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在事務所工作的時候，哥特弗萊德就在給他的維也納女人幫忙，把臟衣服放入機器前加以「擦拭」——這種做法肯定已經過時了。他並沒有與她墜入情網，因為他愛的是瑪格麗特·摩根，然而他們兩個人之間卻存在著男女關係，而且還在計劃著要把她嫁出去。作為一個浪漫主義者，我對這個冷心腸的事兒感到不可思議，哥特弗萊德卻不止一次地駁斥我說：「對於不清楚的事情，你得學會管好自己的嘴巴。你們這些殖民地小妞什麼都不懂，對生活一無所知。米茲（化名）再不是年輕少女了，她得有個丈夫，得找個英國皇家空軍的軍官，這樣也就有保障了。」事情確實如他說的那樣發生了——她嫁給了一位正派親切的空軍中校，他像一頭年輕的拉布拉多犬，愛極了她。她跟他一起回了英格蘭。之後呢？

哥特弗萊德·安東·尼克萊·萊辛出生於1917年的俄國聖彼得堡。正值十月革命爆發之際，他同家人坐火車逃回了德國柏林，當時他被自己的另一個母親——保姆抱在懷裡。他的高曾祖父天生就是個厲害的男人，為整個家族奠定了殷實的基礎。他是十九世紀商人中的一個，先發了大財，後來又損失了錢財，其中一部分是在俄國失去的。他建造了輪船，修建了鐵路，俄國境內的馬蹄釘都是由他供應的。列寧曾稱讚說：「這個家族是一個運轉良好、富有建設成果的資本家範例。」他的孩子眾多，個個都穿金戴銀、皮草加身，主要靠他留下的家產生活，居住在柏林的一座座大房子里。他們的家族照片看上去就像是福爾賽一家，或布登勃洛克一家。其中一位是哥特弗萊德的父親，就如同家族財富的奠基人那樣，他也是一名實業家和投機者，可心思卻全在自己的書房裡。他的妻子出身於一個俄國化的德國家庭，他在莫斯科有生意，妻子也在那兒工作——可見，她的意識超越了他們所處的那個時代。那座位於柏林尼克拉斯街的房子儘管氣派舒適，可一點兒都不像這個家族第二代人所居住的那些半宮殿式建築。這個家裡的成員說著俄語、德語和法語，無數的訪客們也是如此。據哥特弗萊德描述，他父母的婚姻生活就是，「她四處遊逛、出入各種派對，他則坐在書房裡捧讀歷史」。兩個孩子艾琳和哥特弗萊德都是出身富貴的年輕人，並且有望繼續保持他們有錢人的身份，這是因為他們得到了母親的暗示，她認定，「希特勒只是個粗俗的暴發戶，根本就用不著留意。」

在一定程度上，哥特弗萊德很喜歡與劍橋男人們為伴。雖然可以跟他們談論歷史和理念的話題，但同時，他發現自己無法加入那種引經據典和脫口而出的玩笑風格中，這很令他感到沮喪。嚴肅的事情就應該用嚴肅的態度來討論。見到我跟他們輕鬆自如地交上了朋友，他越發顯得形單影隻，而且還對我們談論書籍的方式橫加指責。他也許不喜歡文學，但卻堅持遵從黨的路線。對於我們共產黨人來說，有什麼正規方式可以接觸到文學呢？老實說，真的有哪個地方存在這種方式嗎？「在正式的共產主義場合和普通場合使用兩種不同的語言，」這種現象在蘇聯盛行了許多年。很久以前，我們的小團體內也演化出了同樣的習慣。我從未能夠嚴肅地看待「社會主義現實主義」（蘇聯的文學方針）。我如今很讚賞自己當時能夠勇敢地面對哥特弗萊德、內森、弗蘭克·庫珀和其他所有信奉「路線」的人，但這並不意味著我不會使用那種語言。我猜，倘若置身於一個共產主義國家，我們的小團體也會在一段時間里因為文學選擇和定義而掙扎和痛苦，因為這可能意味著牢獄之災，甚至死亡。

查爾斯一直要求我們，要提醒英國議會它的職責所在。在殖民地問題上，英國威斯敏斯特的國會議員們應該是「良善的」。有鑒於此，我們一直都在把信件、會議記錄的抄件、決議評論和《憲法》的相關部分郵寄給他們。不過，即便我們真得到了回復，那也不過是封婉拒信。我們對查爾斯說，是這場戰爭導致了這樣的結果，英國人現在除了戰爭再顧不得其他事情。「戰爭爆發前，也沒見得他們顧過我們。」他像往常那樣笑著回應。不消說，南羅得西亞的議員們統統都對這話題沒什麼興趣。查爾斯·莫辛格不過是一個煽動者，僅此而已。

我們的第一個家也是個內飾傢具的房間，房主的妻子是一個胖得沒邊的女人。他們家孩子很多，有的已經是青少年。有一天，我們被游廊里的響亮笑聲所吵醒。我們看到，這個女人正抱著剛出生的嬰兒坐在椅子里。她之前並不知道自己懷了孕。在她以為自己只是消化不良，還在做著鹹肉、雞蛋，喝著碳酸水的時候，她的寶寶慢慢地滑落到了地上。我們都圍坐在游廊上的一個大桌子旁，那個小嬰兒被匆忙地套上了已經收起來好久的嬰兒服，在家庭成員之間被傳遞著，接受著一個又一個擁抱。她的丈夫非常高興，她也一樣。這件事在團體里備受喜歡。

戰爭打響的時候，哥特弗萊德被關進拘留營里待了六個星期。英國土地上的德國人全部遭到了拘留，納粹分子和反納粹主義者經常被收押在一起。我聽說，那時候收容難民的馬恩島幾乎和大學一樣，可羅得西亞的情況卻很是不同。哥特弗萊德好像有預見性地跟刑事調查局裡的一個男人交了朋友，這個人關注著他的案子。哥特弗萊德講述的經歷讓這位朋友讚嘆不已：柏林的富裕生活，還有他的母親肖恩巴赫女伯爵。雖然他的母親實非什麼女伯爵，可這有什麼打緊？謊話還是起了作用，除此之外，我想不出還有其他理由能讓他幾乎在進了拘留營的那一刻就被放了出來。在整個戰爭期間，一些德國人包括反納粹主義者們都未能離開那裡。被問起拘留營的時候，哥特弗萊德會笑著評判說：「一點也不糟，期望它能像度假區一樣是不合理的。」哥特弗萊德被釋放后，一位姓豪伊-伊利的律師為他的品行做了擔保。這個人打算給自己那舉步維艱的律師事務所招一個收費便宜的律師，而且顯然也得到了一個「便宜貨」：他給哥特弗萊德支付的工資從未超過行業內平均最低水平。哥特弗萊德來到這家事務所的時候，裏面只有一個愚蠢的老頭和他的笨老婆，還有一個打字員——我。1949年這位律師離開的時候，事務所已經擁有一間整潔的大辦公室，合作夥伴也很多，生意非常成功，還有一個秘書和打字員的專用房間……每一件都是哥特弗萊德一個人完成的。

