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如果當初真的這麼做了，我也不可能挨過來，精神崩潰只是其中最微不足道的事情。嫁給弗蘭克之後的四年裡，我喝了許多酒，並且其程度在之前和之後都不曾有過。我非常肯定，當時的自己會變成一個酒鬼。我也許會在接下來的許多年裡都跟自己爭執不休，處於精神分裂的狀態，對自己的生活厭惡嫌棄。

「可我以為你是無神論者。」有人會提出抗議。「嗯，那又怎樣呢？詩歌是另一回事。」兩個孩子聽得入了迷。簡在適時地嘗試著揮動小胳膊，約翰「砰」地一下把一個積木塊掉落在老舊的鐵罐上。

擁有共產黨的國家中出現過這樣一個現象，即對那些業已成名的藝術家們進行損害、破壞和詆毀。遭遇橫掃出局的作家（或畫家）們通常都健在，他們只是比那些批評家們年長一代而已；經典作家們倒是安全無虞，甚至還會得到敬重，因為他們已經不在人世。在我們的時代里，各個國家都在經歷這一過程。偶爾，你可能會在報紙或雜誌上看到某個批評或評論性的文章，它的作者是一個新名字，話語中充溢著對前輩們的厭惡之情。這位作者剛剛大學畢業，得到的工作機會來自自己的叔叔、阿姨、愛人或朋友，並且還陶醉於自己所擁有的權力——多年來的大學教育教導他（她）要對作家們示以敬仰，此刻，這些作家卻可能正在遭遇徹底的批評和駁斥。也許吧，晚些時候，這位小批評家會為自己曾經的行為覺得羞恥或尷尬。關鍵是，在任何一個文化里，總有人厭惡那些受到讚譽的作家和藝術家，也有人在時刻準備著搞垮他們。在那個時候，同英國、或者蘇聯那樣的偉大榜樣相比，南羅得西亞的索爾茲伯里並沒有長時間地對偉大人物進行摧毀，而且程度也相對緩和。不可否認，哥特弗萊德和其他人都在勸告我們只敬慕馬雅可夫斯基和高爾基，只欣賞無產階級背景的作家們。可麻煩之處在於，我們這些傾聽者們都由文學所塑造，並且不準備去譴責自己的精神導師。

離開弗蘭克前的那段時間里，我對他很反感，待他態度惡劣。我由此明白了，拷打者們為何必須要憎恨手下的那些遭難者。我倒不是說弗蘭克表現良好，因為他並沒有——可這並非問題的要害。我仍在通過推理作結論，例如：「要是我的政治活動威脅到了你的公務員身份，我不明白你為什麼還要我留下來。」還有，「既然我毫無責任心，那麼離開了我的話，你不就能過得好了嗎？」他愈發變得傷感和悲痛，我愈加冷靜和平淡。我們就像是被下了詛咒：一言一行都是虛假和造作。我們不認識彼此，也不了解自己。在雙雙生病之前，我必須離開。

一連好幾個星期都出現了一種很荒謬的情況——人們都在談論著我的離開，可事實上我還在這裏。煩躁不安的弗蘭克對我說：「你可以在外面待得足夠久，直到清醒了再回來。」對於這件事，瑪利亞態度堅決、不肯饒恕，她曾非常讚賞我，覺得我和弗蘭克之間是美滿的婚姻。作為女性美德的化身，多拉對我表示了支持。在公眾場合，她也許會嘆著氣說：「哦，親愛的，哦，親愛的，這可真令人感到悲傷。」但我們兩個單獨相處時，她卻會對我說：「這對你有好處，真希望我也有你這樣的勇氣。」多拉住在我們家，作為兩個男孩的母親，她也曾渴盼生下女兒，因此她很喜歡簡。她和曾經照顧過簡的那位女鄰居溫柔地競爭著，兩人都期望自己能夠得到簡的偏愛。與此同時，我在白天的某些時段和晚上的時間都跟同志們待在一起。聽我自言自語地說著要離家的事情，他們終於對我說：「要麼去要麼留，我們已經聽你說煩了。」無論如何，至少我不用跟他們解釋說我必須要離開的是一種生活方式——他們認為，「白人文明」應歸入「歷史的垃圾堆」。（這一表述如今已經停用，但讀來也有益處，它曾具有相當重要的影響。）他們的想法至少超前了四十年。

對於我要離開這件事，我不僅跟家裡的每個人以及我的同志們談論，也跟自己的寶寶說起。真正理解我的人是他們兩個，就好像我回到了他們這般大小，又或者他們邁入了我的年紀。我跟約翰一直都是一種朋友關係，我們總是相處「融洽」，即便他生龍活虎的精氣神會讓我掉下眼淚。簡是如此溫柔順從的小生靈，跟她在一起時，我內心的柔軟也被自己那未曾承認的內疚觸動了。我對他們解釋說：「你們以後就會理解，我為什麼要離開。」我要去改變這個醜陋的世界，孩子們將會生活在一個美好的完美世界，那裡沒有種族仇恨，沒有不公等。（就像《大西洋憲章》所描繪的一樣。）除此之外，還有更重要的一點：我身上攜帶著如同基因缺陷、厄運或宿命一樣的東西，只要我留下來，它就會使孩子們陷入困境，就像對我所做的那樣。離開這裏，我就可以打破循環往複的古老鎖鏈。會有那麼一天，他們會感謝我的決定。

在小鎮上，各個「愛心」組織（此時該詞還沒誕生）的全體成員都相互認識。我們也許是「赤色分子」和「進步分子」，有關我們的傳聞也許能讓好公民們汗毛直豎，可我們中的一些成員同時也是福利工作者。通俗地說，就是這樣。在離開了那些貧困不堪和令人傷心的大街小巷后，我可能會用好幾個鐘頭為福利工作接打電話，聯繫的機構包括各種教會組織，教育、住房、健康部門。「有一個女人帶著三個孩子，丈夫也遺棄了她，您看，您是否可以……」「可以，他們的門牌號碼是多少？感謝您的消息。」「賽魯斯街43號有一個失學的有色人種小孩。」「哦，您是跳跳虎吧？好的，這事交給我吧。」

數十年後，一個對政府行事有諸多體驗的男人對我說：「為革命分子提供工作的話，就能解除他們中大多數人的危險性。」要麼是英雄無用武之地，要麼是有了用武之地但卻被大材小用，這世界上的人們大抵都是如此。挫敗感困擾著人們，卻又不為人們所察覺。「提供的工作必須經過仔細選擇、不得帶有嘲諷，要給這個天生的批評家提供空間，讓他（她）有機會實施有效的改革」，要是在彼時聽到這個想法，恐怕我會報之以一連串侮辱性的詞語，可如今呢，我倒覺得真相也許就是如此。

我在《好恐怖分子》里提及了這方面的一些經歷，也因此收到了迄今為止最多的、更確切地說是最有趣的一批讀者來信。一些讀者表示，他們曾在義大利紅色旅成立初期參与其中，並說以這種喧擾外行的政治活動開始運作的團體並不在少數，還說因為「被那種語言所控制」因而變成了殘酷高效的殺人團體。「被語言所控制」的情況不止發生過一次。我們既需要謹慎交友，也需要謹慎看待語言。在語言的控制下，仇恨和嫉妒就像頭腦病毒一樣在政體和國家蔓延。在教士兵們殺人的時候，軍隊里的教員都會注意把侮辱性的詞語掛在嘴邊——「要殺死一個亞洲佬或者黑猴子是很容易的事兒。」在將技藝傳授給學徒時，嚴苛的師傅們使用的是粗鄙的行話。在謀划政變時，革命團體的對手就是道德腐化的人。在掩埋時，與之相伴的是冗長的言語誹謗。

事實上，我正在經歷一個戀愛事件，更確切地說是一場外遇。我不愛他，他也不愛我，可這正是時代的精神。我很難想到當時會有比我們更為不般配的夫妻，可這並非是問題的要害。我的母親和所有長輩都在責備我「要為了一名皇家空軍的軍士離開丈夫」。我最終疏遠了他們，因為這種想法是對我最好一面的侮辱。一連數天，母親、坦奈特夫人、弗蘭克的母親還有瑪麗亞——多拉並不在其列——都在拿這位軍士的事情跟我對峙。對此，我會以慷慨激昂的（不乏誠摯的）革命言論加以回應，也會跟他們說「一個新世界正在誕生」。這是一個喜劇場景。我在那幾年裡經歷的事情簡直就是一個滑稽劇演出，可我許多年後才明白。

雖然沒有照片，可我確實在不久前看到了自己。在倫敦召開的一次大會上（我已經忘了會議主題），她沿著通道邁著輕盈的步子走來。這個年輕的女人活力四射，舉手投足間因沉著而流露出自信的神采。黑色的眸子，黑色的髮絲，搭配以一張紅唇——鮮艷的口紅妝又流行了起來。她一邊走動著，一邊將手裡的宣傳單散發給身邊的年輕人。如同一位辯論家似的，她周身散發出昂揚的鬥志。只消對手說一句話，她立刻就能迎視過去，眼睛緊盯著哪怕一絲微小話端的綻露，要是恰好真的逮到了，那麼，無可辯駁的精確資料就會一股腦兒地從她那朱唇里吐露出來，這全依仗著她內心所持的純粹信念。她的真誠無可挑剔。這是她，也曾是我。

