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這裏的每個外國人，尤其是美國人，都會說英國人多麼和善、禮貌、文明。

我手裡的錢所剩無幾。邁克爾·約瑟夫預付的150鎊頃刻間就被房租和託兒所的費用吞噬一空。我在一家新成立的機械公司擔任了幾個星期的秘書。那家公司的幾個合伙人都很年輕，沒什麼經驗，我在那裡幾乎無事可做。在這之前，我讓彼得退出了市政託兒所，送他去了一家昂貴的私人託兒所。我怎麼才能付得起這筆費用呢？我的態度一向是：先決定做一件事情，然後想辦法滿足這筆開銷。我很快就意識到自己在干蠢事——我應該去當作家，而出版商們也總是很和善地問我在寫什麼。但我沒有精力寫作。我總是大清早5點鐘跟孩子一起醒過來——他有好幾年都是五點鐘醒的，我就這麼一直陪著他醒。我給他讀東西，講故事，做早飯，帶著他乘巴士去託兒所，然後才去上班。我坐在辦公室，沒有多少事情可做，有時偷偷寫短篇小說。我趁午飯的時間出去買東西，下午五點去託兒所接孩子，乘巴士回家。接下來通常是屬於彼得的喧鬧的夜晚，他在樓下玩，我收拾屋子。他要到十點多才睡覺，而那時，我已經筋疲力盡，沒有力氣寫東西了。

有一次我突然意識到，我的早年生活不同尋常，可以寫成一本小說。在離開南羅得西亞，來到英格蘭之前，我一直都沒有意識到它有多麼不尋常。我的第三本小說《瑪莎·奎斯特》多少有些自傳的色彩，儘管小說是從瑪莎十四歲開始寫起的，那時她的童年已經結束了。一位作家（尤其是女作家）最初的幾部小說往往是對自己的界定，無關其文學特色。我新遇到的每個人都會讓我更清楚地看到自己的早年生活，因為一句不經意的話都可能讓我開始質疑多年來習以為常的東西，然而我沒有感到困惑。一方面我明確地「知道我是誰」（套用美國人的說法），但另一方面，我不知道怎樣界定作為「社會人」的自己。在此，我不得不插一句題外話，因為我們觸及了問題的全局——「弄清我是誰」（美國人當時很關注這個問題）這件事總是讓我很迷惑。他們在說什麼？他們當然不可能沒有自我意識，換言之，他們應該能意識到「我在這兒，在裏面」。一個人如果連自己都感覺不到，那他會是什麼樣子的呢？

一言以蔽之，新的世界即將來臨。

我像每個來自南非的人一樣，一看到是白人在碼頭上卸貨，心中就會閃過些許不安的念頭，或者說感受，因為在南非，這些重體力活都是黑人乾的。看到白人像黑人一樣工作，很多白人會覺得不自在，覺得自己的地位受到了威脅，但在我身上，事情沒有那麼簡單。這就是他們了，工人，工人階級。當時，我相信歷史的邏輯不可阻擋，工人們將接管整個地球。他們——那些肌肉結實、吃苦耐勞的硬漢——當然還有像我這樣的人，都是工人階級的衛士。我沒有故意把那時的想法寫得很滑稽，如果我這樣做了，就不夠實事求是了。當時，即便沒有幾億人，至少也有幾百萬人在那樣想，使用著那樣的語言。

我現在在倫敦，還是那個問題：寫什麼？

約瑟夫安排這頓午餐，並不只是為了讓作者覺得備受矚目，也是為了讓作者知道，不要指望他為書打廣告。他給我講了一些典型先例，比如保羅·加利科的小書《雪雁》，戰爭期間出版的，但在正式出版之前，靠著不脛而走的口碑就加印了好幾次。「廣告對一本書的命運毫無影響。」每個出版商都會這樣講。

邁克爾·約瑟夫邀請我去卡普里斯共進午餐。卡普里斯是當時最漂亮的、講究排場的餐館。那時我已經從閣子間搬到樓下，換了一個大房間。那個房間曾經很漂亮，將來也會再度煥發光彩，但在當時卻很臟，而且漏風，靠一個火力不足的壁爐取暖。那棟房子曾遭到轟炸，所以到處都在開裂、漏水。彼得睡在一個很小的房間里。與此相反，卡普里斯餐廳的桌面上鋪著粉色的桌布，擺著銀器、玻璃杯，桌旁端坐著衣冠楚楚的客人，一切都熠熠生輝。邁克爾·約瑟夫是個英俊的男人，精通時務，輕鬆自在地坐在卡普里斯餐廳里。他提到拉里和維維安，說他們今天不能來一起吃午飯真遺憾。邁克爾·約瑟夫似乎不適合上戰場。他在戰爭期間創辦了自己的公司，當時他身邊的每個人都反對他的決定，因為他資本不多。但他很快獲得了成功，主要是因為他在柯提斯·布朗公司當過經紀人，他的好友朱麗葉·奧希確保他能得到一些新書的版權。他享受著自己的成功。他有一兩匹賽馬，經常出現在倫敦的體面場所。用餐的時候，他不斷地跟其他桌上的人打招呼：「讓我來介紹一下我們的新作家——她來自非洲。」

