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如今在我看來，似乎這一點要更令人恐懼——「對於那件被子孫後代視為最糟糕的、獨屬於我們那個年代的事情，彼時的我們幾乎渾然不知。」那件事情儘管意義重大，可它卻連同對人類未來的暗示一起消失在了世界上。當時有數百萬人遭到了蓄意且有計劃的謀殺和折磨……毒氣室，集中營，罪犯，種族滅絕，種族清洗……我們在腦中構建起了清白無辜的世界地圖，還只當這場戰爭是為了阻止情況變得更糟，只當它是一場絕對的正義戰爭。

我們的新公寓是特別建造的，它位於詹姆士大街（如今的薩莫拉·馬歇爾大街）的利安德大樓里，這裏曾建有一家詹姆士酒店。它是一座雙層建築。這戶公寓是一個寬敞的房間，入口在一樓，那裡縱貫著一條異常開闊的走廊。房間外有一條封閉的走廊，平行於詹姆士大街上的建築外牆和房間的牆面。它既算不得一個走廊，也不是一個房間，牆邊並排碼放著一個大衣櫃、五斗櫥，要不了多久又會添置進嬰兒車和嬰兒床。這個長方形空間（或走廊）在轉彎處圍成了個狹窄的空間，大理石地板上擱著兩個電爐和一隻小冰箱。這個廚房又拓展出了一間盥洗室。大房間的內牆上開有兩戶窗子，下面是一處小院落，對面是一所跟我們一樣的公寓，裏面住著一對母女。

我們這一大幫可能會在某個咖啡館一起吃個飯，然後再去聽左翼俱樂部講座，或者回到我們的公寓召開委員會議。這種會議已經變得極其不正式，因此哥特弗萊德不肯再把它叫作「共產黨人會議」。在交談的過程中，我們會喝些開普敦白葡萄酒或者產自葡萄牙東部的白葡萄酒。我的飲酒方式已經變得很文明。令我感到驚奇的是，羅得西亞人的飲酒習慣在哥特弗萊德和其他歐洲人看來非常野蠻，可我竟然也從中熬了過來，那種沉重、猛烈、令人難以忍受的飲酒方式抹殺掉了酒精的多種可能和趣味。現在，儘管因為工作忙碌的關係我們已經很少醉酒，可它卻是一件難得的樂事，總能暴露最令人意想不到的實情。就拿哥特弗萊德來說，喝醉時的他完全就是一副俄國人的樣子，清醒的時候卻又變成了德國人。酒醉時他會因為吉普賽音樂而掉淚，清醒時卻說音樂只適合挑起膚淺的情緒；喝多時會如慈父般地跟那些憧憬著自己的姑娘們調調情，清醒時刻卻說這些適婚姑娘們一心只想著找個丈夫，「姑娘們都已經到了適婚年齡。」清醒時的哥特弗萊德是個判官、譴責者和分類器，醉酒的他會跟陌生人一起跳哥薩克舞蹈。在布萊希特創作的一部戲劇里，有一個地主清醒時令人不快，醉酒後卻討人喜歡，因此他的農民們都在齊心協力地讓他每時每刻都酩酊大醉。

哥特弗萊德和我都覺得，要是連工作時間也在一起的話怕是不太妥當。正因為如此，我離開了豪伊-伊利律師事務所，轉而去了一家「溫特頓-霍姆斯-希爾」法律機構做了一名初級秘書。溫特頓和霍姆斯北上去了戰場，希爾先生留下來打理事務。

我滿足於做一名初級秘書、賺取可憐的薪水，因為我並不想把精力浪費在謀生上。我負責處理要求不高的普通信函、簡單文件，還有查看書籍，做複式記賬……我沒想到這會如此容易。不過，我的主要任務卻是應對那些債務人。他們的名片擱置在一個專門的柜子里，儲藏室里堆滿了文件，其中的大部分都屬於他們。這也是一個名副其實的貧窮天地，一個破布裹腳的天地。債務者以白人居多，有些債務已經積壓了許多年，其中大多數都始於經濟蕭條時期。辦公室里每天都會有債務人進出，其中一些男人總是酗酒，就連妻子也離他們而去。他們有時會站在那兒用發紅的怒目瞪視著我，或者羞愧到不敢看我一眼。他們說自己沒錢償還債務，巴博爾先生或希曼斯利先生，或其他任何人都可以公開表示自己的憎惡。有一些男人因疾病而變得意志消沉，一些女人懷裡抱著嬰兒，或者用手拉扯著孩子——她們生活在真正的貧窮世界里，身心疲累，堪堪而活。卡片上的名字一般都是「庫切」、「范德豪特」、「范豪森」、「比勒托利烏斯」、「范希爾登」……這些人是南部白人大家族的窮親戚。