我們在有色人種區里並沒有把報紙賣錢，因此遭到了組織內部的批評。

我不喜歡他的話，我跟他爭辯，開著玩笑，可他不聽。我們點了些啤酒，之後又點了更多。自然，我們都醉得厲害。

「在『整肅運動』和『集體化』過程中，數百萬人喪失了生命，」對於這樣的言論，我們並不相信。資本主義新聞在乎的是如何抹黑新生的共產主義，僅此而已。

我想，如今的情況已經不同。我知道很多人最初都是虔誠的共產黨人，之後根據不同程度的懷疑心態進行了自我調整，經歷了悲傷和沮喪的情緒，最終喪失了信仰。這樣一個過程可能需要較長的一段時間，可關鍵的問題是，為什麼會需要很久？有些人——當然這跟特定的性格有關——會在突然之間轉變信仰。當然，這樣的人並不多。絕大多數人慢騰騰地、逐漸地脫離共產主義和共產黨。這個過程對我來說很痛苦。我的痛苦大多來源於對那些侮辱性稱謂的恐懼，比如說「叛徒」和「變節者」——這實在是破壞性很大的武器。深陷於悲慘境遇的男孩女孩們在共產主義中看到了一線希望、一種生存方式、一個家庭甚至宇宙——未來。在這群人中，有一些出身於倫敦東區的貧苦家庭，並且加入了共產主義青年團。對他們來說，共產主義就是自己的一切，因此信仰的丟失就意味著他們被剝奪了生命中最為美好的一切。正因為如此，有一些人選擇了死亡，一些人遭遇了情緒崩潰。事實上，他們再也回不到過去了。

如今最令我感興趣的當屬那時所使用的語言。幾十年來，我們一直都覺得一些用語很可笑，比如「資本主義鬣狗」、「對社會民主的背叛」、「法西斯走狗」、「統治階級的奴僕」……幾乎可以填滿一本詞典。然而，這種語言編織出的控訴曾使數百萬人丟了性命，哪裡好笑？最初接觸到這種含有鄙視的詞彙時，我們的第一個反應就是想緊張兮兮地笑出聲，可弗蘭克·庫珀卻在用那戲劇化的目光緊緊盯著我們。戲劇化，沒錯，這就是我如今的看法。我們都是演員，劇作者就是「歷史」——「法國革命」（這種語言就是從這裏開始使用的）、「俄國革命」……我們這些人只是宣讀台詞的傀儡。我們在使用這種語言時總要發笑。我們會在提起它們時加上引號，一邊有模有樣地說著，一邊彼此交換著眼神。多蘿西·施瓦茨尤其擅長宣稱「某某公眾人物只是統治階級的奴僕，左翼分子開始令統治階級感到了不適」。在發表這些言論時，她的眼珠優雅地轉動著，聲音漸漸地低下去，就像一位聖公會大主教接近了佈道的結束語。

第二天，多蘿西·施瓦茨問我：「你跟那個空軍傢伙在邁克勒斯幹什麼啦？」

我並未感到愧疚。過了很久——大約十年之後，帶著職業中慣有的好似從帽子中揭秘了真相似的神情，一位心理治療師對我宣布說，我背負著沉重的愧疚感。我心想：「不！這怎麼可能！」那個時候，我將自己視為「愧疚專家」，對顯而易見的以及隱晦不明的愧疚感都瞭若指掌。我知道愧疚是何種滋味，它又會帶來怎樣的創傷、如何使人元氣衰竭。對於它，我總在精力充沛地予以反抗。倘若愧疚之情猶如一座冰山的話，那麼我會說，它99%的部分都是隱於水下。

「有道理，」多蘿西判斷說，「咳，可勇往直前的人才是真正的了不起呀！」

約翰在毛毯上打著滾，大聲地重複著：「老亞當，吃腐肉的烏鴉……」

醫療援助組織會議都辦得很體面，每次都是由市長或議會成員主持的，並且吸引來了數百位觀眾。挪威組織的「蘇聯友伴」（Friends of the Soviet Union）更具政治性，雖然並非是共產黨直系組織，但它致力於說出這個「佔世界六分之一的reaｄ.9９cｓw.ｃｏｍ社會主義」的真相（該表述源自一本暢銷書的書名）。我們的信息來自寄給我們的宣傳材料，但很多都不是事實。這些醫療救助會議的受歡迎度並不很高，而且幾乎每個人都可以參加。左翼俱樂部擁有最多的觀眾，那裡每周都會召開會議，並且主題不一而足，比如包括「秘魯的處境」、「中國的形勢」——即將發生共產主義革命、「現代音樂」。儘管在不斷地提醒自己必須「把握分寸」，但置身時代的沸騰氛圍也就意味著，一個與會常客將在會議結束后被留下來喝杯咖啡，然後做一次演講——這被稱為「培養幹部」。大多數左翼俱樂部的成員都會強調說「希望你們這些共產黨人能夠交好運」，可他們卻聲稱自己對政治並不怎麼感興趣。

接下來，我要說的是性|愛。要提筆寫婚姻破裂這種事就不得不提它，但在這個時代卻並非如此。

倘若我們的那個團體存續了下來，而不是像非洲台地高原上的山茶花存活下來的概率一樣渺茫，那我們很可能也會被那種語言所控制。

有這樣一幕場景——身著亞麻短褲和條紋織布襯衫的女人,用她那修長光滑的雙腿踏著一輛自行車，每一次碰觸都讓她覺得像被戀人愛撫。她因為自己的魅力和此刻的認識歡欣鼓舞，為頭腦中迸發的新思想和觀點興高采烈。自行車的前把手上掛著一個小帆布椅，裏面坐著差不多十五個月大的寶寶簡。如果坐著的是約翰，他會跟他母親一樣興奮，因為他喜歡運動，熱愛刺|激和挑戰；簡不同，儘管她也想跟哥哥一樣，但她向來都是一個敏感細膩的小傢伙，她並不怎麼喜歡在樹下飛馳。我清楚地知道小傢伙很不安，卻安慰她不要擔心。她的雙唇已經開始顫抖。

有這樣一幕場景：在賽圖奈樹下，我和兩個孩子坐在鋪蓋著草坪的毛毯上。我沉醉在真誠和矛盾中，因理想和詩歌而喜悅。

第一，在接下來的十年……好吧，十五年裡，全世界的人們都將成為共產黨人，並且將完全是出於自願，因為共產主義的優勢有目共睹。世界上將再無種族偏見，再無對女性的壓迫、對勞動力的剝削，再無諂上欺下和對他人的輕視。在這一人間天堂出現之前，少數頑固分子會負隅抵抗，不過持續時間將非常短暫，畢竟到了那時「國家已經消失」。到了那時，「天堂」這一議題將會加入到世界議程之中，並且很快就會實現。那麼，將由誰來領導世界呢？啊，那將是我們，是我們這樣的人，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共產黨人，是被歷史賦予了這一角色的人。我父母的心態與此別無二致。他們認為，自己為大英帝國工作是代表了上帝的旨意，是在做對全世界有利的事情。此外，《大西洋憲章》的起草者們也有類似的心態。

律師事務所的工作時間是八點至五點，對我來說，這是為「愷撒大帝」工作的時間。從四點直至第二日清晨的兩三點，我們在參加各種形式的會議、學習小組、研討會，或者著手再成立一個機構，因為看起來那時一瞬間就多出了至少十幾個機構。「蘇聯醫療援助組織」（應該是這麼個叫法）準備為我們的「英勇盟友」募集一些資金，並擔負一些醫療和其他物資的費用。就像荷馬史詩所形容的一樣，蘇聯向來就是「我們的英勇盟友」。眾多圖片和宣傳手冊從約翰內斯堡的大使館，自蘇聯的摩爾曼斯克取道，經過危險的航行，來到了我們這裏。我們將這些理想化的圖片和故事做成展覽，不過其中的一大部分都被我們隱藏或銷毀了，因為它們實在令人感到尷尬。「衛國戰爭」的附屬產物中有一些極度粗俗的反德言論，儘管勛爵羅伯特·范西塔特也許對之頗滿意，但它們並不會傳入羅得西亞。許多人前來參觀這些展覽作品——蘇聯人正在歐洲大陸上將德國人擊退，但幾年來的報紙新聞中沒有哪一個能夠解釋蘇聯人是如何做到的。為了醫療援助事宜，許多發言人從約翰內斯堡來到了這裏，他們全是律師和共產黨人，其中某些人後來勇敢地維護了因「信仰共產主義」而遭到民族主義者指控的人，但這就意味著反對種族隔離，意味著維護黑人。

在拋棄自己的孩子時，盧梭認為——他如是說——自己是在將孩子拯救於一群毀滅性的、使人衰弱的腐壞之人的教養。若在孤兒院里長大，他們則會成長為身體強健、誠實可靠的有用公民。也許，一個人在拋棄自己的孩子時總要承受心靈和道德的扭曲。不過，我拋下孩子的行為並不會導致他們早逝。我們家裡滿是關切和友愛之人，孩子們能得到極好的照顧，比被我照顧要好得多，這並非是說我沒有像身邊的女人一樣在很好地履行母親的職責，而是因為隱藏在我體內的這種宿命——是它將我的父母帶到悲慘的境況之中。

他是英國皇家空軍的一名下士，工作職責跟供給品有關。他在一次會議中宣布說：「所有這些小把戲都該結束了，從此刻開始，我們必須將態度端正起來，並著手建立一個共產黨組織。」在這個鬆散和易變的左翼人群中，存在著一個核心團體——這不是一個特定的團體，主要人物是弗蘭克·庫珀、哥特弗萊德·萊辛、內森·策爾特、多蘿西·施瓦茨，還有另一名皇家空軍的軍士肯· 格拉曼。哥特弗萊德·萊辛和內森·策爾特立刻表示：「並不存在成立共產黨的『客觀基礎』。會議上什麼時候出現過黑人無產階級？更不要說是整個南羅得西亞了。」對於這一觀點，肯表示了贊同。弗蘭克·庫珀冷笑著說：「大家必須進行投票表決。」結果他贏得了投票。內森立刻起身離開了，他說自己對此有異議。弗蘭克·庫珀朝著他離去的身影投去了輕蔑的冷笑，還說了一句「總算把他打發走了，可喜可賀」。 哥特弗萊德表示，儘管他跟內森意見一致，但他會留下來。肯也願意留下來，多蘿西·施瓦茨支持了弗蘭克的看法。

