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烏姆塔利的街道上來回走著，沿街的每一座房子都震蕩著舞曲，就在這些街道上，我曾因為年幼而不能加入少男少女的群體中，這段經歷是悲慘的。每天我都會推著嬰兒車在鳳凰木和藍花楹樹下待上幾個鐘頭，同時，我也想象著，一位從營地里逃出來的士兵會看到我，他害羞地走過來，開始跟我攀談——當然，我不可能跟他打聽我丈夫的情況。這些幻想如同電影中的場景一樣清晰，它們屬於一個小女孩，而非一個年輕女人——我們在鳳凰木下擁抱，親吻中溢滿了悲苦，既是因為戰爭帶來的離別，也是因為戰爭造成的損失和傷痛。

這時，年輕的丈夫回來了。「別冒傻氣了，它們只是飛蟲。」「我知道，可我受不了。」「這可不像你啊，你中了什麼邪啦？」

我在《瑪莎·奎斯特》一書中寫道：外面雷雨大作，瑪莎正躺在浴盆里看著自己的裸體，女房東正等著給她泡茶，還在準備為一樁什麼事責備她。創作這一部分時，我曾猶豫很久要不要這樣寫：瑪莎為自己的陰|毛而感到快樂，那是三個漂亮的小捲毛，又稚嫩又光滑。不過我知道，這樣落筆的話，一件小事恐怕會引發大混亂，即使這是原則問題，那也不是我的原則。進入七十年代，我寫了《情人名單上又少了一個》（One off the Short List），我筆下的一個女人長著金色的腋毛。那時候，就因為這腋毛，故事先是遭到了一個美國出版商的拒絕，後來又被幾個雜誌拒絕刊載。在美國這個地方，你可以肆意地描寫謀殺、酷刑、強|奸、戰爭的恐怖以及殘暴的行為，卻不能寫腋毛，因為它關乎色|誘以及性。不過我堅持不作任何修改，因為這在當時涉及我的原則問題。

簡單來說，他最初只是一個極其好動的嬰兒，後來又長成了極其好動的男孩。如今想來，幸好當時還沒有多動症這一說法，不然他可能會被要求服用鎮靜劑，肚子里會被填滿藥物。

每十個故事中總有一個會有這樣的情節——貧苦的年輕女人或男人來到一座大城市，歷經滄桑后，男人找到了資助者，女人找到了丈夫。我也找了個丈夫，他叫弗蘭克·威茲德姆，是一名公務員。我並不愛他，儘管當時陶醉其中，但這個推論很容易得出。他也不愛我。事實上，一年前去英國度假的時候，他同那兒的一位姑娘訂了婚。我可以借口說「他比我大十歲」，或者其他什麼理由，直到本書最後也不提他和那個姑娘，但問題的關鍵並不是我冷酷無情地取代了她。女性最基本的殘忍，遠比基督教和其他任何野蠻道德的催化劑都出現得早。這是我的權利。每當我在自己或其他女性身上看到它，我都感到敬畏。

多年之後，因緣際會下我跟一名二十歲的女孩合用了一個房間。她長得很漂亮，對自己的身體有一種異乎尋常的專註。她從容地任裹著身體的毛巾滑落，露出了優美的後背。我在她的視線之外欣賞著她的美好。她笑著半扭過身體，剛好讓我看見她的乳|房是否也有那三分之一英寸的失誤。她朝我得意地冷冷一笑，接著走了出去。痛苦凌遲著我，既是因為自己那逝去的東西，當然也是因為我打心裏知道自己也曾跟這個女孩一樣的傲慢和殘酷。

同樣，嬰兒和母親也都是麻煩。

我跟弗蘭克兩個人回到農場時，我的父母都很吃驚——這可以理解，畢竟多年來我口口聲聲宣稱，自己在短期甚至這輩子都不打算結婚，或者被孩子拴住。不過，他們很欣慰，因為弗蘭克非常接近他們設想的、在殖民地內可以找到的合適人選——母親希望我找醫生、律師、軍人，但他們遠在英格蘭。父親想當然地認為我已經懷孕，他說得沒錯，但我當時還不知道自己已經懷孕。「這不可能會發生在我身上。」年輕女人們相信自己不會遇到這種事。在年輕強壯的軀體和置身其中的思想之間，無疑存在這樣一道障礙：軀體中的細胞默默地奉獻自己的力量，準備迎接受孕以及孕期；思想將軀體視為己物，但只有軀體知道受孕是多麼容易。這就像日夜守護一個垂死之人的時候，無論你多麼努力，眼前這個瀕死的男人或女人正在經歷的真實意識和死亡體驗——即使這位朋友距離你不到一碼——都在你無法觸及的地方，你也無法置身其中。

我向他表示了感謝，格里菲斯家替我支付了診費。我當時還沒意識到，自己是死裡逃生。

那天下午，我所遭遇的失落感令我的反應有些誇張。但有一點需要記住，這些人是最具冒險精神的人，他們站在思想的最前沿。其中，最難對付的是女士。她們全都是吉普賽人的樣子，身上晃蕩著一串串彩色珠子，穿著匈牙利上衣，拖著亞麻裙子。一整個下午，她們都在抱怨命運的無情，而這些抱怨直指那些應該道歉的男人，是他們讓自己生活在這兒，被孩子拖累，令自己無法成長。她們抱怨男人們都是惡棍，是罪犯。但難道不是她們自己選擇結婚的嗎？我（默默地）譴責著：難道她們是被迫生的孩子？有誰用槍抵著她們腦袋了嗎？（兩三年後，我可能會說，用槍抵著她們的是戰爭。）不是有三個黑人保姆在伺候她們嗎？或許，觸發她們自怨自艾的，正是那個用鑽研的眼光望著她們的非常年輕、引人注目，且無子女牽累的女孩。

與此同時，驕傲的父母們裝備了各種育兒理論——初為父母的人通常都會如此。弗蘭克在一本書里讀到，父母不應該溺愛嬰兒，如果在嬰兒很小的時候就讓他們學會忍受寒冷，那麼他們就會變得百寒不侵。於是，我家寶寶被套上了一個小背心、一件薄薄的外衣、一塊尿布——就這樣被放到了外面的游廊上以學會抗寒。冬日即將來臨，空氣已經很冷，可他似乎毫不在意。他的哭聲總是按照上一次喝奶的時間做出計時。

令我感興趣的是疼痛的事實及其力量。當時，我還不到二十歲，身體也很健康。若說一個人的內心期望能夠影響身體體驗，那麼，那次分娩體驗本該像後來的兩次分娩一樣輕鬆（但其實不是），原因也許在於當時的我身體極度不適，而且孤孤單單。在漫長的第一次生產過程中，唯一陪伴我的是那位正在清洗地板的黑人清潔女工。讀者總能從各種回憶錄、小說、自傳里看到，在白人們需要溫暖時，黑人們如何讓他們感受到了平凡卻合宜的溫情。

弗蘭克的朋友們跟他年紀相仿，他們生活都很殷實，而且已經在這裏定居下來，我對他們一見如故。其中有一位朋友叫湯米·沃爾頓，他剛新婚不久，妻子名叫艾薇，跟我一樣也是個孕婦，她成了我的一位特殊朋友，成了我的「一半」。

這一事件發生的那天，我正在索爾茲伯里近郊的一處農場上享用周末午餐，同行的還有另一對新婚夫婦，其中的丈夫是弗蘭克多年來的好友，妻子跟我一樣，正在被一群互為老友的男性所吸引。我們說了許多葷段子。正開著玩笑，我們聽到了德軍入侵波蘭的消息。低落、無助、憤怒的情緒爬上了我的心頭，與此同時，我對這一災難卻也欣然接受，畢竟我早已聽慣了災難的發生。慢慢地，夾雜在疼痛中的隱秘快樂將會一再衰微、直至消亡，而愈加強韌的則是氣憤、惱怒，以及全然的懷疑態度。戰爭開始直至結束時，我的情感已經發生了變化，在真實生活向著別處進發時，我也不再覺得自己受到了冷落。

我們已經知道，英國皇家空軍將利用我們這個國家以及南非訓練飛行員。而我們不知道的是，這意味著成千上萬的英國男人將在這座城市以及布拉瓦約附近駐紮營地。很快，我們這兒的男人們就會北上，而一個不同的男性人群將會進來。生活一成不變，只不過我們從早到晚地在談論著歐洲的消息，收音機也一直開著。英國廣播公司新聞能夠讓任何交談和舞步都停下來，每一個無線電接收機都被人們包圍著。我們眼下什麼都不缺，不過很快就會變得不一樣——再也沒有進口的貨物。男人們在大量買進威士忌酒，在認真考慮過後，一些年輕女人貯藏了優質口紅。

我以為這個鎮子上只有我們這一對結了婚，可現在看起來，除了我們以外，還有其他結婚的戀人。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每一天體育俱樂部的游廊上都會新出現一對羞怯的戀人，其中一方會給另一方求婚驚喜，與此同時，在場的所有人都開始高聲地喧鬧，叫嚷著要喝酒。

那位醫生很年輕——相當年輕——他的內心似乎已經在被腐蝕，因為他的這種神情我很熟悉，體育俱樂部的那些老手就是這副樣子。他生動活潑，醉氣熏熏。跟他在一起的是他的朋友們，每個人都生動活躍，唱著、跳著，享受著美好時光。一個女人引我進了廚房，說我不應該讓這個男人為我做流產手術，還說她的這位朋友雖然類型很好（用現在的話說，就是指某個人很不錯），可卻因為醉酒行醫從醫師錄里被勾掉了名字。她說，如果我珍視自己的子宮，那麼就應該在表示過謝意后，跟他說自己改變主意了。我照著她的話做了。聽我說完后，他緊皺眉頭，面露悲傷，卻大度地表示接受我的決定。他一定早就清楚，是他的朋友警告我要當心他。我又回到了旅店的房間里，望著窗外一對對年輕男女進出那些電影院、舞蹈房、賭場。

接下來我要提到的是自己在社會學，同樣也是文學方面的一點小體驗。

女人們有時會說，分娩的疼痛是不可能會忘記的。但我認為，一個人記得的只是自己承受過痛苦這件事，而並非痛苦本身。真實的記憶——哪怕只是一個閃現、一個瞬間——意味著將自己重新置身於經曆本身。你會以痛苦銘記痛苦，以愛銘記愛，以真實的、最好的自我銘記真實的、最好的自我。

一種洶湧而來的力量預示了分娩時刻即將來臨，它將我送入了錢塞勒產科醫院。在這所醫院里，每個嬰兒都是白人嬰兒。它是位於北大道上的一座大房子，入口兩旁各有幾個房間，各自向下還有其他房間，一個內部游廊沿院子外圍而建，寶寶們被安置在遠離母親的一個長房間里。

她眼神空洞地望向我，一定留意到了我在說胡話。她當時情緒很低落，患上了嚴重的抑鬱症——此前我從沒聽說過。很久以後，我遇到了一些同樣受此折磨的人，這才理解了艾薇當時的狀況。不是說我希望她「振作起來」——這是瑪麗亞的慣常做法——我只是不相信她的病情真的像看上去那樣嚴重。我不明白，為什麼她會那麼嚴重呢？

