股或大腿總會懶洋洋地招搖一下。她臉上的笑容像是在昭告全世界，除了必須要交的錢外，她永遠不會為任何人多掏一分錢。對此，她深感自豪。她坐在那兒，身旁堆放著絲綢、緞子、咖啡色的飾帶。她的愛人剛剛從烏姆塔利風塵僕僕地歸來。她將視線落在了他的身上，大笑著說，「為什麼不留在烏姆塔利過夜呢？我從來沒要求過你，讓你每晚都開車過來，對嗎？」

「我沒想跟你談什麼，是他讓我跟你談談。」

「你從來沒體驗過……那種事嗎？」

這並非說他的母親不喜歡他——她為他感到驕傲。事實上，她只是缺乏母性的溫柔，而且，她也不太會持家。雖然在任何一個地方可以學習任何一樣東西，可她就是提不起興趣，也正因為如此，我心裏對她充滿了嘲笑（我常用的那種）。她曾在英格蘭北部的一所大學獲得了家政學專業的學位，現在她正照著課堂上做過的筆記給家裡定餐。

可以說，我的十四歲是「不成功，便成仁」的一年，是「或沉淪，或遨遊」的一年，是「決一死戰」的一年，因為在這一年裡，我跟母親做鬥爭。我就是這樣看待這一年的，事實也的確如此。

我學會了使用縫紉機，可沒錢買布料。於是，每到收信日，我就帶六隻珍珠雞去屠戶那裡。珍珠雞是當日清晨打的。天色還半明半暗的時候，我從家跑到田地里，在它們還沒從樹上飛下來吃食前就逮住了它們。對此，母親幾近情緒失控，她怒不可遏地大聲斥責我，但她內心的真實想法是：「你竟然在逃避我，竟然要離開我！而我卻仍然受困在這個糟糕的、悲慘的個人生活中，永遠也無法逃脫出去！」

達爾達甘商店的貨架上疊放著亞麻布、棉布，六隻珍珠雞賣來的錢足夠做上兩條裙子了。看到我身穿嶄新的漂亮衣服，母親大聲說：「要是在英格蘭，你還是個育兒室的小不點。要是讓十五歲的女孩就變得這樣成熟，那這個國家就太可怕了。」

我會幾個小時都跟這個女人待在一起，她也很喜歡我的陪伴。這個可憐、笨拙、貪婪的女人閃耀著成熟的魅力，她本來在英格蘭做著秘書的工作，來殖民地的目的是給自己找一個好丈夫，以勝過在國內就找的丈夫。

我去了索爾茲伯里附近做了一名保姆。（那個年代，有錢人家會交換女兒來養育，藉以學習不同的語言和異族作風，這被稱為「互惠」。）我渴望擁有新的體驗，而這份工作聽起來充滿了浪漫色彩，即便是最熱血的青少年，也能從中得到滿足。（「青少年」這個詞還未投入使用。）

我認為，有些女孩在十四歲的時候就應該找個比自己年長十歲的男人上床，藉此明白見習生般的愛情總會告終。當然，我知道會有人對此提出異議——少女會因此心碎。可無論怎樣，這都是難免的。那麼這種想法會不會導致一些現實問題被忽略呢？比如，學校和家庭作業？但這位愛情導師會堅持要少女們完成作業，參加適當的社交活動……在世界上的某些地方，比如說印度，曾有一種很常見的現象——年輕人十三四歲就結了婚，接下來小夫妻會被關在一起好幾個月。想必他們都沒有上學，也不可能去上學。這並非只是理論，它本有可能發生在我的身上。問題不在於「性|欲」——它總能通過某種方式得到滿足，而在於「對情慾的渴望」——它總在尋找實現的可能，是一種改造手段，是一個入口，至於具體通向哪裡尚無定論。這種渴望類似思鄉病，或者說它就是思鄉病的一種，也許是對過往的，而非未來的伊甸園的渴望。它是一種病，會使人失去能力。

「好啦，好啦，夫人。你的態度對你丈夫不太公平啊。」

進入灌木叢的時候，我莫名地感到一陣疲憊，滑坐在距離房子不到一百碼的某棵樹下。跟父親一起去地里的時候，我會找一處庇蔭處看書。可我只是反覆地看一些書。讀書之於我，是一種幻想的助推器。我在慢慢地麻醉自己。

他們有了兩個漂亮的孩子。我非常疼惜其中一個小女孩。「我跟妻子一共睡過兩次，她是那時候懷上的孩子，」雷吉咧咧嘴，好像是笑了，「她想要孩子，也生了孩子。現在——就是這樣。」

我跟他們一共相處了三個月之久。（我已進入了成人期——更確切地說是成人的早期，這一階段迥然不同於中年以及晚年時期。）

那時候，母親的確有點「瘋」了。我們還為食物爭吵。我已經漸漸發現，我胖的原因在於吃太多。我胖嗎？倒也不，可我確實是「胖乎乎的跳跳虎」。每次就餐時，我都會嘗試著節食，可母親卻一臉憂慮，總是想把我的盤子堆滿。

他卻回答：「哦，她說得都對，真的。」

將這些詩句寫在這裏，並非因為它們有什麼價值，而是因為它們令我很感興趣。首先，詩人是個十四歲的女孩……不對，這些詩句里明明流動著一些很古老的思想，它們暫時控制住了思維繁雜的年輕頭腦。再者，走水波月影的是「他」，去探險的也是「他」。但如果頻繁外出夜遊的是「她」，帶走所愛的是「她」，那就是另外一回事兒了，就會觸及男女區別的核心問題。而且，並沒有任何暗示說「現代詩」至少在二十五年前才出現。最後也是最為重要的一點，當我寫作的時候，是在最真誠地表達情感。我並不相信，那些一旦想起就反覆念叨的咒語或詩歌真的具有什麼魔力。我不要，我就是不要。這首詩來自一個不同的知識階層，而httｐｓ://ｒeaｄ.9９csw•com且詩歌也不應該寄宿在這樣一個簡單且宜人的哀思里。

格里菲思先生給我寫了一封內容簡短的、直截了當的信。他過去曾是蘇格蘭的一個窮小子，但他開拓出了自己的路，他想給我些建議——我應該儘可能地去學東西，學什麼不要緊，因為遲早會派上用場。信里還說，年輕人常常會忽略，只要去用心尋找，就會發現身邊都是機遇。他還給我寄來了一本作家和藝術家手冊。

我們的主戰場在穿衣問題上。我有個表妹在英格蘭，她擁有一切我母親想要給我的東西。她在一所很好的女子學校讀書，她母親寄來的每封信里說的都是金錢，以及聰明的朋友。她的衣服被打包成精美的包裹寄送給了我，一層層棉紙下的衣服跟我母親的一樣精緻，雖然她的那些服裝早就已經被孩子剪著玩了。我如今仍記得，其中一件蘋果綠的絲綢裙子裝飾著小褶邊和泡泡袖。表妹比我小很多，所以尺寸不合適，而且這些乖巧的小衣服也永遠不可能在片區里穿。要穿著去哪兒呢？又怎麼穿出去呢？人們看見都會笑死的。愛麗絲·拉特注意到了我的反常行為，她很擔心——擔心我的母親。她試圖把我救出去，於是很機智地邀請我去她家裡。可這沒什麼作用。我知道母親想要的是什麼。她嘮叨著指責我，不斷把那個有教養的小女孩的衣服展示在我面前。「喂，至少穿上試試啊！」它們對我來說太小了。她瘋了，我暗自哭泣。

郵局送來母親給我的信件，信里的內容瘋狂且雜亂無章，滿滿十頁或二十頁，每一段都在數落我的罪行、譴責我的自私和固執，還威脅我說，等待我的會是貝拉的妓院。「像你這樣的女孩都只能去那兒，等著瞧吧。」類似這樣的話鋪滿了一頁又一頁。但我住在一個最為傳統的家庭里，飯前都會做禱告，每一句話都在嘆息著向上帝發出求助。我不忍再看這些信，也無法想象，在人類普遍的瘋狂行徑中，這不過是一個微小的癥狀而已。