不過我們都在迅速地發生改變，更準確地說，是我們中的大多數人。哥特弗萊德並無變化，至少看起來還沒有。在那麼一段時間里，他成為了一個指向標、一個堅如磐石的人，我們會拿他來衡量自己，甚至連他在出席會議時的警惕沉默的狀態都足以嚴明這一點。沒有什麼能夠比一直保持沉默不語，繼而做出決斷性的結論更容易給人留下深刻印象了。關鍵在於你得知道張弛有度，而哥特弗萊德就是這樣的人。難道說他是在偶然間發現這個竅門的嗎？是因為羞怯的性格先是令他保持沉默，之後又讓他開了口，在目睹了這一做法的效果之後，他就此利用了它？人人都害怕這個冰冷沉默的男人，他那閃閃發光的鏡片從一個發言人轉向另一個，凝視的目光流露出批評的態度。在結識了他后，人們的看法就會發生變化，會變得寬容，甚至會擁有詼諧的柔情。然而，他跟其他人都太過不同，他置身於一個權威的地位。關鍵在於，他是一名「黨的知識分子」，我們也許聽過這樣的描述，可並不能夠理解。他的瑪格麗特將馬克思主義作為一個思想體系介紹給了他，那時候他還未經歷過任何艱難時光。通過閱讀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他保持了思想意識的純潔性。概念、思想、分類……這些剛好跟他的性情吻合。「一個思想孕育出其他同種同質的思想，」這一點也許在政治領域體現的最為明顯。一個邏輯前提會相繼地形成多個知識分子立場，並且這種立場常會以殘酷的形式來表達。得知斯大林將大地視為「生命本身」的象徵、習慣用自己的手觸摸土地的時候，我們的眼中會盈滿淚水，而這並非偶然事件。（即使斯大林本人並無這一習慣，我們也會篤信他有。）我們的頭腦中是一堆未經吸收的思想，可就在其中的某處，我們知道自己需要強烈的安撫。

他對我們說，我沒時間弄那些不切實際的詩歌。

無論如何，他竟還有一位志同道合的人——索爾茲伯里的葛萊蒂絲·瑪斯多普女鎮長。順道拜訪這位夫人的辦公室時，我們會看見查爾斯和一些朋友們正在裏面喝茶聊天。那時候我們還都是工黨成員。她認為，我們這些「赤色分子」終究會在成長過程中拋棄這一身份。她非常出色，按現在的話來講，https://read.99csw.com她就是我和其他女人的「榜樣」。在開普敦的格拉夫-雷內特小鎮上，她度過了自己的童年和少女時代。被我們問起那段日子時，她說當時的自己就像奧利芙·施萊納一樣孤獨。儘管當時身處種族歧視嚴重的老舊社會，她卻通過閱讀接觸到了社會主義、女權主義和各種族平等的理念。她婚姻穩固，育有孩子。這個女人的觀點在當時當地來說可謂極端，可她卻仍然被選為了鎮長，這算是對她個人品質的讚頌。儘管在工黨中地位顯赫，可她卻不怎麼瞧得上眼，因為它並非社會主義黨派，並且在對待非洲人的態度上，它並不比聯盟黨好到哪裡去。她心知非洲人沒有可能被接納為成員，可依舊提議建立相關的分支機構。數十年來，白人商會都在阻攔黑人的進步，宣稱說等黑人們獲得了跟白人一樣的薪酬，就會允許他們加入官方商會。可事實上呢，白人的薪酬是黑人的三十倍，而且這態勢還會繼續保持下去，畢竟「保護白人文明」就意味著，即便在薪酬最低的白人和最高的黑人之間也要設置巨大的薪酬鴻溝。工黨成員們如法炮製，以「非民主」為由否決了建立非洲人分支機構的提議。對於此後發生的大論戰，我在《風暴的餘波》中已有描述。瑪斯多普夫人想讓我們留在工黨，因為我們可以在建立黑人分支機構的提議中投她的贊成票。

我還有一位老年朋友馬克斯·丹齊格，他是一名財政部長。我發現他對生活所抱有的冷靜、嘲諷、近乎「消極」的態度與組織內的熱情產生了令人愉悅的對比感。在我們爭論政治問題的時候，他總會旁徵博引地駁倒我的論點，他會引用希臘人或羅馬人的語錄、亞當·斯密的觀點，還可能從伊拉茲馬斯那兒弄來某個關鍵性的論據。

他是想要告訴我們：跟詩人彭斯一樣，他曾讓白人工友們感到羞愧。

查爾斯背誦著詩句，微笑著、嘆息著。「瑪斯多普夫人，這就是我的體驗。我深感抱歉，可不得不這樣說。」

在我如今想來，我們當時看待問題的方式也許是頗為合理的。彼時英國正受治於一群軟弱無能的人，它跟法國勾結在一起，默許了納粹主義和法西斯主義攻克了西班牙，而且還任由希特勒變得強勢，儘管他從一開始就已經在《我的奮鬥》（Mein Kampf）一書中公布了自己的真實意圖。這一切都被丘吉爾收入了眼裡，可他卻遭到了嘲弄和冷落。等到後來丘吉爾好不容易接管了政府，那時的英國卻還對戰爭毫無準備。儘管如此，這個國家還是將自己很快整理妥當，進行了不列顛空戰、大西洋海戰，在法國陷落時仍然頑強地抵抗著希特勒。接下來，在把軍隊派往北非的同時，它還取得了非凡矚目的成就，即為了訓練飛行員，它不顧德國U型潛艇的危險，把成千上萬的，甚至數百萬人派往澳大利亞、加拿大、肯亞、南非和南羅得西亞。到目前為止，這種成就必然是無可比擬的吧？當時在地中海地區還分別進行了一次海上作戰和地面作戰，想必當時的我們一定為此感到驕傲了吧？倘若我們的思維方式允許的話，這倒也有可能。

在南羅得西亞的索爾茲伯里——這樣情況同樣出現在成千上萬的其他小鎮中——我們的小團體擁有著許多可能性，比如它本可以輕易地轉變成一個文學學會，畢竟所有人都曾坦言自己有創作詩歌、小說和短篇故事的願望。還有其他的可能嗎？無論怎樣，我們很快就能找到它……社會學和心理學領域中常見的是，無論身處何地，無論最初的靈感是源於政治、文學抑或犯罪，一個團體往往到最後都將沾染上宗教色彩：廣義上的「宗教」。然而，我們的團體卻並沒有時間去做除辯論和推測之外的事情。我們的成員太過繁雜，存在太多分裂的可能。等到那三位劍橋空軍學員到來的時候，我們已失去了兩撥皇家空軍成員——更確切地說是常駐空軍成員，即地勤人員。這些人大多身處工人階層，他們並未切斷跟我們的聯繫，偶爾還會來這裏喝杯啤酒或取走一些書籍和冊子。他們在軍營中自建了團體，但卻沒有向那三個人以及飛行員中的其他共產黨人發出邀請，原因是什麼呢？這關乎階級問題，不過他們並不打算這麼說，就只是在閃爍其詞和尋找借口。在他們眼裡，飛行員和我們都是奢華的特權人物。「哥特弗萊德跟我曾住在內飾傢具的房間，後來又搬到了一間單身宿舍。」我曾對他們中的一個人這樣說起，可卻引來了他的笑話，這感覺無疑于查爾斯·莫辛格像在拍打小孩頭部似的笑弄我們：「你瞧，這就是我們的處境。」