那時候，男人們會附和醫生，這也就意味著妻子們即便有自己的想法也會保持沉默。一位女性朋友即便不是生存必需品，那也是平衡生活的必備品。艾薇和我總會長久地坐在清晨的時光里，你一言我一語地分享自己的感受，我們兩個都堅持說，在我們跳舞或跟丈夫做|愛時，寶寶會有明顯的反應，而且也因為寶寶，我們開始擔心這場戰爭。既然我們的所感所想跟官方說法出入很大，那麼我們是否為此而苦惱呢？這倒不見得。「哦，沒關係，怎麼想就怎麼做吧。」我們一邊進行著個人探索，一邊產生了類似的想法。因為我們都得搬家，所以這份友誼中斷了。可為什麼要搬家呢？在當時這是常態。戰爭已經開始，羅得西亞的男青年也得知，他們很快就將被召集起來進行訓練。人人都知道，這些年輕人將會北上參加荒漠中的那場戰鬥。英國正在竭力制訂計劃，旨在將數百萬男性派遣至澳大利亞、南非、加拿大、肯亞、南羅得西亞，讓他們進入皇家空軍營地，將他們打造成飛行員、轟炸手以及領航員。在全世界範圍內，因戰爭而流動的人口比遊客更多。

我坐進了一間明亮乾淨、氣氛嚴肅的診察室。對面的一位男醫生神情嚴肅地給我做了檢查，然後對我說：「你一定沒意識到，這個寶寶已經有四個半月大了。」他指了指桌子上的一座塑像，那是個跳水小女娃。「就跟這個尺寸一樣。」他一邊說，一邊將它輕輕地推向我這邊。儘管曾感到自己被命運擺布，也曾埋怨子宮，甚至由此變得易怒，可我知道這一切都結束了。我鬆了一口氣，不再糾結。「我不會給自己的妻子、姐妹……任何人做流產手術，」他說，「何況，寶寶都已經這麼大了。」

因為喪生人數過多，自然之力（或者是蓋亞女神？生命之力？）正準備為我們補給人口數量，卻沒有付諸實際行動，至少在英國和美國是這樣。那場號稱「以戰止戰」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畢竟造成了數百萬人的死亡。但就此看來，或許自然之力（偉大的監管者？大地之母？）是在對它進行報復？就像那些總會全副武裝地去打最後「一戰」、可這次卻沒有的將士們？

1938年至1939年，我對自己以及自身發展前途的認識都跟現實關聯甚少。我的情緒進入了高潮期，無論是作為公眾還是個人——說得好像這兩者之間可以分離似的。童年時我對戰爭形成的條件反射正在受到外界的強化，比如英國的報紙、英國廣播公司新聞、地方電台，還有人們的議論。每一個參加過戰爭或接近過戰爭的男人（很快也會有女人）總會因失去了那種深切的體驗而感到惆悵——他們說話時的語氣里隨時透露出這種信息。我們迷戀著轟動的事物並且易感興奮，即便這個事物意味著危險和死亡，我們也已經有所準備，每一代人都因上一代人那眷戀不舍的聲音而對戰爭產生了些許嚮往。

「才不！沒——那——可——能！」她表達著自己的想法。的確，我們兩個都強烈地認為，我們生下來的只可能是現在的這個寶寶，不會有別的可能。

我回到了家裡，而且仍懷著身孕——這讓我很高興，弗蘭克也很高興，體育俱樂部里的人都高聲喧鬧起來，叫嚷著要為寶寶的健康喝酒祝賀。我沒有放棄跳舞，但是在白天，我坐在一個沙發里跟小胎兒談心，慢悠悠地分享著自己的思想：戰爭的宿命論、統治者的無能，還有對希特勒的恐懼——無線電中他在咆哮著、叫嚷著，與一些德國暴民的呼喊聲相融在一起。

我偶爾會去艾薇的公寓，跟她在清晨給嬰兒洗澡。我信任她，不信任權威。我們並肩站在一個長桌旁，她在那兒給自己的寶寶洗澡換衣服。我們的前方躺著各自的寶寶。在剛出生的時候，嬰兒們也許身材瘦小、皺皺巴巴、皮膚暗紅，身上還帶著毛髮，簡單說就是「未進化完成」的小生物。我們當時知道，自己的孩子是個早產兒。剛剛兩個月時，他們已經變成了完美寶寶，走上了預定的成長軌道。艾薇的小女嬰肉乎乎的，長著酒窩，非常可愛。她吐著小泡泡，揮動著柔弱的小胳膊。約翰的身體又瘦又長，他有一雙敏銳的眼睛，胳膊和腿沒安靜過一秒。無論在哪裡，他都需要被別人用一隻手護著，不然就會滾落下去。他向空中揮舞著小拳頭，時不時地就會抬起腦袋，看一看身旁的小女嬰。

還有關鍵的一點——如果對此我的表述顯得比較啰唆的話，那是因為我相信它非常重要。那時候，在看待未來生活時，我和同時代的其他女性並不會專註于恐懼和不祥之兆，相反，我們都很自信，認為一切都在自己的掌控之中。我們的生活也沒有被來自電視、收音機、報紙、女性雜誌的冷酷信息轟炸。如今我們知道，作為人類的一分子，我們總會回應他人對自己的期望——這一信息常呈現於孩子們在課堂上的情景，但其實擁有廣泛、實際、普遍的應用。如果，女性們在年紀很輕時就被告知有可能遭遇各種厄運，包括經前綜合征以及更年期痛苦，那麼，她們是否就能因此而避開那些厄運呢？我們那時候還從沒聽說過……比如經前綜合征，我們最多只是說一句：「見鬼！我怎麼有點煩躁啊，肯定是要來月經了。」假如你多年來都在暗自恐懼著乳腺癌和子宮癌，那麼你會更易於患上這些疾病嗎？這隻是一個疑問，並非一份聲明。

跟自己的新婚妻子瑪麗亞在一起的時候，這個男人總是一副滑稽詼諧、卑躬屈膝的樣子。而她呢，就像作家戴維·赫伯特·勞倫斯會說的那樣，「如同一位從寶座上走下來的女王」，女王的芳名叫瑪麗亞。

一些年輕女人和她們的孩子被留在一個內飾傢具的房間里，或者回到自己的娘家，我原本可能輕易地成為她們中的一員，但最終沒有。我的丈夫是一位「城市元老」——弗蘭克不喜歡這個玩笑，但這並非出自我之口，畢竟我沒這麼冷血無情，不過在體育俱樂部的游廊上卻肆虐著類似毒果的玩笑話。「嗨，老弗蘭克。」一個新加入的年輕姑娘大喊著，她從游廊那邊大步走來，手裡揮動著曲棍球棒。在房間的另一端，一個姑娘正跟一位身穿空軍服的男人跳著舞，舞曲是《我們將在齊格菲防線上晾衣服》，她也說過這樣的話。有時候，他還會被問道：「嘿，弗蘭克，做一個城市老夥計的感覺如何？」

我們住的那套小公寓因戰爭需要被徵用了，弗蘭克找到了另一個地方——他不停地安慰我說這隻是臨時住所——距索爾茲伯里大約十二英里之外的一座簡陋小屋（主人因為有了新的住房，所以將它棄之不管），整個白天我都獨自待在家裡。弗蘭克在想辦法走後門進入軍隊（畢竟他已經不是入伍的年齡），其他時候，他要麼去辦公室里工作，要麼就跟其他男人去喝酒，因此，大半個夜裡我都是孤身一人。雨季來臨了，天氣非常炎熱，房子四周的灌木已經重新長出來，它們先是把將秧苗和籽苗送入了房間，然後又抬高了磚塊，宣告著整座房子不久就會坍塌，繼而將被樹木所取代。

令我陶醉的還有我自己的身體。年輕女人的自尊心之強烈，誰能比得上呢？如今我從文字和話語中了解到，姑娘們都不太滿意自己的大腿、腰部、乳|房、小腿……可能是對某一處不滿意，也可能是對處處都不滿意。到那時為止，我許多年都未曾臣服於廣告、美女雜誌或流行時尚。我根本沒想過要對自己的身體感到羞恥，即便在發胖的時候也不曾有過。我常常站在人群中，意識到衣裙下自己的身體結實又美好，我會暗自歡欣鼓舞；我也常常從鏡子里瞧著自己裸|露的手臂或頭髮，因快樂而悸動，正是這種潛在的力量支撐著我走過了那些動蕩的歲月。

「我聽說你可以做流產手術。」

我又住進了一家小旅店。弗蘭克嘗試在這座擁擠不堪的小鎮上再找一個小房子，這樣的房子就在一年之前很容易就能租到。我住的這家旅店裡都是女人，每一個都年長我許多，她們都想親近眼前的這個姑娘以及她那令人難以招架的孩子。但我跟約翰待在自己的房間里，我還在做一些清新漂亮的衣服。我對細節非常留意，幾乎稱得上苛刻。我如今好奇的是，當時的自己在想些什麼——給衣服的內縫滾邊，包縫起那些毛邊，但根本沒人會看到。我平時的行事風格雖然都倉促草率，但即興創作的能力非常不錯。你也許偶爾會看見某人一遍遍修繕房屋或公寓，雖然它已經很整潔、很完美了，你卻突然聽到：「還不太好，我需要給廚房改個結構。」這樣的工作可能每兩年就會進行一次，完美的牆壁被再度刷過，嶄新的廚房被拆了重新安裝，他們其實是在重組自己，粉刷牆壁的同時也是在粉刷自己的精神……（也可以把「靈魂」替換成體育俱樂部游廊上常用的「精氣」——「嘿，哥們，今天你精氣如何？」）同樣，一個憂慮的年輕女人會把某件裙子的裏面翻到外面，仔仔細細地檢查每一處針腳，包縫每一絲毛邊，給腰縫和袖孔滾邊，就好像這些東西都在裙子的外面，而非它的裏面。「這樣才穩妥。」在那明亮的防備的笑容背後，她的靈魂在喃喃自語。「好啦，這才對——但願如此吧。」這個姑娘很久以前曾給自己的泰迪朋友不斷地脫換衣服，把每件疊好的衣服都規整地放進小箱子里。

隨著一件件包裹從倫敦運來，我就像是坐在不斷加速的過山車裡似的，經歷著一次又一次探險。那位太太——抱歉我忘了她的名字——又給我送進來了一個包裹，還對我說：「昨晚我看到你的門底下還露著光，別把自己弄得太累。」可她實際上是想找人聊聊天。

