納粹死亡集中營的消息最初是由漢斯·森傳出來的。作為一位紅十字會代表，他聽到了一些謠傳，可他卻只相信其中的半塊內容。他跟哥特弗萊德倆人會一起待在我們的公寓或咖啡廳里沉默不語，或者，他們二人也會跟彼此交流意見，聽起來就像是在給自己的血肉注射迷幻劑。他們也許在一切事情上都意見相左，但卻有一個雙方都尚未意識到的共同點：如若不是在詞義上，至少在語氣中也透露出對文明主張的諷刺和懷疑。（使歐洲和美國分離的正是這種懷疑態度。）有時候十多個人會圍坐在我們的房間裡邊聽新聞邊討論，他們會進行到很晚，甚至還會整夜不眠。

《衛報》稱，這位來自索爾茲伯里的優秀代表當然可以在這裏工作上幾個星期。這份報紙由兩位幹練的英國中產階級女人創辦于戰爭即將打響之前，這兩位創辦者都是共產黨人，其入黨方式跟三十年代的其他人別無二致。在經營理念上，這份共產主義報紙與倫敦的《工人日報》是一樣的，即應該讓訂閱者感覺到自己是「主人翁」，是自己供給了報紙的經費。此外，每期報紙都會將上星期所籌款項的數額公之於眾，並且下面還附有訓詞：「工人階級的代言人，追求更高標準的報紙。」同《工人日報》一樣，《衛報》總在譴責「紅金」，即從莫斯科拿錢的行為。我在黨內遇到的所有人都在嘲笑「紅金」，就像在對待「敵特分子」時的反應一樣。實際上，敵特分子確實是存在的，「莫斯科金」也是存在的——我在上星期（再次）讀到了《工人日報》從莫斯科獲得資助的情況。至於《衛報》是否也得到過資助，我對此不太了解。想到那兩位辦報的女強人，我覺得這種可能性微乎其微。在整個戰爭期間，《衛報》曾因蘇聯的受歡迎度得到了迅猛發展，可目前的銷量卻正在萎縮。比如說，索爾茲伯里賣出的報紙再未達到過112份，充其量不過只有幾十份而已。

與此同時，太平洋戰場仍在繼續，日本城市被炸成了灰塵和廢墟。因為無知，我們對日本的理解並不精確。戰爭結束時，很少有人會談起「好德國人」。由蓋伊·薩傑所著的《被遺忘的士兵》（The Forgotten Soldier）遭遇了人們不公正的忽視。這本書描繪了這樣一幅畫面：一名年輕無知的士兵正在對抗蘇聯的前線參加戰鬥，隨著蘇聯軍隊的挺進，他不斷地向後撤退，再撤退。當時正值冬季，他身著單薄無用的衣服和靴子，有時一連數日都沒有東西可吃。他是法國人和德國人的混血兒，跟德國人為伍實在是件禍事，他的年輕戰友大多都死了。在他就快要結束自己「希特勒的士兵」身份時，蓋伊·薩傑（這個名字可以用法語和德語發音）受到一位法國官員的邀請參加了佔領區軍隊，這位法國官員急於拯救這個年紀不過二十歲的飢餓士兵。該書流露出一種黑暗且洶湧的痛苦，一種洞察力——你無法將之稱為「抗議」，因為它所棲居的各種經歷層次意味更為深遠。多年後捧讀這本書時，我察覺出了當年在南羅得西亞索爾茲伯里的那些難民朋友所抱持的心境。當然，這種心境也屬於我的父親，他對那場逝去戰爭的追憶反對他想起這場戰爭。見他苦惱至極，我母親把報紙都藏了起來。他氣喘吁吁地瞪著眼睛，于腦海中看到炸彈正在落向日本小鎮，一個個島嶼上的日本人也都在撤離。「這很好……」他不斷地喃喃著，「可這是誰的錯呢？發動戰爭的又不是我們，而是他們。」聽起來就好像他曾受到了責備似的。「他們為什麼一定要發動戰爭？為什麼要襲擊珍珠港呢？這一切都是為什麼呢？瞧啊，瞧瞧現在正發生著什麼事吧！」每天他都像第一次知道似的不斷說起。

我們吸著煙。從對面樓梯上的公寓里映進了光柱，滿屋漂浮著的煙霧變得清晰起來。庭院對面的公寓里還傳出了舞曲：舞曲和香煙煙霧從來都結伴出現。無論白天黑夜，對面的公寓里總是音樂不斷，甚至在凌晨三四點鐘都不停歇。真是一段好時光……

