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正準備賣掉農場。就在不久前，我重新造訪了那個老地方，因為無法再用童年的眼睛去想象它，我終於意識到，它一直都是一個彈丸之地。這樣一片農場，絕對沒有收穫的可能。問題在於，他們當時怎麼就沒有認識到這一點呢？

在我的心裏，弗蘭克的妹妹瑪麗亞就像一首敘事民謠中的愛情女主角。她身量苗條、優雅動人，平滑的琥珀色頭髮在低矮的寬闊額頭上被分至兩邊，下端系著一根頭繩。她有一雙灰色的大眼睛，面龐上長著一對酒窩，笑容美妙不可方物。

瑪麗亞從不將自己的痛苦外露，永遠都耐心無比、幽默風趣。我們相信，她選擇這樣一個丈夫是在懲罰自己對愛情的失策。來我家時，她會瞧瞧我的書並翻過一頁，嘆著氣說：「生活本身已經夠凄慘了，為什麼還要去讀它呢？」在我寫一些習作和小說的時候，她會抱怨說我在以病態的視角看待生活。這之後，她會回到自己那個極度貧窮的孤獨農場和小房子里，那兒有她粗野的丈夫，還有兩個她在精心竭力地想要培養成熱愛美好事物和優雅生活的小孩。

另一個經常光顧我們家的女人叫多拉，她是弗蘭克的弟弟喬治的妻子。喬治曾是一名羅茲學者，又在「一戰」中當過飛行員，後來成為了一名奈及利亞的殖民部長官。相比弗蘭克來說，喬治要更複雜。多拉跟他的婚姻並不融洽。「你瞧，」多拉也許會慢吞吞地說，「我們真談不上相處愉快。」她個頭很高、皮膚深色、舉止端莊，臉上流露著笑意，一舉一動都透露出女性較強的戒心。她曾經是個美人，不少照片上都可以看到穿著制服的英俊喬治和他身著蕾絲的新娘。想起夫妻不能因彼此不合適而離婚的那個年代，我的腦海中就會出現多拉的形象。她設法經營著自己那不盡如人意的婚姻。顯然，白人孩子不可能居住在奈及利亞的糟糕氣候中，於是多拉就留在了英格蘭。喬治休假時，她經常是跟親戚，或者其他鄉村甚至大陸上的朋友們待在一起，他們夫妻極少相聚。她從來都是小聲地嘀咕對丈夫的批評，而丈夫對她的批評卻非常激烈。每到這時，她就會愧疚地朝丈夫還有我們笑笑，並且說，她相信喬治不會真的喜歡跟她以及孩子們住在一起。「喬治喜歡的是自己的女伴……我覺得他沒那麼喜歡自己的孩子……也不太喜歡我。」她咬著嘴唇，微微地扮了個幽默的怪相，就好像在說，真遺憾他不喜歡舞蹈和網球。她讓他氣得抓狂，他認為她太傻。

所有和弗蘭克來我們家的男人都比我大十歲，甚至更多。我是弗蘭克聰明漂亮的嬌妻，他很為我驕傲。我喜歡受到別人的讚美，也喜歡別人讚美我那充滿活力的寶寶。令我記憶猶新的是其中一個叫作桑尼·詹姆斯的蘇格蘭男人，他長著黃紅色的頭髮，身材又小又瘦，總是說些諷刺話，職業是一名股票經紀人。那時，《羅得西亞先驅報》和大多數居民仍秉持著「捍衛白人文明」或「提高黑人受教育水平」這樣刻板的觀點。不過，桑尼·詹姆斯對這座殖民小鎮的評論有著全然不同的視角。他從我這兒借走幾本由「人人文庫」出版的書籍，還給我帶過來一些跟羅馬人相關的圖書。他對我說，如果想要了解南羅得西亞，就應該讀一讀羅馬人的書，因為這裏的殖民政府跟北非或東非的羅馬地方總督在態度上別無二致。對一名公務員的妻子來說，這無疑是個爆炸性的觀點。當然，他並沒有在公眾場合發表過類似的言論。

關於他，我還記得另一件事情。人們說他每天都會喝一瓶蘇格蘭威士忌。當然啦，他幾乎很少吃東西。許多年裡，我都以為他這個人早就不在人世了，不過卻聽說他居然還活著，而且精神矍鑠。恐怕這段故事不會受到營養學家的喜歡。

時間在流逝，我們進入了1941年。此時，假戰爭已經結束，整個歐洲都在「二戰」中沸騰著，德軍入侵了蘇聯，人人都說蘇聯已經走到了盡頭，因為他們的坦克都是紙板做的。對於我們——同盟國而言，一切並不順利。看起來，希特勒已經無法阻擋。

旅館里有一個從溫特和克（Windhoek）來的年輕女人，她是為這個診所專程來的開普敦。這個女人二十歲，已經有了三個小孩。她的丈夫是一名鐵路工人，薪水很低。這個女人跟艾薇很像，有著蓬鬆乾枯的頭髮、瘦弱焦慮的身體，性格上幽默有趣，戒備心很強，並且總是帶著歉意。在這樣一個家庭里，他們兩個完全不應該再要別的孩子。不過他們其實很好地照顧著三個小孩，最小的還是嬰兒，在這家便宜的旅館里，這並非輕鬆的事。這對夫妻彼此傾慕，情投意合——丈夫總在用纖薄的大手撫弄妻子的頭髮或肩膀，而妻子望向他時也會情不自禁地露出充滿愛意的微笑。我和約翰經常去他們家，約翰很喜歡自己的新朋友——不包括小嬰兒，因為這是威脅。

當時的我並不知該如何描述自己的生活，我所知道的不過是自己的感受，而這兩者並不相同。大多數時候，我都秉持著一種懷疑的態度：「怎麼可能發生這種事呢？」在早餐桌上，我可能會因為不相信《羅得西亞先驅報》上的話而突然大笑。「你樂什麼呀？」年輕的丈夫問道，此刻他正要動身去為這個國家貢獻自己的力量。「快瞧瞧這個！」我把報紙推向他。他站起來，一邊吞咽著最後幾口茶水，一邊讀著報紙。「嗯……嗯……我同意你的看法，這的確不聰明。」弗蘭克說話時有點結巴，也許他是在嘗試給自己增添些莊嚴的感覺，畢竟他年紀尚輕，而與他共事的人比他年長許多。

這次海灘事件的經歷就像烏姆塔利那位老人說的話一樣撫慰人心。一次午餐時，一個女人挑剔地吃著咖喱羊肉和南瓜（我們的主食），她是那位雙胞胎的母親的表親。這個女人三十歲左右，臉色蒼白、瘦骨嶙峋，身著一件米色的亞麻布套裝，佩戴著珠寶，她謹慎地堅持說這些珠寶都是真貨。她皺著眉頭看向盤子里的黏稠物時，總是經常並徹底地擦拭自己淡粉色雙唇，並對我說會在她的辦事處給我安排一份工作。她因戰爭受困於南非，丈夫是陸軍軍人，正在去往——她認為是東方，而且應該是印度，這隻是隨口一說，誰知道會不會傷及無辜呢。她正在運用天賦挑撥良好的種族關係——基督教會正投身於這項任務，她就是其中的一名成員。聽說我來自南羅得西亞之後，她對那個國家進行了駁斥。如果她說的是類似「你看，我年齡這麼大了，可你還這麼小」這樣的警句，那麼轉述起來還會令人滿意，可事實並非這樣。「一個族群在盜竊了黑人的全部土地之後，居然談論說要提高黑人的教養、讓他們開化，對此還有什麼好說的呢？十萬名白人把一百萬名黑人當作奴僕和廉價勞動力在使用，拒絕為他們提供教育培訓，而這一切都藉著基督教的名義，對這樣一個國家，還能說什麼呢？」可這些人之所以遭受這樣的磨難，真實的原因在於他們對自己非常滿意。「他們究竟為什麼會如此自負呢？」

我的婚姻已經終結，可我還不知道。

喬治總是喝很多酒，但從外表上看不出來。「他酒量很不錯。」再沒有比這更好的讚揚了。喬治離開索爾茲伯里之前，我們每個人喝的酒都比以往多得多。似乎大部分的晚上，我們都在跳舞，表演舞會、體育俱樂部以及旅館的舞蹈聚會都留下了我們的足跡。「生命僅此一次啊。」他們兄弟倆都喜歡來這麼一句。