「咳，」我會說，「戰爭總會結束的。」

「也許吧，可她對土著的關心要多過自己的同族民眾。」

哥特弗萊德還因為我跟那三個學員調情而有些憎惡他們。我「愛上了」其中的兩位——這事需要給予明確定義。提到對慾望和愛情的「渴望」，人們確實不應該用相同的詞彙來指代吧？我與其中的一個浪漫相戀了，其程度跟我今生所經歷的任何戀愛都一樣，但只有一兩次除外。這段戀愛里有一些經典橋段——他不久就會離開這塊殖民地去駕駛轟炸機，把自己置身於危險之中——這正是最為強勁的愛情春|葯。我是個已婚女人，比他要年長五歲左右。我們兩個人的見面地點都是在公共場合，其間還得處https://read.99csw.com理團體內的緊要事務。我之所以調情是因為這是我的權利，而且從一名女性最為原始的衝動來講，「既然哥特弗萊德無法做|愛，那他哪裡還有權利不滿？」……如此等等。再者，那些適婚的姑娘們——就像其他任何一種政治團體里的姑娘一樣——不是在夢想著能夠得到領袖的青睞嗎？

「沒錯，新聞並不是太令人愉快的東西。」他還可能會這樣回應，「他們理當被好好教訓一頓，我很高興，這事兒已經成為現實。」

有色人種女性會帶著孩子從居住區來到我的辦公室，每每這時她們都可能會跟我打招呼，這讓瑪麗亞震驚不已。他們的身上全都沾染了廉價旅店、灌木棚屋或貧民窟院落的氣息。當他們無法還清債務時，我會寬限他們一到三個星期的時間，可隨後卻還需請求希爾先生的應允，他對此答覆說：「他們怎麼會這麼蠢？這樣做只會讓他們支付更多的律師費。」接著，我會再打電話給債權人，詢問他們是否真的打算控告那些可憐的傢伙。他們經常會被惹惱，跟我的交談通常會止步于「哦，做你想做的事情吧——不過，我為什麼要支持他們呢？」或者，「我要申請債權扣押令。」所謂「債權扣押令」，即法院判令每周從債務人的工資中扣除一定的數目。（申請判令的費用由債務人承擔。）可以肯定，被扣除財產的一方將會更換工作或離開這個鎮子，不過當時正值戰爭時期而非經濟蕭條時期，因此工作機會還是有的。瑪麗亞的辦公室整潔又漂亮，她很不喜歡散發著臭氣的窮人們擁擠在那裡。她覺得這些人統統都該受到懲罰，比如說被判個終身監禁什麼的，或者其他方式也都可以，總之能讓他們從體面人士的視線里消失就行。我的努力都成了無用功，這可真讓我感到吃驚。我給巴博爾先生打了電話，也給老友希曼斯利先生以及鎮子上的每個有錢人都打了電話。我提議說，也許將債務豁免要更為明智，畢竟他們能夠要回來的錢很可能就只是幾先令而已。聽及此處，這些人個個都受到了震驚——我的提議很可能會為社會動亂提供機會。「欠債還錢」是原則性問題，鑒於此，我也只好放棄。在原則面前，常情只能靠邊站。

哥特弗萊德心地善良，態度卻過於端正。跟母親在一起的時候，我的表現儘管恭順，但也非常端正。看到自己禮貌有加的女兒把一個冷冰冰的外國人——德國人當成一個保護盾牌，我母親一定覺得這是一場噩夢吧。他們老兩口都不太喜歡哥特弗萊德，管他是什麼肖恩巴赫女伯爵的貴公子。這並非是因為他是一名猶太人或者半個猶太人（這樣的認知標準似乎會讓他們覺得愚蠢），畢竟我從不記得自己從他們那兒聽到過半句反對猶太人的言論。再者，我們也只是剛開始了解猶太人在歐洲的現況，還沒有將它「領會」——這裏的「我們」指的是誰呢？我的父母以及他們那一類人都對人生抱有悲觀的看法，可其程度卻遠不及那些左翼人士。作為左翼分子我們深感自豪，因為多年來我們一直都在給英國政府和多個政府機構施加壓力，迫使它們說出希特勒對待猶太人的實情。而結果證明，我的父母要懂得更多，「希特勒對猶太人做的事情實在太可怕了」。

