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為什麼不能呢？」聽到我的叫喊，他會說：「如果你不明白，那麼我也無能為力。」接著他會生氣地轉過去那張冰冷的臉。「好吧，那我們就仔細來說說，試著把它搞明白。天啊，哥特弗萊德，我們可能會困在一起好多年，數百年……」「不，我不認為會有那麼久。」「那行吧，可這樣怒視著對方有什麼意義呢？就算只有六個月也是啊。」「我沒覺得自己那是在怒視。」

「性格不是天生的，而是後天造就的。」對於這樣一則教誨，但凡生育過不止一個孩子的女人都無法表示同意。把一個嬰兒初初抱在懷裡時，你懷中的便是這個孩子的肉體、真我，無論後來發生如何的變化，眼下這個才是一切的根底、基礎和依據所在。這個寶寶既不像約翰那樣勇敢好鬥，也不像簡那般親切和交心，他昏昏欲睡，友善親切且興趣十足。跟前兩次相比，我這回看到寶寶的次數更多，而寶寶見到自己父親的次數也要多些。在哥特弗萊德看來，跟男人們喝得酩酊大醉的殖民地習俗堪稱野蠻。他經常過來探望我，也會把剛巧出現在周遭的某位朋友一起帶過來。之前的兩次經歷中，我覺得自己只是在招待弗蘭克的朋友。而現在，這些訪客同樣也是我的朋友，每一次探望都變成了我們的聚會。哥特弗萊德直接命令護士長，讓她叫護士把寶寶帶進來，而護士長也真的照做了。按哥特弗萊德所說，他知道怎麼應對一個恃強凌弱的女人。每天都有那麼一段時間寶寶彼得會被許多人抱著逗弄，等後來回到家裡也是如此。不僅僅是誕生在這團體中的第一個孩子，但凡在戰後不久就出生的孩子都會帶來希望和復興的感覺。跟前兩次相比，這回出院的時間提前了六天。哥特弗萊德簡單地通知了羅斯醫生，說我準備回家了。面含微笑的臉上流露出一絲苦澀，那位護士長望著我，更確切地說是望著哥特弗萊德上了車。

我很惱怒……嗯，惱怒得無以復加。我看不出這場喪禮和我父親的死，或者說跟我父親有什麼關係，而且我也知道父親對此會作何感想。看著死亡證明上的「原因」一欄中寫著「心臟衰竭」（我想是這樣的文字），我有一種衝動想要把它劃掉，改寫為「第一次世界大戰」。許多年後我對自己說，惱怒是幼稚的表現，「你是時候成熟起來了。」儘管如此，但凡出現跟第一次世界大戰有關的任何一首樂曲、一個電影畫面，或者當我們一次又一次看到戰壕里拍下的老照片或鏡頭時，一股怒火就會如初生時一般躥升起來。可是，這怒火是誰的呢？

西蒙·派因斯跟寶寶的相處總含有一絲勸誡和指導的意味。當寶寶躺在嬰兒床、成人床或推車裡的時候，他會站到一旁，像阿森那樣的打量著他——在這個男人成長的環境中，孩子們都是相互競爭而生存的。接著，他會在我或者哥特弗萊德面前做一番勸誡，講授如何把寶寶武裝起來應對世界之戰。西蒙沒能夠去巴勒斯坦幫助建立以色列。這個男人身材高大，體格壯碩，誇口說自己從未生過病。在患了瘧疾之後，他震驚恐懼得只好轉過臉去衝著牆，就像一個遭到巫師詛咒的黑人那樣——之後便死了，這件事令我們感到難以置信。直到現在，我偶爾也會心生懷疑。

到了早上，我就學習寫作。在這一時期，我重寫了《野草在歌唱》，還寫了許多短篇故事，也沒停止詩歌創作。如今看來，那些詩作就像是從正在前行的雪橇背面拋向憂鬱狼群的安慰之物。

回到房間后，我坐在了一張椅子里，甚至還小睡了一會兒。我醒過來告誡自己說：「這樣下去不是辦法。」正這麼想著，一陣有價值的疼痛感立刻就襲了上來。「等一下，」我心想，「等等，這是怎麼回事？」簡單說吧，彼時的我察覺到自己居然可以對疼痛加以控制。當我疲乏的時候，我就鬆弛了肌肉，癱坐在椅子里。等到力氣恢復以後，我就又站起了身，一邊踱步一邊自言自語：「現在該感到疼痛了。」……於是，痛感便應聲襲來。對於這樣的體驗，我從未在任何書里讀到過。倘若當時身邊有護士分散我的注意力，我也不可能會發現這一點。

父親此生一直在擔心自己會被活埋，他甚至讓我母親向他保證，一定要先割破他的手腕，免得他從深土裡蘇醒過來。當我看見他的時候，那兩隻細弱的沒有血色的手腕一圈都留著泛白的傷口。他根本不像是「睡著了」或者「在做夢」，不像人們所說的任何一句謊言那樣。簡單地說，他就是不在了，走了。到如今為止，我已經目睹過許多人離世，也看過不少沒了生氣的身體，這些人都已不在了。