歐洲、德國和蘇聯傳出的消息全都關乎破壞、苦難、死亡、集中營、難民和迷失的孩子。從那時起直到這時，在世界的這個或那個角落，人們都在觀察和傾聽著這些消息。此外，那時候人人都相信，人類不會愚蠢到容許這樣的磨難和損耗再發生一次。數十年後的今天，這種質疑心理已經成為普遍現象，即人類是一個無法對事情加以掌控的無助群體。朝鮮戰爭發生在「二戰」結束后的第五年，這場可怕的「小規模」戰爭是一次衝擊。當下發生在前南斯拉夫的戰爭迥異於這個國家給歐洲所留下的印象，因而也具有一樣的衝擊作用。經歷過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恐怖，人類絕無可能會容忍朝鮮戰爭。

整個戰爭時期，我一直都在說：「等戰爭一結束我就離開。」可這不過是無稽之談。我的少女夢想依然完好無損，戈壁、 喀拉哈里沙漠、其他自由自在的奇特幻想，我漫步在地中海沿岸，那裡美酒飄香，玫瑰盛開，夜色溫柔。等到戰爭結束時，人們漸漸意識到世界各處都遭到了可怕的傷害，我那夢想登時也消失了。

哥特弗萊德贊成我出去度假。他這個人向來都很慷慨。比如說，儘管在豪伊-伊利事務所掙著稀薄的薪水，但他卻給我買了一個新的打字機。雖然我寫的東西都入不了他的眼，但他卻在鼓勵我寫作。哥特弗萊德為我去開普敦的旅行貢獻了財力。

雷內說，是時候來一次釣魚旅行了。直到後來，我意識到他是想從開普敦離開，因為這裏的所有人都反對他在訂婚了的情況下還跟別人搞曖昧關係。在那個年月里，海岸邊幾乎一片荒涼，空無一人。我們驅車沿著海岸邊前行，海水洶湧而至，不斷地拋灑在岩石和空蕩的白色海灘上。我們繼續向內陸開進了一些，穿過田野和葡萄園，直到停在了一家有色人種經營的鄉村商店。店主人微笑地打量著我，心想，「這姑娘是怎麼回事？」雷內租了個只有一間屋的小房（小室），它距離海岸線有一百碼。房間里有張老式的大床，油燈，一張桌子和兩九九藏書把椅子，外面的大樹下是一個磚砌的壁爐。岸邊的海水在拍打著，呻|吟著，咆哮著，連我們腳下的大地似乎都跟著顫抖了起來。低矮的灌木散發出鹹鹹的味道，我們倏然從其中穿行而過，奔向海岸去找晚飯的吃食。雷內帶著一本正經的漁具來到了一堆鋒利的石塊中間，海水在這處水坑裡翻滾著，打著漩渦。在他邁步而過的時候，海水在他的四周噴濺出水花並且跳躍到了一塊石頭上。他就站在這石頭的中間，海水在繞著他的膝蓋流轉。他歡欣地吼著、笑著、歡呼著，一次次地把釣線拋了出去，直到一條滑溜溜的扭來扭去的魚跳了出來，被他拋到海邊的巨石上。接著，散發出海水味道的他興奮地擁抱了我，他把我摟在懷裡，從含鹽灌木直跑出去。到了小屋，他把這條將死之魚的內臟掏了出來，在這條魚脫離海水還沒到一分鐘時就把它放在了烤架上。葡萄酒，鹹味麵包，哈尼普特葡萄，裹著食糖的乾果……我們上了床，把油燈的火焰調低。海水的光影和聲音充斥著這個房間。我和他猶如兩條光滑的魚一般做著愛，傾聽著水聲，在海水的聲音里做著愛……他睡了過去，我還在繼續聽著。海浪隆隆作響，每一個都像在襲擊著陸地，繼而拖拽著它退回到海里，整夜都未停歇……彷彿這座小房子就坐落在海底。

我經常想要去寫一寫這種生理上的極致愉悅，藉此來掩蓋住我心情沮喪的真相。它既非「真正的」沮喪，也不是「瞧，我多麼悲傷」這般又喜又悲的情緒。我想象著，戀人的自我個性隱匿於海水的聲音里，風從灌木叢上爬過，燈光映照在一個傾斜著的瘦削後背上，白色皮膚上有一串細小的金色雀斑在朝著心臟訴說故事，它比一張飽經蹂躪的臉講述的更加真實……女人柔滑的膚色健康的膝蓋和她嬌嫩的手隨意擱放在床單之下，床單染上了爐火的煙味。我差點就沉溺於相信自己就是一個被發現了的裝載著喜悅的寶藏——自戀情緒在其中發揮了作用，年老時方知學有多少。蘋果中是否一定會有蟲子呢？歸根結底，我並不在乎雷內以神氣十足的樣子對待我，畢竟我很快就會離開——我煩惱而又痛苦，因為我終究還得回去。如果當初情況不同的話，我很可能會留在開普敦，還也許會在幾個月之內（無論戰後混亂與否）就登上一艘船，動身前往倫敦或巴黎。我自然沒有心心念念著要跟這個男人待著一起——此時我尚不知道他即將結婚，也沒有覺得自己天生就該為那些出了差錯的《衛報》訂閱者們寫信。