1945年5月8日，歐洲勝利日的夜晚，整個鎮子似乎都跳起了舞。在邁克勒斯酒吧、戈蘭大飯店和體育俱樂部里，人們都在跳著勝利的舞蹈。每一個地方都扎滿了身著藍灰色制服和舞裙的人們，大家都歡呼歌唱著湧入了街上。人人都在喝酒。我清楚地記得自己當時的模樣，這並非是從表面而言——不像在電影里的中景鏡頭那樣——年輕女人因情緒激動臉色泛著紅，身穿連衣裙，緩步走在戈蘭大飯店的一條走廊里，而是指我內心的所思所感：我孤獨無依，音樂在身後沉寂……《野兔快跑》、《我們將在齊格菲防線上晾衣服》、《莉莉·瑪琳》，當然還有《多佛白崖上的藍色知更鳥》。從我身邊快速而過的舞者大多都是我認識的人，看起來，這塊殖民地上的所有皇家空軍成員全都來了這裏。我很是氣惱，也很難受。這些情緒都沒什麼稀奇，它們似乎貫穿了我生命的始終。我正跟倫敦和巴黎的人們共同慶祝，可我的思緒同時也在德國，而這要得因於哥特弗萊德。連續數個星期，他每天都會在無線電旁待上好幾個鐘頭，諦聽歐洲的戰事，數百萬難民的死亡消息，到處都是一片混亂。這就好像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終結時的樣子，而且只會更加嚴重。我無法在痛苦中享受喜悅——這種毒化的思想源泉已經被戰火燒了個乾淨。早些時候，我去探望了我的父親。這個年老病弱的男人躺在床上，嘴裏說著：「我猜，他們要開始準備下一次大戰了。」

柜子擱板上還有一些文件，上面都寫著知名人士的名字。這些債務已經終止，因為債務人宣告了破產。當我指出此事的時候，瑪麗亞並沒有理睬我。她的臉上流露出一種神情，似乎在說她才不會因為一兩個難以忽視的事實而擾亂自己的思緒。

「別太擔心了，他會沒事的。」

除卻這些不說，真正糟糕的、最差勁的事情read.99csw.com是，哥特弗萊德為之工作的老闆簡直就是一個老吝嗇鬼，眼看著他把自己的律師事務所辦得有了聲色，可卻連一句讚美的話都不曾說過。

戰爭肆虐了多年，現在一切終於結束了。或許，這還算不得戰爭的終結，事實上只有歐洲戰場宣告了結束。

可以確定，那時候的我忙得就像一隻沒頭蒼蠅。在雙方都不允許知道彼此身份的情況下，我每天都在忙著消弭人們之間的紛爭。儘管這令大家很吃驚，可在我生命的大部分時光里，它一直都是事實。

這個老人虛弱消瘦，奄奄一息，肘部還掛著氧氣筒。此刻，那雙藍色的眼睛里正迸射出勇氣，他本人也在面露著微笑。與此同時，那位健康壯碩的警察則因為疑心而皺著面孔，他還在費力地理解老人說的話。

「農部：溫度-流-力速是××，牲畜飼料 明 再議。」

「你知道，還是老樣子，我已經束手無策了。」

總而言之，哥特弗萊德現在正做著兩份工作。與此同時，他還在學習俄語。作為消遣，他讀了拜占庭歷史，而且還讀得饒有興緻。某些晚上，他會跟一個名叫漢斯·森的瑞士人待在一起。我想，漢斯這個人能說25種語言，可以閱讀和理解的文字甚至還要更多。跟哥特弗萊德一樣，他這個人也把自己視為文明的流亡者。他是一名天主教徒，哥特弗萊德則是個共產黨人。聽到我開玩笑說這兩種信仰有很多共同點，哥特弗萊德跟我生了好幾天的氣。