「瘋了，瘋了！他們全都瘋了！」

從人群中走出來時，斯坦利的臉色陰沉得可怕，他只是朝我點點頭，讓我跟上他。我們回到了車裡。「我別的什麼都沒有，只有壞運氣，只有它。跟你說吧，我真是深受打擊。」他跟我說，每天晚上完成了在格里菲思家的工作后，他都會出來當酒吧侍者。「幸好梅布爾不知道我在干這事兒，不過，我也得生活，不是嗎？」梅布爾和斯坦利，還有格里菲思先生和斯坦利——就現狀來說，他們之間的相處方式就是一種民主。

我認定，父母沒有完成的夢想和願望會對孩子產生影響。我確信，父親的失意和沮喪在當時的確影響了我。他的性|欲受到了遏制，這並不是秘密，至少對我來說是這樣。談論起那些吸引自己的女人時，他的語氣中流露著留戀，也會立刻對她們同情起來；說到某個男人或女人婚配了性冷淡的另一半時，他的語氣中會流露出遺憾。還不止這些。他曾不止一次地跟我說起一些事情，將自己的處境表露無疑。雖然很高興自己被當成知心密友，但我仍然希望他沒那麼做。我還太小，並不適於聽到諸如此類的話。「那種事早就被你母親忘得乾淨了。」聽到這話時，恐怕所有跟母親作對的女孩都會感到一陣勝利的喜悅。可我卻同情她，為她感到難過，因而陷入了矛盾之中。母親向我吐露心聲時，我也不想聽。看起來，疾病和疲憊已經讓她無力去想什麼性|事。他們大聲說出的事情，還有無意中透露給我的話，連同我自己做出的簡單推論，交織成了一幅他們兩個人的畫面——我在七八歲時親眼所見的一個小情景證實了這個畫面。父母的卧室夜裡有燈光照明，我和弟弟的卧室（後來成了我的房間）則很昏暗，只有夜燈發出的微弱光芒。在兩個卧室之間，還有一個朝陽的大房間。跟往常一樣，我和弟弟躺在父母的卧室里。我躺在父親的床上，弟弟已經在母親的床上睡著了。這時，父母一起走進了房間。母親把燈放了下來，父親摟抱著她，將她轉過身來面對自己。他莽撞又害羞，就像一個大男孩似的——又像一個受挫的男人。「既然孩子們都大了，也許事情該回歸原位了，可以把兩個卧室間的門關上了？」他邊說邊親吻著她，她笑了笑，卻把臉轉過一邊，望向躺在床上的兩個孩子。一會兒，她得把睡著的兩個小傢伙抱到他們自己的床上去。卧室之間的門在夜裡總是半掩著的，後來我堅持關上它。

有這樣一張小照片：薇拉斜靠著一輛老雪佛蘭車，身上穿著一件二十年代的裙子，露著膝蓋，一條腿懶洋洋地向前伸著，嘴裏叼著一個長長的煙斗。鏡頭裡的她微笑著，一副泰然自若的神情。

我和這位半心半意的追求者之間的故事蘊藏著一些更為深刻的東西，這無疑很符合道德家們的看法。如果說我進入這戶人家時在索爾茲伯里還沒有一個認識人，那麼在離開時，我已經擁有了許多可供取捨的可能性。你也許經常會看到這樣的情形：一個姑娘選擇跟一位看起來對她沒多大用處的年輕人在一起，或者至少說她似乎對這位年輕人所在的領域興趣不濃。那麼姑娘又為什麼要這樣做呢？其實，她的行為只是源於自我保護的意識，只不過她本人卻對此茫然無知或一知半解。

簡言之，在創作《瑪莎·奎斯特》的時候，我演繹的是一個小說家的身份，而不是一個年代史的編寫者。雖說那部小說沒有做到字字屬實，但其中的氛圍和感受是真實的，比（你手上）這部努力向事實靠攏的書更具「真實性」。《瑪莎·奎斯特》與其他非洲短篇故事都是對往昔片區生活的可靠再現，更確切地說，是來自一個白人視角的生活。有一次，我遇見了一個黑人男子。他幼時曾跟父親和哥哥們在班基特的農場上做工，那個時候的我還只是個小姑娘。我們盡情地說著，聊著。他印象最為深刻的就是遷移。這其中的原因在於，無論是作為附屬於酋長或部落首領的群體，還是作為獨立的家庭單位，農場上務工的黑人們常常從一個農場遷移到另一個農場，目的是為了獲得更好的生存條件，也可能是因為從尼亞薩蘭來了一位年長的親戚拜訪他們。當時在我們的片區里，大多數的工人都來自尼亞薩蘭。似乎在他看來，各個農場群落都是一樣的——貧窮、醜惡，還有糟糕的建築。他已經上了年紀，可以將曾經的苦澀當作幽默來說，不過，在他內心深處卻燃燒著憤怒之火，這是源於往昔經歷的怒火，如同我對「一戰」的感覺一樣：「它怎麼就發生了呢？」

雖然言簡意賅，但卻已經足夠。她的熱情給了孩子，他的熱情則給了夢，愛的美夢，以及戰爭的噩夢。

瘋了，瘋了，瘋了！我只是無聲地哭泣著，父親病得太重，我不能跟他吵架。我氣呼呼地走在灌木叢里，難受又氣惱，驀地又生出了沮喪和憐憫的情緒。遠離母親的時候，我就能流露出一定的同情。這兩個病態而幾近瘋狂的人是我的父親和母親，是戰爭，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搞垮了他們。許多年裡，我在腦海中都清晰地構想著，如同一幀幀電影畫面一樣。如果沒有「一戰」，他們會過著怎樣的人生？她是一個快樂幹練的英國女人，也許正組織著不列顛婦女協會，或者在做著護理工作。她不會跟我有太多的共同點，但關鍵是她能夠成為她自己，而不是淪為這個飽受折磨、忙碌憂慮的受害者。我也會想象「一戰」前的父親，但我想象不出他生命中任何一種其他的選擇和可能性，可我確切地知道一件事：父親曾結實健壯、精力充沛、行動自如，他本來可以一直如此，可現在卻是一個殘疾人，再沒什麼康復的希望。我在灌木叢里來回走著，偶爾坐到蟻冢上，我憤怒到要發瘋，腦子裡想著父母現在的樣子，還有他們本可以擁有的樣子。由此想來，如果讓戰爭成為不可能，那麼世界上也就都是完整的、健康的、理智且了不起的人了……我的思想居住在烏托邦中，一半是文學，一半是現實生活的對立面。在這可愛而充滿愛意的社會裡，我將黑人也想象了進去，尤其是黑人孩子們。到處都是友善、慷慨、快樂的人，沒有人離開城市去作戰，黑色人種、棕色人種、白色人種，所有的人都和平共處……

我幻想著魅力四射的未來。我是一名舞蹈家、一位歌唱家；我設計服裝；我在邪惡的城市裡經營夜總會。大多數時候，我是身在巴黎的一名波西米亞人或在地中海沿岸的一位漫步者。而這個時候，還沒有一個小孩知道自己可以在任何時候、去任何一個自己想去的地方。幻想去法國的馬賽或尼斯就像是……可如今已經無從比較，馬里的廷巴克圖坐飛機就可以到達。而那個時候，世上還存在閑置的地方。

