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群人裏面有些來自加拿大，因為當時在加拿大很難靠寫作維持生計。

無論是當時還是現在，我都沒有理由責怪傑克讓我失望，因為他從未允諾過什麼。何況，雖然他沒有親口說「我跟其他女人睡過覺」、「我沒打算跟你結婚」之類的話，但他已經以開玩笑的方式把這個意思講得很明白了，只是我不肯聽。直覺告訴我，只要我們在各方面都相處得無比愜意，他就沒有理由離開我。當時的感情太強大了，以至於我根本沒有力量去思考。這或許是所有女人的共性。「真的，這個男人在說胡話，他不知道什麼最適合他。況且，他的婚姻根本算不上婚姻。當然算不上，因為他大多數晚上都在我這裏。」現在我頭腦很清醒，但在當時實在難以做到。

運河邊上有個花園叫「小威尼斯」，現在那裡已經很漂亮，當時卻陰沉破敗。人們在那裡舉行同樂會，尤恩·麥寇爾在晚會上唱歌，那裡異乎尋常地彙集了形形色|色的人，這在共產黨文化圈裡很常見。那座房子的主人是昂娜·特蕾西和她丈夫艾利克斯·麥克林德爾。昂娜·特蕾西是上流社會的年輕女人，她所受的教育引她走上了與眾不同的生活道路。艾利克斯·麥克林德爾在《迪克·巴頓》中扮演特工喬克，《迪克·巴頓》是風靡一時的廣播連續劇。廣播界、音樂界和剛剛誕生的電視界的人在那裡濟濟一堂，當然還有帶著小孩的女人們。那裡的人大部分都是共產主義者，但十年後，大家都不是了，除了艾利克斯。另外還有尤恩·麥寇爾，共產主義吟遊歌手和詩人。

哥特弗萊德已經去過東柏林，也看到他的姐姐和姐夫（永遠的學生）在文化聯盟工作。他決定回德國。他向黨提交了正式申請，希望獲准返回祖國，但沒有收到迴音。茉艾迪·約克爾說他對共產主義的基礎課一無所知。你必須在你認識的人身上下工夫——後來人們管這叫「悄悄話」。也就是說，他應該先設法過去，再動用關係，得到一個留下來的機會。不過那也只是個機會而已。從西方去德國的每個人都被視為罪犯和敵人，稍不慎就會永遠消失。哥特弗萊德很不喜歡茉艾迪，用我從未聽過的措辭咒罵她，但他還是聽從了她的建議，回到德國，動用關係，並倖存了下來。

戴茜阿姨說，現在的護士跟以前不一樣了，這是比她年輕、還沒退休的同事告訴她的。「現在沒有誰會因為工作本身而願意去工作。」她說，「看看這些現代姑娘，她們連家務都不願做了。」

現在，小桌子上的早餐用具被清走了，取而代之等候著我的是零散的紙張和一台打字機。工作開始了。我沒有坐下來，而是在房間里走來走去。我洗茶杯、整理抽屜、喝茶，但我做這些事情是靠腳去想的，我的腦子不在這些事情上。然後我發現自己坐在印表機旁邊的椅子上。我寫下一個句子……它站得住腳嗎？但先不管它，以後再回過頭來看，就從這裏繼續吧，讓文字開始流淌，就這樣繼續寫下去。我起身走動、徘徊，手裡一會兒忙這個，一會兒忙那個。如果你根據眼前所見判斷，你會覺得我是操持家務的模範。我會躺下睡幾分鐘，因為我已經操勞過度，進入了很不舒服的觸電般的緊張狀態。我走動、寫作。電話響了我就去接，但接電話時盡量不打破自己全神貫注的狀態。就這樣一直下去，持續一整天，直到要去接孩子，或者直到他出現在門口。

「再祝一次酒。」

我還想起了一件事。當時，很多人到處去說「我是共產主義者」，但從未想過要加入黨組織。我看不起他們。用不了多久，倫敦就會湧現出新一代年輕人。他們也會到處去說「我是共產主義者」，以使布爾喬亞震驚，使父母心煩，使自己和他人感受到愉快的震顫。

他坐在我們面前，在主席的示意下，他說，他確實還活著，而且身體不錯，也得到了很好的照顧。他已經認識到自己的錯誤，並且為自己早期消極、批判性的作品感到懊悔。他現在在寫一部三卷本的長篇小說，主題是那場偉大的愛國戰爭，希望能以此為自己以往的行為贖罪。

我已經上了蘇聯大使館的宴會邀請名單。每逢十月革命紀念日、紅軍建軍節等節日，那裡就會召開大型招待會。我參加過五六次。我並不喜歡去，可我為什麼還是去了？革命義務可以是父輩和祖輩對教堂的義務的延續。現在我能聽到父親的聲音：「主啊，我一定要去教堂嗎？」當母親想去班凱特的教堂做禮拜時，他就會這樣講。一位同志的聲音響起：「你會去蘇聯大使館的，是嗎，多蘿西？」

回國的途中，我們在布拉格停了兩天，參加了卡羅維法利電影節，還去參觀了一個美術館。也許因為我已經筋疲力盡了，對捷克斯洛伐克的經歷記住得很少。我只記得一件事情。我們一行六人漫步走過畫廊，我掉隊了，獨自一人在一間展廳駐足觀看一幅我喜歡的畫。美術館的服務人員走過來，低聲說：「我愛你，我一定要跟你結婚。帶我去英國吧。」他不顧一切地哀求，抓住我的胳膊說：「求求你，求求你，告訴他們你愛我，帶我走吧。」就在這時，口譯員走進來，履行她的職責，結束了我危險的離群狀態。那個身材矮小的服務人員馬上指著一幅畫，彷彿在為我解說。他上了年紀——或者我當時認為他很老——消瘦，憂傷，黑色的眼睛里充滿焦慮。我走了出去，他的目光跟隨著我，他逃離自己的生活的機會也一起消失了。他的生活，出於我永遠也不會知道的原因，他再也忍受不了了。我後來跟傑克講起這件事情，傑克說：「可憐的雜種，可憐的小雜種。」聲音中混雜著怨恨、痛苦和憤怒，這是他的個性。他接著說：「你幹嗎不跟他結婚？不過，一旦結婚，別以為你可以很快擺脫他。」在捷克斯洛伐克，傑克為了從納粹手裡救一個姑娘，跟她結了婚，這是黨的安排，但後來很難讓她跟他離婚。她終於同意見面，見面后傑克責怪她：「我幫了你很大的忙，你卻給我帶來這麼大的麻煩。」她滿懷怨恨地對他說：「婚禮后你甚至沒有帶我出去吃頓午飯，我永遠也不會原諒你。」

我要抵擋的壓力並不僅僅來自自己人。例如，一份流行報紙《每日寫|真》（跟《太陽報》一樣，停刊很久了）的編輯邀請我去他的辦公室，說要付給我一大筆錢，條件是我寫文章支持絞刑、體罰孩子、嚴刑重典、婦女留守、打倒社會主義、關押共產分子。我說，這些觀點我全都不贊成。那個身材矮小的猥瑣男編輯說我的個人觀點無關緊要，如果我願意，他會培養我成為一名記者，而記者應該學會就任何主題寫出有說服力的文章。我不斷地拒絕，他不斷地提高價碼，同時火氣也越來越大。我飛奔到街邊的電話亭，給朱麗葉·奧希打了電話。我很缺錢，但是她說，無論如何都不能寫言不由衷的話，不能寫低於自己的最高水準的文字；如果我開始為錢寫作，那麼接下來我就會開始相信我寫的東西很好。我們都不願意看到這樣。她說出版社在付款期沒到之前是不會付我版稅的，但如果我實在走投無路了，她就去問問，而且她會讓《每日寫|真》的編輯別再糾纏我。

她嘆了口氣，很沮喪。她轉身正面朝著我，這是一張不屈不撓的臉，並且因為長年以教母的身份幫助過我（現在我因為這個感激她）而顯得更有資格，她說：「但這意味著他沒有教父教母。」

我告訴她，或者說是脫口而出，我的聲音不僅在發抖，還帶著難以置信的語氣，意思是：我的擔子已經夠重了，你怎麼還能讓我承擔這個？「我很抱歉，戴茜阿姨。我做不到，我一點頭緒也沒有。」

比方說，保加利亞大使館每周都會舉辦民族舞晚會。我帶彼得去參加。參加晚會的很多家長都不是共產主義者，是因為孩子才去那裡。

這裡有個例子是我們今天習以為常的情況的反面。1949年，一個名叫弗蘭克·路德曼的人拿著他一百英鎊的複原遣散費，在布魯姆伯利的三間閣樓里一年出版了六十本書。這就是愛斯出版社，它掀起了平裝書革命。路德曼的書單里囊括了當時從歐洲到美國和加勒比海的所有優秀作家。我可以想象，沒有誰從中掙到很多錢。弗蘭克·路德曼喜歡儘可能在離他最近的酒館談事情。

「再參加一場宴會。」

我跟薩斯曼太太講起這件事情，她說：「那麼，你真的把她從懸崖上推下去了。」

他們真的理解其中的奧妙嗎？也許不理解。這些擅長套路的強勢人物對自己佔有的東西非常無知。他們不理解一件事情：電影行業的動力來自他們自己製造出來的強大的情感能量。每一個從文學的清醒世界來到電影圈中的人都會被這裏的危機、淚水、威脅、歇斯底里、凌晨三點的電話鈴和伴隨著電影製作而來的脫離現實的情節劇弄得暈頭轉向、目瞪口呆。大家到底在幹嗎？他們在製造自己的燃料，這就是答案。他們也不明白自己在使用這些燃料時有多麼浪費。

我來把這個悖論說清楚。當時在歐美，有一類人熱衷於權力，而成為共產主義者的都是那些最敏感、最有同情心、最具社會關懷的人。這些正直善良的人支持著我們時代最惡劣、最殘忍的暴政——共產主義中國是個例外。

作家小組幾乎要被它的內部矛盾壓垮。啊，究竟是什麼樣的懷舊情緒讓我用了這種陳腐的套話……但「矛盾」這個字眼在當時多麼有用，我們總把它掛在嘴邊——當我們試圖抓住時代的過山車。

在他們眼中，我們這些來訪人員一定像一群不太聰明的孩子。我曾經不止一次懷疑，我們的那次訪問是否對這種說法有所貢獻。前克格勃、格勒烏和其他情報機構的人說過類似這樣的話：「西方共產黨人和同行的來訪者像一群幼稚的孩子，當蘇聯坦克碾過他們時，他們會喊：歡迎，歡迎。」不，那些更天真的人會喊：「但是，同志，停下坦克；你們正在犯下可怕的錯誤，你們在玷污共產主義光輝的名字。」十九世紀六十年代，一位來自以色列的猶太人在布拉格被逮捕，他是左翼工黨人士，但不是共產黨員，他的罪名是「國際帝國主義的法西斯猶太復國運動間諜」——這個罪名的含義是「你是猶太人」。他在獄中向拷打他的人和獄卒申訴，他說：「同志，你們怎麼能做這樣的事情？你們在弄髒工人階級的手！你們怎麼能用這樣的行為來損害自己、損害世界上所有正直的人？」

與此同時，黨的內部（至少是我所在的圈子裡）涌動著一股暗流：大家在談論來自蘇聯和東歐國家的消息。那些消息不是報紙上的新聞，我們已經自動地把報紙上的報道貶抑為謊言；我們談的是口耳相傳的消息。談論的聲音帶著迷惑和恐懼。逮捕、失蹤、監獄、集中營，這些現象都歸結到這一點：「可惜革命沒有發生在發達國家裡，如果是那樣，這一切都不會發生。」黨公開否認有這些事情，即便有黨員獨自或兩人結伴去問，甚至有支部派代表去詢問，黨也矢口否認：「資本主義者在說謊。」私下裡……卻是另外一回事。當時流行一個片語：了解內情。這是一種苦澀的承認。但這仍然不是全部的真相，遠遠不是。

「嗨，嗨，你還是回家吧，親愛的，把整個事情忘了吧。」

我從未在劇場里經歷過這樣的事情，它讓我目睹了一場戲劇可能遇到的最完美的時刻，好像劇本就是專門為了那一場最完美的演出而寫的。在那之後，我也看了其他版本的《母親的勇氣》。

而如今，剩下的只有遠方傳來的鼓點的樂聲……

「噢，愚蠢的老陀思妥耶夫斯基，」你會聽到這樣的話，「枯燥的托爾斯泰」。詩人只有一個，那就是奧登。葉芝呢？噢，可憐的老葉芝。艾略特呢？可憐的老艾略特。霍普金斯呢？他是誰？我當時認為，這隻是我經常遭遇的英國人文化教養不足的又一個小樣本。但後來我意識到，我其實只是觸到了一個已經被埋起來的、過去的文學文化層，這是一層沉積岩。在二三十年代的某段時期，在文學世界的某個角落裡，或者一度在整個文學界，一股觀念的波浪淹沒了所有的人，大家都開始說：奧登是唯一的詩人，可憐的老艾略特，可憐的老葉芝。

五十年代中期發生了這樣一件事情：邁克爾·約瑟夫把他的公司賣給了一個大集團，但交易的前提是，如果集團要把這個公司再度轉手，必須要聽取公司僱員的意見。不久，這家公司就被轉賣給《倫敦新聞畫報》（我記得是這樣），而公司員工最早知道這件事情是通過自動售報機的紙帶上傳來的新聞。有些人辭職了。我們都覺得忍無可忍。然而今天已經淪落到這種局面：公司可以裁掉幾十名編輯、僱員，給他們兩周的工資讓他們離開。出版社根本不考慮作者與編輯之間正在建立的微弱的聯繫。現在，在出版社工作的編輯待遇很糟，就和作家們一直以來的一樣。

我們喝著甜甜的、濃郁的雪利酒，戴茜阿姨開始履行她的職責，詢問彼得的宗教健康情況。「好吧，我去把午餐端上來，」伊夫琳說，「你們兩個一起安排彼得的精神生活吧。」

我為《焚燒的葉子》寫了書評，發表在某刊物上，也許是《約翰·奧倫敦周刊》。現在看來，那是一份很有趣的期刊，是業已消失的文化，或者說亞文化的產物。那時在整個英國，無論城鎮還是鄉村，總有一些年輕人因為對文學的熱愛而聚到一起。他們讀書、論書，在酒吧或彼此的家中聚會。有些人受到激勵，也想成為作家。不過，「每個讀過小說的人都想自己寫一本小說」的時代還遠遠沒有到來。《約翰·奧倫敦周刊》不是高級的文學刊物，跟《倫敦書評》這樣的雜誌無法相提並論。不過它也有自己的標準，並且試圖向那些高水準的刊物看齊，例如它刊登詩歌，有一些文學競爭對手。很遺憾現在沒有這樣的雜誌了。還有一份刊登短篇小說的期刊——《大商船》。這是一份嚴肅的期刊，但它也有一定的局限，比如，它不會刊登加繆或伍爾芙的小說，它只刊登那些人們津津樂道的故事。它的讀者群也遠遠超出了倫敦這個範圍。它真正的力量是外省的文學與文化。另一本消失的雜誌是《小人國》，它刊登一些生動活潑的故事梗概，五花八門的片段和圖片。有一陣子，帕特里克·坎貝爾擔任了《小人國》的主編。他現在之所以能被人記住，是因為儘管他有些口吃，但仍然出現在電視競猜節目里。我曾在《小人國》上發表過一篇故事。藉著它的「幫助」，我們在蝸牛館吃了幾次午餐。在當時，那種有美酒相伴的漫長午餐是對作者和編輯的額外獎勵。蝸牛館後來幾經變遷，不幸滑向了新式烹飪風格。那時很有趣，我們經常是唯一在那裡吃午餐的客人，而到了晚上，那裡就人滿為患了。

通過身體的活動達到精神的全神貫注，你可以在畫家們身上看到這種做法。他們在工作室里走來走去，顯得漫無目的。他們洗這支筆，扔掉那支筆，準備畫布，但你可以看出他們的思緒在別的地方。他們盯著窗外，衝上一杯咖啡。他們在畫布前站上好一會兒，畫筆在他們手中蓄勢待發。最後，工作開始了。

再就是簽售——跟推銷聯繫在一起的最沒有理性可言的現象。你做報告，參加討論，然後坐在一張桌子後面，人們耐心地排著長隊等你簽名。他們看重這個簽名，但他們一定也看得出，它的價值跟大規模生產線上生產出來的任何東西一樣。他們知道這位作家一年要簽售成百上千本書。終於輪到了，他們遞上一本書，可能是剛買的，也可能不是（他們經常會遞上從圖書館借來的書）對作者說，請寫上「致瑪麗」、「致鮑比」、「致瑪塞爾」、「致傑克」，請寫上「帕特生日快樂」、「喬尼聖誕快樂」。那位作家——他已經開始焦灼地為文學的尊嚴擔憂，他甚至也許曾經拒絕寫這些空洞的話，因為他從來沒聽說過瑪麗、鮑比和其他人——在眾人的要求面前崩潰了，不惜一切地想要結束這份苦差。為了保持清醒，她（他）暗暗想著，作家們以前都是羞答答地為好友簽名，「致卡桑德拉·簡」，「致多蘿茜·威廉」。面對這樣的生產線，他們會說些什麼？曾經有出版社讓我簽六千冊新書，我拒絕了。但我有一次的確簽了三千冊。為什麼？我私下裡盤算：如果我簽得足夠多，如果大家都簽得足夠多，讀者很快就會看到這事兒有多滑稽。幾年前的夏天，牛津的學生之間流傳著一句笑話：「我有某某作家的唯一未簽名本。」真的會有人看重簽名嗎？你想到那些排著長隊耐心等待簽名的人，他們已經親眼看到作者坐在那兒，已經聽她講了將近一個小時，聽她回答了問題。他們知道，歸根結底，作者跟他們有著同樣的人的構造，她現在一定是筋疲力盡了，在心裏詛咒他們。但他們還是絡繹不絕地來了。

有兩年的時間，我跟一個年輕女人經常見面，她的兒子跟彼得一樣大。我們每天同一時間把孩子從學校接出來。為了打發從孩子出校門到上床睡覺之間的那幾個小時，我們一起去肯辛頓公園划小木船；當孩子們在周圍奔跑玩耍時，我們就在那裡散步。我們住的地方都太小，容不下七八歲小孩的旺盛能量。那時候的海德公園裡面有綿羊——城市中的一片鄉野。

為什麼她要對我緊追不捨？但她註定會這樣。她怎麼能以為……但她就是那麼想了。不久，她就會費勁兒地爬上狹窄的樓梯，帶著無畏的微笑走進我的房間，然後把傢具都挪一遍。她會翻看我的衣服並說它們不合適。她還會查看牆上的小保險箱。要是她發現我沒有冰箱，就會說孩子吃不飽。

大約有三年時間，我每周到薩斯曼太太那裡去兩三次，這個過程救了我。我當時就知道，不需要時間來告訴我。薩斯曼太太是我的朋友。如果當時我有一個年長的朋友，我也許就不需要薩斯曼太太了。我不在意各種理論體系—— 無論是弗洛伊德、榮格，還是其他。每當她開始根據某種信條「解釋」時，我就等著她說完，因為在這些領域中，我總是很自在。

施捨永遠消失了。福利國家終結了對窮人的苦澀侮辱——永遠地。況且，用不了多久就再也不會有窮人了。「至少我們再也不用把手放進口袋裡去掏錢施捨了。」

我們的第一次正式會談在一個莊重的房間里舉行，一張長桌，二十多個人。蘇爾科夫以浮夸的演說開場，為後面的發言定了調子。

我一邊跟戴茜阿姨聊天——伊夫琳又圍上圍裙去廚房了——一邊試著從這位弱不禁風的小老太太身上找到我所知道的戴茜·萊恩，我知道太多關於她的事情。我媽媽在老皇家自由醫院當病房護士時，戴茜是個實習生，她是個刻板的人，有一顆金子般的心。後來戴茜當上了病房護士，在那個人人相互嫉妒的等級體系中跟我媽媽平級，她們兩人成了好朋友，以後一直是好朋友。我媽媽在流放歲月中每周都寫的長信就是寫給戴茜的，一頁頁藍色的高洛斯利書寫紙，信里寫著「又即」、「又又即」，有時用維多利亞書寫風格「劃掉」，在紙上留下縱橫的劃線——劃掉而不重新謄寫本來是為了節約，但對住在農場的人來說，這麼做是因為如果書寫紙用完了，你就得等著，直到從七英里之外的商店買些紙回來才能繼續寫。對我媽媽來說，戴茜·萊恩就是她的故鄉英格蘭，那些信就是她的流放史。戴茜當時已經是護士的考官，她總是定時回信，回信比較短。「很抱歉我這裏的新聞不像你那裡的那麼令人興奮，親愛的，我這裏沒有蛇和森林大火的故事供你消遣。」她寄書給我時，她會非常嚴肅誠摯地給我寫一封信，不僅談到她對耶穌的思考，還有她妹妹在日本的傳教生活。

「可是，如果不想引人注目，為什麼要打扮成那個樣子呢？」傑克說。（這個問題當然涉及很多因素），「如果一個人真的有那麼多錢可以享受這樣的女人，他敢碰她嗎？要是我肯定會把她的髮型弄亂的。」

我們去戲院看布萊希特的公司，也就是柏林劇團帶來的《母親的勇氣》。在那之前，還沒有哪個德國公司敢在巴黎演出。傑克認為會發生暴亂，畢竟德國人這麼快就出現在法國，很危險，但我們應該去。這將是個歷史性|事件，何況還是布萊希特的作品。第一天晚上，整個劇院被層層包圍，裏面是觀眾，外面是警察。事情進展得並不順利，劇團只進行了一次簡單的綵排。那是一個關於戰爭的故事，這在當時當地表演再合適不過了。劇幕緩緩升起，觀眾一動不動，劇場一片沉默。因為之前耽擱了太久，所以沒有中場休息，全場寂靜得讓人難以忍受。這種沉默是否意味著他們憎恨這齣戲？意味著他們會受仇恨的怒火驅使而突然衝上舞台，引起騷亂？戲劇接近尾聲，一位聲名狼藉的老婦人雖然被剝奪了一切，但她仍然想跟上軍隊，於是大聲喊著：「帶上我！帶上我！」台下依稀響起了些許呻|吟和抽泣。沉默，沉默，沉默——突然觀眾站起來，呼喊、鼓掌、哭泣、擁抱，而演員們則站在舞台上抽泣著。這個場面持續了二十多分鐘，進行到一半的時候，已經不再是出自本能的感動，而是歐洲對自己的覺醒，是戰敗的屈辱的德國在向歐洲哭喊：帶上我！帶上我！

電視——我們孩子的腦子會被這個魔鬼般的新發明腐蝕掉。我們怎樣才能挽救自己？

內奧米、我和奧可薩娜站在紅場的聖巴茲爾大教堂里，內奧米在教訓奧可薩娜，說俄國人沒有品味。內奧米在整個旅程中都在忍受著審美上的折磨。所有的東西都很醜，都是二流的。如果阿諾德和我囁嚅著說，這是因為戰爭，她就會說，沒道理，這些材料和傢具都是新生產出來的，但它們太難看了。她指著牆上和天花板上的圖案讓奧可薩娜看，對她說：「你們的教堂里有這麼美的東西，怎麼還會在衣料上印那麼難看的圖案？」奧可薩娜很困惑。她不知道新棉布和絲綢上的圖案很難看。內奧米讓奧可薩娜看自己穿的短裙，但奧可薩娜看不出那條裙子比她早晨給我們看的那捆棉布好在哪裡。她覺得大教堂的牆面上的圖案太舊了，而且也過時了。後來她問我，如果內奧米是個富有的太太，那麼她為什麼穿棉布，而不是絲綢。因為如果你買得起絲綢，當然會一直穿絲綢。奧可薩娜最好的裙子是絲綢做的。「而且很好看。」理查德·梅森獻殷勤地說。阿諾德和我在私下裡討論內奧米對東道主的居高臨下的態度，並且她似乎沒有意識到這一點，我們還討論了怎樣阻止她。我們真的責備了她。「內奧米，你不要再這樣傷害他們的感情了。我們不會讓你再這樣下去。」

英國代表團的成員有：坎特伯雷主任牧師約翰·博伊德·奧爾爵士，J.B.S.霍爾丹教授，J. D.伯納爾教授，C. H.瓦丁頓教授，海曼·利維教授，理查德·休斯，奧拉夫·史德普頓，劉易斯·戈爾丁，拉特蘭·布魯厄姆，伯納德·斯蒂文斯，弗利克斯·托普爾斯基，朱利安·赫胥黎博士，A. J. P.泰勒，丹尼斯·索拉特，愛德華·克蘭克肖。這可以算是全明星陣容。（名單由《泰晤士報》登出。）

我按了門鈴，聲音很大。戴茜阿姨或者伊夫琳阿姨耳朵背嗎？我又按了一次。門慢慢打開了，我眼前站著兩個小小的老太太，微笑著。每個老太太都穿著最精緻的黑裙子，圍著印花圍裙。圍裙意味著她們沒有僕人，我不得不把帕特里克·漢密爾頓的小說《孤獨的奴隸》拋在腦後，那部小說的背景也是倫敦的這片區域，也是在一座這樣的房子里。小說描寫的是中產階級和他們的僕人的生活，我本來打算以這本小說為嚮導。我吻了吻迎向我的兩張紙一樣單薄的面頰，先吻了戴茜，然後是伊夫琳。小男孩向戴茜張開雙臂等著來個擁抱，但年邁的戴茜行動遲緩，於是他把伸出的手改成準備握手，但接著就被她們兩個人的擁抱給吞沒了。兩個老太太站在那裡讚歎這個健康的孩子，從日本回來的傳道團成員伊夫琳阿姨說：「英國男孩的臉色多紅潤啊。」彼得看看我，很困惑——他認為他不是英國人，或者是學校里的人讓他這麼認為。

接下來，共產黨作家小組把我放到了一個真正滑稽的位置上。蒙塔古·斯萊特和約翰·薩默菲爾德告訴我，他們參加了作家協會年會。他們說，這是個獨裁的不講民主的組織，採取一成不變的寡頭制。作家小組的人以前都沒參加過年會。他們已經把我的名字提交上去了，推薦我當管理委員會委員。我怒火中燒，說：「我跟他們說我討厭開會的時候，我可不是在開玩笑。我不會去的。」太晚了，他們輕鬆地對我說，我身為黨員畢竟要做點什麼，我可以把這當成革命義務。他們說這些話的時候帶著挖苦的口氣，對我的格格不入的狀態感到幸災樂禍。這種態度我再熟悉不過了。於是我來到切爾西的一棟漂亮的房子里開會，協助操辦社團事務。他們當然知道我是共產黨員，因為我是由兩位知名共產黨員引薦的，他們把我視為一股入侵勢力的灘頭陣地。他們指望在我身上看到同志們身上常見的不誠實和兩面派特徵。畢竟，他們對黨的手段不太可能懷著天真的態度，因為他們當中必定有些人曾經是黨員，或接近過黨組織。我不記得當時遇到了哪些人。一個年輕女人宣布自己是保守黨人。她待在這裡是為了跟我這個顛覆分子相抗衡，她很少把她那雙連譏帶諷、學識淵博的眼睛從我身上移開。但願我能回憶起她是誰。至於我自己，我又沮喪又氣餒。我對英國文學界的政治一無所知，也不太在乎，我的注意力完全被自己的困境佔據——我要在重重問題的包圍下寫作：沒錢、孩子、媽媽、心理諮詢師、情人，還有（這不是次要問題）如何才能不引人注意地脫黨。因為在當時，任何公眾人物退黨都會伴隨著媒體的一陣齊聲喧嘩：「某某某離開了共產地獄。」「共產黨的機密泄漏了。」你總會遇到前同志抱歉地對你說：「太抱歉了。那些話我沒有說過，都是媒體編的。」（當時的媒體跟現在一樣。）

他愛上了我，愛得嫉妒、如饑似渴，甚至滿腔怒火，那是矛盾中的男人特有的怒火。我沒有立刻愛上他。一開始，我喜歡的是他對我的熾烈的愛，我覺得那是繼哥特弗萊德之後一個不錯的機會。對於這件事情，我覺得自己已經準備好迎接合適的男人了。我的「錯誤」已經結束，我在自己最想住的倫敦安頓下來了。我經歷過的一切已經讓我變得適合家庭生活。我現在可以很確信地對自己說，我從來沒有「真正」嫁給弗蘭克·威茲德姆，但我們在一起度過了四年的傳統婚姻。我和哥特弗萊德也不合適，但我們也過得相當傳統。按照法律和社會的眼光，我是結過兩次婚、離過兩次婚的女人。但我覺得這兩次婚姻都不算數。我那時太年輕，太不成熟了。我跟弗蘭克的那種歡快、親切、近乎草率的關係算不上特別，尤其是在戰爭年代，人們往往輕易就會結婚。但這並不意味著我不渴望更好的婚姻。我跟哥特弗萊德的婚姻是出於政治目的，如果他沒有進拘留營的危險，我是不會跟他結婚的。當時，很多人結婚是為了給某人提供一個姓氏、一份護照、一個住的地方。倫敦有些組織專門從事這方面的工作。他們把那些身處險境的人救出歐洲。在今天這個稍稍幸運的時代，人們或許已經忘了那樣的婚姻在當時其實是司空見慣的。不，我真正的感情生活還在前面，而我已經具備了使關係親密所需的一切才能。我天生可以跟合適的男人融洽並充滿激|情地生活在一起。現在這個人出現了。

我跟他一起穿過街道，看到一群年輕的礦工剛從井下上來。他們在井口的浴室沖了澡，然後穿上他們最好的廉價西裝，裹上紅色的圍巾，走向唐卡斯特，去消磨夜晚的時光。他們向我的東道主打招呼，也沖我點了點頭。這位老礦工對他們表現出一股憤怒的溫柔：「他們吃的是什麼？他們看起來不是很好，圍巾也不保暖。」你也能感受到小夥子們對他的感情。

去參加巴黎的共產黨集會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兒。我告訴國王大街，我要去巴黎，想去看看法國共產黨是什麼樣子。他們讓我跟崔斯坦·查拉聯繫。查拉是黨員，很討人喜歡。國王大街必須先獲得法國共產黨上層的許可，查拉在上層的指導下工作。共產黨在左岸的支部受命接待我，但有個前提條件：他們討論政策時，我不能在場。我們一起吃了午飯，話題僅限於政治。坐在我面前的是共產主義的查拉，絲毫沒有無政府超現實主義的查拉的跡象。我對他說，左岸當地支部以為我會做什麼？我會去把他們炸飛？他可不覺得我的話好笑。我告訴他，在英國，一個人如果想入黨，可以先去旁聽一次會議，看看自己喜不喜歡這個組織。崔斯坦用他的沉默表示：沒法指望英國同志不是這樣。我堅持道，這沒有錯。他問，我們怎麼防範敵對勢力的滲透。我說，如果間諜和敵對勢力下定決心要滲透進來，他們可以從各個角落打入內部，我們防不勝防。他麻利地說，我錯了，警惕才是關鍵。這是這種情景里典型的言語交鋒（共產圈子裡有很多人經常經歷這樣的交鋒！），它並沒有妨礙我們對彼此的好感，但他確實對我感到失望。他清楚地讓我知道，法國共產黨瞧不起英國共產黨。

這些坎坷的經歷使她可以本能地體察到別人的痛苦。在我認識的人當中，她在這方面的直覺是最敏銳、最準確的。她知道怎樣幫助別人。她總會通過一些很有想象力的方式給人以實際的幫助，而不是表現為多愁善感。我拿了很多人和她作比較。我總是遇到那些在戰爭、監獄、集中營和一切災難中存活下來的人，但並不是所有的倖存者在經歷過災難之後就會變得更強大。

「你認識他嗎？」

在肯辛頓共產黨人組織的會議上，黨要求我把黨在文學領域的路線帶到會議上去。我不贊同黨的路線，從來沒有贊同過。但我還是和往常一樣去參加了會議，這部分是出於好奇心。我的位置要求我必須把格雷厄姆·格林當成反動作家來揚棄。我敬重格雷厄姆·格林。然而我很擅長闡發黨在文學領域的路線。我為什麼這樣做？我想，這種事情我在一生中只做過一次。我開始結巴，這是從未有過的。我幾乎無法完成發言。我結巴是因為我不相信自己說的話，這一點不需要薩斯曼太太來告訴我。「你不覺得，」 薩斯曼太太說，「現在到了你應該學會說『不』的時候了嗎？」

首先，國家醫療服務，福利國家。我們多麼驕傲、多麼歡快——而且多麼自信！最棒的事情仍然是年輕醫生們合夥開的診所，這些醫生大多數（但不是全部）是各種類型的社會主義者。人們對三十年代記憶猶新，《群星俯瞰》、《無以相愛》、《要塞》這些家喻戶曉的小說記錄了那個時代的境況：只要有一個人生病，整個家庭就可能被拖垮。三十年代可怕的貧困，還有英國統治者對人民苦難的冷酷的無動於衷——但現在我們是福利國家了。養老金意味著老年再也不是威脅。（四十年後，政府可以溫和地說，但我們支付不起，然後就砍掉了市民認為他們一直支付著的救濟金。有人想過去起訴食言的政府嗎？但也許更重要的問題是：我們的頭腦當時處在什麼樣的狀態，居然會相信政府的承諾？答案很簡單：浪漫的烏托邦理想主義狀態，相信一切美好的事物皆有可能。）不再有「救濟金」，「生活狀況調查」也不復存在——「生活狀況調查」可能會讓倒霉的窮人得不到幫助，這種事情經常發生。我認識一個上了年紀的女人，她告訴我，當年她好幾天沒吃的，只能靠從麵包房裡乞討來的發霉的麵包過活，負責執行「生活狀況調查」的官員拒絕幫助她，因為她還沒把地板上的墊子賣掉。「生活狀況調查」這幾個字激起的苦澀憤懣今天已經沒有人記得了。

我不喜歡的是抱成一團的米基森家族，但跟每個人單獨見面時又是另外一回事。我以前經常去卡文迪什廣場跟內奧米在她所屬的俱樂部一起共進午餐。我喜歡她的活力四射，喜歡她對生活的享受，還有當她告訴我她的最新愛情故事時，那種毫不虛偽的率真。她父親是偉大的科學家約翰·思科特·霍爾丹，他送她去牛津的預科學校「龍學院」讀書。那是一座男生學校，她是唯一的女生。我想也許是那段經歷決定了她的愛情生活的道路。她說，她十六歲那年，當她「還在學校里，長發披肩的時候」，他們讓她跟迪克·米基森訂了婚。迪克·米基森是一位年輕英俊的軍人，她幾乎不認識他。我想，他們的婚姻體現了理智和有教養的行為的精髓。她有她的愛情歷險，而他至少有一位長期的情人。他們夫婦是最好的朋友。很多人關注著這段婚姻，充滿讚賞，年輕人尤其覺得很好。我記得在卡拉代爾宅邸聽到過兩個女孩子的對話，她們都反對婚姻。「但是總有米基森夫婦這樣的婚姻；這並不新鮮。」

一個多年來跟死神賽跑，每次都只領先一小步的男人——如果傑克留在捷克，即便沒有死在毒氣室里，也可能會跟他的好友一起被當成叛徒處以絞刑——他定會受到各種強烈需要的驅使，而去跟女人睡覺，去佔有女人，以此來確認生命，維持生命，繼續向前。

無論是你無意中聽到的關於科學的談話，還是你參与其中的政治談話，它們的內容都擁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但文學話題卻不是這樣。