「在殖民地，又喝酒又不僱用黑仆的人就是一個波西米亞人。」

在1944年年末到1945年年初的短暫時光里，我的一天是這樣度過的——早晨一醒來我就會立刻沖向盥洗室，因為哥特弗萊德一佔用起來就得是幾個鐘頭。我總能在五分鐘內穿好衣服，並沒時間吃什麼早飯。等我騎著自行車到了辦公室時，瑪麗亞已經出現在了那裡，這對我和所有不足完美的秘書們都是一種責備。中午時分我會跟多拉見上一面，了解一下住在橫笛大街上的他們都過得如何。我們的下班時間是下午四點鐘。我順路會去拜訪瑪斯多普夫人，為她整理一下簡報。她曾說過，依她平生所見，新聞報業正在不斷惡化。還是小女孩的時候，她就不曾相信這些新聞或視其為理所當然。她說，大多數論及世界現況的書籍和文章都描繪了一個糟糕卻不致殞命的情形，每個結尾又都列出了如何讓世界趨好的建議，可人人都知道它們不會得到採納。「目前事態已經很糟並且還在惡化，這一點雖然毋庸置疑，但只要我們都……」她把這一類的書籍和文章都稱為「但只要」風格，由此她對我說的話也就變成了「如果你有半小時空閑的話，也許你會願意順便來這兒看看，把一些『但只要』歸檔。」

在電影院里的時候，如果剛好看到影片中炸彈正降落於德國城市，他會勇敢地說：「沒錯，就應該把那玩意兒送給他們。」在交際場合討論第二次戰爭或轟炸德國時，他會點著一支煙，在煙霧裡捲曲著雙唇，審慎地開口道，「的確，做出錯誤決斷的人都要付出代價。」

十五年以後，在倫敦，因為惱怒於自己被隔絕在了生活之外，於是我邀請了聚會上見過的兩個為蘇聯貿易組織工作的年輕人來共進晚餐，還有一位美國人。這個男人當時正沉迷於弗洛伊德理論。我原打算消除壁壘、開拓思想。儘管我煮了一頓大餐，可他連一口都沒有動過。在意識形態上對峙的仨人瞧了瞧彼此，擺出了一副要決鬥的架勢。電光火石間，他們三個人開始高喊起各自信仰的關鍵語錄，半小時后就高聲謾罵著奔下了樓。他們無一例外地都把女主人忘在了腦後。

離開了律師事務所以後，通過給議會議事錄和政府委員會打字，我賺到了以前三四倍的收入。人們說我為之工作的蘭姆先生曾參加過「米爾納幼稚園」——這個政治群體里的年輕人受訓於一個著名的英國自由主義計劃，即為所有的南非人提供文明的思想方式。他是一名速記員。當時的規則（如今已經為技術所淘汰）是這樣的：兩三名速記員輪流進入議會大廈，間隔為十分鐘、十五分鐘或二十分鐘。在此期間，這三個人需要儘可能多地將所記內容口授給等候著的打字員們，之後新的一輪速記又會來臨。打字員必須要有很快的速度，必須可以很好地運用詞語，有時還得能夠把信息壓縮成一個字母。

這種做法永久地攪亂了我的打字生涯，沒錯，因為它要求的速度太快。三個委員會都只雇了我一名打字員。「土著勞動力的僱用現況」、「卡里巴大壩建議書」、「有計劃地射殺方圓幾百英里內的動物，藉此來控制錐蟲病，」這其中的第一個議題讓我了解到，在被問及某些問題，比如說為什麼要把從尼亞薩蘭來，為了尋找農場工作的非洲人蓄意綁架到蘭德礦山的時候，政府總會編織謊言來回答。第二個議題引發了專家們的激烈衝突，有些人認為卡里巴大壩的修建絕無可能性，因為這樣的做法會導致所有河水流失於土壤縫隙中，永久地在地下洞穴和蓄水層里汩汩而流。第三個議題涉及蓄意射殺成千上萬的鳥獸，這也就解釋了為什麼大片的灌木地區如今都沒有了動物的身影九_九_藏_書，儘管這種控制蛇蠅的方式最終沒有奏效。