到了五十年代末，倫敦就有了咖啡館和好吃的冰激凌（多虧了義大利人），有了物美價廉的印度餐館。人們的衣服色調明快，價格便宜，不再像當年那麼一本正經了。整個倫敦被粉刷一新，充滿歡快的氣氛。大部分炸毀的廢墟都不見了。最重要的是新一代人成長起來了，他們沒有經歷過戰爭的陰影。他們不談論戰爭，也不去想它。

英國仍然是最好的國家。這種觀念牢牢地紮根在全體公民的思想中。大家把這視為理所當然。英國的教育、食品、醫療，所有的一切都是最好的。日薄西山的大英帝國是最好的。

我手上有太多材料可以寫進這部自傳，但沒有什麼比一部上百萬字的自傳更讓人望而生畏了。我寫過一本題為《找尋英國人》的小書，那時離我初來倫敦的日子隔得還不算太遠，它能為我在倫敦最初幾個月的生活添加一些縱深的視角和細節。問題馬上來了，不折不扣的問題。那本小書里寫的內容是真九_九_藏_書實的，出於對名譽的考慮，其中有兩三個人用了化名，現在也仍然要保持化名。但毫無疑問，那本小書儘管「真實」，但仍然不如我要在這裏寫得這麼真實。它們之間的區別在於語調，而語調絕不是件簡單的事情。那本小書更像一部小說，具備小說的形態和節奏。相對於生活而言它似乎過於齊整了，但它至少對一件事情的描寫是精確的：初到倫敦的我回到了兒童觀看和感知事物的方式。每一個人、每一棟建築、每輛巴士、每條街道都在衝擊著我的感官，而我以兒童般單純的思維承受著它們的震撼。一切都被放大了，變得格外明亮、格外黑暗、刺鼻和喧鬧。現在的我不再像當時那樣感受倫敦了。那時的倫敦擁有一種狄更斯式的誇張。並不是說，我在透過狄更斯編織的簾幕看倫敦；我的意思是，我看到的倫敦跟狄更斯眼中的倫敦一樣——一幅詭異的景象，處在超現實的邊緣。

登比路的這戶人家對南非不感興趣，事實上，凡是這片街區以外的東西他們都不感興趣。他們說起去西區——離這裏不過一英里多點——就像說起一次重要的遠行。

帕米拉·漢斯福德·約翰遜是邁克爾·約瑟夫的讀稿人，她寫了篇熱情洋溢的報告，同時建議對這本書作一些修改。我已經在這本書上花了幾年時間，不斷地寫、重寫，所以再也不想改了，尤其當時我的肩膀還受了傷。怎麼會受傷？這完全是由一起嚴重的心理事件引起的。當時，我在萊斯特廣場跟一個小夥子看電影《天堂的孩子》。他在羅得西亞的英國皇家空軍服役時，我們墜入了最浪漫的戀情。但我們的生活卻走上了戲劇化的截然不同的道路：他將去英國工業聯盟供職，而我，用一個也許會讓人不安的詞來說，仍然是赤色分子，雖然我不是共產黨員。我從電影院出來，徑直踩進街上鋪的滑滑的瀝青里滑倒了。鋪路工人說，我應該看路。哥特弗萊德已經到了倫敦（他提議的居住地），他跟從索爾茲伯里來的多蘿西·施瓦茨一起住在靠近貝爾塞斯公園地鐵站的一套大公寓里。在我的肩膀康復期間，他把彼得接過去住了六個星期。

我們的監獄讓人噁心，那是我們的恥辱。四十年來，跟監獄有關的新聞一點也沒變。監獄是我們的心病，我們一直未能處理好。難道這是因為英國人內心深處始終奉行著《舊約》中以牙還牙的信條？大多數公民都把懲罰惡行作為信條。我寫下這些文字時，新聞中正好提到有些媽媽因為沒錢交有線電視費而進了監獄，但她們的孩子得到了照管。大多數公民聽到這則消息都會驚呼：不，怎麼可能發生這種事情！但狄更斯一定不會覺得驚訝。