所有這些事情都伴隨著薩斯曼太太、傑克的評論，還有我母親的。她狂躁、憂愁、怨恨、責備，不停地跟我說，我應該替兒子的未來著想；傑克打算什麼時候娶我；我為什麼要跟共產黨人攪在一起；這位薩斯曼太太是誰；我為什麼準備聽一個外國陌生人的話，卻不肯聽她的。

我和傑克一起去了兩次巴黎，其中一次寫進了《紅酒》這篇小故事中。有一天，我們坐在聖日耳曼大街的一家咖啡館里，看到成群結隊的學生吵吵嚷嚷地過去，掀翻了汽車。是什麼讓他們滿腹仇恨？掀翻汽車是法國人特有的自我表達的方式，傑克在戰前就見過一模一樣的情景，多年以後，我也見到了。

「兒子們是最好的。」她經常說。但我覺得她渴望有個嫻雅溫順、待人友善的女兒。她把我當成這樣的女兒。她待我友善、慷慨，對我做的事情感到好奇，迫切地想跟我聊聊女人的八卦——但我不屬於這種類型——她不停地給我指點，我耐心地聽著，我本來應該對我媽媽也保持這樣的耐心。是的，我意識到了這種處境的諷刺意味。

阿諾德和我討論了他的答覆，認為我們的期望太高了。我們是官方代表團的成員，而他在整個訪問過程中 是黨的主要代表。

我在巴黎買了頂帽子。這個需要解釋一下——我必須買，因為這是時代的需要。一頂巴黎的帽子證明你牢牢抓住了優雅本身。吉斯太太站在我身邊說：「不，不是那頂。對，是那頂。」這個衣衫襤褸的女人，小心翼翼地把積攢的屈指可數的法郎放在手袋裡。她站在那裡，代表著巴黎。那頂帽子我從來都沒有戴過，但至少我擁有一頂巴黎的帽子。瓊說：「你準備拿它來幹什麼？」

正是在這個集體農場，我目睹了我一生中遇到過的最勇敢的事情。

當時的首要事實，即「思維定式」是：資本主義註定要滅亡，它已經走在滅亡的道路上了；資本主義要為每一項社會弊病負責，包括戰爭；共產主義是全人類的未來。我經常聽到熱切的共產主義佈道者說：「不管是誰，只要跟他談上兩個小時，我就能說服他——共產主義是唯一的出路，因為這是顯而易見的。」既然如此，為什麼還說共產主義也不完全是乾淨的？或者套用同志們的說法：「共產主義也犯了錯誤？」那是因為第一個共產主義國家是在落後的俄國實現的。但如果第一個共產主義國家是德國的話，事情就大不相同了！而蘇聯繼承了世界上最古老、最成功的帝國這一事實，要到幾十年後才會被人們注意到。用不了多久，當工業發達的國家進入共產主義時，我們就會看到一種完全不一樣的共產主義。

其實這裏一切都井井有條。房間里全是維多利亞時代的傢具，戴茜阿姨年輕時買的，當時的傢具店裡只賣這種傢具。現在它們都成了古董，但一點也不值錢，因為實在太過時了。彼得在一旁坐立不安，儘力做到舉止得當，於是戴茜說：「他大概喜歡到花園裡玩？但我們的花園裡沒有好玩的豪豬、獅子和大象。」彼得出去了，我們可以通過窗口看到他，他在灌木叢里遊盪，帶著百無聊賴的煩躁表情——當小孩子知道大人們要在他頭頂聊上幾個小時，而他必須等著時，他們就會流露出這種表情。

第一本長篇小說或短篇小說集出版，一直在發行，沒有落入降價清貨的境地。在比較微妙的時刻，第二本小說出版，得到了像第一本一樣的關照。但這時作者在文學領域的聲譽開始上升。第三本，也許還有第四本。這些書的銷量可能都不超過幾百本。然後，出於某個原因，一本書開始暢銷。它獲獎了——當時的獎項只有幾種——或者收音機里提到了它。我覺得這其中更有可能的原因是，讀者對這位作家的作品的好感在無形中慢慢積累，然後到達了臨界點——一個穩定的讀者群形成了，作家有一群支持者，他們特意尋找他（她）的新書。這個過程也許緩慢，但這是個有機的過程，有它自己的生命——人們推薦這些書，借這些書，作者的聲譽主要依靠口碑而上升。現在他的新書也許終於能賣上一萬冊、兩萬冊。而在此之前，作者一直節儉度日，或者有一份坐辦公室的工作，或者靠時常寫評論、廣播劇或文章維持生計。

我敢說，世界歷史中的任何一個時代，沒有一個女作家不曾從她的男人嘴裏聽到這樣的話。

阿諾德和我一有機會就討論斯大林和這些人對斯大林的態度。下面這個小故事的不同版本不斷出現在當時的故事、小說和回憶中：「我的拖拉機/摩托車/汽車壞了。我站在路邊，不知道該怎麼辦。突然一個淳樸、和藹的人站在我面前，他有著一雙誠摯的眼睛。『遇到麻煩了嗎，同志？』我指了指那台機器。他告訴我，是汽化器/發動機/剎車/輪胎壞了。『我想你會發現問題出在這裏了。』他微笑著，神情堅毅又和藹，點了點頭，繼續向前走。我意識到這就是斯大林同志，那個為俄國人民鞠躬盡瘁的人。」

晚上他們開車送我們去機場，路上發生了一件事情。轎車的後座上坐著奧可薩娜、阿諾德和我，道格拉斯·楊坐在司機身邊。半黑的公路上，一個男人突然踉蹌著闖入車頭燈的光柱中，轎車急轉彎，但還是撞到了他。我們全都跳下車。一個農民躺在地上，四肢攤開，流著血。他喝得爛醉。奧可薩娜突然變成了復讎女神，說我們應該把他留在路上，懲罰他。我們堅持把他帶上了車，他躺在阿諾德的懷裡，神情恍惚，說著胡話，血流不止。阿諾德一邊哭，一邊熱切地用手臂圍住他，護著他。他懷裡抱著的是整個蘇聯：幾百萬死去的人，失去了男人的女人，還有被戰爭摧毀的、凄涼的街道。我知道這是他的感受，因為我也有同樣的感覺。奧可薩娜一直在痛恨地高聲訓斥：「你怎麼敢這樣做？這些都是赫赫有名的外國客人，你怎麼敢給我們的偉大祖國丟臉？你會因為這個受罰的，你應該感到羞恥。」道格拉斯·揚向我們翻譯她的話，帶著諷刺的聲調。這是整個旅程中最怪異的場面，是一種概括，一幅漫畫：流血的醉漢，蘇聯的保姆兼悍婦，阿諾德在抽泣，道格拉斯刻意誇張的蘇格蘭口音，語調中充滿怨恨、憤怒和控訴，而我打斷了奧可薩娜的喋喋不休：「等我們到了機場，你就送他去醫院，你保證？你會送的，是吧？」

有一次，我去下議院遊說。我跟兩個工人一起等在外面，他們專程從威爾士的礦井趕來遊說他們的國會議員——一個曾經跟他們一起當礦工的老朋友。他們把名片遞了進去，我們等著，等著，等了很久，有兩個小時。我們成了朋友。我跟他們講起我在唐卡斯特附近的礦工鎮的經歷，他們說他們的狀況要糟得多。終於，我們三人站在了裝飾華麗的大廳里，置身於侍從、塑像、宏偉的場景當中。那個威爾士議員出來見他以前的朋友、現在的選民，是他們的選票把他送到這裏。他神色和藹，有一點點尷尬。他問候他們的妻子和父母，說自己過一個多月可能會回家鄉。但他只能抽身出來一小會兒，他必須得在議會裡待著。是的，他也認為政府的政策……然後他走了。侍從暗示我們該離開了。我們站了一小會兒，環顧四周。一個礦工說——既沒有怨恨，也沒有怒氣，但是帶著那種致命的「你還能指望什麼」的語氣——現在他看到了。他理解他們來這兒之後起了什麼變化。沒有幾個人能經受得住這個。他指的是這些大理石大廳。另一個說：「我再也不會浪費時間和金錢跑到這裏來了。」

突然，帕米拉·漢斯福德·約翰遜打電話給我，問我為什麼沒有申請薩默塞特·毛姆獎。當時的獎金金額是400英鎊，附加條件是獲獎者一定要把這筆錢用在至少三個月的國外旅行上。這是因為薩默塞特·毛姆覺得英國作家目光偏狹，只知道英格蘭，應該去旅行。這是在旅游業大增長之前。我說，既然我從小在國外長大，應該不符合對候選人的規定。不用管這個，她說。她對年輕作家總是很友善。（在我的經驗中，老作家對年輕作家都很友善。）於是我獲得了薩默塞特·毛姆獎，但我必須答應在英國之外花掉這400英鎊。這就像是在你餓著肚子的時候，有人送給你一隻蘋果，告訴你必須下個月才能吃。我很需要這400鎊。毛姆獎的這項附加條款讓我明白，如果你想送東西給別人，就不要有附加條件。以前的獲獎者也窮途末路地想要頭上的屋頂，或者需要吃飯，於是作弊了。一個作家在字面上遵守了這條規定，他把錢存進銀行，帶著吉他去義大利旅行了三個月，靠賣唱換取晚餐和草草過夜的地方。有時候跟好心姑娘睡上一覺。

傑克來自捷克斯洛伐克一個非常貧困的家庭，是家裡十三個孩子中最小的。他每天要走幾英里的路去學校，就像現在很多非洲人。他們吃不飽，穿不暖。這在當時的歐洲很常見，英國的某些地區也是如此，只是現在的人們不願去回憶英國二三十年代的可怕的貧困。傑克十歲出頭就成了一名共產主義者，跟他的同學們一樣。他是真正的共產主義者。對他而言，黨就是家和未來，就是他最內在、最健全的自己。他跟我完全不一樣。我是有選擇的。我遇到他時，捷克共產黨的高級領導層在全世界的注視下被宣判為共產主義的叛徒，然後十一個人被絞死。那些都是他年輕時代的朋友，是他最親密的朋友，而這一切的幕後導演就是斯大林。對傑克來說，整個世界崩潰了。這些老朋友怎麼可能是叛徒？他不相信。但是黨不可能犯錯誤。他做噩夢，在睡夢中抽泣，就像哥特ｈｔtpｓ://ｒead.９９cｓw•com弗萊德·萊辛。我再次跟一個會從噩夢中驚醒的男人睡在一張床上。

米哈依爾·左琴科不久就去世了，他是病死的，沒有死在集中營，因此他比很多蘇聯作家都幸運。阿諾德和我討論過他的死訊，心裏面希望本來被我們視為荒唐愚蠢的干預行為也許最終保護了他。但我不認為斯大林——這類事情的決策者——會在意我們這些「有用的白痴」（列寧對我們這類西方人的描述）的想法。

如果你在想：「但你有個情人，他為什麼不幫你？」我總是跟傑克一起付錢。這是個原則問題。另外，他還有妻子和家庭要養活。然而，如果這算是貧窮的生活，那我記不起真的有過一無所有、入不敷出的時候。

莫迪凱·里奇勒是這群人裏面的寶寶。全世界當時也許有幾十萬（或者幾百萬？）年輕人在模仿詹姆斯·迪恩，最後人們看到，迪恩是個徹頭徹尾的討厭鬼。但這要緊嗎？當時又有多少共產主義者在宣誓決不辜負斯大林和其他兇殘的壓迫者的期望？但在他們努力與想象中的聖賢比肩的過程中，他們獲得了各種實在的美德。莫迪凱經常背靠著牆，手裡拿著一隻玻璃杯，口齒不清，有時幾乎結結巴巴，帶著可愛的謙卑、無比的真摯。他經常跟我、泰德·阿蘭或魯本辯論，我們幾個都強調責任和孩子的重要性。他熱切地問我們——直接發自為波希米亞神話而燃燒的心——你認為藝術家應該結婚，應該承受孩子這樣的負擔嗎？這當然會毀掉天才，不是嗎？後來，他娶了斯坦利·曼的妻子弗洛，他們有四個孩子，其中一個是斯坦利的兒子。

另一個問題是他們對斯大林的態度。提到斯大林的名字時必須冠以一串讚美之詞，比如偉大的、光榮的等。這是因為對斯大林哪怕一絲一毫的低聲批評都會導致他們被關進集中營。不，我們不理解這一點。我們告訴他們，我們在報道里讀到，斯大林同志在集會上講了五個小時，群眾的掌聲持續了半個小時，我們覺得難以置信。我們吹噓，在我們的文化中，對領袖的這種尊崇不可能存在。事實上，「領袖」這個詞頗讓人尷尬。幾十年後，在撒切爾執政期間，當我讀到「瘋狂的掌聲持續了十五分鐘」時是多麼懊惱。時間懲罰了我們的傲慢。

這就是關於那個虎頭蛇尾的星期——我媽媽終於在里士滿見到了她最親密的朋友——我所了解到的一切。

我們六個人一回到倫敦就重新團結了起來。這是因為新聞發布會。現在真的無法再現當年那種咬牙切齒、劍拔弩張的冷戰氛圍。我們面對著一群對我們恨之入骨的記者，他們對我們的憎恨已經讓他們幾乎顧不上禮貌。他們要求我們說出「真相」。我們不得不辯護，儘可能地辯護，內奧米和道格拉斯也是如此。如果他們恨我們，我們就恨他們。這種局面引起了我的思考：記者們最大的敵人有時正是他們自己——我一生中絕不止一次這樣想。

接著，茉艾迪看到了我因為母親即將到來而陷入了某種狀態。她說我應該去找她的一個朋友，薩斯曼太太——《金色筆記》里的糖媽媽的原型。她說，沒有別人的幫助，我會熬不過去的。她是對的。現在大家都去看心理醫生，或者自己就是心理醫生，但在當時卻沒人這樣做。英國沒有，只有美國才有，但即便在美國，這種現象也還處在萌芽狀態。共產主義者尤其不會去做「心理分析」，因為心理分析按照定義就是「反動的」，或者不需要看定義它就是反動的。但當時我已經無路可走，於是就去了。每周兩三次，大概持續了三年。我覺得心理治療救了我。整個過程充滿了最瘋狂的反常和諷刺，用共產主義者常用的「矛盾」這個詞來描述都過於溫和了。首先，薩斯曼太太既是羅馬天主教徒，又是榮格派心理醫生。和很多藝術家一樣，我喜歡榮格，但沒有理由喜歡羅馬天主教。薩斯曼太太是猶太人，她丈夫很和藹，長得像倫勃朗，是個猶太學者。她皈依了羅馬天主教。我覺得很不可思議，但她說，我想討論這個問題只是表明我想迴避自己真正的問題。她說，羅馬天主教蘊涵著對事物更深、更高的理解，跟女修道院的膚淺有天壤之別。猶太教也沒能達到那種更廣更高的境界嘛？但她不打算和我談這些。「我們剛才在討論你父親，是不是，親愛的？我們繼續吧。」薩斯曼太太的專長在於幫助創作受阻的藝術家消除障礙。他們有的不能繼續寫作，有的無法繼續畫畫或作曲。她認為這是她的使命，但我並沒有「受阻」之苦。她想討論我的工作，但我不想，因為我認為沒有必要。這使她一直覺得很受挫。當我迴避她時，她就會提起這個話題。薩斯曼太太接受過很好教育，是一位有教養的睿智的老婦人。她給予我支持，而這正是我需要的。她支持我抵制我母親。壓力降臨時，我感到難以承受，因為我母親是如此可憐，如此孤獨。她不斷地對我進行感情勒索，但她完全是無意識的。她的狀態讓我變得虛弱——薩斯曼太太只是說：「如果你現在不堅決，你就完了，彼得也完了。」

我和傑克還去西班牙旅行了一個月，那是我們最長的一次旅行。在那期間，彼得由我母親照看了一陣子，由瓊照看了一個禮拜，其餘的時間都去了艾希納家。我們的錢不多。那時傑克還不是資深醫生，而且要養家。我們能各湊出二十五鎊嗎？旅途的開銷加上汽車的費用一共是五十鎊。一路上，我們吃麵包、香腸、青椒、番茄和葡萄。直到今天，每當我聞到青椒的氣味，感覺到裏面尚未散去的陽光的熱度，西班牙之旅的回憶就會再次將我包圍。當你從法國穿過國界進入西班牙，就彷彿回到了十九世紀。那是旅游業興起之前的西班牙。我們開車去了薩拉曼卡、阿維拉和布爾戈斯等城鎮。人們相互推搡著來看外國人，衣衫襤褸的男孩們搶著給我們看車，晝夜各六便士。當我們在一家很便宜的餐館吃飯時，飢餓的孩子們把臉貼在餐館的玻璃上，眼巴巴地看著我們。對傑克來說，我們正在駕車穿過的是他對西班牙內戰的恐怖的回憶，是他經歷過的每場戰役的每個時刻。他歷盡磨難。對他和跟他處境相似的人來說，第二次世界大戰是從英國和法國背叛民選政府的那一刻開始的。他為那些飢餓的兒童感到痛苦，他回憶起了自己的童年。看到街上到處都是黑袍裹身的肥胖的教士和身穿黑制服的持槍的警察，傑克感到怒不可遏。當時的西班牙窮得讓人絕望，就像愛爾蘭。

我一直在設法讓彼得至少得到一幅家庭生活的草圖、一個輪廓，帶他來見這兩位阿姨是我努力的一部分。現在這項任務已經完成了，於是我說，不，你不用再來了。

在西班牙感受到的強烈對比使我震驚：一邊是野性十足、荒蠻而空曠的美景，一邊是廉價而沉悶的旅館；一邊是隨處可見的貧困，一邊是綴滿黃金和珠寶的教堂，彷彿西班牙半島上所有的財富都放在了教堂里。即便現在回想起來，我仍然覺得不可思議。

瓊也——用一個含糊的詞，可以說是「捲入」了心理治療，但是各種嘗試最後都以失敗收場。有一次治療結束后，她對我說，一個藝術趣味那麼差、住在瀰漫著捲心菜煳味的房子里的人，怎麼可能對人類靈魂有高深的見解？這番話值得大笑幾聲，就像很多痛苦的事情一樣。

現在有很多關於美國中央情報局和聯邦調查局的書，裏面浮現出來的最有趣的東西是對「異端捕快」的無知，他們不知道共產主義者到底是什麼樣子。這很可能是因為間諜捕手的情報都是從無能的蘇聯間諜或專業間諜那裡獲取的，而所有這些間諜似乎都生活在自己臆想的恐怖庸俗的世界里。他們根本不知道自己在世界上心智更複雜的那部分人看來是什麼樣子，否則就不會派出羅伊·科恩和大衛·沙因這樣的小丑在歐洲四處獻醜了。

我們經常激烈地爭吵。我相信，而且也有經驗：充滿活力的、頻繁的性生活會引起突如其來的對抗風暴。托爾斯泰和D.H.勞倫斯都對此進行過描寫。為什麼會這樣？我們把車停在空曠的鄉間，開始做|愛，在乾涸的水渠里，在森林里，在葡萄園裡，在橄欖樹叢里。同時我們也在不斷地爭吵。妒忌的火焰在他心中燃燒，但這毫無道理，因為我愛的是他。在穆爾西亞的一個小鎮上，由於天氣太熱，我們在一家並不涼爽的咖啡館坐了一整天。傑克認定我跟一個英俊的西班牙人眉來眼去。我們吵得很兇，最後不得不去旅館過夜，因為傑克——我們的醫生——認為，是飲食和睡眠不足讓我們變得暴躁。

心理醫生對這種情況習以為常。年輕女人會強迫性地買衣服，如果她們曾瀕臨死亡，或者曾多次割腕自殺，或者曾被父母威脅。她們格外迷戀著裝，很注重外表的齊整。她們揮霍無度，讓旁觀者困惑不已，其實只是為了使生活齊整，以免崩潰。

我當時在思考——我力圖保持冷靜客觀——另外一件事情。我跟一位前黨員朋友講起這段經歷：與奧可薩娜告別時，我看到她那麼窮，工作那麼努力，沒有幾件衣服和飾品，就想送給她一隻埃及的鍍金鏤空小手鐲。這個手鐲不值多少錢。但她的臉一下子變得很蒼白……是因為恐懼嗎？肯定不會吧。她結結巴巴、驚慌失措地拒絕了。這是怎麼回事？我問這位專家朋友。他用那種看到別人仍然處在自己剛剛脫離的幼稚狀態時（他不久前剛剛退黨）的暴躁口氣說：「不要那麼天真了！如果有人看到她有這樣一隻手鐲，克格勃（他們當然在指導她的日常工作）就會指控她接受腐化邪惡的西方資本主義世界的賄賂。她可能會因為這個進勞改營。」

「你在幹什麼？」

有些人難以脫離黨組織，其中一個原因是黨內有那麼多個性豐富的傑出的人，他們慷慨、善良、聰明。

我對斯大林同志的態度已經沒有那麼崇敬備至。但阿諾德忍受不了一丁點兒反對斯大林的話，他相信斯大林的同事們向斯大林隱瞞了真相。阿諾德也感到痛苦，因為黨犯了很多「錯誤」。他是個渴望尊重權威的人，正如我渴望反對權威。他向我吐露了他的秘密：他是同性戀。我幾乎沒感到吃驚。他說他在這次出訪之前去見了哈里·波利特（共產黨領袖），告訴他，作為同性戀，訪問蘇聯讓他有顧慮。哈里·波利特跟同事們商量了一下，他們認為沒有問題，黨會支持他，但只要有間諜、漂亮男孩等可疑的人來接近他，他就應該立刻向黨報告。阿諾德很感動。同性戀當時在英國是非法的，可能會因此進監獄，也確實有人為此進了監獄。現在被我們視為想當然的寬容態度要等很多年後才會出現。「黨親自」支持他，我相信這是阿諾德在其他人紛紛退黨之時仍然堅持黨員身份的原因。我也很欽佩哈里·波利特和他的同事們：這些傳統的、受人尊敬的工人們接受了阿諾德，這不是件容易的事。

沃里克路上有套公寓在按照受限租約出租，250英鎊。公寓足夠大，可以出租多餘的房間。我向一對澳大利亞母女付了250英鎊作為押金，她們要回國了。我得到了公寓里的所有傢具，包括「一應設施」。我要去巴黎住上一個月。彼得去艾希納家住一個月，我媽媽和瓊一起將就一個月。然後是彼得的假期，我要帶他去地中海住一個月。

我不怎麼寫書評。書評是一項付出很多、回報很少的工作——如果你真的把書讀完，並且認真思索的話。但書評人並不把這當成理所當然的事情。

「那麼等到回國后，我們就會告訴媒體，你一直在居高臨下地訓斥俄國人的審美趣味。」

這個「圈子」里的人像走馬燈一樣變得很快。其中一個因素是婚姻和情人關係總在破裂——泰德·阿蘭，魯本，不久又是莫迪凱。艱難歲月里同甘共苦，擔當他們的經紀人、顧問、甚至掙錢養活他們的妻子或女友——出局。當這些事情那麼頻繁地發生，變得司空見慣時，道德義憤還有什麼意義呢？在我看來，男人們必須要經過一番艱苦的搏鬥才能擺脫他們的母親，獲得自由，然後他們的處境和天性又會讓他們把自己的妻子變成媽媽，然後他們要再次獲得自由，但伴侶的變化模式並不總是（遠遠不是）拋棄老模特，換來新模特。選擇年輕藝術家或有前途的年輕男人的年輕女人們從一開始就應該認識到，這最後可能會成為愛的苦役。

「好了，來了——你幹嗎要操心我的襯衣？」

他經常在樓上將頭探出窗外，滿懷憧憬地望著生氣勃勃的街道，甚至會趁她不注意的時候溜出家門，在酒館里待上「罪惡的」一小時。這樣維持不了多久。也確實沒有維持多久。他去了香港，在那裡寫了《王素潔的世界》，立即成了暢銷書。這本書講的是一個命運悲慘的姑娘，她遭到多種噩運的折磨，肺結核是其中之一，就像以前的浪漫故事里的女主人公。費利西蒂明智地離開他，找到了另一個需要繆斯的作家。理查德至少有一段時間迷失在電影世界里。他告訴過我一個故事：他跟導演一起東奔西走尋找完美的王素潔，他們去了檀香山或者其他類似的浪漫小島，但看到的只是全體居民列隊歡迎駛來的輪船，穿著背心裙，唱著《前進，基督徒戰士》。

「是的，我知道遇到了寫作梗阻。梗阻的原因就是我忍受不了這樣的生活。」

自從認識了傑克，他就一直在給我壓力，讓我弄一個自己的地方。「你現在是大姑娘了。」他說，瓊總是對我發號施令，但我知道，他對瓊的態度跟他自己的「懸而未決的衝突」有關。我在哪些方面把瓊變成了我媽媽，在哪些方面沒有，這些問題我當然跟薩斯曼太太討論過。但我認為傑克忽視了關鍵的一點：住在瓊的房子里對彼得有好處，因為彼得愛瓊，瓊也愛彼得，而且歐內斯特對彼得好得像親哥哥。傑克當然能看出這一點。他不是心理醫生嗎？我當時真幼稚，但在心理分析師和治療師行業興起的早期，人們認為他們是不會犯錯的，或者至少在洞察力方面給予了他們極高的信賴：現在我們不會了，我們知道他們也只是人，跟我們一樣。

我去巴黎的時候，我的著裝還達不到能獲得法國人讚許的水平。但男人們的確會用專家的目光飛快地打量你一番，從頭髮到面孔到著裝，然後給你打個分數。這種打量是不夾雜感情|色彩的、中立的總體評估，看完后也不一定會前來邀請你。

令我最不願回憶的是在火車站台上，一個女人向我走來，抱怨她的祖國被一分為二了。她質問我：「你知道這是不正義的行為嗎？這公平嗎？德國做了什麼，要遭受這樣的懲罰？」其他人也加入進來，一齊攻擊我，聲音中充斥著偽善——當一個人有意識地站在錯誤的位置上時，語氣中總會帶著那樣的偽善。

「是的。」

緊張、壓力、爭執、睡眠不足和高強度的行程安排讓我們每個人人格最陰暗的一面暴露了出來，或者至少是把我們都推向自己的本性的極端。理查德·梅森變得更孤僻、更沉默寡言，而且愈發地誇張自己的俗氣：「抱歉，我連劇院和音樂會的邊兒都沒挨上過。」科珀德總在聚會中尋找楚楚動人的漂亮女人，或是某個無拘無束的人，跟對方聊他年輕時如何獨自徒步走遍了英格蘭——對方往往是薩繆爾·馬沙克，他年輕時曾徒步走遍俄羅斯。科珀德逢人便說他厭惡政客，憎恨自己國家的統治階級，熱愛共產主義。道格拉斯·楊一有機會就談起受欺壓的蘇格蘭人，他那頎長的身軀和蘇格蘭短裙為他贏得陣陣雷鳴般的掌聲。內奧米那種上層階級的慢條斯理的腔調讓人越來越無法忍受：「可是這些可憐的東西，他們必須多見識見識更好的東西。」阿諾德變得越來越感情用事，經常眼含淚水，隨時隨地準備哭泣。他們把我們帶到一個舞廳，讓我們看看人民玩得多麼高興。那是莫斯科的主要娛樂大廳，是個很醜、很簡陋的地方。樂隊演奏著1930年的舞曲。放眼望去，一個男人也沒有，只有女人和姑娘在一起跳舞。「為什麼沒有男人？」我們傻傻地問。奧可薩娜說：「男人們都戰死了。」奧可薩娜沒有男人，也不指望結婚：就像我母親那代人，她們的男人死掉了。

我和瓊之間的磕磕碰碰是不可避免的——兩個女人，都習慣於獨立生活，住在同一座房子里。但我們相處得很好，經常坐在餐桌旁聊天，人民、男人、世界、同志，而最後一個話題變得越來越有批評色彩。老實說，在餐桌旁跟瓊聊天是我最愉快的記憶。我們的廚藝都不錯，在做飯的時候會有小小的競爭。我們的談話內容我後來用在了《金色筆記》中。

我後來意識到，在這種對英國的尖刻的批評中，我的想法跟三十年代的共產主義者是一樣的——這一切都是因為凄慘而污穢的貧窮。我們和前往西班牙參加內戰的人一樣，都感到憤怒，因為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為佛朗哥提供武器，而法國和英國政府卻拒絕為合法政府提供支援。一種強烈而持續的羞恥感湧上了很多人心頭。如今，那種因為自己的政府的行為而感到羞恥的情感已經不復存在了，那是一種業已遠去的純真。那種羞恥感讓一些人變成了叛國者和間諜。西班牙內戰留下的是一筆痛苦的遺產。或許人們已經忘了，西班牙難民曾經遭受了多麼惡劣的對待——他們被困在靠近邊境的難民營里很多年，好像他們是罪犯，應該受懲罰。到了六十年代，極度貧困的西班牙人經常在蘇荷區的兩個酒吧里聚會。他們說世界把他們忘了，其實他們是最早起來反抗納粹、反抗法西斯的人。然而，有些憤世嫉俗的人卻說，那正是他們的罪。

阿諾德抽泣，而我變得越來越專橫。

我們的代表團幾乎是一個不可能的組合。先說內奧米·米基森，她是三十年代為女性生活開闢新領域的作家之一，尤其是她的小說《玉米王與春天王后》。她是農場主，是蘇格蘭的鎮議員，而她丈夫迪克·米基森是國會議員，也是積極的工黨成員。A. E.科珀德寫的一些小說情感溫柔，筆調帶著諷刺和幽默，而且見識敏銳，可以躋身最優秀的英語短篇小說之列；然而很不幸，他愛上了共產主義，這對他保持目光清晰沒有多少好處。理查德·梅森說他去蘇聯是因為他去年剛剛去過洛爾德斯，他覺得蘇聯之行將是很好的對比，會是一次很刺|激的體驗。但是他虛偽而庸俗，打扮得像個抽煙斗的英國鄉紳，表面上不溫不火、沉默寡言，內心卻很浪漫。阿諾德·凱特爾之所以成為代表團成員是因為內奧米邀請了他，而且黨也同意了。至於我，也就發表過一部受到好評的長篇小說和一些短篇小說。

文化委員山姆·阿倫諾維奇和我面談。他年輕，瘦削，帶著軍人般的硬朗和那個時代陰沉的幽默。他曾是倫敦東區的貧苦孩子。他曾經接受的是共產主義青年團的教育。但那並不是他的溫床，因為他是猶太人，是擁有聖書的民族中的一員。我不止一次聽東區的猶太孩子說起，他們是怎樣在飯桌上聽父親、叔父、長兄，甚至母親爭論政治、哲學和宗教問題的，即便飯桌上的食物也許都不夠吃。「黨」為什麼會選一個根本沒讀過現代文學作品、對藝術也不感興趣的年輕人擔任文化代表？面談的地點在考文特花園國王大街的共產黨總部。（「國王大街說……」「國王大街的那些白痴……」「國王大街傳喚我，但我告訴他們……」）他就像長官面見新手那樣聽完了我的話。他說，當他聽說有位知識分子想要入黨時，他覺得很有趣，因為現在大多數知識分子都在退黨，他等著讀我的退黨聲明。然後他帶我去了東區，他成長的地方。那是我在倫敦的早期生活中最鮮活的記憶，但山姆卻說不記得有這回事了。他讓我看到的是一種已經死去的文化。他惋惜這種文化的消亡，因為它具有勇氣和凝聚力。山姆的人生呈現出各種各樣的姿態，或者說他擁有很多不同的人生，其中一種是「貝列爾學院馬克思主義者」。我在漢普特斯西斯公園散步時，有時會看到他在那裡跑步。我們會敘敘舊，聊聊天，比如，彼得在周末經常會跟他的女兒薩布麗娜一起玩。現在，山姆在幫助住在他長大的地方的孟加拉人。倫敦東區的孟加拉人也是一群信奉聖書的人，但不知為何，與猶太人不同，他們並沒有在自己的聖書的指引下，變成滿懷激|情、好思辨、有見識的聰明人。那樣的人能夠從貧窮中崛起，為知識、商業和藝術注入活力。孟加拉人的孩子不是聽著父親、母親、叔父、哥哥爭論宗教、政治和文學問題長大的。他們聽不到詩歌，也聽不到引經據典的爭論。他們入學后成績也不優異，不像之前住在同一個街區的貧窮的猶太人。

然而仍然沒人能捕捉那些螢火一樣奇異飄忽的創造性的傑作。電影業想花錢買它。自從有了電影，這個過程就一直在進行。一部具有創造性的小說誕生了，製片人把它買下來。如果作者經驗老到，也許就會微微一笑。製片人對作者竭盡溢美之詞：這本無與倫比的震撼人心的原創作品……相信我們就好，你會看到。作者繼續面帶微笑，保留自己的想法。作者通讀劇本初稿。她（或他）會就事論事地說「但這部劇本跟我的小說沒有多大關係，是不是？」這時候，製片人開始念叨「妥協」。「完整性」這個詞出現了：「這個故事最關鍵的完整性在於……」如果作者比較天真，她（或他）會問——她真的很不解——「如果你根本不用它，或者只是在扭曲它，為什麼要買我的書？為什麼不自己寫個劇本，完完全全從頭開始寫？」但電影製片人和整個電影業是文學魔法的真正信徒——這就是關鍵，儘管他們自己不知道。小說具有某種特別的東西，是什麼呢？它帶著一種氣息，它讓人著迷，他們買下這本書就是為了染指它。他們認為，即便他們篡改裏面的情節或思想，讓它幾乎面目全非，那種魅力或力量的一部分仍然保留在裏面。有時候他們是對的。

崔斯坦把我帶到左岸聖日耳曼大街附近的一棟大樓里，那一帶剛剛開始成為旅遊勝地。門口的保安檢查了我們的證件，到裏面又檢查了一次，給了我一張臨時通行證。我們走進一個大而沉悶的房間，房間的一頭擺著一張給官員們用的小桌子。房間里有一百多名共產主義者，個個看上去都像軍隊招募的士兵，因為每個人身上都至少有一件軍人的行頭，這些可能是軍隊的冗餘物資。他們——男人和女人——顯然都把自己視為一場戰爭中的士兵，因為他們行走、說話的姿態全像士兵：冷峻、乾脆、負責。沒有人在笑。也許他們在想象中仍然認為現在是游擊隊、佔領期和自由法國抵抗運動的高潮。他們看上去就像是已經預見到明天戰役就要打響，但他們在討論的只是社區里的籌款活動。過了一個多小時，他們要求我離開。崔斯坦問我感覺如何，我說難怪法國人和英國人不容易相處。他們真的需要這種如臨大敵的氣氛嗎？德國的佔領畢竟在十年前就結束了。他輕柔地說（以表達對我的原諒），我低估了敵人的力量。我回去向作家小組彙報這次訪問的情況，他們說我應該早就料到法國人是這樣的。法國人喜歡把每一件事情弄得戲劇化。

一隻大瓷盤裡盛著烤牛肉，盤子比較深，所以美味的湯汁不會流出來，她們把湯汁澆在彼得的蔬菜上，好讓他成為男子漢。午餐還有烤土豆和胡蘿蔔配白沙司，花椰菜配白沙司。牛肉確實很可口。布丁也很棒：掛著金色糖汁的板油布丁。還有美味的果醬餡餅。餐桌上還有芝士、餅乾。兩位老太太的胃口很小，端上來的大部分東西都被吃掉了，那本來是她們倆準備吃一個星期的。雪利酒和油膩的東西下肚后，我們都很想睡上一覺，但我們還得坐在那裡喝上一杯咖啡，一種很淡的淺色咖啡。我們圍坐在客廳里，想睡又不能睡，因此心中悵惘。伊夫琳阿姨講起日本人對耶穌的理解，跟我們的理解完全不一樣，她說著，隨後還用日語唱起了《歷久的磐石》，用茶勺打著拍子。她就像我很久以前在德黑蘭見到的傳教者貝蒂阿姨，只是那時她是用中文唱的。