在孩子睡覺——至少確認已經睡著以後，艾薇就連續幾個鐘頭坐在一張椅子里，不得已時才去照看下孩子，而她自己並不休息。晚上進入她的房間后，我發現她一整天都沒有挪動過地方，冰冷的嘴唇間夾著一支熄滅的香煙，眼神沒有焦距。沒過多久，她就聽不到女兒嗚咽和抽泣的聲音了。我開始去她的房間里陪伴她，一手抱著依舊掙扎亂動的約翰，一手搖晃著她女兒的嬰兒車。到了給孩子餵食的時候，如果她還沒有挪動的跡象，我就會給兩個孩子依次餵食。如今回想起來，我覺得她當時根本沒有察覺到我在那兒。

我的寶寶——也就是我的兒子約翰出生了。她們將他抱給我看，我看到了一個身體瘦長的嬰兒在護士懷裡手舞足蹈。「小傢伙簡直是橄欖球運動員啊！」她們這樣說。我被推出了產房，寶寶被帶到了別處。我孤獨地躺在那裡，迫切地想要抱抱寶寶。我怯怯地說想要看看他時，卻得到了這樣的回應：「你很快就有的是時間看他，現在著什麼急？」後來她們告訴我不要擔心，孩子正被小口地喂著糖水，第二天早晨我就可以看到他。我堅持了自己的要求（「跳跳虎」卻虛弱地嘲笑了我），於是她們在當天晚上又把孩子帶了過來。我終於在寶寶出生了近十二個小時之後再次看見了他，可也僅僅只在一起待了五分鐘。護士長在一旁看著我們，寶寶的嘴唇才剛碰到我的乳|頭，她就立刻把他抱開了。「對第一次見面來說，這已經足夠了。」

在那個年代，他的故事再普通不過了。為了碰運氣，他的父母從澳大利亞來到了南羅得西亞，當了農場主、礦工。這一家共有三個孩子：弗蘭克、弗蘭克的弟弟喬治、妹妹馬利亞，他們都經歷了起起伏伏的童年生活。弗蘭克十五歲那年，家裡的生活變得很拮据，他因此離開學校，加入了公務員的行列。那時候，只要你能通過必要的考試就可以得到一份這樣的工作，而他當時也確實很努力地備考，甚至夜裡都在用功學習。他曾住過內飾傢具的房間，但生活卻很節儉。在第一間辦公室里，他結識了多莉·范德比爾。她比他年長許多，對他以朋友相待。她向這個貧窮的鄉村男孩透露了工作的竅門，還說他應該吃得更好一些，不該喝那麼多酒。他經常說自己欠了那位女士太多，還說她是如何的親切和友善。

布萊爾夫婦的葡萄牙朋友們招待我們一起吃了午餐，從中午一點開始，直到五六點鐘才結束，我吃到了以前不知道的食物。夕陽下，酒醉的我們在一片暗色的溫暖海水中游泳，之後進了旅館。這是一座巨大的木質結構旅館，它的地基建在海里。在一團團的蚊子和小飛蟲中，我們又端起了酒杯。旅館和整個鎮子都是羅得西亞橄欖球運動員和他們的崇拜者，他們都唱著橄欖球歌曲，還取笑著外國佬。這些人爬上了路燈桿，向下拋著一兩個塑像，看上去行為很粗鄙——他們也確實粗鄙，可大家卻對這樣的行為很期待，甚至還大加讚許。

三個丈夫，三個妻子——這些人惡意地揣測著那些沒有到場的成員。他們都抱怨說，真應該去參加西班牙內戰……這在我聽來不太舒服。

我暗自發誓再也不要生孩子，再也不要變得又丑又胖。那個女人說不定也曾許下同樣的誓言，雖說她現在看上去就像個牛奶果凍，但她卻對自己非常滿意。我感到無限的孤獨、憂慮以及惶恐。弗蘭克總是衝進來，又衝出去，偶爾同來的還有他的好友，當然現在也是我的朋友。看到我和寶寶時，他們都很開心。母親匆忙而至，剛一進來她就說，給這麼小的孩子四小時才喂一次奶實在是太可笑了。這句話反倒引起了我對護士們的贊同——我無法對母親表示贊同，她總流露出譴責和悲傷的情緒，雖然她並不自知。

與此同時，弟弟哈利正在英格蘭的達特茅斯學習成為一名海軍軍官。母親實現了自己的偉大抱負——讓兒子成為了一名軍人。那時，她曾拼盡全力地給英格蘭寫信、在辦公區出入，不停地奔走求告。終於她如願以償，讓兒子進入了軍隊，哈利與迪克·科爾伯恩一起去了達特茅斯。後來哈利說，如果是在和平時期的話，他不可能進得了那裡。「要知道，那些英國軍人不過是在討好殖民地，為了裝樣子，他們需要有一兩個我們這樣的人加入。」他發現自己的受教育水平遠遠不及他人。為了不落後，他必須日以繼夜、爭分奪秒地學習，最終勉強通過了考試。

「哦，誰知道呢……快瞧！不行，我得照看好我女兒，現在就得讓她提高警惕。跟你說吧，我還要緊盯著你家約翰。嘿，約翰，你聽到我說的了嗎？嘿，約翰！」

當然，錢只是一方面。出現在我生命中的是農場、文巴島、眼前這個殖民地小鎮，還有——簡單來說——約翰內斯堡。我不諳世事、缺乏經驗，就跟辛巴威的同齡黑人女孩一樣，由於金錢和機遇的缺乏，英國和歐洲似乎變得跟星辰一樣遙不可及。雖然從理論上來說我本可以離開這裏，可我卻只管讀書、跳舞、調情，還夢想著當英雄去冒險，幻想去探尋戈壁沙漠、在卡拉哈里沙漠獨居一座小屋。

在體育俱樂部里，在旅館里，靜默的人群傾聽著英國廣播公司播放的納粹集會消息，漸漸地達成了一種共識，這一共識迥異於那些狂野喧嘩的歌曲和舞蹈——它們似乎已經成了時代的錯誤。這著實是一件怪事——連續幾個鐘頭坐在一個地方，著迷於蔑視自己的政府因希特勒而陷入癱瘓，卻又只能眼睜睜看著這個無法戰勝的敵人越發強大——為了滿足現實的需要，英國政府也被視為我們的政府。

電視上經常會出現這樣的畫面——十幾個嬰兒躺在一個推車、擱板或桌子上，他們包裹著身體、胳膊和腿，嬰兒旁邊守護著一名護士。小嬰兒的身體內蘊藏著無限美好和傳奇的可能，此時，他們被教育著要認清自己，明白真實的世界是什麼樣的。我認為這種情況以後也不會發生太多改變。這種讓母嬰分離的做法，使得嬰兒們哭著要喝奶，使得母親們焦躁不安，其背後深藏著邪惡的理念：「你得讓他們知道誰說了算！」

平日里，我為弗蘭克燒火做飯，自己也在跳舞和品嘗飲料，但我夢想著離開這個國家。與此同時，我突然發現自己懷孕了。數周以前，一些成年人就對這一事實瞭然于胸，他們暗示我已經懷孕的時候，我只是笑了笑。

我曾想寫一本《我的其他生活》。這本書將採用科幻小說的寫作慣例，其中的一些想法就跟那些尖端物理學工作者的想法一樣，不過書中的情節是這樣的——醫生、獸醫、農民以及探險者們都生活在其他的平行宇宙或平行「實相」里，他們的生活不僅與我的生活同時并行，而且還在持續地影響著我的生活。在多重性格案例中，潛藏在一個男人或女人內心的不同性格會逐漸意識到彼此的存在。同樣，這本書的女主人公（為了方便討論，暫且假定是我）會逐漸九-九-藏-書意識到其他人的生活方式讓自己感同身受。這個寫作想法倒是不錯，但我的時間即將耗盡。

我們把小嬰兒一把抓起來，帶著他們在屋裡跳著舞，還哼唱著歌兒。「我身在天堂，身在天堂，我心跳如鼓幾乎不能出聲，似乎我已找到尋覓的幸福，當你和我一起出去跳貼面舞……」「日日夜夜，我沒有一刻不想你……」

我在電話局裡工作了一年。聽到我說曾做過電話接線員的時候，大多數人都會感覺不自在。「已經不錯了，」他們大概會認為，「如果你已經忘了那段不幸的經歷的話。」（「互惠」這一斯文的表述改善了保姆的形象。）電話接線員的工作很適合我。我完全能理解，在被問到為什麼要忍受、要繼續做那些單調重複的工作時，女人們會說，因為在做這份工作時我可以想我所想。

瑪麗亞的丈夫也是體育俱樂部的男孩，確切地說是男人之一，因為他年齡有點兒大了。他總是酗酒，這麼說吧，他就是一個獃頭獃腦、溫厚親切的大酒鬼。他從英格蘭帶回來的這個女人是自己的妻子，是生命的慰藉和生活的伴侶。這個紅頭髮女人性格耿直、嚴肅實際、牙尖嘴利，她可能會對他說：「夠了，親愛的，該回家了，一晚上你已經喝得夠多了。」簡言之，這是一種典型的婚姻，而這樣的婚姻我們目睹過不止百個，婚姻的一方當事人可能是你的某位好友、密友，也可能是一名酒鬼、醉漢，另一方則是某個講求高效的女性說教者，她對一切弱點都嗤之以鼻，因為她自己毫無瑕疵。看起來，這些負罪的男人們並不滿足於良心的自我譴責，還需要找一副唇舌時時地責難自己。否則，另一些婚姻怎麼解釋得通呢？在那些婚姻中，男方是學者、哲人或書獃子，女方卻是妓|女、酒吧女侍，反正無論如何都是一個輕佻、性感的女人。他們必然清楚，平日里另一半都在怎麼想自己。「你簡直就是一個性癮者！」「天啊，你可真是個老頑固。」「你就不能正經一回？」「你一定要這麼理性地思考嗎？就不能偶爾放縱一次？」

我把這個地方寫進了短篇小說《通往城市的道路》（Road to the Big City）中。

在給孩子換了奶瓶餵養后，我立刻就開始了節食，每星期都會掉幾磅肉。在停止母乳餵養之前，我沒有節食；我不會因為討厭發胖就提出用奶瓶餵養孩子；我不會欺騙，絕對不會，可一旦我的身體又回歸我一人所有，那麼……我又恢復了美好整潔的外表，梳著光潤的秀髮，穿上了平滑得體的衣裙，為體育俱樂部的游廊做好了準備。但是，軍方已經傳令下來，所有的男人都要去烏姆塔利的一處營地接受訓練成為士兵。妻子們立刻追隨著丈夫去了那兒，但這並不是丈夫們所願。

婚禮之後，我們去了貝拉共度蜜月。（體育俱樂部的橄欖球運動隊當時正在同葡萄牙東印度公司代表隊進行比賽。）陪我和弗蘭克同行的是一對年輕夫婦喬伊斯和比爾·布萊爾——他們見證了我們的求婚（希望用詞恰當）。我覺得這對夫婦又世俗又圓滑；那個少婦來自新加坡，她的每一件衣服都很時髦且迷人。我們駕著車，在喝得醉醺醺的狀態下危險地向貝拉加速駛去——當時，烏姆塔利的那段路還只是一段叢林路。在途中看到了大象后，我們還停下了車朝它們大呼。幸好，大象們的態度很冷漠。在貝拉，沙子街道邊栽著鳳凰木，還有單層的房子和店鋪，其中又以印度店佔大多數。