隨著冷戰氛圍變得日益險惡，越來越多的人都把我們的公寓視作了避難所。這些人並沒有個個都把自己視為「共產黨人」，事實遠非如此——實際上，他們是一群帶有「進步」思想的人——我之所以在此處加上引號，原因就在於彼時所謂的進步思想中有很大一部分都造成了模稜兩可的結果。從此時開始直到1949年離開殖民地之前，哥特弗萊德把更多的時間都用來了跟他人相處：假使他是民主國家的一位業務顧問，那麼他剛好也會和同樣的一群人友善相處。他們是跟哥特弗萊德一起共事的律師和公務員，每個人都很欽佩他為豪伊-伊利律師事務所和那位老人所做出的貢獻。哥特弗萊德的密友仍是那位天主教徒漢斯·森，他有時會過來跟我們一同分享波西米亞式的夜晚。這個男人相貌醜陋，憎惡女人（也許他已經這麼做了）。不過，女人們都對他很關愛，甚至可以說是溫柔相待，把他當作一個亂髮脾氣的小孩。跟我們一起去馬切克遊覽的時候，他會站在大水塘里的一處空地上宣布說，他要在這兒建造一個沒有入口的塔樓，而且會從樓上放下籃子來，好讓我們把書、酒和食物放進去。「你不會覺得孤單嗎？」我們取笑道。聽到這話，他表示說可以容許我們——女人中的一個進到樓里打掃，這個女人可以是我，或者哥特弗萊德的適婚女伴，實際上任何一個剛好就在附近的女人都可以。他說，「成為紅十字會的代表並知曉各地發生的事情」足以讓每個人都憎惡起人性，人類這一群體就不配擁有生命。人們關注的焦點在寶寶身上。他會瞧瞧寶寶，皺著眉頭說：「要是早知道世界是這副模樣，這小傢伙是不會同意出生的。」阿森·格里米斯曾是個在雅典街道上遊逛的窮小子，他擁有眾多的兄弟姐妹。現在，他會在寶寶旁邊的床上坐下來，輕柔地撫摸那精力充沛的小小四肢。這個男人身材矮小，有著橄欖色的皮膚，黑眸像是燃燒著的火焰般嚴肅且兇狠，可在跟寶寶一起玩的時候，他卻忍不住露出笑意盈盈的神情。希臘共產黨團體會特地來到鎮上，只為跟他待上相處一兩個時辰。「這樣能讓我們保持清醒，你們明白嗎？」阿森或許會這樣說，因為他們想當然地認為自己在一兩年之內就會死。也許歐洲戰爭和東方戰場已經宣告終結，可這些人卻都等候著，要跟那些被自己稱為「法西斯走狗」的人戰鬥。

「不合適」一詞本該讓我警醒，可我們卻照舊發生了爭執。這姑娘名叫莫妮卡·雅倫，她跟哈利已經交往了幾個月。她長相漂亮，為人聰明又善良，有個有錢的爸爸，她本人還是馬紹納蘭女子游泳冠軍得主，得分自然很不錯嘍？

哈利和我常常在午後坐到父親的病床兩側，催促母親去開車兜個風，串門做客，或者隨便去個什麼地方……我們想讓她在這種苦悶的生活里休息一下。哈利有時會載著母親去公園散心，由我留下來照看父親。

弟弟哈利read.９９ｃsw.ｃom從戰場上回來了，儘管有位世界級專家已經給他動了手術，他現在的耳聾狀況卻很嚴重。我的母親成了聾子，我父親亦然。在整座房子里這一家人都是衝著彼此大聲喊話的，可在場的還有我母親那些聽力正常的客人。眼前的哈利動作遲緩、面帶微笑，似乎置身在了某個玻璃牆後面。他尚不知自己已經患上了炮彈休克症，或者說他是直到數年後才提起這回事。哈利身著海軍制服，相貌英俊、彬彬有禮。母親的兩個孩子如今都已經長成了以禮貌為甲胄的成年人，他們幫她一起照顧生命垂危的丈夫，陪在他的床邊，輪流守著夜，卻從不給予她所需要的東西。我跟哈利鮮少說話，此時的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擁有的共同點都要少。哈利不喜歡哥特弗萊德。他驅車去了農場，回來后報告說，那所老房子已經變成了一堆爛草，蟲蛀的椽子和油布碎屑。說起這幅景象的時候，他似乎並沒有感到難過。沒過多久，一場林火蔓延到了山丘之上，把一切都燒了個乾淨。

「一旦他們開始引用拉丁文，」傑克·艾倫說，「就意味著他們打算逃避什麼。」

「你不能那麼做，可究竟為什麼不能？」……我們的爭論戛然而止，雙雙瞪視著對方，都感到心情沮喪，受困於深處的自我。我常常疑惑自己為什麼要這樣傷害哥特弗萊德。要知道倘若突然來了這麼個興緻，他那任性衝動的母親肯定就會把寶寶一同帶到宴會去。更確切地說，前提是她獲得了保姆的同意。

跟他們不同，蘭姆先生對我說：「親愛的，要記住，正像特倫斯說的那樣，『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可以把機器調整成單行打字的模式嗎？話說回來，在他的下一個預算案里，馬克斯·丹齊格簡直是要毀了這個國家，他簡直就是非洲南部最虛榮的人。我總聽他說：『哦，歡樂羅馬，我出生即是你的長官。』你應該很熟悉西塞羅吧？可以開始打字了嗎？我將在預算案里引入弗朗西斯·培根的話，『如果不應用新療法，就會遭遇新問題，時間是最偉大的改革家』。不過，要是丹齊格也引用培根的話——不，不，親愛的，不要把這句話也打下來——如果要引用培根的話，丹齊格那傢伙最好還是記得，他自己曾說過療法可能比疾病本身更可怕……我們能把這段話重新來一遍嗎？『我將在預算案里引入……』」

從開普敦回來時，我想，過不了多久，我就會離開……但後來知道，沒有什麼事是很快就能發生的。事實上，當時我正處於生命中一個靜止的時光里，它就像一個僵局、一片沼澤、一處流沙，令我的雙腳沉重無比。當然，這不是我最後一次被環境所困，我只能耐著性子捱過去。戰爭時期我們還開玩笑說：「倘若來一場百年戰爭……」而在戰爭結束后的日子里，這種玩笑已不多見。假如戰爭迎來了大眾的普遍歡樂，那麼戰後的境況就只剩下單調的灰暗和壓抑。人們暗自想著：「怎麼竟會發生這些可怕的事情？」同樣，在經歷過不愉快的遭遇后，一個人就會只想睡上一覺。如果我說「這段遭遇」僅僅持續了三年半，那麼這是不誠實的，因為我們並不知道它會持續多久。

那時候，黑人女工友曾對那名鬆弛、肥胖、不修邊幅的身懷第三胎的女人（我如今也是這副模樣，卻也毫不在意）說：「你現在是真正的女人了。」那麼，我現下的狀況也就是她所曾說的意思嗎？不過，現下的我卻擁有足夠的自信和控制力，完全不同於那個在第一次生產時神經緊張、受痛苦折磨的我。從一開始我就在猜想：「什麼時候才會開始真正的疼痛呢？」懷著第二個孩子的時候，我本來一直在等待「真正」疼痛的來臨，可它卻直到最後一刻才出現。