我用了許多年才發現這一顯而易見的事情——那個時候，信仰的轉變剛好具備了現實條件。這個有錢人家的年輕人正身無分文地待在一個陌生的城市，他對自己的信仰、為自己和家庭描繪的圖景都被希特勒的大長筒靴踐踏著，他數月來都沒有得到充足的營養，不清楚自己的未來究竟會如何，只知道它不會好到哪兒去。他們兩個人相愛了，並且是熱烈地相愛了。當然，在我遇到哥特弗萊德的時候，他表現得好像從來沒經歷過強烈的情緒波動一樣。瑪吉是個美人，她有著黑色的眸子，黑色的髮絲精緻地盤成了髮髻，就像一個芭蕾舞演員似的。她朝氣蓬勃，充滿了不羈自由的威爾士活力。「她身上沒一點英國人的痕迹。」哥特弗萊德也許又會拖長了語調這樣說。

在大學里，哥特弗萊德學的是法律專業。因《紐倫堡法案》的影響，符合應徵入伍條件的男青年類別忽然發生了變化——哥特弗萊德雖然只有部分猶太血統，但在這之前卻被免除了兵役。現在，擁有四分之一猶太血統的他倒是有資格為希特勒而戰了。他的家庭也是一個被同化了的家庭，家裡人並不認為自己是猶太人。哥特弗萊德稱，希特勒使他變成了一個猶太人：這是一個榮譽之爭。他以一個難民的身份去了倫敦，我想應該是在1937年。當時他身上沒多少錢，常常餓肚子，到了周末他會受邀去公園路的一座豪華宅邸享用午餐，發出邀請的是萊辛家族在生意上的富裕朋友們。他在那兒會吃下深棕色的牛肉薄片、一片深色濕潤的約克郡布丁、儘可能多的土豆、濕捲心菜、一小塊水果撻、一盎司左右硬乳酪。他每次必定會赴約，因為實在是餓得慌。「倫敦啊，」他慢吞吞地說，「可能會讓有錢人覺得愉快吧。」說這話的是一名共產黨人，但等到住進倫敦的一個坐卧兩居室后，他才發現貧窮的弱點。

我喜歡獨處，為此不得不跟可憐孤獨的女房東抗衡，當然還有我的母親。每天下班后，同志們都會來看我。只要是離開了軍營，皇家空軍的男人們就會登門造訪。我的女房東看到我有這麼多訪客覺得很不錯，可她同時也在懷疑，要是知道我的房間里擠滿了男人，我母親會怎麼想。

我們的頭號敵人叫查爾斯·奧利，他是瑪斯多普夫人的一名鎮議會議員，也是她的宿敵之一。他個頭不高，又丑又胖，身穿條紋西服，被馬克斯·丹齊格等人鄙視為粗俗的小暴發戶，正如柏林的萊辛家看待希特勒那樣。查爾斯·奧利渾身充滿了盛氣凌人的自信，因為他站在正義的一邊，並且總在頻繁地給報紙寫信，「南羅得西亞的公民們，對於事態的進展，你們此刻應該有所覺醒了。煽動者和卡菲爾人親近者正在黑人居住區里忙著活動，他們要煽動革命。這些人當中既有外國人，也有共產主義分子。可黑人們並沒有做好進行政治活動的準備，因為他們不過是一群剛從樹上爬下來的……」等等。

與此同時，在「森林」的另一端……位於柏林的萊辛家充分地利用「互惠」方法，讓女兒艾琳從中受益。他們家一共來過兩個「互惠」女孩。其中一個叫瑪格麗特·摩根，她來自威爾士，是一位白手起家的百萬富翁的女兒；另一個來自約翰內斯堡，家裡擁有百萬資產。她的父親來自波羅的海，是一名猶太人，其財富始於最初在約翰內斯堡做的木材和地產生意，他並不只有女兒——大兒子施奈爾愛上了這個漂亮的威爾士女孩。他是一個聰穎且博覽群書的美男子，只不過用當時的話講，他「性情有些憂鬱」（後來我們對「精神分裂症」、「躁狂抑鬱症」這樣的詞彙都已經能平靜地看待）。瑪吉（瑪格麗特的昵稱）嫁給了他，還嘗試把他從邪惡的想法中解救出來，但沒有成功——在前往南非旅遊的一艘船上，他縱身跳入了海里。她會去找哥特弗萊德是很自然的事情，畢竟她曾在他家裡遇見過他。她是個痛苦可憐的年輕寡婦，而他也是一個痛苦孤獨的人。施奈爾讓瑪格麗特成為了共產黨人，而她又讓哥特弗萊德成了九_九_藏_書共產黨人。

那時候，跟我們組織沾邊的姑娘都已經被皇家空軍的男人們求了婚。我的高尚品格在持續削弱我的常識判斷力：我和其他女人壓根就沒想過，來自戰前英格蘭赤貧之中的可憐男人們，竟然會想娶享有特權的殖民地姑娘們為妻。哥特弗萊德指出這點的時候，我對他憤世嫉俗的語氣感到非常震驚，事實上那已經超出了一般程度。我們都是理想主義者，懷抱著同志般的感情，大多數時候都相親相愛，我們生活在這一片想象的土地上，這裏充滿了無限可能。憤世嫉俗，或者「理想主義」，實在很難讓人們對事情的進展有一個正確的認識。

「那些東西有什麼用處呢，查爾斯？」

或許，瑪斯多普夫人也是孤獨的吧，如同我當時認識的許多「老人」一樣。我們知道，她無法跟丈夫分享自己的政治見解。那麼，有誰能夠理解曾作為少女的她的孤軍奮戰，又有誰可以讓她關注世界呢？這其中一個便是查爾斯·莫辛格。他們兩個人是真正意義上的朋友，見面的場所只可能是她那間昏暗的小辦公室。我想她應該是喜歡我的，因為她在我身上看到了自己年輕時的影子。「對一些人來說，成長會需要花很長時間。」她神情嚴肅地說道。儘管對哥特弗萊德也有好感，可卻很鄙視他的政治見解。他們都具備很強的能力，而且骨子裡都是獨裁主義者。在那張老舊的軟木桌旁，他們一聊就是好幾個鐘頭。她想了解德國的工黨運動，可他在離開德國之前還沒參与過政治，因此會作勢說道，「很抱歉，對於社會民主黨我無可奉告。」她對他的家族史很感興趣，在她以及我們所有人聽來，哥特弗萊德的家族史都像是一部傳奇。「哪裡還用得著讀什麼小說呢？」她評論道。我們這些被她招進工黨的年輕人都對文學和詩歌很狂熱，可她跟哥特弗萊德卻不同。「抱歉，我並不懂詩歌，指望我去懂也沒什麼作用。」她會這樣地宣布。與此同時，哥特弗萊德會對她表示支持，「任何值得說出的話，都可以凝練成一個段落表達。」「這就是我的空白點，僅此而已。」她既會這麼說，也會用那雙無辜的藍色雙眼挑釁地凝視著我們，還會經常滿足於自己身為外行人的舉動。她與哥特弗萊德有時也會給彼此讀上一兩句詩歌，佯裝出一副敬畏或無知的仰慕神情。讓別人出於諷刺意味而加重語氣來誦讀，恐怕普天之下都沒有幾首詩歌能受得住。