我釋然地笑出了聲，這使他也跟著笑了起來。

庭院對面仍在傳來歌聲……

隨著時間的流逝，這段時期的兩個記憶在不斷加深。其中之一是俄國人決定在一個類似劇院的公眾場合絞死那些犯過戰爭罪的德國軍官。對於此種殘暴，各地都在發出抗議。換句話說，即便過去的五年充滿了各種殘酷，可整個世界卻仍會對公眾絞刑做出反應，認為它是中世紀和野性的回歸。此外，還有一種論調自1941年之後便沒有再出現過，因為這段時間里「作為野人的俄國人」一直都處於休眠狀態，「俄國人都暴虐成性，漠然無視公眾輿論……」放在今天，類似的情景幾乎很難被注意到。我們對恐怖習以為常。有誰還會提出抗議呢？在我寫作時，這些難以言喻的恐怖正發生在原來的南斯拉夫大地上。沒錯，我們注意到了那就是恐怖。那麼我們是否感到了震驚呢？我覺得答案是否定的。

我又在火車上過了五天，這一次的目的地既非海岸或海洋，亦非自由或愛情。我再次離開了自己篤信的真實未來，火車沿著歸途穿過了山巒和台地高原，緩慢地停靠在每一個小的支線處，哀號著從工頭的小屋、揮手致意的女人和孩子旁行駛而去，車輪轟隆著發出響動，「我要回去，我要回去了」——火車裡遍布灰塵，我正躺在座位上，跟從前一樣感到不快。我正在面對的是盤繞在我本性深處的情感或心理上的「雙螺旋結構」，它既並非「我為什麼會蠢到再次懷孕呢，明明這是不需要的啊」這樣的問題（麻煩的是「我別無選擇，必須懷孕」，我的幼兒期這樣告訴我），也並非是「如果當初沒有出於革命浪漫主義和不顧後果的原因（這在如今看來很是愚蠢）而選擇嫁給哥特弗萊德·萊辛，那麼我現在就不必回去，不必遠離自己想要接近的一切」這樣的問題。「我本應做這事，我本應做那事」，對於這樣的話，說來又有何意義呢？關鍵在於考慮到我的本性和所處環境，任何事情都不可能會發生。得益於庫爾特和其他擁有複雜詞彙的人，我還可以為自己貼上合適的標籤甚至綽號。儘管這並非我要的旅途，可還有一個原因讓我勢必坐在了這輛火車上：我父親的病情，那漫長的將死過程。

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是，身體健康的人內心卻可能並不幸福。回到家裡的時候，我的孕期已經達到了四個月，健康的體魄涌動著活力。哥特弗萊德很開心我擁有了一段不錯的時光，可他有些倉皇失措，這是因為之前離開時的我身形還很正常，可是眼下的我卻……哥特弗萊德很體貼我懷孕這事，可他卻不是能享受這個過程的男人。他當時跟一名適婚的姑娘有過曖昧關係。鑒於這姑娘如今已成為社會的棟樑，我在這裏就不多做透露了。

我父親問：「為什麼要拋下兩個孩子，又生一個呢？」我母親給出的反應則是言辭激烈的指責。

該報以各種方式去接觸窮人——開普敦當時並沒有很多黑人，這裏指的是有色人和印度人。我曾有許多次被載往開普敦貧困郊區的工廠，在那兒，窮困潦倒的有色人種姑娘或印度人正製作著廉價品。同樣，這裏也散發著似曾相識的貧窮、匱乏和絕望的氣息。姑娘們穿戴著便宜的衣裙和明亮的珠寶，她們都簇擁在這兒用硬幣買報紙。雖然報紙上大多是關於「自由」的激烈言辭，可姑娘們想要知道的卻是住房、利益和津貼的事情。「伍德斯托克真的在建一個鞋廠嗎？有沒有她們可以做的侍佣或保姆工作？」這就像是在索爾茲伯里賣《衛報》的情形一樣：我們兜售報紙所用的時間是「福利工作」的三四倍之九九藏書多，而且我們很早之前就已經明白，該報對那些人而言就是美好生活的象徵。《衛報》的銷售人員還在為大家提供建議，「放心，我們會請去醫生，可以，我們會給房屋署打電話，沒錯，的確有一家結核病診所……不，這個不行，我們無權讓你們的老闆加工資。」

「跡象顯示，你不會這麼認為。」我應道。

我在開普敦待了至多一兩天時就意識到了自己正在被人「查看」，這就跟我剛到索爾茲伯里時的情況一樣，「鎮子里新來了一個姑娘。」我決心要在這趟旅行中來場艷遇，因為我覺得這是被欠下的。（可它是由誰，或者是由什麼東西所欠下的呢？）在一次猶如狂歡般的選舉會議上，我跟一個作為工會會員的南非白人調了情。當夜晚些時候，這個我第一眼就看到的男人把自己展現成了艷遇的完美候選人，其表現方式跟南羅得西亞的完全不同。