雖然名為「左翼俱樂部」，但該團體的演講卻會涉及各種話題，其中一些甚至跟「左翼」毫無關係，所以維持不了每周演講。很快，這裏就會辦起大學。這個地方一向都是目光狹隘的殖民地，少數真正持有自由觀念的人們不得不對抗各種「宗派政治」——在寫作本書的時候，它被稱為「政治正確性」。我們習慣說「如果……」可假如沒有得到事實驗證的話，「如果」一詞是沒有任何價值的。無論如何，見多識廣、思想開明的人們也許本可以阻止這場長達十年的愚蠢的、痛苦的、具有無限破壞力的戰爭，並且建立起一個共產主義政府，儘管對於黑人的自然脾性和風格來說，這樣的政府太過極端。那場冷戰所冰凍的絕不僅是針對共產主義和蘇聯的態度，正如在1942年時那個憑空出現的「共產黨」團體（這裏必然要為其加上引號）一樣，它們都促使了各種有效因子開始發揮影響。

時間慢慢地向前挪動，挪動……我的生活零零碎碎，不過仍有個想法一以貫之——過不了多久（可究竟是在什麼時候呢？），我就會離開這裏。到了晚上，來做客的人少了許多。我們那些猶太朋友們去了以色列，西蒙辭世了，皇家空軍的成員們也終於開始啟程離開。我們似乎更像是站在某個寬闊的舞台之上，在這個好似沙漠一般的並無側翼的舞台上，人們出現了，又離開了……有時候，躁動異常的我會離開哥特弗萊德，任憑他閱讀拜占庭歷史、研究俄國人或者是跟漢斯·森交談，我獨自一人沿著大街小巷踱著步……亮著的街燈已經沒有幾個，來往的車輛少之又少，這座清淺的小鎮在繁星的重壓下縮聚成了地上的一點，天空中的月亮一貫地在從某處高速運轉到他處。我走在藍花楹和塞德拉圖樹下，路過的一座座房子里溢出了燈光、音樂和電台的聲音。你可以來來回回地走個一兩個小時，從每座房子里也都能聽到一樣的曲調。

母親萬分激動而又痛心地在遊說我，就連她的雙手也在鼓著勁兒：「你得做些什麼，必須得阻止這件事。哈利不聽我勸，他從來沒聽過。誰也沒聽過我的話。」

「人格」、「衝突和種族關係」、「陰謀」、「資本和勞動力之間的鬥爭」……這些都是我從傑克·艾倫和瑪斯多普夫人那裡聽來的，不過其依據的政治觀點很不一樣。「他可真是個老頑固。」當我跟他們說起自己在午後打字時聽來的話，他們這樣提醒我，「純粹的資本主義謊言。」

「雅倫夫人，您瞧，我就是一個德國人啊。」

「她根本就不合適，這會是一場悲劇。」

大約在這個時候，冷戰猝不及防地開始了。一個星期又一個星期，一個月又一個月過……我們的身份變成了賤民，這倒也是一段有趣的經歷。過去許多年來，身為赤色分子、卡菲爾人親近者的人們都很受大家的歡迎，這要歸功於「喬叔叔」和我們英勇的盟友。一個星期里，沿街而行的我也許會被攔下好幾次。「嘿，等等，別急著走啊！」人們這樣叫住我，想要跟我聊聊天，不過更多時候是為了讓我給某個官員打電話、安排一次採訪、寫一篇文章、糾正些錯誤——總之，就是做社會福利工作。小鎮上的人們盡可以去做個革命分子，不過卻總在以某種方式參与到政府或行政過程中，這也就意味著他們會影響到那些名義上的敵人，甚至還可能與對方建立起友誼。「她是個十足的右派，不過人很正直。可以請她去……」「他是個法西斯主義者，不過原則問題向來都對他很管用。」可現在呢，當瞧見我們走過來的時候，那些老朋友和熟人全都繞到了街對面。這便是我從一開始就體會到的，發生在社會底層的「冷戰」。後來，在結識了曾遭受麥卡錫主義折磨的美國人時，我從他們口中聽到了同樣的遭遇。要知道，這種事並不僅僅跟政治相關。在英國這個國家向來都有流言蜚語，犯人和受難者會這樣告訴報業：「我過去有好幾百個朋友，他們常會來我這兒喝九-九-藏-書香檳、參加聚會，可這事兒一發生，我才發現自己只有兩個真朋友。」不，我不想說得過火，畢竟彼時的我們是一個團體，而非獨立的個人。因為這件事，我們越發變得團結了起來，所以也算是從中受了益。「通過面對艱難困苦，就能知道誰會站在旁邊支持自己。」這並非苦澀的見識，儘管起初確實如此。我被南羅得西亞當局禁止入境長達數十年之久，這期間沒有哪個白人對我說過一句好話，我成了一個聲名狼藉的人。隨著時間的流逝，那些曾對我惡語相向的人們卻都開始給我寫信，用微笑迎接我，邀請我去做一些演講，要跟我結成永恆的友誼。瞧，這就是世道常情，人人都會做這種事。

「您是在德國長大的嗎？」

不久后的一天早上，母親帶來了噩耗。眼前的她變得面色蒼白，心神不定。她告訴我，弟弟就要結婚了。「那又怎麼了？有哪裡不對勁兒嗎？您要不先來杯茶？」

一次，哥特弗萊德外出吃晚餐。我難以安靜地待在家裡，於是把寶寶放到推車裡，帶著他一起去了天色已晚的街道上散步。回到家，我看到臉色蒼白的哥特弗萊德放鬆了那副綳在床邊的身體。「你去哪兒了？」「只是散散步。」「怎麼能在這麼晚還把孩子帶出去！」「為什麼不能？天氣很溫暖，寶寶也睡著了。」「你不能這麼做。」哥特弗萊德說，他的話聽起來就像是我母親所說的「這不合規矩。」

如果說母親感到了震驚，那麼我也一樣。要知道，我多年來可一直都展現著禮貌得體的舉止，可現在的我卻突然喊出了聲：「別管他們，別去打擾，別給他們搞破壞。」她向後倒下了，結結巴巴地說：「你為什麼要這麼說……難道你不明白……」「別打擾他們！」我粗暴地說道（選擇了錯誤的方式來做正確的事）。這一事件證明，那些主張我本應該「反抗」母親的心理學專家都想錯了。只見母親轉過了身，踉蹌地走了出去，茫然地不知自己該去向哪裡。她站在了花園的樹下——我們已經又搬了家——朝我露出了一個久久的、疑惑的、受傷的，尤其是難以置信的神情。接著她便走向了自己的車子，柔軟無力地，長久地坐在那裡。