電話局的辦公時間不是很長。我報名參加了一所秘書學校的夜校課程，為的是提高自己打字和速記的速度。同時，我還去應徵了招聘廣告。我只有一個資格證，那就是駕駛執照，但在當時，女司機這種職業還前所未聞。有那麼兩次，我發現給我面試的僱主一臉驚奇，錯誤地理解了我的意圖。我還去了《先驅報》求職，差點兒成了一名為新聞加註的工作人員。

雖說自己是一名護士，可艾薇卻向丈夫宣布，那個衛生訪視員膽敢再來的話，她也許會殺了她。我跟弗蘭克說了同樣的話，他對我說，你覺得怎麼好就怎麼做吧。事實上，丈夫只是在容忍我們，可我也沒因此責怪他們。我和艾薇著迷於成長中的嬰兒，觀察著他們的進食、糞便、體重、睡眠和清醒時的情況。到了這個時候，女人們已經不再會沉浸於自身的瑣事。

我內心十分憂慮，一方面是因為對自己當前的肥胖感到厭惡，另一方面是因為母親頻繁來訪，她說約翰正在遭受虐待，卻沒有注意到約翰的體重在增加——權威人士認為，嬰兒的體重增加足以令人寬心。我表示要用奶瓶代替母乳餵養，可母親說我這是不負責任。母乳餵養法需要時刻關注鍾錶，我的朋友艾薇被這件事情弄得筋疲力盡，所以選擇了奶瓶餵養法，一切也都很好。

當時正值冬季，我住在一家廉價旅店的醜陋房間里。那是1940年，小雨後的霧氣籠罩了數個星期，尿布都干不透。寶寶被感染了，他的糞便第一次出現了異常——黃色的黏液里夾雜著大塊未消化的牛奶凝乳。寶寶要麼使勁地哭號，要麼低聲地嗚咽。我叫來醫生。從這位男青年惱怒的聲音里，我明白了自己就是在臆想。「你們這些姑娘為什麼要來這裏呢？他們絕不可能讓你們的丈夫從營地出來，你們不知道嗎？」

那時，想要墮胎的女人會南下去約翰內斯堡。可除了一起玩過橄欖球的一名醫學院學生之外，弗蘭克在約翰內斯堡並不認識其他人。我坐上了去往約翰內斯堡的火車，因為是公務員的妻子，我得到特許坐進了二等車廂的六人間。抵達目的地后我找了一處便宜的旅店，又搭計程車去了醫學院。

記憶中出現了這樣一幅情景——我穿著當天下午自己製作的黑色天鵝絨晚禮服（但不到一年，我一碰觸這種天鵝絨面料就感到嫌惡），那是當時的經典款式：低胸弔帶露背禮服，長度剛到大腿，微微發著光。在一把椅子扶手上坐著一位比體育俱樂部的男孩們年長許多的男人，此刻，他正面露微笑地打量著我。這笑容承載著一個年老情人的所有遺憾，然而年輕的我沒能領會。聽到舞曲的震顫聲從跳舞的房間里不斷傳來，我再不能安靜地待著，半個靈魂已經跳起了舞，想要縱身其中。

芳齡十八歲，黑髮黑眼，身體良好——這之後的數十年，我的形體發生了有規律的變化——纖細、豐|滿，嚴格節食后又纖細，然後再豐|滿。我的身體洋溢著生機和活力。按照蕭伯納的說法，我挑了一對不錯的父母。我知道，我的先天身體條件不會比這更好了，但我卻濫用了這份饋贈，好像健康永遠不會被透支一樣。在農場上，十六歲的我點燃了自己的第一支煙——儘管許多年裡我一直都厭惡著父母那被熏黃的手指、從他們的捲煙里掉落的煙渣，以及他們對吞雲吐霧的熱切目光；儘管我曾那麼多次想「我不要，我就是不要」——當吸進第一口煙時，我沒有任何不適，甚至覺得自己就是為此而生的。於是我欣然地吸起了煙，就這樣吸了四分之一個世紀。

因為在希曼斯利店所取得的成功，我爭取到了一個面試機會（或許還可以順道聊聊天），面試官是巴博爾先生。他經營著鎮上最大的女裝店，本人還是一名鎮會議議員，是重要的公眾人物。他說願意聘用我為櫥窗布置人，但他準備支付的報酬卻意味著我只能去住那些可憐姑娘們住的旅店，他還向我推薦了一處接受國家補貼的旅店，「跳跳虎」當然提醒他說他這是在利用公共職位壓榨廉價勞動力。但麻煩的是，他把厚顏無恥當作了一種對抗手段。他很樂意就此事的優缺點跟我辯論，只要我想，辯論多久都可以。在這以前，我還從未見識過利己主義居然可以被說成公益事業，要知道，我可是在世界上最令人費解的思維方式下成長起來的。巴博爾先生告訴我，獲利就是成功的證明，商業成功符合這個新國家的利益，鎮議會為他的女僱員們提供住房補貼的做法是在促進普遍繁榮。

不過有一個問題，俄國、德國以及日本其實也喪失了數百萬人，可難道說自然之力（或時代思潮）在那裡要更為積極地、千方百計地勸說那些女性，好讓她們的思想和子宮都能願意配合（補給人口數量）？

在諸多事物中，最令我陶醉的是舞曲。從農場來到索爾茲伯里后，我立刻就被音樂俘獲了。那時，人人都在隨著二三十年代那些興奮又誘惑的曲調起舞。整整幾代的年輕人都在連續不斷地聽著迷幻音樂，那麼這些人可能會受到怎樣的影響呢？對於這個問題，有什麼人研究——我是說真正地研究過嗎？再者說——這個領域在現在被視為「神秘」——全世界都在伴著相同的調子跳舞，甚至常常在同一個時間跳舞，這其中必定存在著某種關聯。

管事的是一位體格魁梧的未婚女士，她沒有接受過職業培訓，總穿著一件護士服。許多孕婦分娩時她都在場，發揮著幫手的作用，她跟所有醫生都相處融洽。這裏的醫生不超過十二個，他們每天都在這所產科醫院進出。

那時還存在著另一種關係——對抗醫生的盟友關係。那個時候，作為孕婦，你不敢坦率地說自己寶寶的「胎動」遠早於官方所稱的三個半月，也不敢說還在子宮裡的寶寶已經能夠回應你的思想和情緒。小嬰兒自出生后就識得你的聲音，可以感知周遭發生的事情，既會側耳傾聽，也會嘗試用自己仍然模糊的眼睛聚焦熟悉的面孔……在過於貼近嬰兒的人中，有一些人會引起不適，而另一些人則會帶來安撫，判斷的依據在於嬰兒有時報之以流淚和驚懼，有時卻報以顯而易見的愉悅……即便你說了這些，醫生聽到后卻會屈就地說，它們不過是你的想象，雖說女人們慣於陷入幻想，可你絕不該讓自己的想象力失去控制。現如今，科學已經證明這些「荒誕故事」確實具有合理性。那麼醫生們已經不再對年輕女性擺出一副屈尊俯就的態度了嗎？我對這一點表示懷疑。可曾有一位醫生在之前暗示過某個女士說她得了癔症后，又對她說，「很抱歉，我們過去的判斷並不對，您當時還好嗎？」

那就把月光裝進罐子裡帶回家……

誠然，她正在經歷的事情已經超出了她的承受極限。父親幾乎已經處於永久的病態之中。「體弱多病」這個詞彙意指一種虛弱但平穩的狀態，然而對父親而言卻意味著永不停歇的危機和創傷。他曾陷入昏迷，或者說幾近昏迷，他攝入了過多的胰島素，也可能過少……他的肝臟……腸子……胃都出現了狀況，那條正常的腿已經瘦削不堪，這幾乎令他寸步難行。在那處農場上，只有母親陪伴著他。那時，父親已經無法再安全駕車。母親總是請求領居們讓她搭車去鎮里，可她實際上很討厭依賴別人。那她為什麼沒學著開車呢？後來，她的確在鎮子里學習了駕車。按現在的流行話講，母親當時寄給我的信都是「大聲的求援」。對我來說，它們都具有威脅的意味，而母親本身就是一個威脅——哪怕只跟她相處半個小時，我都會氣力全無。每次在她離開之後，我都會爬上床睡一覺。

父親的見地和男性權威不止一次地拯救過我。倘若他曾告誡我：「你做錯了，你會為此而後悔的，你現在太年輕，太不諳世事。」那麼我原本也可以得到解脫。不過事實上，我和弗蘭克非常適合，至少在當時是的。比如，我們都必須隱瞞自己在土著問題上的煽動性看法。《新政治家》被白人居民視作跟《共產黨宣言》差不多的期刊，我和弗蘭克都是它的讀者。我們都主張理性，並且不信仰宗教，或許應該說是反對宗教。（如今，這一特定的思維或想法已經非常難覓，因為它還遠遠不同於「保科學、棄宗教」，它更多的是一個「人格完整性」的問題。）我們將無神論或不可知論當成宗教章牌似的推崇（還會討論這兩者的精確度）。因為置身少數派，所以我們對彼此更親密；我們也相信彼此在本質上是一樣的，因為我們會就報紙上的一幅幽默畫分享彼此的諷刺言論，也會在看到某句「反動」評論時跟彼此交換嘲諷的目光。顯而易見，我和弗蘭克在性格方面非常相像，我們擁有相同的行為方式以及展示自己的方式——如果你願意的話，也可以將它理解成一種風格——直截了當、講求實際、對困難不能隱忍。從本質而言，這是源於年輕人的自信：他們相信自己能夠妥善應對成年生活，但大多數人又會偷偷懷疑——什麼時候才算真的具備了這種能力？

這些女人把我嚇到了，但她們毫不知情——她們怎麼可能會嚇到我呢？要知道，她們可都是舉止得體、友好親切的女人。我看著眼前的她們從早到晚地坐在那裡閑聊，話題都是女性的私密，丈夫、孩子、錢、錢、錢！「誰想不開才會當女人。」「黑人可真無恥。」「男人就是個孩子。」……曾在片區的時候，我就聽到女人們不停地說著這些話，我當時就發誓永遠不要變成她們的樣子，而且態度堅決。二十年過後，類似這樣的言論——對男人的譴責，對身為女人命運的不滿——成為了女性運動的行為規範，被稱為「女性意識的提升」，而這一行為本身則被冠以「研討小組」的稱號。