我認為諾普夫的要求是偽善的，他們真實的想法是：明確強奸|情節會帶來聳人聽聞的效果（在當時的確會引起這樣的效果）。我的回復是，我不會做那樣的修改。朱麗葉·奧希一直全力支持我。她說，當然我永遠也不應該違心地改動任何一個字，但他們的話還是值得聽一聽的。「畢竟，親愛的，他們有時是對的。」不過，她認為這次的確是他們錯了。「別擔心，如果他們不願意買，我可以幫你找其他的出版商。」可最終版權還是被諾普夫買下了。

聖保羅大教堂周邊被炸成了廢墟，報紙上到處都是關於重建那片區域的警告，說這次重建如果不好好規劃，就會導致令人作嘔的混亂。結果沒有規劃，令人作嘔的混亂果然發生了。

我整整花了六個星期才找到一個願意讓小孩住進去的地方。熱浪悄然來襲，這讓我十分不明白為什麼人們會抱怨英國天氣陰冷。我走在滾燙的人行道上，雙腳投降了，鬥志也要垮了。就在這時，一家義大利人歡迎我的孩子和我搬進去，解決了我的主要問題。那棟房子在登比路，而彼得進了附近一家市政託兒所。要知道，從他一生下來，他的環境就教給他要合群，所以他喜歡去託兒所。他每天從託兒所一回來就鑽進地下室，那裡住著一個跟他同齡的小女孩。那座房子陰冷、骯髒，而且被戰爭毀了，這讓我十分泄氣，但它卻是彼得的樂園。

那棟房子里氣氛歡快，衣食充足，但那並不是普遍現象。當時的英國缺乏活力，人們疲憊不堪，過著斯多葛式的清苦生活。那是戰爭的後遺症。戰爭的恐怖和苦難像黑洞一樣，以看不見的方式悄無聲息地吸噬著整個國家的能量。但同時又有一種完全不同的東西在平衡著這種萎靡。那段時期，最讓我吃驚的就是反差：一方面，人們精神不振，像病人一樣戳在那裡；另一方面，他們對未來又非常樂觀（以現在的眼光來看，當時的樂觀幾乎是一種普遍的愚蠢），堅信新的時代就要來臨。產生這種樂觀情緒的關鍵就是社會主義。從世界各地歸來的軍隊獲得了一切承諾，例如當時受人譏諷的《大西洋憲章》完全是烏托邦式希望的總和，人們已經讓工黨恢復了執政，以確保那些希望的實現。國家醫療服務體系是工黨政府最引以為豪的成果。戰爭爆發之前的三十年代，一場疾病或一起事故會把整個家庭拖垮。那時的貧困太可怕，人們心有餘悸。但這一切就要結束了，不必再害怕疾病、失業和衰老。這僅僅是開始，事情會逐步改善。似乎每個人都在這種情緒里。很多醫生開始按照這種新的社會醫療制度工作，他們把自己視為新時代的建造者。他們可能是共產主義者、工黨成員或者自由主義者。總之，他們都是理想主義者。九_九_藏_書

「這已經是最糟糕的事兒了。」我好不容易說了一句。她大笑，笑得無所顧忌，那聲音嘶啞、粗糙，好像是在說「你還能指望什麼」。那種笑聲至今還可以在經歷過閃電戰的人那裡聽到。

《時代精神，或我們當時是怎樣想的》‍

我放棄了秘書工作。這期間，出版社兩次打來電話，說他們打算加印，那是在發行之前。我說：「噢，不錯。」我以為這種事情會發生在每位作者身上，我在這方面完全沒有概念。然而他們把我的態度理解為：我把自己的成功視為理所當然。

福利國家永久廢除了所謂的慈善，窮人再也不必忍辱收下別人的捐贈。我們要拆掉慈善事業的一切職能部門——基金會、聯盟、委員會。我們再也不需要施捨了。

問題是我的小兒子彼得在那棟房子里住得很開心，我擔心，對他而言，很難再找到這麼好的房子了。

從那時起的幾十年間，在這個問題上，幾乎每個人都對我抱著不友好和不耐煩，直到後來政府自己承認警察確實問題很多。其實他們那種充滿敵意的不耐煩，我很早之前就領教過了。當我說「南非是黑人和有色人的地獄」時，他們就是這種態度。即便有新出版的阿蘭·帕頓小說《哭吧，親愛的祖國》（比《野草在歌唱》稍早一些）擺在那裡，他們仍然不肯承認我說的是真的。而當我堅持說「南羅得西亞跟南非一樣糟，有些黑人認為比南非還要糟」時，我遭到的冷眼就更多了，因為只有赤色分子和不知足的人才會說這種話。