《新羅得西亞》雜誌發表了這些詩作，主編叫N.H.威爾森，曾因盜竊坐過牢，可似乎沒人為此對他抱有成見。他聰明有餘卻耐心不足，這是所有可能存在的殖民地里最好的一個，可他卻還加以批判——這兩點引起了公眾對他的反感。《新羅得西亞》是一本獨特的雜誌，它每周出版一期，讀者不多卻都很有影響力。它被視作極右雜誌，可還有執迷不悟的地方，那就是對非洲人抱有「主張進步」的態度：「他們應該得到更高的薪水，受到更好的教育。」對於我這個粗暴、活潑、好鬥、跟大多數的殖民地姑娘都全然不同的年輕女人來說，威爾森是待我如友的中老年男子中的一個。說不定他們還懷藏著一些浪漫的幻想，可我覺得他們年紀都不小了。如今想來，他們都是很孤獨的人：在那座鎮子上，睿智、博學、心系天下的男人無疑是孤獨的罹難者。他們喜歡找我說話，邀請我去口袋茶室或者他們的辦公室，還會借書給我，通過我——對此我很清楚——來弄清赤色分子們在想些什麼。威爾森先生會在雜誌上刊載我的詩作，也包括我常常匆忙寫成的信件，它們活潑而熱烈，捍衛的是蘇聯、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攻擊的是對非洲人的惡劣態度。他因為我的政治活動而跟我爭論，可也承認我有權利那麼做。

「索爾茲伯里也沒有羔羊啊，」他回應說，「我猜，或許只有東區才有？『小羔羊，誰造就了你？你可知是誰創造了你？』」他的眼中漸漸蓄滿了淚水。

查爾斯·莫辛格很熱愛詩歌，我們會贈給他一些他未曾讀過的詩集，雪萊所作的某些詩歌也很適於啟發他以及他的同謀們。查爾斯有時會引用幾句詩，比如「老虎，老虎，燃燒著煌煌的火光……」

工黨是唯一一個有可能另立政府的候選，可我們卻在瑪斯多普夫人的組織下成功將它分裂了。在因此事受到責備時，瑪斯多普夫人回答說：「一個真正的政府應該是社會主義形態的政府，可工黨跟聯盟黨卻並無差別，裏面個個是野心家。」

「『萬物離散……』」哥特弗萊德在用演講的腔調念著詩，「『中心難以維繫……』究竟離散的是什麼？難以維繫的又是誰的中心？我就說，詩歌這東西一點都不嚴密。」

「可是，查爾斯，」 瑪斯多普夫人板著臉說，「非洲大陸連一隻老虎都沒有。」

我的朋友中還有一位先驅報的記者，他出現在了《重返故鄉》一書里。對這位朋友，我心裏很感激。我會調侃政治思想的變幻無常，我的同志們也是一樣。不過，他卻為中國的革命分子開脫說：「在中國向來都有軍閥。」我現在想知道，這種想法是否真的如此可笑。

1943年，我跟哥特弗萊德·萊辛結婚了。這僅僅是因為，那時，有男女關係的人總會遭受非議，更別說同居了。對他而言，情況可能更糟。他是來自敵國的僑民，面臨著被拘禁的危險，本不該參与政治，但他卻成了一名共產黨人。這已經夠糟糕的了，偏偏他又跟一個年輕女人有了公開關係——這女人很好，因為她是南羅得西亞的公民，但這就意味著身為德國人和敵國僑民的他配不上人家；這女人也算不得好，因為她最近剛離了婚，這可不怎麼值得高興。總之一句話，他辦了個蠢事。

瑪斯多普夫人的摯友是蘭德礦山的老礦工傑克·艾倫，此刻，他正因礦塵所引發的肺病而奄奄一息。他的小房子坐落在有色人種區的邊上，裏面時常擠滿了黑人小孩和棕色人種小孩、查爾斯·莫辛格和他的朋友們、午後放出營地的空軍成員，我們這些人誰有了半小時空余時間都會去拜訪他。他是費舍爾奶奶之後的一代人，在他腦中存留下來的並不是駭人的帆布帳篷、不堪的街面或酒鬼的醉態，而是約翰內斯堡的資本家跟工人之間——更確切地說，是跟白人工人間的巨大衝突。在這之外，他對窮困的印象也很深刻，就像我跟格里菲斯家的司機斯坦利所看到的那樣。

我把這些世俗的、厭世的孤獨男人們糅合成了一個人物角色，即《暴力的孩子們》系列中的梅納德先生。

吉米·利斯特的妻子既沒有對他個人表示欣賞，也不贊成他所抱持的準則。同事們也許會為他投票，可事實上卻並不贊同他。包括他在內，許多人跟我們在一起的時候都覺得自己暫時逃離了孤獨。後來，他在政治上失了足，具體的事由我已經記不得，我想，也許正是因為擁護了工黨里的「反動派」，所以他才會受到痛斥，而這些都是左翼分子拿去刻薄異端者的話。

出於自身的革命責任，我要嫁給他。我希望自己能夠相信，這隻是一個玩笑，但恐怕不是。我們之所以有了男女關係，是因為整個組織只有我們兩個是單身。不過這種關係無甚要緊，難不成我們是「脫黨的行屍走肉」？「個人私事」不是跟組織鬥爭沒關係嗎？知道自己跟對方不太合適，我們都說：「沒關係，等戰爭一結束，我們就可以離婚了。」

我生病時，哥特弗萊德曾來探望我。後來他告訴我，那是他第一次對我產生喜愛之情，或者正如他所說：「把我視為一個可能的同床共枕之人。」難以從害羞的外殼中跳脫出來的男人都會很願意照顧病床上的姑娘。哥特弗萊德就像一個慈祥的大伯，他會從沿街叫賣的小攤車上給我買來冰激凌，或者從一家名叫「口袋」的精緻茶室裡帶來一盒子奶油蛋糕。「沒錯，現在你就得把它吃了。」他說著就把從女房東那兒要來的一個茶匙遞給了我，望著我一匙匙地舀冰激凌吃。這並不是說組織生活給我們留出了很多時間去談情說愛，或者如當時所說，「一起出去約會」。

那個時候，戰爭尚未爆發。德國的難民們面臨著一個選擇——要麼去南羅得西亞，要麼去加拿大。哥特弗萊德選擇的是前者，於是他發現自己來到了一個新辟的粗魯的殖民地小鎮，他那深色柔和的俊美外表、溫文爾雅、老成持重全讓他成為了眾人的笑柄。他長得有些像演員康拉德·韋德，若是放在電影鏡頭裡倒還好，放在真實生活中就有些好過了頭。他跟一名維也納來的難民成為了朋友。這是個漂亮女人，身著鑲褶邊上衣，戴著圍巾和珠寶飾物，看上去賞心悅目。她留著山脊般的時髦「燙」發，上面還蓬鬆著一堆小鬢卷。她跟哥特弗萊德一樣深諳世故，跟城裡人一個樣。格蘭大飯店裡（此店比邁克勒斯酒吧的格調略高），坐在一起的他們就是一對優雅的璧人，可最引人注目的還是他們外國人的身份。後來，組織里的成員把她叫作「快樂寡婦」或「哥特弗萊ｈｔtｐs://reaｄ.９９ｃsw•ｃｏｍ德的伯爵夫人」。她身無分文，其他人來到這兒時也都兩手空空。她借了錢，開了索爾茲伯里的第一家乾洗店，她還租下了一座小房子，並且將其中的一兩個房間對外出租。