家裡的廚子只負責做飯，男佣負責打掃和清洗。一天的大部分時間里，他們倆都坐在房間外的箱子上聊天和抽煙，也有其他僕人朋友加入他們。這樣的工作很受歡迎，每天都有人來房子後門懇求得到一份工作。這種方法最為低效，可不管怎樣，它至少可以讓那些想要留在鎮子里的人擁有合法的居住權，並且也讓他們有了吃住的地方。我們會給僕人們買來玉米粉、蔬菜、豆子和花生，而且每兩周還提供一次肉食。從肉店裡給僕人們買來的肉食正在煮著，裏面有動物的排骨、胸部、心臟還有腿上的腱子碎肉。每天，陳麵包、不新鮮的蛋糕、吃剩的布丁以及其他一切剩下的食物都會被端出去放在廚房的桌子上。「你可以享用它們，印答巴。」「謝謝您，主人。」這個僕人抗拒我所有的示好舉動，毫無疑問，他認為像他們那樣的人太過粗淺，不配讓別人掛心。如今，我對他的印象已經非常模糊。

我們又搬家了。對我們而言，搬家是個常事，沒什麼要緊！我們有衣物、床上用品、一把單椅、之前提到過的那張桌子，還有書，許多許多書。一輛小貨車將我們載到了另一處小房子。如果說很多農場還在用那些簡易傢具，比如斗篷蓋布、麵粉袋窗帘、汽油桶擱板，那麼鎮子里就是「商店」傢具的天下。這裏的椅子是用草編的、後背剛好嵌入槽痕的那種，一些油畫上畫著藍花楹、日落、小丘、獅子、黑人，也有抬著頭的大象和數不清的羚羊在凝視著觀賞者。無論怎樣，我不會一直待在這樣的生活里，我自言自語道。

我一直在推著他四處遊逛著，一個小時過去了，幾個小時過去了。看起來，這時間過得無比漫長。一位聰明的年輕女人整天跟一個極小的孩子待在一起，再沒什麼事情能比這個更加無聊。推著嬰兒車時，我還會在腦海里構思一些詩歌。

這份報紙的來信專欄尤其充滿喜劇色彩。「對於僱用卡菲爾女人當保姆這個傳統，我表示抗議。難道我們要讓自己的孩子長成卡菲爾人那樣嗎？——怒火中燒的母親。」「外國人和社會主義者正從英國大量湧入我們的國家，黑人們也許會因此被灌輸各種不恰當的想法。對於這樣的危險，當局打算採取什麼措施應對呢？——民主人士。」「弗蘭克，快來看這個！」他笑起來：「咳，我必……必須……必須上班去了，午餐見。」

這類傳統的詩歌成了我和弗蘭克之間不愉快的導火索。他說我態度不公。他還把它們拿給他的妹妹馬利亞看，於是我再次得到了相同的評價。不過，弗蘭克的憤怒表現很有戲劇性——他的臉上滿是責備，凝視著我的目光里既散發出灼|熱的怒火，又流露出委屈的情緒。從那時起，一種虛偽和不真實的氛圍被營造了出來，最初只是間歇性地發作而已。如果一個男人覺得妻子在婚姻生活之外的工作或興趣威脅到了自己，那麼他通常會選擇迂迴間接地表露自己的想法read.99csw.com。

一天晚上，在那個南非姑娘照看自己的孩子時，我正和她的丈夫待在海灘上。他竟然開始向我示愛，這讓我感到震驚，他不是很愛自己的妻子嗎？「哦，得了吧，你要知道，一成不變的東西總會讓人厭煩的。」他這樣說道。「可我不愛你。」「不會吧！是吧？」他為此事而感到委屈，因為受到了直接的傷害，他再也沒看向過我。我不知道這樣的男女對抗方式是否很常見。

我曾向弗蘭克提議說我們應該喝開普敦葡萄酒，可是這讓他感到不自在。那個時候，葡萄酒被視為「趾高氣揚的東西」，只是為了炫耀。

經過商量，我準備帶約翰去開普省待一個月，把簡留下來給一個朋友照顧。對於此事，我當時並沒有感到愧疚，現在也是一樣。小嬰兒需要被擁抱、逗弄、撫慰，但這些並非一定要由母親來做，任何一個慈愛的女人都會這樣做。在隔壁的一戶人家裡，一個女人夢寐以求得到一個女兒。她已經年過四十，不大適合生育。我們家讓她羡慕不已，因為這裡有一個甜美的小女嬰，柔柔地叫著、微笑著、晃動著小胳膊和腿。她非常願意照顧小寶寶一個月。在我們終於做出決定后，她激動地流下了眼淚，不停地對我們表示感謝。她說，她覺得一小時都不該離開這麼完美的小女嬰，而我這麼做一定是瘋了。她還說，她不會為此抱怨。對於這一點，我表示贊成。

按照當時的風俗，僕人們可以自由閑逛，直到僱主在外面結束了日落時分的茶飲回家，因為這時他們需要準備餐飯。這就意味著，清晨六點鐘奉上早茶后，僕人在上午的大部分時間包括下午在內都會無事可做，但直到夜裡九點甚至十點以後才能上床休息。那個時候，還沒有法定工作時間這種東西。弗蘭克和我在所到之處都會為僕人的服務支付酬勞，而且數目遠多過當時的慣例，這樣的做法也許會觸怒同胞們。「你們這樣做會慣壞他們的，絕對不能讓他們撒了歡。」實際上，這跟用在小嬰兒身上的那些話是一樣的——「你得讓他們知道誰說了算。」

置身於開普敦的我在想象著一個男人。我知道這座城市是波西米亞生活方式的樂土，而這個男人只能是這種生活方式的體現。畫家、詩人以及其他藝術家都住在拉丁區，那裡充斥著酒精和自由之愛。可我還帶著一個孩子，不能在西波因特渴求類似的樂趣。即便說我在哪個夜裡離開了那家旅館和那複雜的「照看嬰幼兒輪崗制度」，我又能去哪兒呢？再者說，我也疲乏至極。約翰重新拾回了過去的友好態度，可他整天都在奔跑和攀爬，我只能在後面緊跟著他。

好在有消息傳來說，我弟弟和其他一些人獲救了，不過大多數人還是溺亡了。後來哈利告訴我，當時在甲板下方，他正站在梯子旁邊看著其他人向上爬，有一個人問他：「你不上去嗎，泰勒？」有趣的是，在後來告知父母沉船事件的文字中，他並沒有提及這個插曲。但直到今天，它都留在了我的記憶里。有時候，人的生死取決於一些巧合，就像一個人突然說了句「你不上去嗎，泰勒？」——因為這句話，船被打翻時，哈利能夠觸到甲板並走入海里，最終以游泳逃生。

你也許正在疑惑，「既然如此鄙夷那些許諾了地上天堂的人，那為什麼才幾年之後，作為共產主義者的你就已經在許諾同樣的事情？」答案就是，我們——作為赤色分子——相信自己的洞察力。丘吉爾和羅斯福根本不可能相信《大西洋憲章》所述的內容，他們兩個是玩世不恭，而我們則是愚蠢。

房子的主人是弗蘭克的老友。我們能夠僱用、租借、購買的一切都要歸功於弗蘭克的朋友們，畢竟弗蘭克已經在這裏生活了十五年以上。我們買下的這座房子已經有傢具，而且比我們現有的要好得多。這裏比太妃糖般的裝飾高出了一個層次，但房間里卻是淡粉和淡綠，懸挂著潮濕的印花棉布窗帘，地上鋪著顏色昏暗的地毯——都不大符合我的喜好。此外，所有的東西似乎都帶有微小的缺口、裂痕或褪色的痕迹。我對這些房間的感受在《倖存者回憶錄》（Memoirs of a Survivor）中的夢幻小屋裡提到過。房子是弗蘭克從坦奈特夫人那裡買來的，我在《良緣》一書里寫到了這位夫人，不過在人物形象上多有改動。即便事實因故事需要而加以改動，這位夫人在我生命中的角色也不曾改變。她將弗蘭克視作自己的兒子，還認為如果對我進行適當調|教的話，我會變成一個好兒媳婦。

第二次分娩與我預期的不一樣。我之所以說出這一點，是因為有人聲稱產婦的心態決定分娩的過程。還記得初次迎接臨盆（這是過去慣常的叫法，而且確實形象準確，因為孕婦可能需要躺在床上數周，如同禁錮在盆子里一樣）時，憑藉自己傲慢、年輕、健康的體魄，我對什麼事都毫不在意，既沒想過會遭受疼痛，也沒想過會有多艱難。但分娩時我疼得厲害，後來，寶寶或許是遺傳了我蓬勃的生命力，弄得我筋疲力盡。因為有了上次的經歷，我在這次已經準備好迎接分娩的痛苦和第二個好動的寶寶。