我只是不知道如何在社會的大背景中界定自己、看待自己。不錯，我可以簡單地把自己界定為「英轄印度末期」長大的孩子，但當時還沒有人用這個片語。或者我可以用「英帝國末期」來界定自己。是的，我屬於「一戰」喂大、「二戰」塑造的一代人。但這種界定有一條裂縫，或缺失，或模糊，那跟我的父母有關，尤其是跟我的母親有關。我曾經跟她進行了持續而冷酷的鬥爭。我不得不那樣做，但我們在鬥爭些什麼？為什麼？我當時無法回答，完全無法回答，直到我現在七十多歲了，才覺得能回答，但也許仍然不是最終的答案。

在卡普里斯餐館氣氛的感染下，我告訴邁克爾·約瑟夫，如果讓我說我現在最想要什麼，那就是巧克力棒糕。我剛回到我的貧民窟，一輛長長的黑色轎車就轟隆隆地開到門前。司機遞給我一個漂亮的粉色盒子，裏面裝著一打巧克力棒糕。我把它們擺到樓下的飯桌上，為已經很豐盛的家庭晚餐錦上添花。

不久，紐約的艾爾弗雷德·諾普夫出版公司告訴我，如果我能「按照那個國家的文化習俗」對書稿作一些修改，寫明的確有強|奸發生，那麼他們願意出版這本書。說這番話的是艾爾弗雷德的妻子布蘭奇·諾普夫，而諾普夫家族在當時可謂是出版界的龍頭。我怒不可遏。她知道多少南非的「文化習俗」？這簡直是一種粗陋無知的觀點。《野草在歌唱》整本書的關鍵恰恰在於白人行為中那套無言的、曲折隱晦的密碼——什麼都不說，卻什麼都能心領神會。我那樣描寫白種女人瑪麗·透納和黑種男人摩西之間的關係，正是為了讓一切都顯得模糊不清。之所以採用這種處理方式，我的文學直覺只是其中一部分原因。實際上，我一直不能決定瑪麗跟摩西是否發生了性關係。我有時覺得事情應該這樣發展，有時又覺得事情應該朝另一方向演進。白人男人和黑人女人之間發生性關係是司空見慣的，不斷擴大的有色群體就是證明，但白種女人和她的黑人僕人發生性關係的事情卻是鳳毛麟角。對這類事情的懲罰是把男人絞死。事實上，這是很嚴格的禁忌。如果瑪麗跟摩西發生了性關係，那麼這個可憐女人戰戰兢兢守住的「我是白種夫人」的信念就會徹底崩潰。是的，她的確崩潰了，她瘋了，但她發的也可能是另一種瘋——當我這樣說時，那些詞句似乎就在描寫另一種不同的瘋狂。不，從整體上考慮，我認為她沒有跟摩西發|生|關|系。當我寫那本書時，我確定她沒有。這個故事來源於這樣一段插曲：我不經意聽到一段輕蔑的、不自在的談話，他們在陽台上說起附近一個農場主的妻子，說她「讓自家的廚子幫她扣衣服背後的紐扣，還讓他給她梳頭」。我應該沒記錯，當時是我父親在描述這件事情，語氣中帶https://read.99csw.com著對那個黑人最大的輕蔑：就像貴族可以放任自己在僕人面前做各種私密、猥褻的事情，因為在他們看來僕人根本算不上真正的人。

於是我搬到了肯辛頓的丘奇街，住進了房子頂樓溫馨的小平層，在那兒一住就是四年。當時是1950年夏天。在我離開登比路之前，我看到了一個時代的結束，一種文化的消亡，因為電視出現了。那棟房子里有電視之前，男人們下班回到家的時候，茶已經擺在桌子上了，火燒得正旺，角落裡的收音機傳出輕柔的話語和音樂。他們洗乾淨之後坐在自己的位置上，身邊坐著女人、孩子和整棟房子里所有能哄下樓來的人。食物從烤箱里一盤接一盤飛出來，茶煮好了，啤酒端上來了。男人們脫掉套衫或夾克，穿著襯衫，散發著生命的光彩。他們一起聊天、唱歌，把一天遇到的事情講給大家聽。他們習慣性地說髒話、爭吵、大聲嚷嚷，然後互相親吻、和好，就這樣興緻勃勃鬧上六個多小時，到了深夜12點或凌晨1點，上床睡覺。我猜，這麼熱烈的感情在英國人家裡並不常見，我見到的屬於極端情況。然而，好時光一天天或者說一夜夜消失，因為電視機來到了這個家庭，像癩蛤蟆一樣坐在廚房角落裡。沒過多久，大餐桌就被推到了牆邊，椅子被排成半個圓圈，椅子扶手上裝著可以翻轉的晚餐托盤。就這樣，一種充滿活力的口頭文化結束了。