人們就英國共產黨高層的經濟腐敗談論得很多，但我認為錢是其中最小的問題。那些高層官員非常自豪地宣稱，共產黨官員的工資從來都不高於普通工人的工資——所有的共產黨員都樂意鼓吹這一點。他們是否從蘇聯手裡領取布施，同時沒有留下任何記錄？沒有人能說他們過著奢侈的生活。他們當然會去蘇聯和其他共產主義國家旅行，但我相信這種優待只相當於讓他們去母校參觀。不，關鍵是權力，權力是毒品，是誘惑。有內幕消息，能直達上聽，了解內情，這些都是權力。我相信，很多人在早該離開共產黨的時候沒有離開，正是因為他們屬於這個「了解內情」的特權精英群體。渴望屬於精英群體當然是人人都有的最基本的需要之一。貴族制、無產階級專制、加里克俱樂部、秘密社團，全都如出一轍。

「但我就是不明白，」內奧米扯著大嗓門兒嚷嚷起來，「他們為什麼不能在傢具上學學好的樣式？偏偏弄出那種垃圾。」

「你什麼時候都可以把襯衣放在我這裏。」

他們身上有一種精細的氣質，他們都小小的，很溫順，深深地、本能地永遠拒絕面對危險的東西，哪怕只是不熟悉的東西：不願意去理解極端的體驗。外國人猜測——為對比起見，寫下這段文字的我也是外國人——在英國人的心靈深處有一個愛德華時代的嬰兒室，四周擺滿了防禦性的尖銳的荊棘，房間深處躺著睡美人，身上別著一個紙條：別碰我。一個聖誕節，有個小孩到我這裏來做客，我要陪他玩。當時是七十年代，在倫敦可看的節目有：《彼得·潘》、《讓我們排一場歌劇》、《水寶寶——小煙囪工》、《愛麗絲漫遊奇境》、《蟾宮的托德》、《維尼熊》。我們去看下午場的《維尼熊》，當你看到是年輕的媽媽、而不是孩子在泣不成聲時，這會讓你想到許多。

這表明了一個很重要的點，甚至可以說是最基本的點，即我們顯然已經被迫犯下了許多謀殺罪和重傷罪，畢竟不首先打破雞蛋，誰也做不出雞蛋餅。但要是有人稍稍暗示一下其中的骯髒，大部分共產主義者都會表現得很憤怒。這種行為當然不能算是真正的間諜活動；黨當然沒有拿莫斯科的錢；這樣或那樣的行為當然不是為了掩飾什麼。黨代表著人類對未來的最純潔的希望——「我們」的希望——除了純潔，黨不可能存在其他東西。

母親的處境讓我痛苦焦慮。她可憐巴巴地跟喬治·勞一家住在骯髒狹窄的郊區。喬治·勞是我父親的遠房表兄弟，年老而且殘疾，和母親也沒有共同語言。母親不斷給我施壓，非要跟我住在一起不可，因為她沒有其他地方可住。她哥哥已經去世，她覺得她哥哥的家人和以前一樣令人討厭。她確實很拮据。按常理，正如她一直說的那樣，我們應該合住一套公寓，分攤開支，況且我需要有人幫著帶彼得。她說，她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幫我帶彼得。周末的時候，她常帶彼得出去玩或者去旅行。有一次去了懷特島，彼得接受了洗禮回來。她告訴我，這是她的責任。我沒跟她理論，因為跟她理論從來都是沒有意義的。而且對我來說這未嘗不好，至少我可以跟傑克一起待上三天。我和傑克不在的時候她就住進丘奇街的頂層，儘管對她來說要爬上那裡的樓梯很困難。瓊不介意我母親在她那裡，她只是說了句「她是典型的中產階級婦女」。我也不會介意瓊的母親，儘管她們相處得也不好。我會聽她母親自哀自憐地講述她的人生故事——這是一部社會史，艱難時代成功地把這一頁寫成了一個故事：一個漂亮的猶太姑娘，她來自倫敦窮苦的東區，在藝術家和作家中間求生。

「噢，我敢肯定他從來沒在那裡工作過。」他自信地回答。

我答應做唐納德·奧格登·斯圖亞特的秘書，這是個錯誤的開始。斯圖亞特是因為約瑟夫·麥卡錫而離開美國的作家之一，他當時已經是知名劇作家、編劇，《費城故事》就是他的作品。他娶了埃拉·溫特斯：知名左翼記者之一，那些記者在蘇聯身上看到了未來。他們兩人在當時仍然堅決支持蘇聯。他們在芬奇利路上有座公寓。在我為了獲得固定收入而付出的努力中，這是最傻的一次。他每周付我七英鎊，最低的工資標準。從肯辛頓的丘奇街到芬奇利路幾乎要坐一個小時的巴士。唐工作起來非常緩慢。他在房間里走來走去，或者盯著窗外，我坐在那裡等著記下他長時間思索的結果。然後，結果出來了：「然而去拉瓜迪亞機場需要三刻鐘。」那些成功的劇本都是這麼寫出來的嗎？沉悶枯燥讓我發瘋。與此同時，埃拉進進出出，最後說，如果我沒有事情做，可以跟她一起去購物。丈夫和妻子爭奪同一個僱員的情況很常見。我大約堅持了三周，然後友好地解約了。我認為我應該試著為廣播肥皂劇《德爾太太的日記》寫劇本，我交給他們一集劇本，他們說太極端了。我的劇本的主題是一個有犯罪傾向的孩子，這個主題很快就成為眾多廣播劇和連續劇的常規題材。我終於得出結論：對我來說，除了嚴肅的寫作，以其他任何方式掙錢的嘗試都是錯的。

而且我們吃得不錯。瓊和我都做得一手好菜，互相邀請一起進餐。我充分利用人們在艱難時代用的備用品——燉湯鍋，我們不斷往裡添加東西，一天天過去，裏面的味道越來越好。

我崩潰了，徑直往床上一倒，拉過被子蒙住頭。我每天把彼得送到幼托學校后就躲進床上的陰影里，一直待到必須去接他回家為止。

其實我見的人並不多，很多人都是因為孩子的緣故才去見的。很多帶小孩的母親都是這樣。

事後那些更有見識的人告訴我，這是典型的共產主義策略，我從一開始就被捲入了欺騙行為中，而且有可能被識破。我相信他們的說法，但這種相信沒有保持多久，因為我開始更深入地看問題。為什麼只要在黨周圍，事實就會遭到歪曲？人們把魔鬼叫作「謊言之父」，讓人聯想起另外一些更古老的詞，比如「謊言之國」。

英國仍然是最好的，英國的每樣東西。

「噢，別在意。這隻是常見的母女問題——你知道，快樂家庭常有的。」

我說：「可你知道，戴茜阿姨，有些人會管教孩子，會對他們負責，就像教父教母一樣；不是非得信教才會這麼做。」

當時，我覺得這群人住在郊區，目光狹隘，很是乏味。我甚至對他們感到失望。然而我錯了。就在那間不起眼的屋子裡，在那家平淡無奇的酒吧里，涌動著這個國家最先進的思想。皇家天文學家曾說，「把人送上月球」的想法太荒唐了。而這些男人們在談論和思考的，正是衛星通信、火箭技術、太空船、太空旅行和電視的社會應用。他們和世界上與他們一樣的人們保持著聯繫。「地球是人類的搖籃，但你不會永遠生活在搖籃里。」康斯坦丁·齊奧爾科夫斯基說。「我們，」阿瑟·克拉克說，「生活在史無前例的時刻，這是人類作為地球公民的最後時光。」但我的障礙在於我沒學過數學和物理，不會說他們的語言。我知道自己因為無知而被排除在科學領域的發展之外了，而科學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前線。和十九世紀不同了，現在的人們不再從最新的文學小說中尋找關於人性的新聞。

從前，俄國有個知識階層，他們從音樂、藝術和文學中獲得教養，我們從上千部小說和戲劇中了解到他們。他們在共產主義時代遭到持續而殘酷的摧殘，倖存了下來，小心翼翼地守護著他們的遺產。但現在似乎不是這樣了。因為共產主義崩潰后，西方最低劣的產品——色情和暴力——像洪水一樣湧入俄羅斯，那些殘存的遺產也隨之崩潰。一種獨特的文化從此消失了，它曾給世界帶來過真正的靈感。

這也許是當時最糟的事情。我知道彼得多麼渴望有個父親。這個小男孩對每個人都敞開心懷，充滿熱情。他奔向傑克，舉起胳膊——卻遭到冷淡的拒絕。他把胳膊輕輕放下，垂在兩側。傑克問他一些大人的問題，他不得不慎重、小心翼翼地回答，不時抬眼觀察傑克的臉色。他大大的眼睛中充滿了不安和焦慮。他從未遇到過這種情況，也從來沒有人這樣對他。

到了列寧格勒，他們問內奧米和我是否介意住同一個房間。我們覺得很奇怪，過了很久我才意識到，他們也許是想聽聽我們在一起會說些什麼。正值八月，晚上並不完全是白夜，但也差不多，只有兩個小時是全黑的。我筋疲力盡地倒在床上，是張雙人床，內奧米也躺在上面。她捅了捅我，想讓我講講我的愛情生活，這樣她就可以把她二十年代的情人的故事告訴我。我覺得彷彿回到了中學寢室的那種曖昧的聊天。她說現在的年輕女人真的很死板。我睡著了。

我們的官方東道主是以阿列克謝·蘇爾科夫為首的蘇聯作家協會。很快，阿列克謝·蘇爾科夫的名字就會成為蘇聯壓制正直作家的代名詞。他相貌平平，表面上保持著當時蘇聯一貫的風範，使人相信他爽直、開朗、坦率，相信他是老實的蘇爾科夫，是蘇聯的朋友們的朋友。但在背後，克格勃監視、指揮著他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我們知道這種情況嗎？知道，但我們對克格勃的看法可以說很幼稚，也帶著傲慢的色彩。我們在酒店的房間里開玩笑說，克格勃會監聽我們的電話，看門的會檢查我們的行李，但我們毫不擔心；我們來自西方，不喜歡那類事情。我們沒有把自己看成克格勃的工具。事後表明，我們的確不是他們的工具，儘管如果我們成了他們的工具，他們會很高興——畢竟有很多人這樣做了。他們覺得，我們是戰後首批來訪的西方「知識分子」代表團，他們應該遷就我們，讓我們過得愉快。他們稱「二戰」為「偉大的愛國戰爭」，這個稱呼突出了我們跟他們之間的差異，讓我們感到不自在。

出版業的情況體現了事物向自己的對立面轉變的法則。當一個作家的聲譽緩慢而平穩地上升時，這意味著他的書都被那些對它們有個人興趣的讀者買去了，而與這種情形相反的狀態是這樣的：去年，一位來自《紐約時報》的年輕女人來採訪我，採訪的結果是一篇膚淺的、沒有實質內容的文章。兩天後，出版商打電話告訴我，因為這篇訪談，一個大型連鎖書店買進了1500本我的書（《刻骨銘心》）。但這並不表明這1500本書都會有人讀。今天局面的特點是人們買書，但不一定讀書。買書的衝動來自外部——訪談或電視節目的刺|激——但這種刺|激並不意味著讀者會喜歡這本書。購買衝動也並不一定意味著認真的閱讀。問題的根源在於出版社由一群會計師掌管，他們對書的文學品質不感興趣，只關心銷量如何，而且也僅僅通過銷量來評判作者。但有些作者（有可能是最好的作者）的書的銷量永遠也不會超過幾百本或一兩千本。可是他們卻有強大而深遠的影響力。那些真正的好書，那些為整個國家或文化確立標準、設定基調的書永遠都是為嚴肅的少數人寫的，以前如此，將來也仍然如此。無論你花多大力氣去「促銷」，都不可能把這樣一本書變成暢銷書；它只會跟滯銷書一起堆在庫房裡，等著重新被打成紙漿。

他們開的大部分玩笑是關於誰是美國中情局的間諜。我跟這些受麥卡錫主義迫害而流亡的人在一起，不覺得其中會有間諜，有又怎麼樣呢？根本不需要間諜來離間這些流亡者，連業餘間諜都用不著，因為這些流亡者之間的猜疑會讓他們摧毀自己。這是我第一次跟一群流亡者在一起，我還不知道流亡者必然被神經質的驚恐所左右。不久倫敦就出現了南非的流亡者。我沒有加入這群人，因為我不想向南非的弱點屈服：遠離家鄉后，他們就只跟南非流亡者來往——這是他們的傾向。南非政府善於搞間諜工作，因此我很肯定那群人周圍會有一兩個間諜。但假如沒有呢？就流亡者的恐慌、冷酷的互相懷疑和迫害水平而言，不會有任何區別。

在投入新公寓的生活之前，我問我的會計師和銀行經理，法律會不會改變。我不希望把寶貴的250英鎊花在受保護租約上，到頭來卻發現自己流落街頭。確實不會，他們兩個人都這麼說，這項法律絕對不可能修改。好了，法律後來的確改了，或者對我有影響的那部分法律改了，專家們。但那是四年後的事情了。

她肯定會來找我，但我竟然天真地以為她不會一有機會就來。南羅得西亞對她來說意味著流放，她做夢都想著倫敦，現在……她跟她女兒相處得並不融洽，或者說得確切一點，她們總是在對抗？噢，別計較了，那個姑娘再頑固也會學會聽媽媽的話的。她是共產分子？她總是跟名聲不好的人交朋友？沒關係，她母親會把她介紹給真正的體面人。她寫了那本白人極其痛恨、給她母親帶來痛苦和恥辱的《野草在歌唱》？還寫了一些反映市政區的不公正的短篇故事？那麼，她——這個姑娘的母親——會向每一個人解釋，不住在那個國家的人不可能真正理解白人面臨的問題，而且……但作家不是在那個國家土生土長的嗎？她的觀點是錯的，她以後會明白的……她竟然提議跟自己的女兒住在一起？要知道那個女兒第一次婚姻破裂后離開了兩個孩子，在戰爭最激烈的時候嫁給了一個德國難民，而那個德國人喜歡黑鬼，嘲諷宗教。

有這麼一個場景：一群很有勢力的紐約出版商在一家時髦的餐廳里圍坐一桌。他們忘了在場的還有一位可憐的小作家（不是我）。他們吹噓自己的力量。「我們造就他們，我們摧毀他們。」也許他們並沒有忘記那位作家——他們需要觀眾觀賞他們的表演。

靠近頓波托貝洛路的那座房子被戰爭毀了，四周全是炮火轟炸過的建築。丘奇街的房子也被戰爭毀了，周圍都是廢墟。人們經常在轟炸過的地方燃起篝火，處理房子里的屍體。除了這些，這兩座房子沒有任何共同之處。在我搬出的那座房子里，政治就意味著食物、配給制和政府一貫的蠢行。但在丘奇街的房子里，我突然觸摸到了曾經熟悉的東西：國際政治、共產主義、同志、激烈的辯論，還有每個人都能感覺到的使命——按照某個隱形的藍圖重建不列顛。瓊·羅德克在波蘭學院工作。她即便不是共產黨員，也是共產主義者。她認識「黨」（這是人們對共產黨的稱呼）裏面的每一個人，認識藝術圈的人。她的經歷不同尋常，可以寫上一兩本書。她是兩個傑出人物的女兒，他們來自貧窮但生機勃勃的倫敦東區——當年的東區，那個以它的天才向世界提供藝術和精神生活的東區。她父親約翰·羅德克是一位作家，當時的知名作家和知識分子都是他的朋友。但是不知為何，他辜負了大家的期許，成了一位出版商。她母親是個美人，曾做過一些藝術家的模特，甚至包括著名的伊薩克·羅森堡。她父母把她扔在福利院。這種福利院存在的目的，就是幫那些沒有條件撫養孩子的父母照管他們的孩子。福利院是個冷酷的地方，儘管從表面上看，一切都顯得和氣、安寧。她父母有時去看她，但他們從來都不知道這個小姑娘每天都在忍受著什麼樣的煎熬。她從福利院和其他更嚴酷的困境中倖存了下來，靠著遺傳的藝術天分當上了烏克蘭一家戲劇公司的演員，並輕鬆地學會了德語和俄語。那段時間，她跟公司里的一個德國演員生下了一個孩子。既然布爾喬亞式的婚姻已經被永遠地掃進了歷史的垃圾堆，他們索性不結婚。大戰開始前，為了把那個男演員弄出捷克斯洛伐克，送往英格蘭，她費了不少力氣。在《暴力的孩子們》一書中，我把他的外貌安在以哥特弗萊德·萊辛為原型的那個人物身上，因為我心裏想，這就是彼得的父親。前者是中產階級，後者很富有——按照德國衰退時期的標準來看，非常富有。我用一個人來代替另一個人，但並沒有取得我想要的效果。哥特弗萊德說，雖然我把他寫進了書里，但實際上，他和那個德國演員的共同點僅限於他們都是德國人，都是共產主義者。哥特弗萊德那樣說只是為了表明一件事：他就是他的政治立場。著名演員欣策多年來一直在經濟上幫助瓊和她的兒子歐內斯特，他陪伴在他們身邊，看著歐內斯特長大。他也是個出類拔萃的人，他的故事也值得寫下來。艱難的時代總會成就卓越的人。但如果把這樣的想法付諸實踐會有什麼效果呢？我不得而知。

丹麥的伊薩克·迪內森在為廣播台工作，她接受了我的兩個短篇。

再後來，我在巴黎短暫地結識了一些來自蘇聯的流亡者。那真的是一種有毒的氛圍。他們互不信任，認為他們遇到的每個法國人都是克格勃的間諜，他們固執于這種想法。我可以很有把握地說，我想不出有什麼命運比成為一群流亡者中的一員更糟。

一個有趣的事實是（也許是最說明問題的）：出版公司易手時，從來沒有人徵求過作者的意見。我們跟一個公司簽約，也許是基於它的聲譽，也許是因為喜歡或信任某個編輯，但這些因素完全不在他們的考慮之內。我們現在很像一捆捆行李、一堆堆商品，就像我們的書一樣。

我們開了個預備會，大家情緒高漲，討論很激烈。艾利克斯·康福特很不喜歡代表團里有個共產分子——阿諾德·凱特爾——這傢伙肯定會設法矇騙我們，向我們灌輸謊言。內奧米·米基森不贊成他的看法。她了解阿諾德，說他是個性格溫和的小夥子。A. E.科珀德在政治方面單純得像個嬰兒，他參加了弗羅茨瓦夫和平大會後愛上了共產主義，像服了迷|幻|葯一樣。會議演變成一場密謀。艾利克斯·康福特制訂了詳細的計劃，指導我們智斗阿諾德·凱特爾。我記得當時理查德·梅森也在場。

當彼得去艾希納家小住或是過周末，或者由我媽媽領著出門，我就經常上床，滑入那種讓我恢復的水下狀態，躺著一動不動，慢慢浮向水面，剛要到達水面時，下沉，浮起……當你接近蘇醒時，你還沒有恢復正常的意識，而睡眠已經變淺了，因為你有一半意識到自己在睡覺。我會這樣躺上一小時……甚至是一天，如果我變得過於狂熱的話。隨著年齡的增長，我越來越善於精明地管理自己的情感能量，我開始這樣想：清醒的狀態也許會讓某種物質在我們體內累積起來，這種物質發出刺耳的聲音、顫動不已，刺|激著你的神經，讓你緊張、敏銳。如果你在寫作，這種效果就會放大一百倍；但哪怕是幾分鐘的睡眠，只要能在另一個維度中沉浸上一小會兒，這種物質就溶解了，讓你再度平靜，重獲新生。

人們列出了「二戰」后最優秀的作家，但是不包括阿瑟·克拉克、布萊恩·奧爾迪斯和任何一位優秀的科幻作家。所以，目光狹隘的其實是傳統文學。

茉艾迪是倫敦最早的共產主義的流亡者中的一個。當時的倫敦住滿了戰爭難民，他們想盡一切辦法活了下來。她以前是維也納人，是共產主義者。她有一群朋友在蘇聯或其他國家度過了戰爭時期，回國后做了東德的政府官員。茉艾迪去了東德，因為那裡有她最親密的朋友。然而她被趕了出來，因為她是猶太人。當時斯大林仇視猶太人，而她不過是這種仇視的受害者之一。那一時期被稱作「黑暗年代」，而我一直不明白猶太人為什麼從來不紀念斯大林暴政下的受害同胞。所有的事情都淹沒在納粹大屠殺中。然而在整個蘇聯，以及每一個東歐共產主義國家，猶太人都遭到了屠殺、折磨、迫害和監禁。這是一場蓄意的種族滅絕。但是不知道為何，斯大林從來沒有像希特勒那樣遭到譴責，儘管前者的罪行更嚴重。斯大林的屠殺無論是受害人數上還是迫害方式，都遠遠超過希特勒的納粹大屠殺。1948、1949、1950、1951、1952，這幾年受害的猶太人很倒霉，因為沒有人會想到他們，想到那成千上萬的受害者——也許有幾百萬？

我們六個人和以阿列克謝·蘇爾科夫為首的東道主們站在那裡，面對著一群集體農場的農民。東道主把我們介紹給他們。這時，一位和托爾斯泰一樣身穿白色罩衫的老人從人群中走出來，說他想講幾句話。其他人馬上呵斥他，讓他歸隊。但他站著不動，說他必須跟我們講話。一片沉默。奧可薩娜顯然嚇壞了。老人開口了。奧可薩娜開始翻譯。我們這邊會說俄語的道格拉斯·楊阻止了她，「不，你翻譯得不準確。」他語氣溫和，像個教授。老人於是對著道格拉斯說，他開始翻譯。奧可薩娜雙手緊緊扣在一起，彷彿在禱告。「你們一定不要相信他們告訴你們的話。外國來的客人聽到的都是謊話。你們一定不要相信擺給你們看的。我們的生活很糟糕。俄國人民——我在為俄國人民講話。你們回到英國必須把我的話告訴每一個人。共產主義很糟糕——」其他人把他拖了回去，圍著他，責備他，但他站在那些人中間，用熱切九*九*藏*書的目光盯著我們。這極不尋常——他們責備他、捏怨他，卻沒有像躲避賤民一樣遠遠地躲著他。接下來是漫長的、祝酒連連的進餐，他靜靜地坐著，望著我們，而其他人都在責怪他——語氣中飽含著對他的感情，這一點是毫無疑問的。然而在當時，一個人會因為比他的情節輕微得多的事情而消失在古拉格，再沒有什麼罪行比在外國人面前講這樣的話更嚴重的了。他會被逮捕、被處置，他知道。

我的新導師說他會帶我去科幻作家聚會的酒吧。他真的帶我去了，好像是弗利特街旁邊的費特巷的白馬酒吧。屋子裡擠滿了戴著眼鏡、身材細瘦的男人。他們集體轉過身來，警惕地打量著我。房間里瀰漫著陽剛的氛圍。不，這個詞帶著性別優越感，或者應該用「爺們兒」這個詞？但這個詞又太樸素、太平常。那群人形成了一個秘密宗派、一個團體、一個家庭，但沒有女人。我覺得自己不應該出現在那裡，雖然有那位美國人護著我——那些人認識他、歡迎他。他們帶著防禦的姿態，因為文學界不承認他們的地位。他們也拿自己的防禦態度開玩笑。我很愚蠢地談起尼採的「超人」，談起《啟示錄》，而他們個個神情尷尬。我更願意相信了不起的阿瑟·克拉克當時也在場，但事實上那時候他可能已經離開英國去美國了。

「我真的像她們說的那麼糟嗎？告訴我——不要安慰我，告訴我你是怎麼想的 。」

還有一次去巴黎，我住在另外一家簡陋的旅館里。我突然想到，這不就是奧斯卡·王爾德去世的旅館嗎？我下樓去前台詢問，旅館女主人說：是，他就是在這裏去世的，而且就在你住的那個房間里。人們偶爾向她打聽這件事情，但她也說不出什麼，畢竟當時她還沒來這兒。我去付賬，但前台沒有人，於是我敲開了旁邊房間的門，裏面的人說，進來吧。那是一個昏暗而凌亂的房間，角落裡放著幾面閃閃發光的鏡子，椅子上搭著一些披肩，還有一隻貓。夫人坐在扶手椅上，身體被粉色的緊身胸衣扣得鼓鼓的，一雙肥胖的腳放在水盆里。年輕的女僕正在替她梳理著枯黃衰老的頭髮。夫人把頭髮撩到腦後，彷彿那是珍寶，長在她想象中的年輕的樹上。這是巴爾扎克筆下的場景嗎？或者是左拉的小說？或者是德加的《門房》？總之絕對不會是二十世紀的小說。我徘徊在門口，看得出了神。「把錢放在前台吧，」她說，「賬單就在那兒。別忘了回來再見一面，夫人。」但我沒有回去，我覺得不應該破壞那完美的一幕。而那次旅行，我也沒能見到吉斯太太，這讓我覺得很遺憾。

我認為，文學——一部小說，一個故事，甚至只是一行詩——具有摧毀帝國的力量。「它們集結起來，侵染整個時代。」

列寧格勒是個哀傷、灰暗、優雅的城市，到處是黯淡的景象。牆上被子彈打得坑坑窪窪，被炮彈炸裂了縫。在十年前那次圍攻列寧格勒的戰役中，一百五十萬人死去了。我們從一座宮殿走到另一座宮殿，它們的建造風格，我知道有些人會非常喜歡：到處都裝飾著鍍金的花體字和丘比特，玫瑰般的肌膚，粉色和藍色的緞帶，大方的徽章裝飾——一場凹凸有致的建築盛會。這是因為沙俄皇室推崇法國藝術，把法國宮殿的風格引入了俄羅斯。我們去的少兒之家以前也是一座宮殿，相比之下，那些沙坑和鞦韆的設計顯得更加沒有品位。

法國食物。我們的食物那時候實在太糟，但隧道的另一頭有法蘭西，有真正的食品。那時離伊莉莎白·大衛出道還有十年。我們對自己的食物滿腹牢騷、不屑一顧。熟食|精品店是我們的安慰，還有蘇荷區的法國和義大利食品商店。柔軟的白麵包是英國食物一切缺點的化身。（到了九十年代，這種遭人嫌棄的白麵包卻成了巴黎的新寵，巴黎人吃我們的白麵包三明治怎麼也吃不夠。）不，長棍麵包、牛角包、奶油蛋卷——還有高盧煙和吉坦尼斯煙——才是我們追捧的對象：它們就是文明。食物的意義一向超出了它本身。從蘇荷區回來，帶著一小塊精緻的布里白乳酪或喀曼波特軟乳酪，或者是一塊法國酥皮餅，都是對野蠻的一次成功征服。現在我會想，我們那時對食物的熱情（顯然是戰爭的匱乏滋生了這樣的熱情，去法國和義大利的短暫旅行又助長了它的勢頭）在多大程度上造成了我們今天對食品的痴迷： 報紙上整版整版刊登著菜譜，人們不停地談論餐館和廚師，為各種烹飪書寫書評。 我們讀烹飪書就像讀小說一樣。今天，報紙上的美食版面的信息量已超過烹飪書，而人們花在電視中美食節目的時間也多過讀菜譜的時間。

現在再回到我們的世界和平作家請願行動。一天深夜，經過沒完沒了、讓人筋疲力盡的宴會、演講、參觀（集體農場、少兒假日營地、博物館）之後，A.E.科珀德和我坐在我的房間里說話。我們的話一定會讓那些隱身的竊聽者聽得連耳朵都要擰起來，感到難以置信。「不，」我說，「你一定不能在廣播上說斯大林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人，不，你也不能聲稱英國是暴政國家，比任何共產主義國家都糟。你真的希望我們公開地爭吵，讓我們的報紙狂歡一場嗎？」「我看不出我們為什麼不可以公開爭吵，」他說，「如果這是我們的真實感覺。」他不時地想要吻我，撫摸我。我嚴肅的責任感讓我抗拒這種情愛的調笑。況且他老了。

阿諾德曾兩次想組織代表團成員間的協調會議——協調「右翼」的內奧米、道格拉斯和左翼的科珀德。到了晚上很晚的時候，阿諾德會到我房間里和我匆忙地商議一下，因為白天的緊張已經讓我們疲憊不堪。當時，內奧米打算代表我們全體發表一番講話，譴責集中營，頌揚民主制度。科珀德威脅說，如果她這樣做，他就要捍衛自己的權利——代表我們全體說蘇聯是全世界的希望，英國人聽到的都是英國政府編造的關於共產主義真正本質的謊言。阿諾德承諾負責對付內奧米，如果內奧米為所欲為，我們就集體告辭回家，同時他會告訴道格拉斯·楊別再穿著他的蘇格蘭裙扮傻了。而我必須告訴科珀德，如果他任性而為，我們就會集體告辭，而且內奧米也會發表她的聲明。我按照計劃做了，科珀德聽了非常沮喪。我們的談話是在我房間里進行的，或許說「套房」更恰當一些，因為那個房間看上去好像膨脹版的維多利亞風格客廳，到處都是濃墨重彩的豪華桌布、厚重的天鵝絨窗帘、雕花鏡子和厚厚的地毯。他坐在一張大桌子的一邊，我坐在另一邊。A.E.科珀德曾是個窮孩子，一向痛恨「統治階級」、「高高在上的人」。在他眼裡，英國的制度完全是為少數人的利益服務的；共產主義的構想對他而言是最純粹的常識。他十年前變成了烏托邦式的共產主義者。我同情他，愛他。他有著純潔的心靈，沒有能力理解邪惡——如果我可以用「邪惡」這個詞的話。我很少遇到像他那樣惹人愛的人。自從弗羅茨瓦夫和平大會之後，他一直生活在狂喜的迷醉中——那個大會幫他把世界一分為二：一半是善，一半是惡。

我在柏林確實也見到了廢墟，綿延幾英里，並且當時我就站在曾經矗立著勃蘭登堡門的地方。三十年之後，我回到那裡，看不到一點廢墟的跡象，好像戰爭從未發生過。我遇到一些人，他們在戰爭結束時還是小孩，住在柏林。在他們的記憶中，除了永久的飢餓，就是在炸毀的房屋中間玩耍。他們以為城市就是那樣的，有些街道完整，有些街道破敗。後來他們去了沒有被毀的城市。其中有一個人小時候一直處在半飢餓狀態，他母親靠著為美國人打工才勉強養活了他。他看了一部奧遜·威爾斯出演的電影后說：「總有一天，我想吃多少就吃多少，長得像奧遜·威爾斯那麼胖。」那一天真的來了，他的醫生對他發出了警告，他不得不節食。

是的，他有名字，但和其他人一樣，我要考慮到他的孩子和孫子。《刻骨銘心》發表后，我遇到了很多老朋友的孩子和孫子。我懂得了，同時代的人對彼此的看法未必和他們的孩子一樣。一個人可能對自己的父母一無所知，更不用說祖父母。難道不是嗎？孩子並不擁有父母的生活，儘管孩子們（也包括我）心懷嫉妒地審視著父母，彷彿父母掌握著自己的命運。

我曾有過許多稀奇古怪的邂逅，其中有一次就發生在我的某次巴黎之行中。那時，從巴黎回倫敦的飛機晚點了幾個小時。大家在奧利機場干坐著，無聊疲憊，煩躁不安，好不容易才挨到登機。坐在我旁邊的南非人從我的口音中聽出了我來自羅得西亞，並開始和我攀談。他喝醉了，我想，但後來我又想，不，不是酒精在起作用。我幾乎沒有聽他說話，滿腦子盤算著：飛機落地要到下半夜了；我坐不起計程車（我要到幾年後才坐得起計程車）；彼得仍然每天早晨五點起床。後來，那個男人的話才漸漸進入我的耳朵。他告訴我，他去了巴勒斯坦，協助伊爾根抗擊英國佔領軍，而且幫忙炸掉了大衛王酒店。現在，他已經盡到了一個猶太人的職責，問心無愧地返回南非。女人喜歡聽告白，尤其是如果她比較年輕（好吧，那時我還算年輕），有一定的吸引力。當一個男人喝醉了，或者因為其他原因神志不清時，女人在他們眼裡就算不上人了；在這一點上，很多男人清醒時也這麼認為。我突然意識到，這個男人是我的國家的敵人，我應該想想怎樣提醒當局。我們著陸了，機場幾乎空無一人。我開始想象，如果我對空中小姐說我想見警察，事情會怎樣。「幹什麼？」我似乎能聽到她尖刻的聲音，因為她和我一樣，只想快點躺到床上去。過了一會兒，其他乘客都下了飛機去乘巴士，一兩個男警察走過來。

現在我知道當時發生了什麼。那的確是個生死攸關的問題。我責怪他是因為他從未託人偷偷送信出來告訴我，他不能跟西方保持聯繫，因為他可能會因此喪命。這不是一件難事，當時有很多人進出德國。有人去東德正式訪問，回來后告訴我：「我見到了你那位英俊的丈夫，他是個很重要的人物；他讓我代為轉達他對你的愛。」「他不是我丈夫。」我說，「而且，需要他愛的人是彼得。」我憎惡東柏林，它在我眼裡是共產主義的醜陋和虛偽的濃縮。然而有些同志卻很崇拜它，一直到蘇聯崩潰前夕，他們還在說：「東德的路走對了。東德的經濟領先於其他所有共產主義國家。最初的革命沒有在德國爆發，多遺憾。」

就這樣我入了「黨」，這是當時對共產黨的普遍稱呼。當時我討厭拿著黨員證，討厭加入任何組織，討厭開會——現在也一樣。我只是想記錄下這自相矛盾、愚蠢癲狂的情感和行為。很久很久以後，一直到前段時間，我才想明白，為什麼那麼多人在應該脫離黨的時候，卻仍然堅持留在黨內。但現在先講這麼多。

我們受邀去撒馬爾罕，但內奧米說她必須趕回英國，她要參加阿蓋爾郡的市政會議。她的借口跟道格拉斯·楊的蘇格蘭裙、理查德·梅森的「總的來說我更喜歡洛爾德斯」一樣，都是一種故意的輕慢態度，以顯示自己對東道主不屑一顧。

阿諾德和我在等蘇爾科夫的答覆，但他沒有任何表示。離開莊園的時間就要到了，我們請他跟我們一起到邊上去，但他站著不動。他一步也沒離開那些官員，提高了嗓音，因此目光可即的每個人都不得不轉過身來，看著他。他舉起握成拳頭的右手，開始演說：「偉大領袖斯大林同志領導下的蘇維埃聯邦，將始終按照馬克思主義原則做出正確的決定。」他沒看我們的眼睛。這顯然是別人指使他說的，克格勃在竊聽了我們激動的討論之後，給出了一番套話，讓蘇爾科夫和他們都不會有危險。蘇爾科夫也說出了一些自己的立場，但直到幾年之後我才意識到這一點。

傑克把瓊視為競爭對手，或者這也只是我的感覺，總之只要瓊批評了他，他就會反過來批評瓊。「你為什麼不自己住？你為什麼需要一個母親式的人物待在自己身邊？」他沒有看到，住在瓊的房子里有助於我躲避母親，而且對彼得來說那裡再合適不過了。