「他覺得自己可能會墜機，他父親的飛機就是在上一場戰爭中被擊落的。」

弗蘭克開車把我以及我的物品——衣服和書——送到了街區的另一座房子里，我又住進了一個內飾傢具的房間。這一次，我又遇到了一位孤單寂寞的女房東，她對盜竊、謀殺以及強|暴事件耿耿於懷。她在大多數夜裡都會夢見黑人男子的可怕身影，驚醒後會像瘋子似的叫嚷著讓男僕過去。也許，她已經瘋了。如果數目眾多的人都以同樣的方式瘋狂，那麼它便不會被公認成一種瘋狂行為。她想要跟我交朋友，坐下來邊喝茶邊聊天。可是，我有很多事要忙。

進入六十年代以後，我在一場派對上看到一個身著超短裙的年輕女人，因為裙子太短，她的胯部在緊身的白色內褲中若隱若現。一天晚上，她換了一身「民族」風格的長裙席地而坐。裙子的滑動令她的腳踝露出了一英寸左右，坐在她近處的一個男人大方地欣賞著這幅美景。她向這個男人輕蔑地一瞥，倏地把裙子拉下來遮蓋住了雙腳。年輕女人有時會裝扮得像一個誘人的性器官——無論她們對此是否有意識——看到男人們的反應時，她們會喃喃地斥責「下流畜生」。同樣，她們也會認為「我新塗抹的靚麗口紅，我全新的嬌軀、光滑的雙腿……這些都在我的思想中，它們只是我的事情、我的財產，跟眼前這個無禮的男人沒一點關係，管他是不是我的同志！」

我們這個名副其實的共產主義組織一共存在了十八個月——我記得是這樣，說它「名副其實」的原因在於，我們的組織燃燒著真正的火焰，列寧精神住在我們的靈魂里，我們認真生活、熱烈討論，就好像即將在明天面對行刑隊一樣。「脫黨的共產黨人就是行屍走肉。」在很短的一段時間里，我們都會嘲諷地對彼此這樣說。

「一些人辛勤工作的同時，另一些人只是在旁看著。」了解政治生活的人並不會對此感到驚訝。哥特弗萊德曾負責在邁克勒斯酒吧組織一場大型舞會，目的是給醫療援助組織籌集資金。活動圓滿結束后，我回想起整個過程：是我將海報和票券列印出來並把它們張貼在了小鎮各處，是我在報紙上登了廣告，邀請著名的贊助人，也是我給樂隊支付了報酬……是我做了全部的事情。與此同時，哥特弗萊德卻在接受公眾的祝賀，他被讚揚說「做得很不錯」。我對他指出了事實，可他卻拉長了調子說：「你剛剛學到的正是組織好一場活動的重要原則。」

哥特弗萊德和肯一言不發，他們正在等候著時機的到來。雖然也許可以打斷這個講話，提出幾點議事程序的問題或事實，可他們知道自己無法對抗。

每天，我們會到當地主持和召開會議，並且將會議內容加以記錄。每星期，我們會進行至少兩次的政治教育學習。此外還有許多會議，比如蘇聯醫療援助組織公眾會議、蘇聯友伴組織會議、左翼俱樂部會議以及種族關係會議。

我成了一名共產黨人——對這樣一個簡單的陳述，任何一個有一定年齡或者有一定經驗的人都能立刻理解。不過，一名年老的赤色分子也許會從某個求知慾旺盛的年輕人那兒聽到：「沒錯，你們當時是進步分子，可為什麼要選擇共產主義？為什麼要搞一個激進的組織？」對於這樣的問題，我以及像我這樣的人只能感到驚訝。時運變遷中，極少有某個想法會被如此這般迅速且徹底地重塑。最重要的是，這句話背後存在著這樣一種假定：研習過六則黨綱內容后，成為了共產黨人的人們並排坐在面前的桌子上，「我能加入工黨嗎？」「不，我認為哈金斯的聯合黨還……」「可我覺得……」人們選擇成為共產黨人是因為對自己的政府心懷譏諷——這隻是其一。除此之外，也有人因為愛上了某個共產黨人而加入其中——哥特弗萊德·萊辛就是其中的一例，會因為被共產黨集會上的共同情緒所影響而願意成為其中的一員；在被帶入某次黨內會議現場后，有人會受到其中陰謀氛圍的吸引，繼而選擇成為一名共產黨人。此外還有其他入黨原因，比如對這一黨派的理想主義情結、對英勇行為或痛苦磨難的喜好。就我而言，我是因為有生以來第一次遇見這樣一群人（並非分散的個體）——他們什麼都讀，但不認為有什麼大不了；我從不敢大聲說出口的對土著問題的看法，在他們這裏卻極為常見。我之所以會成為一名共產黨人，是因為響應了時代精神和思潮的號召。

第四，一名共產黨人始終都要比其他人更好，要在工作和學習上更努力，應體貼和照顧他人，還應時刻準備著去做臟活、累活，這既是為了踐行人類責任，也是為了吸引人們加入共產黨。此外，無論是現在還是未來，共產黨都將一如既往地體現人類所擁有的最優秀品質。這樣一種思維帶有宗教的意味。在西方，基督教對人們思維的影響已經達兩千年之久。可憐的人們深陷在淚水和苦難之谷里（資本主義），所幸遇到了一位救世主（基督、列寧、斯大林……），在被救起又經歷了一段時間的痛苦和困惑（煉獄）之後，天堂的降臨將終止一切衝突（國家將會消失，正義將會彰顯)。

這個時候，兩個小孩的母親在做什麼呢？她正在扮演女強人的角色。直至離開那座房子的最後一刻，她都在經營家庭、監管僕人、喝酒跳舞，帶著兩個孩子在林蔭路上踱來踱去——不消說，無論待在嬰兒車的哪一端，約翰都在抗議。除了這些，她還在繼續為孩子、弗蘭克還有她自己做衣服，時不時地烹飪食物，她也許會跟多拉和瑪麗亞共同度過整個上午時光，親切地聊著家常，不過她時刻都在想著另一個世界，那是她的歸屬，也是她的權利所在。

我對面是一位從皇家空軍軍營出來的年輕人，他是一名正在受訓的飛行員。在這之前，因為聽到了我在會議上說的話，他給我打了電話。此刻，我和他擠進了一個角落裡，向前傾著身體，透過煙霧看向對方，喧鬧中聽不見彼此的聲音。這是一次具有重要意義的談話。

至於微妙和精緻的性體驗，我是在幾年前發現的。我相信，許多人從來都不曾體驗過它。你也許會隨便跟什麼老湯姆或者迪克搞曖昧，不過，你所獲得的一種更為精緻的性體驗卻很可能只來自一人，而這個人在品位、性格以及想象力方面都與你共鳴甚少。需要提醒的是，精緻的性體驗也有可能誕生於受限的條件下。我曾跟一位印度女友聊過天，她告訴我說在天氣炎熱的幾個月里，她跟丈夫都睡在屋頂上，而且也包括孩子們。她明白我好奇的是什麼問題，笑著說：「要知道，總有辦法的。」

或者：

在這片ｒｅａd•9９cｓｗ.coｍ殖民地上，對任何一位曾親眼看過英國皇家空軍成員抵達的人來說，英國的經濟大蕭條對人體造成的直接影響顯而易見——長官們比普通士兵高出一英寸還多，他們是麵包、黃油、果醬和濃茶的產物。「資本主義是一個劊子手」，能說的也就只有這個。

我們知道，只要是跟生意沾邊的人在道德上都是低級的，「生意人」是一個輕蔑的稱呼，福斯特在《霍華德莊園》（Howards End）中刻畫的威爾考克斯一家就是粗魯市儈的野蠻人，這就是最好的證明。同樣，我在《金色筆記》（The Golden Notebook）中塑造的「理查德」也是一樣的人。我認為，英國貴族對「生意」的蔑視強化了這種看法，它從一開始就在已經向其他階層滲透。儘管如此，「生意」、商業——簡單來說就是「資本主義」卻被認為是偶有必要的，也是有好處的。我記得，彼時我們並沒有去調解這些「矛盾」，甚至連討論都不曾有過。

「從什麼時候開始，我們居然成了慈善的代名詞？呃，同志們？」

我們理所當然地認為，在取得政權后，工人階級——或黑人，或任何其他弱勢群體的理念里只會有純粹和無私。在我們所相信的諸多荒唐事情中，這恐怕是最為糟糕的一件。假如有些人膽敢低聲地抱怨「人性喪失」，我們就會耐心地給他們講道理，向他們解釋說，是他們還沒了解共產主義的再生和轉化能力。

我用了很久才明白，正是愧疚感，將我描繪成了一幅有吸引力的畫，而若不是走出那場婚姻，我是不會明白的。隨著對自我認識的改變以及南羅得西亞的變化，這幅畫也在改變。不過，事情本該是這樣發展的——我沒有丟失自己的心靈和靈魂——好吧，或許更確切地說，我將自己90%的心靈和靈魂都保留了下來；我還會體味著共產主義，直至（也許是在一個月後）我能夠批判地看待自己面臨的情況，最終決定，是一直留在這個家裡還是暫時地停留。

無論置身於怎樣模稜兩可的環境中，每個人都可能在被各類人士和群體所注視，觀察自身的潛力和表現。即便這聽起來可能妄自尊大甚至妄想偏執，我只能說這樣的情形我目睹過一次又一次。這些觀察者們也許心懷敵意，並非總是仁慈親切。

有一個基本的信條認為：偉大的人物（無論男女）並不會影響歷史潮流。如今我已經忘記，這一錯誤在彼時被歸為了哪一類。它是對左翼的偏向，還是對資產階級的微小歪曲？為了不致弄錯，「彼時」指的是斯大林時期、希特勒時期以及墨索里尼時期。（這裏就不提丘吉爾了。）