在這些人以及那些（主要由白人和中產階級構成的）同志所遭遇的悲慘境況之間橫亘著深淵。

哥特弗萊德和我復又回到了我們不幸卻友善的婚姻生活中。在那段時光里，我並沒有太多可以驕傲的事，不過，之前常常令對方困惑和震驚的我們彼時卻表現得很好。

我被安排在了訂閱部工作。這個部門的大辦公室里擺滿了桌子，一些志願者在伏案給報紙的退訂者寫信，例如，「我們已得知您並未在該月續訂本報，我們相信這隻是一時疏忽。要知道，南非的未來都依賴於像您這樣的人。致以同志的敬禮」。

驅車離開時，雷內會說：「嘿，你怎麼了？我可不想看到我的女人拉長著臉。你為什麼情緒低落呢？你是覺得我們遲早會分開嗎？咳，沒事，等回了家，上了孟喬森男爵床，我會讓你又高興起來。」

可同樣麻煩的是，老卡圖盧斯常常否認年輕的卡圖魯斯。有好幾次，在聽到我分享的某段歷險經歷時，一些老友都說：「你在說什麼呀？我可確定自己從來沒……」

我把這個男人寫進了《探尋英國人》。

同樣，又是一次長達五天的火車旅程。我對車廂里的其他五個人已經沒有印象，當時的我只是在向外望著晃過的台地高原和海斯河谷山脈，試著把南非貧瘠而又孤獨的獨特壯麗牢記在心。在鐵路沿線的小車站上，工頭的妻孩走到了乾燥多塵的小花園的鐵絲柵欄旁，向著這輛尖聲駛往南部大城市的火車揮手致意。我知道當火車消失在視線里的時候，那些孩子、婦女們以及衣著成熟、為愛燙了發的姑娘們會有怎樣的想法和感受。整個戰爭期間，我的耳邊一直都是即將駛離索爾茲伯里的火車所傳出的高聲道別和哭泣，它載著人們前往了一個又一個遠方。對整整一代人甚至更多人而言，非洲南部的火車所發出的哀號就意味著失去、道別，意味著有人被留了下來。這麼說吧，與噴氣式飛機的轟鳴聲完全不是一碼事。

他又點燃了一支煙，我也一樣。

他是一個共產黨人，可那時候誰又不是呢？這場艷遇的發生只可能是因為我的天真爛漫。如今看來，那位工會會員（他應受斥責，可在愛情中一切都是公平的）的身上有一種令我驚奇的冷酷。彼時在錯失過一次良機后，我跟這位藝術家，暫且就叫他雷內，一起開著他的車去了開普敦的高地之上。我們倆人坐在那兒，眼前的雲朵不斷地涌動過山坡的邊緣，就像是倒入盤中的牛奶。我們親熱著，心懷著愉悅，允諾著希望。把我安置到了六區的工作室后，他對我說他要出差四天。我給《衛報》報社打了報告，接著便開始打量起他的這間工作室。我很喜歡這兒，油料和松脂的味道散發出奇妙的味道，牆上掛著他自己的畫作和名作複製品，此外還有一疊收藏的舊盤子，對我來說，它們就像是從遙遠中國駛來的寶船，涵有著各種可能的故事。這間工作室位於一座老舊的小白房裡，進出時都有一絲危險，因為當時被稱為「惡少」的一群黑人團伙正在附近一帶流竄。實際上，雷內還有別的女人。他用一種嬉笑和肆無忌憚的方式周遊在姑娘和婦女之間。他這個人總是不乏女性追求者，因為他對女人抱有欣賞的態度：女人的外貌、味道、觸覺和聲音，這一切都令他心生喜愛。像這樣的男人是讓人無從抗拒的，尤其在英格蘭那樣的地方少之又少。女人們幾乎立刻就能認可這樣的男人，並且會把他珍視起來——這樣的愛情是假裝不了的。對於這樣的男人，想要在其身上看到忠誠、家庭美德或公民道德都是不切實際的。彼時的雷內心中充滿了戀舊和遺憾——他生平第一次遇到的猜測來自我。他一直都在成功地躲避著婚姻，直到四十歲這年他讓一個姑娘懷了孩子，為此不得不娶她。他被我迷住了，但無關愛情：這種男人是沒有激|情的，他們以多愁善感為食。雷內異常沉著：在他那位跟我一樣同是孕婦的未婚妻微笑著坐在前座時，他竟然也讓我坐上了車。她是一位白人鄉村女孩，迷人而又有趣，對他來講是一個完美的妻子。我是否注意到了這隻是他所有女人當中的一個呢？答案是否定的。沒過多久，可能在一年之內吧（成熟就是終結），安坐在汽車後座上的我才知道他們是一對情侶而且她那時正懷著孕。（你怎麼敢！怎麼感覺如此遲鈍！簡直就是一個怪物！）如果當時知道這個真相的話，我是不會跟他有什麼瓜葛的。