過來人的感覺賦予我的回憶一種輕快的語調，因為即便當時有困難，我也都一一應付過去了。但下面這小小的一幕卻描繪出一幅不同的景象：我站在女王道地鐵站站台上，左胳膊掛著繃帶，黃色羊毛衫的紐扣扣在胳膊外面。一個紐扣開了，一陣風把毛衣吹得從我左肩上滑了下去，我站在那裡，文胸露了出來。在倫敦，即便你赤身裸體地走在牛津大街上也幾乎沒有人瞥你一眼，所以我感覺到的尷尬其實完全沒有必要。我掙扎著想將衣服穿回來，可一切都是徒勞。一個女人從人群中走出來，讓我面朝著她，從口袋裡拿出一個別針，把我的毛衣別在繃帶上。她站在那裡端詳著我的臉：「骨折了，是嗎？嗯，骨折要四十二天才會好，也就是六個星期。這還是最短的。」我說不出話來，「開心點，最糟糕的事兒也許永遠不會發生。」

我們就這樣開始了新生活，然而是在一個不折不扣的閣子間里。閣子間小到我沒法把打字機擺出來。我從《作家與藝術家年鑒》上隨便選了柯提斯·布朗經紀公司，寄了幾篇短篇小說給他們。朱麗葉·奧希給我回了信（我後來才知道，這是一封內容固定的格式信），信上說：「不錯，但你有沒有長篇小說，或者有沒有想寫長篇？」我回復她，我確實寫了一個長篇，但已經賣給了約翰內斯堡的一個出版商。她說想看看我的合同，而在看到合同后，她大吃一驚並且非常生氣，因為為了補償出版商出版這本「危險的書」所承擔的風險，他們要拿走我所得收入的一半。她給他們發了電報，告訴他們如果不解除跟我的合同，她就揭發他們欺詐。周末一過，她就把書賣給了邁克爾·約瑟夫。

我跟中產階級的朋友說起那些黃油、雞蛋、乾酪和受賄的警察，他們都冷著臉，很生氣。「我們的警察是不會腐敗的。」他們說。他們看我逗留在陌生的海岸（跟工人階級生活在一起），認為我不過是為了藝術創作而突發奇想去體驗生活。他們指望從我這裏聽到跟工人階級有關的漫畫式的趣聞軼事，就像高高在上的《龐奇》雜誌登的那種取笑僕人的卡通畫。

我一開始住的地方在貝斯沃特，那一帶骯髒、破敗，很難把它與昔日的輝煌聯繫起來。每到傍晚，妓|女們就會在大街上聚集。按照原來的安排，我要跟一個從南非來的女人和她的孩子合住一套公寓。我在《找尋英國人》中描寫了這段有些不快的經歷。我們住的公寓很大，傢具齊全。其中有兩間房租給了妓|女。一開始，我並沒有意識到這些打扮得漂漂亮亮、跟男人一起上下樓的姑娘們是做什麼的。但我發現后馬上去找那個南非女人理論，因為我覺得這樣對兩個小孩兒不好，可是她卻突然哭了起來，說我不夠友善。

巨輪上，我高高地站在船舷邊，抱起小兒子：「看！那就是倫敦。」碼頭在前面：混濁的水道和溝渠，暗灰色的朽爛的木牆和房梁，吊車、拖船、大大小小的輪船。我的孩子也許在想：這些輪船、吊車和海水還是開普敦的樣子，只是現在大家管它們叫「倫敦」。對我來說，真正的倫敦還在前面。我真正的生活將在那裡開始。要不是戰爭阻斷了通往倫敦的道路，那種生活早在幾年前就應該開始了。潔凈的白板，嶄新的一頁，一切都將要重新書寫。