這些姑娘包括多蘿西、伯莎·梅耶斯（一名教師）、菲利絲·洛夫里奇（一名教師），還有我和其他幾個人。除了我們之外，還有幾名羅得西亞工會的男會員。所有的皇家空軍成員都像燕子和鸛似的熱鬧而來，可很快又會離開。聽到哥特弗萊德說，「你得承認，當初我說得很對，這裏確實沒有什麼組織基礎，」弗蘭克冷笑著回應，「用不了多久，我們就會招募些非洲幹部。」

「知道我在戰爭結束後有什麼打算嗎？告訴你吧，我會馬上動身去一個別的什麼國家，就我一個人。我準備一直待在那兒，直到明白自己的感受是什麼、自己想的是什麼……當然，前提是我沒發生什麼飛機事故。」

在那個含糊且朦朧的區域里，我們「能看清事情發生的始末」。在這個國家——南羅得西亞，我們對新聞界全然蔑視，因為它在「黑人待遇」這一關鍵問題上的看法荒唐透頂。哪怕把《羅得西亞先驅報》只讀上五分鐘，我們都可以恢復對自己想法的信心。我們有充足的理由來使用「資本主義新聞謊言」這一詞彙。英國人所談及的「資本主義新聞」實際上指的是這樣一些報紙：它們支持了對西班牙合法政府的背叛，在希特勒上台時反應遲鈍，又在他對猶太人施加的暴行上含糊其詞或說謊欺瞞。

現在不得不提到一個謎一樣的事。我在大部分的童年時光里都對嬰兒和小孩非常喜愛，我也曾一直期待著可以同樣地疼愛約翰，可這個小傢伙總是想從包括我在內的所有人的懷抱中掙脫出來。簡應該可以很開心地在一個膝蓋上或愛的臂膀中度過每一刻，但我卻將她拒絕了。這並非說她沒有得到擁抱和疼愛，只不過從我這裏得到的不夠多。（「媽媽，抱抱我。」）我會在以後重拾起對嬰兒和小孩的喜愛之情。我在保護自己，因為我將要離開。但我並不知道，當然也不能說：「我要做出無可原諒的事情，我要離開兩個年幼的孩子。」

第二，通往天堂的路只能由革命來鋪就。我們鄙視所有不相信革命的人——更確切地說，總會有幾個例外。（帶著充滿誠意的道德批判的語氣，我們會安慰彼此說，某個頑固分子無論怎樣還算是個好人。）在道德上，對革命報以信任的人要更為優越，而其他的人無論怎樣都更為怯懦。因為擁有高出常人的品質，也因為都是革命者和好人，所以我們團結在了一起。我們的對手是壞人。「不相信社會主義的人是不安好心的人，」這樣的看法一直持續到了今天。人們滿意于相信，「對手在道德上劣於自己。」人們願意相信自己比別人更好，並且這種願望非常強烈。

也許，我們應該適時地提出這樣一個問題：倘若選擇了某種信仰（宗教或政治信仰）——使自己的個性讓步于對權威的順從，那麼，這個人需要多長時間才能重拾起自己在情感（此處沒有用「智力」一詞，是我刻意為之）方面的自主權？這無疑取決於某種心理規律，並且同當事人的理性層次並無多大關係。就我而言，我用了許多年時間才將自己完全置身於外，儘管我並未曾全身心地投入其中。不過，我當時所認識的人卻非常虔誠，並且在當今這個時代，類似的人依然存在。對於我來說，這的確是個問題，並且尚待解決。也許有人會這樣作答：「我之所以選擇離開是因為蘇聯入侵了芬蘭……因為希特勒和斯大林達成協議……柏林的起義遭到了鎮壓……匈牙利被入侵……因為我獲悉了『整肅運動』和『集體化』的真相。」儘管如此，這些人卻依然受制於這一心理規律，不管它是什麼。

令我們為之信仰的、推動我們思想的是什麼呢？其他所有的共產黨人或親近共產黨人的人都跟我們抱有同樣的思想，我們並不是因戰爭而湊在非洲的一群陷入狂熱幻想的年輕瘋子。

這是一個極為普通但卻很可愛的年輕人，他並沒什麼惹人注目的地方，可那對黑色的眸子卻透露出一股倔強，此時正凝視著我的臉龐。我告訴自己，還有他，我只能抽出一個鐘頭的時間，但我們卻在那兒待了三個鐘頭，直到他不得不返回軍營。

他還執拗地說：「你得明白，明白我的處境……這對我很重要。」「你哪裡有什麼自己的思想？你父母的思想就是你的。而我呢，有的不過是我兩個母親的思想。從來沒有哪一種感受可以讓我說，『啊，這是我自己的感受。』」

只有「無產階級」文學才是「正確的」文學。

《風暴的餘波》對那個年代進行了全方位、多層次的再現。如果你打算問：「為什麼你要描寫戰爭時期在南羅得西亞的一個共產團體呢？」我的回答是：「那時候共產主義小團體遍地開花，即便是曇花一現，它們也都有各自的影響。」從任何一個常識性的觀點來看，彼時出現的現象都是愚蠢而瘋狂的。對於這種瘋狂，我認為現在的人還無法理解。也許年輕人會用或譏諷或驚奇的眼神望向你，對你說：「可我不太理解……」他們當然無法理解，一個人是不可能從自身所處的時代洪流中跳脫出去的。有一天，他們的孩子和孫輩同樣也會望著他們，嚴肅地說：「我完全理解不了。」前不久我從電視上看到，一個年輕女人談及「性」這個話題，她的說話方式簡直跟我母親如出一轍。「濫交，」她說，「不見得是多好的事。」這位姑娘的母親出生於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將「享受性|愛自由」視為自己的一項權利，而且還聲明說，它是每個女人的權利，並且她願意相信，言明時代精神的是她，而非對艾滋病的恐懼。

我也會像往常一樣跟弗蘭克「相處融洽」，畢竟年輕女人擁有能夠調整自身以取悅他人的能力。儘管跟他的共同點與日俱減，我也應該理解自己的丈夫，並且做好孩子們的母親，讓孩子們的本性和能力得到充分發揮。的確，我和弗蘭克配錯了對，但並不比許多人的婚姻糟糕。他生來是個保守派，而我生來具有批判性，但這又如何？儘管不喜歡他對金錢的看法，可我在即便最為惱怒的時刻也會想到，對一個自從十五歲開始就在以微薄的薪水養活自己的人來說，擁有這樣的看法是很正常的。不過，生活中也確實有每天都在為金錢爭吵的夫妻。我厭惡這個「制度」，但會將它放在心裡。至於生活中那可怕的偏狹之氣呢？我也會在不得已的情況下甘願忍受。我會變成這個家裡明智且寬容的中心人物，我會……這一切的實現也許都需要有堅韌異常的自制力，數十年後，被環境徹底馴服的我也許會擁有這樣的能力。當然了，這隻是也許。

如今我非常驚訝地發現，那時的我們可以極盡能事地去認定那些作家，好讓自己找到緣由去鄙視他們（我們被指導這樣做）。戴維·赫伯特·勞倫斯？哦，他是一名礦工的兒子，難道不是嗎？至於喬治·艾略特，他描述了資產階級的墮落。詩人葉芝呢？他是愛爾蘭人，屬於被壓迫的人民。弗吉尼亞·伍爾夫？她是女人。至於喬治·奧威爾，那個時候他正受到黨的攻擊，因為他此前講了跟西班牙有關的實話。可對於這個作家，我們中有一些人倒很讚賞他，那麼，這種情況要怎麼解決呢？我現在記不住它的應對方法了。不過這倒不必費心，作為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產物，「政治正確性」會啟示思維的方法。

那個年代的我們都有這樣一個共同之處，即閑置的自我才能有了施展的機會。我敢說，在當今這個時代，十之八九的人都處於窒息和休眠的生存狀態中。在我看來，世間最悲哀之事莫過於英雄無用武之地。把二十幾歲的年輕人匯聚到一起，給他們足夠的發展空間，他們迸發的能力將會令你震驚。從一定程度上講，彼時的我們都是赤色分子，不過據我所知，許多人都只是跟政治沾邊而已。

英國共產黨人愛德華·阿普沃德曾寫過一部系列小說，這些作品就如同小時間囊一樣，其中所列舉的體驗並不僅限於他個人，也包括我們的組織，還有上千個其他的組織團體。這部系列小說的書名為《螺旋上升》（The Spiral Ascent）。那時候，我們每個人都仍然相信自己所處的時代只會變得更好。

我騎著自行車穿行在返程的林蔭道上。寶寶緊抓著小椅子的前扶手，兩條小腿伸在身前，太陽帽的帽檐下，她隱忍地皺著眉頭。

大概十五年之後，作為一位可敬的贊助人，我的名字也出現在了信頭。有一次，我在一間辦公室里偶然聽到了一個年輕女會計對男秘書（如今他已經是一位頗有社會地位的教授）說的話。這個男青年身著左翼制服、緊身牛仔褲、大碼的毛衣在手肘那裡有一個破洞，我聽見女會計對他說：「是時候從那些可敬的贊助人那兒掏些錢出來了。」她的語氣中是似曾相識的刻薄和輕蔑。