我們有了一個「男孩兒」——僕人，其他人家也都有。早晨八點打掃過兩三個房間后，他就會跟朋友們在後面閑聊。他還負責給我們做午餐。弗蘭克會在午餐時間帶著同事們一起回來，於是我們便在一起聚餐，更重要的是一起喝酒。午餐結束后，我總是推著嬰兒車裡的約翰，不停地在公園裡和街道上轉啊轉。下午晚些時候，我們會帶約翰去體育俱樂部，或者見我們的朋友。這個機警而聰明的小傢伙總在瞧著身邊發生的事情，不停地掙扎著想要起身，從抱著自己的懷裡爬出去。「嘿！瞧，你家的小老虎可真愛動，你看護他一定很累吧。」「哦，還好，這沒什麼。」我謙虛地回應著，雖然的確疲憊不堪。我們不外出的時候（這種情況少之又少）家裡會有別的人來串門，餐飯由男僕準備。

我坐在早餐桌旁喝著茶水，一邊輕晃著簡的嬰兒車，一邊讀著《羅得西亞先驅報》。「這簡直不可能。」發出這樣的質疑后，怒火接踵而至，但接下來卻又變成了「你還能指望什麼呢？」就在這樣的催眠中，百無聊賴之感襲來。可我又能有什麼作為呢？我暗自將茶會上的年輕女人跟我的母親——垂死男人的失意且愁苦的妻子——做對比，同時也在對比著母親的過去和現在。無論在生命的哪個階段，母親都不可能愉快地閑坐著跟別人聊孩子、男人、縫紉、編織、食物、僕人，以及「誰想不開才會去當女人」這類話題。在類似於我的母親、費舍爾奶奶，還有我的婆婆以及這些公務員的妻子們之間存在著一個深淵，它能夠使你的自信全部流失。問題的關鍵就在於，大家對女人們沒有任何要求。她們中沒人在外面工作，而且也無人期望她們去工作。她們可能會生養兩三個孩子，也或許能生四個，她們給每個人製作衣物，進入中年後開始熱心慈善。如此種種都是我的看法，事實上命運之神有另一種計劃：三十年後的解放戰爭中，正是這樣一群女性拿起了槍，捍衛了自己的生活。

我想要獨處。整個晚上我都在不停地走動，還去看了其他新生嬰兒。他們起初安睡著，但突然尖叫著哭起來，那時離喂哺時間還有幾個小時，我只能避開他們。我透過窗口仰望著天上的星星，心裏還在惦記弗蘭克跟約翰兩個人相處得怎麼樣。第二天上午十點鐘，一陣劇痛向我襲來，醫生和護士也都進來了，緊接著，寶寶在半個小時之內就出生了。（我還在等待劇痛的來臨，在注射麻醉之前疼痛感是非常微弱的。）

別人會對我的祖國產生這樣的看法嗎？會讓我意外嗎？的確，相對於那個被長久掩藏的令人振奮的事實而言，這件事沒太讓我感到吃驚。在我所認識的人中，沒有哪一個能將事情說得如此淺顯明了。她的話語揭露了真相，最重要的是我因此而受挫。也許我的父母多年來都在談論著「這個二等小國」，可在對我的影響程度上卻不及這個女人和另一個男人。我說的這個男人曾為南非政府工作，因為某個戰時原因而被丟棄在了這個喧鬧的旅館里。他對我說，「啊，原來你是來自我們北部那個『聰明的』小鄰國呀？」（民族主義者直到1949年才上台執政，因此南非給人的「感受」仍然具有英國氣息；南羅得西亞在1924年拒絕成為南非的一個省，選擇了自治，這一做法直到現在還沒得到原諒。）

晚上，弗蘭克跟其他寶寶的父親一起來到醫院。探望時間剛好用盡的那一秒，護士長出現在了門口。「得啦，各位爸爸們，」她帶著調笑卻又嚴肅的口吻大聲說道，「已經夠了，我要搖鈴了！現在讓你們可憐的妻子休息一下吧。」

在一個非常昏暗的小房間里，我正在給簡餵奶，約翰用小手起勁兒地拉著我，他試圖讓我放棄簡，轉而選擇他。我心裏想著，他終於有點喜歡我了——他大吼大叫，亂舞著手腳，我只好把簡放下，試著去安撫他。這樣的場景重複了一次又一次，我被折騰得累極了。如今我不禁納悶兒，當時的自己是如何完成這件事的？我可以確定地說，年輕母親們應該裝備一些果汁或激素以幫助自己挨過類似的情況。

「在殖民地，除了英語之外，其他語言都是刺耳的。」1992年，我在哈拉雷又聽到了類似的話——「德語實在是太刺耳了。」

我們家的僕人已經不再身著破衣服，這在農場上很少見。家裡的廚子穿的是質量很好的卡其布褲子、襯衫、鞋子，還有運動衫。男佣的穿著跟他一樣。至於黑人小孩，因為他剛來時穿得太過破舊，所以只好給他買了新的短褲、小衫和運動衫。這孩子叫「火柴」。

你是否喜歡她們以及她們是否喜歡你，這都不重要。「我們沒共同語言！」你這麼說是否就太可笑了，要知道，你們有共同的生物基礎，你們這一群體都是年輕女人——這兩點足夠了。如今人們已經知道，頻繁見面的女人們的經期也會同步。此外我們還了解到，在任意一個群體相聚的片刻時間里，其成員們的腦波也會出現同步的狀態（如同在《生命之舞》中展現的那樣）。由此看來，對夥伴的選擇確實應該小心謹慎，但具備生育能力的年輕女人總得跟他人打交道。要是有哪個國家正在擔心人口出生率過低的問題，那麼它的解決辦法就是，確保那些年輕女人每天都能跟彼此見上幾個鐘頭。我感到無聊、反叛，我討厭早茶會，但又渴望去參加，這種心理讓我煩悶。回到家后，我對弗蘭克說自己寧願死也不要再去參加一次早茶會，可第二天我就又去了。其中一個原因是天性就愛社交的約翰很喜歡茶會，對它們興趣盎然，他堅持要看看發生的一切。「嘿，看緊約翰，他已經能到處爬了。」九_九_藏_書

在為僕人們買的蔬菜里，我開始添進甘薯、捲心菜、西紅柿、菠菜和胡蘿蔔。就在十年之前，為了群落里人們的健康起見，我母親曾嘗試讓他們從我家的菜園裡摘蔬菜，但最終失敗了。

這是一座大房子，建在街區的頂級住宅里。索爾茲伯里最早建起的一批房子都是磚石平房，配有波紋鐵皮屋頂和多個游廊。我們家的房子空間極大，前廊上擺放著桌椅，向里是客廳和餐廳。客廳的裝飾風格恢宏，符合時下流行的高雅品位。房子後部有一間大卧室和兩間小卧室，有一處封閉式的大游廊，看上去也像是一個房間，放置著電冰箱、熨衣架、普通嬰兒車、摺疊式嬰兒車、園藝工具，還有供休息之用的椅子。游廊的另一邊是廚房、食品儲藏室，還有浴室。家裡有三個僕人，分別是廚子、男佣、黑人小孩——這個十歲的孩子負責清潔鞋子、跑腿，也做點園藝工作，有時也會被喚來照看寶寶。和往常一樣，我們支付的報酬遠多過慣常的可憐薪水，也和往常一樣，來訪的白人主婦們會帶著責備或蠻橫的語氣說我們正在寵壞黑人。房子後面鋪設了一排衛生管道，夜裡會有小車將馬桶中的臟物運走。沿管道而建的是僕人的住處，一共有兩個房間。許多住房裡的人口本不該如此之多，有時，警察們會清查人口，把從鄉下來的妻子、女友甚至孩子都驅趕出來。任何黑人都沒法躲避警察，因為他們全戴著一個「斯圖帕」——上面記錄著跟身份和職業有關的詳細信息。在白人頒布的所有法律中，這個最招人憎恨。僕人們有時會來懇求我們，希望我們能夠開具一份信函，稱他們的妻子或母親獲准留在這裏。這裏的「我們」指的是進步分子，因為跟大多數人家相比，我們是一個革命性的家庭。談到「斯圖帕」時，人們傾向於認為黑人們並沒有受到公正的待遇。「應該設定最低工資」、「為了白人的利益，應該改善條件」、「通行證制度並不公平」……這樣的話題總會出現在餐桌和日落時分的茶飲上，這其中所體現出來的公認的政治立場在六年之前還只是煽動性的想法。

