喪失了對蘇聯和共產主義的信仰並不意味著放棄了革命。大家的未曾言明的想法是：革命是拯救我們每個人所必須的。很難說出具體有多長時間，但我得說，革命作為一種教義的基本信條至少又縈繞了大家二十年。也許更長。這種思想是未經言明的：它的正當性無須證明，也不需要清楚地說出來。革命是好的。「社會主義」這種權宜之計是壞的，也是怯懦的可恥象徵，就像把信念寄托在上帝身上。

「沒有。」「有。」「沒有。」「有。」

他告訴了我一個故事。有天，他走在某個省的鄉村公路上，高爾基看到他，停了下來，讓他上車。「我想讓你看些東西，今天你會見到一個重要人物。」一些作家在一棟鄉下房子里開會，斯大林傳話說，他會來一下。他真的來了。他聽了他們的精心準備的發言，都是阿諛逢迎之辭。然後高爾基站起身，直接對斯大林說，剛才講的每件事情都是假的，人民的狀況很糟。我們坐在那棟精緻的房子里，而周圍的人都在受苦。作家們也在受苦。黨關於文學的理念是錯的，對作家也沒有好處。

我發現，我跟托派分子克蘭西的政治觀點相一致，當時我還是黨員，但已經在想著如何脫黨才能不驚動別人。我對克蘭西的政治觀點的認同當然是一件不尋常的事情，因為黨對托洛茨基的官方路線依然沒有改變。在左派當中，每個人總會花上很多時間來確定認識上的確切立場。個人的「路線」沒有必要符合黨的路線——事實上也很少符合。克蘭西和我會花上幾小時來討論：你怎麼看這個問題……這個呢？你覺得這個是真的，還是那個是真的？一定要有一場革命——嗯，這是當然的——但現有的各國共產黨，英國的和歐洲的，確實不可能領導這樣一場革命，他們太容易妥協了。

前往北羅得西亞讓我很興奮，並不完全因為當時正在發生「騷亂」。那些日子，只有非去不可的人才去那裡——比如礦井工程師、公務員和去那裡找工作的礦工。北羅得西亞是銅礦帶，而盧薩卡無足輕重。當時跟現在一樣，大多數黑人都住在鎮上，而不是住在叢林中的村莊里，這一點跟當時的南羅得西亞和今天的辛巴威不同，辛巴威今天的大部分人口仍然是鄉村居民。北羅得西亞人嗜酒，這裡是個粗野的地方，就像城市版的蠻荒西部。去往盧薩卡的一小時的空中飛行，就是從一個現代的、發達的國家飛回一個落後國家。整個北羅得西亞都在沸騰，人們在暴動，向汽車裡的白人扔石頭，放火燒一些小建築——沒有權力的人民的可憐武器。以前（三四十年代），出現在新聞里的公眾人物是羅伊·韋倫斯基，他是礦工——白人礦工——的工會領袖。他不停地聒噪，殘暴地反對黑人。他的聒噪富有成效。南羅得西亞的白人們認為他是「一塊未經打磨的鑽石」。近來為了順應時代潮流，他降低了種族主義的調門，但黑人仍然不信任他，仇恨他。他已經被任命為北羅得西亞的首相，是聯邦的頂樑柱之一。任命之舉是徹頭徹尾的蠢行，今天想起來仍然讓人感到不可思議。彷彿當局在特意對黑人說，他們想得完全正確，聯邦就意味著要把他們交給痛恨黑人的人，不光要交給南羅得西亞，而且要交給他們本地最有名的仇視黑人者：韋倫斯基。

她隨便穿我的衣服，因為她一件衣服也沒帶。她把她考慮要穿的衣服推到衣櫃一邊，看不上其他的，然後把自己打扮起來。那時候我經常穿黑衣服。「你的行頭為什麼全是黑的？」克蘭西問過同樣的問題，我當時的回答是：「顯然，我在哀悼我的生活。」但是對她，我說：「因為黑色適合我。」她給我穿上一件紅襯衫，一件白的，試了一件又一件，她說我說的沒錯，我應該穿黑的，但她覺得我的口紅……她用她的化妝品給我化了妝，然後搖了搖頭說，是的，我應該保持原樣。她對我和我的衣服進行檢閱時絕對全神貫注。但檢閱沒有持續多長時間，她覺得乏味了。她等著有什麼事情發生。克蘭西和艾利克斯來了，她——有些難為情地——問他們，他們把她帶到這裏來是為了什麼，他們說，她沒有想過要去上學，獲得這種或那種證書，甚至也許能去上大學嗎？他們讓我覺得不可思議，當女人發現男人連顯而易見的事情都看不出來時的那種不可思議。她坐在那裡，穿著我的櫻桃紅的長禮服——她跟我在一起的那十天，那身禮服幾乎從不離身——抽著煙，他們欣賞著她的胸部，因為她讓禮服敞開到腰際，白皙的膝蓋從櫻桃紅的褶皺中露出來。她說她沒想過去學校，沒有。那麼，他們說，多麗絲會去打聽一下當髮型師的事情。「她們掙多少錢？」她沒精打采地問，漂亮的藍眼睛因為厭倦而變深了。

我懷著羞愧回憶起當時的愚蠢：當克蘭西來到我床上時——我記得那是他到我公寓里來的第一個晚上——我覺得，傑克離開后一直籠罩著我的孤獨從此結束了。當一個女人需要男人，需要一個可以擁有、可以懷抱的男人時，再沒有誰比她更蠢了。

「我知道沒有。」「就是有。」「沒有。」「有。」「沒有。」「有。」

現在我知道，我錯過了跟第一隻貓的整個的回應與情感的空間，因為我當時認定它很甜美，但不是很聰明。但如果你從它的視角看，你就會看到，這隻很黏人的貓，它的天性就是要跟一個人在一起，不分晝夜，但它發現自己來到一座公寓，跟一位女主人在一起，這位女主人工作時不會注意它，總是不安地來回走動，或者躺下打盹，醒來后就會跳起來，把它趕走。這位朋友還經常外出，有回出去了六個星期，對貓來說六個星期多麼漫長，也許跟我們的好幾年差不多。是的，她有時候一走好幾年，把它留給其他人，他們可能會喜歡它，可能不會。等這位女主人回家了，這隻貓就又可以指望在床腳有個暖烘烘的地方可以睡覺了，然後發現也許指望不上，因為根本不能確保床上只有一個人，它經常要撤到椅子上，讓自己縮得很小，以免讓人討厭。家裡有個小男孩，他很和氣，但他沒時間跟它在一起，而且他總是來了又走。它每天都要經受的感覺的洪流——它別無選擇——它們讓它心神不寧，經常很讓它害怕——貓能覺察到任何一點細微的感覺。這裏不是一個安寧無憂的地方；這裏的人都很不安、焦慮、來來走走。這就是為什麼這隻貓總想跟它的女主人在一起，它擔心它可能會完全消失——如果它可以消失幾年，為什麼不會永遠消失？

那座公寓位於沃里克路，這條街醜陋得出奇，整個白天和晚上的大部分時間，一直有貨車轟鳴而過。公寓里有一個大廚房，一個非常大的起居室，樓上有兩間很像樣的卧室，外加兩間小卧室。這是一套「複式公寓」。在我住過的那麼多房間、公寓、房子中，這是第一個屬於我的地方。房間裏面全是棕色的木傢具和奶油色牆面，二十年後這是最別緻的色調，但在當時卻是俗氣、保守眼光的代表。我不能住在那種色調里。我用了兩個半月的時間把所有的牆壁都刷成白色。我平衡地站在梯子上、窗台上，有時站在梯子、椅子和木板搭起來的奇妙組合上。有時我的登高裝置甚至橫跨樓梯井，現在只要想想我當時的舉動都會讓我發抖。樓下的粉刷工上來瞧了幾眼，因為他聽說有個女人在搶他的活兒。他看了看我用的粉刷滾筒，滾筒在當時剛剛發明出來，他說，沒有哪個正經工人會用這種破玩意。「沒有誰能用滾筒干出漂亮活兒。」專家們說。

按照我用來衡量傑克、哥特弗萊德和其他人的冷冰冰的、但又很好用的標準，克蘭西和我在感情上很不合適——這是最要緊的——在性關係上也不合適，但這是因為當時很多美國人對感情都抱著冰冷的界線分明、保持距離的態度，讓人望而卻步。但我們在心智上般配，好吧，在一段時間裏面般配。首先，他博覽群書。他媽媽是移民到美國的俄國人，非常窮，她——還有克蘭西的爸爸——把自己看作那場世界性偉大革命運動的繼承人，她繼承的東西裏面當然包括了文學。他的父母都是工人的發動者和工會組織者，經常丟工作，而被迫換地方。撫養孩子的任務始終排在革命後面。簡而言之，克蘭西是個倖存兒，他是我所知道的極端例子之一。「怪不得你這麼慘。」我經常這樣對他說。而他說：「夫人，我不慘，其他人才慘。」

我指的還不是黨從一開始就有成員流失這個事實。黨員的流動率非常高，直到最近，人們還在講這句玩笑：「每個人都入過黨，但沒有人還是黨員。」在黨內，爭議和調整一直在穩定地演進。黨的路線就像測震儀在一次地震中畫出的歪歪扭扭的曲線。

我有時會研究自己當下的思想——其中有些思想是新出現的，帶著讓未經檢驗的思想增色的格外鮮明的輪廓，它們尚未經過事件的侵蝕和塑型，而有些思想的無禮讓它們自己也感到震驚——我會想：將來，這些思想中有哪些是我本應該聽從的，應該進一步發展的？十多年後，哪些思想會顯得荒謬，甚至可悲？

我真正不可饒恕的幼稚在於這一點：我從未想過，我的文章會被「創造性地」翻譯，最後讓中非的情況變得更糟。這個小故事讓人看到，跟蘇聯官僚打交道的人為什麼最後都精神崩潰了，或者不得不辭職。首先，儘管我已經明確告訴他們，我能不能成行完全靠他們了，我還是直到最後一分鐘才拿到錢——去蘇聯旅行的人往往是在動身的頭天晚上、甚至是當天上午才拿到簽證，以便保證讓每個人的焦慮達到最大限度。其次，他們從未正式告訴我，這些錢付的是哪些書的版稅。作家的書在蘇聯出版，蘇聯從來不告訴這些作家。有些人從蘇聯旅行回來，告訴我：「我在莫斯科看到你的書在賣。」而在這之前我根本不知道。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蘇聯出版了我的哪些書、哪些故事。然後，我旅行回來，把那些文章（跟刊登在《論壇報》和歐洲其他左翼報紙上的文章一樣）寄給了他們，他們也沒有告訴我，這些文章刊登在蘇聯的哪些報紙上。

「不，我更願意走回去。」

「呵，但你看，我很早以前就明白了。」

這類爭吵大多數不會高於這種水平。對你來說真實的東西對我來說未必是。

克蘭西對我的教育還包括他對倫敦的探索——倫敦那些骯髒貧苦的街區，因為他的本能把他引向那裡，彷彿只有在更低的深處，才能找到真理。比如，我從來不知道，在蘇荷區的一個街角每天都有人在那裡玩撲克，就在警察的鼻子底下。克蘭西缺錢的時候經常會去那裡碰運氣。他經常跟妓|女們聊天。他對妓|女的態度讓我十分惱怒——他把罪惡和貧困愈發地浪漫化、光輝化。當時的美國人全都對妓|女著了迷，就彷彿在他們自己的國家一個妓|女也沒有。那時候，來見我的每一個美國人都會立即向我打聽哪裡可以找到姑娘們。我指點他們去蘇荷，姑娘們每天晚上成群結隊地在街上，要麼就是貝斯沃特。但沒過多久，賣淫不合法了，於是我指點他們去報刊亭。

「你最好用我的傢具，我會把它們從庫房拿出來。」

「是的，我迷路了。」我輕快地說，顯出無能的樣子，作為他幫助我的酬勞。

但是現在，「喜歡」，「不喜歡」，是恨還是愛，又有什麼關係呢？

關於政治他也談了很多，他談論斯大林當政時期。「我從未出賣過任何人。」他堅持這樣說，一遍又一遍，提高聲音，怒視著電話機，他相信克格勃的竊聽器一定藏在那裡。「我們都做了妥協，每一個人。你不會明白，像你這樣生活在西方的人不會明白。根本沒有可能向他們說『不』。但當我被審訊的時候，我沒有說到其他作家——這正是他們想要的。他們想恐嚇我們，這就是為什麼即便他已經決定不把我們送進監獄了，但他們還是要審訊我們。」