「你說得不錯，可凡事都有萬一！」

「我不要，我不要……」我一遍遍默念著，逃離了這裏。母親那喋喋不休的聲音也被我拋在了身後。她說我沒有前途，還說我離開學校讓她丟臉了。

「我不覺得什麼『應該』。我就是不喜歡。我從來沒有過。」

她的旁邊還站著一個女人，是河對岸那個農場主的妻子。她是一個身材豐|滿的女人，在鏡頭下露出了喜悅的笑容。人人都愛她，都討厭薇拉。可這個女人也是個壞女人、壞妻子。薇拉不願跟任何人做|愛，甚至連跟自己的丈夫都不可以，而這個女人的做|愛對象不僅有自己的丈夫，也包括其他男人。跟薇拉一樣，她後來也離婚了，去了開普省。令人滿意的是，儘管父母經歷了不幸的婚姻，可是薇拉和雷吉的兩個孩子還是順利地長大了，這或許可以歸因於進化的力量（或者自然之力，或生命力）。雷吉非常看重我父母的建議，一星期里還會開車過來看望他們兩三次。如果有人（包括我父母在內）對他說：「讓你不要娶她，可你那時候怎麼就不明白呢？」雷吉就會嘻嗬地大笑起來，結結巴巴地說他愛她。

每天，我都會在水塘里待上好久。那時，人們以為血吸蟲會從傷口或者尿道進入人體，一路鑽到腎臟，在整個人體內迂迴。如今我們已經知道，它可以通過皮膚進入任何一個地方，不過要想讓孩子們遠離水是不可能的。當時，我們被允許泡在水裡，但前提必須是剛下過雨，水坑或者河裡蓄滿了水，以及我們的皮膚沒有任何破損（可孩子們的皮膚難免會受傷和結痂），或者我們有把握不讓自己的私處浸到水裡。不過，就像愛麗絲·拉特那樣，費舍爾奶奶可不相信什麼血吸蟲：「那些都是胡話，做些運動對你有好處。」

「喜歡？」她琢磨著這個詞，「肯定是喜歡的呀，不是嗎？我都嫁給他了。」

他似乎對什麼都不太在意，就是說，一切涉及情感方面的事情他都沒有在意，將這些都阻擋在外面。至於父母，他已經不再稱呼他們為「父親」、「母親」或「爸爸」、「媽媽」，甚至都不直呼他們的姓名「邁克爾」、「莫德」。直到他們去世之前，他都疏離地稱呼他們為「哎」和「嘿」。

我記得，在快速逝去的童年生活中，不止遇到過一對像這樣的戀人，而且我也能回想起在游廊上聽到的話。比如，曾經有一位叫雷吉的人來尋求我父母的建議。他是一個中產階級家庭的小兒子，因為在英格蘭找不到工作，就來到了南羅得西亞。之後，他從土地銀行那裡購置了一處農場。第一次來尋找我父母幫助的時候，他只有二十三歲左右，被孤單折磨得幾近癲狂，說自己必須找個人結婚，再也承受不了孤寂了。他個頭很高，身體卻很單薄，說話時伴有口吃。這個年輕人總在拚命地工作，父親說他這樣下去可能會病倒。他擁有的穀倉已經多到一個人管理不過來的程度，可他仍舊整天工作著，甚至熬到半夜，眼見著越來越消瘦和瘋狂，他去了開普省度假，讓自己的身體不至於垮掉。在那裡，他遇見了薇拉。她擁有一半英國、一半荷蘭血統，不止一次跟別人訂過婚。他娶了薇拉，把她帶回了家。他那高大的石頭房子就矗立在卵石之間，坐落在一處小丘上。薇拉拒絕跟他睡覺。他像一個醉鬼似的開著車來找我的父母。我們才剛看見他的車在路面上揚起的塵土，他就已經來到了房前。他神色狂亂，結結巴巴，因為失眠和壓力，藍色的眼睛變得血紅。看他憔悴得如此厲害，母親吩咐僕人把儲藏室里的所有食物都拿出來。不過，他需要的是跟人說說話。薇拉不願意，她不願意發生性行為……這是如今的說法。那時，他說的是「做|愛」。「她討厭那種事。」他說道。

那一年裡，我帶這位小舅子回了兩次農場，這讓他很開心，他喜歡被我母親視為我的一個潛在追求者。我博學的父親說，他真是個有趣的傢伙。

「你的丈夫，你可以這麼認為。你一點都不喜歡你丈夫嗎？」

在索爾茲伯里，我的父母又跟土地銀行進行了一場屈辱的會面，他們需要申請將貸款延期。這工夫，我在馬尼卡路上的一個傢具店外徘徊，在用艾倫·格里菲思先生的信給自己打氣。店裡都是光潔又高檔的「成品」傢具，每個窗子上還擺放木板製成的真人大小的主婦模特，她們坐在桌旁或椅子上，快樂優雅地朝著人行道綻放著微笑。我走了進去，請求見一下希曼斯利先生。他很瘦，但肚子上的肉卻不少。天熱，他只穿著襯衣，經濟蕭條讓他很焦慮。我對他說，他沒有摸清應該如何展示他的產品，但我可以寫一些詩給他，他每hｔtｐs://ｒｅａｄ.９９ｃｓw•com星期都可以給《先驅報》的個人專欄投稿。他覺得很有趣，說想要看看樣例。格里菲思先生寫的信讓我暗喜。我拿出了一些簡單的詩歌，每一句都以勸勉性的話結束——希曼斯利風格，別樣的家居風格。我提出每首詩要價十先令，不過最後是以七先令成交的。有幾年，每當我需要錢的時候，我就會匆匆完成幾首詩歌，然後帶它們走進希曼斯利店。在那兒，他會為我拿出茶水和糕點，懷著對逝去年華的傷感問一些我的近況，有時也被「跳跳虎」逗得哈哈大笑。他說我為店裡打的廣告招徠了顧客。在印度人的店裡，一兩個先令可以買到上好的棉布和平紋細布，一雙像樣的鞋需要十先令，一個好的手提包需要一英鎊。沒有人戴手套，或穿長襪。

我作了一首詩：

將我搖醒的是赫伯特·喬治·威爾斯寫的《未來世界》（The Shape of Things to Come），但本來也可以是其他任何一種東西。我對許多想法都一竅不通、茫然無知。也許，每個人在回首的時候都會看到一個行為粗野、困惑不解、苦苦掙扎的小孩，也會看到老人們的體貼和仁慈。

埃德蒙茲家說沒錢再聘用我時，我感到如釋重負。據說他們請了一名真正的英國保姆，工錢將由埃德蒙太太的娘家支付。後來，他們兩人離婚了。如今，我仍記著這對可愛的夫妻和他們的小男孩，彷彿他們一家子都是可愛的孩子。

「是的，我不覺得那有什麼意義。」

同樣誠實地說，我在孩童時代、少女時代以及青年時代都遨遊于書的海洋。但也可以說我把時間同樣用在了漫步灌木叢，傾聽著、注視著發生的一切。就此，我們來到了記憶的核心問題上——你能記起的是有記憶的自己。

我回家了。我很高興離開那座黃金之城。

誠實地說，我在整個青春期里都著迷於性|欲，而這種心理在作家克里斯蒂娜·斯特德的小說《僅僅為了愛》（For Love Alone）中得到了非常好的詮釋，這可能是描述女孩成長過程最好的一部小說。不過，這是因為「愛情」在我頭腦中留下了痕迹，所以我才會這樣說。

不過，賈斯柏閱讀的卻是另一番天地。

就在去年，一家電視公司準備製作一個系列劇講述瑪莎·奎斯特遠赴倫敦前的故事。早在交涉剛開始的時候，我開玩笑說只有一個人可以寫齣劇本，就是我，因為除了我已經沒人知道當時的情形。在看過一個很優秀的南非作家寫的試用稿后，我意識到那個時代的確無可挽回地流逝了，因為那位作家在很多小細節上都犯了重大錯誤，且故事中竟然有南非的味道。

梅布爾·格里菲思時不時會尖酸地說起丈夫的吝嗇。

弟弟回到家后，她又開始對他嘮叨起來，因為她已經無法掌控他。弟弟已經變得禮貌而冷靜，表面上似乎是在聽她說話，實際上並沒有理會。他跟著父親去了田地里，做一切力所能及的事情。但無論如何，他還在讀書，那才是他的正業，他的職責所在。母親不停地對弟弟說，他必須加入海軍或者陸軍，必須「離開這個二等國家」——每句話都暗示著要他必須離開他的國家，離開灌木叢、土地，還有山水。