我從激動的人群中走過，他們幾乎都是白人，不消說，這是因為宵禁的緣故。等回到家時，我看到哥特弗萊德正在跟西蒙·派因斯喝酒。這個男人是來自立陶宛的難民，跟哥特弗萊德和所有的難民朋友們一樣，今夜他的思緒也在歐洲而非英國。進入那個房間時，就好像是從熱水跳入了冷水裡。哥特弗萊德不清楚他的父母和妹妹是否安然無恙；西蒙的親屬都曾身處德軍和蘇聯軍隊的佔領，他覺得他們凶多吉少。他向來都很有衝勁、活力無限，可今夜卻是例外。我跟西蒙「很合得來」，畢竟我們的童年都是在鄉村度過的。我們兩個會一起交流回憶的細節，拿自己和對方取樂。他會問我，「你真的把酸奶當成飼料餵給了雞？可酸奶和土豆這些東西我們都是拿來自己吃的，等哪天我一定做點給你嘗嘗」。如今回想起那個夜晚，我還能感受到那縈繞于身的悲傷和焦慮的氣氛。再回望時，我看見了這樣的三個人：貌似康拉德·韋德的哥特弗萊德正穿著雅緻外套，把玩著掛在酒杯邊沿的藍色石頭，他的黑髮正閃閃發亮；身材粗壯、棕色皮膚的西蒙身著卡其制服——如他自己所說，就像「一隻套著卡其服的棕熊」；我站在電爐旁，給這兩個男人以及任何一個可能造訪的人做晚飯——此時他們正在大街上邊逛邊唱「多佛白崖」，等到他們累了，很可能就會順路進來看看。

「我父親怎麼樣了？」

此時的我正在創作《野草在歌唱》（The Grass is Singing），它如今已成為了一本簡潔的小書。該書的原始篇幅是如今的三倍之多，而且還是一個諷刺作品。其中的中心人物是一名抱持理想主義的英國青年，他是那種來到殖民地后被眼前境況嚇壞了的人。這些人大多逃離自英國的經濟蕭條和極貧生活，不可能再離開殖民地，也在讓自己適應這裏的習俗：大家都認為，這些「白人文明」的新皈依者（如同所有的皈依者一樣）要比那些老資歷的人極端得多。不過是否存在這樣一種可能，即他們中的某個人既沒有選擇馬上離開殖民地，也沒有選擇適應這裏呢？我本可以採用這樣一個經典的喜劇主題，讓一個無辜的理想主義者與腐敗墮落彼此鬥爭，也就是同「現實主義」抗衡，就像西方人做的那樣。可問題在於我並沒有這樣的經驗來寫作，而且這樣的主題也顯得沉重和笨拙。在完成初稿后我就把它寄去了倫敦。那個時候還沒有航空郵件，因此它走的是航運。如果路途平安的話，到達倫敦需要六個星期。等到出版商閱讀過它，再將它航運回來，半年甚至一年多的時間就已經過去了。後來，我只把其中的次要情節保留了下來。此外，我還給倫敦的雜誌社郵寄短篇故事（流程上並無差異），其中一些短篇後來收錄在了《這原是老酋長的國度》（This Was the Old Chief's Country）一書中。我還寄出了自己創作的詩歌，得到的回復要麼是鼓勵信，要麼是言辭委婉的拒絕信。「請您再給我們寄些別的作品來看看吧。」這樣的耐心練習是非常寶貴的體驗。等到被拒絕的短篇故事在後來得以出版並受到了讚揚的時候，作者本人才會知道編輯的話不必太當回事。我還會寫寫劇本。九歲那年，我在政府大廈的草坪上看了六年級的孩子們表演的《俄狄浦斯王》，自那以後我就被劇場給迷住了。我在這一時期創作的一部劇本後來在「劍橋劇院」得以上演，可那時候它的內容已經跟時代脫節，因為非洲正在經歷著急速的變化。當地劇院上演的是《危險的角落》（Dangerous Corner）和《歡樂的精靈》（Blithe Spirit）兩個劇目。《他們來到了一座城》（They Came to a City）是由普利斯特利創作的，雖然如今已經為人們所遺忘，但它當時卻讓觀眾們激動並感激，因為大家確實都需要一些好消息。在彼時的黑暗中，另一盞明燈是由勞倫斯·奧利維爾執導的《亨利五世》同名電影。在一座大影院里，觀看這部電影的除了我們這二十個人之外，好像另外也就只有五名觀眾。