令雷內為之所苦的有頭腦的女人並非只有我一個，他曾經或現下正在跟一個女人搞曖昧關係——這個女人後來成為了哥特弗萊德的第二任妻子。這位名叫伊爾澤的女人是一名德國難民和共產黨人，左翼群體里的成員都知道她精力充沛且足智多謀——而且還非常勇敢：要知道她可是在南非嫁了個印度人。她大胆地反抗著rｅad.99ｃｓw.ｃom官僚政治和種族歧視的種種迫害，使得人們提起她時都讚嘆不已，所用的特殊語調屬於那些無法適得其所的人。

有這樣一幅場景：在如今看來很普通的一間小卧室里放著一個五斗櫃，其中放著十雙卷好的襪子，旁邊的抽屜里是同樣碼好的褲子和背心；長方形的抽屜中是三疊花色各異、式樣不同的乾淨襯衫，每一件都放得恰到好處；衣櫃里掛著男主人白色和咖啡色的亞麻布和棉布套裝，上面看不到一處摺痕和一粒灰塵。

如今我有些好奇，人們尤其是年輕人竟然會有這樣的想法：「我從未懷疑過，無論身處怎樣的環境或為自己設置了怎樣的障礙，我不止可以把它們挨過去，而且也能夠應對自如。」（在思忖未來時，我有一種靜默無聲的固執，欣喜甚至期待。）我認為，這樣的想法絕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為什麼當某個年輕人被一個看似微不足道的困難打倒甚至再無法站起來的時候，另一個人竟能夠全然自信地突破重重困境呢？

嘗試了約莫一個月後，我在1945年聖誕節前後懷孕了。這個消息博得了普遍的稱讚，更確切地說是同志們的稱讚。這群年輕人有的才剛結婚，有的即將結婚，誕生在他們中的第一個孩子將會是幸運的，承載著所有人的希望。哥特弗萊德很開心，他說擁有一個滿地亂爬、尿在尿布里的小傢伙是一件好事——顯然他認為出生的會是個男嬰。女人們開玩笑說，希望哥特弗萊德能夠承擔起換尿布的責任。可見，女權主義並非誕生於六十年代。

冷戰正在候場，即將走上舞台。

「不可否認，」哥特弗萊德帶著一貫的語調說，「至少這最後一句講的是實話。」

與此同時，在尚未需要一天二十四小時地照顧孩子之前，我正打算好好地喘息一下——我當然知道養育孩子意味著什麼。我期盼著、渴望著自己能夠離開索爾茲伯里去往外面的廣闊世界，更何況英國皇家空軍過不了多久就會離開。實際上因為船隻數量有限，他們是在很久之後才回的故土。我明白地認識到了自己所面對的矛盾，而這恰恰也是問題的癥結所在——平生第一次可以隨性生活的時候，我卻選擇了生孩子。

如今看來，我們當時所進行的理性和睿智的討論根本就與此毫無瓜葛——這就像我在1939年先後懷上約翰和簡的時候一樣，我覺得正是「大自然母親」在彌補百萬條生命的隕落。眼前這個健康可育的年輕女人會做得很好，而且她也想著、渴求著再生一個孩子。

雷內也許喜歡女人，可他卻看不得女人身上流露出哪怕一點聰明的跡象。不過呢，他倒挺喜歡聽跳跳虎開玩笑。哥特弗萊德從不認為女人愚蠢些更好，而雷內則會說，「啊，見鬼，為什麼上帝要讓女人有頭腦呢？我敢說，這會毀了一切。」鑒於此，跟這兩個男人的先後接觸至少算件有趣的事情。

我同意了跟他一起等待。我們都覺得這個目標的達成可能得需要好幾年的時間，而且也覺得不如在這時候生個孩子。我們以輕鬆的方式把這事告訴了朋友們：「我們打算添一個孩子，反正也沒有更好的事情可做。」潛藏在我們討論之下的正是實用性和常識概念。別忘了，我們可從未想過要白頭偕老，我們的結合不過是環境所迫。離婚就像結婚一樣，二者都只是一套程序而已。離婚後我們會成為朋友，都會對這個孩子負責。再過些時候，我們都將忙到沒法「添置」一個孩子。哥特弗萊德為英國工業的某個組成成分充當顧問，而且也知道自己會做得很好。不過，他是如何使自己完好無損的共產主義信仰與顧問身份相協調的呢？事實上他並沒有去協調。在離開羅得西亞之前的那些年裡，人們會前來向他求教如何做生意、賺錢和投資——這些都存在於他的頭腦中，同時他仍然還是「哥特弗萊德同志」。假設他真的留在英格蘭並且成為了一個營業顧問，那麼情況會變得如何？他是否會變得完全不同，成為像父母一般的自由黨人呢？我對此有所懷疑。他是這樣一種人——我見過很多——儘管過著循規蹈矩的平民生活，卻把共產主義的思想框架原封不動地保存在腦海中的某個地方。