這次旅行中令人痛苦的部分是去見我所有的老同志，赤色分子們。關於你生活其中的社會，你的看法跟你周圍的人不一樣，你冷靜地、清醒地保留自己的看法，不恐慌，不怨懟……唉，這是不可能的。在以前的南羅得西亞，在赤色分子和黑鬼熱愛者出現之前，有一兩個人做到了，其中之一是詩人阿瑟·謝利·克里普斯，宗教信仰支撐著他，但總的來說是不可能做到的。八年過去了。冷戰局勢依然很緊張，而且因為國民議會在北方的出現，白人的態度更強硬了。我發現我的老朋友們開始恐慌，開始酗酒，或者走向自己的反面，開始以他們不久前還蔑視的方式為白人的文明辯護。還有些人精神崩潰了。所有這些人都曾經靠遠在俄國的美麗而真實的烏托邦支撐著，但他們剛剛讀了《觀察家》刊登的赫魯曉夫講話全文。他們憤怒，不肯相信，充滿怨恨。我在礦區小鎮或者是布拉瓦約和索爾茲伯里的房子里跟一些小團體和孤軍奮戰的人見了面，他們陷入絕望，整個心都碎了。有一件事情我卻不能對他們說：「不僅赫魯曉夫講到的那些都是真的，真正的實情比他說的還要糟糕一百倍。」「是的，那是真的。」我只能這樣說，「是的，恐怕真是那樣，赫魯曉夫講的是實話。」

現在看著這些「龐大統一的」瘋狂運動，我在想的是：那麼，那些運動內部真正發生的是什麼？

現在又遇到「時間」這個讓人捉摸不定的問題：我來倫敦將近八年了，八年是多久？現在的我會說，什麼也不是，喘口氣而已，但那時候我過的是年輕的成年人的時間，這八年彷彿是整整一個時代，密密麻麻地塞滿了新人、新的事件、新生事物和各種思想。南羅得西亞的朋友們催我回去——馬斯多普太太、策爾特夫婦和各位同志們，當然不包括跟我互通禮節性書信的弟弟——回去寫「講出實情」文章。我需要回去，因為我在羅得西亞的歲月已經離我如此遙遠、與我如此隔絕，我每天晚上都會做漫長而悲傷的夢，夢到前線、放逐和逝去的故園風景。然而有兩個因素讓我不能輕易成行：一是我沒有錢，二是彼得，我需要去六個星期，但我很難讓彼得在艾希納家待那麼久。我先著手解決錢的問題。《圖畫郵報》是一份很棒的雜誌，它是最先採用圖片報道的報刊，總是跟膽小怕事的東家較勁。它的編輯是湯姆·霍普金森，一個勇敢的人。即使如此，到最後，怯懦還是戰勝了勇氣。但那個時候，《圖畫郵報》是值得信賴的。我去見湯姆·霍普金森，我問他，《圖畫郵報》願不願意支付我去南羅得西亞的旅費。在我看來，我跟其他人一樣勝任這份工作。自從來到倫敦之後，我一直聽到關於南非的各種無稽之談，儘管南非的真實狀況現在也開始為人所知——這當然部分歸因於像我這樣的人。現在那裡冒出來一個「中非聯邦」，它聯合了北羅得西亞、尼亞薩蘭和南羅得西亞。前兩者一直是殖民官署保護地，它們把本地人的利益放在首位，然而南羅得西亞一直都是南非極不公正的法律的樣板。而英國的每一個人，每一家報紙，甚至包括親愛的老《衛報》，都愛上了這個聯邦——這裏面有一些道德高調，讓英國人難以抗拒。只有《論壇報》和《工人日報》——都是極左翼的報紙——指出，油和水不可能混在一起，「騷亂」不可避免。「騷亂」已經在尼亞薩蘭和北羅得西亞四處爆發，正像我和其他一些人預言的那樣。我告訴霍普金森，我在這三個地區都有朋友和社會關係，我可以從這個人家裡，去到那個人家裡，這樣他的雜誌只需為我提供機票錢就可以了，而且我的身份比真正的記者更能採集到新聞。他很謹慎，他說他認為可以，等有了最後的決定會告訴我。他寫信告訴我不行，他很抱歉。這中間發生的事情顯而易見：他諮詢了特工部門，那裡面一定有他的密友，因為在男性當權的機構里幾乎全是如此，裏面的人告訴他，我不僅是個共產主義者——這個他當然知道——而且還很危險（那還是冷戰期間）。我當時還不知道南非和南羅得西亞已經禁止我入境了。這時候，默文和珍妮·瓊斯慷慨地提出（這是他們自己提出來的，我沒有問他們）讓彼得和他們的孩子一起住六個星期。現在我需要的只是機票錢。

克蘭西是一面鏡子，反射出我身上每一樣開始讓我感到不自在的東西。我只是剛剛才開始對它們感到不自在——而這正是困難所在。即將到來的事件提前投射出它們的陰影。但從那些事件的視角往回看，很容易自欺欺人。當時一閃而過的感覺的陰影，一團朦朧的雲翳，十年後也許會變成揭示真相的暴風雨——關於你自己的，關於他人的，關於時代的。但它們也有可能已經煙消雲散了。

我認為在她身上發生的事情是這樣的：當她來到農場，那還是未經開墾的灌木，沒有多少清理出來的耕地，既沒有房子，也沒有農舍，什麼也沒有；當她知道這就是她的未來，孤獨的未來，因為她跟鄰居們毫無共同之處；當她意識到，她向前生活的動力——對傳統的中產階級生活的嚮往——從此被阻斷；當她意識到她丈夫是個殘疾人，已經不能牢牢掌控自己生命；當她知道她嚮往過的一切都不可能實現時——她崩潰了，倒在床上。當時的人們還沒有像今天這樣用「精神崩潰」、「抑鬱症」這類詞，人們會說自己得了神經衰弱，或者情緒低落。她躺在床上，望著窗外的非洲灌木叢，一個她永遠不會覺得像家的地方，一顆心因為焦慮而狂跳不已——她說她當時心臟不好，她可能自己也相信這一點。她在床上躺了幾個月，對她的小孩說：「可憐的媽咪，可憐的生病的媽咪。」乞求他們的愛和同情，這完全不像她，這本應該引起我的思考。然後她起床了，因為她必須起床。但從床上下來的那個人是誰？不再是年輕的艾米莉·莫迪（那時候她已經是莫迪，艾米莉不見了——她捨棄了她母親的名字），而是一個絮絮叨叨的女人，不斷地告訴她的孩子：她為他們犧牲了自己，而他們不知感激、沒心肝……她的絮絮叨叨的抱怨全都是女殉道士的老話。我相信，這樣一個人是當年的她——當她還是她，當她還年輕，還沒有被戰爭摧毀的時候——所厭惡和鄙夷的。

怎樣才能改善一下這種糟糕的狀況？這段時期，艾希納夫婦幫了我和彼得的大忙。在東格林斯特德，在石叢中的農舍里，在其他孩子中間，住著一個真正正常的家庭：有媽媽、爸爸和孩子們。他們一家在彼得的生活中起到了平衡作用，跟我的狀態相平衡：我是單身媽媽——這在當時比現在罕見得多——不合常規的媽媽、寫作的媽媽。而彼得正處在最看重體面和生活常態的年齡。艾希納夫婦帶著自己的孩子和來做客的孩子到各地旅行，足跡遍及英國，也去了國外：法國、西班牙。彼得跟著他們一起去。

他是托洛茨基主義者。這讓他成了雙料的不法分子。首先，在陷入紅色恐懼症的美國，他是個革命者。其次，他又是共產主義的叛徒，也是共產黨的叛徒。這意味著他是少數派中的少數派。一開始這是他媽媽的決定：如果蘇聯奉行斯大林主義，那麼她就追隨托洛茨基主義者。在大學里，他被斯大林主義者痛斥、辱罵了幾年。現在他自己決定要做一個托派分子。而用不了多久，英國和歐洲各地的革命青年都會稱自己是托派分子。

在左翼的這個層面上，最重要的東西總是戲劇性的壯舉，更確切地講是通俗、成套路的戲劇性的壯舉，從來不是冷靜的、不起眼的小事情和小小的努力。左翼（和其他領域）中有一些人用畢生的時間去努力改善人們生活中的某個細小的方面，但我所在的左翼中從來沒有這樣的人。克蘭西的美國史里全是英雄的鬥爭，其中經常是跟政府的血腥對抗。礦工對抗冷漠無情的礦主——不，我不是在說，當時沒有冷漠無情的礦主，現在的人們已經忘了礦主經常有多麼殘忍。約翰·布朗腐爛的身體 ，克萊倫斯·丹諾為自由和真理而戰的法庭，大蕭條時代的煮湯的廚房。在克蘭西的圖景中，這些元素被放在舞台中央，排除了所有其他的東西。

看在上帝的份上，媽媽，走吧，讓我一個人待著。沒有，我沒這樣說。但她確實這麼做了。她在那張醜陋的書桌上幹練地放下幾張紙。「這是傢具的收條。你愛怎麼處理就怎麼處理吧。」

我在沃里克路住的時候，經常晚上出來散步，很晚才回去。以現在的標準看不算晚，但那時候人們上床比現在早得多。那時的街道十一點之前就空無一人，跟我剛來倫敦時一樣，現在被我們視為理所當然、彷彿一直如此的事情——街道在午夜之後依然歡騰，活潑的三五成群的人大部分是年輕人，他們在街上獵奇作樂——當時一樣也沒有。只有當彼得住在學校或者是艾希納家時，我才出來散步。並不是因為我不敢留他一人在家裡——那棟公寓樓下有人住；而且一開始我還是房東，屋子裡有其他人；後來有克蘭西，他的打字機像機關槍一樣響個不停。我不擔心彼得，是彼得很擔心我，因為他爸爸已經消失了，說不定我也會消失。雖然他從來沒有把他的擔憂講出來，但我知道。

我媽媽的繼母死後，她把那棟維多利亞房子里的傢具放進了庫房，付錢保管，年復一年照付不誤，即便是在我們沒錢付日用品賬單的時候。等到我們有朝一日終於可以「擺脫農場」，回到英格蘭，我們可能一開始沒地方住，但至少還有一屋子的傢具。她這麼做不是因為喜歡那些傢具。正相反，她以前討厭那座她從小在裏面長大的陰沉晦暗的房子，討厭裏面的一切。

克蘭西很快跟艾利克斯·雅各布斯交上了朋友，艾利克斯是個身材魁梧、很友善的年輕人，讓人一看就喜歡，他是將來組成新左派那些人中的一員，新左派當時還在誕生的過程當中。他說，他曾經有幾個月被迫躺在床上，什麼也不能幹，那是他一生中最美妙的事情。我不止聽到一個人這樣說。艾利克斯躺在床上是因為肺結核。他躺在療養院，每時每刻都在讀書，出院時已經在以憐憫的目九*九*藏*書光來回望自己無知的少年歲月。他是個記者，立志要寫作。這兩個年輕人在伯爵府、諾丁山門、蘇荷一帶轉悠，哪裡有事情去哪裡——犯罪、醜聞、抗議、「示威」——他們出入酒館、咖啡館、巴士站台、便宜的餐廳和正在四處開張的咖啡廳，他們看著穿梭的人群，不停地說話、傾聽，向權力部門報告一些小小的不平事件。他們都是局外人，置身這條不成文的法律之外：英國社會的兩大階層應該互不往來。克蘭西的美國口音和艾利克斯的工人階級口音（他每逢出去探險就故意誇張這種口音）讓他們能夠被我們所說的「平民」所接受。他們可以去像我這樣的人不能去的地方。當我還帶著羅得西亞口音時，我也可以去那裡，因為那種口音把我置於這個體系之外，但後來我的口音沒有了，按照英倫三島的規矩，人們開始按照我怎樣說話來判斷我。我在一個很意外的情境下發現我失去了我剛來英國時的自由。那是在德文郡，我朝著一家五金店走過去，看到店主在打量我。他站在過道里，手放在髖部兩側，無疑在捉摸：「她看上去像是他們，她的衣服……但又有點什麼東西不是完全像……」他等著我開口。「你這裡有……」不管我說了什麼，他的姿勢起了微妙的變化，他放下胳膊，然後說：「是的，夫人，如果你願意進來。」