從1943年到1944年的兩年間，我們的小組織內部出現了「矛盾」（這個詞我們經常用到），由此，這個組織幾乎在剛剛成立之時就開始了分裂。弗蘭克·庫珀是引發這場破壞的因子。因為認定我們的政治覺悟不足，哥特弗萊德和肯兩個人說：「我們應該接受更多的政治教育。」對此，弗蘭克不以為然，甚至離開了我們，還帶走了皇家空軍的同志們，更確切地說，是那些最初就跟我們在一起的同志。令這個組織分裂的還有另一個慢性因素。我們中的大多數人都是通過文學接觸到的社會主義——包括對夜校課程的學習，還有自己在私下裡進行的讀書冒險——無論如何都是受到了「偉大傳統」的影響——這一傳統不僅具有英國風格，而且包含了整個歐洲。總之，我們發現我們的口號變得愈發幼稚。在成立后的兩年內，新成員佔到了絕大多數。沒過多久，我們的組織就開始漸漸瓦解，當然這並不意味著我們不再將自己視作共產黨人。弗蘭克·庫珀被宣布調回英格蘭，他說這是自己的政治活動使然。誰知道呢？也許是，也許不是。在一些飛行員完成訓練任務離開后，又有一批新成員來到了這裏。因為對索爾茲伯里的智力匱乏情況很有了解的興趣，許多難https://read.99csw.com民參加了「種族關係組織」以及「左翼俱樂部」召開的會議。總之，離開的只是少數幾個創始人以及會員。

「多蘿西，你來當一位秘書，負責……」假設是「民主同盟」這麼個組織吧——因為我已經記不得了。「伯莎，你來當『工會社交俱樂部』秘書。」（這個組織名稱是我編造的，我忘了它真正叫什麼。）「跳跳虎同志，你將接管『貝弗里奇報告』。」這是個大型且活躍的組織，它所研究的「貝弗里奇建議」後來成了福利國家的奠基石。我幾乎立刻就當選了委員會成員，被弗蘭克·庫珀不幸言中。大多數平民都擁有非常理智的頭腦和穩健的思想，並不願意每周花數個鐘頭去密謀或策劃要接管什麼組織。雖然輕易地都成了秘書、主席、委員會成員，可事實上我們卻因此受到了驚嚇。我們也許可以拿它來開玩笑，可我們並不喜歡這麼做。

「那沒什麼，」弗蘭克拉長了聲音說，「皇家空軍的同志們不能公開地參加政治活動，難民們也不行，南羅得西亞境內的好公民們拒絕接受這種事，所以說，這隻能由姑娘們來做。」

這時候，一個「共產黨」成立了，正如在《風暴的餘波》所描述的那樣。在寫作那本書後，我目睹過兩次這樣的過程。

人人都以為我跟弗蘭克的性生活是失敗的，儘管我並沒有這麼說過。所有上了年紀的女人——我如今仍會想起這些人——都會把我叫到一旁，悄聲地向我保證說，性生活不是什麼要緊的事情。多麼虛偽！多麼令我震驚！最重要的是我覺得自己愈發沉浸在了虛幻之中。似乎在某一時刻，我從一個理智的疆域踏入了一個滿是虛偽、無人敢說實話的領地。

支撐這諸多思想的是一個被視為理所當然的、甚至未曾被討論過的最有力的想法，即資本主義註定走向滅亡，並且已經被歷史本身投了反對票。我們眼前這場戰爭就是資本主義的產物——資本主義招致戰爭，社會主義天賦和平。資本主義製造了上一場戰爭，並且在英國、歐洲和美國引起了經濟大蕭條。左翼俱樂部的大多數成員正是在經濟蕭條的影響下加入了進來。當我們在做「大蕭條」主題演講時，演講者和大多數觀眾都根據自己在失業和艱難時期的經驗進行了發言，熱切的討論一直持續到半夜，秉承的精神就是我們如今所說的「做證」：「我做證，這就是當時的真相。」每個人都讀過《憤怒的葡萄》（The Grapes of Wrath）、《患難相愛》（Love on the Dole）、《青山翠谷》（How Green was my Valley）,劇作《等待老左》（Waiting for Lefty）以及劇作家莉莉安·海爾曼（Lillian Hellman）的作品。我們還唱著歌……

回首往昔，我要說的是也許從那個時候開始，我生命的四分之一，也就是我最優秀的一面，已經埋進了墳墓里。至少，我是這麼認為的。不過，「回首往昔」的背後可能是複雜的謊言。「哦，我當時的看法就是那樣。」一個年長的女人可能會對另一個女人這樣說。「我那時候並不成熟，就像生菜……未成形的凝膠……稚嫩……我的一生並不都是這樣。」這麼一說，她立刻就獲得了理解。倘若真是這樣的話，那麼我也要承認，當時的自己並不成熟。

數十年後，我做了一場演講，主題是關於知覺障礙，也就是阻礙我們認清問題的因素。演講中我提及了十種態度因素，其中包括了愧疚感。進入提問時間后，現場的幾百人中許多都在踴躍地提問關於愧疚感的問題，一個、兩個、三個……都只在問及愧疚感，除此之外再沒有其他。我暗示說我也談到了別的因素，可是沒用，他們只關心愧疚感。見到我的人也在說：「您關於愧疚感的演講……」

我在吟誦荷爾德林的詩歌時，兩個小傢伙在感興趣地看著我。

「吉米從軍營給我打來電話，他讓我告訴你，別浪費你的時間，他對政治沒什麼興趣。」「這對他是好事。」我差點脫口而出。跟他——管他叫什麼名字——相處時，我在索爾茲伯里的喧鬧生活和政治活動似乎都變得傲慢、幼稚，而且瘋狂（儘管事實的確如此）。而今將這一場景如實回放后，那三個小時的誠摯交談似乎都變成了感情用事的、甚至歇斯底里和荒謬可笑的行為。

我不止一次經歷過這樣的事——有人說，他們在還是赤色分子或近乎赤色分子的時候讀到了《風暴的餘波》，並且憤怒地發現我是一個頑固派、一個叛徒，說我在說自家人的壞話，等等。後來重讀時，他們又覺得：「對，沒錯，正是這樣！」再讀到書中的文字時，他們又會哈哈大笑。在我看來，它的確是一本很有趣的書。我認為在《暴力的孩子們》系列中，前三本的大部分內容都很有趣。

一個被我們稱作「種族關係」的組織——我們覺得該組織名稱平淡無奇——自成立開始就在吸引著奔放的、憤怒的、激|情盲目的觀眾，每次召開的會議都有英國刑事調查局的人出席。出於自己的利益考慮，白人工會會員們表態說，不應該讓卡菲爾人成長得太快。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白人工會會員向來最反對黑人進步。我們打算從這個組織里吸入一些幹部，可我們最後只有一人，他是刑事調查局的一名密探。對非洲居民來說，「共產主義」思想太過抽象，這讓他們無法信服——事實上，後來也出現過一些共產黨和馬克思主義政權，不過它們的存在時間都不長。

順便說一句，愛倫堡令我們這些「進步分子」非常失望。如同信仰一個更為美好的世界一樣，我們一直堅信德國人里有壞人也有好人，愛倫堡過去也堅定地支持這個觀點，後來卻因為斯大林的施壓而改變，轉而支持英國勛爵羅伯特·范西塔特的觀點，這位勛爵認為，德國人都是壞人。因此，我們對蘇聯共產主義的看法遭遇了打擊。不過，我們一如既往地為它辯解：「你還要指望什麼呢？他們在為了生存而掙扎。」

有那麼一段時間，「性」是我最不關心的問題——我的軍士被調回了英格蘭。在我的一生中，我確實有過為性著迷的時刻，可我認為，至少對女人來說它是一個關乎期望的問題。似乎一個男人和一場令人滿意的性生活「已被埋葬」，可我向來都支持婚姻道德和一夫一妻制，當然也有偶爾的慾望紓解。許久之後，因為全部的精力正在進入一個病體之內，我因此無法再考慮性，也就由此將它關停了，更確切地說，是「被迫」關停了。在我的夢境中，性|事繁茂如花。可如果當初我也能像別人那樣說「我從不做夢，」那麼我可能會誠實地說，我那時已經進入了無性婚姻。

在一群米諾魚中，出現了一條梭子魚，這就是慣常的政治狂形象。在那個時候，這條「魚」的名字叫弗蘭克·庫珀，他是倫敦人，來自倫敦北部，我見過他許多次，每次他的稱號都不一樣。此類人物的主要特徵包括：擁有領袖氣質，這是一種神秘的特質；因擁有支配人們的能力而暗享著強大的愉悅，這一能力也許尚未被他人察覺；鄙視那些自己可以輕易進行操控的人們。這個人物曾一度出現在倫敦：他有些瘋狂，實際上是癲狂，舉足輕重的人物也牽涉在內，其中一些人還有豐富的政治經驗。但令我感到吃驚的是，似乎沒有一個人注意到這是個瘋子。在政治而非其他領域，一個人更容易「瘋而不為人知」。在我的小說《好恐怖分子》（The Good Terrorist）中，愛麗絲這一核心人物就是一個癲狂的人，只不過許多人都沒有注意到她已經瘋狂。「多好的姑娘啊。」他們這樣說道。之所以會出現這種情況是因為愛麗絲身處的是政治環境，要是被放到一個平凡生活中，她的瘋狂即刻就會顯現。政治（以及宗教）運動和鼓舞人心的革命團體都為瘋子們保留了不少位置。弗蘭克·庫珀並沒有瘋，他是英國三十年代飢餓現象的產物，在共產主義中，他對中高層階級的厭惡都得到了精準的表達。

如果一個人可以憑藉「記憶內容的多少及其程度」來檢驗自己「往昔時光的真正興趣所在」，那麼我要說，過去的我也對政治沒什麼興趣。至於那些即便不足數百但也有數十次的演講，如今我還記得哪怕一個詞彙嗎？「第二戰場，干吧」、「斯大林格勒戰役」、「大城市污水處理系統」、「南非鄉村現狀」、「為了印度獨立，干吧」、「墨西哥革命」、「法西斯主義和墨索里尼」、「巴勒斯坦問題」、「自由法國人」、「畢加索」、「肖斯塔科維奇」……