那一年裡，我總是夢想著在戰爭打響的那一刻就衝出去，去做一名護士、一個士兵、一個置身敵軍領地的傘兵、為祖國工作的間諜、救護車司機……既然如此，是什麼阻攔了我，讓我無法即刻離開索爾茲伯里，在恰當的時間出現在恰當的地點——倫九*九*藏*書敦？是錢。當時我身無分文，而我不能向父母要錢，這並非只是自尊心的關係。我有時會想，為什麼我們這些人——我的同齡人——寧願死也不願向父母尋求幫助，並且在可以離家的那一刻便決然而去，然而接下來的一代又一代人卻只想要儘可能地延遲自己獨立的時間？我並非是在批評兩者中的任何一種做法，畢竟每一種都會付出相應的代價。若你在非常年輕的時候就切斷了與家裡的聯繫，那麼就意味著你也切斷了與家人的情感紐帶；若你住在自己家裡，那麼成本也不會很低。但有趣的是，被這一代人視為勢在必行的事情——理所當然，甚至不必說出口——在下一代中全然變了樣。

和那個時代所有年輕女性一樣，這個對音樂敏感、每個細胞都在假意迎合戰爭之鼓、鍾情于自己身體的年輕女人沒有任何機會逃離自己的命運。假如，當時的我能像現在這樣冷靜地看待自己，也許……但即便這樣，那也拯救不了我。「我不要」這種話並沒有任何意義，因為命運女神正在奏響戰爭的樂章和舞曲……

我們三個女人一起回到了索爾茲伯里，三個丈夫又變回了平民，終於要開始正常的婚後生活了。戰爭偏愛二十歲的年輕人，弗蘭克已經三十歲了，步伐並不輕快，湯米也有某個不宜參加戰鬥的理由，瑪麗亞的丈夫則是因為不符合要求。鎮子上似乎到處都是悲苦的男人，被軍隊拒絕這件事讓他們意識到自己正在老去。弗蘭克痛苦不堪，他清楚地知道了自己的青春歲月已經結束——只有「老男人」才會被留在鎮子里。這些男人們湊在一起喝酒：他們需要得到體諒。我並沒有冷漠刻薄，相反，我親切又體貼：「哦，可憐的弗蘭克，真為你感到心痛。」儘管如此，當時的我還太年輕，並不能體會他的感受。

約翰讓我感到驕傲，但也有些窘迫。我不明白別人家的孩子為什麼就能安靜地待在嬰兒車裡，為什麼就能默許別人來愛撫和擁抱自己。跟瑪麗亞相比，我覺得自己就是一個不稱職的母親，不過為了那熊熊的爐火，這種內心的衝擊又算得了什麼呢？我住的那個房間里沒有生火，人們習慣認為——生活在炎熱氣候中的人永遠不會冷。在索爾茲伯里的時候，嬰兒尿布掛在晾衣繩上不過一個小時就會被烈日烘乾。到了這兒后，因為尿布開始發霉，我只能不斷地買新尿布，畢竟它們是乾燥的。

一個女孩先是對抗自己的母親，接著又對抗世界，她所依靠的正是自己那美好緊緻的身體，那絲綢般的嬌乳，當然還有那蜷在三角地帶的可愛光亮的陰|毛——置身在這樣一副新的軀體中，她的靈魂無法被任何非議所傷害。後來，女孩躺在了床上，青腫的肉體堆積在一起，看上去就像是一個被拽出了殼的蝸牛。

當時的禮儀和風俗在《瑪莎·奎斯特》中都有描寫，而且那「就是」事實……好吧，至少說差不多都是事實……氛圍是事實，口味、質地、香味也都是事實。可有時候，許多人物的特徵被黏合在了同一個人身上，當然這其中的故事也經過了整理。一部小說就是一個故事，但生活並非這樣，它更多的是紛雜事件的不斷擴展。

我和艾薇又開始在清晨陪伴彼此，但跟過去不太一樣。她的丈夫湯米即將應徵入伍。她說：「你不能去，沒有你的話，我一個人應付不來。」「可能我不得不去。」她丈夫說，眼睛里閃著光芒。「我也不准你跟那些女人睡覺。」「哪能有什麼女人！」「哼，我了解你，你這個老公狗！」她咯咯地笑著說，她丈夫被這話取悅了，看起來揚揚得意。艾薇去找那些當權者——她在過去的十年裡曾與之調情、跳舞、喝酒，可他們如今都變成了上校和長官，凌駕在她家湯米之上。她常在走進某一間辦公室時就大哭起來。「我不能沒有我家湯米。」她宣布說，藍色的眼睛因為早先流出的許多淚水而變得發紅。想到湯米已經不是青春少年（跟弗蘭克一樣），他們向她保證一定會把湯米的名字從動員令名單上劃去。同時，艾薇開始變得不能自立、茫然無助，所有的女性朋友（包括我）都覺得這不足為信，可我們的確想錯了。她的身形更加消瘦，頭髮也凌亂得軟塌下來，小小的孕肚很突兀。此外，她還整日整夜地吸煙。她開始抱怨說「只有想不開的人才會去當女人」，而她的牢騷替代了我們兩個相處時的友好靜謐。也因此，與她為伴再不是一件舒心的事。

艾薇跟我住進了同一家旅店。她這才知道，湯米不會被營地放出來。不過幾小時而已，她就完全變了個樣子。如同她早已知道的那樣，她因為丈夫進了軍營而變得崩潰，成了一個漫不經心、暴躁易怒、冷酷無情的女人。她出神地坐在那裡，下嘴唇閑閑地叼著一支煙，一團煙霧升騰著罩上了她的臉。我跟她說話的時候，她根本就沒有在聽。她的身材瘦削不堪，頭髮潮濕地貼在腦袋上。這個金髮碧眼的女人曾經美得驚心動魄，可現在呢，她完全可以憑著這副了無生趣的面龐和空洞無神的雙眼為「絕望」代言了。她不再置身於日常瑣事，而是已經脫離現實，不知跑到哪個神秘地帶了。

英格蘭的信件幾星期才能到達這裏。至今，我仍保留著哈里的信件。他的信中語氣歡樂，也寫有詩歌，但一句都沒提到自己的內心生活——他的所思所感，或是默默承受的痛苦。我也在給農場寫信：「親愛的爸爸媽媽，我一切都好，約翰也很好，他上星期體重增加了四英兩，弗蘭克就要上戰場了。愛你們。」

街角處的布朗旅館條件要好得多，裏面也住了一位已婚女人。她不是我喜歡的那種類型，對她來說我也一樣。弗蘭克的一位好友去了英格蘭度假，回來時已經告別單身。我們這些殖民地的居民向來都迫切地期待著大飽眼福，而他的這位新婚妻子無疑令我們傾倒。她易於親近，淡定從容。現在看來，她當時可能並不明白自己嫁入的是怎樣的生活。

剛到體育俱樂部的游廊，我就開始喝酒了。每個人都在喝酒，無論在哪個地方、哪個國度。這是對權威嗤之以鼻的機智做法。但在南部非洲，人們的喝酒方式像是專門為了將損害進行最大化。在午餐時間，男人們會走出辦公場所去旅館或酒吧飲酒，但常常不吃飯。六點鐘，伴隨著著名的日落時分茶飲，每個人都狂熱地投入到了飲酒的行列中，並且會一直持續到兩三個小時之後的晚餐。期間，他們並不進食任何東西，即便有，也可能只是一粒花生或者一塊炸薯片。在電影院的時候，我們也有可能只是喝酒，不吃東西。我們經常跳舞、整夜飲酒。我們飲用了很多城堡釀酒廠里出產的啤酒，當然還有開普省白蘭地和薑汁啤酒的可怕混合物。男人會在有能力支付的情況下買威士忌酒，女人們飲用的是姜酒——薑汁酸橙酒、薑汁檸檬酒、薑汁補酒，還有皮恩杯酒。我們會喝許多利口酒，也許是因為它甜度很高，而我們的血糖又低，反正大多數晚上，我們上床睡覺時並不會感到不適。我經常宿醉，雖不是無法動彈的那種，但感覺也不太好，會無精打采。喝醉酒的男青年總會沿著「Z字型」走路，醉酒了的人總是鬧笑話。一群熱心的女孩會安頓那些已經喪失了行動能力的青年們上床睡覺。從母性的角度來看，無論年齡多大，男人們終究是男孩。不久前在愛爾蘭的一個鄉村小鎮上，我參加了一場婚宴，也在那兒目睹了非常嘈雜的場面——男人們放縱地喝著酒，快活得不行。女人們則在無聊地靜坐著，每個人手裡都有一杯雪利酒，她們等著到最後支撐男人們回家，安頓他們上床睡覺。

你想要比現在過得更好嗎？

將厚料子弄得像羊羔皮那麼柔軟，把桌子面擦亮得能映出你的臉——你也許認為這就代表了對婚姻生活的全心投入，可我無時無刻不在想著逃離。當然我想逃離的並不是弗蘭克，因為我很喜歡他，我想逃離的其實是令我愈發用挑剔的眼光去看待的生活。為時未晚，我仍可以去英格蘭參加戰鬥，而且確實有女人這樣做，難道不是嗎？我會打槍，不是嗎？我也很結實，不是嗎？我當然比弗蘭克更適合做一名士兵，畢竟多年的飲酒史讓他受到了損害。

瑪麗亞·麥卡錫在《一群人》（The Group）中描述了類似的育兒教義，可見錢塞勒產科醫院並非特立獨行。不過，要是有什麼委員會想要確認，如何才能讓女人們跟自己的寶寶「疏離」——或者按我們那時的說法，不愛自己的寶寶——那麼，錢塞勒產科醫院無疑是最好的研究範例。我聽說在日本已經有人這樣做了。

在殖民地，那些自命不凡的人們總會被孤立，就像一個功能正常的機器零件從母體中被取出來後放在工作台上以待檢查，它只能徒勞無益地旋轉著。「瞧那優雅的做派！」說起瑪麗亞，我和艾薇的語氣中流露出憐憫之情——在我們這群人里，自命不凡又有什麼意義呢？不過，這樣的舉止仍具有觀賞價值。

再沒有任何一種經歷能夠讓年輕女性感到如此的憂心忡忡、身體不適、效率低下、信心不足，也不可能有其他經歷能夠讓她們流出奶水，同樣也沒有任何經歷能夠比得上孕育生命的喜悅——我認為，至關重要的恰恰就是這一點。

終於恢復平靜后，我對艾薇說：「要是你生的是男孩，我生的是女孩……」

我沉浸在即將勝利的喜悅之中，期待著自己分娩的那天。我不覺得它會像人們所說的那麼痛苦，畢竟我的身體和心態是如此的健康和愜意。

我徒勞地勸她：「艾薇，想想看，在這世界上，半數的丈夫都去了戰場啊。」「沒遇到湯米以前，你不是也過得很好嗎，是吧？」

當時正趕上午休時間，男學生都在看著我，可能有個幾百人。為了迎合大城市溫文爾雅的做派，我穿戴了一件漂亮的套裙、一頂黑亮的草帽，還拿了個黑色的手提包，但包里的錢實在太少，我甚至都不知道該怎麼去找吃的。我問了一名路過的青年是否可以幫我找一下某某，與此同時，我看到人們在竊笑和傻笑。終於，一名男青年不太情願地走了過來，宣稱他有許多事要忙。我說自己是弗蘭克的妻子，弗蘭克叫我來這兒，還說他這位朋友（是否記得去年在索爾茲伯里的那場橄欖球比賽？）可以告訴我去哪裡能做流產手術。這名青年說自己不知道弗蘭克哪裡來的想法，認為他可以……不過，也許是因為被眼前這個緊攥著手提包的、可憐絕望的十九歲少婦所觸動，他停止了輕笑，並且友善地對我說，他會找到這樣的地方，然後在我所住的旅店留下口信。