好吧，我們確實配錯了對。

我們還受制於另一種思緒,即這些需要本來都不會發生，原本都可以避免。當坐在電影院里看見炮彈轟炸城市，或看到和讀到船體被擊沉、飛機摧毀和坦克爆炸的消息時，我們都會深感憤怒，因為此類行徑是對資源和財富的浪費。看見連續投下來的炮彈時，我們腦子裡想的是「這成本可以建造和裝備一家醫院了」。看到一架坦克爆炸，我們會想，「一座圖書館就這麼沒了」，在戰爭中損耗的財富本可以用來改變世界。我很想知道，假若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出現的此種強烈情緒以前從未有過，那麼，難道說我們是有此感知的第一代人嗎？ 前人們是否在以往的戰爭中有過類似的感受呢？

哥特弗萊德向來都站在正義的一邊，他冷靜機智的思想如是告訴他。我們經常開玩笑說，既然「我們」是他所鄙視的殖民地人，那麼他有可能會成為一個審判者。聽說了這件事後，他把它視為了一個誇獎。有人因為失望之極準備離開組織，並且對哥特弗萊德吼道：「你就是那種在飯前槍斃掉100名『路線』錯誤的人，而後還能安然地飽餐一頓的人！」「你說錯了，」哥特弗萊德拖長了聲音說，「我會下令讓別人執行槍決。」我們大笑了起來：哥特弗萊德又開始了！很長一段時間里我都在思考——當然，這道理簡單易懂——如果你要日夜閱讀列寧和斯大林的著作，那麼政治謀殺不僅會是一個責任，還會是一項英雄壯舉。可沒人會如此愚蠢，哥特弗萊德也一樣，他是在努力讓自己看上去是個簡單的人。後來我才知道，像他這樣的人在革命分子以及左翼人士（據我所知，右翼同樣如此）的圈子裡很常見。這些男人發現自己很難擁有簡單、普通、輕鬆的友誼和愛情，於是便選擇隱退在冰冷的權力之牆背後。哥特弗萊德似乎為自己披上了傲慢的盔甲，既然如此，那麼「傲慢」又是何物呢？在這裏，我需要提出自己思考了許久的問題，「傲慢向來都是害羞的防禦手段嗎？害羞是如此簡單的事情嗎？」我無法理解哥特弗萊德。無論是在彼時抑或此時，我都不知道自己所無法理解的究竟是什麼。

事到如今，查爾斯·莫辛格這樣的人物會被人們視作「湯姆叔叔」。這些人終其一生都生活在一個公認的思想結構中，從未因自己的所思所想而受過難。（在此順便說一句，湯姆叔叔只是一個令人欽佩的角色，並不是活生生的人，不過這倒也無所謂。）「哦，查爾斯·莫辛格啊！」他們會報以嘲笑。那時候，儘管也有慍怒或憤怒的反對，可給出的消息卻不多，查爾斯憑藉自己的獨立思維走向了反對白人的一面。在常常沒有任何盟友的前提下，他一個人在堅持著誹謗、遊說，寫信給報紙、國會議員、政府委員會等。在跟我們結識的時候，年屆中年的他疲勞而鬱悶，因為雖說作為天主教徒的他虔誠恭敬又經常去做禮拜，可幾名神父卻來到他的家裡，警告說如果他仍固執地想要建立個什麼工會，那麼就準備將他逐出教會。那時候，他所在的是一個辦公員協會，可他夢想的卻是礦工工會。他沒能跟辦公員們處理好關係，因為這些通信員和辦公室小伙都是精英，所獲得的工資高於大多數人，並不熱衷於冒著丟掉工作的危險去參加什麼煽動性的活動。

如今，一種異樣且致命的不信任感正在折磨大家。我們——人類群體並沒有聰明到足以創造新世界或阻止舊世界遭受破壞。可見「你還能期待什麼呢？」這一玩世不恭的態度已經存留了下來，而它曾是我們那坦誠的天真夢想的另一面。

我們一致認為必須有更多的時間留給「私人生活」，每晚都開會的話會「適得其反」。與此同時，我們在設法「接觸」黑人並從中「說服潛在的幹部」。有一個問題是，當時的「路線」——當然來自莫斯科——稱只有黑人無產階級才能領導自己的人民走向自由，可按照儀式上的慣例，黑人民族主義是受到咒罵的，常見於「奴僕」、「諂媚者」、「走狗」等。我們對該路線的「正確性」產生了疑惑，就此展開了激烈爭論。我們與有組織的黑人團體並無聯繫，因為這兒還一個都沒有，至少在索爾茲伯里的確是這樣。不過我們聽說，在布拉瓦約有一些非正式和非法的黑人工會。我們知道一個名叫約書亞·恩科莫的人，他被描述為一個能夠聚眾的雄辯家。我們試著與布拉瓦約的同志們建立聯繫，不過卻宣告失敗。二十年後，當我約書亞·恩科莫提及此事的時候，他說自己已經不記得了，不過當時大概是把我們當成了政府的間諜。

「盤旋盤旋，在漸推漸廣的旋渦中……」——你怎麼斷言事實就是這樣呢，哥特弗萊德？「『獵鷹聽不見馴鷹人的呼聲』……這句又意味著什麼？」

起初，他並不認為我適合當共產黨人幹部。問題是固有的——它在於我這個人，我的自身、我的本性。我最喜歡的、最執著的東西，正是他最不喜歡的。對他人所做的任何觀察都是在「做心理分析」，都跟弗洛伊德脫不了干係——莫斯科方面已經將弗洛伊德永久地划為了反動分子。聽到從夢中醒來的我說「這個夢境似乎在對我預示著什麼」，他會覺得反感。他這個人是從來不做夢的，自然也很難相信別人會做夢——做夢以及夢境中的行為皆是反動的存在。至於我對民間故事、傳奇、神話和童話故事所表現出的興趣，他開玩笑地說：「你要是在蘇聯的話，可能會因為這個被拉去槍斃了。」（在「黨組織」內部，有些人拒不承認在社會主義蘇聯會有槍殺和折磨人的行為，另一些人則不明白這有什麼好否認的，要知道，腐壞分子們是必須處理的。）說起對民間故事、民間傳說的看法，他會引用列寧的話，認為它們是「鄉村生活的蠢事」。組織會議上的議程進行到「批評」環節的時候，他會冷靜地、公正地剖析我，從我身上拆出那些退化了的小資做派。