五十年代黨內有個玩笑：斯大林主義者和弗洛伊德主義者是同一種材料，他們喜歡一致性，傾向於保守；榮格主義者和托洛茨基主義者很類似，都是反叛者。現在已經時過境遷，很難向讀者解釋弗洛伊德主義者當時在人們眼中的形象：他們是一個教會，他們是教士，是已經揭示出來的真理的擁有者；他們迫害反對者，或者是偏離他們的道路的人。他們沒有幽默感。他們是恐懼症妄想狂。我不能說，我覺得弗洛伊德是最可愛的人，他在我心目中的形象不比馬克思好，但他（他們兩個）不是肯定會厭惡自己的這些繼承人嗎？開創新思想、掀起新運動的人知道將來註定會發生的情況，將來的景象一定在他們的腦海中揮之不去：他們會催生一代人，這些人咆哮著狂咬他們的殘屍，把他們變成偶像，這些人會變成狂熱分子和偏執的人。

卡翁達、邁因扎·喬納和亨利·恩孔布拉返回了尚比亞，他們被關押了一段時間，但後來前兩個人分別成了總理和內政部長，而亨利卻淡出了人們的視野。巴布去了桑給巴爾和英國人的監獄。奧頓·奇爾瓦奔赴尼亞薩蘭、馬拉維，走向他可怕的結局。

在我公寓中討論得最多的信條不是共產主義，而是無政府主義——古典無政府主義。在巴布回家去坐他不得不坐的牢之前，他是個無政府主義者，是默里·塞爾的朋友。默里·塞爾是個無政府主義者，因為澳大利亞的工人運動就是在這種最有魅力的哲學思想的影響下進行的，它不認可對權力的任何讓人厭惡的服從。我記得曾經問過巴布，等他們掌權了，他怎麼處理幫助自己獲得政權的組織？「很簡單，」他輕鬆地說，「我們會把它直接解散，讓自然力運轉。」為公正起見，我必須寫下這件事情：我後來提醒巴布，他曾有過一段無政府主義思想時期；他大吃一驚，然後說，他很高興他已經不記得他年輕時的那些不負責任的思想了。那段時期，不管負不負責任，總是很有趣。有天下午，巴布衝進我的公寓，說他想到了一個美妙的計劃，可以改變整個非洲的未來。他有個表弟——另一個表弟——在一艘船上工作，往返于倫敦和埃及之間。開羅當局當時通過一個很有影響的發射台向「整個非洲」滲透一種宣傳。我不記得當時宣傳的是什麼了。巴布說，我們可以給這個電台供稿，電台里有個人是他的朋友。我們會提供合適的材料，客觀冷靜的內容，而不是開羅當局的那些花言巧語。怎樣才能做到呢？容易！我們可以把材料給他那個在船上工作的表弟，他會把它帶給亞歷山大城的聯繫人，再由聯繫人發往開羅。但是，我說，當這麼珍貴的材料到達開羅的時候，消息已經過時好幾個星期了。另外，開羅當局負責廣播節目的一定會發現我們的，不是嗎？我的角色，唉，就是打擊這種年輕人的狂想。因為我怎樣才能忍住不對這些可愛的癲狂做出反應——即便是給他們潑冷水？

寫這部傳記的時候，我收到多蘿西·湯姆森的一封信，問我願不願意拿到我當時寫給愛德華的信的副本。我已經忘了自己當時給他寫過信。我饒有興緻地把它們讀完，看看當時的我究竟是什麼樣子的，因為隨著激|情耗盡，我現在對党進行的成熟的、理性的反思並非不正確，但卻無法再現當時的情感。

如果不出租一個房間，我負擔不起這套公寓，至少一開始是這樣。出租的租金很低，今天即便是在外省也已經沒有誰會出租這樣的房間了。房間里有剛好夠用的床、梳妝台和衣櫃，地面是塗著油漆的木板，所有的東西都色調明快、價格低廉。盥洗室和馬桶是公用的。彼得住的是大卧室中的一間。我有一連串房客，因為它們，我從此進入了一群迷失、孤獨和不適應社會的人的世界，這些流浪者和邊緣人在龐大的城市中從一間出租屋漂向另一間出租屋。這是一段令人厭惡的經歷。我是個年紀輕輕的獨身女人，這對整個處境沒有什麼好處。我作為女房東獲得的最高社會禮遇是遇到兩位法國房客，他們是法國大使館的低階外交官，租了一個大房間和一個小房間。他們很有魅力，充滿撫慰人的法國式男人對女人的情感。這些當然鼓舞了我的士氣。他們送花給我，幫我干各種我幹起來吃力的零碎家務活，比如搬動笨重的傢具。他們對彼得也很好。他們是法西斯主義者——我指的是真正的法西斯主義者。當時法國正與越南進行最後一搏，他們稱越南人為喪膽的棕色小兔子。這兩個漂亮的年輕人在樓上四間屋子裡玩抓兔子，嚇唬彼得，因為他們喜歡暴力和惡作劇，儘管只是在開玩笑。他們是傳統的排猶主義者。他們抱怨街上那些黑人：「他們應該從哪兒來到哪兒去。」出租房間的經歷讓我無比沮喪，幾個月後，我決定冒險放棄出租，有多少花多少，希望我的進賬夠用。真的夠用了——或多或少。

接下來，我在南羅得西亞的行動都是在托德的宣傳人員彬彬有禮的陪同下進行的。特工部門也一直在跟蹤我，他們帶著更加現實的眼光。他們會出現在最意想不到的地方，比如，當保羅在贊比西河邊畫可口可樂售貨廳時，他們出現在河邊的灌木叢中；他們出現在卡羅伊賓館的餐廳里，坐在我的鄰桌，試圖偷聽我們的談話——這個特工帶著煩躁的表情，這是當他們被迫接近他們正在監視的煽動分子時，會流露出來的典型表情；我們去汽車電影院，他就坐在我們的鄰車裡——不過他睡著了。

公寓自帶的傢具糟透了。我重新油漆了其中的一部分，在房間里掛起了物美價廉的窗帘，把古舊的地毯染成了綠色。一位朋友有天告訴我，她到我公寓里來，看到我的床上蓋著黑色的床罩，吃了一驚。但那是紅色的，不是嗎？我記得曾經把一條「凸花織錦」床罩染成了深紅色。一開始，我把樓上的一個小房間當成卧室，被傑克甩了之後，我就搬到樓下，大起居室成了我睡覺、工作、生活的地方。

只有當你成年後——真正的成年，而不僅僅是在年齡上的成年——你才能理解你的父母。我進入中年後才意識到，我從來不認識我爸爸，不知道真正的他是誰，不知道如果沒有那場可怕的戰爭，他會是什麼樣子。年輕時，他性格樂觀，朝氣蓬勃，踢足球，打棒球、檯球，代表縣裡參加比賽，在方圓數英里內走路去趕場跳舞。他最喜歡跳舞，走十英里路去跳一場舞不在話下，跳上一整夜再走回來。戰爭殺死了那個年輕人，留下一個性格陰鬱、脾氣暴躁的男人，很快就變成了半個殘疾人，然後重病纏身。如果我遇見年輕的艾爾弗雷德·泰勒，我會認出他嗎？同樣的，我媽媽也是這樣。是的，我知道戰爭也把她給毀了，尤其是殺死了她生命中的摯愛，導致她最後嫁給了戰爭的犧牲品——並用整個餘生照料他。但過了很久我才開始看到其他東西。我媽媽是那個違抗父親的意志、選擇了護士職業的姑娘，她父親有好幾年甚至拒絕跟她說話，而她毫不動搖。這是一個凡是認識她的人都會被她的精力、才幹、獨立和幽默所打動的女人。我無法想象，如果我見到年輕的艾米莉·莫迪·麥克維，我跟她能有多少共同語言，但我一定會敬重她。

現在她卻不明白，用她的傢具填滿我的公寓——我真正擁有的第一個地方——就像是把我放進她的勢力範圍，把我關進過去的監獄，套上涅索斯之衫。

第一，如果一個朋友——即便只是一個熟人，甚至只是你聽說過的人——失業了，那麼幫他（或她）找工作就是你的首要義務。它高於一切，你要把它放在你的所有個人利益的前面。這是三十年代的失業留下的遺產。

傑克最後離開我的時候，我們在巴黎。他要去國外的一家醫院工作。我知道，他這樣安排是為了跟我分手。我們都知道我們之間結束了，但我們都在說：「沒關係，只去六個月。」他坐飛機走，但他陪我去了火車站售票處，我要在那兒買回倫敦的火車票。我們擁抱。他走了。我僵直地站在那裡，淚如雨下。窗口售票的年輕人發出同情的唏噓。沒問我一句話。他看到我手裡有包吉坦尼斯煙，便一溜煙從他的小亭子里出來，往我嘴裏放了一支，點著，嘖嘖了兩聲，輕輕拍著我，連說幾次「可憐的小東西」，然後溜了回去，為窗口的顧客服務。當我終於能夠走上前去買票，他說，愛情是很重要的，但要振作起來，我很快就會找到新的愛人。

有一次她帶彼得去南海岸旅行，讓彼得在那裡受了洗，這件事她後來才告訴我。她帶著挑釁的語氣，但她知道她做的是對的。讓我生氣的不是受洗這件事情——在我看來，受洗跟異教的儀式相去不遠——讓我生氣的是，她根本不考慮我是怎麼想的，一貫如此。「現在你得帶他去教堂了。」她下達了命令。事情真的是這樣，彼得經常去教堂，因為他嗓音優美，在唱詩班裡面唱歌。「你可以讓瓊當他的教母。」

現在，我的第一隻貓——在我的家裡，我自己的地方。照料它是我的責任。我曾經極其喜愛農場里的那些貓，那已經是很久以前了，但我並不怎麼了解它們。我媽媽在照管它們。有人說我這裏對貓很合適，迫不及待地要為一隻小貓找個家。他們想，我有兩層樓，前門有個直通花園的樓梯，還有一個寬敞的平屋頂——我當然必須要有隻小貓。我們就是這樣開始養貓的。貓是什麼？單單一隻貓是什麼？一個小生靈，沒有權利，能活就活，隨遇而安，養在家裡的時候，經常因為主人的忽視而得不到好的照料。我不知道怎樣照顧貓。農場里有室內貓和戶外貓，它們在狗的水碗里喝水，奶桶拎過來的時候，人們會給它們一些奶，它們在灌木叢里追捕獵物，也會得到剩飯和零零碎碎的吃食。它們很容易就會死掉——不值得帶貓去看獸醫，獸醫離農場有幾英里遠，而且總要診治那些更重要的動物，能幹活的動物，比如狗和牛，還有競技場上的賽馬。它們很容易跟真正的野貓一起跑掉；它們會被蛇咬，或者被眼鏡蛇噴的毒汁弄瞎眼睛，不得不被「解決掉」。農場有不計其數的小貓仔，大部分在出生時就淹死了。

在我家聚會的那些夜晚，大家開很多陰鬱的玩笑。他們夢想著，如果由他們來管理自己的國家，事情會怎樣。有天晚上我聽了北羅得西亞人的討論，卡翁達總結說，他們不可能取得真正的獨立，治理自己的國家，因為國際資本佔有了銅礦帶。除了要多少有多少的荒野生活，銅是尚比亞唯一的資產。國際資本永遠也不會允許他們關掉銅礦。最好的做法是乾脆把所有的礦都炸掉，到那時候他們就可以獨立了。這個想法成了他們計劃中的一個嚴肅的組成部分（也許有些傷感），它的形成用了不止一個晚上。