我回到了一個小女孩的身邊。在她醒著的每分每秒，那個疼愛她的代管媽媽都把她抱在懷裡，對比之下，她將會發現我的不足。聽我說想「做些事情」，弗蘭克表示了同意。他致力於「進步」思想，不認為女人就應該待在家裡。我們僱用了一個黑人女孩當保姆，這看起來也許是很簡單的一件事。我們的僕人房裡當時已經住了三個男性，那個時候即使讓她跟他們住在一起也很正常，但我們感到不舒服。我跟弗蘭克建議說，我們外出的時候，她可以去約翰的房間睡覺，這就意味著幾乎每晚都是如此。（簡跟我們同住一個房間。）她因此可以對警察或是任何一個有興趣的人說，她住在這戶人家後面的石頭房裡，只要她想就可以住在那兒，並且還可以躺在正房裡的一張床上。在當時來說，這樣的事情確實前所未聞。流言蜚語開始出現，人們感到了震驚和恐懼。鄰居們放出風來，說他們已經聽到了「正在發生什麼事」。在確認我們真的允許一名卡菲爾黑人女性在正房裡睡覺后，隔壁的女人冷冷地對我說：「親愛的，你這做法太不合規矩了，不是嗎？你要知道，她會蹬鼻子上臉的。」我的母親也深感震驚和憂慮，甚至還去了弗蘭克的辦公室向他提出抗議。弗蘭克的反應一如既往地鎮靜和機智，他只是不理解，為什麼母親能讓我陷入狂怒，為什麼母親一離開我就會上床睡覺，為什麼我會憤怒地無助哭泣——她不過是衝進房子對廚子粗魯無禮、對男佣出口辱罵、對黑人小孩說再不准他碰寶寶一下。

五天的旅途結束了，終於結束了！我們住進了一家便宜的旅館，它位於西波因特地區。這裏裝飾著各種彩燈，像是一個歡度美好時光和假期的好去處。可眼下的開普敦到處都是船員和軍隊，他們正在前往某個戰場的路上。另外，也有許多逃難者。

我又開始製作小衣服和連衫褲，將抽屜填滿嬰兒尿布（約翰已經不再需要尿布）。約翰不能忍受自己的小屁股潮乎乎的，因此我倒沒怎麼費力氣，他就已經完成了如廁訓練，或者說「變得清潔」。

曾經有一位貴族在出遊時無意中瞥見了這個可愛的姑娘，對她一見鍾情。姑娘也對他生髮了強烈的愛意，陷入了情網之中。她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自己一定會嫁給他並且去英格蘭生活，不過這個男人卻改變了心意，這讓她心碎了。人總會因為某個事情而心碎的。陷入沮喪之際的她立刻嫁了人，這男人之於她就像野獸之於美女——似乎大多數男人在這姑娘面前看起來都是這樣。

與此同時，約翰就像一個小猴子似的上躥下跳，攀爬搖擺。天氣非常炎熱，但窗子必須處於關閉狀態，免得約翰把自己甩出車外。車廂內的座椅、牆壁，還有我們的臉，都落了一層灰塵，我的裙子上也沾了灰，約翰的小褲子和衣服已經變成了棕色。他變回了自己，不再是一個憤怒的小孩。因為重新擁有了母親，他心情很不錯，態度也友好，對一切都充滿好奇。停靠在站台時，外面依然有黑人孩子在賣木質動物玩具，女人們在靠賣芒果、橘子和杏子掙著一點便士。時間嘀嗒流逝，每一個小時的結束都意味著一次小小的勝利。午後，我會把約翰緊摟在懷裡，好讓他別無選擇只能小睡一會兒——我們被汗水和灰塵粘在了一起。進入夜晚，筋疲力盡的他很快就會入睡。

我和弗蘭克在感情上的這種變化令我迷惑不解。他忽然開始指責我跟別人調情。可我的舉止一如往常，我於是對他說，他有失公平。這個年輕女人已經不是第一次這樣內心苦澀地疑惑：「既然這樣，你當初為什麼要娶我？」他批判的是我的個性，我的本真。我從來都是個性開放而坦誠的人，誠實得近乎笨拙，甚至可以說生硬粗暴。無論怎樣，這些都是自然的本能反應。至於說跟每個人都能在短時間內建立親密的聯繫，這正是我的風格所在，是適應現代生活的才能所在。在與他人相處時，但凡有一點隱瞞都是對誠實和友誼的侮辱。可為什麼要稱其為調情呢？儘管受到如此指責，我仍保持著理智。弗蘭克不斷地批評我，在這種壓力下，我告訴自己我可以回敬他說，他和俱樂部的女孩和女人們之所以友好親密，原因就在於他們這些年來在汽車後座上不知幹了多少接吻和其他事。不過，即便只是這麼一想，我都覺得太過荒謬。在進行那些子虛烏有的指控時，為什麼弗蘭克就沒有感到荒謬呢？「子虛烏有」——我開始一步步淹沒其中。多莉和弗蘭克有時坐在那裡一聊就是好幾個鐘頭，每到此時，我的確會感到寒意，感覺自己被排斥在外。不過，他們已經相識快二十年了。

在持續五天的返程途中，火車緩慢地穿行過南部非洲的壯麗景色。我一邊陪約翰玩著，一邊也在想：「等回到家裡就可以……」可具體做什麼呢？那位英國女人曾說等到她的組織在索爾茲伯里建立辦事處以後，她希望我可以為他們工作。基督教教會並不適合我，不過也只有慈善會堂和教堂在為黑人提供教育。

我弟弟路過開普敦待了幾天，他準備前往「曙光女神」號（Aurora）輕巡洋艦，這艘戰艦將在地中海完成接下來的戰鬥任務。他坐在旅館的游廊里欣賞著約翰和我，與此同時，我也在崇拜著這個英俊的海軍軍官。我們多年來相聚甚少，對彼此不太了解。對於「反擊」號沉沒事件，他不想提，許多年來我都不知道那件事對他意味著什麼。我們坐在一起，開些小玩笑，一如很少見面的姐弟那樣。而且，這也是為了讓旅館里的年輕女人們受益——她們推著嬰兒車從我們身旁路過的次數比平時多了許多。

我們又一次搬家了，原因在於那些房主們可以從軍隊和英國皇家空軍收取到雙倍的租金——此時，皇家空軍成員才剛開始湧入小鎮。弗蘭克表示，他已經厭倦了把錢浪費在租房上，不如用來做抵押。簡言之，當時看來，我們兩個正打算進入擁有特權的中產階層。我當初在幹什麼呢？我並沒有想到自己嫁的竟是一個「未來的城市元老」。我覺得自己就像是被戴上了手銬和腳鐐。不過，我依然面帶著微笑，還在喋喋不休。要知道，跳跳虎可從來都是親切、熱情又幹練的人。

可是「疲乏」這一項技能並不在我的計劃之中。我為什麼疲乏呢？

我感覺不太好，也許是患上了貧血症。醫生說，一個女人若同時有一個新生兒和一個學步小孩（這個詞用在約翰身上很有意思），那麼就一定會感覺到疲乏和勞累。同時，我們依然在過著充滿活力的社交生活。我從沒想過要戒酒或戒煙，因為我有權享用它們。再說，我也沒有喝得爛醉如泥，難道不是嗎？當然，有時也會有那麼點醉意。到了午餐時間，剛從辦公室回到家裡的弗蘭克會立刻取出啤酒、姜酒、藥酒。如果我說不，他就會大聲說：「我們僅能活一回，要及時行樂啊。」我吃著再健康不過的食物，但除此之外，我沒有做一件明智的事。我一心只想著睡覺，而且，我還昏倒過好幾次，可這種事之前並沒有發生過，之後也沒有再發生。我苦不堪言，頭昏腦漲，簡直要被兩個孩子拆成兩半。

我常常暗自想著可愛的瑪麗亞和她的農場主丈夫，還有嘆息的多拉和她務實的丈夫。我疑惑著，為什麼註定讓彼此痛苦不堪的人常常會相遇在一張床上，或者至少是一個卧室里？我並沒有把自己和弗蘭克的婚姻加進去。相比之下，我們還算般配。