我們的性生活可謂傷感。他就像一個禁慾系的清教徒。我本可以相信他是一個處|男，可這顯然不可能。那麼，難道是他覺得我沒有吸引力？可他顯露出來的種種跡象卻並非如此。曾經（也許持續至今）有個笑話這樣說，「一個男人對熱情甚至普通的求愛行為所做出的反應，倘若無異於一個白人老闆或老爺對黑人下屬的親近所做出的反應，記得別離這個男人太近」。對他的深深撩撥，甚至並非生殖器的愛撫就足以讓他生氣並開始自我防禦。然而，他這個人似乎並非不了解性|事。對於這裏的南斯拉夫難民夫妻（明顯在其他方面不相匹配，女的是個聰明人，男的是個蠢蛋），他會評論說：「要知道，有些夫妻之所以還生活在一起就是因為床上的樂趣」。可在我看來，他對床上樂趣一竅不通。直到過了很久以後，我才擁有了狂野的性|事體驗。這一切在我看來都成了一個謎，我經常會沉思、默想、思考，嘗試去解讀這一切……我花了許多時間來琢磨哥特弗萊德的行為……這算不得凄慘，畢竟我們沒打算長相廝守。不過，要是假設我之前從來沒有過性|伴|侶、沒有得到過愉快的性體驗，那麼又會發生什麼呢？我保不齊會相信，哥特弗萊德和我在床上的不快樂全都是我的錯。要知道，女人們向來都習慣把這種失敗看成是自己的過錯。如今我苦惱于那些姑娘——數千個，還是數百萬個？——嫁給自己不認識的男人，而且還可能跟對方並不適合。在世界上的各個地方，這種痛苦靜謐無聲，不幸匯聚成沙漠……

有這樣一個場景：瑪斯多普夫人的小辦公室里擠滿了人，三個受訓的皇家空軍飛行員正在朝著吉米·利斯特的方向誦念拜倫、雪萊、濟慈和布萊克的詩作，查爾斯·莫辛格跟他坐在同一張桌子上（這隻有在極具革命性的圈子裡才可能會出現），一邊傾聽著，一邊唏噓長嘆或放聲大笑，「哦，沒錯，這可真棒，我覺得詩里說的就是真相」。身為一名好鬥的小個子男人，吉米·利斯特始終揚著下巴，眼前的三個教養良好的年輕人漸漸停了下來，將目光投注在他的身上，等待著他棄械投降。不過，他才不會讓他們得逞呢。「呦，好呀，我敢說，這些詩歌都大有道理。可我想聽的是彭斯，請每次都念些彭斯的詩吧，」他繼而吟誦道，「哎呀，絨毛光滑，瑟縮膽怯的小東西，」（這是一首有關老鼠的詩歌，從頭到尾。）「瞧瞧，誰能跟此詩一比，試試看。」

瑪斯多普夫人還有另一位天然盟友，他叫吉米·利斯特，是烏姆塔利來的蘇格蘭人，領導著一個鐵路工人分支工會——裏面都九_九_藏_書是白人。三十年代時，他曾在蘇格蘭克萊德河沿岸對抗過資本家，本人是一名激|情的社會主義者。不過，他並不是共產黨人。同樣，他也是憑藉其個人品質成就了不可能的事情：讓他領導下的組織支持建立黑人分支機構。因為需要知道它是如何達成的，因此我們就去請教了他。「我只是讓他們接受了它，就這麼簡單。我之前對他們說過，我因為他們的工人身份而感到害臊，他們要是背離了社會主義基本準則，那麼就等著我撂挑子吧。」他也吟誦起了詩歌，

儘管如此，我們卻依然相信，世界的未來取決於我們。我們從未想過要問自己有什麼資格改變整個世界，永遠地將它改變，又或者說，列寧在這方面具備什麼樣的資格。如果我們被告知，如果我們準備好相信——希望不大——自己是嫉妒、報復、無知的化身，那麼，在人們說起某某神父犯有過失甚至犯過罪的時候，我們也許會持有同樣的看法：「他代表上帝，這與個人資質沒有干係。」我們相信自己就是歷史的選擇。在生活中的任何時刻，我們每個人的性格都令人反感；與此同時，我們從未放棄對烏托邦的夢想。也許，這二者之間存在著某種聯繫。

即便寫下了這些詩句，我也對它們難以信任，因為我害怕自己變得又悲又喜。

一撥撥的年輕人都被派來殖民地學習飛行員課程，這裏面有一群劍橋大學來的學生，他們在戰爭結束后將繼續自己被中斷了的學業。其中的三個人成為了我們的特別朋友：一個出身於工人階級，我將他視為純粹文學意義上的D.H.勞倫斯，而他當時也是這麼看待自己的；一個身處社會的中上階層，後來在「英國工業聯合會」里擁有了一個不錯的職業生涯；一個曾就讀過哈羅公學，他說如果一個人能夠在英國公立學校倖存下來，那麼也就再沒什麼可怕的了。只可惜他沒能挨過那段日子，因為他在那兒受盡了欺凌，他酗酒很嚴重。其中的兩人在劍橋時就已經是彼此的朋友，現在他們仨都成了好友。在我眼中，他們就意味著承諾和希望。每個年輕人都會這樣想：「哦，要是我有可以談心的真正朋友該多好。」在我眼前的三個人就是這樣的朋友。儘管只在這裏逗留了幾個月，可他們卻改變了我，給了我信心。是他們將英格蘭拉近，讓我覺得自己有那麼一天也能到達那裡——這一天將很快來臨，只待戰爭結束。等到了那兒，我就要……首先就要去聊天……那該是多麼愉快的事情啊！

在原則上，哥特弗萊德和瑪斯多普夫人是無神論者。眼見查爾斯變成這樣，他們二人都帶著一副政治診斷者的神情在凝視著他，似在探測一個可能會在未來叛黨的人。

南羅得西亞的每個難民都幹得很出色，按現在的話來講，他們是「成功的移民」。幾年前我收到了一封來信，並試著從上面的簽名加以回憶，「您還記得……」暫且把這個女人叫成「尼娜」吧。當時，不少聰明漂亮的難民女孩都參加了左翼俱樂部的會議，她就是其中的一個。「我不能成為一名共產黨人，」尼娜說，「我是民主社會主義者。」（在當時，這一名詞背後蘊含著太多的政治色彩。）來拜訪我家的是一位上了年紀的高個婦人，她衣著華貴，打扮得非常時髦，戴滿了金飾。當被我問到是否回想過以前的左翼俱樂部會議時，她在努力回憶著。她對我說，她掙了許多錢，從南羅得西亞獲益良多，可她不準備在黑人政府下生活，打算離開去澳大利亞。

一位地方法官先後跟弗蘭克·威茲德姆和哥特弗萊德成了朋友，他相繼在這兩個男人面前對我進行了詆毀，兩次都表現得親切和善，卻帶有十足的懷疑態度，可他對自己的兩個同盟沒抱太大期望。