不過話說回來，我們都知道，辦理護照、簽證、入籍和歸國事務的辦公室里擠滿了提出籲請的人們。作為一名律師，哥特弗萊德從相關部門得知，眼下工作進展相當緩慢。與此同時，就像其他律師事務所一樣，豪伊-伊利事務所正忙於應對那些難民：他們中有的想要成為英國公民，有的想打探親人的下落。這個時候，曾發生在德國集中營的一切變得真切起來。（起初，它很難為人們所「吸收」和適應。）「某個獨裁者斬殺了數以百計、千計和百萬計的人，」對於這樣的消息，我們早就有所耳聞。希特勒、波爾布特、霍梅尼、薩達姆·海珊……似乎無窮無盡。奧西普·曼德爾施塔姆對我們所有人這樣說道：

「可是，」我惱火地說，「你還要做什麼期待呢？」

「在我看來，人們對這個問題都持有不同的意見。」

我有時會把庫爾特和瑪麗亞留在一處，獨自在外頭的走廊里喂著寶寶或者改動《野草在歌唱》的稿子，這期間有兩種不同的聲音在流動著——其中一個在描述維也納公社裡的認知和情感困境，另一個在講著發生於奧蘭治自由邦的亂|倫事件。他們都沒有在聽對方所說的任何話，因此這樣的狀態無法持續太久，畢竟他們都需要有一個人傾聽自己。

這一次，擁有一個新生兒成了一件輕鬆和愉悅的事，這是因為我把（被當時所有女人都幸而視為拯救者的）斯波克博士當成了阻擋訪視護士的盾牌——我們都不贊成彼此的想法。她是個相當不錯的蘇格蘭女人。她並沒有否認我的寶寶在長胖——天平上的砝碼她從來都會做些挪動，可顯示的結果反而對我有利。「可你會毀了他的。」聽到我說寶寶的哺乳時間是依照他的需要而非時間表而定時，她高聲地說道，「他的性格？你想過這個問題沒有！」對此，我回應說：「我的性格是由特魯比·金博士塑造的。」這一定不會讓她覺得我是在舉薦吧？很快，她就消失了，再也沒有出現過。

我在努力爭取時間寫作，我的阻力倒並非來自寶寶，畢竟他親切又乖巧。我需要抗爭的是那些疼愛寶寶的人，庫爾特，還有其他需要我凝神傾聽的人。彼時我未曾意識到，「不幸的人都相似相吸。」許多年後，約翰·奧斯本的劇本《喬治·迪倫的墓志銘》（Epitaph for George Dillon）中有一句台詞給了我啟迪：「她是個情緒化的施粥場。」自那以後，我已經不再是一個簡單的傾聽者，可我卻也不能欺騙自己：我心裏明白，眼前這個遭難者也許明顯依賴於你的認同，可如果你加以拒絕的話，他（她）就會輕易地離開，去找別的什麼人。

不妨小小地猜測一下，如果沒有「冷戰」會怎樣？我認為，這是有可能的。在冷戰開始后的幾周內，「進步」組織都崩壞了，首當其衝的自然是「蘇聯醫療援助組織」和「蘇聯友伴」。不過，這兩者卻都沒有消失。與此同時，「種族關係」組織也崩壞了，儘管人們都只能從它這裏獲取消息，包括事實、數據和想法。在所有的組織團體中，這個組織遭到的攻擊最多，被威脅的次數也最多，它常常作為一個「危險組織」被報紙提及。南羅得西亞的好公民們明白，但凡跟「改善『蠻德』命運」相關的想法都是共產主義的想法。既然共產主義，或者更確切地說是蘇聯已經適時地成了敵人，那麼任何跟「進步」相關的概念自然也就容易被拒之門外。在本世紀過去的數十年裡，想要說服人們相信普通白人對黑人所持有的愚蠢看法是沒可能實現的。鑒於此，任何我可能說出的話聽起來都勢必會是誇張的。查爾斯·奧萊先生會在每一次公開講話后添上類似這樣的話：「他們不過是長著較小大腦的狒狒，不過是剛從樹上爬下來而已。」如果說他是索爾茲伯里的鎮長，那麼是否就足夠了呢？再有，如果我說「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時，一位在種族關係問題上以開明見解而聞名的男人會讓自己的僕人每天騎行七英里，讓他給自己在清晨六點鐘奉上早茶，並且這種做法還被視作理所當然，」那麼情況又會怎樣呢？關鍵在於那些會議、演講以及「種族關係」組織所散發的宣傳冊子在當時都被認為是具有煽動性的東西，儘管在今天的人們（無論黑人或白人）看來，它們都異常可悲而又脆弱。

我們把父親埋了。我和母親一起坐車去了墓地，也談到了保險和遺囑的事。因為覺得這一切都太過可怕，我嘗試著摟住母親並且說道：「可憐的媽媽。」她掙脫了我的胳膊，露出了抗拒的神情。我的表現不太真實，她抗拒的原因正在於此。就像巴爾扎克或塞繆爾·巴特勒筆下的場景一樣，我們在繼續說著保險單的事情。

「這麼說，你是一個『因良心而拒服兵役的人』嘍？過去我們會把這樣的人投入監獄里，而且也理應那麼做。」

同一時刻，這樣的曲調進入了每一戶人家，進入了包括我在內的所有人的頭腦，它讓我更加嚮往愛，更加渴望能夠逃離。等到十點左右的時候，一戶戶人家都隱匿在了黑暗裡，我孤身一人走在昏暗的街道上，只有街燈的光輝為穿行在黑暗中的我打下一汪汪光亮。一切寂靜無聲，鎮子里一片靜謐。我站在大樹下，抬眼望著月光漏過了葉子……日日夜夜，我沒有一刻不想你……我從沒想過會遇到困境。我會將自己發射到太空，發射到倫敦，但要依靠我自己的翅膀。「你到時候會缺錢。」「說真的，你有多ｒeａｄ•9９ｃｓw•ｃom嚴重的小資情懷啊！」「你到了倫敦，獨自帶著一個孩子，身無分文。」……無論怎樣，這些都將得到解決，而且事實也的確如此，儘管在我如今看來，當時的我認為事情理所當然會變成這個樣子。「前路會很艱辛。」一定有人說了這樣的話，可即便真的如此，我也會選擇不聽。彼時的我給兩位已經在英格蘭的皇家空軍成員寫了友好書信，他們在回信中描述了戰後英國的狀況。不過信中的內容並沒能讓我感到沮喪，因為任何一點對困境的暗示都能鼓舞我的自信，「等到了那兒，我會很快地結交朋友，還會找到一個愛人。此外，哥特弗萊德也會一起去倫敦。我想，在離婚並分開生活后，我們兩人會相處得非常融洽。」