我覺得，在條件允許時自己應該去工作，而且也可以執筆寫作。對於我的這些看法，弗蘭克從來都表示贊同。他察覺到我跟他的關係正在變得疏遠，而且速度非常之快，儘管我無比親切、順從，隨時都準備著取悅他。女人的取悅本能既會讓男人們局促，也會讓自己窘迫。我完全不明白他為什麼突然就陰鬱起來，並且問我：「為什麼你的態度如此不公？」「我們還沒有那麼糟糕！」他嘟囔著。儘管這樣說，但他認為，我們——尤其是嘮叨挑剔的白人主婦們——確實非常糟糕，他還對白人的「優越感」始終不滿。在後來的生活中，他飽受了這種想法之苦。從此時開始直到我們的婚姻走到盡頭之前，我和弗蘭克之間出現過好多次不可預料的危險時刻:他有時一連數天都處在慍怒之中，有時會直接發脾氣，要麼又自憐自艾，要麼又滿是責備……而在我們彼此都了解的事情上，他又總是不切實際。可與此同時，我卻是一個生氣勃勃的、給人造成假象的、「理智又講理」的偽善者。

約翰九個月大的時候（不久他就能自己站立了），我和弗蘭克決定再生一個孩子。不過，我隱約意識到自己不會一直待在這樣的生活里。我腦子裡沒有什麼嚴肅的計劃或方案，我只是在夢想著一種生活，如同巴黎和倫敦一樣，那裡也有類似的自由精神。我並不屬於這裏。不過，任何一個旁觀者都可能會受到蒙蔽，畢竟從表面上看，我把一切都打理得非常好。可實際上是誰在做這一切呢？是那個活潑愉快、粗枝大葉、有趣逗樂、魅力幹練的年輕女人，也就是「跳跳虎」。不過，也會有人因為「聰明跳跳虎·威茲德姆」偶爾說出的一些話而不自然地笑笑，或者對她說：「喂，饒了我吧，你的話可不怎麼公平!」無論如何，跳跳虎都是在如魚得水地生活。是我先決定要再生一個孩子的嗎？也許吧，可這也是受到了時代精神的影響。周圍所有的年輕夫妻都在說：「我們再要一個孩子吧，趁著年輕，趕緊把它完成了。」儘管三四年前，大家還在說：「我才不要再將一個孩子也帶到這麼一個世界上，絕不！」在商量著生第二個孩子時，弗蘭克和我說，用胳膊把兩個寶寶一夾，全家去法國南部遊逛或者去巴黎生活。

各色人等在旅館里進進出出，這種情況只有在戰爭時期才會出現。這些人中，有的是從新加坡逃出來的，跟我坐在同一桌的女人就是其中之一。新加坡淪陷時，她跟雙胞胎新生嬰兒被放進了一個划艇中，後來又坐上了一艘駛往開普敦的船，在海上的時候，船上的數百人隨時都可能喪生於魚雷的突襲。這個女人並不清楚自己的丈夫是否還活著。位於開普敦的英國當局給了她一些錢。我在這家旅店住了好幾個星期，這段時間里，房客們在為那些一無所有的逃難者籌錢。有小孩的女人們給她送了些嬰兒服，女房客們給她捐了一個衣櫃。她是十足的英國女人，生來就該穿著跟她般配的「華服」，可眼下她卻跟我們一樣都穿著風度欠佳、有失莊重的衣服。不過她那藍色的雙眸和長著淡淡雀斑的面龐，在面對災難和鏡中的自己時，流露的笑意是一樣的。她也許會說，「我們」太奇怪了，部署在新加坡的所有槍炮都面朝大海，卻對內陸置之不顧，結果日本人輕易就進入了不設防的地區。同樣，英國人——「我們」也曾宣稱說，「威爾士親王」號和「反擊」號永遠不會沉沒，就像「泰坦尼克」號宣稱的一樣，結果在數分鐘之內，兩艘艦船就被魚雷擊沉了，「泰坦尼克」號也因撞擊冰山而沉沒。然而，即便到了今天，這些事件仍未能阻止我們去相信那些軍事專家的聲明。那段時間里，我跟這個英國女人成了朋友，也向彼此學習。後來，戰爭迫使我們永遠地分開了。她在戰後帶著雙胞胎回到了英格蘭，並且跟平安活著的丈夫團聚了。

後來人們暗示我說，即便當時我對多莉表現出嫉妒，那也是我的權利，但實際上，我一點都沒有動過行使這項權利的念頭。其中一個原因是，我從來沒有因為弗蘭克而產生嫉妒心理。倘若妻子毫無嫉妒之心，那麼一個男人是有充足的理由感到憤憤不平的，不過這種情況只發生在特定的婚姻中。我和弗蘭克的婚姻生氣勃勃、如同志般親切，並沒有容納嫉妒之心的空間。更確切地說，我們曾經擁有這樣的婚姻。現在，弗蘭克開始大吵大鬧，有時又怒而不語，如果我當時也跟他一樣如此的話，說不定他還為之感到高興。

那麼，我對這一切有什麼貢獻呢？我把自己該做的事情都做得非常好。清晨六點鐘，被僕人喚醒后，我們起來喝早茶。七點鐘，在洗澡換過衣服后，我們開始享用早餐。接著，廚子會帶來定單簿。此時，我需要做的是給商店打電話，或者在前一天和定單一起送回的練習簿上寫下所需的物品。在這期間，廚子就站在我面前等候著。「我們需要火柴……橘子……麵粉……糖……」「好的，明白了。」「還有，昨天的肉不是很好。」「我會跟店裡說。」這時，男佣也會過來補充：「我們還需要磨光劑、肥皂，還有蠟燭。」

母親從農場匆忙而至，她指責我說，這麼快就準備再要一個孩子實在是不負責任的行為。我為自己辯護：「為什麼一個身體結實的年輕女人不能接連地生養兩個孩子？黑人女性不也都在這樣做嗎？」「噢，親愛的……」她又回到農場去跟我父親抱怨這件事，可惜他已經病得太重，無法再聽她訴苦了。

也許有人想問我：「既然這個地方如此糟糕，你為什麼又去了第二次？」這的確是個好問題。其實，我是後來才知道那兒有多麼糟糕的。當時「每個人」都會去那裡，畢竟確實也沒其他地方可去，我不記得那時有「家中分娩」這回事。當然，我說的是白人女性的情況。至於為什麼會出現「產婦處於被動狀態」這種說法，依據我自身的豐富經歷來看，這是因為丈夫們在醫生面前的表現通常更為積極。

「在殖民地，除了英國食品之外，其他食物都是油膩的。」——當然，這件事早就隨風而逝了。

多莉搬進了一個空閑的房間，她有時會跟我們一起用餐，但次數很少。她在體育俱樂部進出了許多年，認識小鎮上的每一個人，各種運動都不在話下。她性情隨和，親切友好，很有愛心，會為她的朋友以及我們照看孩子。此外，她還在為紅十字會工作。清晨，我們三個在後廊里飲著最後幾杯茶，多莉站在燙衣板旁邊熨著當日要穿的裙子，一邊跟弗蘭克交流著辦公室里的新聞——他們兩個在不同的部門工作。在孩子身邊時，她就是一個親切的阿姨，常常驚喜地低呼著從手提包里找出小禮物。她經常開玩笑說並不介意自己年齡太大不適合生孩子，說自己也可以接納一個有孩子的男人。弗蘭克經常和她一起騎車前往各自的辦公室。無論是白天還是黑夜，她到哪裡都騎著自行車，她騎遍了整個鎮子。

大約在這個時候，我、約翰和簡都患了嚴重的百日咳。他們兩個去了農場，在那裡由我母親看護。我待在一個空房間里，這樣多拉的孩子們就不會被傳染。我駕車去接康復的孩子，到了農場時，我看見因為遭受多種疾病折磨而形銷骨立的父親。他正望著眼前那兩個在跟貓狗玩耍的漂亮小孩。

我所鄙視的早茶會將在十點左右舉行，屆時年輕的女人們會在彼此的房子里碰面，每個人都帶著自己的嬰兒或者小孩。可以預見，我應該能跟弗蘭克同事們的妻子成為朋友。這個早茶會群體里大概有十個女人。我曾在《良緣》一書中描述過早茶會，可要是放到現在來寫，我會著以更多的筆墨，因為它對確保新嬰兒的出生髮揮著非常關鍵的作用。群體里的某個女人會把自己新出生的孩子帶到茶話會上，在看到那個小寶寶的頭柔弱地靠著媽媽的肩膀，你突然會覺得自己這個已經蹣跚學步的孩子體型很大，甚至稱得上笨拙，不禁會回想起自己曾跟小嬰兒是多麼的親密。你大概之前就已經說過：「我不想再生孩子，也許永遠都不。」可當你此刻又懷抱著別人的小寶寶時，你會「想再生一個」。「哦，天啊，我怎麼又想生寶寶了呢。」猛然間，你認識到了這點，於是急忙把這個可怕的小生靈送還給他（她）的媽媽——此刻，這個女人似乎是世界上最教人羡慕的人，即便她因為生產和哺乳而變得形態醜陋。意識到這點時已經來不及了，你體內的激素已經受到觸動，事情註定將要發生。過不了多久，你就會在某次茶會上宣布：「我懷孕了！」「怎麼可能！你明明說過不再……好吧，你讓我嫉妒了。什麼時候？」