我要跟這三個年輕人聊聊天，既非為了辯論、爭吵、彼此對峙，也不為了花言巧語或譴責控訴，就只是心意單純地、以自然友好地方式交談，為了開心而交談。他們仨來這兒的時候，正值我們的組織剛剛散去最初的熱情和信心。無論如何，他們幾乎不大可能會抱有毫無節制的熱情，這一點倒讓如今的我很感興趣。「我們在阻止事情變得更糟。」「哎，你還能期待什麼呢？」……諸如此類的想法在他們身上得到了淋漓的展現。儘管我們這群人也是如此，可這仨人的程度卻更為激烈。飛機發動機的部件被送到了錯誤的空軍軍營，某個錯誤導致糧食出現短缺，倫敦的某個演說蠢出了新的高度，第二戰場的開闢日期再次遭遇延遲——但凡出現類似的差錯，我們都會加以譏諷，取樂，聳聳肩膀，放聲大笑。皇家空軍里流行著一種溫柔得近乎寬容的玩世態度，成員們都知道自己正在阻止事情往更壞的方向發展。第一次世界大戰導致了長達十余年之久的極貧境況，比如英國在三十年代里的可怕遭遇。這種痛苦恐怕對每個國家來說屬實難過，那麼又怎能期待著人民會滿腔熱情地投身於一場新的愛國戰爭呢？儘管跟皇家空軍成員們分享著普遍的情緒，這三名青年卻有些不同：他們來自劍橋，而劍橋是培育知名間諜的溫床。當然，我絕非在說這三位年輕人「是」或「可能是」間諜，但他們的腔調和行事風格卻無疑是那所學校當時的產物。我們甚至把它稱為「劍橋風格」，這既是因為他們三個人，也是因為皇家空軍里的其他劍橋學生。他們對祖國的不信任——我們的不信任——近乎於一種毒藥。這種程度的憤世嫉俗幾乎總是理想主義的倒置或背棄。

離開弗蘭克和孩子們后，我沒過多久就生病了。「睡眠不足、只以炸薯條和花生為食的人是會犧牲掉健康的，」人們這樣說起時，我立刻就表示了贊同。可是現在，我已經知道自己生病的真正緣由。我需要睡覺，需要把自己全然地投入夢境。我的頭腦中一片混亂。我也許會日以繼夜地在小鎮里忙碌，看上去就是一個自信精幹的女人。可實際上呢，此時的我睡眠嚴重不足……隨著不斷地攀升，腳下的梯子在一級級瓦解……我在參加毫無準備的考試……站在舞台上，帷幕即將拉開，可我還不知道自己的台詞……飛翔的夢境如此愉快，可卻讓我焦心苦慮，這是因為才剛一飛入空中，我就意識到了自己在飛翔，於是又被打落到了地面。閉眼的那一刻，我似乎置身在了深谷和溝壑的頂端，那隻遠古的冷血蜥蜴幾乎已經石化，即將失去生命，它正用灰濛的眼睛冰冷地凝視著我。這個時候，家裡的農場已經賣掉，我的父母正準備搬到鎮子里來。在我的夢境中，那座老房子正在崩塌，白蟻和蛀蟲在將它拆毀，屋頂正從老舊的椽子上滑落到剛被林火燒黑的土地上的灰堆中。夢境向來以我為友，其間充滿了信息和警告。他們百般地堅持認為，我之所以如此不開心是因為我丟下的寶寶，我的父親——有什麼稀奇？——我的母親，還有就是因為儘管很想有時間去寫作，可我卻看不到自己何時才能如願以償。

數十年後，我有一次在慕尼黑參加了英國文化協會的活動。在講座結束之後，台下走來了一位風韻猶存的女人，她介紹說自己是哥特弗萊德的初戀女友。這一幕不禁讓人啼笑皆非，並不僅僅是因為我們被一群熱情索要簽名的人包圍著。在這兒相遇的是兩個年齡相仿的德國人和英國人，我們共同擁有的是對兩次世界大戰的記憶，是我們雙方之間以及父輩之間曾互為敵人的想法——沉重、乏味和痛苦的疑問——究竟它為什麼會發生？——就好像一個看似無形可雙方卻心知肚明的傷口。現場的人們在四下走動著，她為我描述了柏林湖面上的那座房子，表明她曾非常為之驚嘆。那時她還是個非常年輕的女孩，很敬畏那位俄國化的母親：這位女主人性情衝動，慷慨大方，說著一口俄語。同樣令她感到敬畏的還有那位博學的父親，以及那位俄國保姆：這個女人佔據著支配地位，甚至要告訴家裡人吃什麼、穿什麼。哥特弗萊德當時二十歲，他容貌非凡、風度翩翩。然而，眼前這個女人卻問我：「萊辛夫人，您有沒有疑惑過，哥特弗萊德有一些……一些……我不知道該怎麼說。」「沒錯，我確實有過疑惑——可您指的是什麼呢？」「我曾是他的初戀女友，我一直在想……」「我當然知道您曾是他的初戀，可不太明白您要說的是……」「他跟別人很不一樣。」「是的，他是個奇怪的男人。」「似乎就好像缺了什麼？」她暗示道。不過，男人並非一個拼圖玩具。可別以為這是兩個卑鄙老婦的交流，我們關心的另有其事，現在只是兩個不安的人在同情哥特弗萊德而已。不過，誰能喜歡讓別人依據自己二十歲時的樣子來做出評判呢？

看到查爾斯或其他朋友出現在會場時，我們會把手頭的一切議程擱置一邊，轉而談論起跟他們利益相關的話題。他們經常出入左翼俱樂部的辦公室或任何一個我們正在使用的辦公室，因為查爾斯正在調查局的監視之下。再說了，那時的我們並沒有一個可以邀請黑人做客的公寓或房子。開會可不是個簡單的事兒，因為非洲人的時間觀念意味著，想要讓他在約定的六點鐘出現，那幾乎沒什麼可能。倘若說好了四點鐘ｒｅａd.9９ｃｓw.ｃom（也就意味著六點鐘），那麼他很有可能會在六點現身，但也會出人意料地出現在四點鐘。後來，鎮子里實施了宵禁。所有並不真正住在鎮子里的黑人都必須在夜裡九點之前回到他們自己的居住區，那地方離白人小鎮可有一段距離。查爾斯騎了輛自行車，他總害怕這車會被偷了——它確實失竊過，而且還不止一次，這輛自行車得從樓梯底下抬進辦公室來。我們開玩笑說，查爾斯的自行車也應該享有投票權。正當我們討論或爭執不休的時候，一直盯著鍾錶的查爾斯和他的朋友會突然站起身，向我們道個歉，接著就面露出平靜的微笑，執拗地退場了——這是他們一貫的做法。他們的離開會讓我們因沮喪而惱怒，對自己所處的環境厭惡至極。我們也會情緒低落地坐在那裡，因為深感自己的無能而幾乎不敢跟彼此對視。我們都明白，才剛踏入居住區的邊沿，他們這些人就會立刻四散開去，小心翼翼地回到自己家裡，那兒往往藏著我們所贈予的書籍和文章。促使他們這樣做的，正是黑人居住區里的警察。這個黑人群體極為可鄙，因為身上帶著股戲謔和漫不經心的暴力氣息，這使得他們很容易辨認，就連便服也遮蓋不了。這些男人曾不止一次地毆打過查爾斯，還曾闖入他的小房子里，在他妻兒的面前給他一頓暴打。聽到查爾斯說起這些的時候，我們都非常憤慨，這讓他覺得很好笑，在他看來，我們就像受到庇護的孩子一樣，剛得知了世界的邪惡。「沒錯，事情就是如此，這就是我們的處境。」他臉上流露出微笑，沉著地說道。

小說和短篇故事的情節不斷地在我腦海中浮現，要是沒時間把它們寫下來的話，我也會創作些詩歌。夢境深處的悲傷憂鬱地敲打著節拍，它將詞句放在了我的舌尖，讓我在夢醒時分喃喃自語……