我在那戶人家的經歷與我原先的想象大相徑庭。我本來以為要靠緊張的配給度日，極度節省，甚至處在半飢餓狀態。而在南羅得西亞時，我曾經還往英國寄過救濟食品。那座房子的女主人是義大利人，是世界一流的廚師。我猜她一本烹飪書也沒看過。她帶著六個供應本去韋斯特本園林路（當時那還是一條貧民窟街）的商店買東西，但她帶回來的黃油、雞蛋、煙肉、烹飪油和乾酪總是比配給量多兩三倍。她是怎麼弄到的？我問她，她得意地說：「你也是時候摸清門道了。」原來有兩三個吃賄賂的警察總在那一帶巡視，她用黃油和雞蛋賄賂他們，他們就對她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我是不是也參与了這種不法行為？是的，我參与了——我把我和彼得的供應本交給她打理。在那種氛圍中，擺出小小的道德姿態不僅很可笑，也會讓那些善於鑽空子的好心人覺得不可理喻。而且當時的報紙正在大肆鼓吹結束配給制，說已經沒有必要實行配給了。我從來沒吃得那麼好過。房租里不包括伙食費，但房東太太就像很多好廚師一https://read.99csw.com樣，忍不住要把每一個願意在她的餐桌邊坐下的人都餵飽。我每周只在樓下吃兩三次飯，而彼得大多數時候都在樓下吃晚飯。當房東太太沒錢買東西了，她就向大家收錢。她把我和那棟房子里的其他房客都吸進她那套借入、貸出的複雜的財政體系中，其中夾帶著她喜歡的香煙、衣服和鞋子。

有些軍事學校設計了這樣一個命題：把自己想象成在前線指揮作戰的將軍，現在有三支部隊，一支勉強能守住陣地，一支正被敵人追趕，一支正在擊退敵人；你手中資源有限，那麼你會優先增援哪支部隊？正確答案是增援獲勝的那一支，其餘的讓他們聽天由命。似乎很少有人給出正確的回答，因為大家總是在同情心的誤導下選擇增援處於劣勢的部隊。出版商的思路跟這種考題的策略如出一轍。已經獲得成功的作家能夠得到廣告支持，而那些還在苦苦奮鬥的作家，要麼沉底，要麼自己游上岸。當公眾在地鐵里看到一部小說的廣告時，他們其實正在看著戰爭補給向著戰場上獲勝的分隊輸送，看著一本已經走俏的小說變身成最暢銷的書。

我滿懷信心和樂觀的憧憬，儘管我的財產少得不能再少，只有幾乎不到150英鎊的現金和我第一部長篇小說《野草在歌唱》以及幾份短篇小說的手稿。《野草在歌唱》的手稿已經被約翰內斯堡的一位出版商買下了，他明確告訴我，這本小說的內容極具顛覆性，因此要花費很長時間才能出版。我隨身帶著幾箱書（我離不開它們），一些衣服，還有些不值錢的首飾。我母親要給我一些錢，那些錢少得可憐，我沒有要，因為她自己也一貧如洗。況且我整個遠行的意義就在於遠離她，遠離家，遠離南羅得西亞——那個可怕、狹隘的國家。在那裡，人與人之間即便有什麼嚴肅的談話，話題也總離不開種族界限，離不開「黑人是如何如何無能」。現在我自由了，我終於完全成為我自己。我感到我是由我自己創造出來的，我是自足的獨立個體。我描寫的是一位青少年的感受嗎？不，我當時已經接近30歲了，經歷過兩次婚姻，但我覺得我還沒有真正結過婚。

而現在……我該寫什麼？出版商想要的是長篇小說，而我卻在寫著短篇。這些短篇都以市政區為背景，都在洛馬貢迪的班凱特，描寫的是那裡的白人社群，寫他們怎樣看待自己、維護自己，以及怎樣看待周圍的黑人。我要把這組故事命名為《這曾經是老酋長的國度》。朱麗葉·奧希說，如果我想這麼做，當然也可以，只是沒有哪個出版商會高興，因為短篇小說的銷路不好。但事實上，我推翻了他們的觀點。我的短篇小說集賣出去了，而且賣得不錯（就短篇而言），直到現在還在賣。不過我確實應該考慮寫一個長篇小說。我努力構思了很久，終於完成了一部小說，那就是後來的《瑪莎·奎斯特》。