「但願吧，我每晚都在為他祈禱。」

哥特弗萊德的睡眠質量很不好，他會在夢裡嗚咽抽泣，甚至喊叫出聲。一旦我把他叫醒，對他說「你剛剛做了噩夢」，他總會生氣地回應「才沒有，你別胡說」。曾有那麼一次，就因為我拿「潛意識」開了個玩笑，他一個星期都沒跟我說話，可那笑話甚至都跟他無關。正因為如此，在把他叫醒以後，我沒再說過「你剛剛做了噩夢」這樣的話。我們是不錯的吸煙伴侶，有時也會真誠地嘗試去做|愛。我們確實都在儘力，似乎都只把彼此間的不和諧狀態看成了暫時的不幸。有時，我們還會躺在床上聊起團體里的成員，可他對其中的大多數都會橫加指責，而我真的很怕他那冰冷的長腔調。可憐的哥特弗萊德身處在一個他所鄙視的國家裡，周圍又環繞著這樣一群所謂的「共產黨人」和毫無經驗的殖民地居民，這日子確實艱難得很。他也有自己所敬重的人嗎？我想，除九*九*藏*書了瑪斯多普夫人和紅十字會的代表漢斯·森之外再沒有別人。儘管他非常喜歡跟那三名劍橋空軍學員交談，可卻仍把他們看成無足輕重的人和來自中產階級的人。「一個擁有優越家庭背景的人會譴責跟自己出身相同的其他人，原因就在於他們並非來自工人階級。」儘管這事在當下看來似乎令人難以置信，可在當時卻並不少見。

我如今倒非常懷疑，蒼穹中的神秘觀察者是否也會把它看成一場正義戰爭？

我的父母已經搬到了郊區。哥特弗萊德和我每周都會開車過去好幾次，一同去探望我那病床上的父親。他的生命危在旦夕，不過這樣的狀態已經持續了好久。在我們陪床的時候，我的母親會出門去看看，按她慣常的話說就是「出去拜訪」。陪伴在我父親床邊的那些下午實在稱得上恐怖，它們如今還會出現在我的夢裡。就因為這病痛，他一早就丟失了自己的性格和真我。在我看來，我的父親很久以前就已經故去。我一直在試著找回我的父親，想要跟他說說話，讓他做出回應，讓他再變成自己或者其他任何東西都可以，哪怕只有片刻也好。總之，他絕不該是眼前這個自怨自憐、暴躁易怒、耽於做夢、口中只有戰爭的垂垂老人。

「他們最好知道恐懼是什麼滋味，這可是為了他們好。哦，天啊，艾倫先生，我真不知道該拿您怎麼辦好了。您該知道，您這樣做可是違背法律的。」

「咳，我這回就放過您了，不過下次就難說了。我們都知道，您這裏出入的可不只是黑人孩子。」

對於種族主義者常年掛在嘴邊的這些真理，傑克·艾倫用他的笑聲作了回應。接著，他讓同住的女人去取來些茶和餅乾。如果來回亂跑的黑人孩子們在白人警察面前頓下了腳步，繼而驚恐地轉身跑開，這位老人就會責難地開口說，「瞧見了嗎？我猜，你不會覺得讓孩子感到懼怕是一件引以為傲的事兒吧？」

在我們看來，希特勒最開始做的只是屠殺他在德國的敵人，即共產黨人、社會主義者、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直到最近人們才想起了以上提到的這些勇士。）他接下來做的是把迫害和殺戮的目標鎖定成猶太人、吉普賽人、同性戀者以及心智缺陷者。這些人全部被充作了苦役，甚至被虐待致死。到目前為止，有關死亡集中營的真實信息尚未受到「充分理解」，其關鍵就在於如果一個人的思想並未「準備好」接納某個事物，那麼它就會拒不承認事實的真相。實際上，我們左翼分子的看法跟大眾一樣傳統。我們眼裡的戰爭涉及夥伴、敵人和戰區，還有一些作為轉折點的偉大戰鬥，比如「不列顛之戰」、「北非戰場上的戰鬥」和「斯大林格勒保衛戰」，也有像「列寧格勒圍城戰」這樣的包圍戰、「敦刻爾克大撤退」那樣的困難局面……當然還有難民，還有敵人的血腥屠殺。