「不，我不這麼認為。那些正義人士是不一樣的。」

那些年裡，我從蘭姆先生那兒獲得了豐厚的薪水。我很喜歡這份工作，因為可以偷偷地接觸到政治。只有我一人成長於這樣的環境——一天的狀態在收聽英國廣播公司新聞時達到頂點、游廊上不斷談論著政府話題、任何時候都在吐露政治性的話語。現在我能夠對自己說：「假設自己從未閱讀過報紙或聽過新聞，從未跟政治有過任何瓜葛，那麼你和這個世界會有什麼不同？」這樣的假設並無益處，因為我覺得政治這東西向來很迷人。蘭姆先生曾是南非的一名有志青年，如今上了年紀的他總是一遍遍說起那段往事。

這樣的狀況持續了一整個上午，其間時不時地會有護士衝進來說：「要不要來杯茶？」或者「這是聖誕節生產高峰。」又或者「務必再堅持一下，馬上就會有空床了。」毫無劇痛的狀態一直持續到兩點鐘，這時一道冰冷的痛感切割起我的脊柱，我用手指拉動了響鈴。我大聲地喊叫著要注射麻醉劑，儘管我在此前曾說過自己這次絕不會使用它。護士長趕了過來，接著羅斯醫生也出現了……很快等我再度醒來的時候，護士長宣布說，我生下了一個健康的男嬰。我這次也理所當然地認為，無論是男是女，這個孩子一定會健康結實、完好無恙。我想看看脫落下來的胞衣，而護士長的公然反對倒讓我更加堅定了自己的要求。她震驚不已。接收到我的求助后，羅斯醫生開玩笑說：「畢竟它是你的產物。」胞衣被端在腎形盤裡呈了上來，在距離我眼睛一碼遠的地方停留了大約五秒鐘，護士長的臉上流露出指責和厭惡的情緒。瞧得足夠久了，這塊胞衣看上去就成了一塊生肝臟。我又提出要抱一抱孩子，可心裏卻知道她會對我說：「等『整理乾淨』並躺在床上后，你會有的是時間抱他。」這次我沒有憤怒和沮喪地哭出來，因為我有了一個盟友——這名從英格蘭來的年輕護士並不是特魯比·金博士的教育產物，她將孩子抱過來，自己則緊靠在我的旁邊。她在護士長進來時會保護我，還會站在一旁等候著我把孩子交給她。

在我看來，父親將死的狀態幾乎要比他的死亡本身更讓人難以忍受。我並不曾意識到，母親仍在夢想著自己能夠回到過去，那時她還沒到達農場，還沒遭遇生活的粗暴對待。那處農場因最好的時光而命名為「科曼莎」，賣掉它的錢只夠換成一座髒兮兮的小屋，這座我父母厭惡至極的小屋也叫「科曼莎」。不過，這些科曼莎的複製品就只是矮小的房子和臨時的住處，真實的生活會再度開始。令她苦惱的女兒已經嫁給了冷漠的普魯士人，而她的兒子將會娶一個美好的英國姑娘……也許他曾在醫院結識過別的姑娘，就像她曾在皇家自由醫院所經歷的那樣。接下來，她——艾米麗·莫德·麥克維格會發現自己……（她受洗時曾取名為「艾米麗·莫德」，現在省去了「艾米麗」。）無論怎樣，她一定清楚自己的兒子所夢想的，唯一所夢想的便是回歸為正確的真實自我，即身穿著舊式卡其短褲和襯衫漫步于灌木叢和大草原之中，畢竟他對成功的在乎程度並不多於自己的父親。

父親總是說：「為什麼不幹脆結束我的痛苦？」他氣憤地抱怨著，要麼緊握著我的手，要麼粗暴激烈地撫弄著寶寶。哈利在場的時候，父親也會這麼說。按現在的話講，彼時的哈利是一個「在情感上不為人所接觸的男人」——至少在當時看來的確如此。不過，等到我們後來都上了年紀時，他已經變得非常不同。聽到父親要求服用或注射致命劑量的藥物，哈利禮貌地詢問我和母親：「你們怎麼看？他當真希望如此嗎？」類似這樣的話總會出現在死亡進程中的某一時刻——「他，他當真……確實……也許……可能原本就希望……」它會被視為虛偽的極端表現，或者是麻醉痛苦的極好的陳詞濫調。母親感到很難過，也很氣憤。被我父親逼迫得太厲害時，她不得不想，「乾脆就給他來個痛快吧。」可她十分清楚，事實遠比表象要複雜得多。生命垂危的人也許會說，「我受夠了，給我致命的劑量吧。」這有時就是他們的真實所想，可有時卻也暗含著另一層意思——「我不堪忍受，對於我所承受的痛苦，你們這些人一點都不懂。」——他要求圍繞在自己病床邊的健康活潑的人們都應該且必須分享自己的體驗。在我們眼裡，父親再不是記憶中那個精力充沛的男人，眼前的他是對真實自我的戲仿和扭曲，是一個病懨懨的脾氣暴躁的老人。儘管如此，我們的父親其實從未改變過自己，他一直都待在那副軀體里，而且並不認同那副正在腐朽的肉體。當問及「為什麼不幹脆結束我的痛苦？」時，父親真正在問的其實是，「為什麼我會束縛在這副軀體里？這根本就不是我。」或者說，至少我認為他是這麼想的。此外，我們也會聽到父母那勤懇痛苦的對話。對於來世而言，母親的看法有些單純甚至近乎實際，「明白嗎？我們會在那邊相見的，那裡會很美，我們會從這裏重新開始。」「我不要從這裏開始，」父親會這樣反駁，「我為什麼要從這裏開始呢？我是不是還要束縛在這裏面？」「這」指的是他的疾病、令他害怕看到的腫脹得像果肉般的白色雙腿，還有腫脹的白肚子。「不，不，邁克爾，明白嗎？《聖經》上說，我們都會有新的肉體。」