我在一家律師事務所里當了一名打字員，工資是每月十二英鎊。儘管這些錢只夠維持生活，我卻並沒往心裏去，就像我並未察覺到自己生活在怎樣的地方。我們都租住在房間或旅館里，都一樣身無分文，難民們在做著隨便一個肯接受自己的工作。我們都是高尚的人，用厭惡的眼光看待著食物、衣服和金錢，起碼，我們決心要對美食、暖衣進行鄙視。我時常會跟多拉約在茶室里見面，聽她說一說家裡發生的事情。這很痛苦，讓我厭惡，可我一定得去，我一定要知道。弗蘭克正在準備跟我離婚，同時也在說服多莉·范德比爾嫁給他。對離婚這件事，我並沒有去爭論，也沒有動過這種念頭，儘管我本可以這樣做，畢竟是他負我在先。「利用離婚協議，從男人那兒能索取多少是多少。」 在我們那一代的激進女性看來，這是一件可鄙的事情。

我之前說了什麼話呢？首先語氣自然是輕快的，因為這是我一貫的風格。至於內容呢？我當時說的是，「加入『一戰』的戰鬥是沒有必要的，因為這是自討苦吃。」

有一位在報業工作的年輕人講授著新聞雜誌系列相關課程，並且要求參加這些課程的二十幾個人帶來《先驅報》上的任意一則新聞，將它以其他報紙的風格和偏好進行改寫，這些報紙包括《觀察家》、《衛報》（位於開普敦的一家共產黨黨報）、《曼徹斯特衛報》、《新政治家》、《每日先驅報》（如今已經停刊的英國工黨報）。有時，他會隨意拿出一篇新聞報道，讓大家了解事實和數字每天都在如何變化，或者講講不同的報刊側重點有何不同，又或者跟大家說說某個新聞如何在連續數星期佔據頭條位置后，一夜之間銷聲匿跡。顯然，這種指導不大可能會受到任何一個專制政府的認可，當然也必定不會受到共產黨政府的認可。

現在我多麼希望自己能有照片留念啊！可我們那時候太忙了，而且無論如何，高尚的我們都並不屑於進行這些小資活動。我能夠想象，「不介意我給大家拍張照吧」這樣的問題會引來多少嘲弄和奚落。再者說，即便真的有照片，那也會落入「英國刑事調查局」的手裡。我們都是妄想偏執的人——總體來說，心情還算愉快，可我們需要考慮到自己的舉動正在情報部門的關注之下，這一點很重要。

還有一件事——我被要求將一位工黨政治家的演講用速記的方法記錄下來，這位以雄辯言辭著稱的人物把現場觀眾都迷住了。不過，我在回顧速記時卻發現，他什麼也沒說，幾乎什麼都沒說——沒有一句完整的話，沒有一個得出結論的想法。總之，他的演講簡直就是一堆廢話。

這些看法要麼輪廓分明、存在爭議，要麼就內隱含蓄，它們因之團結起來的是一種從長遠看來更具影響力的情緒氛圍，即蘇聯是一個理想，是一個偉大榜樣——該氛圍營造於1917年俄國革命，並且一直持續至今。在西方，一代、兩代甚至三代人都吸收了對蘇聯的同一種看法，並且這一看法似乎要比許多「啟示」都更為強大。戈爾巴喬夫通過話語向全世界傳達著蘇聯解體的事實，就在同一時間里，一群年輕人正在英國倫敦的一座劇院外抗議劇院的「反蘇」演出。不過，在劇本來源的那片土地上，事實真相正九九藏書從辯論中浮現出來，比較之下，劇本的表現方式要溫和許多。蘇聯入侵阿富汗時，許多報紙都未對其置以評論，為數不少的報紙也對蘇聯在該國的暴行隻字未提，一直到蘇聯開始對自身進行評判。蘇聯作為全人類燈塔的神話長盛不衰並且無處不在——從蘇聯入侵阿富汗以及媒體對該事件的態度中，該現象可以得到很好地研究。

我們的胸口一直在鼓脹著悲天憫人的情懷。在兩次會議之間、兜售報紙的間隙，或者「搞接觸聯繫」的空閑時間里，我們會坐在便宜的咖啡館內，暢談美好的未來。我們認為這場可怕的戰爭本來是可以避免的，我們因目前的狀況而惱怒，也由此更加堅定了自己的夢想。不管怎樣，我們都在「阻止事情變得更糟」。用不了多久，戰爭將從世界上徹底消失——就像我們的父母，像我的父親一樣，我們相信這場戰爭只能是最後「一戰」，因為戰爭終將被視為毀滅性的存在。看到某個衣著破爛的黑人小孩在外面的人行道上徘徊，向里張望這個餐店內的驚人奢華，我們會安慰彼此說，「要不了多久，再不會有如此可憐的孩子。」這一消息直到最近才浮出水面——當年巴士底獄在被攻陷的時候，只有七個人被關在裏面，並且都享有非常不錯的待遇：人們還想象著自己爬上銅牆鐵壁，要釋放的是忍飢挨餓的囚犯。至於「攻佔冬宮」事件，我們與之產生共鳴的是英勇的革命分子，並非是在酒窖里喝得爛醉如泥的暴徒。從納粹佔領的歐洲流傳出了許多故事，既有人們的英勇抵抗，還有在絞刑架前的豪言壯語，逃亡瑞士去尋求自由，以及法國抵抗運動的壯舉。南斯拉夫是一種強有力的象徵：該國領導鐵托（ Josip Broz Tito）遭遇了英國政府的冷落，卻得到了丘吉爾的支持。我們知道，鐵托正在打一場純凈且高尚的英勇戰爭，就像「不列顛之戰」一樣。在培育我們的眾多「神話」中，唯有「長征」的影響力未減當年。

第三，我們屬於一個大家庭，並且這個家庭覆蓋著全世界。「共產黨人可以去往世界上的任何一個國家，在到達后立刻就會產生如家般舒適自在的感覺，那裡的人們擁有相同的想法和理想。」這樣的觀念很能吸引那些遠離了家庭的人以及無家可歸的人——現今，大多數人都是如此。

我清楚記得的是這樣一幅場景：日落茶飲時的邁克勒斯酒吧里，我身邊環繞著一群吸煙和喝酒的人，他們來自我所經歷的三個不同階層——來鎮子上競賣煙草和購物的農場主和妻子們、公務員和妻子們，還有環堵著桌子的皇家空軍成員們。在生長著棕櫚樹的一方不大的平台上，管弦樂隊正在演奏——什麼？同樣的曲調似乎在旅館、俱樂部和無線電里一遍又一遍地播放著。

這種恭維話確實讓人難以抵擋。

作為一個主題並且也許是一個重要的主題，這種厄運和宿命之感出現在了《瑪莎·奎斯特》中，正是它迫使我從幼兒期就開始不斷重複，「我不要，我就是不要。」儘管表面上一直風平浪靜，自從我離開農場（還有我的打字機）以後，命運的波浪還是讓我也成為了一名適婚女孩、一個妻子以及一個母親。

我們告訴開普敦的「南非共產黨」，說我們打算成立一個「南羅得西亞共產黨」。他們表示了反對，稱這裏並沒有「客觀」基礎。弗蘭克說：「哦，管他呢，就跟他們說，我們已經建起來一個了！」我後來發現，在他們所構想的共產主義組織地圖中，開普敦的同志們幾乎沒想過要把我們包括進去，可我們應該被載入文件中。

有這樣一幕場景——我們六個人圍坐在一張桌子旁，謹代表我們所運營的各種組織在寫信尋求資助。我們個個都興高采烈地說笑著。我們正在從「可敬的贊助人」那兒乞討，可卻對他們充滿了鄙夷。因為這鎮子不大，慈善家的數量從來也沒那麼多，因此我們就像在玩牌似的交換著贊助人。「你可以求助史密斯議員為醫療援助組織捐錢，我可以讓國會議員瓊斯先生贊助蘇聯友伴。」「那麼我就選擇內閣大臣甲。」「好吧，那我的就是律師乙。」在所有組織信的信頭上，他們中大多數人的名字都出現了。「我們上次已經讓他捐了五英鎊紙幣。」「那麼他就能再掏出個五英鎊。無論如何，他們只要讓自己的名字出現在信頭。」究竟是做過了什麼，我們那些「可敬的贊助人」才會招致這般蔑視？ 顯然，他們是成功人士，年紀不小，而且還不是革命分子——這一點尤其要不得。「利用和平手段可以實現社會主義甚至打造一個公平社會。」抱有如此想法的人至少也是統治階級的怯懦走狗。

在殖民地，別妄想能有秘密。

還有一件事情幾乎從一開始就已經發生，不過它顯得太不起眼，我們幾乎很難注意到它。每周一次，我會在有色人種區沿街兜售《衛報》。在這樣的午後時光，我浸入在赤貧之中，街道和短巷裡擠滿了無精打采、萎靡不振的人，還有酒鬼和醉漢。他們會緊抓過報紙，就好像它是一張門票，有了它就可以去「應允之地」——美國。陽光下坐著一個眼睛還在流著膿水的病懨懨的男人，他一下子抓住了我的裙子。「太太，太太，坐下來跟我一起祈禱吧，來，坐下來，祈禱吧。」可我並不相信禱告。「我不認為這會對您有太大幫助，」我親切隨和地說道，「我要把這事告訴給教會委員會的朋友瑪麗亞，她會過來瞧瞧你是個什麼樣的人。」「她什麼時候來？」「一會兒。」「你可以叫她快一點，我等不及要被修理了。」

我創作的短篇《我所知道的間諜》（Spies I have known）就取材自這一時期。

此時，弗蘭克的舉動也很瘋狂：他派了個偵探監視我的一舉一動，儘管我把自己的日常完完整整地在講給他聽。他知道那名軍士，也知道我見了什麼人、去了什麼地方。我嘲笑他說：「我沒向你隱瞞任何事，你幹嗎還要做這種勞民傷財的事情？」