「那麼，你呢？」

塔瑪拉和沃根經常開車去切爾滕納姆，那座城市自內戰以來從未聽說過一丁點煽動性的思想。他們去那裡當街賣《工人日報》，讓那裡的市民目瞪口呆。他們讓我想起我在索爾茲伯里（南羅得西亞）做過的同樣帶有堂吉訶德色彩的事情：在郊區四處叫賣共產主義的《衛報》，住在那一帶的全是憎惡黑人的白人。他們履行完革命義務之後就去他們最喜歡的酒館，那裡的農場勞工（有些是他們的僱員）會買《工人日報》，因為他們喜歡沃根。

1956年，我又處在我最熟悉的處境里：除了對少數幾個人，我不能說出我的想法。我當然不能對那些心碎欲絕、因震驚而病倒的同志們說，赫魯曉夫在「二十大」的表現完全是懦夫的行為，他應該講出全部真相。

我在那次旅行中駛過一處我見過的最美的森林——喬木高大莊嚴，黃草潔凈，動物和鳥兒隨處可見，甚至還有大象，因為我在一座小山上很近地看到它們。三十年後，一切都消失了，森林不見了，只剩下樹的殘骸和風化的土地。

它不喜歡罐頭食品，而且慢慢說服我，它應該吃小牛肝，在飲食革命之前的那些日子，肝臟、腰子這些「下水」都非常便宜，光是它們的價格就足以證明它們不值得人去吃。它喜歡牛排，喜歡吃一點魚。它吃得太好了，因為我當時還不知道肝臟、牛排和魚這種飲食組合對貓沒有好處。我希望我確實給它和它的小貓們在下面放了一碗水。大多數貓都喜歡喝很多水，但不是特別喜歡牛奶。沒有，它沒有生病，它茁壯成長，但是沒有活多久，因為它從平屋頂上摔了下去，把骨盆給摔壞了——我在農場里學到的東西至少在這裏延續下來，那些貓很快就會把它們的九條命用完。

「二戰」期間，或者說偉大的愛國戰爭期間，俄國人日復一日地在生命線上掙扎……我坐著，這樣想：任何一個英國人都很難想象那樣的困苦、那樣的寒冷。後來，他愛上了另一個女人，她在列寧格勒的艾爾米塔什博物館工作，而他住在莫斯科郊外。那時很難獲得旅行的批准，即便是享有盛譽的作家，但他有時候確實可以坐火車去列寧格勒——安娜·卡列尼娜的火車，他提醒我——而她休息一天。她在列寧格勒圍困中倖存了下來，她很瘦，身體虛弱，健康狀況不佳。他們在她的房間里坐上一整天，說話或者沉默，然後他坐火車回莫斯科。他們之間甚至不需要言語，他說。在一起就足夠了。那場戀愛就是這樣進行的，但她也死了。

這曾是（現在依然是？）我們的頭腦和思維結構的一部分。以南非為例，當我產生了關於南非的政治意識時，我二十齣頭。我們想當然地認為必須要有一場血洗，「長刀之夜」。同樣，這種想法構成了每個參与者思想中的一個組成部分，根本不需要加以解釋。1992年，當曼德拉和戴克拉克達成一致，「不可避免的血洗」從時間表上消失時，幾十年的政治信念就這樣煙消雲散。

我聽到過關於其他獨裁者的類似故事。顯然，我們需要聽到這種「一個誠實的人」的故事。

1956年是高潮迭起的一年，是蘇共二十大召開、蘇伊士運河危機爆發的一年。1956年行將結束之際，我捲入了當時的「騷亂」，甚至出現在特拉法加廣場的示威現場，但我只是個旁觀者。我對人群——他們總處在演變為暴民的邊緣——的厭惡隨著我參加的每一次「示威」而逐漸加深。我跟那一年的另一件大事——蘇聯入侵匈牙利——毫無關聯。我驚訝地注意到，我們這裡有那麼多年輕的活動家沖向布達佩斯，享受這一事件帶來的刺|激。我當時為自己這種尖酸的看法感到很羞愧，但這的確是我對革命興奮的另一種迥然不同的評價眼光的開始。退黨成為一種風潮。不久，一群「修正主義知識分子」（按照蘇聯的說法）分裂出來，創辦了一份相當有吸引力的雜誌——《新理性人》。愛德華·湯姆森（歷史學家E.P. 湯姆森）和約翰·薩維爾是這場短暫的背水一戰的領軍人物——因為現在回過頭來看，很容易看出這場行動不像我們每個人當時以為的那樣，是個新的開始，而是英國共產黨的一次垂死掙扎。

現在，我遇到了克蘭西，當時正是左派的浪漫——濫情——渲染開始讓我感到震驚的時候。多年來，它們是我賴以為生的東西，曾是我的燃料，是我向著更好的事物前進的動力。這是一件奇怪的事情：一個人舒舒服服地順著浪漫和英雄主義走下去，但有一點不自在，一開始最多只有一點點，然後越來越不舒服，再後來，當眼中的白翳散去，突然爆發出對自己的厭惡，對曾經的自己的厭惡。接下來，你對過去的自己的厭惡遠遠超過了它應得的，但你不得不這樣，因為它對你仍然是一種威脅。

沒有，我的愚蠢沒有持續很久。這又是一個毫不掩飾自己的「過客」態度的男人。傑克和克蘭西都出現在《金色筆記》里。《金色筆記》中寫的並不一定是真正發生的事情，但情感上的真實狀況完全反映在裏面。《與虎嬉戲》裏面也有他們。後來克蘭西寫了一本小說，把我寫了進去，但我沒有去讀。我通常不讀關於自己的書，除非是一些資料性的書籍，我必須查證裏面關於我的事實性陳述。我不讀關於我的書，因為抗議和爭吵的誘惑可能是無法抵擋的——一個人有可能會把一輩子的時間花在這上面。

現在再說說我媽媽：殘酷的故事還在繼續。她已經在倫敦住了四年，倫敦是我媽媽在流放歲月中一直夢想的世外桃源，而她這四年是在一座壓抑的小房子里度過的，照顧另一個老人，這個老人甚至不是她自己的親戚，而是我爸爸的。我不在的時候，她不止一次到瓊家裡來陪彼得。她總是說：「我只是希望能對我的孩子有點用處。」當我離開瓊那裡，有了自己的地方，她提議（語氣不是特別自信），她應該來跟我一起住。「你需要有人幫你照顧彼得。」我的確需要，迫切需要，但不是來自她的幫助。她去見薩斯曼太太，想讓她說服我明白事理。薩斯曼太太用各種傳統的表達方式告訴她，年輕人需要過自己的生活。我媽媽從薩斯曼太太那裡回來，抱怨說薩斯曼太太是羅馬天主教徒。我不知道該怎麼回答。她可以抱怨薩斯曼太太是猶太人，不是英國人，她深受歐陸文化的影響，是她讓我接受了榮格和弗洛伊德這類不列顛外的影響。但她抱怨薩斯曼太太是羅馬天主教徒？我知道不管我說什麼，我媽媽都不會有反應，她甚至根本聽不見我在說什麼。

「他們有四個自己的小孩，到了假期會接待其他孩子。」

當我搬進這座公寓或「複式公寓套房」（它真的很像一棟小房子）時，我的做法跟有些人征服一小塊蠻荒之地有很大區別嗎？這座公寓是我的，不是在別人家裡租下的一個角落。我們用窗帘、顏色和傢具在新房子、新公寓里打上我們的印記，但我沒有錢把這些事情全部做到。我掛在窗戶上的東西不是我本來要選的。我的印記是覆蓋了每寸牆面的晃眼的白色。我曾以為我的廚房是我的——藍色的漆布地面，白色的木傢具，紅色的牆紙——但傑克站在裏面，微笑著說：「多像個顏料盒！你跟我妻子的共同點比你以為的要多。她在廚房裡貼的牆紙跟你的一樣。」那時候，市場上不像今天這樣有很多選擇，看不到幾百種不同的廚房牆紙，所以這種巧合一點也不奇怪。但他的話讓我很泄氣，真的是這樣。

現在，克蘭西·西加爾出場了，彷彿出現在一幕電影場景中。他一身當時美國年輕人的打扮：牛仔褲、運動衫、低掛的腰帶，你必定會在那裡看到一把幽靈般的手槍。孤獨的亡命之徒與歹徒孤身作戰的警察。

我動身之前，黨組織來問我，畫家保羅·霍格思能否與我同行。我並不特別想要這種安排，但同去也無妨。

她個子太矮，當不了模特，差了幾英寸。問她想不想當文胸和內衣模特。她說，她覺得她的迪米特里是不會允許她這樣的。她不想讓他不高興。他說他最近就會娶她的。好吧，也許他會的，奇迹也是有的。是的，她確實喜歡他。她喜歡稍稍地挨點打——「他從來不會打出印子來，萊辛太太。不要以為他會那樣」——然後被扔到床上。有一天，她沒有從她的房間里下來，她平時都是大約中午下來，當我上樓時，我發現我的禮服長裙放在床上，她已經把床整整齊齊地理好了，像個好姑娘一樣，枕頭上有一張紙條：「很感謝。不會做任何我不願意做的事情。哈哈。」就這樣，她回她的希臘人那裡去了，以後怎麼樣，沒有人知道。現在她一定是個肥胖的染了頭髮的老女人，沒準是個酒鬼，想到這些讓人覺得刺痛。

我接下來要講一件事情，它在過去了很久之後，才充分展現出它的全部意味。我接受蘇聯大使館的邀請去吃午飯，跟保羅·羅伯遜見面。保羅·羅伯遜是歌唱家，完全公開的共產主義者，因此他在美國處境艱難。我像往常一樣，心想：噢，上帝，我猜我不得不去。在場的蘇聯官員跟他們的客人一樣多。午宴上大約有十六個人，其中包括帕米拉·漢斯福德·約翰遜和C.P. 斯諾。斯諾即便不是黨員，也是深得蘇聯信任的人。詹姆斯·奧爾德里奇和他妻子蒂娜當時也在。詹姆斯·奧爾德里奇的長篇小說《外交官》在蘇聯被當成傑出的文學作品，但詹姆斯在英國不是特別出名。《外交官》裏面充斥著當時所謂的「進步觀點」，並不是一部好作品。他寫過一部美麗的小長篇《獵人》，講的是加拿大的荒野，他就是在那裡長大的。但可悲的是，這部小說，這部真正的作品、優秀的作品，在蘇聯卻基本上被人忽略，在英國也被忽略，因為他是個公開的共產主義者。htｔｐs://rｅａｄ•９9csｗ.cｏm

第二，無論何時何地，你都理所當然地恨警察。你永遠在警察面前維護你的朋友或同伴，關於警察的一切謊言都是好的，因為警察總是編造關於工人和窮人的謊言。克蘭西在美國南部各州遊盪，從城鎮到城鎮，有時徒步，有時搭車，曾經被警察當成氓流逐出鎮子，載著他開出市區，把他扔下，或者把他關進監獄，把他當成各種罪行的嫌疑人。你只要說一句為警察辯護的話就證明你是中產階級，是敵人。

「我明白了，我們應該告訴艾麗絲，她必須得去。」

「我不想要，媽媽。把它們賣了吧。」

第四，無論出於什麼原因，一個人只要在逃亡、藏匿，你都要庇護他，幫助他藏身，不問他為什麼逃亡（當然，政治上的敵人不享受這樣的待遇）。我想這條原則一定是奴隸制時期的遺留——藏匿逃亡的奴隸。

另一件事是：在恩多拉，銅礦帶上的一個鎮子，他們為我開了個派對。我是派對的主菜。很難說，這對他們來說不是一種五味雜陳的快意。一方面，我是個作家，是個名人，他們難得遇上這種讓人興奮的東西；另一方面，我是眾所周知的同情黑人者、赤色分子、敵人。整個晚上我都是令人作嘔的種族歧視言論的靶子。這些人覺得受到了威脅，因為黑人不再像以前那樣服從，黑人向他們的車上扔石頭，大喊著侮辱他們。他們整個晚上都在用蔑視、敵意和報復的言辭為自己辯護。如果他們能夠用最讓人難受的東西慢慢殺死我，他們一定會這麼做。同時，他們整個晚上又在聽艾薩·凱特的唱片，多愁善感地跟著唱。他們喜歡艾薩·凱特、「棕色蜜糖」、「小黑兔子」，他們怎麼也聽不厭。噢，我的同胞，我的白人同胞，我多討厭你們，你們是多麼齷齪的一群人——那是在你們的種族神經被觸到的時候，因為你們在其他時候都風度迷人，像其他人一樣。那天晚上參加派對的都是些什麼人？有礦場的經理和資深工程師，還有大礦產公司的代表們，英裔美國人和羅得西亞精選信託公司的人。男人比女人多，因為女人在銅礦帶總是比較稀缺。我待在那裡的那段時間，渾身都沸騰著憤怒的能量。銅礦帶有一種原始的狂暴的能量，恨一樣東西也會讓你充滿能量。