我想起了自己的不適感——彼時我認為，父親那漫長的垂死過程擾亂了母親的心神。麻煩之處在於我多年來接觸到了社會各個階層甚至是族群的人，即便數量上並不太多，可他們卻來自世界的許多地方。我們大多數人都相信，階層、種族偏見和其他有損名譽的情緒很快都將終結。我迷失在了美好的想象之地，把這個真實的世界拋在了腦後。莫妮卡能錯在哪裡呢？哦，她不是英國的中產階級人士。她的父親是最好的農場主之一，非洲南部的人都會來參觀他所經營的農場。可這又如何呢？他並不屬於中產階級。再者說，他是個蘇格蘭人。

我們希望他的生命可以終止，這既是當下的壓力所致，也是因為在我們看來，目前的處境對他來說太過可怕。不過，想到他可能知道自己的處境，這才令我們感到害怕。

一天早上，我正給寶寶洗澡。一個陌生男人來到我們的公寓，他說我父親在醫院里快要不行了，要是我還想再看他一眼的話，現在就得趕過去。而我並沒有去，其中一部分原因在於我並不相信他的話——要知道，多年來我的母親，或者說母親的戲劇感總會把我召喚到臨終的病榻前；再者，我也不想看到父親在我眼前死去。我坐在那兒繼續給寶寶洗澡，心裏滿溢著想要咆哮或尖叫的情緒。我想要殺個什麼人，可這個人是誰呢？我可能會用雙手撕扯掉自己的頭髮或者用指甲在臉上耙過，讓索爾茲伯里醫院的普通病房都無可忍受。不過這些並沒有發生，我只是繼續在給寶寶洗澡。

對於與生俱來的東西，我們真的無法左右太多。

我跟哥特弗萊德都很喜歡這九-九-藏-書個寶寶，而且幾乎每個我認識的人都會找借口來做客，目的是看寶寶洗澡，或者逗逗他。英國皇家軍的成員已經有三四年沒有體驗過平凡家庭的生活了，他們明白只能等待擁擠的船上出現空位，回家也許還要再等幾個月，甚至數年。這些平時都沒有時間逗弄嬰兒的年輕男人競相抱他。往浴盆里注入一半水，寶寶便在裏面浮動。在寶寶不斷踢動雙腿和發出啼叫的時候，一隻手穩穩地托在他的腦袋下方。

能夠裝下許多人的大房間輕鬆地容納了這個小寶寶，走廊圍成的空間中安置了一個嬰兒床。事實上，寶寶跟我們待在一起的時間更久。這第三個孩子穿的嬰兒服小巧而又耐用，炎熱氣候所需的不過是十幾個尿布——公寓外的晾衣繩上掛幾個鐘頭就能弄乾——以及背心和夾克。我母親很難過，她認為這樣做太過吝嗇，也證明了我們對這個寶寶的反感。早在他出生前，他的泰迪熊就已經在嬰兒車裡候著了。這隻熊是為誰買的呢？「它有什麼意義呢？」母親大聲說道，「他幾年之內還不需要這個東西！」

我常常在下午開車帶上寶寶去探望我的父親。他用手肘費力地支撐起身體，把寶寶的手拿過去細細察看，就像在把嶄新耀眼的肉體跟「死亡」相比量。「它是我的手。」看到小小的手指攥緊自己那瘦削的手指時，他這樣說。「它是我的，對嗎？」他含糊地問道，白色眉毛下的眼睛凝視著我。我明白父親在問什麼，因為他的問題實際上無關乎「命運」——「存續」——「繼承」——「死亡」，而是關乎「宿命」，它在於命運之輪的秘密研磨。「這種事根本就無能為力，」我也許會對這位病懨懨的老人這樣說，「難道你看不出來嗎？」那麼，是誰在很久以前甚至是在我出生之前就已經教導我要了解真相呢？我常常會想起那段從開普敦到索爾茲伯里的漫長的五天旅途，坐在多塵的馬車裡，火車的車輪在用力鼓動著，「這就是真相，真相，真相……」

同此事并行發生的還有另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星期天下午，我們帶著寶寶一起去雅倫家作客。我們也許會在車裡載滿了人，但卻絕不會帶去任何一位可能使瑪米·雅倫心煩意亂的人，比方說庫爾特。我發現這個女人不好相處，她鮮少會讚許我和哥特弗萊德……戰爭把許多本不可能相遇的人們放在了一起，也許在雅倫農場度過的那些午後時光恰恰代表了這種不可能性。在回望中我看到哥特弗萊德穿著他一貫完美的服裝，一頭黑髮光滑的打著油，臉上似乎還缺少一個單片眼鏡。他正坐在那兒，從琥珀制的煙斗里吸著煙。這時候，瑪米·雅倫正坐直了身體。她身穿「定製」小套裙，新做的髮型就像剛剛梳過毛髮的小狗那樣。她輕快地問了一些非難的問題，並且在哥特弗萊德回答時給他遞著茶水或者是由小揩布簡潔包裹著的烤餅。

我愛上了這個寶寶，迷霧從我的眼前消散了。我給一位朋友寄去了一張照片，並隨信寫道：「這難道不是你所見過的最漂亮的寶寶嗎？」她寄回了照片，要我再仔細瞧瞧，並且問道：「他跟其他寶寶沒什麼不同。所以，莫非你真的癲狂了？」哦，沒錯，女人們確實會出現這種狀況。對於我來說，這也不過是只持續了幾個月而已。