瑪麗妮塔·拉斯奇寫了一個劇本：《海外之島》，主題是英國變成了美國的附庸國。美國的軍事基地遍布不列顛——這就是「孤軍」對抗希特勒時，我們為美國的救兵付出的代價。她被指斥為「共產分子」，而她的立場其實跟共產主義相去甚遠。凡是批評「當權派」（人們剛剛啟用這個詞，用來替代「統治階級」）的人都是「共產分子」，因此按照定義就是叛徒。在我現在看來，這是冷戰帶來的最糟糕的後果：很多合理有用的批評都被一句話給打發掉了，「這無非是共產主義的宣傳」。

我對羅森伯格夫婦的態度很簡單——他們的孩子還很小，就算他們有罪，也不應該被處決。我收到了作家和知識分子的回信，大部分都表示，既然黨拒絕批判蘇聯的罪行，那麼他們也沒有理由為羅森堡夫婦請願。

在接待儀式的背後是斯大林一手製造的大飢荒的恐怖，是大清洗，是古拉格，是戰爭的毀滅性打擊，是黑暗年代對猶太人的屠殺，是不能說出來的不公、折磨、謀殺和酷刑。當我寫下這些文字的時候，我記得有報道稱最近剛剛發現了集體墳坑，並且證實，因為成千上萬的人被投進監獄，導致監獄人滿為患，斯大林不想花錢新建監獄，於是通過槍斃犯人來解決問題，然後繼續抓人。我們遇到的那些俄國人背後正是這樣的歷史。當時斯大林還活著，像蜘蛛一樣從克里姆林宮監控著一切。我們那時並不知道這些，但斯大林卻在閱覽蘇聯的一切出版物——長篇小說、短篇小說、詩歌、所有的戲劇、電影腳本。他讓人用指定的歌詞創作歌曲，以配合戰爭的不同階段，包括一次次戰役。他確信藝術家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人們經常引用他的這番話。解禁的蘇聯檔案活靈活現地體現了親愛的約瑟夫大叔的性格。

還有就是像所有殖民地來的人一樣，我對英國當時的階級體系感到震驚。英國是兩個國家——現在好一些了，儘管改變不大。我剛到英國時，我的羅得西亞口音讓我可以跟工人階級聊天，因為他們把我看作禁忌體系之外的人，但當我可以講中產階級的標準英語時，情況就發生變化了。這不是我特意選擇的，無論到了哪裡，我都會不由自主地吸收周圍的口音。一道簾幕就這樣垂下來，門「砰」地關上了。我想說的是應該把工人階級當成平等的人來對待，而不是出於上層階級的友善或者是家長式的「和藹」。然後我發現，三十年代那些靠著苦茶水、人造黃油和果醬熬過來的人們，那些長年失業、生活在骯髒的貧民窟的人們，居然投票支持保守黨。

「也許他想來點雪利酒？」伊夫琳說。

「沒關係，」伊夫琳語氣堅決地說，「狗犯困了，孩子玩得心滿意足，讓他們躺著吧。」

當瓊說「搬走對彼得不好」時，她觸到了我的痛處。我知道這一點，但現在住的頂層太小了。而那時彼得已經是個能量充沛的八歲男孩，他需要更大的空間。然而他最需要的是一位父親，歐內斯特至少是個大哥哥。

「我猜日本小男孩的臉色沒有這麼紅潤。」戴茜對妹妹說。伊夫琳說，「但這不表明他們不如英國孩子健康。」

我在多倫多港畔文學節上遇到了這樣一件事：我在接待區見到邁克爾·霍爾羅伊德，他是我們那個時代優秀的文學傳記作家之一，他面色蒼白，筋疲力盡，一臉茫然。他的出版商已經派他飛了三次，從多倫多飛往美國三個不同的城市，「推銷」他寫的跟蕭伯納有關的書。在其中一個城市，原定的電視訪談已經取消了，但他到了演播室才知道。在另一個城市，採訪他的人想了解一下琳恩·里德·班克斯的情況，然而他碰巧娶的不是班克斯，而是瑪格麗特·德拉布爾。第三個城市，採訪他的人不知道他寫了什麼。那場訪談連一般的「弱智」都不如。對作者的這種剝削——還有羞辱——已經被視為理所應當。

一個來英國旅行的美國人問我是否讀科幻小說。我說我讀過奧拉夫·史德普頓、H. G.韋爾斯、儒勒·凡爾納。他說這是個不錯的開始，隨後就送給我一大捧科幻小說。當時的感覺至今都沒有改變。科幻小說的種類之多、範圍之廣讓我激動不已，而且它們包含著各種思想，以及社會批評的可能性——當時美國麥卡錫主義盛行，氣氛壓抑，對新思想充滿敵意。但是我對那些作品中的人物塑造感到失望，覺得不夠生動。我的導師說，這依賴於文化母體，如果主人公是人造行星安德洛墨達25,000片區的尖端工程師狄克·坦崔斯，工號65092，你能期待他有多生動呢？說得很對，但我始終覺得，能像亨利·詹姆斯的小說那樣，把人物形象刻畫得豐|滿而生動的科幻小說至今尚未問世。如果有，那麼首先它將是一部偉大的喜劇。如果現在的科幻小說足夠精彩離奇、震撼人心，讀者為什麼還會抱怨？科幻小說中有我們這個時代最優秀的作品。如果你剛從傳統文學中回來，那麼只要打開一本科幻小說，或者跟科幻作家待上一會兒，就會覺得好像在一個空氣混濁的狹小的老房子的牆上開了一扇窗。

我會從夢中醒來，嘴裏念著「它們集結起來，侵染整個時代」。我，霍普金斯說的就是我。

我們的節目並不全是集體農場、人民宮和演講。我們看了《紅罌粟》，雖然是政治教育芭蕾舞劇，但並不枯燥，因為它諷刺的對象包括資本主義夜總會的墮落場景。觀眾能欣賞一下他們本應該蔑視的一幕。看著扭動的裸體，觀眾的臉上呈現出渴望、羡慕、譴責的表情。但歌劇《伊凡·蘇薩寧》的觀眾則是另外一番景象：這是另一個俄國，它保存完好。偉大的歌聲，偉大的音樂！但在我們看來，這部作品已經中了過去的魔咒，因為它完全是現實主義的，現實到你能數得出樹上有幾片葉子。這部歌劇的主人公是個農民，老百姓中的一員，他奮起反抗侵犯俄國母親的敵人，為了保衛沙皇而戰死。有些觀眾自始至終都在默默地抽泣，在為期兩周的讓人暈眩的訪問中，正是這一幕直接說出了「偉大的愛國戰爭」的核心，說出了那場戰爭對這些俄國人究竟意味著什麼。

我們跟蘇聯作協列寧格勒分部有一次正式會談。於是，就在那些浮華的房間中的一間，我記憶中最陰沉的一次會談開始了。內奧米說，她會堅持讓列寧格勒的作家請米哈依爾·左琴科出來讓我們看看。西方有傳言說左琴科已經死了，被謀殺了。阿諾德和我聽到這個都嚇壞了。首先，為什麼要把一位作家像法庭證據一樣呈上來？而且我們知道，作家們（用我們現在的話來說就是）都在保持低調，盡量不引人注意，左琴科本人最不願意做的事情也許就是被西方當成檢驗蘇聯的樣本。但內奧米堅持自己的意見。

我們被帶進一座大樓，那裡放滿了感恩戴德的臣民們獻給斯大林的禮物。看到這些讓人難過，因為禮物大都很難看，是真正的鄉村風格或田園傳統的扭曲和退化。比如，斯大林的臉佔據了每張織毯的中央位置，每個雕盒、每件金屬工藝品上都刻著斯大林的臉。我離開眾人，一個人走出去坐到外面。就在那裡，我決定按照共產主義的套路寫一個故事，因為我開始很不自在地意識到我們自鳴得意和高人一等的姿態。故事裏面會有非常好的人和非常壞的人，就像狄更斯的小說。我寫了這個故事，標題叫《飢餓》，講的是一個來自非洲鄉村的年輕人，他傾家蕩產，以整個生命為賭注來到大城市。這是我們那個時代常見的事，並不只發生在非洲。故事的背景來自我認識的非洲人，如果我去問他們，他們就會非常精確地告訴我，這件或那件事情在村子里是怎樣做的，索爾茲伯里的各個地方和下等酒吧是什麼樣子的。這個故事被翻譯成很多種語言，重印了幾次，但我為它感到羞愧。我早年寫的很多故事我都希望它們永遠消失。這個故事的問題是過於感性，這往往標志著起源不純：這個故事的雜質是我帶著一種道德觀念在寫故事。

「因為人們會以為我們讚賞中國政府。」

曾經在歌劇院發生了一幕。中場休息時，我在走廊里看到一個非常年輕的女人走進來。她也許只有十八歲，身上穿的白緞子裹身裙也許是她的第一件晚禮服。一個雅緻的女人，一襲雅緻的禮服。她泰然自若地站在門口，接受人們的打量、評價、判斷。沒有人說話，但大家也許都在默默地鼓掌。她一開始有些羞怯，想要退縮，但慢慢有了信心。她站在那裡，含著淚微笑著。是專家們眼神中無形的欣賞、讚許和愛慕使她振奮。可愛的法國深愛著它的女人們，讓她們對自己的女性氣質感到自信——從她們還是小女孩的時候起。

就處|女作而言，《野草在歌唱》在英國、美國和歐洲的表現都很不錯，收到了很多評論，而且重版了。但嚴肅小說很少能讓作者變得富有。我的第二本書——《這原是老酋長的國度》——獲得了好評，就短篇小說集而言銷路不錯，有些單篇故事也被收錄到一些文選中，而且在國外發表。《瑪莎·奎斯特》和《良緣》銷路也不錯，在歐洲和美國也出版了，但這兩本書都不屬於暢銷書。我所有的書都一直在賣，銷售平穩，一直在印，但直到七十年代，我才掙到大額的預付款。我在1958年算了一下，我平均每周掙二十英鎊，相當於工人的工資。

「這可太不像話了。」戴茜說。那孩子趴在無人照管的草坪上，下巴墊在一隻胳膊上，正在用小樹枝戳什麼東西。

我認為，作家的真實生活只有其他作家才能理解，另外還有一小部分人能夠理解，這些人曾經是出版人。出版業發生了如此之大的變化，以致今天人們已經很難相信：出版人跟作者之間的私人關係曾經是出版業的核心。五十年代，每個出版公司都是由一個熱愛文學的人單槍匹馬獨自創辦的，後來變成了幾個人一起創辦。他們經常是傾家蕩產來創辦出版公司，往往沒有足夠的資金，而且有時他們的確是不善經營的商人。他們四處尋找新作者，珍惜他們。有些書也許只能賣幾百本，他們還是付諸印刷。在今天的出版業，所有的資源都被用來推動幾個星期的密集銷售，一句玩笑說出了出版社的資源分配原則：「這本書在貨架上的壽命是六星期……兩個月。」就像常有的情況，一開始這隻是玩笑，但很快就不再是玩笑，變成了對事實的精確描述，出版界的每個人都在用。

一個年輕警察把茉艾迪押送到東德邊境，眼中含著淚——他不喜歡他自己的所作所為。

我想作家小組的這類會議應該不超過十次。我們對文學的討論完全沒有屈從於黨的路線，我們對「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持批評態度。至於我，同志們告訴我——作為我對黨的思想貢獻的總結——我提出的問題，要麼是他們從來沒想過的，要麼是答案太顯而易見，沒有人會浪費時間去想的。而我的麻煩在於：我區分不出這兩類問題。

「平和和寧靜讓我發瘋，」他說，「費利西蒂，我不能這樣下去了。」

其中之一是我的情人。有天晚上我和茉艾迪·約克爾一起去參加一個派對，我在那裡遇到了一個男人。我當時覺得這就是我命中注定要一起生活的男人，命中注定我要擁有他，依偎他，跟他快樂地在一起。

「但這房子不是你的。」

一周有兩三次，我們會跟薩斯曼太太討論自己以及對方的行為，並對動機進行追根究底的探尋。不過現在，和那些痛苦不堪、難以承受的事情比起來，顯然是「我剛買了些牛角包，一起來吃？」或者「你聽到新聞了嗎？真可怕，我們聊會兒？」更有趣。我最喜歡聽她談論她通過父親和黨的工作認識的那些藝術家和作家。她對世事的洞見常常令我折服。比如，大衛·邦伯格曾為她父親畫過肖像，但當時藝術圈的人不重視他。「哦，別擔心，這很正常。不過等到他死了，那些人就會發現自己的錯誤了。」她對此淡然處之，而我卻義憤填膺。大衛·邦伯格一生貧困，無人賞識，然而他死後，事情果然像瓊說的那樣。她從派對上回來，告訴我奧古斯塔斯·約翰也在場。她說她告訴年輕的姑娘們：「最好小心點，別被他哄去當模特。」因為奧古斯塔斯·約翰那時已經是個滑稽的角色了。她還告訴我，她剛剛從BBC附近的酒吧回來，就是路易斯·麥克尼斯和喬治·巴克常去的那個酒吧。而且她剛剛在BBC勸雷吉·史密斯看一些手稿。雷吉·史密斯對年輕作家一向很慷慨。她是1954年蘇荷廣場集市的組織者之一，當時大家一定玩得很開心。我聽到她響亮快樂的笑聲沿著樓梯傳上來：「你肯定不相信我今天遇到了什麼事情，明天再告訴你。」

作家生活的起起落落意味著複雜的納稅申報。有一年，我沒有錢為收入不錯的上一年繳納稅金。所得稅稅官來找我，他同情我，但是沒有用，我必須要繳稅。我怎麼付掉的？不記得了。也許是靠寫書評。我記得，當時像我這種情況（帶著小孩，沒有孩子爸爸的支持）是沒有補貼的。即便有，我也會不屑去領——這事關驕傲。

像所有的作家一樣，我靠一張張支票過活。瓊不介意我遲交兩三個星期的房租。有回我欠了五個星期的房租，我感到很不安，都快要生病了，因為她也沒有多少錢。這些尖銳的記憶修正著我的一般化陳述：「缺錢不曾讓我擔憂。」（我有段時間確實總在這樣說。）好吧，有幾次我確實很擔憂。我把孩子送到學校，沿著丘奇街往前走，邊走邊哭，因為我買不起吃的。一個男人快步向我走來，停下來，問我為什麼哭。我說，我身無分文。他說：「好了，高興點，下個星期這時候你就有錢了，不是嗎？」他說得沒錯，因為錢總會從什麼地方冒出來，我真的高興了起來。我賣掉了我媽媽的首飾。我媽媽把她那些沉甸甸的金鏈子、金別針、金手鐲和維多利亞小飾品送給我，這是一個儀式：媽媽把值錢的首飾送給女兒。我不想要，讓她自己留著，但她堅持要給。當我把首飾送到珠寶店時，我絕對是自己送上門去受騙的，我的情緒非常低落。那些首飾的式樣已經過時了，我記得我帶著歉意向對方指出這一點。他們付了我不到三十先令，十年後，當維多利亞風格又流行起來的時候，那些首飾值幾百英鎊。我還有一台維多利亞時代的縫紉桌，戴茜阿姨送給我的，非常漂亮，有很多小抽屜、浮雕裝飾的隔層、鼓鼓的插別針和針的軟墊——一件珍品。樓下有一家古董店，我求他們買下這張縫紉桌，他們不肯，說沒有市場。沒過多久它就變得很值錢。

在那之後，我拒絕了各種各樣的和平使團或文化使團的邀請——當時正值各類使團開始前往各個共產主義國家的時期。我記得曾經接到過訪問中國、智利、古巴和其他國家的邀請。同情共產主義國家或者至少不敵視共產主義國家的作家總會受到邀請。麻煩在於，雖然你不喜歡黨的方針，但你喜歡你遇到的人。通過飽含同情的想象，你跟他們結為一體，對他們的痛苦感同身受。這一定是恐怖分子綁架人質后發生的情感模式的一種體現——通過潛移默化，人質很快跟綁架者結為一體。共產黨政府總是利用來賓的聲望來打動他們控制下的民眾，但這些民眾其實非常明智，不容易被打動。當時人們一直在爭論：一個人應不應該接受官方的邀請，去訪問鎮壓人民的國家？現在仍然在爭論。當我1993年應英國文化協會之邀，跟瑪格麗特·德拉布爾和邁克爾·霍爾羅伊德一起去訪問中國時，在東方工作的西方記者跑來告訴我，我去中國是個錯誤。但當我問一些住在倫敦的中國人我該不該去中國時，他們不明白我為什麼會這樣問。「為什麼不該去？」

沒過多久，階級體系使我覺得自己像被關在監獄里，於是我向黨組織申請去走訪礦工社區。我找到了靠近唐卡斯特的阿姆斯索普。那是一個陰沉壓抑的村莊，不過因為是新建的，村裡人覺得跟住在舊村時比起來，他們已經算幸福的了。有一個礦工家庭有三個十幾歲的孩子，夫妻倆成為共產主義者已經幾年了。我在他們家看到了在別的村民家看不到的成堆成堆的書。他們聽收音機里播放的音樂和廣播劇。他們跟我說起西比爾·桑代克戰爭期間帶著劇團到這裏給礦工演出莎士比亞的場面，還說社區的每個人都記得這件事。這對夫婦曾經去過蘇聯和其他共產主義國家。那時大眾旅遊尚未興起，他們是村裡唯一一對外出旅行過的夫婦。那個曠工是父親式的人物，或者說是大家默認的代言人，總是有人到他家裡向他討主意。他跟我談論礦工社區、英國和自己的生活——那些二三十年代最常見的貧窮故事，他總是講得頭頭是道，但關於蘇聯和共產主義，他說的卻都是謬論。然而，如果你告訴他，他無比景仰的東西不過是一種幻象，斯大林其實是個惡魔，你就會殺死他心中的東西——希望，對人性的信心。一端是合理、清醒、誠實，另一端卻是謊言組成的海市蜃樓——這種雙重現象在當時很常見。

就在上周，有報道稱，有人說「他們應該在泥溝里摸爬滾打」，說的是作者推銷自己的書的事。現在一切都昭然若揭。作者身上的那種寫出好作品的才能是無法被控制的，出版商，即便是最好的出版商，有時都會為此而氣急敗壞，甚至覺得不可忍受。每樣東西都可以控制，唯獨這樣東西不行。但總有一些對四處簽售、做白痴訪談樂此不疲的作者，你可以把他們派出去。你可以讓他們去跳圈，而且把這些也寫進合同裏面。出版商經常想遣散所有的作家。他們做出了一些方案：根據套路，把情節送進計算機，小說就炮製出來了。然而很奇怪，這樣的小說缺少那種汁液和精髓，那是他們的所有出版物的基礎。這讓出版商難以接受。作家自己也經常為此而氣惱：最好的作品總是在躲著他們。但這個事實並不讓出版商感到安慰。

阿瑟·庫斯勒寫道，當所有的證據擺在面前，仍然決定留在黨內的共產黨員對已經發生的事情都有一種秘密的解釋，一種無法跟朋友和同志討論的解釋。我認識的一些共產主義者表示：沒錯，報道出來的那些罪行都是真的，但絕不像資本主義媒體說的那麼壞，但斯大林同志肯定不知道發生什麼了，因為有人向喬大叔隱瞞了真相。我對那些事情進行了理性分析，我的「秘密解釋」是：蘇聯的領導層已經腐敗了，但守候在共產主義世界各個角落的都是優秀的共產主義者，他們保留著自己的意見，會在恰當的時候掌權，然後共產主義就會繼續向著公正、完美的社會邁進。當然，除了傑克，我不能跟任何人討論這種解釋。但問題是，我沒有意識到，喬大叔把那些優秀的共產主義者全殺光了。

如果我不是共產黨人，我就不會去做的事情還有哪些？我曾去一大片公寓街區賣《工人日報》，還在那裡為某次市政選舉散發助選傳單。那是在白天，開門的都是女人。「這類事情都是我丈夫在處理。」她們請我進門，因為她們很孤單。女人和孩子待在家裡，關在陰暗、破敝、寒冷的房間里，那是在社會大繁榮即將爆發之前——那場被描繪為「你從來沒過得這麼好」的繁榮。這樣的處境讓我再熟悉不過了。他們需要的是關於分期付款的建議，關於如何領取兒童津貼的指導。他們不知道按規定自己能得到什麼福利，怎麼得到這些福利。在羅得西亞，從這樣的家庭里走出來，我只需要給什麼人打個電話：「住在32號的女人需要……」但現在，這些相關規定我自己知道的也很少，也不知道該給誰打電話。我對黨組織說，這些人對共產主義不感興趣，他們需要的是社工。這種事情我只做過一次。跟黨有關的每一件事情都是陰暗壓抑的，但原因並不僅僅是我像往常一樣處在錯誤的位置上。

「那你最好拿出文件來證明一下。」

缺乏文化教養是英國的頑症，在倫敦最為突出。就在我寫這本書的時候，人們在飯桌上最喜歡的娛樂是自豪地列舉自己沒讀過、也不打算讀的名著。一家重要的報紙——《獨立報》——有個每周專題：關於你曾經想讀的那些書，你需要知道的一切。裏面給出了諸如《戰爭與和平》這樣的書的情節梗概。（怎麼，你連玩笑也開不起嗎？）很容易想象寫這些豆腐乾簡介的人的臉上那副志得意滿的笑容，他把這些鴻篇巨製縮減到學校考試的答案水平。

有些事情我不敢告訴傑克。比如說，有一天我和薩斯曼太太坐在一起，幾分鐘都沒有說話，然後她開口道：「我敢肯定你知道，雖然我們什麼都沒說，但我們在交流。」這句話很不明智。她認為我是共產主義者，因此我一定會把這類話當成「神秘家的胡說八道」。她說的不是身體語言（「身體語言」這個詞以及對人的姿態、手勢等進行解釋的技巧都是後來才出現的），而是心靈之間的交流。她的話一出口，我就想，好吧，是的，把這種異端邪說當成我與生俱來的權利接受下來吧。儘管傑克曾經那麼痛苦地批判共產主義，但他仍然是個馬克思主義者，如果把這事兒跟他講，他一定不會認同那些「神秘」的思想。

就在那時，茉艾迪·約克爾進入了我的生活。她的介入彷彿是天意，直到現在我仍然感到詫異。

我母親那時候到底是怎麼想的？現在我認為，她當時沒想太多，也沒法想太多。她渴望回到倫敦，回到她1919年離開時的倫敦。但她在倫敦已經沒有什麼朋友了，除了一直保持著通信往來的戴茜·萊恩。戴茜已經是個老太太了，跟她妹妹一起住在里士滿。她妹妹以前去日本傳過教，而她哥哥一家人則住在倫敦。戴茜這次回倫敦是為了參加她侄女的婚禮。他哥哥的小姨子已經說了：「我希望簡沒有打算在婚禮上出風頭。」簡，這個充滿愛意的昵稱，使莫迪不再認為她還保持著魅力。戴茜寫信告訴我母親，她一定不能搶鏡頭。

這不公平。我遠沒有像喬治·桑那樣，從愛榻上起身，整夜點著蠟燭寫作，讓她的情人獨守空枕；我從來沒有把寫作排在愛情前面，排在傑克的前面；我無限順從傑克的任何一點暗示，為他放棄各種寫作計劃；簡而言之，我就像簡·奧斯汀……好吧，只差沒有用吸墨水紙遮住自己的文稿，只有當他不在身邊，或者知道他不會來的時候，我才會寫作。但這裏我們的確觸及了一個更深的問題。一個把愛情排在文學前面的女作家，當愛情讓她失望時，她便用愛情來創造文學。「好吧，這究竟是誰的錯？！」

在西西里的一家酒店裡，經理站在桌子後面，把我的一本書端到我面前，命令說：「致我媽媽瑪麗亞，然後寫上『謹奉祝願』。」他手裡握著我房間的鑰匙，我不簽就拿不到鑰匙。

「就是說，這個人告訴你，他一直在參与炸毀這家酒店的事情？」

就這樣，我為自己和彼得創造了一種生活，那算得上是一種成就，我為自己感到驕傲。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彼得，他很享受這種生活，尤其是他進了肯辛頓的幼托學校，而且我們跟瓊和歐內斯特在一起，家庭氣氛很愉快。沒有哪個小孩像彼得這樣愛交朋友。我們的一天仍然從5點鐘開始。他醒來后，我要花上兩個小時給他讀書講故事，因為瓊的卧室在我們下面，她要晚些時候才起床。彼得有時也聽收音機。我們今天已經忘了收音機在電視機出現之前扮演的角色。彼得喜歡聽收音機，什麼都聽。他聽的兩部廣播劇，都是根據艾薇·康普頓-伯內特的小說改編的，每部長達一個小時。他會守著收音機，一動也不動。他在聽什麼？聽懂了嗎？我不得而知。我相信小孩具有充分的理解力，跟成年人知道的一樣多，甚至更多。他們在大約七歲的時候才會突然變得和成年人一樣愚蠢。彼得三四歲的時候什麼都懂，到了八九歲時卻只看漫畫書。我不止一次在小孩身上看到這一點。三歲小孩看電影《2001：太空遠航》會看得入迷，但四年後，他就只能看《路柏熊》了。

法捷耶夫的講話為整個會議議程定下了基調。會議在很大程度上已經發展為蘇聯觀點與西方觀點之間一貫的、徒勞的相互刻薄攻擊。比如今天，在二十多人的發言中，只有一個人的發言內容是圍繞著知識分子，而不是法捷耶夫設定的政治層面展開的。這個人是法國作家朱利安·班達先生，他提出，教育者和歷史學家應該停止頌揚戰爭狂，「不管他們勝利了，還是戰敗了」。文學應該致力於頌揚文明、正義，表彰反對破壞的人。

大約在這個時候，我見到了瑪格麗特舅媽和她姐姐，瑪格麗特是我舅舅的遺孀。這是我媽媽的世界：另一種精英，中上層階級，我媽媽傾慕並希望我也加入其中的階級。然而我媽媽一向不喜歡她的弟妹。我並不是不喜歡他們——這兩位太太穿著傳統服裝，戴著精心打理過的帽子，套著手套，披著狐狸皮的披肩——只是這是一個跟我完全無關的世界。哪怕只是靠近它，我都會覺得有被監禁的危險。我覺得我幾年前就跟它告別了，但如今媽媽又開始催促我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置身「正經人」當中。

彼得最喜歡的是內奧米·米基森在蘇格蘭的住所，我們去過那兒三四次。內奧米在戰爭期間買下了那座位於金泰爾海角的大房子，給家人當庇護所。每逢復活節、聖誕節和夏天，裏面就住滿了人。內奧米的兒子有的是醫生，有的是科學家，他們的妻子個個出類拔萃。他們都邀請了朋友。科學與藝術之間出了名的文化隔閡在這裏並不存在，因為內奧米的作家和記者朋友們也願意從倫敦和愛丁堡來到這裏做客，來賓中還有政治人物，因為迪克·米基森本人就是政治人物。內奧米跟波札那的聯繫已經開始了，她很快就被波札那的一個部落尊為部落之母，因此客人裏面有非洲人。當地的漁民——內奧米有艘漁船——和市政議員混雜在倫敦來的客人中間。內奧米沒有得到她作為女主人應得的讚譽——把那麼多形形色|色的人聚集在一起，讓他們和諧相處，絕對是一項不尋常的成就。最難的是那裡有各個年齡段的孩子，因為這是個生殖力旺盛的家族。最近我遇到一些四五十歲的人，他們說他們在卡拉代爾宅邸度過的假期就像生活在魔幻世界里，那是他們童年時代最愉快的時光。怎麼可能不是呢？奇大無比的房子，許許多多的房間、壁龕、角落和角樓；蘇格蘭西部空氣溫潤，但也會突然狂風大作，咆哮而來，抽打著、嗚咽著穿過所有的煙囪；開滿石楠花的沃野綿延幾英里，他們在那裡奔跑玩耍，沒有人管束，也沒有危險；沿著一條很短的路走到盡頭，就是金泰爾海角的沙灘和海浪。三四十個人可以隨便窩在宅邸的某個地方，或者是在宅邸的輔樓里。那裡的氣氛歡快、喧鬧，但並不是只因為有小孩才這樣。到了晚上，外國客人會目瞪口呆地發現，這些聲名顯赫的人像小孩一樣玩起了「謀殺」或「郵差敲門」的遊戲。下一分鐘大家又開始下棋，或者是吵吵鬧鬧地玩起拼字遊戲。大家的聲音經常很大又很尖。內奧米的女兒們嫉妒她——這位熱情洋溢、奔放不羈、聰明機敏的媽媽——她們對她言語尖刻。我想，好吧，如果你們不能跟自己的媽媽和睦相處，為什麼不離開？就像我這樣。可你們卻在這裏利用著各種舒適的條件，然後又為難她。但我正在目睹的是一個新時代的開端：孩子們一邊尖刻地批評，一邊窩在家裡。

民意測驗（特別是戰爭期間的民意測驗）是我們看待自己的新態度的最初表徵，這種態度在今天已經司空見慣。社會學正在萌生，我們開始能夠觀察我們的社會和行為，就像外星人可能會用的眼光一樣。現在我覺得這才是重要的事情，但在那個時候，作為公民，我們滿腦子想象的都是福利國家。

今天，由法國和波蘭組委會主持、旨在尋找和平之路的知識分子世界大會在並不和平的氣氛下召開了。波蘭外長莫查洛斯基先生向代表們致歡迎辭之後，蘇聯作家亞歷山大·法捷耶夫先生以他一貫對「美帝國主義」的惡語攻擊為大會揭開了帷幕，而且這一次他把美國文化中的「反動侵略」元素也囊括進來。

我們還在弗蘭克·約翰遜的公寓度過了一個晚上，約翰遜是駐莫斯科的英國報界人士。所有來訪的外國人都會去他的公寓做客。他毫不掩飾自己對蘇聯的同情，現在看來，他當時可能一直是克格勃。他是個很有親和力的公眾人物，他的妻子是個俄國美人。就是在約翰遜的公寓里，我聽到俄國人（包括約翰遜的妻子）說出了「我討厭黑人」這樣的話。而且像南非的任何一個白人太太那樣，說「我不會用黑人用過的杯子喝水，我要給它消毒」。俄羅斯人還談起蘇維埃聯邦中的非俄羅斯共和國——喬治亞、烏茲別克、波羅的海諸國等——他們的態度就像南非白人一樣：「如果沒有我們，他們就全完了」；「是我們在支持著他們」；「他們很落後」；「我認為不應該讓他們加入俄國」。

黨經常組織周末遊行，抗議這個、抗議那個，路線通常是從海德公園到特拉法加廣場。彼得喜歡遊行，大多數小孩都喜歡。遊行就像野餐，就像家庭活動。大家互相打電話，約好碰頭，遊行之前或之後去酒吧，或者在遊行途中討論共產黨的事務。我私下裡覺得這種遊行跟教會野餐一脈相承。無論規模大小，這些遊行或「示威」確認了我們的團結，我們站在正義一邊，對抗整個世界。在冷戰的日子里，人們會衝著我們高聲謾罵，甚至向我們扔東西，這些是對我們的殉道意志的肯定。每一次，組織者都會聲稱參加者有幾百、幾千或幾萬，而新聞上會說只有一半那麼多，或者更少。真實人數居於兩者之間。有次我們遊行抗議削減教育基金，即「巴特勒削減決議」，孩子們興高采烈地跟著我們，嘴裏唱著「打倒金銀花」。遊行、示威和抗議是一件讓人非常愉快的事情，對於有些人，甚至騷亂和跟警察對抗也是很愉快的，人們很少承認這個事實。對很多人而言，這些「示威」就是他們的社會生活。

大約這個時候，斯大林死了。我寫了篇小故事《斯大林死去之日》。有人告訴我，國王大街並不欣賞這個故事。

當我跟約翰·薩默菲爾德說起這件事時，他說：「你要想理解英格蘭，只需記住這一點：我們是一個為了幾英鎊的利潤而把納什的攝政大街剷平的國家。」

一開始，我最常見到的是莫迪凱，然後是跟他在一起的女人凱茜，因為有那麼幾個月，他也住在丘奇街上。我們的交往遵循著比較隨意的殖民地風格，互相進進出出，隨便做點吃的。凱茜是個聲音洪亮、性格直率的聰明女人。朋友間流傳著一句玩笑：儘管她不是高貴的猶太女人，但她做的猶太菜比任何猶太女人做得都好。當時我們開了很多玩笑，開懷暢飲，享受了很多美味。後來我最常見的是魯本，我們是多年的朋友。

四點鐘，餐桌再次被推了進來，阿姨們戴上圍裙準備，摘下圍裙享用。餐車上面一層擺著小圓麵包、黃油、果醬、鬆脆餅、蜂房中的蜂蜜、小蛋糕、各式各樣的餅乾，下面一層是兩個大蛋糕，一個蛋糕很蓬鬆，裹著水果和奶油，另一個是水果蛋糕。這其實才是正餐。午餐，是的，她們已經款待過客人了，因為她們必須要用午宴——這種場合下的星期天午宴——很得體地款待客人。但這些點心才是她們真正喜歡的。我可以看出來，這才是她們一天中的正餐，她們吃啊，吃啊，而且執意讓我和彼得多吃。她們喝了很多杯茶，戴茜喝的是伯爵紅茶，伊夫琳的是錫蘭紅茶，噢，一定要再吃一塊，然後她們戴上圍裙洗餐具去了。到五點了，我們可以離開了。我和彼得起身去巴士站，跟她們揮手告別，再次揮手告別，我聽到伊夫琳說：「好了戴茜，現在你只管坐下，讓腿歇歇，我去弄晚餐。」

我在他家裡住了兩周。我經常醒著躺在客廳的沙發上，沙發就在他們的卧室下面，我能清晰地聽到他的咳嗽聲。井下作業讓他得了肺病，他知道自己來日無多。他不允許孩子們靠近礦井，他覺得在井下過的簡直是豬狗不如的日子。

通知我獲獎的電話打來時，傑克跟我在一起。我不敢告訴他——最後表明，我的擔心是對的——因為他立刻嚷起來：「就是這樣，我們完了。」這是來自他內心深處的聲音，來自他黑暗的男性的深處。我非常震驚、非常恐懼。我辯解、哀求、訴諸公正，但我們完了，我知道。

她們後來搬到了索爾茲伯里（英格蘭的索爾茲伯里），我去那裡探望她們。又是一座小小的老房子，也有一個花園，裏面到處都是蜜蜂、小鳥和蝴蝶。她們忙於為教堂整理鮮花，勤勉地維持著中產階級的生活脈絡，九_九_藏_書整天都在進餐，還做很多善事：她們去看望窮人，送去鼓舞人心的話語和自己做的蛋糕和糖果。然後戴茜阿姨說，她要去倫敦跟我待上一天。我不能讓她去爬我那裡的陡峭樓梯，於是帶她出去吃午餐，但是很難找到她以前習慣的那種提供精美的英國菜的餐館。沒錯，那種餐館在英國的外省比比皆是，唯獨在倫敦沒有。我帶她去了德里與湯姆屋頂花園，帶她去喝茶。然後，大大出乎我的意料，她問我能不能安排她住進一家不錯的養老院。我大吃一驚，不知所措，坐在那裡，一動不動，一言不發。這種記憶是有用的，因為隨著你年齡增長，變得非常能幹、精通世務，你就會忘了你並非向來如此。現在如果有人說，請安排我住福利院，我就會知道怎樣安排，但在那個時候，她就像是在要求我用手推車把她從英格蘭最南端推到蘇格蘭最北端。我當時仍然處於倫敦生活的邊緣，我覺得我只是用自己的指尖剛剛鉤住它一點點。一股巨大的懊喪攫住了我，我感到疲憊，這種疲憊是我的敵人，因為我的一生中有太多時間都沒有在做自己喜歡或者讓自己很享受的事情。戴茜阿姨，這個從我出生起就一直在我生活中的人，為什麼會看不出她對我的要求太過分了？況且戴茜阿姨在倫敦住了一輩子， 大部分時候正是從事著「護理行業」，她怎麼會在這方面需要我的幫助？伊夫琳呢？兩個老太太不是剛好可以做伴嗎？因為我當時的態度跟大家一樣，也是一種偷懶的態度：「這裡有兩個老太太，她們倆住在一起多好。」（她們會互相照顧，我就無須過問了。）但也許她們合不來？這兩姐妹以前很少見面——因為其中一個在日本度過了她的整個成年時代——也許她們互相不喜歡對方？