數十年後，我已經能夠理解哥特弗萊德——這個傷心人當時所需的東西極其簡單，顯而易見。在他奢華的童年生活里，那身為社會名流的母親忙於交際聚會，他的父親在維持家族財富、窩在書房裡讀書，優雅的妹妹過著有錢人家小姐的生活。他的俄國保姆——作為愛的守護者，對女主人和她的兒女們苛責又疼愛。就如同該階層的英國家庭一樣，真正撫育和疼愛孩子們的正是保姆。在契訶夫的話劇《萬尼亞舅舅》里有一幕奇景：夜裡，煩躁易怒的病弱學者還未就寢，他的年輕妻子在循循開導著。這時他的老保姆出現了，把他當作孩童一般地又親吻又撫摸。接下來，這位可憐的學究大人融化在了愛意里，乖順地被帶到了床上。

哥特弗萊德和我都在賣力工作。每星期里有那麼幾天，哥特弗萊德會在清晨五點鐘起床，接著趕往煙草拍賣場做些職員的工作，然後再去豪伊-伊利準時上班。在這兩個地方，他拿的都是職員工資。有句話說，「我們不應該說死者的壞話。」要是我覺得有作用的話，我只怕會把豪伊-伊利那個男人說得更慘。隨著時間的流逝，在親眼見過了一撥又一撥的難民后，我如今已經明白，僱主們總要抓住機會去聘用那些擁有職業技能的難民，即便支付的就只是幾個小錢，他們也要把自己說成是一個善人。

「沒有。」

接下來，我可能會做些哥特弗萊德不予理會的「社會工作」，也就是跟福利部門一起解決問題。在這之外，我也許還得應對自己的母親。跟她在一起，我必須時刻留意自己說出的每句話，要是提到了傑克·艾倫或者瑪斯多普夫人，她所承受的巨大不幸勢必會愈演愈烈。

「我倒希望人人都跟我一樣，可事實卻並非如此啊。」

再接下來也許就是一場會議。這之後呢，說不定還會有另一場。或者，這一天也可能剛好是散發112份《衛報》的日子。這意味著，我需要騎著自行車穿行在一條條落魄的街巷裡，從咖啡館出來，再進到餐館里。我還可能會跟皇家空軍的同志們在某處喝茶，藉此聽到軍營里的消息。也許我還會遇見阿森·格里米斯，他過去在希臘雅典的大街小巷裡賣過報紙。他常跟其他共產黨人結隊活動，因為當局成立了「希臘人民解放軍」和「埃蘭軍隊」，即把共產黨人和他們的敵人進行了組合，這就意味著兩大九_九_藏_書派別必須嚴密地監視對方，就像他們在希臘互相廝殺一樣。後來必須返回希臘時，他們曾來見過我們，說幾乎可以確定等待他們的將是死亡，不過他們會努力聯繫游擊隊，並設置複雜的信號系統——這樣的信封代表著這個意思，那句暗語說的是另一個意思。實際上，在他們離開大約一年後，我們就聽說了他們殞命的消息。共產黨人是聖潔的。我小說里的人物大多都跟現實中的原型有所不同，可是阿森·格里米斯卻以他真實的名字出現在了《暴力的孩子們》之中，而且完全沒經過任何改變，仍舊是他本來的模樣。他是我所認識的最好的人之一，而這隻是對他的一次很小的致敬。

「這些卡菲爾人都在這裏做什麼？」

「他們是來看我的。請坐，小夥子，你只管放心好了。」

哥特弗萊德和我又搬了家，公寓里有一個很寬敞的客廳，可用於當時非正式的社交聚會、學習小組以及漫談會（幾乎大部分的夜晚都在舉辦漫談會）。我在睡覺時經常會驚訝于自己竟在白天見了那麼多人，可卻仍將自己視作孤獨的人。我渴望獨處，要求的也並不多——偶爾的一個鐘頭本已足夠。