等我終於從外面回到了家裡，哥特弗萊德依然還在閱讀。他抬起了頭，鏡片閃著駭人的光芒。只聽他拖長了語調問我：「你去哪兒了？」「只是散散步。」

我跟大衛·雅倫的關係就跟與其他「老頭兒」一樣，不過我正在變得成熟，因此對他們的看法也已經發生了變化。大衛·雅倫喜歡跟我提起宗教。彼時的我仍是一個激進的無神論者，（在我如今看來覺得幼稚的）那些論據都像是玩具兵式地排列在我的腦海里。他屬於低教會派，堅定不移地信仰著神明。他有一頭極其寶貴的公牛，才剛空運過來后便因為殺了一名粗心的黑人守護者而被射擊了。聽說要對這個動物執行死刑，人們都驅車來為它求情：滿載著人的車子在周末而至，為的是要看看這個相當於「動物界泰姬陵」的傢伙。不過，這樣做卻沒什麼用。「它做錯了，因此必須受到懲罰。」「可它當時並不知道自己犯了過錯，」哥特弗萊德說，「律法說，只有清楚自己的犯罪行為時，當事人才可以因謀殺而受到懲罰。」「不過是一報還一報的事情。」大衛·雅倫說。

又或許他已經上了床。在我把衣服脫掉並四下拋扔的時候，他就躺在那裡觀看著這個過程。目睹他臉上的表情后，我匆忙地把衣物都收了起來，把它們放到了視線之外的某個地方。

「你為什麼要那樣做呢？」他會向前傾出身子，凝視著我的臉，這樣問道。的確，他很可能從來都沒有仔細地瞧見過。垂死之人經常會看到自己從未看到過的東西。一個即將油盡燈枯的老頭或老婦在用專註、熱切、聰明的眼神緊盯著你的面孔，似乎是心有疑問。可他（她）要問什麼呢？也許會是「為什麼我這輩子從未真切地看過你的面龐？為什麼我從未給足自己時間去真正地把事情看個清確、透亮？」父親嘆了口氣，繼而又癱落回枕頭上，任自己的腦袋滑向一邊。他躺在那兒，瞧著身旁活力無限的小生靈在踢動著雙腿，就好像這是他第一次看見小寶寶似的。有時候由於用藥量過多，父親會很難真正地清醒過來，或者在清醒過後又會很快地睡去。不過他好像一直都知道我在那兒，因為當我開始收拾自己和寶寶、準備悄然離開的時候，我能看到那白眉下的黑色眼眸在盯視著我，他還用手勢示意要我留下來。於是我又繼續坐了一個、兩個甚至三個小時，直到要安頓寶寶睡覺才離開。等我出現時，公寓里可能已經有六個男人正在等候我和寶寶。

母親成了孤身一人，在終於「離開農場」並來到鎮子里后，她以為自己的「社交自我」將會找到發揮的空間。這一「自我」已在農場上冷藏了二十年，對丈夫的照顧使得她沒多少時間去社交。母親知道，我們的公寓里每晚都擠滿了人。她也許會若有所思地說，她聽聞我們認識了一些很有意思的人。為了達到幻想的目的，她選擇忘卻這些人的身份是「赤色分子」、「共產黨人」、「卡菲爾人親近者」。我生活在恐懼中，害怕她會跟他們見面。母親曾不止一次地來到我們的公寓，而且當她走進房間並看到這麼多面孔時，她的臉上便煥發出了喜色。她坐下來喝著一杯茶水，逐漸露出了她一如既往的失落感。我常常會想，「是誰？究竟會是怎樣的人能夠討得她的喜歡，或者更確切地說，能夠得到她的認可呢？」雖說以斯帖是一名英國中產階級女性，可她嫁的卻是庫爾特。除了以斯帖，當然洛夫里奇一家，他們是老師，而且也出身英國的中產階級。不過，邀請這一家來到我們的公寓卻是一件不可能發生的事情，因為我們向來不拘泥於這樣的禮節。再者，任何人都可能會順路進來做客。假如進來的是查爾斯·莫辛格呢？可以確定的是，我們認識的人里就屬他最有意思。

我知道這種瘋狂的假設會引來嘲笑，但有沒有可能，彼時的我們真的是在用音樂毒害自己？跟我同時代的人們從青少年時期開始就在一天到晚地聽著舞曲，而且這些曲子個個浪漫或感傷。它希冀著、渴望著、期盼著某個地方的某段時間，曾許下的諾言會兌現。有一天我會找到你……我們都沉浸在夢裡。不過從那以後，音樂已經發生了變化，韻律再不會搖曳生姿或久不散去，它變得激烈、衝撞而又緊迫，聲音如此之大，人們只能彙集了神經去聽。在紐約時，我有一次因忍受不了聚會上的吵鬧音樂正準備離開，這時一位黑人女性過來問我：「怎麼啦，寶貝？」聽完我的解釋，她說道：「這種音樂不能用耳朵去https://read.99csw.com聽，你得用自己的全身和神經去聽。」神經？我想到了這樣一個問題：如果有某個人去損害、虐待或殺死他人，那麼誘因有沒有可能會是令其為之瘋狂的音樂呢？薩滿教巫醫數千年來都在用音樂營造特定的情緒，士兵們在激動人心的進行曲中準備屠戮，教堂在用感召性的音樂團結信眾，人們也都知道真正的精神導師們同樣會利用音樂。可音樂這東西太過嬌貴，它只得在特定的環境下由專家來小心使用。儘管如此，在這個音樂洶湧的時代，我們卻都將自己浸淫于各式各樣的音樂，還常常會利用專門為此設計的機械把它塞入大腦之中，但卻從不會去問它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現在，站在個人立場上——我知道也有人同我一樣——我認為發問的時刻確實已經來臨。

「好吧，不過我覺得這不太可能。」

這家產科醫院同往常一樣繁忙，沒時間理會那些還未進分娩產房的孕婦們，這倒是讓我很感激。我獨自一人住進了曾跟約翰待在一起的那個房間。當時正值清晨，餓著肚子的寶寶們都高聲喊叫著，這聲音一起攻擊著我的脊柱。如果你也剛好置身在這段波長上，當然同樣也會聽到嬰兒的啼哭。我在傾聽那第一次明顯的疼痛感（脊柱也會有所感知），它意味著分娩即將來臨，而我眼下才剛剛感受到了輕微的疼痛。正當我在房間里閑散地踱著步，一名護士從門口探進了頭。她問我是否要先洗個澡，如果可以的話，就得抓緊時間。我很樂意這樣做，欣然表示同意后，我洗了一個多小時的熱水澡。整個過程毫無痛苦。