我已經不太喜歡卡拉代爾宅邸了，可我為什麼還去？當然是因為孩子。

旅行歸來后我將它們記錄下來。一幕幕小小的、色彩明亮的場景從故紙堆和舊筆記本中躍入我的腦海里。「哦，上帝，所有這些發生過的事情，真有那麼回事兒……」

如果把今天的普通年輕人送到五十年代早期和中期的一個非常普通人家裡，他會怎麼樣？也許會覺得尷尬。原來一切舒適的東西都是最近才有的——在他祖父母的世界里，所有的東西都透著勉強度日的貧寒。

我認識的作家和藝術家都沒什麼錢。人們現在的態度變了：年輕作家要求高得過分的預付款，擔心沒有保障。在我們那時候看來，為自己的未來擔憂是可恥的，屬於「小資產階級的想法」。也許是因為戰爭把人們對「保障」的信心完全摧垮了。大家都不以貧窮或捉襟見肘為恥，因為這些根本就不是問題。至於我，我既可以說我不擔心錢，因為我知道事情最終會變好；同時也可以說，在短期里，我總在為錢擔憂。這兩種情況都是真的。我身上的樂觀態度正是我當時的處境所需要的，我認為這種態度是精神和肉體共同產生的一種傾向和氣質。我沒有指望自己變得富有，因為這不是問題所在。我只是知道我在做我必須做的事情：寫作。這意味著我要管理自己的精力，於是我的時間不會被不必要的東西侵擾，我的能量不會被錯誤地耗盡。說起來容易，寫起來也容易——但這是作家使命的癥結與核心。當我們四處走動，暫時變成談話者，站在講台上侃侃而談，人們總會問我們：「用的是文字處理軟體，還是鋼筆，還是印表機？你每天都寫嗎？你有什麼樣的規律？」這些問題都在本能地、笨拙地瞄向這個至關重要的點：你怎樣使用你的能量？你怎樣節約你的能量？我們每個人的能量都是有限的，我敢肯定，成功的人都懂得——無論是本能地，還是有意識地——都要很好地運用它們，而不是讓它們肆意流淌。如何運用能量因人而異，無論是作家還是其他人。我認識一些作家，他們每天晚上都要參加派對，他們在那裡充電，而不是消耗，然後用整個白天開心地寫作。但如果我熬過半夜，跟人聊天，第二天的工作狀態就不會太好。有些作家喜歡在早晨開始工作，越早越好，有些人則喜歡晚上，或者下午——但下午對我來說幾乎是不可能的。你不斷地嘗試、犯錯，然後會發現你需要什麼，什麼讓你有勁，發現你的本能的節奏和規律是什麼，找到后就用心遵守。

在一次前往集體農場的路上，官方汽車正轉彎駛上去農場的路，這時內奧米問，我們能不能停一下。四五輛車停了下來。我們都下了車，大約有二十個人，站在路上，望向田野。當時是八月，天氣非常熱，糧食已經收割了。「土壤風化得很厲害。」內奧米手指著田野說。確實是這樣。「但這個農場去年的糧食收成很好。」「好吧，但如果讓土壤繼續這樣風化下去，你們的好收成持續不了多久的。」她說。這樣，她壓抑已久的批評欲變本加厲地暴露了出來。

小孩在身邊時，我從不嘗試去寫東西，因為那隻會讓我們都感到氣惱。我給他讀故事，我們一起玩卡片遊戲。他聽他很喜歡的收音機，大人的廣播劇和兒童節目他都愛聽。晚飯時間，如果瓊和歐內斯特在屋子裡，彼得就會下樓去找他們。八點鐘，我把他安頓在床上，但他向來都不愛睡覺。他醒著躺在床上，直到九點多或更晚才入睡。這時候，傑克來到我這裏。我們吃東西，說話。傑克在毛德斯萊醫院很努力地工作。那是英國首屈一指的精神病醫院，而且那是精神病學思想爭鳴、新發現層出不窮的時期。我們今天視為想當然的很多精神病學理念和臨床做法都是在那個時期建立起來的。傑克是那種在今天也許已經過時的醫生。他通過從音樂（因為他精通音樂）、作曲家的生活或文學情節中尋找參照來解釋毛德斯萊醫院的理論和臨床實踐（或者說跟病人打交道的經歷）。一位來自倫敦東區的窮人可以跟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某個人物相匹配，一個發瘋的姑娘則跟歌劇里的一個故事相匹配。他對病人的痛苦感同身受。對當時正在進行的實驗，他常常抱著半信半疑的態度。比如，他曾向我描述過催眠試驗。如果你對什麼人（任何人）實施了催眠，讓他們描繪很多年前（比如他十歲或二十歲那年）5月2日發生的事情，這些人就會把那一整天的事情說出來。「我起床時心情不好，我跟丈夫吵了一架，我去買東西，我做晚飯……」如此等等。這些事情全都保存在頭腦的某個地方。被我們稱為「記憶」的東西只是大腦的一個很小的部分，可以把它看作從滿滿的真實的記錄中濺出的一點水花，這樣比較容易理解。「我們有什麼權利這樣入侵另一個人的頭腦？」他向我描繪，他站在一排人面前，沿著隊伍隨意對著某個人，響指一打，「他們就開講了，就像這樣，你可以對他們為所欲為。沒有人應該遭受這種對待。」他總是在說，人不應該遭受這種對待，不應該遭受那種對待。他也許曾經是個共產主義者、斯大林主義者，而且仍然稱自己為馬克思主義者，但無論怎樣他都是一個老派的人道主義者——血液中流淌著文學傳統的共產主義者莫不如此。

「是不願做了。」伊夫琳說，「她們更喜歡工廠。哪個頭腦正常的人會更喜歡去骯髒的工廠工作，而不是像我們這樣的體面房子？」帕特里克·漢密爾頓的幽靈在這裏盤旋了幾秒鐘。

我們有時坐在橄欖樹下吃麵包和橄欖，喝深紅色的葡萄酒，有時躲在小教堂里，一邊等待正午的酷熱過去，一邊等待胳膊和大腦恢復。

「我想是的。」

在機場集合的時候，我們五個人都用懷疑的，或者說謹慎的目光打量著阿諾德·凱特爾。但他的鎮定和理智卻反而讓他立刻變成了整個隊伍的領導。這種情況經常發生：那些共產黨人總是被視為妖魔鬼怪，而一旦你親眼見到他們，就會發現其實他們異乎尋常地正常。

回首當年，我自己也感到驚訝，覺得不可思議，我居然在各種要求之間獲得了那樣的平衡——孩子當然是最大的要求。只要有可能，我就會投入到緊張的全神貫注的工作中，同時又留意著那個吞噬能量的小傢伙。

彼得在原來那棟房子里過得很快活，在這裏也一樣。瓊的兒子歐內斯特已經是少年，和瓊一樣出色。他就像彼得的哥哥。沒有伴侶來分擔重任、孤身一人把孩子拉扯大的人都明白，我剛才交待的是那個時期對我而言最重要的事情。

我第一次去巴黎時，住在左岸一家便宜得令人難以置信的旅館里。哥特弗萊德說我應該去找他姐夫的母親。我去了，找到了一位年邁的女人。她穿著舊式衣服，住在一個很小的房間里。房間很高，在一座又高又冷的舊房子的屋頂下面。通過她，我進入了一個中老年婦女的生活網路。這個圈子裡沒有男人。她們很窮，衣衫破舊，只能勉強糊口。她們住在女傭的房間里，或者躲在任何一個肯容納她們的角落裡。她們都是戰爭的受害者，有些人在自己的小避難所里度過了整個戰爭時期，經常連她們自己都不知道是怎麼熬過來的。她們機智、聰慧，是最好的伴兒。她們就像當時住在倫敦的那些難民一樣，你很難弄清楚她們靠什麼過活。她們用漂亮的杯子給我盛珍貴的咖啡。她們坐在火爐邊，不斷往爐子里添木頭、煤塊和從街上撿來的任何能燒的東西——那些從街上撿來的東西要被拖上幾百級冰冷的台階。戰爭開始后，吉斯太太就再也沒聽到過她兒子的消息。她說，兒子蔑視她，因為她不是共產主義者，而她蔑視共產主義者和共產主義。我說，我也算是個共產主義者。她說：「別瞎說，你根本就不知道共產主義是什麼。」這些女人的丈夫、情人或兒子要麼已經被殺，要麼已經將她們遺忘。她們是那麼勇敢，在貧窮與病痛中互相支撐。跟在倫敦的時候一樣，我聽到了很多跟倖存和煎熬有關的不可思議的故事。我們在倫敦談論的政治都只是理念和原則，是其他國家發生的事情。但那些高談闊論被溶解在這些話語中：「我表哥……在寒鴉渡」、「我兒子為了掩護幾個抵抗組織的成員讓德國人殺了」、「我從德國逃到波蘭，從波蘭逃到俄國，從俄國逃到西班牙」……

我在七十年代給《旁觀者》寫了一篇幽默小品文，引用梅瑞狄斯（引自《理查德·費弗雷爾的煉獄》）和D.H. 勞倫斯（我記得是勞倫斯）的文字來說明他們筆下的浮華段落完全可能跟流行的愛情故事一模一樣。人們以為我是在詆毀這兩位作家，馬上有讀者寫信給我，抨擊偉大的作家。歌德？太德國了吧！塞萬提斯？多沉悶——這是這些人最喜歡用的詞。司湯達？噢，多麼冗長乏味！這些人，這些惡狗們，只要有一點點借口就蜂擁而上，急不可待地把文學撕成碎片。

作者可能會（而且是經常會）遇到這樣的事情：從傳真機上收到幾米長的傳真，或者從快遞員手裡接過幾米長的列印紙（標著「非常緊急，馬上遞送」），上面寫著：「我剛剛讀了你寫的精彩絕倫、引人入勝的小說。我通宵在讀……」接下來幾百字都是類似的話。但激動的情感都注入了這封信中，消耗殆盡。一周后，寫信的人會揀起這本小說，翻過去：「我已經不感興趣了。真滑稽。」

這一進程吸引了更多人的興趣。這種情況反覆發生：原本僅限於少數人的觀點，特別是那些受到攻擊和聲討的觀點，展翅起飛，擴散到整個文化。不到十年時間，共產主義內部誕生的片語變成了語言通貨的一部分：堅定的步伐（我們一定要邁著堅定的步伐）、固有的矛盾、表率、法西斯主義者，其他所有乾巴巴的套話都可以在《泰晤士報》的編者按中看到。

傑克因為我去薩斯曼太太那裡而責備我。他說我是大姑娘了，應該明確地讓母親離開，讓她去過她自己的日子。她身體健康，不是嗎？她很堅強，對吧？她也有足夠的錢過活，是吧？

這個邀請帶著一絲超現實的色彩，但要說超現實的話，又有什麼能跟裝飾紅場的高懸的宣傳橫幅比呢？橫幅上寫著：「多喝點香檳吧！」因為政府一直在跟「酗酒」這個魔鬼做鬥爭，跟伏特加相比，他們覺得香檳在通往健康的道路上前進了一步。在沒完沒了的宴會上，偶爾聽到的官員之間的談話也很超現實，他們談論在黑海度過的心曠神怡的假期：「那裡鱘魚的做法讓我妻子很傾倒。」

每到蓋伊·福克斯之夜或者其他節慶，人們一有借口就會在轟炸區點上篝火，家長們帶著孩子從周圍的街上走來，聚到篝火邊。我會把這裏的業餘愛好者的溫馨氣氛跟我在漢堡轟炸區看到的五朔節之夜的熊熊篝火作一番比較。

「可是阿諾德，我親愛的孩子，你這話不可能是認真的吧。」

她是一個安靜、愛沉思的女人，她兒子是個紅頭髮的倔強小孩，好鬥、 脾氣暴躁——母子兩人氣質迥異。她的工作允許她四點鐘下班，而且她跟我一樣，總是很疲憊。她的故事在當時不同尋常，但到今天已經司空見慣：她懷上一個男人的孩子，他曾說會跟她在一起，但後來離開了。簡而言之，這是個單親家庭。她懷孕后，父母不願意幫她。一些熱心慈善的修女收留了她。她們讓她洗衣服，刷地板，每天干十二個小時；就像狄更斯的小說里一樣，讓她住在一間寒冷的屋子裡，睡在硬硬的床板上；她們供給她很糟糕的飲食。算上她，那裡一共有六個懷孕的姑娘。生產時，她們說她的痛苦是因為她的罪。這些姑娘們整天遭到斥責：盪|婦、妓|女、惡魔的孩子。那時候戰爭剛剛結束。她只能待在那兒，因為沒有別的地方可去。聽到她的遭遇我義憤填膺。我覺得我的反應讓她覺得有趣，她的態度是：你還能指望什麼呢？然而，如果接受社會弊端就是成熟的標誌，那麼進步從何談起？這樣的事情如果晚發生四五年，她就會得到福利國家的救助。她的故事最後有了快樂的結局。那個男人回來了，承擔起自己的責任。他不是個容易相處的人，但為了孩子，她把很多東西都忍了下來。他們有兩個狹小的房間，沒有幾件舒適的陳設。

我叫他傑克。他是捷克人，戰爭期間一直跟著我們的軍隊當軍醫。他還是——還會是什麼——共產主義者。

有人也許認為我講了太多跟出版和出版社有關的東西。但要寫作家的生活，怎麼可能不提到出版和出版社？寫這本書有兩個很大的難題。一方面很難再現當時的冷戰氛圍，它像毒汁一樣滲透到每一樣東西裏面，在今天看來就像神經病一樣；另一方面，向讀者描述我開始寫作時的出版界的氛圍跟今天的差異也是很難的。如果我說，「那時候，對真正的文學的尊重統治著出版界」，年輕作家（或讀者）根本不知道我在說什麼。「你說的是什麼意思？」我想象中的對話者反問我。他們確實不明白我的意思，因為沒有哪段經歷可以教導他們，他們當中有很多人真的不知道好書和壞書之間的區別。僅僅通過一個例子就可以看出事情的變化：《觀察家》這類期刊當時只刊登嚴肅書籍的書評，把版面給二流書對它們而言是一種恥辱。如果一個年輕人從來不知道報紙還可以不是這樣，當他在一份被稱為「有品質」的報紙上看到有好幾欄的版面在評論香艷歷史小說或者是充斥著性和暴力的長篇故事，而只有一段文字在說一本經典——比方說福樓拜的《情感教育》——再版了，他（或她）就該知道事情是怎樣的。

另外一些事也讓我渴望得到支持。

我把這段經歷寫進了短篇小說《英國對英國》里。

事實上，我出於革命義務而參加的活動不多。一部分原因是我帶著年幼的孩子，能做的事情有限，還有一部分原因是黨沒打算對我有太多的要求——每時每刻都有「知識分子」在退黨。

一個生活在紐約的女人在《時代》雜誌工作。她是共產主義者，而《時代》雜誌是世界各地的共產主義者仇恨、斥責的對象，因為它「散布關於蘇聯的謊言」。黨的一位官員在一次偶然的交談中對她說，她應該保持清醒，並把《時代》雜誌內部的事情彙報給黨。她答應了，沒有想太多。然而突然間，一股反間諜的熱潮席捲而來。她從一開始就意識到自己有可能被當成間諜，但她對自己說，簡直是無稽之談，在一個民主國家裡，把一家雜誌社內部發生的事情告訴一個合法的政黨，怎麼能算是間諜行為呢？但媒體卻告訴她，事情沒有這麼簡單。她在惶恐不安中離職了。在恐慌的氛圍中，沒有哪個共產主義者是無辜的。

我跟傑克去德國南部旅行，後來我把那次旅行寫進了《天堂中的上帝之眼》里。整個德國的情緒都很低落，民眾很憤懣。那次經歷讓我很沮喪，寫那個故事也讓我很沮喪。有些德國人責怪我寫了那個故事，但我的重點不是德國，而是歐洲。我在思考我們全體——歐洲建設自己，摧毀自己，建設、摧毀、建設……

我不記得我們的東道主的名字了。會見的開場白都冠冕堂皇、熱情洋溢。我們已經不勝厭倦，在私底下說：感謝上帝，我們很快就回家了，只要再聽一次講話——

蒙塔古·斯萊特是個聰明敏捷、性情活潑、有很多側面的小個子男人。他曾為本傑明·布里頓改編過《彼得·格萊姆斯》的劇本。當時他承受著很大的壓力，因為他寫了一本關於肯亞戰爭的書。當時戰事正酣，他在書中揭露了英國政府對抗喬莫·肯亞塔的詭計和骯髒勾當，遭到了報紙的猛批：「你指望共產分子會寫出什麼東西來？」他寫的都是事實，但沒過多久，真假已經無所謂了，因為肯亞塔在肯亞戰爭中獲勝，立即變成了偉大的長者，受到了每個人的尊重，尤其是在肯亞的白人。

有一次，一位在英國皇家空軍服役的朋友帶我去吃午飯。他是我在羅得西亞認識的。他對我說：「你會學著通過這一關的，女人在這方面很擅長。」他帶我出去吃午飯就是為了說這個。顯然，他的用意是好的。當我說我根本沒打算「通過」時，他表示不解。人們沒有必要非得敬重他的階層。再過六七年時間，只要「那一代人」——憤怒的青年人成長起來，我就沒有必要為這種立場辯護了，但在當時我必須為它辯護。兩個人都覺得很尷尬，很不舒服。

朱麗葉·奧希是我的支柱。她代理的作家的範圍非常廣，這讓她不同凡響。她是羅馬天主教徒、保守黨成員。她至少關照著三個共產主義者，我是其中之一，她痛恨而且蔑視共產主義。她也代理其他一些嚴肅作家，同時也代理言情小說和冒險小說作家。她根據我們個人的優點來對待我們，公正、友善，是大家的益友。我不記得她提出過糟糕的建議。從那時起，出版界一直動蕩不安，現在已經面目全非，我在優秀的經紀人的支持下度過了這一切，一開始是朱麗葉·奧希，然後是喬納森·克勞斯。他現在仍然是我的經紀人，也是我的朋友。

書裏面充滿了錯別字，紙張和裝幀都是最廉價的，而出版社對此根本不在乎——了解到這一點當然讓作者感到很氣餒，覺得自尊心受到了傷害。

大批蘇聯官員在一個奢華的房間里等候我們。被欺凌與被侮辱的人的代表為什麼必須住在金碧輝煌、光彩奪目的房子里？這讓人覺得不可思議。那些官員幾乎全是間諜，但我們當時並不知情。在場的還有英國共產黨黨員和黨的同路人，其中不乏聲名顯赫的人，比如科學家D. J.伯納爾。他在結晶學領域做出了開創性的貢獻，激勵了一代學生，這些學生無論是否共產主義者，都尊他為永遠的導師。早在1930年後期，他就勸說英國共產黨人去理解：藝術與科學之間存在著一道鴻溝，混淆兩者將帶來毀滅性的破壞。這曾是共產主義領域的主要論題。當時有很多辯論、講座和學習小組。我記得我自己也曾在南羅得西亞索爾茲伯里的小組裡作過關於這個主題的發言。後來C.P.斯諾吸取了伯納爾的觀點，把它變成了自己的。

瓊不知道，我之所以會覺得受她壓迫，是因為我崇拜她。在優雅、自信和一般的處世經驗方面，她具備我所沒有的優點。幾年後，當我告訴她這一看法時，她覺得難以置信。

我們能很好地理解對方。我們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我現在判斷兩個人的方式會讓那時的我覺得「冷漠」。我現在看著一對情侶，心裏會想：他們在情感上、身體上、心理上都合適嗎？我和傑克在這三個方面都合適，而最合適的也許是情感。我們有一種共同的自然傾向，即傾向於對生活和事件做出黯淡的理解，這種理解較為溫柔的表現形式叫作「諷刺」。使我們不和諧的是我們的處境，而不是我們的天性。我打算跟這個男人永遠地安定下來，而他剛從戰場上回來，要去找他那個多年前結婚的陌生妻子，以及他幾乎不曾見面的孩子。

我生活在群氓中間，我是群氓中的一個。同志們經常爬上樓梯，來到房子頂層，因為上面住著一個年輕活潑的女人和她那招人喜愛的兒子，還有一個來自非洲的帶著異國情調的人，這在當時總被當成新聞。我發現人們很願意聽我講南非和南羅得西亞 。在共產圈子之外，只要我說南羅得西亞不是黑人的天堂，人們就難以忍受。他們的表情似乎在說，你真是冥頑不化。我在那些不願意了解真相的人那裡遭到了太多白眼，而同志們卻希望了解真相。共產圈子吸引人的地方在於，只要你偶然說起，「我曾去過秘魯，而且……」，大家馬上就想探個究竟，因為全世界的重任都落在他們肩上。我越來越覺得這很荒唐，但事情沒有那麼簡單。我回顧了索爾茲伯里的歲月，有很多年，我們認為我們的行動和思想具有粉碎世界（把世界真的打碎）的重要意義，但是站在倫敦看過去，那一小群人卻讓人覺得滑稽可笑——然而，我知道，在南羅得西亞全體白人中，只有這一小群人看清了真相：白人的統治必將結束，並且為時不遠了。問題不在於我們的觀點，而在於我們努力的效果。現在我再次置身於少數派當中，這群人知道自己站在正確的一邊。當時是冷戰的高潮，韓戰已經開始。共產主義者一天比一天孤立。共產圈內部的氣氛被毒化了。例如，如果你對「美國人在戰場上投下感染了細菌的物質，使用細菌武器」這一點表示懷疑，那麼你就是共產主義陣營的叛徒。我充滿疑慮。我憎惡那套宗教式的教條，事實上不止我一個人有這樣的感覺。「某某同志信仰不堅定了。」共產主義者會這樣說，帶著挖苦的語調，這種語調已經滲透到了別的談話中，越來越常見。但同樣，事情沒有那麼簡單，因為講這種話的絕不僅限於跟理想化的蘇聯達成共識的同志。

同樣，如出一轍的歡快的英雄戰士，迫不及待地要為祖國去死。同樣，多產的母親，流淌著過剩的乳汁。蘇聯和納粹德國熱衷於閱兵，健康的、胸部鼓鼓的mädchens和devushkas列隊走來，每一個都暗中渴望得到希特勒或斯大林的觸摸。我在舞台上見過的最可怕的也許就是蘇聯的雜耍表演里的一個女人。她四十歲左右，敦實、醜陋，穿著一條緊身短裙。她扮成小女孩，做作、狡猾、挑逗地扭動身體，口齒不清地說著小孩話。這就是她，這不是表演，她正是憑藉著這種造作的力量——一個中年婦女扮作天真爛漫的小孩——才能在舞台上討生活。

我把短篇小說寄給《紐約客》，他們買了兩篇，都不是我最好的作品。納丁·戈迪默讓他們接受了我的一個短篇，並讓他們關注我。（我們還沒有見過面。）我把他們的退稿重新寄了一批給他們，然後他們選了其中的一篇。

我的黨員證的發放被推遲了。我收到了蘇聯的「世界和平作家請願行動」的邀請。這類鼓舞人心的組織在當時很興旺。這次行動是內奧米·米基森和艾利克斯·康福特發起的，可惜沒幾個人願意去參加。當時的氣氛很緊張，我不斷收到信件和電話。他們說我會消失在集中營里。我說，蘇聯作家怎麼可能任憑受邀的客人失蹤而熟視無睹？影響豈不是很壞？就像當初茉艾迪·約克爾回答哥特弗萊德一樣，他們回答我：「你根本不了解共產主義，如果真的被他們幹掉也是活該。」

我對另一個年輕人說：「你不知道你父親很喜歡女人？」我得到的回答是一絲淡淡的嘲諷的微笑，好像在說：「什麼？那個老傢伙？你最好閉嘴，畢竟，這跟他兒子沒關係。」

弗羅茨瓦夫，8月27日——蘇聯作家亞歷山大·法捷耶夫在開幕日做了挑釁意味十足的演講，今天他的演講繼續折磨著知識分子世界大會的與會者。在那天的演講中，他惡毒地攻擊了美帝國主義的政治本質和西方文化的若干方面。

在這個過程中，作家和出版人之間的緊密關係是核心——出版公司很小，往往只有出版人一個人。那時候他們不會到處走動，他們守在那裡。作家依賴一種穩定的、日益加深的友誼，我相信人們還沒有認識到這種友誼的深度。必須承認，作家們都很孩子氣，至少在生活的這一方面他們很孩子氣。作家把一種複雜的感情投射到出版人（或編輯）身上：需要，依賴，感激，因為需要和依賴而產生的怨恨。這是一種掙扎、矛盾的情感，哺育著作家的作品。出版人對文學的激|情餵養著作家的作品，出版人通過閱讀獲得的鑒別力非常有助於批評作家的作品，堅持讓作品變得更好。當然，我這裏描述的是堪稱樣板的關係，最著名的也許要數托馬斯·沃爾夫（不是記者沃爾夫，而是三十年代的小說家）和斯基伯納出版社的麥斯韋爾·珀金斯的關係。那是一種富有成果的持久的關係——無論是對於作家，還是對於出版人。現在這樣的出版人和編輯已經所剩無幾。

我不得不說，我們幾個人對那次訪問的記憶並不一致。比如，大約二十五年後，我發現我跟內奧米·米基森記住的東西不一樣，並不是說，我們對同一件事情有不同的回憶，而是我們兩人記住的就像兩次根本不同的旅行。我大吃一驚，這促使我開始去理解那奇特而捉摸不定的記憶。在那之前，我想當然地認為，有過共同經歷的人會記住同樣的事情，尤其是像我們的蘇聯之行那種異乎尋常的經歷。我跟阿諾德之間的情況要好一些，我們的記憶大多是吻合的。

他們有罪，而且他們從監獄中發出來的信也令人作嘔。他們顯然是希望這些信能登在報紙上並被宣傳，而同志們卻覺得這些信感人至深。如果在其他非政治性的場合下，同志們是有能力從這些書信中看出虛假和偽善的。

那些講話你只要聽上一小會兒，就再也聽不進去了。口若懸河的辭令彷彿會讓你的腦子麻木：詞語——聲音——麻醉劑。這類講話在會上持續了幾個小時，但不時地被一個年輕詩人打斷，他的舉止就像貴格派信徒，經常感覺到身不由己的衝動，會突然跳起來，背上一段獻給斯大林的頌詩。顯然，沒有誰敢冒不敬君主的罪名來反對他的舉動。因此，每次他跳起來，那些官員都向這位受到神啟的嬰兒報以慈愛的微笑，甚至為他鼓掌。正是在這樣的情形下，左琴科被帶了進來，坐在房間中央：俄國人坐在一邊，我們坐在另一邊。他是個瘦小的老頭，皮膚蠟黃，面帶病容，但他的神色勇敢、莊重。他就像集體農場的那位勇於抗命的老人，彷彿有一種氣場籠罩著他、保護著他。那些官員中有多少多麼附庸、走狗、舔屁蟲，當他們看到那麼多作家（無論這些作家是不是他們的朋友）被流放或者被關進集中營，都會人人自危。左琴科受到官方的批判（這意味著他也遭到在場官員們的批判）已經很久了。他寫過一些非常滑稽的膾炙人口的小故事，表現共產主義統治下的公民生活的種種扭曲和反常。他還寫過一個非常精彩的中篇小說，題目就叫《人民》。這部小說有一陣子獲得了官方的稱讚，但肯定並沒有持續多久。

我現在已經是受到認可的新作家，這個身份對我很有幫助。《野草在歌唱》深受好評，賣得很好，版權甚至賣到了國外。短篇小說集《這曾是老酋長的國度》反響也不錯。不用說，我遭到了同志們的攻擊，他們認為我的小說在意識形態方面存在著許多問題。例如，他們覺得《野草在歌唱》中了弗洛伊德的毒。當時我還沒讀多少弗洛伊德的書。而我的短篇小說沒把組織起來的黑人工人階級的視角放進去。他們說得沒錯，因為根本就不存在所謂的有組織的黑人工人階級的視角。共產主義文學批評的愚昧已經無以復加，你隨便引述他們的一句話都會被認為是在諷刺或挖苦他們——很像今天的「政治正確」。

「就是說，他跟一個完全陌生的人說，他在耶路撒冷犯了謀殺罪、叛國罪還有天曉得什麼罪？」

軼事：內奧米讓我帶一位不善言辭的青年科學家去散步。「看在上帝的份上，讓他說點什麼——他的舌頭會退化的。」他的名字叫詹姆斯·沃森。我們翻過小山，穿過石楠花叢，一起走了三個多小時，我一路說著閑話，我畢竟是我媽媽的女兒，我聽從了媽媽的教誨——一個人理應知道怎樣讓別人覺得自在。最後，我筋疲力盡，一心想著逃跑，後來我終於聽到了人的聲音。「你看，問題是，全世界，我能跟他說話的只有一個人。」我把這個報告給內奧米，我們都覺得從來沒有聽到過這麼輕浮的話，即便是很年輕的人也不會講這種話。沒過多久，他和弗朗西斯·克里克向世人揭開了DNA的結構之謎。

《穿破褲子的慈善家》是表現工人階級生活的經典之作，再版過很多次，最早面世是在1914年，但當時出版的是刪節版。弗雷德·鮑爾多年來一直在研究特雷塞爾的生平，終於找到了《穿破褲子的慈善家》的原始手稿，在朋友的幫助下花70英鎊買了下來。有人懷疑手稿的真實性，但它確實是真的。出版完整的版本有困難，因為刪節本當時還在發行，而且有幾家出版社認為全本的社會主義色彩太濃了。最後他們終於說服了勞倫斯與威沙特出版社的莫里斯·康福斯出版全本。勞倫斯與威沙特是共產主義出版商。新書大獲成功。喬納森·克勞斯（他後來是著名的文學作品代理商）當時還在當油漆匠和裝修工。他是弗雷德·鮑爾的朋友，他給鮑爾提了一些建議，並設法讓韋登菲爾德出版社出版了鮑爾為特雷塞爾寫的傳記，韋登菲爾德是主流出版社，沒有社會主義傾向。勞倫斯與威沙特出版社不想出版鮑爾寫的傳記，因為鮑爾在傳記中透露，特雷塞爾不屬於工人階級，他可能是一位富有的愛爾蘭皇家海軍陸戰隊軍官的兒子。那時候差不多正是瓊·利特爾伍德導演的「工人階級」話劇《你不會永遠高高在上》贏得滿堂彩的時期，這出話劇講的是建築工人的故事，亨利·查普曼寫的劇本。查普曼也是喬納森的朋友，媒體把查普曼描繪成哈斯丁的砌磚工。然而讓共產黨文化委員會倒胃口的是，最後人們發現亨利的出身也是如假包換的中產階級。

科珀德想跟我在一起，我答應了。莫斯科的陰森讓他感到不安，但來自共產主義世界各地的訪問者——代表團——又讓他興高采烈。

她的僱主曾派她去那裡幹活，但那裡的人覺得她不合適。「弄不好就可能是我，」她喃喃地說，從手拎包里取出剛從報紙上剪下的謀殺現場照片，「他們發現的那具屍體本來有可能會是我，是不是，親愛的？」

現在，當我回顧這一切，讓我覺得最有意思的是麥卡錫流亡者身上的「矛盾」——它跟當時任何地方的共產主義者身上的矛盾一樣，但因為他們缺乏安全感，矛盾變得更為集中。他們都曾是共產主義者，或者是共產主義者的同路人（莫迪凱·里奇勒不算在內，他屬於特殊類型），按照定義，他們都相信（真的嗎？）用暴力推翻資產階級政權。但顯然他們不可能真的抱有這樣的信條，因為「他們有可能給美國帶來危險」這種觀點真的讓他們覺得很可笑。部分原因在於沒有人相信這麼少的一群人會真正威脅到一個那麼強大的國家。但是，如果你相信目的可以支持手段的正當性，那麼為什麼不相信赤色分子會躲到床下行刺？為什麼不相信莫斯科可以成為金主？但我遇到的人里沒有一個相信蘇聯在為共產主義報紙或親蘇組織（比如，英蘇友好協會和美國相應的組織）提供經濟支持。共產主義套話現在都加上了表示反語的引號，比如，「資本主義者在說謊」——部分是因為現在每個人都知道資本主義的謊言是真的。最主要的是，這些美國流亡者覺得自己是無辜的，他們沒做任何事情。對，他們沒有，他們只是發表了一些言論。麥卡錫滑稽透頂，他在讓自己出醜。當他的代表科恩與沙因巡訪歐洲，在歐洲散布麥卡錫的意思時，每個人都大笑。但麥卡錫在他的受害者眼中非常恐怖，也就是那些被帶到他的委員會面前接受訊問的人。在當時和後來，我也遇到一些人，或者是聽到別人向我描述：在美國，聯邦調查局的人會定期造訪一些人，他們是赤色分子，但沒有擔任什麼重要職務，只是些小人物，聯邦調查局的人威脅他們，他們就丟了工作，沒有人肯僱用他們，遭到年復一年的持續迫害。但我不相信有很多美國共產主義者經歷了這樣的遭遇。我認為，美國的普通赤色分子的生活跟英國的情況差不多，大約跟加入某個婦女促進會或教會一樣令人興奮。大多數英國赤色分子的確是這樣，但美國的情況註定會更糟，因為美國人愛走極端。似乎從未有人注意過這一點，也沒有人對此加以評論：美國人總是把他們熱衷的信仰、征戰或迫害推向極端。然後這陣颶風過去了，就被忘得一乾二淨。然而在英國，即便在冷戰最嚴酷的時期，情況也比較溫和——相對於美國而言。

「當然不是，內奧米」

我去赫爾大學作講座，主題是南羅得西亞。聽講的是五十來個奈及利亞學生。當時的經歷讓我學到了一些東西。他們完全不明白我在說什麼，他們無法接受這樣的事實：極少數的白人（大約十五萬人）統治著一百五十萬黑人。「他們為什麼不讓白人離開？」「他們為什麼要讓白人告訴他們該做什麼？」「請幫我解釋一下——我不明白你在說什麼。」我說，南羅得西亞被武力征服了。「但我們不會聽任自己變成——你管那叫什麼來著？——劈柴挑水的人。」我從未遇到過比他們更缺乏理解力的聽眾。

「剛剛在巴黎過來的飛機上，我旁邊坐著一個男人，他說他參与了炸毀大衛王酒店的事，還說了一些其他事。」

後來聽加拿大作家泰德·阿蘭說，布萊希特在加利福尼亞避難時曾幫阿蘭夫婦看小孩。那時布萊希特剛寫完《母親的勇氣》，請阿蘭讀一下。阿蘭讀完后告訴布萊希特，這個劇本很有前途，但有些地方需要修改。海琳·韋格爾很氣憤地說：「這是一部傑作！」泰德經常用這個故事來挖苦自己，並像真正的故事家一樣對其進行反覆潤色。他說他對布萊希特的批評十分粗俗，就像好萊塢電影製片人一樣滑稽：「去掉那個老婊子。你必須得讓劇本充滿性感的誘惑力。這裏應該有個美女。我知道了——修女怎麼樣？一個新出家的年輕修女。讓我們看看……拉娜·透納……費雯·麗……」