彼時的南非共產黨是一個合法組織，它在戰爭期間得到了迅速發展，等到1946年時已經變得躊躇滿志。我在那兒時曾經歷過一次選舉（我想它應該是為了選舉鎮議會議員），這個組織曾提名了幾個候選人。大多數晚上都會有喧鬧沸騰的會議，屆時民族主義者和（就像奧瑟瓦·布蘭德 威格似的）納粹組織團體都會過去起鬨。會場上總會發生扭打和混戰事件。這種得意揚揚抑或說是魯莽的舉動流露出了滑稽的自嘲，在諸如「革命來臨吧」和「路障那裡見」這樣的標語中尤其明顯。那個時候涉世未深的我還無法理解它，不過現在卻已經明白此種氛圍當屬於民主體制內部的「革命性」團體：它們並未面臨緊迫危險，其危險大多來自對當局的嘲笑。倘若置身，另一個壓抑或野蠻的政治體制之內，那麼沒有一個團體將能承擔得起這種揚揚得意和暗自陶醉的舉動。原因在於它們此時並未對當權派嗤之以鼻，它們所面臨的是苦難和死亡。三年後南非共產黨遭到了禁止，那些曾與之相伴的人全都消失了，而堅持下來的人們則過得異常艱難。

這間工作室「不適合」居住，可這也許是藏匿另一個姑娘的借口吧。自他出差回來后，我們倆人一起住進了一座小白房裡。這房子從他朋友那兒借來的，附帶的花園裡種植著樹木。我們在這兒沒住多久，不過幾天而已。（這所以要提到這點是因為別人說我們在這裏住有一年。）我們之間的做|愛方式很粗野，它的頻率很高，持續時間也久。在一起的時候，我們總是笑聲不斷。我對食物的做法令他感到驚愕，而他也因此懷著做|愛時的那般熱情教會了我許多菜肴，包括豬排、羊排、南非白人菜系中的香料肉末餅，這最後一道菜很大程度上要歸因於馬來人。看到我的體重在增加，他心情很愉快。雷內喜歡懷著孕的我：他會坐在那兒用大手貼著我隆起的肚子，就好像在感知胎兒的動靜，接著他又會突然衝到畫架前提起筆來開始素描。他與畫家雷諾阿很有共鳴，也許雷諾阿也會像他這樣著迷於大自然的饋贈吧。在生命的這段時光里，他一定畫了不少有關他妻子和我的孕婦圖。我願意相信，彼時我那雷諾阿風格的身體速寫如今正掛在某處牆壁上。不過，我卻並不希望我的臉部速寫也掛在外面。在雷內的畫筆下，那些臉孔就只是簡單的面頰輪廓，或隱於垂落的頭髮之後。在他工作的時候，我肯定是在面含著微笑，因他的喜悅而愉快的。不過，這笑容里卻流露出了某種他不喜歡的東西：他非常討厭從一個女人身上看到她可能會是一個冷漠旁觀者的任何暗示。在不吃飯或做|愛的時候，雷內會載著我去履行他口中的「革命責任」。他的特殊責任就在有色人種居住的一間間高大的公寓樓里，因為他同這些人一樣都操著南非荷蘭語，而且這些人也都愛他。雷內會搭建起一個臨時講台——這是一種刻意的模仿——再爬上去，握著一個喇叭開始講起話來。那時候，他是個必定要吸引眼球的人物。他個頭很高，身材削瘦，留著金黃的長發，穿著寬鬆的彩色衣服——這些衣服很討我的喜歡，彼時的南羅得西亞絕對沒人會穿它們。說實在的，南非人大多也不會把它們穿在身上。頃刻間，這些公寓的窗口和陽台上就擠滿了大聲笑嚷著的人。我也得跟著一起笑，儘管我連一句南非荷蘭語都聽不懂。他就像是梯爾·歐倫施皮格爾和孟喬森男爵，就像一位魔術師一樣——在他的世界里，對政府和當局的嘲笑和辱罵是很正常的情況，貧窮不過是個大笑話。南非的共產黨和同志們都依仗他來拉選票。https://read.99csw.com