我們一直聯繫著的黑人就只有一個，他叫查爾斯·莫辛格，曾在原來的左翼書籍俱樂部里待了許多年，作為一名非洲人，他被用來顯示該組織的「無歧視性」。在參加那些會議時，他會輕鬆幽默地反覆說，「憲法准許了殖民地獨立，因此英國對於黑人所遭受的虐待是負有責任的，可卻沒有一個人提醒它的失職」。同我們在一起的時候，他照舊會這麼說。於他而言，這是當下形勢的要害所在。如果英國能夠意識到這點，那麼它就會告訴南羅得西亞政府規矩一些。他經常獨自參加會議，偶爾會帶來一個朋友。他們會有選擇性地拿走我們的宣傳小冊和書籍，對於蘇聯用亮光紙印刷的捐獻物都加以婉拒，可對一切提及黑人同胞處境的東西都感激地接受。他們不喜歡共產主義，發現「路線」的隻言片語和虛偽詭辯都跟自己毫無關係，覺得《蘇德互不侵犯條約》（Nazi-Soviet Pact）很難理解。查爾斯·莫辛格不明白，共產主義者為什麼要辱罵工黨成員，畢竟他們可都是社會主義者。聽到這場戰爭被宣稱為一場「民主之戰」的時候，他們會面露禮貌的微笑，也可能會嘆嘆氣，或搖搖頭。再三追問下，他們才會解釋說，他們看不出那些被納粹征服了的人們正在經歷的一切，要比他們這些南羅得西亞的黑人所承受的痛苦還要更糟。

不妨設想一下這樣的場景：擺放著文件櫃的沉悶辦公室里灰塵滿布，在一張簡單的軟木桌子後頭，身材魁梧且睿智冷靜的瑪斯多普夫人正端坐在那裡，她的對面是十幾張椅子，一批同志們正在聽她告知該做什麼。我們不禁大笑起來，因為這件事不合常理，也太出人意料，我們可從未想過自己竟然能受到工黨的歡迎，更何況我們中的大多數甚至都不是公民。雖然我一開始還是公民的身份，但在嫁給哥特弗萊德之後就變成了敵國僑民。（這件事實在令我很生氣，所以我決定把它忘掉。按照規定，我每星期都應該去調查局做一次報告，可我卻連半次都沒去過。沒過多久，哥特弗萊德也同樣放棄了報告。可見，殖民時代的日子很是輕鬆。）不過，皇家空軍成員們該怎麼辦？那些難民們又該怎麼辦呢？這根本用不著擔心，因為民主主義者瑪斯多普夫人操控著種類繁雜的規章制度，她把我們所有人都吸收成了工黨成員。與此同時，她也對我們明確了具體的要求：在工黨之外的行為都屬於個人行為，可要是讓她看見哪怕絲毫的共產主義鬼把戲，她都會親自把我們趕出去。不誇張地說，當時全國上下都在謠言里震顫著，「赤色分子們在煽動黑人們造反，要把白人趕到海里去」。我從小就是聽著這話長大的。這話很逗趣，因為幾百英里之內根本就沒有什麼海。同樣的思想也見於對英格蘭的描述，「坐落在銀浪滔天的大海里」。

儘管我們在工黨度過的時光很短暫，但它卻充滿了歡樂。大會、小會、密謀和討論充斥著每個日夜。我們喜悅極了，因為這種事實在不合常理，近乎於一場鬧劇，雖然說在殖民地里總有戲劇性的事情發生，可眼下正是戰爭時期，每個人都如此與眾不同，所以這就顯得更為戲劇。「這種事只可能發生在你們南羅得西亞。」外面的人提醒道。

這不禁又把我帶回到那些問題上來：我們緣何要有這麼多期待？當我們——我們的國家——整個世界再度步入混沌或災難時，我們緣何要如此驚訝？是誰許諾了我們更好的生活?這諾言又是在何時許下的？為什麼當今時代的許多人都擁有了那些遭遇背叛的孩子們的所有情緒？

組織里的成員們問我是否知道自己在做著什麼，居然跟那些財政部長、頑固的威爾森、地方法官或資本主義新聞的代表散步閑聊。我明確地回答說，我那是在刺探敵人的意向。他們的笑聲表明了這樣一個事實，那就是我們已經遠離了滿懷熱情的堅定信念，雖然才只過了兩三年而已。

這功夫，哥特弗萊德正身穿淡色雅緻的亞麻套裝坐在一邊，身旁的瑪斯多普夫人就像一位保養得當的家庭主婦。他們二人都面露嘲諷，心知自己必須容忍他人的不足。

跟劍橋空軍學員們相處的這段時間自有一番獨特的感覺，《金色筆記》中馬西比小鎮的故事就取材於此。前不久，我又把該書讀了一遍。毫無疑問，對於揭露事實真相而言，小說更能夠勝任。

我卧病在床這事讓我們很快登記結了婚，這在《風暴的餘波》中有一些描述，在帶有自傳色彩的《壅域之中》（Landlocked）一書里，我也對此有所提及。不過這兩本書在寫作時間上相隔了幾年，我在這期間創作了《金色筆記》（The Golden Notebook），還有幾本別的書和短篇故事。這段時間很難用合適的基調來定義，它太過糟糕，進度緩慢，令我感到苦惱，像是受到了遏制。終於這樣的生活為《壅域之中》的創作提供了心理素材，其中瀰漫了戰後的幻滅感，它是一本傷感之書。即便在《風暴的餘波》一書中，我的直接體驗也經過了改動，因為我並沒有把哥特弗萊德寫進去。當時他還在世，兒子由我一個人帶著。這本小說里的人物原型來自我在倫敦的一位女性友人的丈夫，他的出身以及相貌都不同於哥特弗萊德，但心理類型卻一樣。他是一個貧窮的男孩，來自柏林的一處貧民窟（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出現的失業和暴力政治的產物），心懷階級仇恨的怨憤。一言蔽之，「他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孩子」。在十幾歲的時候，他成為了一名共產主義者、反對希特勒的德國人，後來由一個難民組織帶到了英格蘭。這個窮小子與富小子哥特弗萊德是相似的，他們都是狂熱者，就是共產黨慣常稱作的「150%的狂熱分子」（無讚賞之意）。「他們向來都不吝吹捧，可也會在瞬息間就變成150%的反共產主義者。」雖然這麼說，可安東·赫辛的原型人物既沒有做出吹捧之事，也沒有變成反共分子——堅定、專註、嚴肅的激進分子形象從他的身上全然抽離而去，並且似乎只發生在一夜之間。這一年裡，你遇見的這個男人也許會通過發表演說對「錯誤性」做出暗示，令你將自己的態度擺正。到了第二年，他卻變成了一個親切、可愛、友善的男人，並且嘴裏還說：「我對政治並無興趣。」與此同時，另一個富小子已經成為了東德共產黨的高層成員。五十年代初，我遇見了安東·赫辛的原型，這就像是一場錯置的夢境：我聽到了哥特弗萊德的話語，看到了哥特弗萊德的反應，可在我眼前的卻是一個金髮碧眼、高高瘦瘦、態度冷淡的共產主義「冰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