與此同時，就像在《瑪莎·奎斯特》中提及的那樣，我見到了一些當地的激進分子。大家說起他們時都會放低聲音，語氣中透露出厭惡，因為他們是一群帶有煽動性的危險人物，更重要的是，他們親近卡菲爾人。一天下午，多蘿西·施瓦茨（她後來成了我的朋友）來到電話局找我。她告訴我，她聽說了我對土著問題很感興趣，也許我應該去見一見左翼書籍俱樂部的那些人。他們是一群沒什麼骨氣的社會民主主義者，不過聊勝於無。在殖民地，你不必費心去問別人如何聽說你的，無趣的生活給了流言蜚語最好的土壤。

我們四人驅車通宵返程，一路穿過了葡萄牙東印度公司掌控下的大片森林，又到了烏姆塔利，最終返回了索爾茲伯里。我們把兩個宿醉飢餓的、未經梳洗的、渾身散發著啤酒氣味的男人送進了辦公室。

小男嬰那脹大的私處又恢復了原始狀態……與此同時，長著酒窩的可愛小女嬰正吹著氣，那個小男嬰又開始接近……我和艾薇被逗笑了，笑得停不下來。

這家產科醫院奉行的是特魯比·金博士的育兒教義。自出生起，嬰兒只能每四小時喂哺一次，除非沒有達到一定的體重。（我生下的嬰兒重七磅。）喂哺時間還沒到時，嬰兒若想吃奶，她們就任其哭鬧。「他得明白到底是誰說了算。」「他得明白自己不能隨心所欲。」喂哺結束后，嬰兒們跟母親相處的時間絕不能超過半小時，他們會被手推車帶走，或者被護士抱在懷裡哄著。母親們可以享受到片刻的寧靜，如果幸運的話，還可以小睡一下。很快嬰兒們就會哭鬧起來，也許會哭上一兩個鐘頭，躺在床上的母親們迫切地想要去看看自己的孩子，可她們無法下床，也不會有人把孩子抱來給她們看。那時候，剛生過孩子的女人需卧床一個星期。不過，我母親當時是卧床了六個星期。我無助地躺在床上，乳|房有些微的刺痛，裏面充滿了乳汁，聽游廊那邊傳過來了嬰兒們狂亂的哭聲，我既惱怒又沮喪。

體育俱樂部的游廊上站著悲苦的男人們。我在一旁聽他們談話。之前那場戰爭還沒讓我聽夠嗎？我用一隻手來回地推著嬰兒車，另一隻手夾著煙，靜靜地聽他們說著。我能察覺到一份喜悅，它近乎興奮——也許一位作家由此意識到自己的生活正在匹配自己的自然稟性，也就是文字才能。那時候我已經很少寫作，但我仍在傾聽、挑選，然後形成意識。

「想想看，」艾薇瞧了瞧自己軟塌的毫無活力的頭髮、瘦削的身體，接著又看向了松垮肥胖的、就要將衣服崩裂的我，「如果我們說自己過去可是體育俱樂部里的紅顏，有誰會相信我們呢？咳，管它呢，見鬼去吧！我就這麼一說。」

男人們（包括我們的丈夫在內）整天地待在酒吧里、旅館里，還有體育俱樂部的游廊上，他們個個read.99csw.com都盼著軍服加身的那一刻。

她一下子就砰砰敲起了桌子，尖聲斥責我，說我怎麼就敢胡說八道，誰對我說了這邪惡的謊話！她說自己是一名正直的醫生，才不會做……等等。後來我才想起，當時跟那間辦公室相連的另一個辦公室里還坐著一名護士，而兩個辦公室之間的門開著。又或許，她以為我是政府的一個眼線。我走了出來，在人行道上邊走邊哭，耳邊還能聽到那位醫生尖厲的辱罵聲。如今我已經回想不起來，當時自己是如何找到另一位能做流產手術的醫生的。我只記得那也是一座破敗的建築，也是一個簡陋的房間。在跟鎮子上的這座建築同處於一片區域的另一個地方，我曾目睹斯坦利輸光了當司機掙來的報酬。這座建築的每一個部分都在舞曲中震蕩著。

迎接我的是一位非常年輕的護士，她對我說，當天晚上有太多孩子要出生，這是戰爭的過錯，還說我一定是個好姑娘，讓我照顧好自己。當時差不多八九點鐘。我四處走動，沒去理會女人們在生產時的尖叫聲。我注視著保育室小床里的新生兒，渴望能抱抱他們中的哪一個。我先是被通知去洗澡，一會兒又被剃掉了毛髮——那個時候生產前都這麼做。

「你怎麼了？」

我工作的地方有十來個姑娘，另外還有一位管理人。電話局裡的生活關係可以用一個詞來形容——夥伴。前不久，一位女士告訴我，說當初我結婚後，她就去了電話局接替我的工作。我問她對那裡有什麼看法，她說起初感覺很可怕，但我對她很有耐心，還說我是一個性格安靜而且很有思想的人。我很高興她能這麼說，因為我只記得那個聒噪活潑的「跳跳虎」——當時，我的社交生活正是「跳跳虎」打理的，她片刻就把我推入了酒池和舞會。

把約翰帶回家后，我跟他的相處時間首次突破了半小時。他跟書里所說的普遍情況不太一樣，比如，他從一開始就會高高抬起小腦袋，會在吸奶時流露出喜悅和活力，小腿就像活塞一樣動來動去。按道理，他的眼睛應該還無法注視在一點上，可這雙眼睛卻已經變得機警和敏銳了。他沒有一刻安靜，總是掙扎著要起來，奮力想把頭抬過嬰兒車的邊沿。很明顯，他不久就需要一個帶有圍欄的大嬰兒床，而且看起來他已經迫不及待了。我每天都在長胖，簡直苦不堪言。我的奶水並非很多，只算得上夠量。在兩次哺乳間隙，我總會因為奶水而發愁，因為每次哺乳它都會被吸干。寶寶會滿足地安靜幾個鐘頭，接著又哭鬧起來，可育兒規範說只能四小時哺乳一次。我痛苦而煩躁地坐著，按照規範上的指示「任憑嬰兒哭」，直到鐘聲再次響起，我才抱起寶寶餵奶。我如今已經知道，寶寶想要喝奶時我應該滿足他，不僅因為我的奶水將由此變得充足。我開始不顧權威，在下午的時候將孩子抱起來，跟他交流、撫慰他，希望通過這種接觸能夠刺|激我的乳|房再度充滿奶水。

這份小回憶就像那些老婦人的做法：她們把自己年輕時的照片擺在顯現的地方，以便客人們輕易就能看見。她們的意思是，別以為我就是坐在椅子里的這個丑老太婆，不是的，照片上的才是真正的我！

我開始用奶瓶餵養孩子，母親說我這種做法太自私了。她已經讓我無法忍受，我只是變得更加冷漠、客氣、有耐心。我對她所說的每句話都沒表現出任何異議，這讓她覺得自己遭到了排斥，因而十分惱火。她總是說女兒們在這個時候都會需要母親的陪伴，我對此表示贊同，但卻在等待她離開。

「瞧那個傢伙！瞧他那裡……」她指著我兒子的私處，誇張地嘲弄說。接著，她歡喜地看向自己的女兒，稱讚著那圓潤美好的「維納斯之丘」。「就像一個可愛的小信箱，」她柔聲地說，「哦，那美好的乳黃色液體！哦，我可以把信投進信箱。哦，多甜美的小陰|部，為什麼你要將它把守……」她的語氣里充滿了誇張的戲謔。

而我呢，我正在承受生活中的大逆轉，但沒人讓我對這種事早做準備。十八個月以前，我——以及所有其他姑娘——是男人們目光追逐的焦點，可是現在卻完全被忽視了。儘管我已經恢復了苗條的身材和青春的面龐，但卻被當成五十歲的女人一樣謙恭有禮地對待。誰是新的焦點呢？是弗蘭克·威茲德姆的兒子約翰。他從五個月大的時候就已經能坐起來，此刻正試圖從嬰兒車的捆帶下掙脫出來。「嘿，瞧這小傢伙，他等不及要跟我們一起去球場了。」

當時的我有著跟如今這些懷孕的女性完全不同的心態：我從未想過肚子里的寶寶會出現什麼問題。艾薇總是擔心會有災難降臨——作為一名護士，她很清楚可能出現的狀況。我想當然地認為，自己眼下懷著的孩子以及未來可能懷上的孩子都會平安健康地出生，可在艾薇看來，這是傲慢自大的想法。事實證明我想的並沒有錯，而且艾薇也跟我一樣都生出了健康的寶寶。六年前，我就已經決定再也不要生病，因此對寶寶也寄予了這種期望——他（她）不會是個有缺陷的嬰兒，或者剛一出生就死亡。我鎮定、自信，充滿喜樂。房子周圍以及房頂的樹枝上，鴿子們或低聲地叫著，或柔和地吟著歌，我坐在溫熱的水中吸著煙，有時會踏出浴盆給自己切一塊三明治，接著再回到水裡。在浴盆的旁邊，我還放了幾本書。從無線電廣播中，我聽到歐洲戰事在逐漸升溫。弗蘭克很快將前往戰場——我這麼以為——而我就會被獨留在這裏，還有我的寶寶。那麼……沒關係，我喜歡獨處。在索爾茲伯里，已經有穿著軍服和便服的英國人在偵查情況，我想象著跟他們的某個人有一段浪漫的邂逅——這種事情在戰爭中無可厚非；想象著獨處時，我終於有時間完成自己的第一部小說，也許以後我會創作出更多的短篇，但這次我要寫一些真實的故事。

我們從這家旅館離開，又從朋友那兒借住了房間。雖然並不是獨居一座房子，但也是半個，這些房子距離鎮中心至多五分鐘的車程。對這一時期的經歷，我腦海中強烈且真實地記著那麼一個片段——夜裡，我獨自坐在床上，正留神聽著窗外嬰兒車裡寶寶睡著的聲音。蟲子在沿著裸|露的電燈泡轉圈飛著，客觀地說，這些都是可愛又纖細的淺綠色飛蟲。越來越多的飛蟲從黑暗裡扑打著翅膀飛向了電燈泡，房間里已經到處都是它們的身影。這時，不知從哪兒冒出一隻貓咪，它猛地撲出去，只聽一個小蟲發出了細弱的尖叫聲，貓咪不停地逗弄著它，直到被貓咪揉碎，這聲音才戛然而止。隨著貓咪的一次跳躍，另一聲尖叫又響了起來。床上的女孩用手指堵著耳朵，她情緒激動，心裏害怕極了。可是理智告訴她，這些都不是害蟲，不過她可以大聲尖叫。就像幾星期前寶寶的哭聲一樣，這些蟲子的尖叫聲也爬上了她的脊背。她偷偷地溜出了這個充滿飛蟲的房間，走向暗處的游廊，在嬰兒床近旁的一塊冰冷的水泥上坐下來。望著蟲子正從她的頭頂上方飛進那個房間，她無助地、徒勞地掉著眼淚。寶寶已經熟睡，她把他的一隻小拳頭握在手裡，還在哭泣著。