母親亦然，即便她曾在數月中護理著這樣一個病重的殘疾男人。

當初被送進母親負責的病房時，父親病得很厲害。他卧床了一年之久，還患有嚴重的抑鬱症，差點兒就丟了性命。那時候，母親想要嫁的那位醫生在海里不幸溺亡了。因此可以說，在結婚的時候，他們兩個人都很「虛弱」、「情緒低落」。母親很快就懷上了孩子，那是一次十分艱難的妊娠，她不得不應對這個「不可能」的孩子——這一切都不太有利於做|愛的興緻。後來，她又有了自己的第二個孩子，一個被期待已久的寶貝兒子。我想，她愛上了這個孩子。我見過許多女人都會這樣。她們很愛自己的丈夫，愛撫、親吻、激|情碰撞之後，生下一個寶寶，然後就會愛上這個孩子（男嬰或女嬰），並且變得如痴如醉。她哪裡還知道什麼丈夫呢？那個可憐的人已經完全被冷落了。我相信母親一直都愛著她的寶貝兒子，直到這個孩子開始不斷地拒絕她、離開她，變成一個身材修長、體格健美、惜字如金的孩子，在寄宿學校里學會了冷漠、只稱呼她為「哎」，而並非「母親」。

當時還發生了一件事情，我一直沒能把它忘記。在老烏姆塔利的一座教堂內正在進行一場午後活動，黑人和白人都在樹下漫步著，喝著茶水，吃著糕點。因為之前從未在社交場合跟黑人們平等相處過，所以我既感到欣喜，又有些好奇，還有點懼怕，不知道自己應該怎麼去做。看到兩名上了年紀的黑人男子都手握著茶杯站在那兒，我徑直走向了他們。我說著母親尤為擅長的社交話，只有我不停地說著，他們兩人都神情嚴肅地向下看著我，直到其中一人溫和地說：「你看，我年齡這麼大了，你卻還這麼小。」

天啊，這個青春期女孩性格中那無情的一面變得更加尖銳，她開始懼怕自己也會步入同樣的命運。「我不要，我不！」像念咒語一樣，我重複地告訴自己。與此同時，我的父母也在觀察著對方，他們的所見也跟我差不多。作為一名護士，母親了解糖尿病患者的所有個性，在她眼前，英俊勇猛的丈夫正在無可避免地墮落。至於父親呢，在他眼前，有一幕場景已經出現了多年，而且在以後的幾年內也會如此。母親把什麼東西忘在了茶盤或餐桌上，她像被橡皮筋拉住了似的從椅子里跳起來。她低著頭，神色慌張，步履匆忙地去取茶匙或毛衣，就像在躲避火災或斥責。這時心神不安的父親開口說：「看在主的分兒上，老太婆，坐下來吧。」母親從來沒有安靜的時候，她把自己弄得筋疲力盡。她跟「男孩兒」說話時，我聽到了她那斥責的、急切而又挑剔的語氣，話里是滿滿的嫌惡。有太多的白人婦女都這樣對待家裡的僕人，如今在南非，許多白人家庭仍這樣。父親很反感母親跟僕人的相處方式，因此責備了她。「可他們是真的令人感到絕望啊！」她哭道，由於痛苦，臉色開始發紅。

格里菲思夫人沒有工作，那個年代的有錢女人都是不工作的。她感到無聊，非常無聊。她會說上一句：「哦，天啊，我看還是坐車去兜兜風吧。」汽車司機名叫斯坦利，是一名年輕的南非人。他身材瘦削，眼光冷淡，身上曾被火灼傷過，出身於真正的窮苦世界。他的特質總能令他立刻被人辨認出來。比如，他對黑人和有色人種懷著強烈的仇恨，而且，他的眼神中總是透露出焦慮。除了開車之外，他還要負責對車的護理，還得跑腿、購物。他的角色就像一個「兒子」，但卻足夠恭敬有禮，帶著南非人的那種隨意姿態，時刻留意著有什麼事情需要完成。住在這片郊區的有錢人的房子都很相似，坐車出去兜風的時候，我們會在這裏轉一轉，或者去一些高檔的店。

這一次，我去了南部的一座大城市——約翰內斯堡。

有那麼兩次，我曾引誘他進入月夜下的灌木叢里。如今我驚訝地發現，我當時確實花費了心思去引誘他，甚至還做好了自我避孕的準備。（在賈斯柏借給我的某本歷史書中，我讀到了自我避孕方面的知識。）在灌木叢里，我們如常地進行了親吻、擁抱，可他還是決定將童貞留給自己的妻子。

我又開始負責照顧一個小嬰兒，他剛剛四個月大。確切地說，他就像我的寶寶，看護他一點都不麻煩。在那個時候的中產階級家庭里，沒有乳汁可吸的嬰兒們吃奶粉。將奶粉放在一個瓶子中，將保溫瓶中的開水倒進去一些，再倒入白開水使之冷卻，然後餵給嬰兒，輕輕拍嬰兒的背，使其打嗝，這工夫，清洗過的奶瓶在燉鍋中的沸水中消毒，直至下一次餵食。一整套事情做下來簡單快速，效率也高。這個嬰兒性格友好，很容易相處。他不哭鬧，喜歡被人擁抱，他能睡一整個晚上，白天的大部分時間也都在睡覺。

我站在灌木叢的一個角落裡，手中鬆弛地拿著一把步槍。突然間，就像第一次看見自己大腿似的，我心想，它們可真漂亮，修長的、勻稱的、膚色健康的雙腿。我掀起裙子，端詳著自己的身體，直至短褲邊，姣好的身體讓我的心中盈滿了自豪。再沒有比這更欣喜的了，這一刻，女孩意識到自己擁有如此優美的身段，如此美好和光滑的四肢。

我健健康康、精力充沛地回到了家，我戴著親手做的胸罩。面對眼前這個敵對的、穿了新胸衣的年輕女子，母親切換到了戰鬥模式，她呼叫著：「邁克爾，邁克爾！」母親一直叫到父親來，然後拉起我的衣服，使我穿戴著的東西露出來。

我捍衛著自己的身體，對母親敬而遠之，拒絕她的碰觸。做出這種反應時，我明白自己其實想說的是：「我不要被那些東西傳染——疾病、憂鬱症、糖尿病、帶著傷疤的可憐兮兮的殘肢，還有戰爭，戰爭，『一戰』……塹壕戰，我不要！」

薇拉坐進了一間辦公室里，她面前的人相當於現在的告解神父。

從希曼斯利店得到的錢絲毫沒有改善我家的狀況。對母親來說，每一件新的衣服、裙子或胸罩都像插|進她背負的十字架上的新釘子。現在，我們又開始爭論起了種族歧視的話題，也是土著問題。麻煩的是，我沒有事實或者數據來支持自己的看法，我只是模糊卻又強烈地覺得這個「制度」有很大的不妥。比如，為什麼這些人在我們的農場上做工，卻只得到一點點工錢？那時，有人在《羅得西亞先驅報》（Rhodesia Herald）上，以「常識」或「公平對待」為署名，發表了一些信件，稱黑人們因為飲食和住房沒有得到妥善解決，所以做事效率低下，而且無論怎樣，他們都應該受教育。每一封這樣的革命信件都會引起軒然大|波，而下一次的來信專欄中又會有人署名「憤憤不平」、「本國三十年」或「拓荒者之妻」，要麼說黑人們就算得到更好的東西也不可能心生感激，要麼說他們應該找個地方好好藏起來，或者聲稱教育會寵壞這些黑人。雖說我站在正義的一邊，但我從來沒遇見過一個人跟我看法一致，也沒有發現哪本書能幫助我。的確，《霧都孤兒》中所描寫的英格蘭男孩的情況跟這裏的黑人小孩差不多，但它無法作為一個論點講給西里爾·拉特、鮑勃·馬修斯或麥考利先生。