「在殖民地，你得學會閉上嘴巴。」

就在我女兒出生之前，《大西洋憲章》簽署了——這不過是政治作秀，至今仍沒有哪個事件能像它這樣玩世不恭。美國總統羅斯福和英國首相丘吉爾在大西洋中部舉行了會面，當時正值戰鬥最為慘烈的時期，德軍正在侵佔蘇聯和地中海東部地區，隆美爾仍在北非不可戰勝。統治者對被統治者可以藐視到何種程度呢？——任何對該問題感興趣的人都應該研讀《大西洋憲章》，任何人想過的任何可以增加人類福利的內容都在其中：和平的環境、工作的權利、世界範圍內的遷徙自由、免於飢餓和貧窮、民主的權利。《大西洋憲章》許諾所有人一個天堂，與它同宗的是《美國獨立宣言》，「我們認為以下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賦予他們若干不可剝奪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我認為，《大西洋憲章》的玩世不恭正是造成丘吉爾在戰後政治生涯中受挫的原因之一。對於這份憲章，英國皇家空軍找到了無數種方式來嘲笑。只因這場戰爭，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大量英國人從那骯髒可怕的貧窮中逃離，被送到了南羅得西亞——他們也沒有覺得這憲章哪裡好笑。同樣，我也笑不起來，我只是憎惡地想著：「還能指望什麼呢？」桑尼·詹姆斯也對它進行了戲謔的嘲弄。弗蘭克很容易欽慕權威，於是他選擇了捍衛它。如今，很少有政治腐化的事情能夠令我感到震撼，可是《大西洋憲章》給我帶來的震撼卻仍如往昔。

弗蘭克曾對我說，到了開普敦以後，我最好還是去節育診所聽聽最新的建議，因為相比貧窮粗野的索爾茲伯里，那兒給九_九_藏_書出的建議肯定更好。但事實並非如此。在診所里，一個英俊的年輕男人戴上手套，他用食指探觸著我的私處，呼吸有些急促。我溫和地開口問道：「一切還好吧？」於是，檢查完畢了。在這世界上，沒有什麼比女性的控制能力更加非同尋常。我們並非戀愛關係，可要是在午夜時分跟他單獨待在一處海灘上，我可能會像糖果一樣融化。寫下這段經歷時我突然想到，它可以被視為一次性騷擾。他那溫柔的不當行為可能只持續了五秒鐘，但已經足夠將他從醫師錄中除名，與此同時，我也應該會因為毀掉了他的人生而感到快意。

我看到了一個女嬰，她的身體比她哥哥出生時要小。她立即就展現出了一種不同的性格，這個可愛的小傢伙已經做好了被擁抱的準備。不過，事情沒那麼容易。「你很快就有的是時間看她。」「求你啦，護士，別把她帶走。」「好吧，但只給你一分鐘。」只見小小的嘴唇緊緊地覆到了我的乳|頭上，瞧啊，奇迹又這樣發生了！生命完全清楚自己必須要做的事情。護士就在一旁監看著，她皺了皺眉頭。「你要知道，你這會兒還沒有奶水呢，必須要等到明天才行。」於是，寶寶就被那個打了勝仗的護士抱走了，而我又成了孤苦伶仃的一人，躺在床上簡直要痛哭起來。但煩惱不止於此，因為怕新生兒被感染，護士長禁止任何人進來探望。約翰和他爸爸來了，他們就站在窗外的碎石路上。我把小寶寶托舉起來，朝約翰揮了揮手。我痛苦不堪，約翰也一樣。還有什麼辦法更能讓大孩子對新寶寶產生嫉妒，讓母親焦躁憂慮呢？這是我生育第二胎所遭遇的最糟糕的事情。

弗蘭克的母親偶爾會來我們家住個一兩天，然後就匆匆忙忙地離開。她叫梅特，或者也許叫維茲。她過去生活困難，現在兩個兒子都會接濟她。她把時間都用來在鄉下串門，也會跟別人打橋牌。她身材矮胖，是一個很討人喜歡的女人。她從不「介入」我們的事情，因為沒興趣。她在早些時候經歷了一段艱難飄搖的歲月，金錢上總不自由，現在生活變得比較寬裕。對我來說，她跟費舍爾奶奶一樣也是我錯失的一個良機。我有些害怕她過於接近我，畢竟一個母親就已經足夠了。

我再次來到錢德勒產科醫院，再次看到那位愚蠢專橫的護士長，還有那些讓母嬰盡少碰面的歡樂的護士們。我住進的是入口處另一邊的一間屋子，它跟上次那間一模一樣，小鎮的生活方式具有延續性，而這是大城市居民無從知道的。如同上次一樣，我又是在夜裡來到了醫院——我識別出了那種疼痛，因為它異於其他的刺痛、劇痛，是鈍痛以及孕期終止時的壓迫感；而且我也準確地感知到了一種突然迸發的力量，它正是自然之力在經過審慎思考之後傳達給我的。經過洗澡，當然也包括剔掉體毛后，我獨自在房間里大步地來回踱步。像往常一樣，醫院里很忙碌。「乖乖地待在這裏吧，姑娘。」護士們高聲說著，微笑的面龐短暫地出現在房間門口。

司湯達——《紅與黑》的作者司湯達——既是我的朋友，也是我的盟友。對於每一位受困於鄉鎮里的人來說，他都是一位必讀的作家。「在殖民地……」他也許會帶著對平庸之事的十足憤恨開始說道，而我也會在心裏把這句話添加進他那充盈著蔑視口吻的語錄中。

他是一位舉止粗魯、性格豪爽、心地善良的農場助理，後來當了一名農場主。望向這個美麗的天使時，他的眼神中既流露著愛慕，又隱隱透出怒氣。她身上的每一粒細胞都又敏感又溫柔，精美高雅，卓越不凡。他逗趣地把鞭炮藏到廚子的襯衫里，或者去獵個鳥或別的什麼動物，單純是為了好玩，他並不會吃它們，因為妻子不喜歡他這麼做。他有時把錢故意地落在房間里，這裏一會兒就有僕人進來打掃。這工夫他就透過一處裂縫向房間里觀察著，看那個僕人在痛苦地糾結要不要把幾枚硬幣收入囊中，要是僕人真的把錢偷了，他就突然大聲嚷嚷著威脅要報警，接著對那位僕人大笑著說：「逮到你啦，你這個江洋大盜。」

現在，如大家所期待的那樣，我本該重新加入到早茶會的隊伍里，但我住的不再是狹小的房間，我有許多的事情要忙。我需要打理園子，上午還要做一些手工。我親自製作了約翰和寶寶的每件小衣服、弗蘭克穿的襯衫和睡衣、我自己的每個外套和內衣，還有僕人們的圍裙和襯衫。

「在殖民地，任何一個有自己想法的女性都自以為是。」

他的憤怒並非只是因為我，也許更多的是因為他未能跟朋友們一起去北部的沙漠中戰鬥。剛從辦公室回到家裡，他就打算去體育俱樂部。他酒喝得很兇，當然這已經不是什麼新鮮事兒了。如今當我想回憶起那個年代的生活方式時，我簡直不敢相信我們竟個個都喝了那麼多酒——當然，這正是時代的特性。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也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酗酒行為不僅獲得了准許，而且還成了一種機靈高明的行為，甚至成了流行。那一時代的小說、傳記以及歷史書都有過描述，畢竟酗酒的地方並非只有殖民地。南羅得西亞就是一個飲酒文化的代名詞。在當今這個時代，人人都為食物所著迷，不僅在將它吃到肚子里，而且也在閱讀跟它有關的文章或書籍；不僅對它有選擇地接受，而且還可能一下子絕食多日。在那個時代，我們既會飲酒，也會戒酒，既會在啤酒與烈酒之間選擇，也會在下午六點鐘以及日落茶飲時才選擇拿起酒杯；酒友們有時不得不被架出去醒酒，但所有的人都知道他們會再回到游廊上喝些軟飲料，即便表示永遠不再喝酒，但他們沒過幾個月就又會杯不離手。那個時候，體育俱樂部幾乎已經讓我無法忍受，可是弗蘭克卻想要我陪在他身邊，也想讓兒子陪在那裡。我感到疲乏、筋疲力盡，這種感覺前所未有的強烈。