「你可以乘街角的通宵巴士。」

一天下午我去看了我媽媽，她住在她的老朋友科爾伯恩太太那裡。我們以我們慣有的禮貌見了面，表面的禮節下面是悲傷的世界。

我們難道不是經常看到這個可憐的小東西，一隻聰明的貓，住在無知的主人家裡，試圖打破主人不敏感的藩籬，告訴主人這裡有一個有愛的生靈，隨時可以成為真正的朋友——但它再次遭到斷然拒絕，被粗暴地攆下膝蓋，甚至挨了一巴掌，它走到一邊，悶悶不樂卻又非常耐心，一個小傻瓜。

當我把克蘭西·西加爾介紹給魯本·席普、泰德·阿蘭和那個圈子裡的其他人時，我稍微領略了托派分子在美國的待遇。圈子裡的人都曾經是斯大林主義者。他們見面時帶著挖苦的或者說嘲諷的語氣，立即展開了怨毒的辯論。但他們畢竟還相互說話，就在不久前，沒有哪個斯大林主義者覺得托派分子配得上他們的一聲招呼——更確切地說，他們覺得，就連用碎冰錐往對方腦子上扎一下，這些托派分子都不配。

塔瑪拉想嫁給沃根，這也很容易理解。沃根也許是我認識的最英俊的男人。他具備貴族的一切美德，卻沒有貴族的一絲惡習。他真的是一個很可愛的人，而且我遇到的人沒有一個不這樣認為。但塔瑪拉來自優秀的共產主義俄國血統，而且……「你當然應該嫁給他。」我這位浪漫主義者敦促她，無法忍受真正的愛情橫遭純粹的政治因素的阻隔。

這個主題就寫到這裏。靠自己一個人把兒子帶大的女人都知道這有多困難，而沒經歷過這種事情的人根本無法體會。一個人也許可以很容易地描寫單個的戲劇性場景，比如，一位來倫敦旅行的人出現在門口，給彼得捎來一份爸爸送他的禮物，例如一隻塑料鯨魚，但卻沒有爸爸的隻言片語，沒有信，什麼也沒有。一個人也可以寫出這件事情讓孩子感到的痛苦，描寫他的不解和母親的惱怒，但沒有誰能寫出日復一日的艱辛：努力做不可能的事情，既當父親又當母親。

這次經歷給我帶來很大的創傷，我感到非常痛苦。我開始接受這個事實：討論殖民地問題時，下議院總是空空如也。除了這間屋子裡的人，沒有誰對殖民地感興趣，所有的人都把這些人視為殖民地主權自由和內部自由的捍衛者。這些人本來就應該知道，英國對南羅得西亞的黑人負有責任。然而現在，有人提醒了他們之後，他們根本不在乎。在他們看來，這些事情跟他們無關。我回想起我經常跟查爾斯·米奇格爾和他的朋友們在一起，聽他們說：「等到我們在英國的那些兄弟們知道我們遭受了怎樣的對待，他們就會支持我們。」 「兄弟們」就在這裏，但「兄弟們」是個複雜的概念。「兄弟們」的確包含了工會關於兄弟情誼的思想，也包含了整個勞工運動的兄弟紐帶；工會議會和工黨議會上充斥著關於殖民地自由的慷慨陳詞。但比這種兄弟紐帶更強有力的是關於不列顛（或者我應該說是「英格蘭」）的古老印象：英格蘭是高尚、公平和榮譽（請原諒我使用這個過時的詞）的體現。對非洲人而言，榮譽不是（或者說當時不是）一個過時的概念。當北羅得西亞的黑人開始暴動、扔石塊的時候，當尼亞薩蘭的黑人們開始採用暴力的時候，是因為他們覺得自己遭到了背叛——維多利亞女王曾經向他們的酋長承諾過，但現在英國人違背了這些承諾。同樣，查爾斯·米奇格爾和他的夥伴們無法相信，英國居然不打算尊崇他們在白紙黑字的條款中做出的承諾：南羅得西亞不得通過任何損害黑人的法律。我心中的某個地方一定也曾經相信過「榮譽」這個過時的概念，因為，在我意識到這些人——英國唯一一個關心殖民地的組織的成員們——根本不在乎南羅得西亞和英國人的責任的那一刻，我心中的某樣東西死去了。大英帝國多麼漠不關心，多麼懶惰，多麼無動於衷，她對那些廣袤的國家和幾百萬人民的處置是多麼輕描淡寫，甚至根本不打算知道他們的情況。是的，我當然早就知道了這一點；是的，我曾經以我的微薄之力與這種冷漠抗爭。然而此時此刻，在下院的地下室里，我才懂得——冰冷地、尖銳地、徹徹底底地懂得——英國到底可以是多麼無所謂、多麼不負責任。我心裏的閘門關閉了。正是這種殘忍，這種不可思議，讓我關閉了閘門：查爾斯·米奇格爾一直在希望「等我們在英格蘭的兄弟們知道了……」與他遙遙相望的，卻是房間里這些人的無動於衷。我憤怒地回到家中——不，我已經出離憤怒。我本來可以為查爾斯·米奇格爾、為他錯置的希望和被「兄弟們」辜負的信任而哭泣，但我的憤怒已經超越了淚水。也許就是在那個時刻，我不再相信政治有正直可言。從此我再也不參加任何會議。到此為止。這就是受到理想主義或信念鼓舞的人看到理想和信念破滅時，轉向暴力或「直接行動」的那一刻。可是對我和很多人來說，「直接行動」已經變味兒了。不久后，當南羅得西亞的黑人們讓「騷亂」升級成戰爭，正是因為到達了那一刻，他們關閉了心裏的閘門：到此為止。

「我不知道，從來沒問過。」

「噢，為什麼？」我故作驚訝地說。他是個好人，根本不像當官的。我帶他去了法國酒館，酒館二樓有個很好的餐廳。我給他講了自由法國和這個酒館的故事，還講到7月14日人們會在這條街上跳舞。他聽得津津有味。他根本不想談論文學，而且坦言文化讓他覺得乏味，並希望我對他的印象沒有因此而變壞。他喜歡馬戲表演，一有機會就會去看。他很高興這些沒有讓我感到震驚，因為他知道，作為文化專員，他應該對書很在行才對。我們分手時，他說很抱歉，但他必須告訴我，我根本不是共產主義者，我是個托爾斯泰主義者。不，這不是稱讚。

我回想起索爾茲伯里的托洛茨基小組。我私下裡曾覺得他們比我們更活潑、更有趣。托洛茨基分子有些氣質上的特點：無政府主義、易怒、極愛挑釁、有趣。

如果有人暗示，我可能會被強|奸——這是今天的年輕女人會擔心的事情——我就會帶著義憤說：「真荒唐。」但女人們變了。有時候——不管是白天還是晚上——我會看到一個讓人不快的男人穿著一件鬼鬼祟祟的大衣，或者是雨衣，突然打開，露出……但我會繼續往前走，心裏想，可憐的東西。如果一輛轎車在我身邊慢下來，看我是不是賣身女郎，我就會搖搖頭，繼續往前走，加快腳步。我從來不覺得受到了侮辱。女人現在變得這麼弱不禁風，易受驚嚇，缺乏應對本領，這是件好事嗎？就像維多利亞時代的夫人們（或者說就像描述中的維多利亞時代的夫人們，但我從來不相信那些描述），女人現在見到意料之外的陰|莖就會尖叫，或者暈倒，聽到一些暗示性的話就覺得遭到了侮辱，一個男人恭維了她們幾句，她們就要找律師。所有這些都是在兩性平等的名義下進行的。在這些散步的夜晚，我從未遇到過危險，我有時走過一些最讓人反胃、最陰暗的街道，我在那裡如果感覺到威脅，那只是因為我沒能理解我看到的東西。已經有很久了，我在倫敦和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都感覺到那種冷冰冰的排斥，那種感覺就像一個小孩被帶進一個房間，房間的椅子和沙發上坐著高高的、刻板地假笑的成年人，那些椅子和沙發變得陌生起來，儘管當房間里沒有陌生人的時候，當你在那裡玩捉迷藏時，它們都是你的朋友和熟人。

這些北羅得西亞人再也沒有跟我聯繫過。有人告訴我，邁因扎·喬納到處跟別人說，要離我遠點，因為我是個危險的共產分子。

沃根在義大利北部繼承了一塊產業，他決定把它分成小塊，送給在那裡勞動的農民。沒過多久那些農民就來找他，求他把那塊地收回去，或者至少出面來管理，因為周圍的地主都在欺負他們。塔瑪拉和沃根一點也不覺得這件事情好笑，也不覺得在切爾滕納姆賣《工人日報》有什麼好笑之處，要麼就是他們也覺得好笑，但不打算承認。

他立即擔當起對我進行現實生活教育的任務。他從爵士樂入手，為此我一直感謝他。到那時為止，爵士樂對我來說無非是索爾茲伯里的體育俱樂部裏面的那些「孩子」，在醉酒狂舞的時候模仿起書包嘴，或者就是科爾·波特的舒緩的旋律。

我結交的人並非全都投身於社會進步中。一位加拿大來的客人在我這裏住了幾個星期。她送給我一把黃色的絲綢雨傘，一把帶著象牙柄的優雅精緻的小傘。它來自一種完全不同的生活。它倚靠在我的廚房牆邊，我想，如果我要用這把傘，就得去買一身不同的衣服，要住在另外一種公寓里，當然還得住到倫敦的另一個區。這把傘讓我回想起《新寫作》上刊登的一篇精彩的小故事。那是戰後的倫敦，來自世界各地的具有很高道德水準的難民們住在冰冷破敝的公寓里，過著朝不保夕、吃了上頓沒下頓的日子。一位詩人——我記得是匈牙利人——對他的朋友說：「如果你打算把那件大衣扔掉，你就把它給我吧。我要凍僵了。」那件大衣很雅緻，只是磨破了。他從早到晚穿著它。他的同志說：「你如果穿著那身衣服，那麼我們不能跟你一起出門。我們都是正經人，要考慮自己的聲譽。」詩人穿著那件大衣去參加一個出版商的派對，出版商的女兒注意到了他。他對自己的女朋友說：「你幹嗎不給自己買條新裙子？」她說：「你以前愛我是因為我本人，而現在你變成了又一個腐朽的布爾喬亞。」他不得不去找份新工作——他蔑視那份工作——藉以維持他的新衣櫃和新朋友，然後他搬進了新公寓，跟那位出版商的女兒在一起。同志們談起他，都說他是個迷途的靈魂，其實他只是走在了時代的前面。