我們的生活在風格和步調上出現了變化，搬到這所公寓就是一個外在的跡象，雖然我們的共產主義團體悄然「殞落」，不過我們還在把自己視作共產黨人。哥特弗萊德闡明過一個健全的組織機構需要擁有某種準則，現在這些準則就在做著自我證明：我們每個人都曾擔任六個機構的秘書、圖書館員和主席，現在這一情況已經無法繼續，其他人接替了我們的職務。劍橋空軍學員已經離開，他們去了歐洲戰場駕駛飛機。我們的男人，即「北上的小伙們」都安靜地回來了，當然這指的是那些活著的人。左翼團體向來都不穩定，留下來的創始成員少之又少。多蘿西·施瓦茨南下去了約翰內斯堡，為那裡的「南非共產黨」工作。英國皇家空軍尚未離開這個國家，這些朋友並不都對政治感興趣，不過思鄉心切的他們卻渴望著與人交談，還需要借閱書籍。在這一時期，我可能會用電爐為十五甚至二十個人準備些晚飯，比如雞蛋、鹹肉、香腸、土豆、大鍋燉菜、紅燒雞或燜鴨。哥特弗萊德說他再也沒法忍受英國菜式，他的一位女性朋友教給了我香料、藥草和大蒜的使用方法。我們在公寓里儲備了城堡牌啤酒和葡萄酒。每天早晨都需要親自打掃一下房間，因為我們並沒有僱用僕人。許多個夜晚，那些錯過末班車的軍人或走投無路的人就睡在我家的房間地板上或者盥洗室里。哥特弗萊德不喜歡這種雜亂無章的生活，覺得它太過隨意。這倒並非是什麼原則問題，只不過是他的性情使然。那些日子里我呈現了最為自然的波西米亞做派，這引得別人對我說：「親愛的，你完全就是個波西米亞人啊。」

「可是，你怎麼會認識這些人呢？」

「哎，您可真算不得什麼好榜樣，您這是在給他們灌輸想法啊。」

「可是，艾倫先生，要是每個人都像您這樣，黑人們恐怕就要造反，就要割斷我們的喉嚨啦。」

儘管哥特弗萊德的這位年輕妻子極富耐心又和善有加，可她卻異常生澀，無法把自己的男人當成嬰孩來看待，即便只是夜裡的幾個鐘頭也不行。何況他本人鮮有可能會容忍至此，最多也不過是承認自己確實做了噩夢，或者坦言自己之所以會暗自垂淚是因為德國的城市正在遭到轟炸。

這一時期，德國城鎮正在遭遇轟炸。我有時會瞧見哥特弗萊德坐在床上，雙手抱頭，手裡握著簡報，或者聚精會神地聽著廣播。有時，他就一言不發地躺在漆黑的房間里，香煙在他的深吸下閃著光，照亮了床頭櫃、破舊窗帘和收音機……而我不敢把燈打開。

「我認為，你找不到有哪條法律禁止黑人兒童去看望一個白人。」

「你可千萬別以為他們自己從未有過這些想法。」

「可他們要比我們落後啊，您該知道……他們可是剛從樹上爬下來的，大腦也比我們的小。」

那些夜晚呈現了一幕又一幕情景……窗口映照進來的光芒下，卧室中繚繞的煙霧清晰可見，狗在吠叫著，花園裡的灌木叢正向外散發著氣味。來往的車輛已經所剩無幾，周圍都安靜了下來。哥特弗萊德冒著一股酸臭味，我如今已經了解，那是「焦慮」的味道。儘管這氣味對我來說很陌生，可我卻認為它「很有趣」。也許孩子們的基本教育中應當包括這一點：某人散發出的某某氣味意味著某某事……比如，「酸臭味」意味著「害怕」或「不開心」。

這裏的辦公室寬敞又明亮，通風也好，不像豪伊-伊利的多塵和昏暗。高級秘書是一個名叫瑪麗亞的女人，她的真實姓名已經隱匿在了別號里。瑪麗亞來自英國，在她看來，跟那些曾同她一起受訓的女人相比，殖民地的姑娘們真是又懶惰又不稱職。她用一個拇指和其他兩個指頭打字，速度比我認識的所有人都要快，而且一篇法律長文打下來，其中竟無一處錯誤。

「瑪斯多普夫人是鎮長，媽媽。這位夫人是索爾茲伯里的女鎮長。」

「那您有哈利的消息嗎？」

離開瑪斯多普夫人以後，我可能會去拜訪傑克·艾倫。他那兒經常有警察造訪，我曾不止一次地聽到這樣的對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