當我們的關係壞到極點時，通過淡化彼此最大的分歧——他討厭文學，而我又喜愛文學——我們在對它進行著修復。哥特弗萊德和我找到了一本雙方都能認可的書，它叫《聖杯的故事》。對這本書，我和他都讀了一些。在悶熱的房間里，寶寶也許還未睡著，他正在地上逗著自己玩兒。這工夫，我們倆人就在給彼此閱讀。訪客們都會感到好笑，既是因為覺得這件事不可思議，也因為眼前的哥特弗萊德在用他的德國口音，我在用南羅得西亞口音共同探索浪漫至極的地方……周末的時候，我們會前往索爾茲伯里附近的一處水塘邊進行野餐。儘管如今已經被建築物所覆蓋，但那兒當時卻有著樹木垂蔭的河道，在巢穴旁駐足和聒噪的犀鳥。在這樣的環境中，我和哥特弗萊德為彼此大聲朗讀著，身邊可能還有漢斯·森，哥特弗萊德的女伴，皇家空軍成員，從南非來的客人。人人都覺得這做法頂滑稽，不過我們卻保持著理智。

這是一件所謂殘忍的事，但我確實沒有看出它「殘忍」在哪裡。後來，我讓哈利在沒有受到責難和難堪的情況下迎娶了莫妮卡。這倒不是說他無論如何都不會娶不了她，因為在處理反對意見時，他的態度仍然是——從來都是——完全就把它忽視掉。在婚禮現場每個人都感到很滿意，只有我母親除外。她帶著憂傷的語調對我道出了韻律簡單的箴言：「兒子一直都是兒子，直到他有了自己的妻子。」

1946年10月的一天，同前兩次生產時一樣，我又來到了錢塞勒產科醫院。我這回倒是沒做任何期待，因為之前的判斷都出過錯。這次，我只是抱持著一如既往的愉悅感和興奮感，精力充沛得想要把整座公寓都刷一遍漆，或者出去走個二十英里。從這一跡象來看，我知道自己即將分娩。

其中一些短篇故事發表在了約翰內斯堡一家名為「民主黨人」的雜誌上，還有的發表在了《遠足》上。大多時候，我都是寫了又撕掉，撕掉又重寫。

「首先，並不是所有的德國人都喜歡希特勒。」

「那你怎麼沒有為自己的國家而戰呢？」

一晚又一晚，一星期又一星期，一個月又一個月……我散步在那些街道之間，壓根沒想過自己會遭遇什麼危險。放到現在，無論膚色為何，任何一位年輕女人都絕無可能像那樣地在街道上放心閑逛。如今，夜晚的街道上都潛藏著危險，每家每戶都上著一把鎖甚至兩把鎖，都養著看門狗，窗口都圍著柵欄，游廊做成了牢籠。在這些小小的城堡內，黑人和白人家庭在看著相同的電視節目。街邊停靠的車輛都上著鎖和鏈條。在過去那些年月里，房子，車子……沒有一樣東西是上了鎖的，年輕的白人女性可以在午夜過後依然在外遊盪。等終於到了倫敦后，我也時常會獨自在夜裡走好久，而且也從未想到過要害怕。在我看來，如今發生於城市，包括鄉村在內的事情跟政府的政治或種族傾向並沒有什麼關係，還有其他的因素在發生著作用。

極少有人——也許五十人中有一個？——會尊重女性的隱私。即便你說：「我一早上都在寫作。」可還是阻擋不了別人來輕輕叩響門扉——片刻之後，一張愧疚、局促的笑臉就出現在了門邊，對你說：「我只打擾你一秒。」但問題在於，這個被打擾的人難免要跟入侵者有所交流……如果是小說家的話那就更是如此。最常來訪的這位年輕女人總會帶有強制性地說個不停：瑪麗亞一旦開始講話就會停不下來，只見她的目光凝成一點，可卻並沒有實在地瞧著什麼東西。她自然不是對著我而是某個我看不見的聽眾在說話，又或許，她不過是在說給自己聽。她是一名小個子女人，或者說是姑娘吧。這姑娘白皙瘦弱的胳膊腿上點綴著雀斑，帶有潮氣的深色頭髮非常美麗，在她那張略有雀斑的白皙小臉上，雙眸看上去就像李子干。第二產業因戰時限制受了益，在本國後來因史密斯發表《單方面獨立宣言》遭受制裁期間，這一產業同樣也受了益。瑪麗亞在一家始建於戰爭開始時的工廠里工作，這裏工時長，薪水卻很低。自她還是個幼童開始，她的兄弟和父親就跟她有了性關係，她所逃離的就是這樣一個家庭。盡人皆知，在南非鄉下的貧苦白人家庭里確實有亂|倫這回事，可我卻是第一次遇到有過這樣經歷的人。瑪麗亞所訴說的經歷著實令人難以置信，於我而言是異質的尖銳衝突，這二者在我體內共同催生了一種愉悅感。大多數人都會覺得這樣的經歷很駭人，可她說起自己的遭遇時就好像在說，她的父親不過是掌摑了她，她的兄弟們也只是偷了她的髮帶而已。說起「母親只支持自己的丈夫和兒子們，卻不會跟她這個女兒站在一起」時，她也許在心裏想著，可惜母親不是個好管家。現在，瑪麗亞有了一個自己的孩子和男人。不過她並不打算嫁給這個男人，因為在經歷了如此多的磨難后，她想找個會善待自己的丈夫，而不是眼前這個會動手毆打她的人。她眼睛盯著一處，滔滔不絕地說著話，一個小時、兩個小時、三個小時……她輕快地站了起來，用手撫平了身上那件廉價的花裙（這裙子樣式很舊，也許繼承自她的布爾人奶奶），繼而說道：「多謝啦，萊辛夫人，還有您的茶。」接著便離開了。那時候有一個名叫《真愛故事》的雜誌，它裏面少有真愛，更多的是陰鬱的情節，甚至接近於情|色作品。即便寫了什麼真愛，那也是在兇殺、強|暴、威脅、牢獄、盜竊和敲詐之後的事。我曾想把瑪麗亞的故事寫出來，寄給這家雜誌……「親愛的萊辛夫人，感謝您的投稿，這是一篇很有意思的小故事。不過，在我們看來，它已經超出了我們雜誌讀者所能接受的限度。」

可它是什麼？

究竟是什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