克蘭西和艾利克斯經常在一番巡遊之後像一陣風一樣回來，情緒高昂，一邊喝著咖啡，或者吃著飯，一邊把他們經歷的事情一股腦地告訴我。一些男孩和年輕人的圈子接受了他們，把他們兩人視為圈子裡的榮譽成員，這與他們的身份相符，因為他們倆已經離開了學校。當時孩子們離開中學的年齡是十五歲。這兩個男人跟這些「孩子們」互相認同，這些孩子都只受過一點教育，或者沒受過教育。除了在街上遊盪之外，這些孩子跟他們毫無共同之處。他們身上洋溢著想要保護被欺凌的人的激|情——我知道我正在目睹的是什麼，好吧，應該說是，我知道他們在邀請我分享什麼。一天晚上，他們帶來了一個年輕人，他在我這裏坐了兩個小時，在艾利克斯和克蘭西的鼓勵下講述自己的生活。他平時總會擔心自己說話纏夾不清，但他們對他的處境的理解讓他的表達比平常條理清晰得多。他對自己的父母沒有意見，但他不希望將來像他的父母一樣。他的教育是通過電影獲得的——電視的影響還沒有那麼大——電影拓寬了他的視野，他不想將就著（這是克蘭西常用的字眼，意思是勉強接受次好的東西）去過跟他父母一樣的生活。但他知道，他受到的教育不足以讓他進入更好的環境。他說他沒有工作，因為他不想接受現狀。但不久他就要找份活兒干，因為他不想靠父母養活，然後他會結婚，娶一個像妹妹這樣的姑娘，一結婚，他就落入了陷阱。現在是他一生中僅有的一點自由時光，他趁現在還能享受的時候享受著它。一結婚，事情就這樣了，就結束了。換言之，他的想法跟他妹妹正好相反，他妹妹盼望婚禮，婚禮之後生活才開始——他是這樣說的。一周后，爆發了諾丁山門種族騷亂，年輕白人毆打黑人。在我這裏那麼明智地談論自己的生活的年輕人被捕了，很快就在老貝利法院接受庭審，我和克蘭西、艾利克斯一起去旁聽。他們確切地知道那天晚上的情況，因為他們當時就在那裡，一邊四處閃避，一邊觀看。我知道那天晚上的情況，因為他們把經過告訴我了。我們坐在擁擠的法庭里，眼睜睜地看著警察說謊，證人說謊，辯護律師說謊，當然，被告為了保全自己也在說謊，但沒有用，他們被判入獄。我坐在那裡，看著陪審團，心想幸虧我不是陪審員，如果不是已經知情，我不可能分辨得出誰在說謊，誰沒有。

「艾希納夫婦是誰？」

「你不能這樣，你不可能更喜歡這些破爛……」她打量著我房間里的傢具，然後看著我。我們對視著，陷入我們之間常有的無助、無望、痛苦不堪的狀態。她本來有可能會哭出來，就像我小時候一樣：「可是你為什麼這麼恨我？」或者是我對她哭喊：「可是你從來就不喜歡我，不是嗎？」

「從來沒有那麼回事。」「我知道有。」

我四處轉了一大圈，所有的經歷都寫在《回家》里。有三件事情仍然停留在我腦海里：一件事情是去走訪非洲國民議會總部，那是位於郊外的一棟小磚房。卡翁達在前室，他是個學者式的人物，百分之百的知識分子，坐在那裡讀《新政治家》。後院里聚集了一小群人，在那裡歡迎亨利·恩孔布拉——當時的議會領袖。他剛剛去勘察了湯加河回來，當時為了給巨大的卡里巴水壩讓路，湯加河被迫改道，從自己的土地上遷移。湯加在當時是一個重要的政治議題，被國民議會當成控訴白人的理由。但國民議會一旦掌權，就再也沒有人理會受苦受難的湯加地區。我當時還是個十分感情用事的人，被他們的奔走呼告所打動。亨利·恩孔布拉在叢林中待了幾天，四處躲避警察，幾乎難以成眠。他風塵僕僕地回來，看到一群人在院子里，於是站上箱子，向眾人演說。他是個無與倫比的演說家。而他的副手卡翁達仍然穿著襯衫坐在那裡閱讀。

於是我讓存放傢具的庫房把東西賣掉，把賣的錢寄給我媽媽。那些錢幾乎不值得寄，實在是太少了。

那些晚上我們其實很少談到共產主義，無論是理論還是實踐，談得都不多。因為當時的教條或者說「黨的路線」仍然認為，黑人的民族主義是一種偏離，是反動的，等等。黑人無產階級才是通往非洲輝煌未來的唯一鑰匙。這些人裏面沒有一個對共產主義感興趣。他們談論的都是殖民當局的壓迫統制，談論他們如何被聯邦出賣。維多利亞女王曾經向他們的酋長們承諾，他們（黑人）的利益永遠是第一位的，但殖民當局卻跟聯邦保持一致，聯邦把他們交到了南羅得西亞手裡。對這種背叛的痛恨是他們的談話基調。

我在做什麼？我在找什麼？我需要走動，因為我體能充沛，這是我在寫作所必需的那種儀式中積累起來的：在房間里走來走去，無意識地走，寫下一點東西，工作，直到達到努力的頂點，極度緊張，讓我筋疲力盡，倒下來睡上幾分鐘，然後又起身在房間里走來走去。這個過程也許會持續幾個小時，在打字機前的全神貫注，恢復體力的小睡。然而非常奇怪，這些都沒有讓我的體能釋放完，反而留下一些能量，我必須把它用掉。

我仔細、清醒地衡量了整個事情。我去蘇聯大使館求見那裡的文化專員（另一位文化專員），我對他說，他們為何不找一家蘇聯報紙來支付我的機票錢，把我當成一名記者。我當然知道這是罪大惡極的事情，我會招來人們的指責：「莫斯科的收買」是最輕的。最讓大家怒不可遏的是我居然隨隨便便地出現在大使館，請他們像西方報紙一樣做事情，彷彿這一切都很正常。是的，我覺得這件事情很有趣，我享受其中的樂趣。但我也非常憤怒。我的感受是：我已經給過我們這邊的報紙機會，讓他們僱用我，他們本來應該這樣做，因此這件事情錯在他們。我知道我會讓他們的錢花得值得。我跟這些俄國人處在矛盾的關係中。沒錯，我是共產黨員，而他們幾乎一點也不知道我對黨懷著怎樣的不滿，已經想要退黨。然而我跟詹姆斯·奧爾德里奇這類人不一樣，不是「他們的人」——這是俄國人的套語，現在還經常用：某某是「我們的人」——nashe。Nashe，所以是好人。《野草在歌唱》遭到了蘇聯評論家的猛烈抨擊，說它是「弗洛伊德主義的」，還指出了一百處與共產主義不相符的缺陷，內容我已經不記得了。而我的短篇小說是家長式的，缺乏對無產階級的感情。我沒有請示黨組織就直接去找蘇聯人，單單這一舉動就足以證明我嚴重缺乏對革命的理解。

隨後她就回南羅得西亞去了，回到她的兒子那裡。

我坐在一把扶手椅里，他坐著另一把，向我追溯往事。他把手放在扶手上，有時手腕微動，略微抬起手指，意思是說，他還有很多話可以講，但他擔心那些看不見的聽眾們——克格勃在他們關照的人的賓館房間里都安裝了竊聽器。

「那好吧。」他走出來，站到門口，「你就沿著這條街往下走。然後左轉，然後……」

克蘭西和艾利克斯繼續進行他們的研究，即便是在新左派成為一個社會單體、一個部落、其成員基本上只跟內部人打交道之後。一天，他們說他們發現了一個年輕姑娘，她被一個希臘餐館的老闆關了起來，他們要去營救她，然後把她送到我的公寓里來。她是個亮麗豐|滿、又有些體弱的美人，有一雙凄迷的藍眼睛。她十八歲，是那個希臘人的情婦。她說她的父母不喜歡她。希臘人有老婆和孩子。他白天把她關在一間屋子裡，不讓她出來。她覺得無聊，她說。她怕他，她說。

現在講講第三件事。從恩多拉飛往盧薩卡的飛機上，我旁邊坐著一位讓人喜歡的年輕人，他是個警察——真難以置信。他來銅礦帶短暫地執行公務，現在乘飛機回到他的媽媽和妹妹那裡，他跟她們住在一起。他跟我談起他養的小鴿子和兔子。他說我應該跟他一起去見他的媽媽和妹妹。他說我們應該結婚，我們會相處得很好。想想看，這段飛行總共不超過一個小時。我大吃一驚，深受震動。年輕漂亮的女人習慣於聽到一些隨隨便便的求婚。愛情是另外一回事，愛情的邀請不會讓人吃驚，不需要提前通知。但結婚？年輕的時候——但那是戰爭年代——不止一次，我跟其他女人坐在一起，我們為男人求婚時的隨隨便便的方式感到驚嘆（不是那種舒心的驚嘆）。但我認為這個年輕人相當明白事理。他沒有喝醉，也沒有處在任何興奮劑（也許除了夢想）引發的激動里。他從未離開過北羅得西亞。然而這裏，雲端之上，身邊坐著這樣一個女人——一位記者，她這樣說自己，她住在倫敦。這個甜蜜的年輕人——他比我年輕十歲——陷入了某種夢境。他妹妹買的女性雜誌上的人物來到他面前，在飛機上，坐在他身邊。當她離開機場，向他揮手道別時，他一臉的失落，就像我們從心靈所渴望的夢中醒來，發現手臂之間空空如也。

喝咖啡的時候，我跟保羅·羅伯遜和他妻子聊天。我的結論是他們都很愚蠢，因為他們滿嘴都是共產主義套話：資本主義的謊言，法西斯帝國主義，走狗，民主的社會主義（蘇聯），熱愛和平的人民。這些全都不是正常談話中用到的詞。但我並沒有理解這一點：當人受到脅迫時，經常會有意識地或本能地操持起這種語言，這種狀況有時甚至會持續幾天、幾個星期。保羅·羅伯遜當時在蘇聯大使館，四處逡巡著蘇聯官員，他非常依賴蘇聯對他的善意，因為他自己的國家對他非常惡劣。當政治和公共生活變得像當時那麼兩極分化時，人們也許就會顯得愚蠢。因此，我可以說我見到了九九藏書我們時代最傑出的歌唱家，並且跟他交談過；我也可以說，我沒見過他，沒有跟他交談過——兩種說法都是真的。

我不知道還有哪個作家的命運會比薩繆爾·馬沙克的命運更不幸。一個有天賦——甚至可以說天才——的農家孩子，在當時被視為輝煌未來的繼承人。受到高爾基的庇護，這意味著獲得了俄國最著名的作家的認可。高爾基不懈地跟列寧的殘暴政策做鬥爭，讓數百名政治犯獲釋，然後又跟斯大林對抗。馬沙克當時很容易覺得自己跟革命好的一面站在一起，因為那個時候，認為「革命存在著好的一面」仍然是可能的。慢慢地，他被吸收進這個壓迫的體系，但這幾乎是在不知不覺中發生的。等他意識到自己身陷其中，為時已晚。從來沒有經歷過政治恐怖的人可以很輕鬆地講出這樣的話：「他應該選擇退出。」怎麼退出？他會被送去古拉格，死在那裡，就像上百位其他作家那樣。「我一直沒有去寫我應該寫的東西。」他說，「我本來可以像高爾基。我的天賦真的在現實主義寫作這一方面。我本應該寫下我在自己周圍看到的東西。」直到今天，薩繆爾·馬沙克仍然在俄國知識分子中間激起極大的蔑視。他們像是恨不得往講出他名字的聲音上吐口水（這是很有俄國特色的表達輕蔑的方式，神聖地保留在他們的語言里）：他是斯大林文學獎獲得者，他是蘇聯政權的同義詞。他們甚至不願意承認他出色地翻譯了彭斯、莎士比亞和其他作家的作品。但我認識的那個悲傷而謙恭的老人是一個像被斯大林謀殺的馬克西姆·高爾基一樣的受害者嗎？

伊薩克·多伊徹認為列寧是個完人。很有意思，因為「完人」這個概念來自靈性傳統。

克蘭西使我對自己的看法產生了有生以來最劇烈的紊亂。我一直被人們看成是特立獨行的人——不圓滑，不遷就，「難說話」——但現在，突然有人指責我是位英國太太。任何一個真正的英國太太只要看上我一眼，就會當即拒絕承認我這個冒牌的姐妹——但跟克蘭西說這些是沒有用的。在他看來，我這位英國太太對生活的嚴酷現實和窮人的掙扎一無所知。克蘭西從來就不是一個會保留自己對事物的負面評價的人，他劈頭蓋臉地斥責我，但我盡我所能給予最有力的反擊。我剛剛學會了不把自己的想法和盤托出的藝術，馬上就發現自己要投入戰鬥，在這位野蠻、憤怒的社會批評家面前捍衛自己好不容易習得的社交優雅。

「別指望，我受不了那群討厭鬼。」

克蘭西對女人有一種直接的、聰明的理解，他對女人的理解並不是對女性的理解，而是對我們的處境和困難的理解。這是因為他目睹了他母親的漫長苦境：撫養他，非常窮困，沒有他父親的協助——他父親離開了他母親，建立了另一個家庭。女人很容易回應他。我在《金色筆記》中稱之為「命名」。他「命名」我們。他把自己遇到的每個女人帶上床，或者說，他總會試著這樣做，這是他的原則。獨行俠的風格。他告訴我，在他周遊美國的旅程中，從北到南，從東到西，他很少獨自過夜。我不覺得這些女人遭受了損失，即便是在他生病的時候，因為當他第二天早晨離去時，這些女人都會覺得自己得到了支持，就因為他理解她們。