我們去了三次德國，第一次是去找哥特弗萊德。前一年夏天，彼得去德國找他父親。我曾告訴過哥特弗萊德，除非他對自己的境況很有把握，否則別讓彼得去找他。他對我的政治敏感表現出一如既往的不屑。他覺得只要他願意，當然可以隨時邀請彼得去德國。我說，我沒有那麼大的把握，而且，茉艾迪·約克爾也說他的判斷有誤。事實證明我是對的。戰爭期間，旅居國外的德國人都成了可疑分子，很多人消失在斯大林的集中營里。我之所以生氣，一方面是因為哥特弗萊德多年來在政治見解方面總是侮辱我、教訓我，而事實上，我經常是對的，他才是錯的；另一方面是因為彼得，他曾經有個無比和藹的父親，但現在卻被這位父親拋棄了一般。

還有一次經歷我覺得也可以歸入「共產主義經歷」之內。有次我在彼得放假的時候帶他去了哈斯丁，我們住在奧克赫斯特旅館，它是多蘿西·施瓦茨為共產主義者開設的。奧克赫斯特有講座、培訓和常見的配套設施。我覺得那個地方讓人沮喪。那裡充滿了「我們和他們」、「忠誠的共產主義者對抗無知世界」的氛圍。習慣了陽光和一望無垠的天空的人很難喜歡哈斯丁。我在那裡不斷碰到一些人，你今天根本想象不到他們曾是共產主義者。他們現在都極具聲望，但當年他們的確進出於奧克赫斯特旅館，聽講座或者做講座，有個人甚至在那裡當服務生。真正讓我覺得有趣的，是阿萊斯特·克勞利以前就住同一條街上的姐妹屋：內瑟伍德。二三十年代，光彩奪目的秘密教派在英國盛極一時，參与者並非全是默默無聞的小人物，比如葉芝就曾經加入了「新曙光」。克勞利以他那讓人眼花繚亂、神秘莫測的才能而著稱，到了五十年代仍然為人所稱道。但他最後的光景卻很慘淡。他死於1947年，但我去哈斯丁時人們還在談論他。「按說他是個魔法師，不是嗎？那為什麼他過得像個流浪漢？」多蘿西經營的旅館富有美譽：羅伯特·特雷塞爾以這棟房子為背景，寫了《穿破褲子的慈善家》。那裡的客廳的天花板非常漂亮，所有的客人都被告知，它可能出自特雷塞爾之手。

我多次領教了英國的凜冽天氣的厲害。巴茲爾·戴維森邀請彼得和我去他在埃塞克斯的農舍做客。那裡住著他和妻子瑪麗恩，還有他們的三個孩子。農舍里有個電暖氣，只有一片，而且大部分時間是關著的。他們覺得當時是夏天，因此不需要額外供暖。我卻覺得要被凍僵了。我們都套著層層針織衫，只有我又裹了一床毯子。他們說，我們需要新鮮空氣。我們鑽進汽車，開到一面山坡，風哀鳴著呼嘯而過。我們必須找個避風的地方，他們喊。找到了，一個凹進去一點的地方，風在那裡一點也沒減弱，還夾帶著鋒利刺人的雨點。我們蜷縮在一起，吃三明治，從保溫瓶里倒茶喝。「瘋了，」我對自己說，「這些人瘋了。」但現在我不這麼想了，冷雨不會成為阻礙我散步的理由，我已經跟他們一樣瘋了。

「打掃我的房子。」她說。

我試著把這一幕想象成一個電影鏡頭，真的很可怕。一張長桌子上擺滿了鮮花和葡萄酒，一場宴會正在舉行。一邊是從農場挑選出來代表蘇聯農民的特殊的人；一邊是我們，快樂的代表團成員，揚揚自得的——這樣的旅行會讓人滋生的一種精神狀態；一邊是黨的官員，個個和藹可親；一邊是那個穿罩衫的老人，眼睛一刻也沒離開過我們。阿爾弗雷德·科珀德在調情。我們發表講話。道格拉斯·楊提醒我們蘇格蘭農民遭受的所有苦難。內奧米談論英國農場的做法，嚴肅地把它跟我們路上看到的田間情況作對比。

史德普頓先生今晚安排了英國和俄國代表的私下會談，讓他們增進對彼此的了解。

惡劣地對待懷孕的姑娘、未婚媽媽，所有的文化都是如此，向來如此。我們最近剛剛看到這種惡劣的現象在英國爆發，這些年輕女人步履維艱，一成不變地（ritually）遭受侮辱和詆毀，她們被看作一心利用福利國家的好處過上輕鬆的生活的狡猾的竊賊。人們從來也不認為她們的孩子有資格享受什麼，從來也不認為他們有什麼價值；沒有，他們的媽媽做了錯事，他們必須也遭到懲罰。

「別胡說，親愛的。你需要的是平和和寧靜。」這位金髮女神說，精力充沛地整理著房間。

「如果我有她們說的一半那麼壞，我就是世界上最大的妖怪了。」

我曾設想過以「政治」為標題單獨寫一章，這樣，讀者若是覺得這個主題很枯燥的話，就可以把一整章直接跳過去。在那個時代，政治滲透到了各個角落，冷戰成為帶著毒素的空氣。在今天，我們很難理解那種非常癲狂的思維方式。如果屈服於癲狂的只有一個女人，倒也不打緊，然而整整一代人都成了某種社會精神疾病或者說集體自我催眠的一部分。現在，我並不想證明什麼，但是我相信，所有的大眾運動，無論是宗教性的，還是政治性的，都是某種集體性的歇斯底里。一代人或者幾代人之後，一定有人會說：「你們怎麼不管什麼都相信？」

「是我的。」

如果說住在原來那棟房子里讓我覺得很奇怪，彷彿浸沒在維多利亞時代的小說里，那麼我在肯辛頓丘奇街的生活則像是索爾茲伯里的公寓里的生活的延續——無論是白天還是晚上，總有人來喝茶、吃東西、爭論問題，還經常發生吵吵嚷嚷的辯論。我上下樓梯時要經過一扇敞開的門，那門通向小廚房，裏面經常擠滿了同志。大家在那裡吃點心、聊天、喊叫，或者秘密地散布新聞，因為共產主義世界正在發生著很多事情，大家只能壓低聲音討論，不能公開。我再次置身於這樣的氛圍：每次見面、每次交談都變得很重要，因為如果你是個共產主義者，那麼世界的未來就落在你肩膀上——你和你的朋友，以及世界上所有跟你一樣的人。一言以蔽之，我們是工人階級的護衛隊。我陷入了矛盾。跟哥特弗萊德·萊辛這個「百分之一百五十」在一起生活過之後，我對這種教條和自負感到厭倦。哥特弗萊德已經陷入生活的谷底，因為精神萎靡，他對非共產主義者和非共產主義理念的態度變得更加粗野、狂暴。我跟他在一起的時候，我像看鏡子一樣在他身上看到我自己，就像一幅滑稽的漫畫，但是沒錯，那就是我。G. M. 霍普金斯的詩句在我腦海中揮之不去——

她身無分文，於是去找父親，請他為她擔保一筆銀行貸款。她父親有些不安。那些從貧困線上掙扎過來的人，往往需要經過很長時間才會覺得自己可以在金錢方面幫助別人。靠著有擔保的銀行貸款，以及她不達目的誓不罷休的決心，她終於得到了那棟房子，也就是她現在住的這棟。

我們在特列季亞科夫畫廊，被四周的巨幅畫作團團圍住。畫上畫著吃草的奶牛，快樂的農民，宜人的風景。內奧米是現代藝術品收藏家，她站在一幅畫著牛群的畫前面，拖著牛津口音說：「這頭奶牛真不錯。」不知什麼原因，她的牛津口音在俄國聽起來更明顯了。我們的嚮導——博物館的工作人員們——盯著那頭奶牛。「不錯的奶牛，」她拉長了聲音說，「但她真的需要擠奶嗎？」工作人員的目光與她天真的雙眸相遇，但如果他笑出來就會有生命危險（這絲毫也沒有誇張）。「蘇維埃的奶牛得到了很好的照料。」他鄭重地說。內奧米說：「我家的牛群里有一頭跟那頭棕色的一模一樣。」我們跟在後面，面帶微笑，甚至冒險笑了出來，但那個工作人員的表情讓我們打住了。

瓊認為她的主要問題是不能把天賦集中在一個方向上。她有很多天賦。她擅長繪畫，有人說她的風格像凱綏·珂勒惠支，那還是在凱綏·珂勒惠支獲得藝術圈的認可之前；她是專業演員，擅長舞蹈；她也擅長寫作。也許是因為她的天賦太多了，以致她始終不能把自己限制在某個專業軌道上。而住在她的房子里的我，卻出版了三本書，並且獲得了好評。她對我和傑克都持批評態度。她不贊成我撫養彼得的方式，認為我太隨意、太放任，把彼得當作成年人。她說，光給他讀書、講故事是不夠的，還需要……那麼，還需要什麼？我覺得，她批評我是因為她對自己的兒子不滿意，因為沒有哪個單親母親不認為獨自撫養兒子是個缺陷。而且，我是從殖民地來的，不優雅，也許這是她最難以接受的，因此我們在小事上最容易起摩擦。有一個星期天，我請人來吃午飯。我準備的食物里有蘇格蘭蛋，這在南非是自助餐的主食。瓊站在一旁看著它們，很不高興地質問道：「為什麼給人吃這個？街上明明有家很好的熟食|精品店。」她批評我做的每一件事情——或者這隻是我的感覺。她對別人的批評和她令人讚歎的慷慨、友善形成了對立。這兩種傾向共同駕馭著她，而她對自己的批評與貶低遠遠超過她對別人的批評。

為了抵消共產主義宣傳的影響，我媽媽帶彼得去看換崗、皇家錦標賽、倫敦塔、划船比賽、南肯辛頓的博物館和其他類似的有益的活動。

我一生中很少像那次旅行那樣感到撕扯、震驚、失望、警醒……重生，對那段旅行的記憶也是我一生中鮮活的記憶之一。關於記憶有一個最基本的問題：為什麼我們記住的是這個，而不是那個？而且有時候，我們記住的反而是瑣碎的細節，不一定很重要。我想，我們之所以會記住一些東西，是因為我們當時格外警覺，注意力格外集中，全神貫注于當下。而我們通常的狀態是心不在焉，例如在想早餐吃了什麼，明天要做什麼，或者回想自己跟某某說過的話。至於我們為reａｄ.99ｃｓｗ.cｏm什麼在某些時刻更活躍、更警覺，那是另外一個更深層次的問題。在那次旅行中，我的意識絕對存在於每一分鐘，這就解釋了我的記憶。我經常下決心要把它寫下來，然後又決定不寫了。有什麼意義呢？關於蘇聯的任何言論和觀點都必然會激起劇烈、狂怒、片面、狹隘的情緒，而且無法指望獲得任何冷靜的評價。況且，我記住的東西不見得會讓同行的其他代表感到備受恭維。當然，他們一定也是這樣想的。

即便在當時，這也算是一個悲慘的故事，但在那個時代背景下，仍然有很多比這更悲慘的故事。我在1950年遇到的人，要麼參加過緬甸、歐洲、義大利、南斯拉夫的戰役，要麼到過集中營解放現場，要麼參加過西班牙戰爭，要麼就是經歷了各種恐怖倖存下來的難民。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壕溝和血污滲透了我的童年。傑克的故事讓我覺得像是某種延續：唉，你還能指望什麼？

有一次，瓊說給我看樣東西。「不告訴你是什麼，跟我來好了。」一棟小房子，在一條小街上，走路兩分鐘就到了。房子里到處都是昂貴的傢具和畫，裏面有四個人。瓊站在門邊，我站在她身後。她朝一位躺在貴妃椅上的慵懶的女人揮揮手，那女人穿著泡紗睡衣。一個男人彎腰為她呈上香檳，那是她前夫；另一個男人正在撫弄她的腳，那是她現在的情人；還有一個年紀很輕的男人紅著臉，懷著興奮和愛慕，等待機會。沒有我們的位置，於是我們道別，那個女人叫道：「一定要再來，親愛的，什麼時候都行。我在這裏快被自己折磨死了。」她遭受著一種奇怪的疲勞症的折磨，只能躺著。看來是她的前夫和情人在維持她的生活。「好吧，你告訴我，」 我們往家走時，瓊大笑著說，「我們做錯什麼了？她甚至算不上很漂亮。」我們憂心忡忡地回到家，回到我們負擔過重的生活。

我跟哥特弗萊德住在索爾茲伯里的時候，人們進進出出都在談論政治和戰爭。在丘奇街也一樣，只不過戰爭不再是靠流言和宣傳，而是從前線歸來的男人親口講述的，因此我們可以把真實發生的事件跟之前聽說的情況作一番比較。與此同時，我和哥特弗萊德之間也回到了我所熟悉的局面：每見一次面，他對我的反對就增加一分。他的境況很糟。他本以為在倫敦可以輕而易舉地找到工作。他覺得自己很聰明很能幹。在索爾茲伯里，他不是白手起家，成功創立了一個大型律師事務所嗎？他在倫敦有親戚，他向他們申請工作，但遭到了拒絕。他是共產主義者，而他們（或者說他們覺得自己）是被英國勉強收留的外國人。或許是他們不喜歡他。他知道自己能勝任那些職位，但連面試的機會都沒有。可笑的是，十年後，德國共產主義者成了一種時尚優雅的身份。同時，他還為英蘇文化關係協會工作。這個組織在肯辛頓廣場有一座房子，他們在那裡舉辦講座，主題是蘇聯藝術界的歡樂景象。每次集會，最後兩排的椅子上都坐滿了真正在共產主義世界生活過的人，他們總是設法告訴我們共產主義有多麼恐怖。我們安慰他們：那些都是中老年人，不諳就裡，思想反動——這是經過精心選擇的措辭，使用起來感覺良好，同時也是讓一切嚴肅的思考停下來的最保險的辦法。哥特弗萊德掙的錢很少。多蘿西·施瓦茨在貝爾塞斯公園地鐵站附近有一套大公寓，她為哥特弗萊德提供了住所。冷戰的高潮（或者說深淵）使哥特弗萊德比以前更加惡毒、憤怒、冷酷地蔑視任何跟黨的路線稍有偏離的觀點。我發現自己幾乎沒有辦法跟他待在一起。我沒有自怨自艾，但我是怎麼容忍他那麼久的？因為我別無選擇。我們在孩子的問題上意見並無二致。彼得的大部分周末都是在哥特弗萊德和多蘿西那裡度過的。通常，我送彼得過去，坐下來喝點什麼，聽一通刺耳冷酷的斥責，然後離開，享受兩天的自由。我經常去戲院。那些日子，為了能在排成一溜的凳子中間找個座位，我得一大早去排隊。在正廳後排或走廊的座位上看演出，花的錢相當於今天的三四英鎊。就這樣，我看了在倫敦上演的大部分戲劇，有時候只能站著看。我一直對戲劇保持著狂熱。

我跟邁克爾·約瑟夫沒有這樣的關係，約瑟夫對文學從來沒有那樣的激|情。他的合伙人羅伯特·勒斯蒂帶我去餐廳吃午飯，坦白告訴我他從來不讀書，只看電視。在電視剛剛出現的時候，看電視非常招人鄙夷。這兩個人互相憎恨，沒辦法通過正常的方式商談業務。他們兩個人的辦公室互相挨著，溝通的時候總是讓兩個人的秘書在兩個辦公室之間遞紙條。我不知道這是否影響到了公司的經營效率。在這段時期，我依靠的是朱麗葉·奧希的支持。

我可以從我經歷的很多事情中挑兩件出來證明這一點。有一段時間，我非常缺錢。我必須放棄單靠積蓄生活的日子，必須出去找工作。就在那時，我非常意外地收到一封信，是陌生的共產黨員寄來的。信上說，他們喜歡我的書，得知我有困難，就隨信寄來了一百英鎊。那在當時是很大一筆錢。他們不要我還，只是希望，當我有錢的時候能去幫助那些需要的人，並附上同樣的條件：將來把錢送給需要的人。對這些從未謀面的人，我永遠心懷感激。

是瓊說服我以多種方式履行自己的「革命義務」。羅森堡夫婦因為間諜罪被判死刑，我發起了一次為這對夫婦請願的活動。跟往常一樣，我又處在一個完全錯誤的位置上。每個共產黨員都相信，或者都說自己相信，羅森堡夫婦是無辜的。我認為他們有罪，只是沒料到會嚴重到這個地步。有人曾告訴我這樣一件事情——

戰爭結束后，瓊帶著孩子從美國回到倫敦，發現自己沒有地方住。她在丘奇街上看到現在這座房子，房屋敞著蓋兒，四面朝天。她心想，這就是我的房子。她拎來幾桶水，開始洗刷每一間屋子，刷了好幾個晚上才刷完。戰爭損失委員會派工人來維修房子，發現瓊在裏面，跪在地上，手裡拿著板刷。

但問題是，我到現在依然相信那個人說的是真的。或者——這樣也許更有意思——整個事情都是他的想象，只是他的想象太強烈了，炸旅館，殺警察，以至於這些想象對他來說變成了真的，而且必須跟人分享，哪怕只是跟身邊同機的陌生人。

我已經不記得雙方發言的細節了，但我沒有忘記當時的感受。我覺得那是我父母，尤其是我父親灌輸給我的感受的直接延續——你不了解……有多可怕。這次省略的內容是經歷了「二戰」的俄國人以及整個蘇聯——他們的孤獨與絕望，沒有經歷過的人是無法理解的。由於私人的原因，阿諾德也有同樣的感覺。那時候，我們在情感上非常認同俄國人，雙方重複爭論著一些事情——那不是討論，而是各自一再強調迥異的立場。他們用他們的信條攻擊我們：文學必須推動共產主義事業的進步；共產黨有權決定什麼該寫、什麼該出版；創造全人類的輝煌未來是黨的責任。我們則捍衛自己的原則：個人良心的誠正；個體的責任；藝術家的義務是說出自己看到的真相。這種爭論似乎遠遠沒有結束。共產主義的立場如今體現在政治正確的捍衛者身上。當時的俄國人中大多數是俄羅斯人，當他們說其實根本不需要官方的審查制度時，他們把自己放在了一切可能的嚴肅討論之外。「共產主義作家建立起內在的審查制度，告訴他們什麼可以寫。」這種內在的審查在我們看來很恐怖，而他們居然為它辯護——不，是以它自吹——讓我們大為震驚。

「你不愛我，你只關心你的寫作。」

傑克要去德國旅行，部分原因在於對德國的政治定罪。身為馬克思主義者，他不願相信祖國的罪行，但畢竟，這個國家幾乎把他的家人趕盡殺絕了。

我坐在那裡，默不作聲，我知道我是我那精力充沛、幹練高效的母親莫迪·麥克維的替身。我同時也在想：這兩個女人之間的關係的核心在這次請求中顯露了出來。我媽媽是佔主導地位的那個、能幹的那個，但她已經回羅得西亞了，好在還有她女兒、教女，一位成功的作家，一點不亞於她媽媽，她會像莫迪一樣把事情處理好。

我們這邊第一個發言的是內奧米。內奧米是個中年女人，看上去無異於一隻友善的小獵犬，她說她在二十年代來過莫斯科，經歷了最精彩的愛情插曲，但今天的蘇聯為什麼對自由戀愛抱有敵意？她回憶起跟她的情人赤身裸體地在莫斯科河裡洗澡，還有其他種種愉快的時光。蘇聯曾經是情愛進步的燈塔，但現在「你們完全在背道而馳」。不用說，我和阿諾德都羞愧得面紅耳赤。這是多麼嚴肅的場合啊！我們重任在身，要代表我們的國家！但現在我在想：這種難以置信的舉動是不是對付那些浮夸修辭和豪言壯語的神來之筆？

今天的很多年輕人總是抱怨那些老赤色分子「試圖為自己辯解」，但老一輩人則完全能理解為什麼在當時成為共產主義者是很自然的事情。解釋過去，經受檢驗，這並不是在為自己辯解。

起先我只是因為反對母親而需要支持，而沒過多久，傑克也成了我渴望支持的理由。他是毛德斯萊醫院的精神病醫生。他曾經想當神經科醫生，但當時在英國，神經科太吃香，一位來自「我們一無所知的遙遠國家的醫生」根本無法跟那些英國醫生競爭，於是他進了當時不熱門的精神病科。但沒過多久，精神病醫生就變得很搶手了，甚至比神經科醫生還時髦。他是一個具有批判精神的行醫者。他對弗洛伊德不以為然，並不是因為他曾是共產主義者，而是因為他註定會蔑視弗洛伊德。他說弗洛伊德是不科學的，這在當時相當於攻擊斯大林，或者說攻擊神。我最深刻的記憶是他帶我去牛津聽漢斯·艾森克的講座的情景。當時的聽眾幾乎都是毛德斯萊醫院的醫生，都是弗洛伊德主義者，而講座的主題卻是心理分析的不科學性。那個身材魁梧、精力充沛的年輕人站在講台上，操著濃重的德國口音，告訴一屋子憤怒的人，他們的偶像有缺點。那些聽眾是我見過的最憤怒的人群，而漢斯·艾森克至今仍沒有喪失讓人憤怒的能力。1994年，我跟幾個年輕的精神病醫生講起這次講座，本以為他們會覺得有趣，結果他們冷冰冰地回答：「他總是胡言亂語。」但是傑克很欽佩他。傑克認為精神分析的基礎是泥做的，這種懷疑把薩斯曼太太也囊括在內——如果連弗洛伊德都不科學，那他又能傳授多少科學的東西給榮格呢？但是我說，我去找薩斯曼太太不是為了尋求完整的思想體系，而且她也會根據實際情況把弗洛伊德、榮格、克萊恩，以及其他合適的理論混合起來運用。傑克覺得我的理由沒有說服力。他說所有的藝術家都喜歡榮格，但這仍然跟科學沒關係，不然為什麼不幹脆去聽關於古希臘神話的講座？效果將完全一樣。他對我的「榮格夢」不以為意，而當我開始做「弗洛伊德夢」了，他就更不上心了。只是我自己覺得不自在。我在按照要求做夢。對一個困惑驚恐、乞求明路的人而言，心理醫生的影響極大，這一點我深有體會。病人渴望取悅導師，因為對她來說，那位導師一半是母親、一半是父親，擁有一切知識，威嚴地坐在椅子上：「好了，今天你有什麼要告訴我的？」

「日本給了伊夫琳一些非常不合正統的觀點。」戴茜說，「如果我們的教區牧師知道她的有些想法，我真不知道他會怎麼說。不過還是讓我們來討論我們的小男孩吧。莫迪說你沒讓他受洗？」

「了解內情」這個字眼意味著你已經進入了政治精英的行列，熟諳政治的複雜性。

軼事：哲學家弗雷迪·艾耶爾會在那裡逗留一兩個晚上。他當時跟他的美國情婦在一起，她很快就會成為他的妻子。她下樓來吃早餐，穿著猩紅色法蘭絨睡袍，鑲著白色刺繡蕾絲滾邊。她的風度和絢麗震懾了邋遢的場景——我們每個人都裹著好幾層毛衣。在那些日子里，美國不斷地以千百種方式激起我們的艷羡和模仿。

除開這段發言，一整天的會議都是兩邊在唇槍舌劍。其中值得注意的是一位美國代表對法捷耶夫的有力回應。他說的那些關於蘇聯的事情在今天的波蘭一般沒有誰會在公開場合說。他是布林·霍夫德先生，紐約社會研究新校的督導。他說，法捷耶夫先生的發言如果出自一位負責任的政府成員之口，那麼這樣的講話就是在「為一場預謀的軍事攻擊製造輿論，宣揚其正當性」。霍夫德先生說，美國人認為，既然在歷史上，帝國主義的誘惑總是隨著一國的財富和力量的v增長而增長，那麼蘇聯「不會比我們更有免疫力」，而且在對世界發號施令這件事情上，美國人覺得蘇聯一點也不甘居人後。

《野草在歌唱》在南非和南羅得西亞招來了一片謾罵，但同時也使我莫名其妙地收到了一個派對邀請——作為「姑娘們的一員」去款待新成立不久的民族政府的來訪官員。好奇心不容我拒絕這個邀請。我感到不可思議，南非的習俗居然也適用於這裏——「英國板球隊要來了，弄些姑娘來陪他們」。來訪的十來個南非白人，都是部長或比部長級別略低的官員，他們來倫敦狂歡。我知道每個人的名字，但我覺得把他們作為一個種類來描述更恰當。他們個個體格高大、食量驚人、興緻高漲，在餐廳吃晚飯時不停地講笑話。那些笑話全是關於如何打壓黑人的，因為在統治者的圈子裡，那是他們唯一可以引以為傲的地方。他們滿腦子都是鬼花樣。吃過晚飯，我們進了賓館的房間，我在那兒有被某個或多個男人動手動腳的危險。有一個「姑娘」告訴他們，我是敵人，在我面前講話要小心。為什麼是敵人？他們質問的語氣似乎在說:難道還有人會不相信那些絕對正確的觀點嗎？「她寫了本書。」那個女人說。她來自南非，暫住于倫敦。「那麼我們就把它禁掉。」他們詼諧地回答。一個男人說（我正在竭力避開他的膝蓋）：「嘿，夥計，我們才不在乎那些自由分子讀什麼，他們能幹什麼，關鍵是那些黑鬼讀不了你的小書。他們不識字，我們就喜歡他們這樣。」在南非，「自由分子」和「共產分子」通常是混用的。

還是那次旅行。另一件事情，另一家咖啡館。那天我們坐在路邊喝咖啡，一個打扮得光彩奪目的女人牽著她的小狗向我們走來，或者說，飄然而至。她是妓|女，打扮得極其華麗、十分完美。現在的巴黎街頭已經看不到那樣的妓|女了。傑克望著她，目光中同時流露出遺憾和欣賞。他低聲對我說：「上帝，看看，只有法國人才會……」她走到我們身邊停下，盯著傑克。片刻，她輕蔑地說：「Vous êtes très mal élevé, monsieur.」意思是：你很無禮，先生。或者說，你真粗野。然後她飄然而過。

儘管我不是共產黨員，但同志們都接納了我，因為我說著他們的語言。我告訴他們，在南羅得西亞時，我加入了我們自己創立的共產黨，或許任何真正的共產黨組織都會對那個小黨不屑一顧。他們不理會我的話，或者他們根本就沒聽見。和我交往的人總是以為我跟他們想的一樣，因為在他們看來，他們心中的強烈信仰具有強大的說服力，沒有人會那麼冥頑不化，居然不認同那些信仰。當時，我還不能跟瓊和那座房子里的客人討論我的「疑慮」。如果說黨的路線讓我如鯁在喉，那麼還有一種東西比這更強烈。英國殖民者總是懷著英國文學激起的憧憬來到英格蘭。「在那裡我們會看到雪萊、濟慈和霍普金斯的英格蘭，看到狄更斯、哈代、勃朗特姐妹和簡·奧斯丁的英格蘭，我們將會呼吸到文學的慷慨氣息。在流放中，輝煌的文字支撐著我們，現在我們很快就要踏上光明之地了。」我遇到的每個共產主義者都是由文學哺育大的，是文學支撐著他們，而其他人並非如此。簡而言之，儘管有些許改變，但毋庸置疑，我在南羅得西亞的經歷仍然在這裏繼續著，尤其是我不得不再次挺身而出來捍衛我寫作的權利和時間，而不是跑出去散發小宣傳冊或《工人日報》。不過對於一個跟哥特弗萊德·萊辛抗爭過的女人而言應付英國的同志們綽綽有餘。哥特弗萊德曾說：「你為什麼要浪費時間？寫作只是布爾喬亞的自我沉溺。」人們給作家和藝術家施加壓力，讓他們去干別的事情，不讓他們寫作、畫畫、作曲，因為這些「只是布爾喬亞的自我沉溺」。這種壓力從當時一直延續到現在，將來還會繼續，儘管意識形態有所不同。因為它的根源在於嫉妒，而且嫉妒的人只以為自己真理在握，卻不知道自己正在遭受疾病的侵蝕。

這裏必須提一下1948年8月25日到29日期間在弗羅茨瓦夫舉行的知識分子世界大會。這是第一次大範圍的「和平」大會，由蘇聯發起並操控，1948年後以不同的形式召開，直到蘇聯解體。這些會議千篇一律，因為共產黨人和其他人之間的立場必須完全對立。我在這裏引用兩篇《泰晤士報》的報道，讀者可以通過它們推斷出其他的大會、研討會是什麼樣的。

我要重申一個（唯一一個）本質的事實：有些書是只為少數人而存在的，無論怎樣吹捧、推銷都改變不了這種狀況，但這些書是最好的書，它們隱秘地、安靜地、不被人察覺地成為最有影響的書，為整個時代設定標準和基調。

我們覺得阿罕布拉就像我們自己的地方——阿罕布拉總會激起人們的強烈情感，要麼恨它，要麼愛它。

回到倫敦，搬家的時候到了。薩斯曼太太支持我，她總是支持我。我知道，我遇到她是多麼幸運，我親眼見到有些心理治療師給人造成了更多的危害而不是幫助。我跟她說起我對傑克的擔憂，正當我準備跟他共享一個家時，我跟他見面的次數卻大大減少了，她告訴我：「但你已經跟他結婚了。」在這裏我要跳過我對「真正結為夫婦的含義是什麼？」的思索。但也許在他的女友中，他跟不止一個結了婚，除了他妻子。他跟我一樣，天生擅長進入親密關係。修納人說，男人和女人真正結為夫妻需要幾年的時間。按照他們的定義，他們指的一定是在多偶婚的框架里。

為了抵擋這種無止境的挑剔帶來的壓力，我變得越來越有防禦意識，越來越冷淡。是的，我在重複我母親的狀態。我把這個情況告訴了薩斯曼太太。薩斯曼太太從我和瓊口中聽到對同一個事件的描述，並且需要同時支持我們兩個人。這可不是件容易事。一天下午，瓊衝上樓梯，指責我把她從懸崖上推下去。

「不認識。」

我並非沒有嘗試過。有人曾經催我買下布倫海姆——克雷森特街的一座巨大的房子，賣價2500英鎊，即便在當時也已經便宜到荒唐的地步了。我請銀行經理給我貸款，但他說，現在的房價高得不合理，一定會跌，他是不會建議他的妻子或女兒犯下這麼糟糕的錯誤的。這些專家們。（我有段時間保留著一份檔案：專家們，但有次搬家時弄丟了。）如果當時他給了我貸款，我數年、數十年來為得到並維持頭上屋頂的擔憂，在我剛到倫敦不久時就可以結束了。

還有一次，我跟另一個男人一起去貝斯沃特的一家酒館。他曾經也是英國皇家空軍的成員。那是個公眾酒吧，我們在櫃檯邊叫了飲料。坐在牆邊的人都盯著我們，他們進行著無聲的交流。其中一個人起身向我們緩步走來，特意告訴我們：「你們不該在這兒。那邊才是你們的位置。」他說的「這」發音有點像「介」。我們順從地走向他指的地方，走向自己的同類——中產階級。這類事情今天仍在發生。雖然外國人，以及從國外回來的人總在抱怨這種階級體系，但英國人，無論是資產階級還是工人階級都說——你不了解我們。他們一如既往地生活著。所謂的下層階級——工人階級已經把這種身份制度「內化進」自己的生活了。

彼得說：「我們還得再來看她們嗎？」

另一個重大的轉變是「推銷」。作者們悲哀地開玩笑說，你寫完書就得去賣書。這不是玩笑。我在英國、美國、荷蘭、愛爾蘭和法國「推銷」《刻骨銘心》，花掉了我生命（我的寫作時間）的三個半月的時間。老一輩出版人知道作者需要安定、寧靜的生活，需要獨自一人的狀態，他們不想成為公眾人物。現在我們發展出分裂的人格。一個是真實的人，總是像小丑一樣在房間里走來走去，「收集毛線」，做夢，從最深藏的自己中挖掘東西。而另一個則戴上微笑，走上前台，充當某個「人格」。

「你只是遇到了寫作梗阻，親愛的。」

泰德·阿蘭一直在好萊塢工作。他渴望寫出有史以來最偉大的戲劇，或者最偉大的小說，那個時期，這是大洋彼岸的作家們的風格。他的確寫了一些好作品，但他的天賦絕對是口才：他擅長講故事，隨便抽一段自己生活中的事情，誇張、放大，變成聳人聽聞、非常好笑的杜撰。

我在瓊的指示下履行的另一項「義務」和謝菲爾德和平大會有關。我挨家挨戶地發放頌揚這次盛會的傳單，但都遭到了冰冷的拒絕。報紙上說，這次集會是蘇聯發起和資助的——當然是這樣，但我們義正詞嚴地否認了這一點，而且自己也信以為真。這是一次真正讓人厭惡的經歷，是我履行過的「革命義務」中最糟糕的一次。當時天氣陰冷灰暗，沒有人會關心謝菲爾德的美。而且我前所未有地見識了英國市民對一切共產主義事物的強烈的敵意。

談話在兩條不相交的線上艱難地進行著，然後午飯被端上來了。

傑克·林賽是澳大利亞人，他也許是我見過的被黨拖下水的好作家的最典型例子。他博學多才，對很多學科都頗有了解。他寫兩類小說，一類是符合黨的方針的正統小說，描寫工廠、工人和無產階級；一類是充滿想象力、天馬行空的小說，跟艾麗絲·默多克所做的一樣，不過他沒有艾麗絲·默多克寫得那麼好。這兩類小說就像出自兩個不同的作家之手。他也寫傳記。

「好吧，」內奧米拖長聲音說，「但我要把自己的想法說出來。這個代表團的目的就是要在鴻溝上架設橋樑：我很歡喜告訴他們，他們的趣味壞透了。」

她依賴兒子們的支持。但這是一個家族，當受到外來威脅時，他們就抱成一團。一位美國著名科學家的女兒愛上了米基森家族的一個兒子，有一次她在場，愁眉苦臉，眼含淚水——她的家族決定反對她。離開學校后，我還從未見過這麼冷酷殘忍的排斥。我認為他們的態度都是無意識的，就像梭魚噴出團團濃黑的墨汁。關鍵是我以前從未見過一個家族。他們作為個人都很迷人。我慶幸自己不是一個大家族的一部分。

信仰——就是這個詞。這是宗教的思維定式，跟充滿激|情的宗教真信徒一模一樣的思維定式。阿瑟·庫斯勒和其他幾位作者合寫了一本題為《失敗的神》的書。現在，把共產主義稱作「宗教」已經是陳詞濫調，但使用這個詞並不意味著必然理解它。共產主義從宗教那裡繼承的不僅有狂熱，還有整個圖譜——好人和壞人，得救的和無法救贖的。我們繼承了基督教的精神框架——地獄：資本主義，所有的惡；救星：集所有的善於一身的列寧、斯大林和毛澤東；煉獄：不打碎雞蛋，誰也做不出雞蛋餅，兵營、集中營和其他；然後是樂園……然後是天堂……然後是烏托邦。