我不再爭辯，沒再說一句話。整個晚上，我都是一個很好的傾聽者。周圍的環境太過嘈雜，我只能繃緊了耳朵聽他說話，還有傳來的音樂……

「可是，」多蘿西·施瓦茨提醒道，「所有女同志都已經成了秘書或圖書館員。」

「哦，看在上帝的分兒上，行行好吧，同志，你有時候可真讓我受不了。」

至此，《良緣》一書的內容已經講得差不多了。接下來我要說的是《風暴的餘波》（A Ripple from the Storm），它是《暴力的孩子們》（Children of Violence）系列中的第三本，也是我所有作品中最具有自傳性質的一本。如果你對共產黨人或左翼群體的心理機制感興趣，那麼它可以滿足你的閱讀需求。

屠格涅夫的小說《父與子》中有這樣一幕場景：主人公巴扎羅夫（依據人物的心理類型判斷，他也許會在後來成為共產黨人甚至恐怖分子）帶著他的學生朋友去拜訪兩個老人，這兩位老人象徵著過去——他們曾經歷了那場巨大的社會變革，即法國大革命及其啟蒙思想。見面的時候，老人們就像小鳥一樣嘁嘁喳喳講個不停，兩個小青年因此驚詫不已。我可以肯定，不久后，孫輩和重孫輩的年輕人將拜訪我和共產主義的其他殘存成員，我也將看到他們起身離開時心照不宣地跟彼此交換微笑，且都帶著難以置信的表情：「太驚人了！他們曾經有過那麼荒唐的念頭……」

我在街上遇見了多蘿西·施瓦茨，作為「進步分子」中的一個持異議者，她在很久以前（只不過是四年前）認為我很適合加入其中。此刻，她正站在藍花楹樹下，臂下夾著書，仍是那個身材嬌小、深色皮膚的聰明姑娘，並未發生任何變化。她冷靜地聽著我用跳跳虎的「幽默」風格向她傾吐心事——我如何討厭自己的生活，「白人文明」如何，女人們的茶會是怎樣的。在她面前，我並沒有說討厭自己的丈夫，只是提到他是個保守派。一個女人也許會坦蕩地說自己的丈夫是可怕的守舊分子，但絕不會說他是個討厭鬼。多蘿西表示，她覺得我應該去參加一次會議。在我可能會說出對她朋友們的厭惡之前，她說她指的並不是那些愚蠢的社會民主主義者，而是另一群真正的革命分子，並且他們認為是時候見見我了。

每當被問及在共產黨組織度過的時光，我總會感受到困擾。從感情上說，正確的答覆是——從1942年到1944年，我在南羅得西亞當了兩年共產黨人。但從組織上說，這一答覆是否正確還存在爭論。到了倫敦后，我加入了共產黨，時間應該是1951年，不過，我並沒有參加黨組織的會議。

在這樣一個充滿愧疚感的文化中，要從眾人似乎都在肩負的責任中將自己的區別開來，這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數十年後，我遇到了一位老婦，她和我是在相同的時間生育的第一個孩子。有時候，我們會在一起度過上午時光。「你不是一個慈母。」她這樣對我說，時間是1982年。回顧那段應對自如的日子，我只能對她的話表示同意。不過在1942到1946年之間擁有了第三個孩子后，我那被埋葬了的，或者說已經停止使用的母愛又是被什麼再度喚醒的呢？對此，我沒有頭緒。

事實上，我跟弗蘭克之間的性生活是「令人滿意的」。這是一個關乎期望的問題，本質上是一個信息問題。我相信，世界上99%的人們的性生活表現為粗魯的往返運動（英語詞彙「撞擊式性|愛」對此描述恰當），並且大多數人都樂在其中。首先，複雜的性|事需要隱私，而這並不是每個人都有。其次，你如果不知道自己正在錯過什麼，也就不會因為沒有得到它而覺得遺憾。我們的婚姻指南充滿感情|色彩，但說不上比瑪麗亞·斯托普斯所著的《婚姻之愛》（Married Love）更好。比如說，婚姻中的一方可以親吻另一方的身體，條件是在此過程中必須示以尊重之情。如若暗示說一切用愛而做的行動都是被允許的，可能就會有人推測「一切」都包括什麼，可哪怕最為生動的性幻想卻仍需要從信息中獲取。口|交是什麼？施虐受虐癖好說的又是什麼？為那些社會歷史學家們考慮，我應該在這裏說明，與我撰寫本書時候的情形相比，女性的陰|蒂在那個年代遠非什麼大事。（不過一切必然會再度發生變化。）當然，這並非是說婚姻指南沒有引起人們對它的注意。巴爾扎克曾說：「男人若是無法在每個夜裡為妻子提供不同的滿足感，那麼他這婚就結得太早了。」我在最初讀到這句話的時候還會想一想，在青春期有過手|淫之後，我了解了陰|道和它驚人的潛在性。女性陰|蒂只是整體的一部分，陰|蒂高潮只是次等的性快|感。如果那時有人對我說，「陰|蒂和陰|道高潮在幾十年內會變成意識形態的敵人」，或者「人們將認為陰|道高潮並不存在」，我絕對會以為這是在說笑。

我開始跟多蘿西會面，常常也包括別的一些人（如今他們於我都是一片模糊的形象），大多數是空軍成員，還有歐洲來的難民。我們的會面地點包括邁克勒斯酒吧、戈蘭大飯店，以及小鎮上破落地區的便宜茶室。對於我置身的這個時代，現在有必要做個說明。過去的左翼書籍俱樂部成員已經「被歷史所拋棄」，現在被揭露為保守分子。政府和報紙所說的那些跟蘇聯有關的謊言也已經被揭穿，因為蘇聯人在斯大林格勒防線上幹得不錯。當下的新局面需要對我們的資源，尤其是潛在的幹部進行一次客觀的評估。我沉醉其中。他們讓我當了一個什麼組織的秘書（名字我已經忘記了），這讓弗蘭克感到不安，一方面是因為他作為公務員不應該跟暴亂分子接觸，另一方面是因為他並沒有被我的新生活囊括其中。

在《良緣》中有這樣一段描述：「簡單說，她想要的無異於報復：對於像瑪莎這樣的人來說，如果第一種萌發出來的政治情感是憤怒，那麼第二種就是對無政府主義的盲目信任：在那一刻，哪怕隨便什麼人讓她拿起槍，讓她去把那些愚弄過她的人消滅掉，她也許就會毫不猶豫地行動了。不九_九_藏_書過幸好，沒有誰提出這樣的要求。」我有意將這段文字輕輕帶過，只是拿來做了一個小小的虛飾。如今再讀到它時，我會感到恐懼，同時也有感激，「感謝上帝眷顧，我沒把它寫下去。」

我不知道，當時我們講妥了什麼。

「你不明白嗎？」他固執地說，「我從來沒有過自己的思想，從頭到尾都只是被她們的思想所牽引，我的思想就是兩個戴孝女人的思想。而你呢，跟我一樣罷了。」

不過掌聲已經遠非從前那麼多，原因在於這位青年英雄的出現恰逢形勢崩潰，或至少是變化多端的時候。如今我明白了，如果彼時的我們真是一個共產黨組織並且置身於一個共產主義國家（可能的話），那麼這個男人很可能會對哥特弗萊德發起嚴峻的挑戰，他會成為一個無時不在的人物、一個副指揮（無論是在組織上還是在個性上），並且會導致整個組織的分裂。如同弗蘭克一樣，他也會把半數的「幹部」帶走並另建一個反對派組織，會對那些沒有跟從他們的人加以誹謗。對於這樣的權力鬥爭，肯·格拉曼並不會參与其中，他是一個溫和派，既能忍受仇恨，也可以挨過衝突，常常會通過幽默感來穩固整個組織。他在本質上擁有英國工黨黨員的品格，返回英格蘭之後，他就順勢加入了該組織。

1956年，我在離開七年後又回到了南羅得西亞——這七年時光又可以被視為一個微小的「永恆」，因為我在這段時間紮根在了倫敦，而這並非容易的事——我發現所有的人仍在抵觸老派的共產黨人，或者說社會主義者，或「進步分子」，社會群體已經發生改變，有時甚至會向對立面轉化。來自同輩的壓力改變了他們。生活在看法不同的人群中，想要維持平凡和理智的狀態並不容易，甚至幾乎沒有可能。南羅得西亞的土地上分散著這樣一群人——他們對種族的看法也許會在幾年內得以普及，然而他們現在卻是一群不適應環境的人，古怪的人，被視為叛徒的人，親近卡菲爾人的人。在太過長久地持有不得人心的觀點后，人們會變得極端、狂熱，陷入偏執之中。如果這樣的人多到可以組成一個團體，那麼以上這些特點就會在該團體中顯露。我在1956年遇到的那些老朋友都染上了酒癮，內心一片凄寒。他們相信自己的一舉一動都在秘密警察的監視下，他們甚至比一般的白人都要反對改革、更懷有人種偏見。我心裏清楚，如果當初留在那場婚姻里，我也會變成他們這副樣子。我不可能成為智慧無邊愛心無限的家庭支柱、孩子們的榜樣、丈夫的好朋友，反而可能會成為一個礙事的人。

「同志們，首先我們必須接管鎮子上所有的進步組織，所謂的『進步』組織，」他無聲地輕蔑一笑，「這事兒不難，共產黨人向來是最合適的人選。」說到這兒，他也許會挨個看過去，凝視著一雙雙眼睛，他的目光中同時透露出專註、親密和放肆的神情。在女同志們看來，這其中也有充足的性暗示意味。「別忘了，那些笨蛋們都不屑於參加會議，他們不在乎，可我們很介意。每一位有價值的共產黨人都可以接管一個組織……整個的……一個……月！」