如果她既不喜歡他，也不喜歡性，她又為何不放過他，弄得他「就像用鏈條拴著的小狗」？（「哦，奶奶，您說話太尖刻了。」一位房客這樣說。）得益於新的環境以及費舍爾奶奶的教誨，我在新的視野中所看到的並不只有她，還有生活在片區里的那些女人。從那些令人欽佩、勤懇奉獻的家庭主婦——農場主的妻子中，我已經可以辨識出這類或淫|盪輕佻，或浪蕩妖冶的女人。可對那些被她們所奴役的男人，她們卻總是半遮半掩、若即若離。我不知道為什麼。她們並不受役於性衝動，或愛人間的性行為，也不受制於所愛的男人。正因為如此，她們才讓男人像被拴住的小狗一樣跟在後面跑。

他聽了很傷心，臉色泛著白，眼睛閃耀著懇求的光芒，他磕磕巴巴地說，「但是……親……親……親愛的，我……」

那時候，我的眼睛應該還沒好。雖然我一直在看書，可在晚間收聽過新聞后，父親開始給我念書聽，常常都是關於「一戰」或塹壕戰的書籍。讀到某個可怕的段落時，他會放下書，臉上流露出怒意，還爬上了淚水。

一位賢哲的歷史學家朋友曾對我說：「問題在於你們（他指的是西方人）總是從性和政治的角度解釋一切，似乎必須如此。可這種看待問題的角度會讓你理解不了過去，因為那時的人們考慮的重點與你們大相徑庭。」

有時，我們也會讓斯坦利開車送我們去某個雅緻的茶室赴約早茶或下午茶。同樣，那兒也是一個又一個女人，一群又一群女人……她們聊啊、聊啊，手裡還擺弄著金鏈子和手鐲。「穿金戴銀，別嫌多！」這是約翰內斯堡的呼聲。

正是那個女人，讓費舍爾奶奶瞬間想起了自己的過去。那個女人正在努力宣傳一種新的飲食信條——長身體的女孩應該以肉食為主，最好是半熟的肉。費舍爾奶奶聽后說道：「在德蘭士瓦省北部的一處礦山時，我曾親歷過一次旱災。除了咸牛肉，我們沒有別的食物，於是我跟卡菲爾人連續吃了兩個月的咸牛肉。還有一次，在斯泰倫博斯附近的一處貧窮農場，我們吃了半年的南瓜和玉米稀飯。無論吃什麼，你的身體都能承受得住。」哎，要是我當初問了她……可我卻深深地著迷於費爾（還是派特或托尼）。不過，也許我當時還不知道如何正確地提問。

這次近兩個月的長途出行給我帶來了健康，也賜予了費舍爾奶奶的「禮物」，雖然後者並不在父母為我訂製的計劃之內。或許是因為人的一生太過艱難，在費舍爾奶奶看來，包庇孩子似乎是非常愚蠢的事。她的童年是在南非的農場和礦山上度過的，她對約翰內斯堡的記憶開始於它還是一個淘金小鎮，那時的人們沿街住的是帆布帳篷和鐵棚，裏面點著防風燈。對她來說，要擔心的遠不止保持貞潔那麼簡單，只要活著，就總會面對爭吵、謀殺、行兇搶劫，最為嚴重的是酗酒——對於這一點，我聽所有從那個年代走來的女性都說起過。男人們每天都會喝得酩酊大醉，女人們要麼加入ｈttｐｓ://reaｄ.99csw•coｍ他們，要麼遠遠避開。費舍爾奶奶結過婚，似乎有個女兒住在別的什麼地方。「奶奶」的過去經歷吸收了流浪漢小說中的元素。如果你願意，也可以把這位善良的老奶奶寫成某個角色。

星期日：烤牛肉。星期一：小片炸麵包以及肉片（肉末狀）。星期二：燉牛肉。星期三：腌肉。星期四：牛排和牛腰餡餅兒。星期五：燉牛心櫻桃。星期六：牛肚加洋蔥。

不去水裡漂著的時候，我就會在山丘上散步，或者去高於房子的某處。這裏的景色跟我們家那兒不同。這裏的草原提醒著我，終有一天我要去廣闊的天地。綿羊吃食的短草、細小的泉水、濕潤的土地，風在高山的邊緣盤旋，一團團白色的綿羊站在綠色的草地上，無論看向哪裡，入目的都是這樣的美景。

我經常會意識到——甚至包括在給小孩換尿布的時候——自己已經失去了那些描述詞，比如「這女娃真聰明，會讀這麼多書」等。我陷入了耽於幻想的重複性的閱讀狀態，而這種情況很久以前就出現了——至少看起來是這樣。美國中西部小說里那些朝氣蓬勃的女主人公已經遠去，取而代之的是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湧現出來的、大量的簡易通俗小說，是幫助讀者想入非非的東西。

沒離開這戶人家之前，我一直都在忙碌，不僅要煮飯，還要全權負責嬰兒的日常生活。我如饑似渴地閱讀著賈斯柏的那些書，私下還跟他交流一些政治見解以及在土著問題上的看法。每個剛入夜的晚上，我還得為那位沉著的追求者的童貞而搏鬥。

即便在當時，他看到了母親因為年輕醫生的溺亡而心碎，也沒有任何改變。他們兩個的婚姻生活從始至終都是一幅無比傷感的畫面——一片美如天堂般的柔和景色中是兩個衣衫襤褸的不安靈魂。「是誰牽羈著你？不是死亡，而是愛。」

把豪華汽車停放好后，斯坦利對我說，如果願意的話，我可以在車裡坐一會兒，他去去就回。但我選擇跟他一起進去。整座建築就像一個穀倉或會堂，到處都是檯球桌，每個桌子外圍都是一群因經濟大蕭條而失業的男人，後方的桌子旁也有一些男人在玩著紙牌。還有兩張桌子是用來玩二十一點牌遊戲的。姑娘們都化了濃妝，留著電影明星維若妮卡·蕾克或珍·哈露的髮型，身著晚禮服。她們正用長錢耙移動著籌碼，能看出來，錢耙是用金子做的。這些金子做的籌碼，還有用金箔紙包裹著的杯子和瓶子都誘使著顧客們來到這個酒吧，這兒還賣便宜的開普敦葡萄酒、開普敦白蘭地。所有的男人都很窮酸，上身穿著洗過多次的、露著線頭的白襯衫，下身穿著廉價的灰棕色長褲。女人們則個個光彩照人，穿著小禮服或舞服。這兒有數百個男人，三十幾個女人。

她的單身兄弟也住在家裡。他經營著家族企業，是一名基督徒，做事恪守常規。就在這座房子里，有一次無線電播放了一整天的皇室婚禮。我覺得是瑪麗亞公主的婚禮。每次皇室頌歌奏響時，他都會立正站好，也就是說，他重複這個動作有幾十次之多，但這隻是他自己的信仰，沒有其他人監督他。這引起了我或者說「跳跳虎」的嘲笑。從男主人和我交匯的眼神中，我得知男主人對這件事的想法跟我一致。可就在這時，他卻說了一些尊奉慣例的話，為的是在這個虔誠的愛國主義的家庭里維護他自己的地位。為了獲得一個擁有保障的未來，賈斯柏（暫且就這麼稱呼他吧）正在付出昂貴的代價。他將自己視為一名知識分子，相當於「一戰」前我的父母親和他們的朋友。他熟知世界現狀，也很有自己的觀點。不過他的觀點太過強烈，必須謹慎提出才行。

整個治療過程都很舒緩。我坐在一間黑暗的屋子裡，伯內特小姐就在身後，她的大手輕輕地向下滑過肩膀和胳膊，嘴裏輕緩地吐著氣，將致病的毒物吹散開，柔和的嘶嘶聲像從小孔中漏氣一般。她的手有節奏地晃動著，起著催眠的作用，可是父親的糖尿病沒有好轉，我的低燒、母親的痛苦都沒有好轉。一年後，母親聲稱醫院里的X射線照出了一顆已經被信仰療法治好的腦瘤，可父親只說，那是醫院里搞錯了她和別人的射線照片。