我丈夫當時在哪裡呢？他正跟朋友們在歡鬧慶祝，這是那時候的慣例。丈夫應該陪伴妻子分娩——我無法想象那位護士長會如何看待這種想法。「你根本不需要丈夫陪伴——他只是麻煩。」

因為不喜歡他們，我直到四年後才加入了左翼書籍俱樂部。但我並沒有在《瑪莎·奎斯特》中寫明自己如此厭惡這些人的主要原因——這跟瑪莎·奎斯特無關。讓我不能原諒的是那些女人如此輕視和貶低自己的孩子，當著面說他們是麻煩，是負擔，是多餘的東西。不錯，他們的確還只是一群小傢伙，但我記得在自己很小的時候，聽到這種話時有過怎樣的感受。

我用了一天時間學習工作程序，這就像學騎自行車一樣，學會後立刻就變成了慣性行為。如今或許只有非洲或南美洲的一些邊遠小鎮才會有這種電話交換局。工作時，我需要戴上一副頭戴式受話器，從面前的平板上拔下電線插頭，將它安插|進垂直操作板上的插座中。通過這種方式，南羅得西亞的人們可以跟外界取得聯繫，比如約翰內斯堡或開普敦，甚至倫敦。沿同一道路上修建的幾個農場也會合用一條電話線，不過通過電話合用線聯繫兩處農場會花費不少時間。舉個例子，把一處位於索爾茲伯里附近的農場和另一處錫諾亞附近的農場聯繫起來，可能會耗費半個上午，原因在於農場上的人們常常在地里，或是去外面檢查動物的情況，聽不到電話的鈴聲。我還緩慢地閱讀著書籍，不過也不像想象的那麼偷偷摸摸。在這裏，我讀到了《復活》（Resurrection），也知道了在這個「年輕」的國度里，我所認識的人們也許可以匹配上這本書中的所有字眼兒。如今讓我頗感興趣的是，當時的我對文學作品的看法——托爾斯泰對自己身為土地擁有者的自責，以及他對自我的看法，都受到了宗教的影響。

我想把自己打造成精幹秘書的計劃沒到一個月就泡湯了。很快，年輕男人們就來到第二大街敲響了我的房門。這個鎮上，在女孩看來，年輕男人太多了，或者換句話說，在這些男人看來，女孩太少了。這些男人所處的階層包括體育俱樂部，他們也是鎮上的鍍金青年……迷人的女孩經常這樣誤解。這裏曾經有過很多女孩嗎？或許是吧，但我也只是想想而已。

若說我曾與大眾共陷譫妄，那麼我也曾靜默于痛苦。那深潛的逆流曾把我吞噬，我感到自己被推來搡去，不能做真我，而且失控已久——這感覺如此強烈，同我所知的情緒一樣牢固。情緒？——不，情緒已成罕物，也許它等同於一種麻醉劑，足夠讓一個人喪生於獅口。

《良緣》一書里的丈夫確實北上參加了戰鬥，後來因傷病被迫退役了。沒過多久，那些曾僥倖從軍醫那裡矇混過關的胃癌患者和病殘人士就都回到了鎮上，他們一個個都憤怒難過，垂頭喪氣。與此同時，從北非戰場上傳來了我方第一批戰士傷亡的消息。聽到親人們說「你要是沒回來的話，說不定也會受傷或戰亡」，這些男人仍無法得到安慰。

發生的另一件事情顯示了比較文明的舉動。在為橄欖球運動員舉辦的一場舞會上，我跟身旁的一位年輕的葡萄牙女人聊起來，還對她那個裝飾著金紅色亮片的晚宴包表示了讚賞。話音剛落，她立刻就把包贈給了我。這讓我心有不安，因為我知道他們本來就不富裕，可我無法拒絕她。我由此知道，在一些社會交往中，讚賞必會引來禮物相贈，因此一個人必須把握好分寸，不能對什麼事物都隨意讚賞。葡萄牙曾是摩爾人的殖民地，人們也從佔領者那裡學來了阿拉伯文明中的騎士俠義作風。我曾把那個包當作護身符一般保存了多年，每當在抽屜的底部看到它時，我會想到世界上的一些地方還盛行著質樸的情感。

旅店那間髒兮兮的屋子裡堆滿了已經絕跡的傢具，厚重的塗漆弄得它好像是用新太妃糖做出來的一樣。我坐在窗邊，等待著電話鈴聲的響起。街道的盡頭，奧瑟瓦·布蘭德威格（一個納粹組織）的成員正在鬧事，抗議南非政府在即將來臨的戰爭中對英美兩國可能表示的支持。我在服務台那裡得到了口信，說可以去某某地方。第二天早晨，我走進一個更加骯髒昏暗的建築，還有許多女人等在那兒。終於，我進入了那間辦公室。坐在桌子後面的一位非白人女性打量著我，她的小眼睛銳利且充滿敵意。顯然她對眼前的這個人沒什麼好感。

在一位小說家筆下，人物的行動總會受制於小說家自身的本性。但如果說是一個確鑿無疑的事實，那麼這又作何解釋呢？有時作家的手或思想會單純地拒絕寫出下一句話，只因其筆下的某個人物，比如說托尼或蘇西正打算做出違反自己本性的事情。這樣的情況遠非那麼簡單，因為不僅涉及作家對筆下人物的認同，還涉及作家可能具備的多面自我。不過，這種自我並非數目很多，它也許極其有限，比如說，你不會看到作家喬治·梅瑞迪斯（George Meredith）將克里平作為自己作品的靈感來源。

我們在游廊上還在聊些別的什麼呢？是這段平靜少戰的時期。此外，我們還聽到了各種傳聞。希特勒大軍將在非洲大陸上從開羅橫掃到開普省，把我們都變成他的奴僕。（據傳，卡菲爾人說即便這事真的發生了，對他們來說也不會有什麼不同。）這並非沒有可能，畢竟他不太費力就橫掃了整個歐洲。「黑人們會不會一見到希特勒的軍隊就立刻加入他們，跟他們一起割斷我們的喉嚨？」我們的所作所為讓這種事成為可能，人們說出這句話的時候，卻沒有流露出懊悔，反而對僕人們的忘恩負義怒不可遏。如今當年輕人問我過去的種族歧視是什麼樣的時候，我就建議他們去看看「二戰」期間出版的《笨拙周報》（Punch）——它們對女僕的漫畫形象以及勞動階級都進行了嘲弄。

我們的婚禮並無優雅可言，這讓我有些遺憾。我仍記得自己當時的感受，而且這並非是我所編造的。在結婚照片中，我看上去是一個興高采烈的年輕太太……這麼說，要結婚的其實是「跳跳虎」。

房間里除了我還有另外兩個女性。其ｈttｐｓ://rｅaｄ•９9ｃｓw.ｃom中一位正懷著自己的第三胎，她很魁梧，身上松垮地堆著肉，沒什麼形體可言。我躺在床上看著她，內心充滿了恐懼。我希望自己這身鬆弛下來的肉體可以恢復到原本的狀態，我討厭這對快要炸裂的巨|乳，但我仍為自己充足的奶水而感到自豪。

我在那一年裡過得非常忙碌。除了做接線員的工作，我還跳舞、製作服裝、去電影院，也閱讀了不少書籍。那麼我又是如何讀的呢？勞倫斯的作品依然在我的閱讀書目中，因為他的文字當時有一種讓人痴迷的力量，但如今這種力量已經消失無蹤，至少對我來說的確如此。我也閱讀了梭羅和惠特曼的作品，還有弗吉尼亞·伍爾夫以及奧利芙·施萊納的作品。當時我覺得自己就像是擁有兩個姐姐一樣——如今我知道，對女性以及一些年輕人而言，我就是姐姐的角色。即便身邊的人不懂我，弗吉尼亞和奧利芙也會懂我。我在想，弗吉尼亞會如何看待奧利芙？又或者，奧利芙會怎樣看待弗吉尼亞呢？人們也許可以通過類似的假想來娛樂自己。我也閱讀了許多其他作家，比如卡萊爾、羅斯金，還有勒南的作品，雖然這些文字對於這個年齡的我來說太過成熟。俄國作家們，包括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訶夫、屠格涅夫、布寧還有其他一些作家就像霹靂般進入了我的生活，他們對我的影響持續到了今日。除此之外，我還閱讀了普魯斯特、托馬斯·曼和司湯達的作品。

我們買了一個本地木料製作的桌子，在我用亞麻籽油給它磨光的時候，她就站在我的旁邊。「用勁兒啊，姑娘，要不那塊可愛的小木頭可派不上任何用場。」弗蘭克買回了一雙軍靴——就像這個國家裡的每一個男青年那樣，他只想著如何才能入伍。（數月之後才出現了軍隊動員令。）在我用雙手揉捏和軟化這雙靴子時，她嘆著氣，將那肥碩的身體擠在了一張椅子里。「要知道，親愛的，你做的這些可能不怎麼值當啊。」她這樣告誡我，卻跟弗蘭克開著玩笑：「幹嗎要走什麼行軍路線呢，弗蘭克？進了軍隊，你的腳可是不得閑的呀。橄欖球比賽也許可以棄場，可要一旦進了軍隊，那就甭想出來啦。」弗蘭克回應她：「哦，得啦！行行好吧，別那麼說了。這雙靴子會幫我渡過一切難關的。」

醫生拒絕了我，他說自己從不做流產手術，健康女青年應該在年輕的時候生育孩子，還說這是大自然的旨意。我如今覺得，他的觀點會引起許多議論。我和弗蘭克都理所當然認為，流產手術勢在必行。體育俱樂部的男女眾口一詞——整個世界都動蕩不安、充滿危險，把孩子生下來就是不負責任。

「你腦子裡就不能想些別的事兒嗎？」我對艾薇說，「他才三個月大，不可能會強|暴她。」

這樣的生活持續了數日，她家湯米偶爾會從營地寄來一些信件，可是他人沒有回來。接著，戰爭又把她家湯米「吐」了出來。艾薇原本像一葉癱軟在岩石上的海草，可這個消息就像一朵浪花一樣讓她又有了生氣。她開懷地笑出了聲，轉而又咯咯地傻笑起來。她洗了頭髮、化了妝，又抱了抱孩子。聽到瑪麗亞說「你終於振作起來啦」，她羞怯地說：「哦，去你的，饒了我吧！」