1946年，開普敦的共產黨人表現得就像自己不會有明天一樣。在他們的辦公室里，我看到了文件櫃中有一個文件上面標註著「南羅得西亞共產黨」的字樣——這個詞彙已經不復存在。我對那些熱情洋溢的同志們說，這個團體並不存在。他們一直都是正確的：我們的團體並沒有成立的基礎，很可惜我們當時沒有聽。我也曾說，把南非共產黨里「秘密」成員的名字都寫在文件里的做法實在是愚蠢，因為任何人拉開抽屜就可以看見它們。他們開玩笑說，這沒什麼關係，因為他們的組織里本來就有告密者。這些同志們把我說成是偏執狂：「北部來的小鄰居」所展現出來的落後狀態正是可以預料到的英國殖民地現況。在索爾茲伯里時的我就像是一條小池裡的大魚，可來到開普敦的我卻像是一條小米諾魚游進了閃光的大魚隊伍——換作在倫敦，它們看起來也會是乾癟的小魚——這種空間上的移動是很有益處的。

哥特弗萊德認定自己想在英格蘭居住，部分原因是因為我也打算住在倫敦。他不會是萊辛家族的第一個英國人——他的一位表親最近剛成為了一名國會議員，其他富有才華的家族成員也都在英國生活和工作。哥特弗萊德打算在索爾茲伯里耐心等待，直到自己獲得英國國籍。事後想來，他似乎並沒有必要覺得焦慮：他幾乎必定會得到英國國籍，一則是因為他現在已經是法律聯合會裡的知名人物。不過，在流亡國外長達十年後，他現在都在以難民的身份，即一名曾遭拒絕的人的身份在感受和思考。再者，多年來都擔心著自己會因為參与政治（他本不該參与其中）而被送回拘留營。他並不覺得自己一定能夠被接納為英國公民。他想要我跟他一起等待，直到他成為英國公民之後再跟他離婚。他說，離婚經歷會成為一個污點，這也許會使形勢對他不利。

彼時在開普敦，在我用寥寥數詞形容過後，人人都會知道我說的是誰，「南非白人，藝術家，個子很高，性格生動，穿衣打扮和舉手投足都像個藝術家，可做任何事情的時候都有些過了頭，有波西米亞風格的模仿跡象」。而現在呢？可能沒人會知道吧。

哥特弗萊德為我們描繪的畫面中有流連聚會的女伯爵、愛意滿滿的保姆、博學多思的父親，而且他形容自己妹妹的未婚夫是「一個終身學習者，肯定成就不了任何事情」。不過，哥特弗萊德此時從德國得到的消息卻讓這幅畫面生動了起來。克勞斯和艾琳在戰爭剛一開始的時候離開了德國，不過後來又返了回去，將自己的生命置於危險之中，因為這是身為共產黨人的責任。他們的母親表現得就像沒發生戰爭一樣，聽英國廣播公司新聞會被判處死刑，可她卻仍在坦然地傾聽。（家裡人都說她簡直是瘋了。）儘管家裡曾一度被安排成了納粹黨衛軍宿舍，可她竟僥倖逃脫了懲罰。艾琳竟然曾把猶太人克勞斯藏在同一個房子里躲避納粹黨人。克勞斯的父親是一名醫生，他曾為納粹要人做過一次流產手術，也藉此機會從死亡名單上為兒子除了名。戰爭快要結束時出現了飢餓，身材瘦小的艾琳每周都會兩三次地步行去數英裡外的鄉下，從農場買一袋土豆背回柏林，以養活全家人。那位終身學習者後來成了東德的一名高官。

另一個記憶是這樣的——在左翼俱樂部，西蒙·派因斯做了一場關於「希特勒垮台和納粹主義」話題的演講。他在臨近尾聲時說道，德國很快就又會變成我們的盟友。當時有兩三百人在場，看到他引起了巨大騷動，我們都開玩笑說他沒被處以私刑實在算得上幸運。讓人印象更深刻的是，他非常隨意地透露說，大家都在害怕俄國，而他對美國更恐懼千萬倍。有時，那些關心政治的人會培養出對事態的感知能力九_九_藏_書。敵視美國的想法實在來得奇怪，他為什麼要這麼說？這種想法又從何而來？這種想法在左翼分子中會變得更為強大，不過我要說的卻是，它在1945年卻著實會令人感到吃驚。

這對夫妻二人住在西波因特的小公寓里俯瞰著海水，距離不遠的地方就是我六年前曾跟約翰所住的裝飾著彩燈的那家破爛旅館。我無法不讓自己沉浸在那病態的又喜又悲的濃濃情緒里，我知道自己這是被攪亂了心境。

哥特弗萊德清了清嗓子，這表明他要開玩笑了：「這可不是個積極的想法啊，同志。」

「可這本來就不需要發生。」父親用瘦骨嶙峋的手緊握著我的手腕，低聲說，「如果他們聽了丘吉爾的話……」很快，他又開始講道：「在戰壕里，我們常……」我走了出來，歡快地向著皇家空軍營地而去。此時，母親的追隨者們正散坐在通往游廊的石階上逗母親養的小狗玩。在受訓尚未結束前戰爭就結束了，因此空軍學員們總會覺得自己的青春年華里缺少了真實的生活體驗。看到我駕車離開時，他們會跟彼此交流，說我的母親嫁的是一個德國人，說我正在煽動卡菲爾人造反，等等。要是住在殖民地的話，他們立刻就會遭到同化。