這兒的飯菜很簡單，都是英國食物，餐廳在我看來很呆板，讓人不愉快，就像這座充斥著昂貴東西的房子一樣。離開家裡那座搖搖欲墜的破房子后，我才覺得它比我去過的任何地方都更令我感到愉快。

不久，父親說他一天都無法再忍受家裡兩個女性的爭吵。他說，我對他們兩個人沒一句好話，問我為什麼還不離開。在自己為人母后，我開始同情那些問題少年和少女。

還有另一件事也出現了錯誤。在寫《瑪莎·奎斯特》之前的十幾年裡，我都會被問到這樣一個問題：「一個生活在偏遠灌木地區的小女孩，為什麼會對生活和種族問題有那麼多聰明的看法？」我解釋說因為她已經在最好的言語和文字中沉浸了多年。但這解釋被認為並不充分。因此，我在那本書里寫入了科恩一家，他們在班吉特經營著一家雜貨店，不過他們是知識分子，很有政治頭腦。但當時的班吉特並沒有猶太人店主，也許在整個鄉村地區都沒有。科恩一家的創作靈感來自我後來的經歷，因為我後來確實受教於許多猶太人導師。科恩家在劇本中佔了很大的篇幅。

一個慈善機構為我付錢，讓我去了烏姆塔利南部「文巴」群山裡的一所旅館里待上六個星期。這家旅館的經營者是一個不同尋常的老婦人，在方圓數英里之內都很有名。費舍爾奶奶已經八十歲了，過去她都堅持一星期一次走過群山去烏姆塔利，只是在最近才剛剛放棄了這個習慣。這條路有數英里，路況不好，上面布滿了溝壑。她曾大踏步地走在一群當地搬運工的前面，工人們則將旅館的貨物用腦袋頂著走回山上。費舍爾奶奶又矮又胖，愛發號施令。她用犀利的眼神和舌頭管理著所有的房客，不過她本人其實親切又慷慨。這家旅館很古老，頂棚鋪展著茅草，內部房間眾多，外面還有不少游廊。旅館還附帶有蔬菜園子、果園，還養著奶牛。可她是怎麼賺錢的呢？她為我們所提供的食物——如今任何地方都沒人能夠再享受到那樣的飲食——沒有任何農藥、化肥或是毒物。如果奶牛生病死了，那麼死因就是古老的療法沒能挽救它們。它們的糞便製成的堆肥摻進了園子的泥土中。這兒的空氣很清新。我們每天要吃五頓大餐，每次吃飯時，離桌子不遠處就會放著一個裝有奶油的大罐子，一半奶油、一半百香果果肉攪拌而成的布丁，是每個人的最愛。當時百香果在野外生長得很好，我的任務就是收集它們。

「我明白了……在倫敦的這段時間，如果堅持讓你和我見面，你覺得會有幫助嗎？」

旅館的游廊俯瞰著高低山脈、小丘、湖泊以及河流，房子向下有一處大水塘，也可以說是一片小湖。一天的大部分時光里，奶牛們都會待在湖水附近的樹下或站在沒膝深的水裡，心滿意足地嚼動著嘴，搖晃著尾巴。它們哞哞叫起，像是在低聲地閑聊，而不是動物們抱怨命運所發出的那種怒吼聲。它們把孩子留在身邊，因為費舍爾奶奶不贊成它們骨肉分離。白天小牛們會跟母親待在一起，晚上則會被分開。擠奶工作主要在白天進行，每到這個時候，狗、雞、鵝都會守在牛欄門口，等著分到一份牛奶。

姐妹花中的一位後來嫁給了礦業協會的一個有前途的年輕人，那個男人如今成了一名舉足輕重的管理人員。她跟父親保持著通信，在信中說丈夫對她用情不深，用我們現在的話說，就是對做|愛這件事不怎麼上心。收到從那個海岸線寄來的傷心故事時，父親都會把信里的內容轉述出來，這次也是一樣。在轉述的過程中，他並沒有看我的母親，話語里透露出一絲悲傷，其間還夾雜著克制的怒意，又一次在抗議這種對人身自由的剝奪，但又不僅如此。

與此同時，我在試圖引誘他的小舅子。這位小舅子經常會在夜裡來到我的房間，除非需要參加例行會議或者共濟會活動，或者去做演講——可能並不是以城市長老的身份，而是以一名見習生的身份，畢竟他才二十來歲。在我的房間里，他親密地挨著我躺下，試探性地、笨拙地親吻著我。我不明白，在性|愛被認為有傷風化的同時，為什麼這種行為卻被看作無傷大雅。我發現他的神論觀點不足以令我信服，但關鍵是他在性方面並不熱情。我在這戶人家一整年，他都是這樣不冷不熱的，而我只能更加沮喪和憤怒。賈斯柏把這都看在了眼裡。他對我說依他看，我是在浪費時間。言外之意是，他的小舅子並不是什麼衛道士，而是本性如此。

那時候，母親對我大發脾氣，說我不僅自私，還浪費錢。「哪兒浪費了？」我問。為什麼不把賣珍珠雞的錢貢獻給家裡？她也知道，這個想法不可理喻。我們欠達爾達甘商店的錢超過一百英鎊。我們陷入了困境。母親本是一個仁愛慷慨的女人，她也想把錢花在我身上，但這場戰爭讓這成了不可能。她讓我聯想到一隻鳥，或者其他什麼動物，在撞擊著關它的柵欄；讓我聯想到一個被虐待的、可憐的小女孩。我對她深感同情，但又充滿厭惡。

姐妹花中的另一個住在南非的某個地方。我後來也見到了她。她體格魁梧，膚色很深，穿著「好」衣服。父親說像這樣的女人，他是永遠都不可能娶的，因為她們對待侍者和僕人都很粗魯無禮。

這戶人家坐落在一座山丘上，小山谷對面是盧姆巴福帕克公園學校。從此，我開始負責照看小孩，雖然偶有中斷，但持續了好幾年。這個從未能拒絕任何近在咫尺的嬰兒或幼童的人（「抱抱我」），現在已經可以獨立照顧一個令人愉快的、機靈又順從的小男孩了。我很喜歡這個孩子，可他並不很黏我，小孩子經歷的保姆和看護者多了就會這樣。

同樣也是在很長時間后，我交到了一位治療師朋友，她的專長是處理母女之間的關係。「這很常見，」她說，「母親會跟女兒產生極大的共鳴，她幾乎區分不了自己的身體和女兒身體間的差別。」一位母親在責備打女兒時說：「這就跟我打了自己一樣。」另一位母親在對自己的小女孩又喊又叫后對治療師說：「我們是母女，她當然會知道我為什麼要那樣做。」我並非暗示說母親也有這種神經癥狀，不過，她確實會像對待自己身體那樣擺布我的身體，或者至少把它看成她的所有物，畢竟她做護士的時候可以任意對待病人的身體。

「我這不就在看著你嗎？你不就坐在這兒嗎？」她懶洋洋地點著了一根煙，向後仰著頭，坐在那兒吐著芳香的煙霧。

我們當然都知道，她之所以嫁他是因為他的農場，可他卻不能正視這一點。

在費舍爾奶奶的房客中，有兩個人訂婚了。這在片區中就意味著，或者應當意味著，他們需要把貞潔保持到新婚之夜。但也許只是裝裝樣子，這兩個人同睡在一張床上。男人是一個農業專家，在烏姆塔利工作。傍晚時分，他會驅車開過二十英里的糟糕路況，只為來跟他的未婚妻共度良夜。我忘了這個女人叫什麼名字，萊斯利、傑姬或者比莉，總之是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某個表示「很機靈」的名字。她每天都在游廊上遠眺著這個國家的景色，一邊還做著自己的嫁妝、綢子短褲、連褲緊身內衣及襯裙，她還仿製著凱斯托斯牌胸罩，由絲綢和薄紗碎料製成。可有什麼用呢？她身材瘦削，胸部扁平，留著一頭光滑的黃色短髮。她不漂亮，可是就像費舍爾奶奶說的，她很迷人。鮮紅的嘴唇略帶譏諷，灰色的眼睛透著冷漠。無論未婚夫什麼時候從烏姆塔利過來，她都在做針線活。我知道她是個迷人的女人，可不明白她為什麼對一切人和事物都顯露出敵意，尤其是對她的愛人，那個長相好看、性格溫柔的年輕人。（按費舍爾奶奶的話說，她需要的是一個手舞皮鞭的男人。）他打心眼裡喜歡她，眼睛一刻都無法從她的身上挪開。他的手不聽話地想要去碰觸她，可剛有所動作，他就會被拒絕。未婚妻要麼把亮閃閃的黃色頭髮一甩，要麼大笑一聲，或者把大腿徑直挪開。她厭惡他嗎？看起來是的。望向他的時候，她的眼裡都是寒冷和傲慢的笑意。她的一舉一動讓每個人都看出，她不喜歡和他睡覺。