被南非遣返並沒有讓我覺得特別沮喪，因為我跟那個地方沒有多少情感上的聯繫。我被兩個警察帶著，上了我來時乘坐的飛機，飛回去時我一個人坐著，飛機上的人看著我，天知道他們在想象我犯了什麼罪。

現在，僅僅是出於描寫它帶來的快樂，我要提到一樁天堂中的婚姻。一位年輕的共產主義理想主義者，一位俄國姑娘塔瑪拉，在莫斯科遇到了英國共產黨報紙《工人日報》的編輯比爾·拉斯特。比爾·拉斯特當時在莫斯科出差，他聲名遠播，深得大家喜愛，在共產主義世界之外也廣受尊重，因為在共產主義原則的界限之內，他是一位坦率直言、不偏不倚的編輯。由於他的身份，她立即被獲准離開蘇聯，跟他結婚。而有些有望成為新娘的姑娘苦苦等待多年，始終得不到批准。比爾·拉斯特沒過多久就去世了，塔瑪拉成了寡婦。她的氣質、信仰和受到的訓練都讓她成為一名共產主義活動家。她也仍然是個十足的俄國人，在英倫島國的工人眼中具有異國情調。黨交給她的工作是發動英國的農民。（這種組合絕對是黨在開玩笑。）塔瑪拉在去西部鄉村的旅途中結識了沃根·菲利普斯，沃根是切爾滕納姆附近的一位鄉紳（一位貴族）的長子。沃根的共產主義者身份讓他父親極為震怒，決定一個子兒也不留給他，但卻不能剝奪他的封號，這是他將來必定會繼承的。沃根想娶塔瑪拉，這很容易理解。她想嫁給他，但讓自己投身這樣一樁婚姻，這樣一項滔天大罪，不可避免地讓她產生了疑惑，她在婚禮之前的幾天里陷入了極度尖銳的矛盾，那幾天主要是跟我一起度過的。「我，比爾·拉斯特的遺孀，」她質問自己，「怎麼能嫁給一個英國貴族？」

這裡有個未解之謎。長達四分之一世紀之久，我媽媽一直給她的摯友戴茜·萊恩寫信。當她來到倫敦——她多年來夢寐以求的地方——她需要找個地方住下來，後來我知道，戴茜阿姨也需要這樣一個地方。那麼為什麼她們兩個沒有住到一起？在當時，我想到這個問題，就像想到跟我媽媽有關的所有問題一樣，感到費解、煩躁——我一點也不明白這是怎麼回事，所以也沒有多想。但現在我把這兩個人的心理形象放在一起：戴茜阿姨比我媽媽年輕，是一個身穿黑衣、彎腰駝背的小老太太，而我媽媽七十多歲了，看上去卻像五十多歲，身強體健，精力充沛。二十五年來，我媽媽究竟是在給誰寫信？

「別問我。」

我要提一下這場古老的分裂，因為人們正在將它快速遺忘。世界各地的共產黨都曾是斯大林主義者，而托洛茨基是個叛徒和異端。但新成長起來的年輕人相信，在蘇聯的權力鬥爭中如果是托洛茨基獲勝，而不是斯大林，那麼共產主義就能成為它原本所設想的烏托邦。研究蘇聯革命的歷史學家伊薩克·多伊徹寫了兩本關於托洛茨基的書：《武裝的先知》和《繳械的先知》。我推薦這兩本書。多伊徹在書中從斯大林和托洛茨基角逐的角度描寫了那個時代的政治鬥爭。讀者很容易看出，這兩個人經常交換位置，一個人不久前還在指責對方奸詐虛偽，轉眼間自己也採取同樣的立場。就像觀看木偶們在跳舞。這些稻草扎的小人被傾瀉而下的大瀑布沖走。布爾什維克們研究了法國大革命的歷史之後，一致同意他們不會像法國革命者那樣內鬥，不會相互反目、相互指責、相互屠殺。然而他們後來卻不折不扣地做了這些事情。

我回到家，也許是凌晨兩三點鐘，我公寓里的那些房間——尤其是起居室，它其實相當大，廚房也是個大房間——看上去都很小，而且顯得過於引人注目，非常平庸。我都去了哪些地方？我不知道，也不在乎。我的腦海里全是黑暗的街道和建築。房子的窗戶上反射著昏暗的街燈，如果一座房子里突然有了亮光，我就會覺得似乎是那個地方在抬起眼睛看著我：你是誰？

整夜在倫敦——或者是任何大城市——遊盪、從來沒想到要害怕的日子似乎已經離我們遠去了。那時候，我把自己的安全看作當然的。

他也想提醒我，要小心政治對於作家的危險性。「你還年輕，我也年輕過。我是個少年天才，農民的兒子。高爾基注意到了我，他說我是個天才。他和我很相似，我們都來自貧困家庭，都喜歡獨自一人徒步穿過一個個村莊。他走遍了俄羅斯，我也走遍了。有時候，幾個月的時間我都是獨自一人行走，農民們給我吃的。但沒過多久，高爾基就被毀掉了——他們殺了他——我也被毀了，只是以不同的方式。我在委員會待了一輩子。我的天才就是浪費在那裡的。我總是對年輕作家說，不要去委員會，他們會讓他完蛋的。這也是我現在在對你說的。」

「不是，是跟公寓一起租的。你知道，她們去澳大利亞了。」

現在彼得已經覺得艾希納家——孩子們的天堂——比跟我媽媽出去玩更有吸引力。我試著提醒媽媽，一個精力充沛的九歲男孩，肯定會覺得一個有很多大大小小的孩子的地方比跟大人在一起更有意思。

1956年，因為我跟黨的分歧，我已經不再把自己當成「真正的」黨員，但我仍然在想怎樣挽救「國王大街」使它不至於自我毀滅，仍然認為可以通過改革把英國共產黨從蘇聯的險惡影響中解救出來。如果為我的觀點畫一張映射圖，我更應該被描繪為托洛茨基主義者——而如果我把我百分之一的想法說出來，在任何共產主義國家都會被槍斃。

婚禮在倫敦北部的一座房子里舉行。房間不是很大，客人也不多。沃根泰然自若，懇切溫和，塔瑪拉則在欣快、疑惑的交匯中躁動不安。英國共產黨總書記哈里·波利特也到場了。他即便不是在扮演把新娘交給新郎的角色，至少也代表了兩國無產階級對兩人結合的贊同。他帶了一位助理。這兩位矮小粗壯的男人穿著他們最好的硬邦邦的周日西裝，依靠自己的性格的力量在這個最不可思議的場面中保持著自持。當時還有誰？我只記得兩個身材高挑的漂亮的年輕人。他們斜靠著壁爐台，目光柔和地看著大家，向所有在場的人傾灑著他們的魅力。其中一位是薩莉，羅莎蒙德·萊曼和沃根的女兒——兩個漂亮的人生出的姑娘，每個見到她的人都記得她是位絕代佳人——另一位是帕特里克·卡瓦納，一位詩人和作家。他們要麼已經結了婚，要麼快了。然而她沒過多久就突然辭世。薩莉和帕特里克本來會像沃根和塔瑪拉一樣，從此以後快樂地生活，度過很多很多個十年。

那些夜晚，我走過的街道沒有任何熱鬧的場所，沒有餐廳，沒有咖啡館，酒館也都早早打烊了。如果我早點出來，趕在酒館打烊之前，那麼每個酒館都是一個歡樂的島嶼，它們向街道緊閉，窗戶里燈火通明，擠滿了彼此認識的人，因為酒館就像俱樂部，只是沒有嚴格的規定和會員制，同類人聚在一起，結成小小的社交圈，互相做伴。但等到酒館也打烊了，就只剩下光線黯淡的街道和黑魆魆的房子。沿著一條街，轉彎來到另一條街，然後又是一條，我從來不看街名，因為我不在乎自己在哪兒，但是當我從一個街道小樞紐走向另一個小樞紐，或者是從一條街來到另一條街時，我有時像是從一個地域進入了另一個地域，每個地域都有它自己的濃烈的氛圍和氣息，那是我和我對了解這個新地方的需要賦予它的。我不打算知道它的名字，以便下次能找到，因為我確信我經常是沿著同樣的街道在走，經過同樣的房子，但我自己不知道，因為我的識別力和理解力每天晚上都不一樣。況且即便是在白天，光線或角度的變化都會創造出新的景象。如果你經常在一個地鐵站上下車，你沿著台階下到站台，你對站台的熟悉就像對自家門口的街道一樣，然而當你轉了一圈后回家，從站台拾級而上，你會發現你下車的站台跟你出發的站台會很不一樣，相距有十步之遙。

我徑自開始準備行程，相信運氣會來。離動身的日期大約還有一周時，我開始恐慌起來，尤其是每一位同志都在跟我說：這種事情從來就沒有過，現在也不會有。正當我心慌的時候，我收到了莫斯科人民銀行簽發的一張支票，金額好像是一千英鎊（我記不清了），也許是五百英鎊。那是一大筆錢，除了買機票還能剩下不少。我打電話向蘇聯大使館詢問，他們說這筆錢是付給我的版稅。（蘇聯一直在盜版我的書，從來沒付給我版稅——你必須去蘇聯花他們付給你的錢。不少作家這樣做了，去黑海度假，過得像王公，或者說像部長。我從來沒有去過。我覺得，出版商應該付給作者應得的錢，而不是進行感情訛詐：「你知道我們的處境異常艱難，我們相信你願意幫助我們。請到我們這裏來，到莫斯科來取你的錢，把它在我們這裏花掉。」）我沒收到任何書面文件確認這筆錢是版稅。我問他們，我是在為哪家報紙寫文章。他們說，我應該把文章寄給大使館，他們會找報紙來發。

「不錯，但他們是什麼人？」

訪蘇之行帶給我的最好的結果，是我成了薩繆爾·馬沙克的朋友。馬沙克是蘇聯享有盛譽的作家，斯大林文學獎獲得者。他是位詩人，翻譯彭斯和莎士比亞的著作，也寫兒童故事。當時作家們不能寫他們想寫的東西，因為嚴肅文學遭到迫害，於是他們選擇翻譯——這就是俄譯本的翻譯水準為什麼這麼高的原因。當我訪問蘇聯時，我並沒有特別注意到他。但後來我突然接到蘇聯大使館打來的電話。一定是在1954或1955年。我去肯辛頓，到薩繆爾·馬沙克下榻的賓館見他。情勢正在鬆動，因為斯大林已經死了，即便如此，我仍然有所戒備。從那之後，他每次來倫敦——他來過幾次——就會有人打電話給我，於是我就去見他。我等孩子睡下，大約九十點鐘到他那裡，大約一兩點鐘離開。在這中間，我傾聽。那是我的角色。他非常年輕的時候曾經跟他的第一任妻子來過倫敦。那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他們沒有錢，但他們沉浸在愛情中，愛彼此，愛倫敦。他對我說那是他一生中最快樂的時光。他想聊聊舊時的倫敦：大英博物館，郊遊，公園，書店。我讓他想起他的那位妻子，他說。但她後來死了，他又有一位妻子。她在「二戰」期間死了，死於飢餓和寒冷。他喜歡談論那場戰爭對俄國人意味著什麼。