對於這個想法，我絕對是真心實意的，真摯的情感本身是沒什麼可多言的。

「你跟我一樣，」他不依不饒，「我們都一樣。哦，我想，要是哪天你明白了某個感受就只屬於你自己，一定要記得告訴我！」

如今在想象中回望那張面孔時，我看到了一個大概九歲或十歲的小男孩——當時的他有著小狗般倔強的眸子，因為他試圖抵抗外界施加的壓力，以保護自己的心靈和理智。而在邁克勒斯酒吧里，我看到的是一個男人，而非這個男孩，他透露出的決意令我不安。他的父親死於塹壕戰，姨母的愛人也死於戰爭。他的母親和姨母住在一個鄉村小鎮上，家裡會給她們補貼一些錢，條件允許時，她們也會做些細碎的活計。這兩個女人的全部心神都用來撫養他，整間房子里都是兩個死去青年的相片。應募飛行員后，他認為在逃離令他窒息的戰爭氛圍。

「在殖民地，一個年輕女人之所以會離開丈夫，只可能是因為她有了另一個男人。」

此外還有些其他活動，其中一項是兜售開普敦的共產黨報紙《衛報》，這部分內容由我來負責。我曾一度每周售出112份報紙，不過這一成功並沒有令我得意忘形，因為沒過多久我就發現這成績顯著的銷售量有一些不相配的理由：我把其中的數十份都交給了皇家空軍軍營。大多數報紙都沒有賣出去，只是散落在各處，這對官僚主義者們造成了刺|激。即便不想承認這可能是報紙售出的一個因素。不過「跳跳虎同志」確實是一個很有魅力的年輕女人，她總是充滿熱誠，也由此常常會讓人覺得她也能獻身於其他愉悅。一開始，我那近乎荒唐的高尚情操讓我沒有輕易承認，對鎮子里那些性|飢|渴的、缺乏愛情的、思鄉心切的年輕男人來說，這個漂亮的共產黨姑娘賣的《衛報》能讓他們愉快接受。每個星期，我會把成堆的報紙賣給便宜的咖啡館和餐館，這些地方也很樂於把它們放在櫃檯上以吸引顧客——我們這樣的顧客，因為我們常會成群結隊地走動，有時可能達到二十人之多，看上去就像一顆顆拖尾的衛星。這些報紙在有色人種區也有銷量，那兒的人會真正地讀上一讀。此外，我們還有一些個人訂閱者。

那麼，我們銷售的內容是什麼呢？《衛報》、共產黨報紙以及其他「親近左翼」的報紙對蘇聯的報道並不符實，可有些人的購買恰恰是為了其中的「政治分析」。不過，其中有關非洲人、有色人種以及印度人處境的文章和信息全都屬實。這樣的報紙在南非絕無僅有，因為其他報紙的內容充其量就是「出於對自身利益的考慮，我們必須改善他們的境遇」、「他們並不感激我們為他們所做的事情」，或者「他們只知道皮鞭的滋味」。《衛報》令大多數人感到苦惱的並不是蘇聯的消息（畢竟我們的英勇盟友還在年老善良的「喬叔叔」領導下），而是對非洲人的看法。此時非洲人還被稱為「卡菲爾人」和「非洲黑人」——有人想要示以禮貌的話，也會將他們稱為「土著人」。

我因為某個事情，也許是為了取一本書或者宣傳冊，前往內森·策爾特的家。到了那裡后，我坐在自行車座上，一隻腳踏在游廊的邊沿朝他微笑。他審視著我，眼神中既流露出欣賞，也帶有一絲嘲諷，前者是因為他被我所吸引，後者則是因為他無法染指我。他本想做些冷靜的評論，可說出來的卻是尖刻的話。我怒不可遏，心想：「他怎麼敢如此無禮！」

哥特弗萊德不大可能是這位「同志」，因為他本人向來都冰冷銳利、話語尖刻，是馬克思主義邏輯的化身，他的口頭禪是：「現在，讓我們來分析一下這個形勢吧。」無論如何，他至少可以通過分析把核心問題揭露出來。即便如今置身於信息和言論爆炸的時代，我也會懷念那鬼魅般的聲音，我心想：好啊，來吧，就讓我們來真正地分析一下這個形勢吧。

有一個並非我們創始人之一的男人，他愈來愈多地招致了他人的憤怒和厭惡。他最近才從英格蘭來到這裏，來自掌管一個皇家空軍軍營的官僚機構。他是位身材修長、相貌英俊的年輕人，曾得到過所有女人的短暫迷戀。工人階級的青年英雄是什麼樣，他就是什麼樣。事實上，他不過是在裝腔作勢（這在當時是個常態）。他就像哥特弗萊德一樣常常對形勢進行分析，事實上還曾一度擔任思想政治教員。他將自己呈現出一副狂熱的列寧門徒的樣子，嚴肅認真、不苟言笑。他跟眾人分開而坐，做著整齊的筆記，列寧和斯大林等權威人士是他的導師。哥特弗萊德分析問題的時候，他先是在一旁審辨地傾聽，接著會提出自己的意見，而這一點未必對他本人有利。我們召開了一次關於南非形勢的會議——確切地說，它是一個內部（秘密）會議。在我看來，這一點很值得記錄：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初，我們評價說，南非的政治形勢以及非洲人、有色人種和印度人所遭受的對待都是非常殘酷的，並且革命將很快在一片血雨腥風中爆發。我們可能會整夜地討論，「『當時機成熟』，我們要如何推動這一進程。」礦業協會已經為勞工們提出了一些建議。這位同志——約翰·彌勒一言不發地坐在那裡，等到終於引起我們的注意后，他說道：「面對這樣的形勢，同志們，我們有足夠的理由問一問自己，礦業協會究竟要幹什麼？他們優先考慮的又是什麼？我們要確定實情，接下來……」話音戛然而止，周圍的氣氛緊張了起來。他又冷靜地說：「接下來的事情不消說，那就是我們必須要反其道而行之」。掌聲響起了一片。沒錯，這就是我們政治思想的真實高度。

或者：

有這樣一幕場景——在長久地討論了無產階級文學后，我們從椅子上站了起來，腦中迴響著豪言壯語，鼻尖盈滿了香煙霧氣。可以看出，多蘿西面露著微笑，她正打算以我們所期待的方式向哥特弗萊德打招呼：「至於我呢，我要準備早點休息，也許呀，我只會帶本《戰爭與和平》上床去。」只見她的眼珠優雅而沾沾自得地一轉，她抬腳離開了。

緊張和熱誠的氣氛中，我們都在透著煙霧交流著眼神——這裏坐著十個人，有時也會達到十五、二十人，具體人數取決於皇家空軍的成員是否從軍營被放了出來。從辦公室、空軍軍營以及各個住處離開后，我們徑直來到了這個位於咖啡館上方的蕭索和塵土飛揚的辦公室。弗蘭克·庫珀已經坐在了那兒，他這個人似乎可以隨心所欲地出入軍營。

最有力的想法就是那些被視為理所當然的想法。人們如今會問起：「既然對當時的情形心知肚明，你們為什麼還要跟隨共產主義、跟隨蘇聯呢？」提問者顯然忘記了這一點，即我們的心中只有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資本主義的消亡只是時間問題，未來將屬於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作為一個偉大的榜樣，蘇聯所犯下的任何「錯誤」都會得以糾正，這些只是社會主義道路上的一些波折而已。

人類會走向普遍繁榮和進步，如果你是赤色分子的話，那麼這一使命當然只能由共產黨人來實現。其系列作品的第一卷叫作《三十年代》（In the Thirties），描述的是在那個年代，「所有人」要麼是共產黨人或「親近共產黨人」的人，要麼就是對共產主義反應激烈的人。該系列中的第二卷叫《腐爛分子》（The Rotten Elements），在自注中作者寫道，本書旨在「對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時期英國共產黨的政策和態度進行精確的歷史描述」。把這本書合上之後，你也許在想自己剛剛所閱讀的是一本關於國家命運的書籍。事實上，它描繪的是一座殖民地小鎮里一小群被孤立的人們，他們的一言一行、每個決定都得到了像在莫斯科一樣的重視。在閱讀該書的過程中，我們也是在閱讀導致蘇聯共產黨產生和解體的同種心理過程、團體動力：英雄和叛徒，分裂行為和異端邪說，殉道、策反和陰謀，這些全部都一樣。該系列的第三卷直到1977年才出版，其名為《沒有家園，只有鬥爭》（No Home But the Struggle）。該系列的書名單看上去就像是一份濃縮的報告，記錄著那個年代的社會主義思想。

我說自己要離開弗蘭克是因為想要擁有不同的生活，可沒有人相信我。

「在殖民地，一個女人要是加入了某個組織，那麼她其實是在尋找男人。」

我們相信，民族主義戰爭和宗教戰爭再不會爆發。民族主義顯然已經成為過去，宗教亦然。我們常常會祝賀彼此，至少，我們永遠都不再會有宗教戰爭或者民族主義戰爭。我們應該相信——這是「路線問題」——對群眾的情緒和動機產生興趣是「弗洛伊德」式的、反動的行為。

那個時候，我忙碌無比。我的新朋友中有來自歐洲的難民（按照定義說，也就是政治難民），還有一些來自英國皇家空軍（如今似乎已經從英國生活中消失了）——他們是夜校、工人學院、教區藝術群體的產物。這些人當然是少數派，可在戰爭期間，南羅得西亞湧進來的卻是成千，甚至上萬個男人。來參加演講和會議場合的人不多，但我想其中大部分都是社會主義者，或者他們至少會傷感地談論「喬叔叔」（指斯大林），那些政府官員們大多會被激怒。會場上出現這些人的身影時，人們就會放低說話的聲音。在整個國家包括布拉瓦約和烏姆塔利在內，認為這個國家死氣沉沉的可能會有那麼三十幾個土著，羅得西亞人，還有一些在戰爭爆發之前剛剛移民過來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