到目前為止我記錄的大部分都是外面的事情——旅行、會議、作家小組、政治——接下來還會是這樣。外部的事情是腳手架、框架，內在生活鑲嵌其中。但不妨反過來想，也許穿插在外部事件中的寫作和思想才是框架？要想描寫作家的生活幾乎不可能，因為其中最實質的部分是寫不出來的。我剛到倫敦時住在丘奇街的日子是怎麼過的？五點鐘孩子醒了，我也醒過來。他爬到我床上，我給他講故事、念故事或者詩歌。我們穿衣服，他吃早餐，然後我上街送他去學校。一會兒，我把他送上巴士，他自己坐兩站去學校。現在我想沒有誰做不到這一點。我去商店買點東西，然後真正的一天開始了。我想要干點這個、干點那個的迫切心情——我管這種迫切心情叫作「家庭主婦病」——我必須要買這個，必須給某某打電話，別忘了這個，把那個記下來——此時必須讓位給寫作所需要的平靜、單調的狀態。有時我通過睡上幾分鐘來進入這種狀態，但願這段時間里電話不要響。睡眠一直是我的朋友、我的恢復劑，它讓我快速複原，正是在那些日子里，我認識到沉浸的重要性：花上幾分鐘，沉浸在……那是哪裡呢？當你重新浮出時，你已經頭腦清晰、寧靜、黑暗，一切就緒，開始工作。

一小時后，雪利酒放在銀托盤裡端了上來，旁邊放著巴斯·奧利弗餅乾。「你覺得彼得會不會想喝杯牛奶？」戴茜問。

變化是從出版商的吝嗇開始的，他們不願投錢做廣告，於是依賴書評。於是開始要求作者接受訪談。這些不會花出版商一分錢。報紙和雜誌則需要一些內容來填版面。這是一個滾雪球的過程。作者開始以他們的生活和個性而著稱，變成了名流。情況越是如此，出版社越要求我們接受訪談，越要求我們「亮相」。大約十多年前，文學節開始了。文學節非常成功，於是每年都會冒出新的文學節。文學節需要名流一樣的作家。成千上萬的讀者湧向作者，他們中並非所有人都對書比對人更感興趣。但這並不意味著讀者在聽完這位文化名流的講話後會立刻去買上一本書——作家的講話和他的書往往可以互相替代。讀者對作品中的自傳成分的迷戀在這裏完全得到了滿足——你已經清清楚楚見到了雪萊，幹嗎還要去讀他的作品？

我的社會生活發生了改變，因為有段時期，我跟一群加拿大和美國作家在一起，他們大多數是因為麥卡錫而流亡倫敦的。魯本·席普製作過一段取笑麥卡錫的留聲機錄音：《調查員》。沒有誰敢嘲笑麥卡錫，這段錄音讓美國上下哄堂大笑，麥卡錫的倒台也許就是從那一刻開始的，或者說這段錄音為他的倒台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現在沒有誰還記得《調查員》，它的高潮部分是魔鬼為申請進天堂的人分配了地獄的位置。魯本一直在好萊塢工作，因為成了危險分子，所以是被戴上鐐銬押上飛機的——這讓他的家人對他刮目相看。魯本聲稱，他的家人都是職業惡棍，他們都瞧不起他，因為他走了正道，而且幹上了寫作這個不賺錢的行當。但那身鐐銬挽回了他在家人心目中的形象。真的嗎？但魯本是個很好玩的人，當人們開懷大笑時，誰還會去追究細節呢？魯本充分利用了他的黑社會老大犯罪家族，任何一個世家子弟對自己的古老家族的利用都無法與之媲美。

我還去了巴黎。現在的人不會明白當時巴黎在人們心目中是多麼迷人的夢想之地。那些沒有參軍的英國人被戰爭困在島上好幾年。人們經常會說，他們被幽閉症折磨，夢想著出國，尤其是去巴黎。法國因為戴高樂、自由法蘭西和抵抗組織而變成了一塊磁石，更不用說游擊隊的迷人光環。現在我們的廚藝、咖啡和著裝都很好，所以很難記起我們曾經怎樣渴望著法國，甚至把法國當成文明本身。女人們對法國還有另外一種感情。法國男人愛|女|人，並且會表現出來。但在英國，大多數女人能期待的只是工人們在大街上沖自己吹兩聲口哨，而且也不全是善意的口號。瓊愛慕法國。她在那裡有過快樂的時光，她的法語很不錯。她父親當時的女友是法國人。瓊覺得她美貌絕倫，跟她相比自己一無是處。這當然不是真的，但你不能跟她爭辯。我見過這樣的女人，而且不止一個。她們總是透過玫瑰色眼鏡看待世界上所有的女人，除了她自己。「她很美，是不是？」瓊會這樣喃喃說起一個女人，但那個女人其實不如她漂亮。她讓人做了一身非常漂亮的黑色西裝，配著緊身短裙和男式馬甲，裏面是帶著波浪式領子和袖口的白襯衫。她去巴黎其實是讓這身打扮接受考驗，因為那裡的男人會稱讚你的衣著。她回來后恢復了信心。我認識的很多女人都說，一個人為了自尊也應該去趟巴黎。但法國的狀況也並非沒有諷刺性。一張報紙上登過一幅漫畫：一個法國男人穿著一身標準的武裝行頭，穿著舊夾克，戴著貝雷帽，叼著高盧煙，陪伴著一個打扮得像模特一樣的法國女人——一個是矮胖邋遢的男人，一個是高挑優雅的女人。

另一次德國之行是去漢堡。傑克想去尋找戰爭期間失蹤的一位朋友，可惜沒有找到。漢堡遭到過猛烈的轟炸，廢墟尚未清理。二月的天空，陰沉而寒冷，苦澀的風從北海刮過來。傑克說當地有個工會的節日，是個傳統節日，我們應該參加。在建築物的空隙間，在廢墟里，大堆大堆的篝火燃燒著。人們喝醉了，拿著酒瓶，圍著篝火踉踉蹌蹌地蹦著、跳著。他們唱著，或者說吼著戰爭年代的老歌和工人階級的傳統歌曲。他們就像一群匈奴在五朔節之夜狂歡，非常恐怖。很多年過去了，這些場景一直留在我的腦海中。三十年後，我重遊漢堡，跟一位出版商說起我記憶中的情景，他說：「不可能，這兒從沒發生過那種事情。你想到的可能是柏林或慕尼黑。」

阿諾德和我坐在我的豪華套房裡商量（我們的每句話都被監聽），我們認為這樣下去不行，我們再也受不了官方的浮夸說辭了。俄國人的問題在於跟外界缺乏足夠的接觸，不知道怎樣簡簡單單地說話，說人話。經過了長時間的討論，我們決定設計一個問題，迫使阿列克謝·蘇爾科夫必須如實回答，繞過那些套話。我們設計出來的問題是這樣：「在任何社會——即便最僵化的社會——都會有新觀念出現。新觀念一開始通常被視為異端邪說，甚至是在蠱惑人心，但後來就會被人們所接受，直到新的『異端邪說』出現再把它們掃進垃圾堆。這一不可避免的進程可以防止文化的腐朽或停滯。蘇聯是怎樣為這樣的進程留出空間的？」我相信這是我們的問題的原話，即便不是，也反映了問題的意思。趁著蘇爾科夫沒有被親信包圍，阿諾德和我對他說，我們想問一個對我們來說至關重要的問題。他仔細聽了我們的問題，點了點頭（以蘇聯風格要求的堅定姿態），回答說：「好的，這是個很好的問題。」他說他明天陪我們去亞斯納亞波利亞納時會答覆我們。亞斯納亞波利亞納是托爾斯泰的莊園，一個朝聖之地。我們滿懷信心地期待著真實的回答。

我看不出其中的關聯，只是覺得處決羅森堡夫婦不符合道義。我再次成為公開被圍攻的共產分子。我收到很多泄憤信和匿名電話。在政治情感強烈的時代，羅森堡事件引起了太多的憤怒和仇恨，以至於人們很快就會忘記，隱藏在所有喧囂和宣傳背後的只是一個最簡單的是非抉擇。這麼多年過去了，這個案子里仍然有些無法解釋的東西。羅森伯格夫婦被處決后，沒過多久，英國和美國就揪出了大批間諜。有些人為了錢而叛國，有些人使幾十位同胞喪生，但沒有一個被絞死或坐電椅。羅森堡夫婦的罪行比他們輕得多，而且還有年幼的孩子。有人認為，他們被判坐電椅，是因為他們是猶太人。還有一些人——包括我——懷疑，那些判刑的人只是想看著一個年輕、豐|滿的女人被「烤熟」，並從中獲得隱秘的快|感。有時候，對某件事情的爭論遠比那件事情本身更能引起關注，羅森堡事件就是其中之一。

蘇聯藝術家們只能畫「健康的」畫。這些藝術家似乎通過一些小花招緩和了他們的處境（至少緩和了一點點）：一幅畫完成後，他們會特意畫上一條狗或者一個明顯不協調的形象。當這幅畫拿到官員面前接受評判時，那些官員一定會批評它，這樣萬一有來自上面的批評，他們才可以脫身。這時候畫家會站出來說：「同志，我剛剛才看出來，都是因為那隻狗。我不應該把那隻狗畫進去。」「很好，同志，那麼就把狗拿掉吧。」這幅畫就通過了。後來我發現在很多場合這種策略對我極其有用——有時的確需要適當的調整。

斯坦利·曼為電影寫劇本。

今天發言的英國人是J.B.S.霍爾丹教授，他說，他也認為當前最大的戰爭威脅來自美國和美帝國主義帶來的危險。他批評俄國人沒有讓大家能夠「獲得關於蘇聯人民的實際生活狀況的充分信息」，他說，這些信息對影響英國的知識分子很有必要。

最早幾年很少收到這樣的信，但它很快就變得很常見了：「恐怕我必須告訴你，我就要離開這家公司了，我要去……我感到抱歉，因為跟你一起工作非常愉快。希望你最近能跟我一起出來吃午飯。但願將來我們可以再度合作。」一開始，當出版公司還沒有像雜貨包裹一樣被買來賣去、編輯們也還沒有在公司間跳來跳去的時候，人們期待作者對出版社保持「忠誠」。然而作者們一旦看到事情在發生變化，他們的忠誠度也變得像他們的出版社一樣——他們往往趨向最適合自己的地方，通常會追隨已經建立起信任關係的編輯。但當這種「忠誠」也消失的時候，比法律合同深得多的東西就從根本上被瓦解了。

我們為離開而高興——我們都這麼覺得。

我們一有空就去牛津大街的第一演播室和學院兩家藝術影院看法國和義大利電影。國家電影研究院當時還沒有成立。我們在那裡度過了歡快的時光，我們常說：「我要去那兒注射一針陽光。」法國和義大利的電影讓我們在一兩個小時的時間里感受到我們的生活里極度缺乏的優雅和魅力。

很難讓現在的年輕人理解這個國家戰後有多麼貧困。從那以後到今天是財富膨脹、生活迅速改善的「富足」的幾十年。今天的窮人都比當時很多中產階級過得好。很少有家庭有中央暖氣。我們對待暖氣的態度成了歐洲人的笑柄，因為這個清教徒國家的靈魂深處仍然有一種感覺：追求溫暖舒適就是自我放縱。我們有煤氣或電爐，但需要投幣使用。這意味著人們下班后回家，等待他們的是冰冷的屋子。冰箱才剛剛開始普及。我的牆上有一個食品儲藏櫃，牛奶和肉都是要吃的時候才去買。大多數地面都是帶著污漬的或者是油漆過的木板，蓋著小塊地氈和地墊，還沒有普及從牆根到牆根的地毯。你走進一座房子或公寓，也許會看到質量不錯的結實的舊傢具，但沒有暖氣、沒有冰箱，廚房裡仍然裝著陶瓷水槽和木質的瀝水板，冰冷的地板在漂亮的地氈下瑟瑟發抖。很多傢具仍然是「實用型」的，這是因為戰爭。戰爭期間，你能買到的新傢具和新衣服都是實用型的，它們的式樣似乎專門是為了證明必需品必須要有多醜。

傑克覺得我對彼得過於呵護了。他很難跟自己的兒子相處，也坦率地告訴我，他不會成為彼得的父親。

訪蘇一行人當中，內奧米是我後來見得最多、見的時間也最久的一個，我們見了好幾年。我見過幾次科珀德和他妻子。在一個越來越商業化、越來越匆忙的世界里，他越來越不得其所。他來自鄉間，屬於村莊、田野、樹林和長時間的閑聊，一個消失的世界……我沒見過道格拉斯·楊，但聽內奧米講起過他。我有時跟阿諾德·凱特爾一起吃午飯，但他一直無法跟黨決裂。我的確見過理查德·梅森，他跟妻子費利西蒂住在切爾西的某條街上。費利西蒂是個真正的美人，繆斯的合適人選，因為她認為自己的角色是激發天才。在理查德之前，她也遇到過一兩個人，但一見到理查德，她就明白了自己的宿命，也知道了他的宿命，並把這種宿命告訴了他。她斷定，切爾西的一座小房子和安靜的生活是他的創作所需要的。她每天早晨安排他上樓，幫他擋住電話、門鈴、訪客和日常生活的任何痕迹。這當然是很多作家夢寐以求的生活，尤其是我，那麼多事情都有人照管，但這個藥方顯然不適合理查德。痛苦而滑稽的一幕上演時，我也在場，那天晚上還有其他幾位客人，大家都懷著同情的好奇心追隨著這幕戲劇來到它不可避免的結局：理查德告訴費利西蒂他需要的什麼，而費利西蒂卻把她所斷定的他應該需要的東西告訴他。「我想做的是去異國他鄉，愛上一個有色人種姑娘。她一定要一貧如洗，或者疾病纏身，或者是類似的情況。到那時我會寫我的第二本書。」

「是啊，一切都開誠布公。沒有偽善，沒有謊言。」因為非常年輕，所以當她們審視成年人的世界時，偽善和謊言在她們看來是最糟糕的東西。

我們開著幾輛汽車前往鄉村。路邊有些當地人在賣野草莓。官員們都買了，鮑里斯·波列沃依買得最多。他其實不是官員，但他在莫斯科陪我們。他寫了幾部關於偉大的愛國戰爭的小說，備受讚揚。康斯坦丁·西蒙諾夫也跟我們在一起。他剛出版了一本情詩集，得到了官方的認可，儘管官方認為情詩是危險的東西，而且斯大林本人也說過，他認為這種情感的抒發應該牢牢地限制在卧室之內。人們經常引用斯大林的這句話，以顯示這位偉人對藝術的父親般的關懷。鮑里斯是個有魅力的人，孩子氣十足，熱情洋溢，到哪裡去都開著摩托車。大家一有機會就要插這麼一句：這就是那位舉足輕重、備受推崇的作家，但他沒有因為自己特別優秀就不騎著摩托車到處跑。我們在托爾斯泰的莊園看到了托爾斯泰的房子。你如果意識到托爾斯泰是貴族，而且屬於俄國的顯赫階層，眼前的房子就會讓你大吃一驚，因為這座房子不大，裏面卻住了很多人：親戚、孩子、僕人和訪客。最觸目的是裏面的傢具非常簡陋，公爵夫人在上面頻繁分娩的沙發擺在普普通通的公用間，而沙發的式樣像是為了讓人最大程度地感到不舒服而設計的。

我也去了都柏林，邀請我去的是一些作家，這一點我可以肯定，因為印象中我度過了一個愉快、友好的夜晚。但最令我難忘的不是這個。我離開那個晴朗、乾燥、炎熱的國家一年多了。我以為我在倫敦已經嘗遍了陰沉和灰暗，但突然間，我來到了這座城市，滿眼都是凌亂破敗的古建築，同時不失莊嚴。這是一座以自己為驕傲的城市。但街上到處都是衣衫襤褸的孩子，他們面帶飢色，打著赤腳，胳膊凍得發紅。沒有哪座城市會像當時的都柏林那麼貧窮。那是一種鋒利的、啃噬人心的貧窮，而這種貧窮也在折磨著作家們。有位作家把一本書塞到我手裡，是默文·沃爾寫的《焚燒的葉子》。這是一本不該被遺忘的書，它描寫了一個醉酒的周末，描寫了一次絕望的醉酒。不到十年，我再次來到都柏林，而那座落魄飢餓的城市已經消失了。

到了這一步，代表團的人不再假裝是一個共同體。跟過去一樣，自由活動的時間，內奧米和道格拉斯總是在一起。

我在委員會待了一年，痛恨在那裡度過的每一分鐘。雖然我已經習慣於處在錯誤的位置上——我有時覺得這是我在襁褓里就背上的詛咒——但這次錯位是最嚴重的。錯位的發生是因為你周圍的人相信你的想法跟他們一樣，或者他們認為你的想法跟他們的差異很大，而且他們斷定這種差異就是他們所認定的那種差異。當你發現這種或那種立場過於簡化、只是一套死板的戒律時，你也會跟周圍的人錯位，而且這意味著每次聚會時，你的頭腦都會不停地發表意見，誇大其詞。我一直都在這樣做，甚至從小就是這樣。年輕時，我頭腦中的這種唱反調的議論是惱人的、激烈的，但年齡越大，我越感到疲乏：「噢，上帝，恐怕事情只能這樣了？」

今天，如果一個女人的情人總是敦促她離開所有的人，找到一個屬於自己的住所，沒有哪個女人不會覺得他的話意味著一種允諾，即使她的頭腦說——不是這樣。那時候，我跟傑克見面的次數比以前減少了。我想，也許等我爭取到自己的住所，我跟他見面就會多一些。

蘇聯作家，或者確切地說是黨的官方方針跟英國作家代表團之間有著無法跨越的鴻溝。這在第一個人發言的時候就已經顯而易見了。隨著訪問的進行，這條鴻溝不僅沒有變窄，反而越來越寬。

伊麗莎白女王音樂廳在每個周六的上午舉辦精彩的兒童音樂會，組織者是羅伯特·梅耶爵士。彼得和我大部分星期六都會去那裡，瓊有時也去。本傑明·布里頓的《讓我們排一場歌劇》上演了不止一次。台下擠滿了孩子——當然都是中產階級的孩子。好吧，聊勝於無。那些故事的背景都是維多利亞式的兒童房、保姆、僕人、媽咪和爹地，那些來自貧民區（或者不久后出現的市政福利房）的孩子們看到這些會怎麼想？

我在黨內時沒有參加過一般的會議。很多年後，我已經不再是黨員了，有人邀請我去給一個共產黨小組做講座。那是個真正的共產黨小組，都是普通黨員。地點在南倫敦的一條貧民街道的房子里。人們為我鼓掌。屋子裡坐的都是潦倒的和孤僻的人，他們縮在一起，因為黨對他們而言就是俱樂部，或者是家庭和親人。然而——這一點讓人心碎——這裏也有鄉下的漢普頓和默默無聞的密爾頓，他們往往都是自學成才，有獨創精神，質疑世界上的各種事物，除了共產主義。

到了機場，鮑里斯·波列沃依在等我們，他騎了摩托車來跟我們說再見，笑容滿面，體現出真摯的同志情誼。波列沃依是個善良的夥計，他答應我們，他會讓他們送醉漢去醫院。「情況很有可能是，」道格拉斯說，「不被槍斃就算走運了。」我們都同意他的看法，阿諾德也沒有反對。

我很矛盾。我是在「一戰」的影響中長大的，其中也包括受了我父親的影響——他對德國士兵抱著強烈的認同感，認為他們和英國士兵一樣，不過是愚蠢的政府的犧牲品。我曾嫁給從被希特勒控制的德國逃出來的受害者。成長環境讓我相信：希特勒和納粹是《凡爾賽條約》的直接產物，如果戰勝國能以明智的態度寬容地對待德國，「二戰」就不會發生。我相信——現在也仍然相信——如果我們，英國人和法國人，有膽量早一點站出來反對希特勒，支持那些被我們怠慢的反納粹的德國人，「二戰」就有可能被阻止。當時在德國讓我非常痛苦，我被兩種力量撕扯著。我一方面為德國人感到難過；但另一方面，德語和德國的標記喚起了我對戰爭的恐懼，儘管那是缺乏理性的愚蠢的反應。一天，確切地說是一個晚上，我站在柏林的一個鐵路站台上，突然意識到站台上的每個人都曾在戰爭中受傷——斷腿的，缺胳膊的，沒眼睛的，所有的人都喝醉了，那是戰爭和艱難時代特有的醉酒方式，那是辛酸的醉酒——我對自己說，夠了，不要再折磨自己了，這和主動把鼻子往自己吐出來的東西上蹭有什麼區別？！為什麼要這麼做？對我有什麼好處？對德國人有什麼好處？之後幾十年，我都沒再去過德國。後來，德國再度完整了，悲慘破敗的景象也消失殆盡。求求你，上帝，讓它們永遠消失吧。

在電影院和劇場里，國歌奏響時我們會起立。

還有一個問題，我無須向任何一個前殖民地的人（這裏包括加拿大、澳大利亞、南非和其他無爭議的前英帝國屬地的人）和大多數外國人解釋。到英國之前，我們這些人一輩子看到的都是英國人在艱苦的地方工作，經常孤立無援，面對各種各樣的匱乏和蠻荒。我們知道，最讓英國人高興的事情莫過於登上險峰之巔、駕著小划艇穿越大西洋、隻身一人在沙漠或叢林深處探險。「不屈不撓」是最恰當的詞。自給自足，熱愛孤獨。然而在英格蘭，一群這樣的人聚在一起卻顯得安逸、狹隘，一遇到外來人就會抱在一起，一臉警覺的孩子式的表情。他們表現出一種單純的少不更事的特徵，經常被人們歸結為：「想想看，不列顛已經有幾百年沒有遭到入侵了。」

我的任務還包括去理查德·梅森的房間，告訴他一定不要再一有機會就說自己從來沒讀過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高爾基。我們的東道主讀過所有的英國文學名著——東道主中的作家們確實讀過——而梅森在丟大家的臉。假如人們提到屠格涅夫，他可能就會慢吞吞地說：「誰是屠格涅夫？」我以為他是在裝腔作勢，他的這種姿態類似於道格拉斯·楊的蘇格蘭短裙。但他讀的書確實不多，他宣稱自己成為作家完全是個意外。一位孤單的年輕士兵，受傷躺在醫院里（我想是在緬甸），愛上了棕色皮膚的美麗護士，出於無聊寫下了這個故事，然後這本小說就成了暢銷書。他說他覺得文學名著很枯燥。他真的這樣想嗎？在他麻木平庸的人格面具後面，隱藏著各種各樣的感受力。像我們一樣，在莫斯科目睹的一切讓他很沮喪：沉悶的街道、空空蕩蕩的商店、難看的衣服，還有那裡的氛圍。當時剛好是斯大林去世之前。照看我們的是個名叫奧可薩娜的漂亮的喬治亞姑娘。我們求她允許我們到街上隨心所欲地四處逛逛，但她顯然給嚇壞了。我們趁她不注意時開了幾次小差，但都被她焦慮的訓斥聲給https://read.99csw.com喊回來了：「你們在幹什麼？不准你們……」

那些街上的商店裡幾乎空無一物，只有兩個例外。一個是麵包店，那些極好的麵包店拯救了醜陋的街道，店裡擺滿了各種各樣的麵包，褐色的、白色的、黑色的。上了黃油的脆軟麵包聞起來非常誘人，我們忍不住想馬上坐下來就吃。另一個讓人意想不到的商店是女士的緊身胸衣店。商店裡幾乎沒有衣服，賣的鞋子要麼鬆鬆垮垮，要麼樣式笨重；精緻、大胆、時尚、多彩的東西一樣也沒有。但街上卻有緊身胸衣商店，每間店裡都有一兩件極其鮮艷的淺粉或紫色胸衣，配著樑柱一樣的束腰和閃閃發亮的粉色緞帶。但店裡一件胸罩也看不見。

我沒有領會事情的關鍵。他不僅對我說必須要有自己的房子，他對其他女友也這樣說。這是一個兒時家境極度貧寒的男人，在他生長的國家和文化中，安全保障是一種妄想。而對於一個窮人，向安全保障靠攏的第一步是頭上有個屋頂。幾十年後，當我跟一些非常窮困的老太太交往時，她們一直在我耳邊說「頭上的屋頂」、「我頭上有了個屋頂」、「你必須要讓自己頭上有屋頂」。傑克給每個人的建議都是在不繁華的地段找到一座房子或公寓，分期付款，確保地方足夠大，可以出租一兩個房間，沖抵按揭的開銷。這是艱難時代的生存藥方。但我從來沒這樣想過，我一輩子搬了太多次家，已經不記得在什麼時候住過哪裡。想到要待在一個地方，我覺得很緊張。我在瓊那裡已經住了四年：1950年～1954年。

衛生間里有一個相框，鑲著吉普林的詩《假如》。人們告訴我們，這是大家最喜歡的詩，每個人都能背出來。

我們從蘇聯回來不久，倫敦的最後一場大霧到來了。你把手舉到面前也幾乎看不見，真的是這樣。內奧米召集我們幾個訪蘇的人在河堤的米基森公寓重聚。我站在河堤上寸步難行，我迷路了。我淹沒在濃霧中，就像淹沒在髒水里。突然一個男人撞上了我，是個蘇聯官員——我想是蘇爾科夫——他正因為大霧而欣喜若狂，因為每一個外國人都很欣賞狄更斯筆下的濃霧，直到今天他們仍然會說：「你們倫敦可怕的大霧……」「但已經沒有大霧了；我們有了《凈化空氣法案》。」聽到的人感到失望。清除掉一個強有力的標誌可沒那麼容易。

外國人說我們的街道多麼文明，多麼整潔、有秩序。

那些大型出版公司、國際出版大鱷深諳經營鴻篇巨製和暢銷書之道，對發行業已知名的嚴肅作家的作品也了如指掌，他們善待這些作家並珍惜他們。我是其中之一，對此我心存感激。在會計師和金融家中間還藏著一些對文學懷有激|情的人，但他們往往變得神色惶恐，有時你會聽到他們在低聲抱怨：「我以前非常熱愛文學，但現在我沒有時間讀書了。」因為他們都在超負荷工作。好書出版了，好作家倖存了下來，但那些小眾的獨特的書承擔著所有的壓力。每個喜歡文學的人心中都珍藏著一張絕版書單，其中有些書也許根本沒出版過，或者是印出來了，但編輯壓根沒設法去賣。從長遠看，對這些「難銷書」的忽略會對出版業的整體產生嚴重影響。從前，出版人非常清楚這些「難銷書」有多麼重要，它們是一股股噴涌而出的生命之泉。我們有些作家傷感地回憶起以前的日子，那時候，一個出版人會對作家說：「你和我從這本書上都掙不到一分錢，但它應該出版。」

就在那時，我收到了母親的來信。她說她要來倫敦跟我一起住，幫我照顧彼得。她在信中還提到了一件超現實但又無法避免的事情——她自學了打字，要做我的秘書。我對此感到頭痛。

這就是每一天的輪廓。但你在這裏找不到寫作過程的真相。我要訴諸那個有用的字眼「收集毛線」。無論是在購物，做飯，還是在干其他事情，你都在「收集毛線」。你正讀著一本書，但發現你的手放低了——此時你就在「收集毛線」。富有創造力的黑暗時刻。無法言傳。那些棄用的扔掉的文稿，那些進了廢紙簍的流產的故事又如何呢？還有那些在你頭腦中存活了一兩天、一周，還沒誕生就隨著流產的故事一起消失的想法呢？什麼樣的生命？它是什麼？為什麼這一頁活著而那一頁死了？這種活力，這種來自生命的深處、視線所不及、由愛哺育而成的活力是什麼？但當我這樣描述自己的一天——我起床，孩子去學校，我寫東西，他回來，第二天一模一樣——這樣的文字幾乎沒有誰會繼續翻下去。

作家小組在我的房間里開會，因為我從小就不喜歡出門，還因為我告訴過約翰·薩默菲爾德，我厭惡開會，而我最近參加的會議已經夠多了。他說，既然這樣，我們就去你那裡，這樣你就逃不掉了。他以前告訴過我，入黨時最好遵守這樣一個原則：告訴他們，有些事情你是不能做的，比如，乘巴士或者晚間外出。為什麼？要讓他們知道，他們不能隨隨便便把各種事情強加給你。「但是不行，你不能說你不願意去開會。」他們指的是誰？是黨，是國王大街。

要麼就來個書展。每家出版社都擺出一排作家等著簽售。知名作家面前會排起長隊，不那麼有名的作家（他們也許跟知名作家同樣優秀）卻干坐在那裡，一小時、兩小時過去了，沒有人走近他們。這究竟是為了什麼？不是為了賣書，是嗎？沒錯。這隻是出版社在向其他出版社炫耀自己旗下的作家：看看我的馬廄里都是誰。

《我們當時怎樣想——時代精神》

哈里·波利特——英國共產黨總書記，或者說領導人——站在肯辛頓商業街的龐廷斯商場門口。跟今天富麗堂皇的商場相比，龐廷斯很寒磣；跟當時的哈羅斯或塞爾夫瑞商場相比，它也只能算是個鄉下商場。哈里·波利特在商場門口舉起攥緊的拳頭，猛地一晃，然後放下來，伸出一隻手指控訴：「等我們掌握了政權，我們要把這些地方統統推倒。」他指的是那種令人髮指的奢華場所。共產黨就是這樣去震懾群眾的——當時衣服配給剛剛結束，大家一心夢想著擁有一點點時髦、一點點華麗。這件軼事充分體現了英式思維的特點：深深的清教徒精神，痛恨歡樂，渴望控制和壓制。

我們幾個人對蘇聯的看法大相徑庭，卻能變成一個整體，一方面是因為報紙的大肆渲染使我們抱成一團，另一方面是因為阿諾德堅持認為，我們應該求同存異，以統一戰線的形象出現。這一定是來自國王大街或者蘇聯的黨的方針。這讓「右翼」的內奧米和道格拉斯感到吃驚。A. E.科珀德很沮喪，因為他一心想代表整個英國公開地、永遠地擁抱共產主義，問題是他沒有接種過政治疫苗，一點兒政治頭腦也沒有。他完全被與政治的初次接觸征服了。而理查德·梅森，不管他是出於天性還是刻意偽裝，都看不出政治色彩。因此我和阿諾德意識到我們倆處在核心位置。這很合我的脾氣，也很合我的狂妄自大。如果我們幾個當時在俄國人面前爭吵，至少可以更公正地表明英國人對共產主義的態度，但在當時，隨著訪問一小時一小時地進行，我們越來越覺得自己是英國人，是愛國者。我們一見到俄國人，馬上就形成了統一戰線，因為那些俄國人都是守舊的民族主義者。這句話現在聽起來很簡單——當然是這樣！但按照當時的觀點，這類民族主義跟烏托邦共產主義的純潔性毫不相干，共產主義設想的是對全人類的一視同仁的愛。聽著主持人布林普上校般的論調，我很不自在地想起了在南羅得西亞的共產小組裡的經歷。那時我們花了幾個小時去理解「黨的路線」中那些拐彎抹角的東西究竟是什麼意思。這些辯證法的傑作任意操縱著馬克思主義的真理，尤其是從哥特弗萊德嘴裏說出來的話。世界各地的共產黨人都在費盡心機編織各種牽強附會的解釋，解釋俄國同志為什麼做了這麼多匪夷所思的事情，如果當時的俄國人知道了一定會笑掉大牙。我和哥特弗萊德都曾說過，沒有哪個真正的共產黨會認可我們的理想主義式的夸夸其談。這種說法多麼正確，只是我沒有料到會碰到這麼刺耳而粗陋的民族主義。但我為什麼會沒有料到？俄國人，或者說斯大林，從來沒有隱瞞這一點。我跟阿諾德一起討論這種精神上的不愉快，因為其他人不會理解這一點。我們的結論是：俄國人經歷了極其恐怖的戰爭，因此不得不退回到民族主義中。因為那場戰爭，我們不得不原諒俄國人所做的一切。他們在列寧格勒戰役中損失的人比英國和美國在整個戰爭中損失的還要多。這就是為什麼捷克人傑克不斷對我說：「你們這裏的人就是不會明白。」那時候，「蘇聯」和「俄國」這兩個詞是可以互換的，儘管今天似乎不能。

過了很多年，我突然意識到，戴茜阿姨當時其實是在間接地問我，她能不能跟我一起住。我當時沒有想到這一點，她居然會想跟我這個不妥當的無神論赤色分子一起生活。我媽媽每周寫給她的信肯定一直在控訴我這個糟糕的女兒。「你做的每件事情都是在處心積慮、竭盡所能地傷害你爸爸和我。」如果戴茜阿姨不是想跟我住在一起，那到底是為了什麼呢？我有時會捉摸這個問題，也許這裏隱藏著某些無法言喻的痛苦，也許是兩姐妹間的故事，她們很討厭對方，各過各的生活，但到了老年，人們卻希望她們住在一起，分享菲薄的養老金。

我接下來要寫的，也許是我一生中最神經質的行為——我決定加入共產黨。當時，我的「懷疑」開始變成一種持續的折磨。一些瑣碎的現象表明蘇聯已經變得很恐怖。人們開始討論這些現象，竊竊私語，小心提防，以免被人聽到。在我的記憶中，大家從未認真地坐下來，深入討論過我們聽到的傳聞到底意味著什麼。有的人說著說著就突然淚如泉湧：「噢，這太可怕了。」也有的人突然指責道：「不管怎麼樣，這肯定只是些反蘇宣傳。」還有的夫妻開始爭吵，甚至鬧離婚。

我一回到倫敦就收到了黨員證，約翰·薩默菲爾德也立刻來找我，讓我加入共產黨作家小組。但我已經後悔自己一時衝動入了黨，我知道我入黨是一種神經質的決定，伴隨著一種無助的被拖著走的感覺，彷彿服了迷|幻|葯，或是被催眠了——就像我第一次結婚是因為戰爭開始了，而當我不想要孩子的時候卻要了孩子——就像被魚線鉤住嘴巴的魚。蘇聯之行在我心中激起的情感要遠大於它的政治影響。我的思想和情感開始發生矛盾。我當時還遠遠沒有認識到，「支持」蘇聯只是我的童年情感的延續——戰爭、對苦難的體諒、對痛苦的同情、對善惡的認識——我只知道有什麼東西深埋在我的心底，像噩夢一樣駕馭著我。

他們帶我們去了一個兒童夏令營，這差不多是我們參觀的最後一站。我們知道這個地方只是擺給我們看的。可奧可薩娜和其他人卻堅持說，蘇聯的每個孩子夏天都會在夏令營待上六個星期，他們去的夏令營跟這個一樣好。這個夏令營運作得非常好，裏面都是圍著圍裙、扎著絲帶的可愛小姑娘和彬彬有禮的小男孩。最讓我們意想不到的是圖書館，裏面擺滿了俄國、英國和法國的經典。小床上、公共間里到處擺著托爾斯泰、契訶夫的著作，還有英國的翻譯作品。「我們的孩子只讀最好的。」全國都這樣嗎？是的，我們得到了肯定的回復。我們幾個當然對此進行了討論。一點不錯，我們遇到的每個人對英國文學的了解都跟我們一樣多，我們也看到人們在地鐵上閱讀名著。「矛盾」的地方在於：在這些人生活的國家裡，麻木粗野的浮夸言辭每時每刻充斥著人們的生活。但他們卻是在人文傳統中成長起來的。僅僅是一卷托爾斯泰就足以跟官方的所有教導相抵觸。