我把邁克爾·約瑟夫寄回給我的《野草在歌唱》原封不動地又寄了過去。他們回信祝賀我做出了重要修改。我一直沒把真相告訴他們。

1950年元旦前夜，出版圈的一個美國人打來電話，問我願不願意跟他一起去狂歡。6點鐘，我穿上我最好的裙子來到萊斯特廣場跟他會合。我們以為會看到興高采烈的人群，但街上空無一人。我們在一家酒館待了一個多小時，覺得和那裡格格不入，於是開始找餐館。那兒有些昂貴的餐館，但我們吃不起，而中國餐館、印度餐館、義大利餐館等各個國家的風味餐館——這些我們現在習以為常的餐館在當時一個也沒有。所有的賓館都訂滿了，所以我們不得不在蘇荷區和皮卡迪利一帶來回走著。所有的東西都如此陰沉、乏味。後來他說，管他呢，我們自己找樂子去。計程車司機把我們送到梅菲爾的一傢俱樂部，我們在那裡看到了「燦爛年輕人」的後繼者們喝得酩酊大醉，互相扔麵包。

我之所以能寫出《野草在歌唱》，是因為人們把我當成作家，我知道我要成為一名作家。其實我從很小的時候起就想當一名作家，只是當時我自己不記得了，還以為這種決心是後來才有的。《刻骨銘心》出版后，我在修道院認識的達芙妮·安德森（她曾寫過一篇題為《討厭鬼》的文章，講述自己的童年，寫得很好）說，她記得我們小時候一起躺在床上討論長大以後做什麼，我當時就說要當一名作家。我那時應該是10歲或11歲。作家的形象就像海神，給無數在海上漂泊的年輕人安慰和支撐，使他們知道自己要成為作家，但這個形象並不能為他們指明一條平坦的道路。在索爾茲伯里，我辭去了律師事務所的工作，並告訴別人我要寫一部小說。我不能總是光說不練，而且我也意識到，那些理想的條件——獨處，時間，無牽無掛——永遠也不會到來。寫什麼呢？我有很多想法。現在我饒有興緻地回想著當時的情景。我在房間里坐立不安，踱來踱去，胡思亂想（這是核心步驟），那些舉動完全出於本能。然後其中一個想法從眾多想法中脫穎而出，漸漸成長……我記起了陽台上的談話，那就是母體，可以演變出一千個可能的故事；我記起了多年來一直保存下來的從報紙上剪下來的報道。於是我寫了《野草在歌唱》。作家的處|女作通常具有自傳性質，但《野草在歌唱》不是。

我還住在登比路時就開始寫《瑪莎·奎斯特》了，而且寫得九*九*藏*書比較快，但我不得不中斷，因為我必須搬出那座房子，搬出那條街。現在，那片街區已經變成了時尚地段。有時經過那裡，看著那些莊重舒適的住宅，我會想，今天的人們如果看到當年的景象，看到戰爭損失委員會怎樣漫不經心地把它們「處理」掉，會說些什麼呢？

我同時又感到精疲力竭，因為帶著孩子。在一個月的旅途中，我那兩歲半的孩子每天早晨五點就會醒過來，為新的一天歡呼雀躍，晚上到了十點還不肯入睡。從早晨醒來到晚上睡下，他一刻也不安靜，除非我給他講故事，或者唱著催眠曲哄他入睡。我每天要花四五個小時在這上面，而他一路過得很開心。

一次偶然的機會，我去參加一個派對。派對在一套公寓里舉行，主人是一個南羅得西亞農場主的兄弟。那位農場主是白人社區的中堅分子，向來循規蹈矩，但他這位兄弟卻是左派，而且擁護蘇聯——當時的左翼人士基本上都擁護蘇聯。派對的主人有個上了年紀的女友，她曾經很漂亮，房間里到處擺著她年輕時的照片，可以證明她當年的美貌。他叫她「寶貝」。寶貝用她衰老卻又不失風韻的黑色大眼睛，用她的褶皺花邊和蝴蝶飾帶，支配著全場。派對上還有一個焦點，那就是一個充滿活力、黑頭髮黑眼睛、體格敦實的年輕女人。乍一看，我還以為她是法國人。她穿著一條黑色裹身裙和一件白襯衫，戴著一頂厚重的黑色貝雷帽。我們閑聊起來。她聽了我的生活狀況，立刻表示深有同感。她曾經帶著一個很小的孩子，住在紐約的一個客卧兩用的房間里。後來得到一個女朋友的幫助，她帶著孩子住進了那位朋友的房子。「你不能這樣過。」她說。現在我知道她的名字叫瓊·羅德克。她告訴我，她正要攆走一個令人討厭的房客。她早就在想怎樣幫助帶小孩的年輕女人。她的房子最頂上是個小小的平層，只要她喜歡彼得，我就可以住在那裡。於是，星期天我帶著彼得去見她，結果她和彼得一見如故。所以，可以說是彼得解決了我的住房問題。