兩個第一次孕育孩子的女人總會結成一種與眾不同的友誼。她們共享著一個探索之旅，可在桌子上把自己的書攤開之後，她們卻發現這一段旅程的每個階段早已經被寫在了書里，而自己的當下體驗也早已經被別的女性所經歷。她們感到了羞怯，覺察到自己只是微塵中的一粒，這讓她們不再宣稱自己如何非凡特別，雖然內心裡還是這麼認為，雖然這種想法也只有彼此能懂。她們共同學習著孕期的基本知識，卻並不知道到懷孕這件事情原是一本浩瀚之書。

我和艾薇整天待在一起，把窗帘拉下來后，似乎可以聽到胎兒們成長的聲音。艾薇是一名護士。我們都擁有指導手冊，內容有些滑稽，但卻被認為是適合年輕母親的讀物。我們從中讀到了胎兒的成長史：冒出鰭或手指，甩掉尾巴，長出層層皮毛后又將它們褪落，發育出小指甲。艾薇有一雙淡藍色的眼睛，纖瘦的身材，情緒易激動。開心時，她就會把頭髮打理得柔軟又精緻；若她不開心呢，那金色的髮絲也就粘潮地塌了下來。她被我寫進了《良緣》（A Proper Marriage），可如果這本書被視為個人證言的話，那麼對艾薇的敘述則並不充分。她是我第一位真正的女性朋友，原因僅僅在於我們兩個在相同的時間里經歷著相同的事情。除此之外，我既無法跟她分享自己所信的任何事物，也無法分享自己閱讀的任何文字。「瞧啊，她又來了！」當我莽撞地提出了一個文學或政治觀點時，艾薇大概就會這麼想。雖然對人類的社會境況並無興趣，可她也會貢獻點自己的想法：「聽管教的黑人們還是很不錯的。」

那時，溫斯頓·丘吉爾被視為執迷不悟的持異議者。1939年8月25日，《英波互助條約》（Anglo-Polish Treaty）在倫敦簽訂，但希特勒卻向世界攤牌，德軍在9月1日入侵了波蘭。

我的肚子已經非常大了。按那時的慣常說法，我「搬了個大東西」。那個年代，孕婦們還被告知應該多吃食物以滿足自己和孩子的兩份營養需求。我感到不適，而且身上總是發熱。我在鍍鋅板浴盆里注滿了水（房子里沒有自來水），接著就進去泡上好幾個鐘頭。雖然水是溫熱的，可只要待在裏面，我就會感到愜意的涼爽。我時常會坐下來，隔著大肚子和寶寶聊天。跟艾薇相比，我有一個更活潑好動的寶寶。聽著無線電里廣播的歐洲消息，我將手輕放到肚子上，對寶寶保證戰爭不會傷害他（她）。與此同時，我也在想著那些在歐洲戰火中被敵人驅趕著的母親和孩子。

我的婦科經歷比較適合寓言故事中從無任何毛病的農婦。十四歲時，我經歷了第一次月經。我的經期通常持續兩到三天，而且血量不多，偶爾會有輕微的疼痛。至於經前綜合征這種東西，那時的人們還從沒聽說過。我有三個孩子，都是自然生產，沒經歷過開腹、產鉗手術。我也從未患過鵝口瘡、皰疹。我的月經結束於我四十歲剛出頭的時候，這在吸煙的女人中很常見。可怕的更年期癥狀並沒有發生，我只是絕經了，僅此而已，我實在是個非常幸運的女人。很多擁有類似經歷的女人常常會覺得愧疚，似乎身為女性本來就應該被子宮所煩擾才對。

在我看來，這個魁梧的女人熱愛家庭，並且心滿意足。只要是在護士長和護士們不注意的情況下，那位曾親切陪伴我的清潔女工都會走進來站到這個女人的床邊，對她流露出羡慕之情，「在我們看來，只有懷了第三胎的女人才算是一個真正的女人。」「那我如今也是個真正的女人啦。」她愉快地回應道。（我也遇到過類似的情況，一位修納女人曾對我說：「在我們看來，一場結婚儀式並不意味著一對男女的婚姻就此穩定，因為一個真正的婚姻往往需要數十年才算穩固。」）

有這樣一句話：「每個女人都有一段跟墮胎有關的故事。」這話是我說的，這也是為什麼在聽到關於墮胎的激烈爭論時，我不知道該站在哪一邊的原因。我想，若非（感謝上帝！）當時的我臨陣退縮，兒子約翰就永遠失去了出生的機會。很明顯，那個時候，我始終清楚自己懷孕了，卻在聯合自然之力對抗自己。如今，我會想到自己認識的一些女性，她們曾改變自己想要墮胎的想法，而且此後都對自己的決定心存感激；我也會想到一些生活貧困的女性，她們每年都生育一個小孩，但得不到任何幫助，在衰老和生病的同時，她們生養的嬰兒也在死亡、在挨餓；我還會想到在一間骯髒的辦公室里，一位不正直的女性套著油膩的白大衣，而絕望的姑娘們只能把自己託付給像她這樣的人。

於是，那一年，我又做了這樣一件事——坐在後游廊聊天，跟一位……一位寡婦？一位棄婦？她之前曾在農場、礦山裡生活，現在孑然一身。她想要給我泡些茶，想告訴我，我的舞裙可愛極了，她還是個女孩的時候也有過這麼一件。她就像母親一般地關懷著我。因為憂慮和擔心我在做著什麼，母親突然來到了這座房子，可卻發現我正在跟女房東聊天。她隨後仔細地從女房東那裡詢問了我的近況，「她晚上十二點左右才從外面回來？」「是的，不過年輕人總要有自己的活動。」「你喝得太多了！」母親又開始譴責我。「才沒有，」我對她說，意思是「並不只有我一個，每個人都是這個樣子。」當然了，我在那些年裡的飲酒行為確實存在一些說不通的地方。事實上，我不太會飲酒，而這也許就是我保全下來的原因。那個時候，我還沒有想到「一個人應該學會飲酒」這件事，也沒想到其他一些本該認識到的有用信息。比如，人們對女孩子的態度取決於她們這一群體的數量以及品質。此外，我也沒有想到去學習其他任何一種只能自己去苦學的知識。

我之所以這樣說是為了維護年輕女性的利益，因為當今輿論宣傳的都是女人們的不幸——她們的生活是一個不斷失敗的過程，而絕經意味著潰敗。這樣的事情並不遙遠，有些女性沒服用藥物也輕鬆地度過了絕經期，但她們不敢將這個事實說出口，因為其他同胞會指責她們說謊，或暗示說她們讓自己感到失望。

我準備離開的時候，他們讓我別再訂閱《觀察家》（Observer），因為它的內容過於保守。他們讓我馬上訂閱一本《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可我連聽都沒聽過。這讓我想起了那些指導者，他們無疑都對自己的資歷自信無比，教我只吃蔬菜或肉，或避開乳製品，或者不要吃任何未煮熟的食物。

那個男人開口問道：「你的舞伴是誰？」我說了某某人。「對那樣的毛頭小子來說，這衣服浪費了。」他微笑著說著刻薄的話。依仗著自己的性別優勢，他將我轉了轉身，接著他立刻就變了樣。「你穿了乳罩嗎？」「沒有。」「裙褲呢？」「當然了！」我有些憤怒。「這樣啊，」他宣判說，「你的身材很不錯，可惜有一點小瑕疵，你的左乳|房比右邊的低三分之一英寸。」「我相信我可以忍受。」「我也相信你可以。」

約翰九個月大時就能自己站立，一歲就已經會跑，人們問我：「你真的確定，他剛剛一歲？」這不過又是一樁「不可能」的事情，可我卻知道它是真實發生了的。許多年裡，我的腦海中都儲藏著一些在人們看來是「不可能」的事情，可我卻知道它們都真實而可靠。

她來到了我身邊，帶著一絲傲慢地對我說，她很高興看到我並沒像其他一些女孩那樣小題大做。第二天清晨，我終於進入產房。他們把我安置在一張高床上，然後就離開了。我的身體痛得厲害。我把這段體驗寫進了《良緣》——可能內容有些出入，但也差不多。

我享受著悠長美好的、如夢如幻的獨處時光，直到弗蘭克和他的朋友進來……個個都因為醉酒而變得喧鬧和樂觀。後來，我又回到了索爾茲伯里一個內飾著傢具的房間，但我如今已經對它沒什麼印象。那時候，這樣的房間大都掛著印花或碎花窗帘，擺放著太妃糖一般的傢具。弗蘭克很快就如願以償地參加了戰鬥，沒有什麼比這更有意義。體育俱樂部的歡愉氣氛又撲面而來，我們回到了它的游廊、宴會，還有對戰爭的談論中。

我還記得那時的自己站在游廊上抱著一個嬰兒，他似乎想要在我的懷中站起身，他把小拳頭塞進了嘴裏，這意味著他想要喝奶了。而我一直在不斷地留著眼淚，向他追問，我該怎麼辦？到底該拿你怎麼辦才好？——他太結實，我光是抱著他就已經筋疲力盡。但無論怎樣，當時我都是一個強壯的年輕女人，而他只是一個小嬰兒。

「嘿，快瞧，」艾薇說，「他在追求她！」她本能地用手擋住了自己的女兒。

我們住進了一套小公寓，它的擁有者是弗蘭克的一對中年朋友，這兩個人是一對夫婦，在鎮子上另一處名聲更差的區域內有一處房產，除此之外，他們還經營著一個酒吧（或酒館），就好像自己未曾離開英格蘭一樣。這對夫婦的身材都短小結實，他們都留著金黃的短髮，有著紅潤的面頰和藍色的小眼睛。他們戒備地看著我，眼神中透露出精明。雖然沒對我做任何評論，他們卻提了幾點建議讓我學做一個好妻子，更確切地說，是讓我調整好自己以適應弗蘭克。

第一胎嬰兒需要學會忍耐。前不久，我看到一個九個月大的嬰兒正在吃乳酪三明治，因為父母們認為只喝奶水太單一，所以要給孩子換換口味。

我去找瑪麗亞一起品茶，她所住的賓館檔次很高，但還不足以令那些世界頂級賓館的常客為之驚艷，不過那兒的糕點和爐火很讓我喜歡。（瑪麗亞不會來我住的旅店找我品茶，這也可以理解。）她的寶寶漂亮乖巧，穿的是從英格蘭買來的衣服。在這些茶會中，約翰的表現不算糟糕，他只是在做自己。看到約翰在我的懷裡不斷地扭動掙扎，起勁兒地蹬著腳，瑪麗亞會略帶尖刻地說：「他可真精力充沛啊，是不？」我明白，他這是對自己當前的嬰兒身份感到不耐煩。有趣的是，對於這種想法，我可以跟艾薇討論，但跟瑪麗亞卻不行，因為她是一位「智者」（大家這麼說）。「你確定他只有四個月大？」瑪麗亞這樣問我。

梅布爾·格里菲斯打來電話說，她丈夫要她告訴我，沒有任何人想要給我施加什麼壓力。不過他們夫婦提議我去找一位醫生——他們的家庭醫生，還說他的話完全值得我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