「沒錯，你過去跟他們一樣，也是這樣可愛的小傢伙，可瞧瞧你自己現在變成了什麼樣。這一切多麼不值。」「哦，得了吧，」母親說，她一定在許多時候都贊同了他的看法，「你說得太誇張了。」「哦，不，我才沒有誇張。」父親回應道，他把木腿向前甩了一下，雖然看上去像要打人一樣，但他不過是為了緩解在發熱發癢的殘肢套中那段萎縮殘肢的不適感。「哪有誇張？我敢打賭，去問大多數人，他們肯定會說這事不值得。儘管生了小孩，你也努力工作，同時還在擔心著孩子們，結果，他們長大了卻會變成二等人。」

到了晚上，會有一位母親志願照看所有睡著的孩子，其他母親就可以去海邊的小店裡喝酒。但我幾乎不喝酒了，不同於羅得西亞，在那裡，喝酒似乎是一種可有可無的行為。而且，那裡大多是葡萄酒。再說，我對喝酒行為也抱有成見。我的那位從新加坡來的朋友正跟溫特和克的夫妻坐在一起。這對年輕夫妻來自一個炎熱多塵、風力強勁的小鎮，對偉大世界的感知都來自火車的憂鬱叫聲。此刻，英國女人和那位姑娘正向彼此問一些善意卻笨拙的問題。她們無奈地笑了笑，最終只好放棄。你也許會說：「我們住在鐵路沿線的一個小屋裡，我們大部分時間都在操心錢的事情，還有，那些蒼蠅簡直讓我瘋了。」可對於一個來自長著濕潤草地國家的女人來說，你的話不太好理解。「你和丈夫是在上學時認識的嗎？」「沒錯，我和丈夫是在暑期學校認識的。」「英格蘭的暑假也要上學嗎？」「不，不，它是一個音樂暑期學校，莫扎特和亨德爾學校。」「要不是非上學不可的話，我不會踏進學校半步。」同樣，這個英國女人也無法理解，他們家的三個孩子彼此之間竟然只差十個月左右。我告訴她，那個南非姑娘只是無法應對子宮帽。她回答說：「但這也太愚蠢了。」她會對自己在戰前根本無法想象的某個文化提出質疑：「哦，是這樣啊，可真的如此嗎？」

我們又有什麼樣的飲食呢？沒錯，我們沿用的是英國那套絕妙的食譜。每天清晨，餐桌上都擺著分量很足的粥、雞蛋、鹹肉、水果、烤麵包、果醬。不過，我已經戒掉了早餐，雖然不斷被警告說這會釀成苦果。午餐是烤肉（熱或冷肉），肉餡土豆餅或通心粉，還有土豆、綠葉蔬菜和沙拉，都是英國口味的，沒有添加調味料和香草。當然，午餐也有布丁和乳酪。我會親自做些布丁和糕點，不過這讓廚子很反感。他以自己的廚藝為豪，很喜歡對我說：「你放了太多發酵粉（或者香草）。」不過當我教他一些新做法的時候，他倒是非常開心。家裡也會有其他男性來喝茶，同樣也是十足的英國風味，茶點包括蛋糕、烤餅和三明治。在體育俱樂部享用過日落茶飲后，我們可能會帶回來六至八個人共聚晚餐。「做七人份的晚餐吧。」我對廚子說，他對任何現有的食材都能善加利用。「好的，太太。」「好的，主人。」

「在殖民地，任何一個有朝氣的姑娘都是性癮者。」

雖然感到絕望和困頓，我仍保持著優雅的舉止，做著一切分內的事情。不過，孩子讓我筋疲力盡。他大喊著從夢中醒來以迎接美好的新的一天，從這一刻開始直到在夜裡不情願地睡著之前，他沒有片刻的安靜。即便到了現在，每當看到有個順從的小嬰兒安靜地待在溫床里，我都會想起約翰在這麼大的時候是什麼樣子的，繼而對眼前這個孩子驚異不已。我簡直抱不住約翰，他不喜歡被人擁抱，也不怎麼喜歡被人逗弄，他的默許似乎只是在忍耐和應對他人的期望。他很喜歡躺在地上，雙腿就像自行車運動員那樣動著。有時，弗蘭克會抱他，可這個活潑好動的肢體很難應付；有時約翰會在我的懷裡站直身子，踩著我的大腿起勁兒地上下亂蹦。每次吃飯都是一場嚴峻的考驗——他想自己抓勺子，因為抓不住而憤怒；他想握住瓶子，瓶子一滑落他就會大叫。其他女人的寶寶都能睡一整天，可我家的卻不能。弗蘭克在清晨七點動身去辦公室的時候，我可能已經帶著約翰在大街上四處溜達了，因為運動可以讓這小傢伙平靜下來。

「沒錯，酒的花銷也是。」

在她發表這樣的言論時，我正努力地讓約翰待在椅子里好給他喂些東西吃，她的表親正一匙匙地喂著兩個雙胞胎嬰兒食品，一邊說道：「聽起來，這個國家有那麼點像新加坡。驕者必敗啊！」

大約在這個時候，多莉·范德比爾搬進了我家。「我們為什麼不能租給她一個房間呢？在戰爭時期找房子是不容易的，可她是個好人，這對她並不公平。」弗蘭克這樣說道。

許多年後，一名理療師希望我能贊同這樣的觀點——我從未對母親說出自己九*九*藏*書的所思所想是一種不成熟的表現，我們從來就沒有劍拔弩張、大吼大叫。儘管如此，我母親那時卻可能處於精神崩潰的狀態。在我的記憶中，父母從未對彼此惡語相向或大聲喊叫過，這不是他們的風格。我因為對母親的同情而飽受折磨，又因為自我分裂而動彈不得，我的舉止中總帶有疏遠的禮貌——比尖叫和吶喊糟糕得多。假如可以吶喊的話，我會喊什麼呢？只可能是「看在上帝的分兒上，讓我一個人待會兒吧！」

「我說，肉食的花銷是不是太大了？」

就在這個時候，我又想起了多年以前的夢境。在一片落滿灰塵的、頹敗的風景中，身旁是一個深淵或峽谷，裏面隆起了時間的圖層，一個疊著一個。在今天的屏幕上，這樣的場景已經為眾人所熟悉，但在我的夢境里，身旁出現的是勘探者們留下的溝渠，暴露在外的是地層。就在那個坑底，有一個像是大蜥蜴的東西……不，等等，它確實是蜥蜴！這條遠古時代的巨龍竟被保存了一千年，而且還沒有死。它灰濛的眼睛茫然無神，接著又緩慢地轉動起來，就像變色龍那樣望著我。在其他夢境里，它會注視著前方，似乎幾個世紀后，它才眨了一下眼睛。它沒有小鳥那般金色的眼睛，也沒有猛禽那樣銳利的眼睛，它只是飛快地撲食了一個獵物，接著便離開了。最近，我看了一部由日本和中國的電影製作人合作拍攝的紀錄片。在古絲綢之路上的中國沙漠里，古城在被移動的塵沙所掩蓋，只有在風吹起的時候，才又重現其面目。同時顯現的還有一個年輕女人的纖弱身體，她的外貌依然很美，絲綢布條的衣服在風沙的撕扯下緊覆在她的身上，接著她又被埋沒在了沙塵中。在眨眼的時候，那隻古老的蜥蜴看到了這一切。

當時，我們從索爾茲伯里坐火車到開普敦，共花了五天時間。我相信，即便在今天，這段旅途的用時也不會太少。我和約翰坐進了火車最末的一個車廂里。「在一個跟運馬拖車一般大小的空間里，和一個多動的孩子關在一起。」我可不建議這樣做。火車緩緩向南行駛著，穿過了大陸的中部、台地高原、開普省的山脈。我唱著歌和童謠，吟誦著所有知道的詩歌，還編故事。

這個女人會從柔滑粉狀的薄膜中取出新的子宮帽，並對自己的丈夫說：「你看，看看這個，我真是不想用這個玩意兒。」「親愛的，我們別無選擇。」「哦，見鬼，親愛的，你指的是我無法選擇。」「可我戴避孕套的話，你就該懷孕了。」「那也只是戴的時候呀！不是嗎？」他們兩個大笑著擁在一起。「如果你只是把子宮帽扔在抽屜里，後果可想而知。」我的醫生曾對我發出這樣的警告，我當時只把它當成了一個胡言亂語而已，不過事實卻證明它確實有道理——回到溫特和克之前，她又懷孕了。