迪克·透納，一個破落的農場主，我這輩子見到的都是這種人。只有少數白人農場主經營得不錯，而大部分農場主都失敗了。有人苦苦掙扎了好多年，一步一步破落下去；有人討厭鄉村，也有人熱愛它，就像迪克·透納；還有人是理性主義者，就像我父親。如果讓我父親經營農場，他一定很討厭化肥、殺蟲劑和那些破壞土壤的作物，他喜歡家畜和家禽。瑪麗·透納這個人物的靈感來自運動俱樂部里的一個女孩。我認識她很多年了。在四十歲之前，她一直都是一個溫柔的好女孩，周圍有很多男性朋友。大家一起到叢林里野炊，或者只是坐著吸收叢林的氣息——很多白人都這樣做，彷彿城鎮只是一種不幸的必需品，叢林才是他們真正的歸屬——當我們坐在草地上時，她坐在一塊岩石上，雙腳離開泥地，胳膊緊緊護住膝蓋，小心看著，不讓螞蟻、蜥蜴和甲蟲爬到褲子上。既然她那麼害怕叢林，為什麼要跟我們一起來野炊呢？因為她是個好姑娘，總是做別人希望她做的事情。她是個地地道道的城鎮姑娘，屬於整齊的街道和漂亮的花園……我望著她，心想，如果命運把她放置在一個農場，不是那種新興的富有的大農場，而是一個苦苦掙扎的小農場，就像我見到的那些，她會怎麼樣？那些貧窮的農場主的名字閃過我的腦海，我看到磚頭圍起的低矮的陽台，瓦楞狀的鐵皮屋頂在喧鬧的蟬鳴和灰塵中熱脹冷縮、碎裂……於是我抓住她，抓住瑪麗·透納，那個厭惡叢林和原住民、討厭一切自然過程、討厭性|交的女人。她的裙子每次穿上之前都要熨得平整服帖，她那小女孩似的頭髮出席派對時總是扎著緞帶。

在牛津街的地鐵里，我看到一個狗仗人勢的工作人員在辱罵一個剛從西印度群島來的人，因為那個人不會使用售票機。這個工作人員跟我在南羅得西亞看到的呵斥黑人的白人一樣，他那樣做只是為了掩飾自己的自卑心理。

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的倫敦已經消失得無影無蹤，很難相信它曾經存在過：牆壁沒有粉刷，建築物污跡斑斑，到處都有裂縫，沉悶而晦暗。一座被戰爭摧毀的城市，有些區域完全成了廢墟，廢墟下面的洞里積滿污水，那是以前的地下室。整座城市有時會被突如其來的黑霧吞噬，那就是《凈化空氣法案》實施之前的倫敦。一個人如果只知道現在的倫敦——矜持、整潔的建築，熱鬧的咖啡館和餐廳，美食和咖啡，年輕人穿梭往來、尋歡作樂、午夜過後才肯散去的街道——那麼他根本無法相信當時的景象。沒有咖啡館，也沒有好的餐館。人們的著裝保持著戰爭時期的「艱苦樸素」，黯淡而且難看。到了晚上10點，家家關門閉戶，大街上空無一人。享受政府戰時補貼的食堂往往是整個街區僅有的可以吃飯的地方，那裡有不錯的葷菜、難吃的素菜，還有給小孩吃的布丁。里昂餐館對普通人來說是最高級的餐館，我還記得那裡的炸魚配薯條和土司配煎蛋的味道。當時也有一些供有錢人去的精緻餐館，出於尷尬，這些人總是避免讓人看見，因為戰爭期間的配給對他們來說沒有那麼嚴苛。你在整個英倫三島都別指望喝上一杯像樣的咖啡。僅有的文明場所是酒館，但酒館晚上11點就打烊，而且你必須具備和酒館相配的氣質才能進入。而這幾十年來，酒館變得太多了，它不再讓外來人覺得像是進了一傢俱樂部，它有自己的會員或「常客」，外來人在這裏只會覺得自己是被勉強容忍。配給制仍然在施行。戰爭的陰影依然揮之不去，它不僅徘徊在炸彈襲擊過的地方，還縈繞在人們的頭腦和靈魂中。人們聊著聊著，話題就會轉向戰爭，就如同受傷的動物舔著酸脹的傷口。人們既警覺又疲憊。

「是嗎？如果這就是你的極限了，那麼……」她鼓勵地拍拍我，輕輕地把我推向車門，讓我站進去，「你就應該美美地喝上一杯茶，讓自己高興起來。」當車門吱呀呀地關上時，我聽到她這樣對我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