「什麼？」

我覺得這些活動讓人提不起興緻，這些人全都在跳蘇格蘭民族舞，經常冒著寒冷的濛濛細雨。

用餐時，科珀德很開心地跟集體農場的教師和護士調笑。他喜歡年輕、可愛的女人，那兩個女人又漂亮又溫柔，跟他眉目傳情。

這是喜歡狂飲亂醉的一群人。離開羅得西亞后，我已經很少喝酒。住在登比路時，我既沒有錢買酒，也沒有人對飲。在瓊這裏我們只喝葡萄酒，但也不經常喝。而跟這些北美人在一起，他們喝的當然不是葡萄酒，而且他們總是爭相證明誰是調這種或那種雞尾酒的專家。 他們會說著「只要往杜松子酒裏面加上一滴苦艾酒，不過，更好的做法是用苦艾酒的軟木塞在杜松子酒表面輕輕滑過」諸如此類的話。他們還比賽誰吃藥吃得厲害。後來，克蘭西·西加爾和魯本經常在一起攤開手掌，掌心裏擺著他們一天的藥物用量，互相嘲弄對方，鼓吹自己的藥力道更強、更弱、很可靠、很危險，這是剛剛才發明出來的。他們這種歡鬧的風格讓我經常感到很震驚，儘管也很享受。這就是強硬的有挑釁意味的北美幽默，也常常很殘酷。唐納德·奧格登·斯圖亞特後來寫了一個劇本：《搞笑組》，在團結劇院上演，劇中的人物互相開玩笑，最後演變成暴力，導致死亡。這齣戲很好，但那個時候團結劇院已經過時了。

「她帶他受洗了。」

這也是蘇聯派遣馬戲團、樂團和舞蹈演員來倫敦的時期。俄羅斯小丑們棒極了，我們沒有什麼可以跟他們媲美（現在也許仍然如此）。至於他們對待動物的方式，那是另外一回事。那些音樂會、合唱、舞蹈表演都突顯出一種扭捏作態的異想天開和濫情。惡魔般的殘酷在藝術作品中製造出這樣的品質。濫情和殘酷是同胞兄弟，殘酷往往帶著虛假的微笑。喬納森·克勞斯說，他有回在巴士上看到一份別人扔下的雜誌，上面刊登著藝術作品，他以為是蘇聯人的作品。湊近了一看，那些英勇的人物形象居然是專門討論納粹藝術的文章裏面的。還有一次，他在36路巴士上看《工人日報》，也坐這路巴士的畫家大衛·邦伯格告訴他蘇聯的體制如何野蠻，還說他應該讀一讀阿瑟·庫斯勒寫的書，尤其是《正午的黑暗》。喬納森讀了，但對他起決定作用的是蘇聯藝術和納粹藝術之間的相似性。

一位最著名的紐約出版商一直抱著這樣的幻想：把「他的」作家們都牢牢地監禁在一排小農舍里，就像養馬一樣。我們會被關上一整天，一直工作，傍晚獲准三四個小時的外出時間，去過我們的無關緊要的小日子，到了十二點再關起來。玩笑而已！

另外，我們在蘇聯遇到的那些作家，為什麼有那麼多人熱衷於討論皇室？他們樂此不疲地告訴我們，他們對我們的女王多麼感興趣，君主立憲是多麼好的制度——當然是對英國而言，對他們就不合適——他們多麼推崇我們。蘇聯作家究竟為什麼對英國皇室感興趣？「顯然，」他回答，「他們不能公開地講他們多麼痛恨共產主義。他們繞著彎子講，希望你有悟性，能理解他們。」

然而有時候我一定是走投無路了，因為我曾經在梅菲爾一帶申請秘書職位。一周七英鎊。我對僱主說，這樣的工資水平讓人沒法過活，他抱歉地說：「我們指望僱員都住在自己家裡。」

麗貝卡·韋斯特，一位聰慧、有教養的女人，她說歌德的全部哲學可以歸總為「自然何其壯麗」。這就是了，你聽到了來自沼澤的真正的咕嚕聲。

我還受邀向愛爾蘭共和軍的人講過羅得西亞的情況。聽眾大約有十五人，都是年輕的男人。我了解到，沒有逮捕令就逮捕、不經審訊就關押、沒有判決就收監，這類事情經常發生在愛爾蘭共和軍成員身上。他們被關起來之後就沒有獲釋的希望，除非英國一時興起。愛爾蘭共和軍與英國之間的戰爭淵源比大多數人現在以為的要久遠得多。

我想羅森堡夫婦可能只是說了句「哦，當然，如果這邊發生了什麼有意思的事情，我們一定會告訴你們的」。

但這並不僅僅是錢的問題。這裡有一種黑暗的、可疑的東西；一種沒有公開承認的需要獲得了滿足。再沒有比這更大的羞辱了：作家被派到遙遠的外地的一家書店，比方說在曼徹斯特（或者底特律），坐在一堆書前面，結果沒有一個人來買，更別說請求籤名了。我在年輕作家身上見到過這種悲慘遭遇。

當時是十一點半，客廳里放著裝茶點的餐車，餐車上擺著小圓麵包、果醬和兩種茶。她們一邊取下圍裙，一邊道歉：「這年頭我們請不起像樣的僕人。有個女傭每周來一次，所以這裏什麼都沒收拾。」

J.B.S.霍爾丹是內奧米·米基森的哥哥，他為《工人日報》撰稿，向人們解釋科學領域的新發現。正是他曾經用這句話鼓舞了我們所有的人：「宇宙不僅比我們一般設想的離奇，它比我們所能夠想象的還要更加離奇。」我認識一些人，他們專門為看他的文章而買《工人日報》，其他內容一概不看。他後來去了印度，在那裡培育了一代印度科學家。這樣的人都很有獨創精神，但他們也像他們的同類一樣有一個共同的特點：當談論蘇聯時，他們說的每個字都是胡言亂語。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是：是不是有些人為了在其他方向上取得大發展，需要跟遭到痛恨的少數派認同？這些多姿多彩的人當中有像紅色主教休利特·約翰遜這樣的人，他寫了一本華而不實的書，叫作《世界共產黨人六世》，他是共產黨的帽子上那根最亮麗的羽毛，因為他身居宗教當權者的核心。

我想起了一個可愛的年輕人。他跟我一起吃午飯，討論他父親。我對他說：「詹姆斯在蘭德的礦上工作的時候——」

早晨他經常在孩子醒來時動身離開。「我必須回家換件乾淨襯衣。」這是他的慣用語。

樹林和田野景色宜人。午餐用的長桌擺在樹下，大約可以供三十個人就座。蘇爾科夫的女兒也在場，她是個快樂、漂亮的姑娘，是她父親的寵兒：他的眼睛一刻也離不開她，還向我們炫耀自己的女兒。她說她要去極地旅行，共產主義的浪漫想象一下子吸引了阿諾德。他問她是不是要去北極探險，蘇聯姑娘當然做得出這樣的英勇之舉。她可愛地大笑，說不是，她要跟學校里的朋友一起去遊覽一個風景如畫的地方。只有回憶起這樣的時刻，我才能把自己重新放迴向往英雄主義的氛圍中，那是共產主義的空氣。

她對我母親的想法和感受的了解當然比我多。過了那麼多年，寫了幾百封信之後，我母親回到了倫敦，在這位老朋友這裏住了一個星期，就在這座房子里。一座倫敦的房子是她夢寐以求的，但當然不是一座太大的、因為沒有僕人照料而慢慢破敗的房子——兩個老太太住在裏面，生機早已離她們遠去，她們整天待在屋子裡做飯、做家務。我媽媽來這裏做客的那段時間她們相處得怎麼樣？我很想知道，但沒有開口問，因為事情肯定不會太好。我知道一件事情：我母親和伊夫琳意見相左。「莫迪一直是個直率的人。」戴茜平和地說，神情緊張地看了妹妹一眼。

然後是彼得。茉艾迪仔細觀察了一下我和彼得的生活狀況。我和彼得總是關在那個小套間里，一待就是幾個小時。她的朋友艾希納一家也是難民，從奧地利來，住在東格林斯特德附近。他們非常窮，有幾個孩子，住在一座大房子里。房子周圍是一塊兩英畝的地，地里都是粗糙的岩石。每到節假日就有小孩子寄宿在那裡，有時多達二十人。孩子們都過得很開心。彼得也開始去艾希納家，最初只待幾天或者只是周末去，後來有時會待上兩三個星期。我在維多利亞車站送他上長途巴士。在旅途的終點，他將變成成群結隊的鄉村孩子中的一員。這種安排再好不過了，無論是對他還是對我。

我們沿著直布羅陀海峽的海岸線行駛，一路上一家旅館也沒有。我們在內爾哈見到了幾個漁夫，他們在海灘上做魚給我們吃。我們睡在沙灘上，看著星星，聆聽著波濤的聲音。一年後，直布羅陀海峽和巴塞羅那之間將會出現星羅棋布的酒店，但在那時什麼也沒有，除了幾個鎮子，就是蜿蜒空曠的海岸。巴倫西亞附近有塊牌子，上面寫著「切勿在此游泳，危險！」但我還是下水游進了誘人的波濤中間，接著一個浪頭把我舉起，摔在沙床上。我爬出來，耳朵里灌滿了沙子。傑克帶我去了當地的醫院。兩個醫生用拉丁語交談，證明拉丁語仍然活著。

警察猶豫起來，相互瞥了一眼，然後又審視著我。我又累又煩，而且外表普通，難以給人留下深刻印象。

我去里士滿探望戴茜阿姨和她的妹妹伊夫琳，我進入了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我的大部分朋友都生活在動蕩、不安穩的狀態中，而去戴茜阿姨家就像是一次回到過去的旅行。這是一座大房子，已經破敗，需要粉刷，它坐落在一座美麗的花園中間，花園裡到處都是小鳥。一幢幢老房子持重地問候你，看著你沿路而上，經過謹慎的窗子，當你按響門鈴，你似乎能感覺到，房子裏面的居民開始移動到位（有些像鬼魂一樣），對你這位闖入者嚴陣以待。我了解的英格蘭完全是幾百本小說和劇本中的紙上的英格蘭，在我這種人心目中，住在這些老房子里的人嘴裏講的都是小說上的對白，而那些小說他們也許根本沒讀過，甚至連聽也沒聽說過。

接下來，道格拉斯·楊開始為成為英格蘭的附屬的蘇格蘭說話，提倡為被剝削的殖民地伸張正義。他在訪問過程中不時穿上蘇格蘭短裙，以起到戲劇般的突出效果。他非常高、非常瘦，他穿上蘇格蘭短裙的戲劇效果要比普通人更明顯。他抓住一切時機站出來為遭到踐踏和壓迫的蘇格蘭呼籲。我毫不懷疑他是誠摯的蘇格蘭民族主義者，但他看起來像是在開玩笑。每當他為受壓迫的民族呼籲時，共產黨員們就不得不站起來為他喝彩，於是言不由衷的喧鬧的喝彩聲一浪一浪爆發出來，打斷了會談。

有個研究蘭德爾·斯溫格勒的人讓我談談對他的印象，我說他不是作家小組的成員，但後來發現他是。我確實不記得他了，也許他一直都沒出現。我寫這一段的時候，有人告訴我，蘭德爾·斯溫格勒說，作家小組是一個迷失的天才們聚集的水槽，除此之外什麼也不是。他讓我印象深刻的事情是他和妻子花5英鎊在埃塞克斯買下一處農舍，那裡沒有自來水、電燈、電話、暖氣和抽水馬桶。那裡是夏日的天堂，但到了冬天呢？他們住在那裡，花好幾年的時間設法解決貧困的問題。然後埃塞克斯的農舍變成了一種時尚……

黨組織也認為，一次訪問中有兩個共產主義者不太好。他們讓我先不要正式入黨，回來以後再入。這種做法立刻把我置於虛假的境地，讓我覺得很不自在。欺騙不是我的本性；我喜歡直截了當、開誠布公，也因此經常遭到批評，被認為不夠老練。

鮑勃·戈特利布告誡我（當時我還是個年輕作者）：「我給任何作家的建議只有一條：拿了錢就跑。」我覺得這種說法太世俗了。但他是對的，除非你很想到那個一切都是海市蜃樓的幻景世界周遊一番。

「你在傷害他們的感情，內奧米。」阿諾德說，眼中含滿了淚。

那時我正在寫《瑪莎·奎斯特》。那是一部傳統小說，儘管當時出版社更想要實驗小說。我設計了上百種構思，包括打亂結構，變換敘述方式，但最後，小說還是採用了直截了當的形式。那本書記述了我痛苦的青春期、我的母親、所有的苦惱，以及為了生存而進行的掙扎。

我曾在華盛頓為一個最嚴肅的文學組織作演講，演講之後組委會邀請我吃晚飯。還沒等我坐下，一堆我寫的書就擺在了面前，有人說，「你必須簽了它們才能吃晚飯。」一陣哄堂大笑。

但事情當然不會到此為止。我還得繼續接受滿腹狐疑的警察的詢問，直到他們確定我不是傻子。

「噢，算了吧。」

我母親是……我忘了我母親是哪種原型，只記得她是某一種原型。薩斯曼太太經常用「她（他）是這樣一種原型……」或者「這回是這種原型」來為我們的討論收尾。例如，在不同的情況下，我可能是愛烈屈拉，可能是安提格涅，也可能是美狄亞。問題是，一方面我本能地喜歡「原型」這個概念，喜歡輝煌而永恆的人物，他們從文學和神話中升起，就像大自然從岩石和大山中創造出千姿百態的石頭一樣；另一方面，我憎惡標籤，不喜歡共產主義，不喜歡它的腔調，因為它總是試圖用惡意而機械的陳詞濫調為每樣東西貼上標籤。然而薩斯曼太太這裏的標籤卻更多，無論你是否把它們浪漫地稱作「原型」，它們總歸是標籤。我不明白，既然她喜歡我「帶給」她的夢，那她為什麼還要在乎我的批評。醫生和護士對待病人就像對待小孩，他們總是說「給我吃藥」、「給我把舌頭伸出來」。心理治療師也是如此。當我們做夢時，我們是在「給」治療師做夢。順利進行了一段時間的心理治療之後，我發誓要做讓她高興的夢。不過在最初的階段，是她要求我做夢，而且最好是連續的夢。她很喜歡我做的遠古時代的「爬行動物」的夢，也很喜歡跟我父親有關的夢——他在森林里埋得太淺，會從墳墓里鑽出來，或者會把山上的狼群引下來，把他刨出來。「這些是典型的榮格夢。」她溫柔地說，臉色因為興奮而泛紅。「有時要花幾年的時間，才能讓一個人在這個層次上做夢。」從我有記憶開始，「榮格夢」一直是我的夜間風景，但我沒有做過「弗洛伊德夢」。她說，在適當的時候，她也會運用弗洛伊德的方法。按照我的理解，她說的「適當的時候」是指當病人處在個體化進程的很低水平的時候，她是想讓我知道我還處於那個階段。

傑克·比欽是個詩人，有妻子和一個剛出生的孩子。我帶著彼得到布里斯托爾拜訪過他們。他們沒有錢，住在聯排房子中的一套破敗的舊公寓里，那個地段現在只有富人住得起了。他們的房間寬敞、漂亮、非常冷。我還沒有提過那些年月的寒冷，那時的房子往往只能靠一兩個小電爐取暖，有時根本沒有取暖設備。我們五個人——傑克、他妻子、新生嬰兒、彼得和我——在巨大房間的中央像難民一樣蜷縮在毛衣和毯子下面，氣流到處亂竄，像冷風刮過。傑克現在還活著，生活在西班牙，寫詩，寫歷史。

然而我遠遠算不上真信徒，因為，我一生中最認真的愛戀——傑克，他身上就體現了共產主義的內在衝突。如果你喜歡，可以用「矛盾」這個詞。他的十一位最親密的朋友、同志、親人，被當作叛徒絞死了。當我告訴傑克我在考慮入黨時，他說我在犯下一個錯誤——他說出這話的時候一定無比傷痛。但作為一個走過彎路的人，他知道，這種勸告是在浪費時間。「你會成長，會走出這個階段。」他當時好像是這麼說的。

我現在又遇到了時間問題。我記不清時間，以至於在寫這段經歷時不得不去查看日曆和那些冷酷的日子。在此之前，我一直模糊地覺得，我在登比路住了……嗯，也許有三年多的時間。之所以會有那種感覺，是因為我在某種程度上回到了兒童時代，而當我們用兒童的視角看事物時，所有的東西都是新的，直接的。我在登比路不可能只住了一年！但無論我如何抵賴、抗議，在住進瓊的房子之前，我來倫敦的確只有一年。而收到母親的信時，我在瓊這裏也才住了六個多月。現在回想起來，那幾個月就像幾年一樣長。時間隨著人生階段的不同而不同。三十幾歲時，一年要比小孩的一年短得多（小孩的一年幾乎沒有盡頭），但比四十幾歲時的一年要長一些，而等到七十幾歲，一年就是一眨眼。

「可是，我親愛的，他對上帝的義務呢？誰會告訴他？」

英國人——不，英格蘭人——最喜歡瑣碎的、規規矩矩的小說，最好是關於階級和社交行為的細枝末節。

沒有誰會說這些客人是一群索然無味的人，但我覺得氣氛非常壓抑。我厭惡那種處在這樣的立場上沾沾自喜的姿態：我們，這群聰明的少數派，在支持全世界工人階級的捍衛者，它正在遭受誹謗和不公正的攻擊。然後發生了一件事情，讓我決定再也不參加這樣的活動了。兩個穿軍裝的人走過來，說要把我介紹給一位來自莫斯科的非常重要的客人。他們站在我的兩邊，帶著我，走到一位將軍面前，我已經忘記了他的名字。他身邊站著幾位助手，我以為是軍人，但現在想想，他們當然是克格勃。他身寬體闊，非常結實，眼睛彷彿寒冰，滿嘴都是共產主義的套話：「工人階級……法西斯帝國主義……和平陣線……受剝削的大眾……推動共產主義事業。」我沒有真的在聽。我怎麼了？我要暈倒了嗎？我渾身發冷，掌心出汗。我的脖子後面泛起一陣從未有過的怪異感覺：那裡的短髮豎了起來。我給嚇壞了，滿懷恐懼。他讓我怕得要死。從那以後也從未發生過這種情況。我認為，這是我離蘇聯的殺戮恐怖最近的一次，觸手可及。我沒跟任何人討論過這件事情。它太「主觀」了，任何不能直接解釋的東西，他們都會這樣評價。很遺憾，有些最為重要的、讓你發生改變的遭遇有時看起來非常不起眼，幾乎不值一提。從那以後，我再也沒有參加過蘇聯大使館舉辦的大型招待會。

男人和情婦之間的典型對話開始了，在一起的四年中，這類對話不時以這樣或那樣的形式發生在我們中間。

「榮格夢」——太好了，遠古的共同經驗的層面。然而，只要我聽到母親要來的消息就會倒在床上，用被子蒙住頭，做「榮格夢」又有什麼用呢？以前是這樣，現在還是這樣。薩斯曼太太，怎麼看我都行，看在上帝的分兒上，請治好我。

我對內奧米說，她和她的家人都本能地偏愛二流的東西——我指的是文學作品。來自殖民地的人和無法無天的更低等的人可以多麼粗魯而不受英國人的責難，英國人原諒我們，因為我們沒受過更好的教育。當我意識到我再也不能逍遙法外了，我度過了難過的一天——我和我的舌頭必須學會選擇沉默。

史德普頓先生說，沒有哪一方可以宣布自己掌握了全部真理，雙方（並非只一方）都動用了「歪曲真理的手段」。史德普頓先生特別回應了法捷耶夫先生對艾略特先生的評論，他說，儘管他們也許不贊成艾略特的政治立場，但他在英國詩歌史上無疑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那段時期，我遇到的人幾乎都把自己視為工人階級的衛士。但我認識的人裏面，唯一真正代表工人階級的是一個沒有醒悟的、不關心政治的人，一個女人（這是典型的情況）——每周來我這裏打掃房間的女傭。最讓我感興趣的是她跟我從小看到的那些蘇格蘭農婦一模一樣。她是杜格爾太太，大概有六十歲，瘦削，蒼白，身體不太好，香煙不離口。然而如果命運挾裹著她，讓她越洋過海去到南羅得西亞，她會怎麼樣？其實她跟我認識的其他人一樣受欺壓，但她自願配合那些剝削她的人。她在一家僱用女清潔工的公司的名冊上，那家公司向我們收取的小時服務費高得不能再高，但付給她的錢只有一半。我告訴她，如果她獨立經營，掙的錢可以翻一倍，但是沒有用。她會嘆口氣說：「他們對我挺好。」她有位差強人意的丈夫，經常要靠她支持。她愛他。我的一篇題為《他》的小故事就是受到杜格爾太太的啟發寫的。杜格爾太太在柔情蜜意地談論丈夫、滿懷善意地談論僱主之餘，會悶悶不樂地想一下里靈頓街坊10號發生的謀殺慘案，那座房子就在我們住的那條路上。

第二次巴黎之行中，我們去了一個黑洞洞的、像地下室一樣的房間。房間里有一群觀眾，都是法國人，他們表情凝重地望著一個面色蒼白的女人。那個女人穿著高領的黑色長裙，沒有化妝，黑眼圈帶著哀傷。她在唱歌，唱的是那個年代的精華，《今生無悔》以及許多其他的歌。那些歌無畏地傾訴著戰爭和佔領帶來的痛苦和悲傷，並且很快就會流行起來。當時在巴黎街頭，你經常可以看到人行道上放著成堆的花環或鮮花，上面的牆上是一個彈孔，旁邊寫著：xxx在這裏被德國人槍殺。你感受到了由同胞情誼引起的痛苦，於是停下腳步，但在充滿戲劇性的愉快氣氛中，這種痛苦也受到了污染。

我們去看了鬥牛。在那裡，傑克為了六頭犧牲的公牛而抽泣。他低聲說道：殺了它，殺了它。

傑克說我應該在我母親面前直起腰桿，再也不低頭。

作家們對國王大街都抱著這樣的態度，那些國王大街的領導們跟大衛·洛的卡通畫里的工會馬沒有多大區別，是一群冥頑不化的蠢貨。他們無法對「黨」產生的忠誠都折射到蘇聯身上，蘇聯當然不會像國王大街那樣蠢。

但是……我們在野外開闊的地方裹著毯子入睡，因為我們喜歡滿天的星星。一天早晨，太陽剛剛升起，但天氣已經很熱了。我們裹著毯子坐起來，看到兩個深色皮膚的人騎在高大的黑馬上，披著紅毯子，就像圍著披肩。他們從我們身邊經過，面無表情地向我們打招呼，然後穿過田野。他們身後是灼|熱的藍天。

「但我猜，你比我更了解傳教士。」她寫道，「我知道我們的教會在支持坎帕拉的一個傳教團。」

「我夢見你把我從懸崖上推了下去。」

我必須做好我會讓她們失望的思想準備，因為戴茜阿姨是我的教母，在我的整個童年，正是她不斷地給我寄跟耶穌和使徒們有關的書，而現在我來了，一個無神論者和共產主義者。

從瓊那裡搬出之前，我給薩默塞特·毛姆寫了封信，感謝他提供的400英鎊。我收到一封怨毒的回信，信中說，首先，他跟整個評選過程無關；其次，他從未讀過我的作品；第三，以前從來沒有人寫信感謝他。彬彬有禮的話到此為止，接下來是，「你一定經常寫這些討生活的信去感謝別人」，或者是「多迪絲是個好小朋友」。（見《刻骨銘心》）毛姆的這封信很傷人，它的目的就是要傷人。但我頭上的屋頂要歸功於毛姆。

作家小組裡面都是卓越的人。先說說約翰·薩默菲爾德。他參加過西班牙內戰，寫了一本書——《西班牙志願軍》——裏面描寫的是他參加的歷次戰鬥。這本書題獻給約翰·科恩福德，那是他在西班牙犧牲的朋友。他也寫了些優秀的短篇小說，收錄在《倖存者》中。他身材頎長，抽煙斗，會從他那沒有笑意的嘴唇中吐出他對他生活其中的世界的超現實診斷，同時目光堅定地告訴你，他是很認真的。一個喜劇人物。他諳熟英國的酒館，還寫了一本關於英國酒館的書。就是他帶我去的蘇荷區夜總會，他說這些夜總會已經沒落了，它們的鼎盛期是在打仗的時候。他跟畫家茉莉·莫絲結了婚。當時他們跟其他人一樣，沒有錢。他們在曼斯菲爾德路西北三區花了兩三百英鎊買了一棟維多利亞風格的房子，裏面堆滿茉莉·莫絲的畫、維多利亞時代的傢具和小古董。那些古董花幾個先令就能買到，因為維多利亞風格的任何東西都過時了。這個彌足珍貴的小珍寶坊——既是房子又是珠寶盒——在六十年代的建房大發展時期，跟成百上千的房子一起被推倒了，取而代之的是倫敦最醜陋的公寓街區。一個生活艱難的冬天，薩默菲爾德夫婦破產了，他們的大公貓出去替他們抓鴿子，他們把鴿子燉了，分一半給大公貓。

畢加索來到倫敦。他公然（甚至可以說是倨傲地）宣稱自己是共產主義者——接不接受隨你們的便。在世界各地裝飾著共產主義和平運動的那隻和平鴿就是他畫的。他在倫敦受到的歡迎遠遠算不上全心全意。讚譽之辭伴隨著憤怒的聲音：「我們這裏不歡迎這個共產分子。」有引起騷亂的危險。他那時的聲譽不像今天這樣不可動搖。人們說他是騙子、滑頭、跑江湖的、顛覆分子——他還在成為德高望重的元老的路上。

1924～1950年，超過二十五年，我母親一直在非洲，背井離鄉。現在我已經到了一定的年齡，能夠理解二十五年，或者三十年也許什麼都不是。對她而言，時間被壓縮了，那段不幸的非洲經歷已經無關緊要，但對當時三十歲出頭的我而言，那段歲月是我記憶的全部——我母親住在非洲，屬於非洲，她懷念的倫敦濃霧和快樂的網球派對純粹是她的突發奇想。

在馬德里，有一些女乞丐坐在人行道上，把腳放在水溝里。我們把自己的蛋糕給了她們，又為她們買了一些。

還有其他類似的機會，都是魔鬼的誘惑。我沒有受到誘惑，但我有時的確在編輯的辦公室好奇地逡巡，因為我不相信這樣的事情真的會發生。人怎麼會那麼卑劣？怎麼會那麼不擇手段？讓作家違背自己的信念和良心寫作，讓他們為了錢而寫二流的作品——這些編輯大概也不會相信這種事情吧？

法捷耶夫先生還攻擊了「助長侵略宣傳」的寫作流派，提到了T.S.艾略特、尤金·奧尼爾、約翰·多斯·帕索斯、讓-保羅·薩特和安德烈·馬爾羅。他說：「如果豺狗會打字，豺狼能執筆，它們就會寫出這些作家寫的東西。」面對這位蘇聯作家的惡言惡語，英國作家奧拉夫·史德普頓先生做了克制而堅決的回應。他提醒法捷耶夫先生這次大會的目的，他說，如果大家希望能達成任何共識，就都必須付出額外的努力，「關心他人的視角」。

在不幸擔任委員會委員的那年，記憶深處浮現出兩段插曲。一次是討論根據蕭伯納的《賣花女》改編的《窈窕淑女》。蕭伯納其實為伊莉莎寫了一個結局：她接受了那位富有但性格柔弱的求婚者，藉此擺脫了她的出身和折磨她的息金斯，隨後就成為自己生活的主人。音樂劇製片人卻堅持認為，伊莉莎應該跟息金斯結合。於是文學世界里又多了一個受虐狂女人，高高興興地給男人提鞋，舔男人的手。作家協會是蕭伯納遺產的代理人，抽取百分之十的傭金。無論是當時還是現在，他們的反應都讓我很震驚。我當時無法相信，現在也很難相信，蕭伯納明明已經非常清楚地表明了自己的意圖，但作家協會居然會為了錢歪曲蕭伯納的意思。正是這件事情，讓我明白我跟這些人是多麼的格格不入，他們根本不覺得自己的做法有什麼錯。另一件糟糕的事情發生在狄蘭·托馬斯動身去紐約的時候，他想動用協會在紐約的關係。他那時已經是個醉鬼，很有破壞性，大家都認為應該提醒紐約的同行。這類事情讓我當時很震驚：一個藝術家居然有肆意妄為的神聖權利。但現在我的想法不一樣了，任意妄為、指望別人去善後的詩人和作家我已經見過不少。

但我大多數時候都跟阿諾德在一起。我們聊啊，聊啊。現在回想起來多麼可笑——我們把自己看得那麼重要。不要忘了，整個世界的未來都落在共產主義者肩上。共產主義者和「進步的力量」。現在我意識到，青春期的人都相信這一點：所有的事情都要依靠我們，因為成年人簡直是一場災難。

我確實曾設法要跟我父親的兄弟亨利見一面。就是他，結婚三十多年後離開了妻子多莉，宣稱自己曾經為了孩子而守著空洞的婚姻，而現在終於找到了生命中的真愛。那個女人，按照家裡人的說法，是個「紅頭髮的賤婦」。如果你長著紅頭髮，闖入一群「正經人」中間，你離獲得蔑稱就不遠了。他們說她是酒吧女招待。其實她不是，但「紅頭髮的酒吧女賤貨」這個稱呼太棒了，他們捨不得不用。我爸爸一直不喜歡這位兄弟，但終於發現他身上還是有值得欽佩的東西，他為他開脫，但沒有用。我寫信給亨利叔叔，說我跟其他家庭成員不一樣，我們能否見一面。他沒回信。我又試了一次，仍然沒回。他女兒瓊來看我，花了一個小時的時間痛斥她父親。我問：「你父親因為你，幾十年來守著糟糕的婚姻，他難道不多少值得一些感謝嗎？」我再也不想見到她。

然後我們上床。接下來是黑暗、情愛。

「但是內奧米，」睿智的阿諾德說，「農民傳統被粉碎的時候就會發生這種情況：他們模仿現代的東西。他們的審美趣味是舊的，但他們不得不按照新的風格發展趣味。」

我們一行六人：內奧米·米基森和她那懂俄語的表弟道格拉斯·楊；阿諾德·凱特爾，來自利茲大學的著名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家；A. E. 科珀德，短篇小說家；理查德·梅森，戰爭期間最暢銷的小說《清風不識字》的作者，他的小說講述了一位英國年輕士兵愛上一位混血女護士的故事；還有就是我，初出茅廬的作家。我們知道，作為戰後首批訪蘇的西方作家代表團，我們幾個在文學上的聲譽遠遠達不到俄國人希望吸引的作家的水準——那是在1952年。

我住進左岸的一家便宜的旅館，想盡一切辦法讓開支降到最小。25歲——這是巴黎的年齡，年輕，無拘無束，無憂無慮。我35歲。我用白天的時間寫作，但我並沒有在過巴黎作家的生活。我坐在咖啡館，試著理解周圍的談話，笨拙地跟陌生人談話，但根本沒打算跟人交朋友。我情緒低落，內心哀傷，滿懷憂慮地等待傑克的到來，到那時他就會看到，我沒有在這裏跟所有的人瘋狂地享受風流韻事。現在說「我真希望我當時去享受了」已經於事無補了——對巴黎的一次巨大浪費！傑克來巴黎跟我共度了一個周末。幾乎再也沒有哪次巴黎之行比那一次更為浪費機會，但這次旅行花費極少，這是目的所在。然後彼得坐飛機來了，我們去聖馬克西姆住了一個月。我在一棟房子的底層找了個便宜得不能再便宜的房間，又大又涼快，除了地板上的兩個床墊、兩把硬邦邦的椅子和一個電爐，什麼也沒有。小黑螞蟻爬得到處都是。我一輩子也沒覺得這麼枯燥，然而那個孩子卻喜歡在那裡的每一秒鐘——當然了，因為我們六七點鐘去海邊，直到太陽下山。我們在房間里吃野餐。那裡還有其他孩子，但他們都是法國人，對英國男孩不感興趣。多次重印並且收入文選的小說《穿過隧道》就是在這個假期寫的，所以也可以說這個假期的費用是它自己出的。我在這段時間還寫了一篇有點酸楚的故事——《樂趣》，講的是自得其樂。

我還跟傑克去過一次捷克大使館。跟往常一樣，我覺得很枯燥。一個不討人喜歡的年輕人纏著我們不放，不斷地為我們端來酒水。當我們說要離開，要去叫計程車時，他堅持要開車送我們回丘奇街。我們沒有邀請他，但他還是堅持跟我們一起上樓。在我們的房間里，他向我們吹噓他的有錢有勢的朋友們，邀請我們參加各種各樣的派對，想方設法讓我們答應會跟他再次見面。他離開后，我們開他的玩笑：他腦子裡面裝著的那些人，不管是有錢有勢的，還是沒錢沒勢的，沒有一個會願意跟這個喜歡攀權附貴的人待上半小時。他的名字叫斯蒂芬·沃德。後來我們發現，他不僅僅是有錢有勢的人的皮條客，還捲入了間諜行為。他是克里斯汀·基勒的朋友或情人。當他遇上了大麻煩，那些利用過他的人都棄他而去，他自殺了。同樣，你也會遇到一些在晚宴派對上見過魅力四射的克里斯汀·基勒的人——「她真了不起……她很機智……她很聰明。」然而當她需要幫助時，她的傾慕者們沒有一個伸出援手。

不久，她寫信告訴我她要去某某養老院，但我不知道伊夫琳怎麼樣了。我再也沒見過她們，但戴茜阿姨會寄聖誕禮物給我，像我小時候一樣：一張兩英鎊六便士的匯票，或者是一條尼龍手帕，裏面放著一枝幹花。我寄給她整盒整盒的巧克力，我每出版一本書，就會寄一本給她。

阿維拉地勢高，容易起風。乾燥的蘆葦葉上放著各式各樣的精美絕倫的咖啡色水瓶和罐子。我在那兒買到了我有過的最漂亮的水瓶，而且只花了幾便士。

「想想看，」傑克說，「如果我有先見之明，我就會送給她一枝玫瑰，或者別的什麼花，那樣我就不會有那麼多麻煩了。」他在影射以前一個非常著名的蘇聯故事。蘇聯的婚禮禁止人們表達柔情。一對年輕的愛人像當時所有的蘇聯夫婦一樣，按照最簡單的程序在登記處完成了婚禮。儘管他們對蘇聯的紀律忠心耿耿，但心裏仍然感到難過、凄楚仍然感到感情的匱乏。有人送給他們一些花：一個反抗的姿態。所有人都覺得好受了一些。

在共產黨作家小組裡，我們開玩笑說，如果我們和俄國人都記住這一點，英國和蘇聯之間的長期隔膜就可以被輕而易舉地化解——英國仍然很像狄更斯的小說，而俄國跟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也相去不遠。

這是他生命中第二次滅頂之災。第一次是他全家——父母和所有的兄弟姐妹，除了一個逃到美國的姐姐——都死在毒氣室。

我再次在衛生間的門上看到《假如》，是在肯亞的一個富庶的大農場里，農場里到處掛著女王的照片。

當千萬富翁們突發奇想、想要擁有自己的出版公司的時候，文學便面臨著最可怕的境遇。這是一出耀武揚威的過場，他們當中有哪個真的關心文學？而且他們會立即強迫出版工作變得跟其他工業分支一樣。這些出版大鱷都沒有掙到很多錢，所以我們也許可以寄望于這些大亨很快會失去興趣，而且運氣好的話——我是不是只是在做夢——這些不自然的出版集團會四分五裂。在出版領域，小的確是最美的。也許我們可以重新回到這樣的狀態：出版社關心書的製作質量，甚至關心一本書的文字校對做得好不好。讀者應該已經覺察到，現在的書跟以前不一樣了：書裏面有很多錯誤。這是因為按照會計師的命令，為了節約成本，出版社經常不雇傭文字編輯，除非作者明確堅持需要文字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