我必須離開這兒。

「她不讓我碰她，」他說道，雙手還在一開一合地顫抖著，「她說，她討厭那種行為。我問她，那你為什麼還要嫁給我？」

母親並不知道我幻想著夜總會、服裝和多情的冒險。可如果她恰好看見我在彈鋼琴，或聽到我在哼唱收音機里的歌，或者我在畫畫及在卧室里跳舞時恰好被她看見，她就會立刻宣布說，「等我們離開了農場」，我必須接受適當的輔導，然後就能……暗示說，我會有一個遠大前程。

賈斯柏性格耿直，說話直率，是一個容易交往的人。他給我提供了許多他從英國訂購的政治和社會學書籍，當然，這些書並不是擁護左翼觀點的，因為他本人不是左翼分子。除此之外，他還給我介紹了人人文庫出版社。我第一次聽到了必須用嚴肅的態度來對待的觀點，也就是說，這觀點並非出自一個「狂熱者」——它關乎土著問題，依據的是開明自利的原則。賈斯柏說，黑人的溫飽、住房和教育問題應得到妥善解決，因為從長遠來看這對白人有利。他和善且理智地發表著這些觀點，好像他心裏就是這麼想的。可事實並非如此——私下跟他討論時，我發現他因為這一觀點的可行性太差而心急如焚。也就是說，這些煽動性的觀點就這樣進入了這個家庭，而它們在許多年以後才受到人們的尊重。九*九*藏*書

我的厭惡和憤怒之情異乎尋常，太過強烈，不合情理……但也符合情理——你可以想象一下，一個極小的孩子和一個粗野的成人關在一起。「粗野的成人」是指誰？大多數父母為孩子尋找保姆或者代管人時，就像在購買日常雜貨一樣隨便。而他們找來的人呢？也許會像酗酒的米歇爾夫人一樣，就是那個曾跟我同住一屋的女人，甚至也有可能像我母親那樣。

「錢，你為什麼要浪費錢？你知道我們一點錢都沒有了！你除了自己什麼都不關心……」

父親不常去農場了。過去，他曾一整天地監督工人們幹活，只在午餐后小睡半個小時。或者，他會在外面的灌木叢里用占卜勘探金子，同樣也是一整天。可現在呢，午餐過後他會睡上好幾個小時。母親也是如此。我躡手躡腳地走進他們的房間，看到父親像往常那樣仰面躺在床上，木腿僵硬地伸著，手緊握著床欄杆，好像生怕自己會被什麼吹跑似的。母親把身體縮成了一團，臉上流露出無盡的痛苦。床的兩側是他們的床頭櫃，上頭放著兩杯水，裏面泡著他們的假牙，這些不太服帖的假牙總會出現這樣或那樣的問題。他們兩個的耳朵都不太好使了。

費舍爾奶奶是我所錯失的良機之一。我本來可以從她那兒了解到更多歷史課本之外的南非，而這是我所遇到的任何人都做不到的——更確切地說，是任何女人，因為男人們又有不同的故事。我從未遇見過像她這般非凡的女人。甚至在那個時候我就已經知道，那些路過她家房子和她生命的人，即便她都採取了順性而為的姿態去對待，但也沒幾個人有過她那樣的經歷。她所做的不僅是提供食宿——各種各樣的人都會來到文巴向她討教，或請她聯繫高層人士，因為她似乎認識這塊殖民地上的每一個人。一些知名人士，甚至時尚人士都會離開索爾茲伯里那辛苦的社交生活，來她的老房子度假。我曾看過一個內閣官員的妻子和她八歲大的女兒坐在那兒吃晚餐，緊鄰她們的是一名正在繪製文巴山脈圖的土地測量員。後來，他們在游廊上聊到半夜，要不是這個地方，這三個志趣相投的人就沒有機會見面。

你可能認為，這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我所遭遇的只是最為溫和的斥責，可以一笑而過。但事實不是這樣。我知道，那次遇到的老人和他們所說的話「觸動了我」。可發生了什麼事呢？多年來沒有一個人對我說起過一句同樣有力的話，引發我的思考，迫使我去應答，就好像隱藏在其後的是保持沉默的傳統美德。從單純意義上來講，什麼話都沒有說出口，可事實上意思卻都已經傳達了出來。很久以後，類似的事情發生了一件又一件。我也明白了，如果一個人在那裡下意識地等待著，但卻不知道自己要的只是一句能夠觸動自己的話，那麼對這個人來說，聽到什麼話也就無關緊要了，甚至一句「天氣不錯」這樣空洞的話也能夠達到同樣的效果。要將這次事件作為典範而記在心裏還需要時間，而在這之前，我的頭腦中仍是一片混亂和不解。

「但我知道，是你同意了來這裏看我啊？」

關鍵是我很有頭腦——不是嗎？就跟母親所希望的那樣睿智。我一早就有自我保護的意識了，雖然你可能覺得女孩子跟這個詞沾不上關係。我用短語「走在懸崖邊」來形容青少年的行為習慣。他們會刻意營造出一種局面，讓自己幾乎因此遭難。當然，他們的確會受些挫折。家長們聽憑自己的想象——女兒一定會懷孕，要麼墮胎，要麼生下私生子；兒子則會因為欺負女孩而被捕。但事情根本不會像這樣發展。雖然各種危機和警報仍在繼續，但女兒們早就暗訪過醫生，做好了避孕準備；兒子們則會在引發嚴重後果前的一刻，及時遏制住自己的蠢念頭。

我的身材跟那些雜誌模特們的一樣好，可是我穿的衣服卻……我們家沒有錢，一個子兒都沒有。我們的衣服從來不是買回來的，而是母親一針一線完成的。可她做出來的衣裙只適合小女孩，因此，我整天都能看到她用哀怨的眼光瞧著我的身體發育並變得細長。

我又一次離開了家。我威脅著要離家出走，心裏說不上是喜悅、苦悶，還是挑釁。當然了，跳跳虎一如既往地笑了，可我真的再次離開了家。我去了位於烏姆塔利的詹姆斯家。詹姆斯太太就是盧姆巴福帕克公園學校里那位親切的女總管，如今她住在鐵路沿線的一間小屋裡。這座小屋就坐落在鬱鬱蔥蔥的熱帶花園中，裏面滿是番石榴、芒果、桃子和西番蓮。住在一起的還有她的女兒奧德麗、兩個兒子，還有一個身材不高的聽話丈夫。同樣，有教養的人也過著窮酸的生活。還有什麼比這更糟呢？後來我把這段經歷寫進了《重返故鄉》一書中，可我當時面臨的真實情況是，在那兒有「一夥」美國人做派的年輕人，他們都比我大，主要做的事情就是約會、聚會、野餐以及跳舞。對他們來說，小兩歲的我實在太年幼了。

馬庫斯很少需要照顧，但他就像一個歡樂的、毛皮光滑的小狗一樣跟在我後面跑。很快，除了照顧他，我也開始負責很多其他的事情——從商店訂購食物、烹飪、吩咐「男孩兒」做事、協助那名護理員處理吸乳器、做滋補食品。