「在殖民地，女人們會被不經思索地呈上甜葡萄酒，或者甜雪利酒。因為這些『小東西』都很愛甜食。」

我既悲痛又惱怒，我對母親懷著難以表達的、深痛而無理的責備，甚至存在這樣的邏輯：「你勤奮刻苦、努力拚搏、忍耐堅持、使出渾身解數，終於把兒子送入了海軍。你的動機不過是源於你自己年輕時承受過的巨大痛苦——你的兄弟沒能通過考試進入海軍，而你本可以輕鬆通過，卻沒有機會參加。兒子就是你被埋葬和失意的自我，他別無選擇，只能加入海軍。參加戰爭，船隻沉沒，這就是你的期待嗎？」事實上，我只是怒視我的敵人，也許是這樣一種強烈且可怕的恐懼心理：如果一個女人多年來刻苦拼搏、不畏艱險、滿心渴望地將兒子送入海軍，並且最終如願以償，那麼當然，他所在的戰艦會沉沒。我還想了其他什麼呢？如果哈利當初同其他所有的羅得西亞人去了北非，那麼他本可以逃脫這場噩運。

鈴聲響徹了整座醫院，嬰兒們的哭聲連成了一片。

日軍用魚雷擊沉了太平洋中的英國遠東艦隊旗艦「威爾士親王」號（Prince of Wales）和戰略巡洋艦「反擊」號（Repulse），當時我弟弟正在「反擊」號上。我以為他死了。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在我看來，戰爭跟死亡是緊密相連的。我緊緊抓著弗蘭克，跟他說我們必須馬上再要一個孩子。還有比這個更基本、甚至可以說是原始的反應嗎？從新聞里聽到數千人死亡或者跟死亡有關的任何消息時，我都會感到難以掩飾的厭惡。弗蘭克說我已經變得不可理喻了，他說得沒錯。我承認，快樂的行事風格已經離我遠去。他不斷地問我：「你到底中了什麼邪？」他希望我儘早轉變生活態度，這樣才會對我有益。

我們的旅行延期了。

我從沒去過黑人的住處，我覺得那裡發生的一切都跟我無關。只有那麼一次，我應他人要求去找負責煙熏消毒的人來消滅虱子，也藉此機會瞧了瞧那裡——每個小房間里都放著兩個鐵制床架，上面覆蓋著褥子、毯子和粗布被單。裏面空間很小，幾乎被床填滿了，牆上掛著衣物。在我們家，廚子給僕人們做飯時使用的是家裡的火爐，但在大多數黑人所居住的房子里，這是在後花園的火堆上完成的。

孩子們在做著什麼呢？在花園時，約翰跟家裡的黑人小孩玩得很開心。他一邊向街道上跑著，一邊大聲地笑著，我們只好把他追回來。無論怎樣，他不可能一直都待在花園裡。他已經不是一個好脾氣的小男孩了，他變得疑心、憤怒、充滿嫉妒。在我給新生嬰兒哺乳時，他會向我們撲過來，揮舞著小拳頭或者怒吼著，也會蹲在房間的某個牆角瞪視我們——他感覺自己遭到了背叛。等到給新生嬰兒換奶瓶喂哺的時候，情況也沒有好轉。我不能讓他跟小女嬰單獨待在一起，這個小傢伙已經不是原來的他了。簡卻乖順又親切，到了該睡覺的時候就安靜地睡覺，就像那個我曾經照顧的小男嬰一樣，而這隻是不久之前的事——那時我們住在一座離這兒不遠的房子里。

在我摘除子宮帽的那個星期里，我懷孕了。那種避孕方法確實有效，即便在今天被認為毫無美感可言，不過必須要養成戴它的習慣。婚姻生活本身並不難，但要應對生活中的大事小情和冒險活動卻不容易。我馬上就出現了晨嘔以及消化不良的癥狀，不過我知道這很快就會過去。

我也許本打算要「過自己的生活」（如今看來是一個非常幼稚的想法），可執行只能被推延，因為我們家人口太多了。餐廳的桌子處於延展的狀態，一頓飯連著一頓飯；我沒完沒了地烹飪，也不會被廚子責難，因為他一個人忙不過來。我對自己開玩笑說（因為其他人都無法領會），我們家就像一個俄國家庭，有可能是在亞斯納亞-博利爾納（Yasnaya Polyana）的一個家庭，因為這裡有一對年輕夫妻和他們的孩子、家裡的僕人、孩子的姻親們，還有丈夫的妹妹也從鄉下帶來了丈夫和孩子們，以及從辦公室或體育俱樂部來的弗蘭克的朋友們。

參加一個女性聚會時，我發現很難對自己的想法保持緘默。人們知道我有許多危險的想法……但那算哪門子想法？更多的是雜亂無章的情緒。如今在接受採訪時，我偶爾會被問道：「您在成長過程中經歷了什麼，才會對您生活的那個社會有這樣的理解？」我的回答是：「我其實並不理解它。」他們似乎構想了一個場景，那是一名十歲的小女孩大聲地說著：「這是一個非常不公平的世界，為什麼只有區區幾萬人口的白人群體，卻能夠奴役多達五十萬人口的黑人群體呢？」

約翰已經能夠自己站立（直接跳過了爬行階段），甚至四處亂跑。有一次，他飛快地跑進了附近的一處大水塘——很久以前就已經被建築物所覆蓋，即便我跑步速度也很不錯，可我很快就看不見他了。我驚慌地挨家挨戶去懇求，希望他們能派僕人幫我找孩子。大約一個小時后，一群黑人回來了，在他們懷裡翻騰的正是約翰。這個不屈不撓的小男孩令他們感到驚嘆，只見他在奮力掙扎著想要下來，準備再次跑開。我實在不知道該拿他怎麼辦，要是用捆帶束縛他的話，又會傷害他的小心靈。給他套上固定帶的時候，我需要把上面的皮帶系在他的身上。每每這時，他都會看著我，似乎在說：「我把你當作朋友，可你怎麼能這麼對我？」他開始感到憤怒、驚疑，甚至是責備，先是生氣地大喊大叫，接著又掉下了淚珠。我把他抱起來，試著安慰他。他站在我的懷裡，小小的身體因為激動的情緒而緊繃著，他仍在抽噎著，目光中透露出困惑和責怪。我沒有別的辦法，只能帶他去公園。一到了那兒，他就會在花壇之間自由地穿梭，開心地大叫。因為怕他跑出公園，我會逮住他，再把他帶回到嬰兒車裡坐下。不過，他馬上就站了起來（背對著我），想要看到自己正被推向哪裡。

在思忖著「你不上去嗎，泰勒？」這一暗示的時候，我記起那麼一件事。一天早晨，我跟約翰去了海灘。當時，海面上波濤洶湧，巨大的海浪直衝蒼穹但又墜落下來，一次又一次地騰躍著、俯衝著。一陣暴風把沙塵吹撒起來，我的腿上被濺到了冰涼的海水。約翰上下亂跳，海水的聲音和擺動讓他興奮得大叫。他擺脫了我，就像一個淘氣的小狗似的，從我的束縛下逃了出去。他沿著海灘奔跑，就在離他不遠的地方，海浪不斷地翻滾下來，砰……砰……砰……繼而又向海里撤退，大量的泥沙被裹挾而去，似乎整個沙灘都在被拖入海中，可泥沙、海水、浪花又一次翻騰了起來……沒人能在這樣的海里游泳，要是哪個海浪逮住了約翰，他無疑會被捲入海里。我一邊追著他跑，一邊在大聲地喊著，可海水的轟鳴將我的聲音壓了下去。他還在繼續奔跑，快得就像一個被風吹起的泡沫，每當海浪落下來的時候，我都害怕自己再也見不到他了。我不停地跑著，可是在他未滿一歲的時候，我就已經跟不上他了。此時在海灘的另一端出現了一個男人，他看到這情景，於是看準約翰跑來的方向，站到了他的前方。他抓住了約翰，把他抱起來送回我身邊。他不僅需要抱著約翰，還得攙扶著我，因為我驚嚇過度已經腿腳發軟。他是一名軍人，從船上請了一天假，此刻正在休假中。他把孩子交給了我，並且說：「唷，好險啊。」從他的微笑我讀出，我所渴望的浪漫歷險有可能就此發生，可一個兩歲的孩子並不會對浪漫的氛圍有所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