這似乎是一個定律，即人們也許並未注意到，一條作客的米諾魚也有可能為促成某個局面的形成做出實用的貢獻，其原因在於它並非這個公眾思維的一部分。想要置身在一個團體或黨派的思維影響之外，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在那間辦公室里工作的既有白人，也有印度人和其他有色人種的人，而這在南羅得西亞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這份報業的內部層級中，我們的部門地位低下且無足輕重。儘管置身我們上層的都是重要人士，可身為創辦人之一的卡瑞娜·鮑德里卻會每天都來給我口述一些警告信。這份社會黨報被認為是一份顛覆性的在這個國家獨一無二的報紙，可令我感到吃驚的是，它的內部存在嚴格的等級制度，每個成員都對特權階層有所警覺。簡而言之，帶有諷刺意味的「革命來臨吧」標語如果真的成了現實，那麼眼前這個重要的共產主義機構的組成部分就已經準備好了適應統治集團。

「哦，哦，親愛的，真抱歉。」

哈利在地中海炮火的影響下聽覺越發變得不靈敏——他正在英格蘭一家著名的耳科醫院就醫。

連同停靠著的船隻在內，開普敦的碼頭讓人們想起的再不是潛水艇、魚雷或護航隊，而是自由和逃離。這時候，我已經懷有三個月身孕。

「咳，」哥特弗萊德拖長了語調說道，「人們說，愛使世界運轉。」

原子彈投擲在了廣島和長崎，在我們看來，這並不比粉碎日本東京和大阪、德國德累斯頓和英國考文垂糟糕到哪兒去。我們都覺得：「謝天謝地，戰爭終於結束了。」後來我們才了解到，戰爭是無論如何都會結束的，而且速度還會很快。

在七十年代的美國，「革命性」團體全都浸染著「嗤之以鼻」的心理。（這是我偶然得知的。）比如說，作為聞名全球的危險恐怖分子，一個年輕女人居然就住在紐約市某個警察局幾乎正對面的地方，「儘管海報上畫著我的面孔，可你們這些人居然都認不出我。」再比如說，有一個酷似派翠西亞·赫斯特的女人正在公路上高速駕駛車輛。在把她攔下來后，警察開口說的第一句話是，「你是派翠西亞·赫斯特。」哦，這種事多滑稽，多驚險呀！

他也會載著我去看望朋友們，比如作家傑克·科普和他的妻子萊斯利。這位作家個頭很高，有著深色的皮膚和英俊的面孔，他的妻子是一位身材纖細的金髮美女。這對夫婦都是黨內的成員，他們會把臨時講台帶到市集廣場上，發表些革命性的演說。這對漂亮的夫婦取得了令人興奮不已的成功，猶如公主般的萊斯利更是厲害。站在臨時講台上的這對英國中產階級夫婦實在令人難以想象，連同他們二人在內，同志們和其他所有人都從這種嘲弄中獲得了快樂。

眼前的這種完美令我感到難以置信和絕望。哥特弗萊德瞧了瞧在拉開的抽屜里，色彩紛呈的襪子、胸罩、褲子和運動衫快要滿溢出來。我的衣櫃中塞滿了裙子和褲子。在他的面前，我感到了一陣懊喪。「哦，哥特弗萊德，」我叫道，「真抱歉，我一定會試著改變的。」我一下子抱住了他，可他卻僵直地站著，冷冷地說：「那就好，不過恕我冒昧，我很懷疑。」他有些惱怒，更糟的是他已經感到了悲哀和氣餒。「看在上帝的分兒上，別較真吧，那些只是衣服啊。」「這並不是我一個人的看法。」他說著轉身離開了。接著，我倆各自躺在了床上，凝視著眼前的黑暗。他想要說些什麼，我繃緊了自己。一會兒的工夫，他帶著詼諧的語氣慢慢地、審慎地說道：「這種互不相容的氛圍比犯罪還要來得不幸。」

眼下要提及的是作家們都很熟悉的一個困境，即應該寫出多少事情、又省略多少實情。可問題在於孩子們、孫輩們、文字的寫作者們和教授們都希望自己的作家是一個生來就是比方說五十歲的人，他（她）身著真絲衣裙或得體套裝，面帶微笑地在領取文學獎。「一個面含微笑的六十歲的公眾男人」，或者「公眾女人」。有個顯赫的親屬倒是很不錯，可他們為什麼就不能閉口不談那聲名狼藉的青春歲月呢？「哦，天啊，如果在自己的生活中出現了卡圖盧斯，那他們會怎麼說呢？」

這對母女在派對和舞蹈中捱過了戰爭，她們的聲音引起了我們房間里皇家空軍成員們的共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