我幻想著許多迷人的未來，但沒有一個依賴於良好的教育。我的幻想中有英俊瀟洒的愛人，也有引起爭議的英雄人物（閱讀傳奇小說的讀者應該熟悉），這些人都迫不及待地要把我帶去魔幻的島嶼、海岸，以及那些我在書上看到過的城市。

到了約翰內斯堡，一輛配有司機的專車載著我駛入了富有的世界——一座大大的房子坐落在最富裕的郊區，房子配有僕人（不同於我們那兒，這裏都是女僕），還有木柵隔窗，散發著圍城的氣息。在當時來說，或許很奇怪，但之後這種氣息不斷加深。

我已經在索爾茲伯里待了一年。我又進入了一個新的家庭。這家的父親是英格蘭北方人，曾創辦了國內最著名的公司中的一個。一位年輕的工程師因為貪圖金錢而娶了這戶富裕人家的女兒，他是從英格蘭的經濟蕭條中逃出來的難民。有人說這個女人外表平平，穿著過時的少女的衣服，髮辮繞在頭上，完全不符合現下的流行品位，很明顯，她是下決心不作任何攀比了。不過，她的臉上常浮現著一絲笑容，看上去既精明又天真。跟英俊的丈夫儘力調情的同時，她說不定還在想：「我也許並不漂亮，可瞧，我都有什麼。」

「幫誰？」

「我不要，我不要！」

小說《瑪莎·奎斯特》里也有南非白人以及凡·羅森博格一家。故事開始時，一名中產階級的英國女人和一名當地的南非白人正在聊天，瑪莎在一邊聽著，她受到了凡·羅森博格一家的影響，凡·羅森博格太太的形象來源於愛麗絲·拉特。不過無論是在什麼樣的文化中，善良和慈母般的女人都是相像的。像凡·羅森博格一家這樣的人，我的確認識一些。他們總是扎堆去看馬術比賽，參加舞會，他們的女兒在修道院和女子中學里讀書。

這家人對我都很冷淡，但他們卻渾然不知。斯坦利並沒有說讓我別「說出」他帶我去了哪裡。這家人沒有他那麼體貼，不過格里菲思先生是個天生心腸仁慈的人。我在那兒的時候，他幾乎沒跟我說過一句話。我以為他不喜歡我，但他卻從約翰內斯堡那麼遠的地方給農場寄來了東西，一個送給我的打字機。這個機器很大很重，發出咔嗒咔嗒的聲音。它太重了，家裡的廚子大笑著將它抬進了我的房間，還假裝倒在了它的下面。

薇拉個頭很高，身體壯實，有著橄欖色的皮膚。她總是懶洋洋的，泰然自若，語氣充滿不屑。她有雙棕色的眼睛，一頭黑色的短髮，身上穿著合身漂亮的衣裙。她來過我們家一回，但這個房子對她來說太寒酸了，於是再來時只是她的丈夫雷吉。

我問弟弟：「你為什麼不反抗她呢？」

格里菲思先生是蘇格蘭人，說話時還帶著家鄉的口音。他性格直率，人很聰，似乎每時每刻都在工作。他的妻子是一位漂亮的中年女子，她穿戴著昂貴的衣服和珠寶，留著一頭蓬鬆完美的灰色頭髮。當格里菲思先生像客人似的回到家裡時，她的妻子就會過來招呼他——表面上看是在畢恭畢敬地履行自己的職責，但那滿是責備的眼光一直落在丈夫身上。瞧，又是一對這樣的夫妻——跟對方截然不同，註定讓彼此不開心。

埃德蒙茲太太出身溫哥華上流社會，曾是有錢人家的漂亮姑娘。她瘋狂地愛上了一位生活貧寒卻出身名門的羅得西亞農場主，然後不顧家人反對嫁給了他。現在，她正懷著第二個孩子，而我就負責照顧那個四歲的小男孩。

每天晚上，我們全家都會通過收音機收聽來自倫敦的新聞，它的開頭是大本鍾發出的洪亮聲音，就像天主教教堂里的鐘聲一樣莊嚴肅穆。父親大為光火地指責英國政府的愚蠢及其對希特勒的漠然無視。我們也聽到了希特勒的咆哮和胡言亂語。我幾乎聽不下去了，要安靜地坐著聽父親說話很不容易，糖尿病患者的個性正主宰著他，他變得多疑易怒、自憐暴躁。我的父親去哪兒了呢？

我之所以探尋，是因為我有這樣一個記憶——我正在閱讀蕭伯納的文字，他說人類太過耽於性|事。我一定已經超過十四歲了，因為我每分每秒都能意識到自己甜美的身體，它就像一件嶄新的、令我朝思暮想的衣裙。我感到惱怒、氣憤，感覺自己受到了威脅，儘管我當時明白自己的反應不合常理。對當時的我而言，蕭伯納正在剝奪的是我的權利。當然，體現在我身上的是那個時代的精華，是時代思潮的精粹。沒有誰曾承諾我說，性與愛是我的權利、我的應得之物，儘管如此，我卻學會了去這樣理解。可這樣的思想從何而來？又來自誰？在我的一生中，「性」以及「和諧的性|愛」一直都是一項權利——對每個人來說都是如此——儘管近來的艾滋病將它否認。不過，為何它一直以來都在被視為一項權利呢？

費舍爾奶奶透露，她曾在蘭德地區開過一個賭場，不過後來被警察查封了。（要是這種透露的方式曾被誰所理解，那它很可能會發展成為有趣的回憶。）我起初沒找著斯坦利，他消失在了一群扔骰子的人里。不過，他的卡其司機制服很打眼，我還是看到了他。他在那兒玩了大概二十分鐘。根本沒人注意到，牆邊站著一個穿著棉布裙子和涼鞋的姑娘，她被煙草味和酒味熏得有點噁心。

格里菲思家的一位朋友經營著一個精品服裝店，他們認為，在那兒工作上一個星期對我是有好處的。他們就是這麼認為的。每天都會有一些非常富有的女人走進店裡，然後坐下，挑剔地看著那些呈現在她們面前的套裝和連衣裙。當然拿服裝給她們看的並不是我，因為我是首席銷售的助理。很多時候她們並不買東西，店裡總充斥著女人的閑聊聲。很久以後，我遇到一些女人，她們都是在約翰內斯堡結的婚，但後來飛到了倫敦，逃離了那個地方和那裡的人，因為生活很無趣，弄得她們心有慍怒甚至歇斯底里。從外面來看，她們的小世界似乎是一座監獄，或一所寄宿制的貴族學校。她們只認識彼此，每天都會在派對和慈善活動上遇見彼此，連找的占卜師都只是那麼幾個人。不久之後，她們會去找印度教導師，還會談論生態話題。在我看來，服裝店裡的衣服實在太可怕了，但真正可怕的，是穿這些衣服的人。我告訴格里菲思夫人——那時候，有教養的孩子不會直呼長輩的教名——如果是為了提高我的素質的話，我不認為這家店對我有裨益。我的話充滿敵意，很不客氣。但這是「跳跳虎」說的話。不過，格里菲思夫人並沒有覺得可笑。

撩起十五歲女兒的衣服，把她的胸脯暴露在她父親的面前——這舉動雖說不得體，但也算不上犯罪。

青春期的女孩會對父母做出一些十分奇怪的事。南希·米德福德曾描述，她的父親嘮叨著說她們怎麼就沒成為白奴交易的受害者？我猜想，或許那些被謹慎監護著的女孩在邪惡的倫敦也面臨危險的處境？那麼，這又怎麼解釋呢——有一位父親幾小時地坐在寫字椅里凝望著外面的山巒，他的女兒正躺在山丘下的一處灌木叢下看書。他把女兒叫進來，對她說：「到了英格蘭，千萬不要跟陌生人說話，尤其是女人。她們會坐到你旁邊，給你注射一種藥物，當你醒來時，你就會發現自己到了里約的妓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