情況糟透了。這段持續了四年的「婚外情」其實是一段婚姻，比我前兩次法定婚姻都更加真實的婚姻。在那兩次婚姻里，我天真未鑿，沒有經驗，只把自己很小一部分投入了進去。但跟這個男人在一起，我一直義無反顧，要麼全情投入，要麼一無所有。然而這多麼荒唐：他從來沒說要跟我結婚，從來沒做過任何允諾。然而我全心全意地把自己允諾給了他。這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愛情。他幾乎不明白這段愛情對我意味著什麼，所以他後來出現時（一共出現了三次，最後一次是七十年代）居然說得出這樣的話：既然我們以前相處得那麼好，我們就應該重新開始。說話時眼睛看著床，那是我們兩人了解對方的地方……但確實還有很多其他方式，不是嗎？我在《刻骨銘心》中描寫我離開了兩個小孩子，招來了一些批評，批評我沒有刻畫自己的感受。但我認為那感受是顯而易見的，我一定很難過，任何有頭腦的讀者不需要看到儀式般的捶胸頓足也會理解這一點。現在我也是這樣覺得。沒有誰不曾在某段時間為愛而痛苦過。因此這樣說應該足夠了：被這個男人拋棄，這對我來說糟透了。糟得不能再糟。我難過了很長一段時間。男人們愛上我，但無濟於事，我一點也不在乎他們。接著，在不明智的反思后，我做了件傻事。我不認為我的前兩次婚姻是出自我自己的選擇：第一次婚姻是因為戰爭臨近，即將爆發的戰爭總是婚姻的好掮客；第二次是一場政治婚姻。我最強烈的愛情，跟傑克的愛情，卻這樣糟糕地結束了。我幹嗎不像人們幾百年來做的那樣，挑一個跟自己趣味和思想（在當時這必然包含政治思想）相投、相似的男人？在對我感興趣的男人中間，有一個男人再合適不過，而且他待彼得非常和善，彼得也喜歡他。我們開始了一段親密關係。這對他是一段很糟糕的經歷。他愛著我，完全是認真的，而我卻必須讓這段關係結束。他讓我感到窒息。沒有理性可以解釋的理由，我也一直不理解這是怎麼回事。我們愉快地見面、談話、散步、一起進餐，我覺得他讓人開心——然後就開始了，最後我感到毫無道理地想要逃走，想要離開。在床上也是如此，儘管表面上看一點問題也沒有。我無法呼吸。以前從未有過這種情況，從那以後也沒再發生過。我對自己感到震驚，我居然讓他陷入這樣的痛苦，他受到了很深的傷害。

我們在一起——如果可以用這個詞來描述我們的關係的話——有三年多。

我遇到一件不無喜劇色彩的事情。蘇聯的文化專員說他想見我，與我討論……是什麼呢？可能是文學。我就像對待其他人一樣，邀請他共進午餐。他來了，看到只有我一個人，桌子是為兩個人準備的——當時還是在瓊的房子里。他本來以為還有其他客人，以為是一次真正的午宴。他巡視了屋子裡到處都是的書堆和紙張，說：「你是個真正的作家，我看得出來。」他有些緊張，我假裝沒注意到。心裏在想，我如果為了適應他們的愚蠢想法而改變自己做事情的方式，我就太差勁了。「我不能在這裏跟你單獨吃午飯。」他說，「會引起誤會的。」

我知道我正在目睹自己生活的另一種可能：如果我仍然留在第一次婚姻中，在那個社會中做一位公務員的妻子，我會變成什麼樣子？我會變成酒鬼，會精神崩潰，在最好的情況下也會變成一個滿腹怨恨的神經質的人。

首先，一切事物的矛盾性。

樓下的公寓里有段時間住著一個跟彼得年齡相仿的男孩。家長們希望兩個男孩能交上朋友，這是家長常有的想法。但這兩個孩子都不喜歡對方。有一天發生了一件事情：我曾幫彼得一起用集郵冊集郵，我們買郵票，還寫信向人討郵票，並且彼得也跟人換郵票。樓下的小男孩拿了彼得的集郵冊，偷走了裏面一半的郵票。彼得很可憐，像一般小孩感到自己落入了環境的陷阱時那樣充滿了難以遏制的憤怒。我讓那個男孩的媽媽把彼得的郵票還回來，但她只是說「可憐的小男孩」——她指的是她兒子。這很不公平，讓彼得很受傷害，而我只感到再熟悉不過的心灰意冷的氣餒：彼得經常遭受委屈，我卻無能為力。

他們的長子邁克·艾希納是彼得的朋友，他來倫敦和彼得一起出去玩。到了假期，我自己帶彼得，有一年夏天去西班牙住了一個月，彼得很喜歡那裡，但我不是很喜歡。

我無法相信，我曾經非常珍惜我對自己的國家抱有的那種柔情蜜意般的期待。

克蘭西現在住在加利福尼亞，新娶了一位年輕的妻子，他們有個小孩。他有過一任妻子，沿途和很多女人在一起過。我認識他的時候，家庭生活、親密關係等對我來說變得輕鬆自如，但對他來說只意味著陷阱，年輕人都很容易這樣想——尤其是在當時。居家的生活狀態就是對純粹、善和高尚的背叛，就是對布爾喬亞道德的屈服，當然再也沒有什麼比這個更糟了。他經常告訴我，他在美國如何離開了一個朋友的房子，因為那個男人結婚了——最終的屈服——他家的浴室櫥櫃裏面居然放著避孕啫喱。這就是證據，證明了他的朋友對他們立志要成為年輕騎士的標準的最噁心的道德淪陷。在他周遊美國的道別之旅中，他發現他年輕時代的朋友有一半都結了婚，他們的浴室里有個表明他們墮落的櫥櫃。「就是在那個時候，我明白事情就是這樣，我必須離開。」居家的污濁——他走進一座房子就會聞到。

美國的共產主義者比我在英國認識的每一個共產主義者都更加共產主義、更狂熱、更堅持黨的路線、更表現出多疑妄想狂。他們中間產生了更多共產黨所說的「百分之一百五十」——這種稱號當然不是讚美之詞，因為他們知道，極端的共產主義者很容易倒向自己的反面，變成痛恨共產主義者。美國政府對保羅·羅伯遜和美國的其他共產主義者非常嚴酷，在英國沒有一個共產主義者遭到過那樣的待遇。

我並不放在心上。因為我的夜晚終於再次屬於我自己了。我對他們以朋友相待，給他們錢，供他們吃喝（在倫敦，我當然不是唯一款待、援助過他們的人），但我卻成了他們避之唯恐不及的人，我當時（或現在）對此懷有怨恨嗎？沒有。在政治領域，美德的回報就是它本身，任何期待得到公正甚至感激的人，都跟在戰爭中冒死奮戰、希望政府能公正地對待自己的士兵一樣傻（壕塹站還沒結束，瘸腿的士兵就開始在倫敦街頭賣火柴和鞋帶，靠這個討生活），也像站在年輕藝術家和詩人身邊、支持他們奮鬥的女人一樣傻。

他想見彼得。他再來的時候，我們在白天見了面，在公園裡喝茶，去商店陪馬沙克買鞋，因為來英國訪問的蘇聯人都要去買鞋和好衣服。他愛彼得，彼得也喜歡他。他送給彼得一把很好的小刀，還有他用俄語寫的一些兒童詩。他為彼得寫了幾首詩，但我不知道那些詩的下落。後來，馬沙克的兒子常來倫敦，他是個物理學家。而我會接到大使館的電話：「你願意帶他去商店買鞋、買衣服嗎？」

「我沒說過這話。」「噢，你說過。」

跟羅伯遜的交談也讓我看到美國左翼和英國左翼有著怎樣的差異。但就像我前面提到的，美國是個愛走極端的民族。我真的覺得很奇怪，從來沒有人承認這一點，更不用說對此進行討論。一種（或一組）特定的國家「形象」妨礙了我們的視線：貧窮的男孩或女孩有可能有朝一日成為總統……家境貧寒的年輕人努力工作，上大學，變得富有，舉世聞名……每口鍋里都有一隻雞（這個豐足的象徵現在變得廉價了）……傑弗遜、林肯，所有這些都構成了美國的國家「形象」。但這是一個發著燒、體溫很高的國家。我們說，我們跟美國的「共同的語言」（英語）構成了我們跟美國之間的障礙，因為有些詞（儘管這些詞並不是很多）的用法是不同的。但這種說法本身絕對構成了另一個障礙，它讓真相變得模糊，真相是：我們之間的障礙是民族脾性，或者說民族氣質。現在你在美國幾乎不能大聲說，存在著民族氣質或民族性格這種東西——因為這屬於政治不正確。而這恰恰證明了我的觀點。

克蘭西和艾利克斯似乎相信，我要做的只是對她說：「現在好了，姑娘，振作起來，這樣下去是不行的。」因為無論我說什麼，無論怎麼說，我的話在她聽來都是這個意思。雖然她不是特別聰明，不像那個正在什麼地方服刑的年輕人，但她確實明白這一read.９９ｃｓw•cｏm點：她不會嫁給一個像她爸爸那樣乏味的男人，一輩子給他當奴隸。但她現在又在做什麼，不是在給希臘人當奴隸嗎？我這樣問她，但她只是微笑——她那慵懶的、近乎無知的微笑。我看得一清二楚，她之所以同意跟這兩位青年英雄逃出來，是因為在她聽來，他們在向她允諾一個未來。散發著迷人光彩的未來，時髦優雅的人，跟這位著名作家（他們是這樣向她說起我的）一起度過激動人心的時光。她向我暗示她想成為模特，成為電影明星。我讓她失望了。她指著那些印著我的名字的書，問這些書是不是我寫的。我說是，她盯著我，滿腹疑惑：「既然這樣，你的日子怎麼會是這樣，為什麼沒有住在我們在電視上看到的那種地方？克蘭西和艾利克斯到底答應了她什麼？好像是生活的全面改善、提高和啟蒙。他們會躥到我這裏來，看看事情的進展，看到我們在廚房一起喝著茶，閑聊。我們有時喝烈性一點的東西——她喜歡喝點杜松子酒，或者是甜酒。她習慣於晚上跟希臘人出去，跟他和他的朋友們一起喝酒。

回到索爾茲伯里，我推遲了充當記者的所有任務，記者確實算不上我最喜歡的職業。我坐在陽台上，閑聊。首相辦公室打電話找我，他們說，你不想採訪一下加菲爾德·托德嗎？我沒想過。為什麼要採訪他？我追隨的是完全不同的信息來源。但我還是去了首相辦公室，見到了加菲爾德·托德，一個高大、英俊的男人，像亞伯拉罕·林肯一樣邁著大步走來走去。你可以看出來牆壁和天花板讓他煩躁，他寧願去戶外。我在那裡待了大約三個小時。像往常一樣，我又處在一個完全錯位的地方。加菲爾德·托德，一位高尚的人，愛上了中非聯邦，愛上了這個完全不顧現實的高尚想法。他說，「我讓你入境……」或者更進一步，「我向你伸出了手，我的孩子」（他是個傳教士），這是因為他想讓我就南羅得西亞和聯邦寫點漂亮的東西。外國記者對它的報道總是很糟，他說。他已經告訴宣傳部門的人為我提供一切便利，因為他知道，我一旦「親眼看到」他們做了哪些努力，一定會深受打動，寫出漂亮的文章來。我說我從小在這個國家長大，我對它里裡外外、前前後後都很了解，不可能為它寫出「漂亮的文章」。還有什麼比一個人聽不見、「吸收」不進去的東西更不尋常的？我在感情上不可能把自己從自己長大的土地上排除出去，因此我聽不見他在說什麼。事實上，當我八年前離開南羅得西亞時，馬爾文勛爵（哈金斯博士，家庭醫生）把我列為禁止入境者：「我不允許你讓我的國民煩惱。」但沒有人告訴過我，我已經被禁止入境了。幾周后，當我帶著律師一起去河岸街的羅得西亞樓時，他們非常尷尬。他們搪塞、敷衍、說謊，但最後他們承認，我被禁止入境了，他們說：「該死，你讓我們迫不得已。」

「耶穌啊，你這個英國人要了我的命了。你為什麼不能想到什麼就說什麼？」

所有這些事情都帶著一種魅力，都有一種業餘性，這是因為我是白人。如果我是黑人，南非的特工部門就會不帶一絲尷尬地把我驅逐出境。如果我是黑人，以我的思想，我就會逃亡，東躲西藏，就會像國民議會的人那樣，有時候扮成家僕。

我必須學會怎樣觀察貓，跟它交往，參与它的情感生活、它的愛、它的感情、它的嫉妒。因為貓像人一樣，是嫉妒的生靈，希望在你的感情中佔據首位。你從貓身上得到你給予它的東西（甚至是百倍地得到）：注意力、觀察。最重要的是觀察，那麼你就會知道這隻貓在想什麼，知道它的感受。以為貓都是一樣的，以為貓「獨立」、「不關心人」、「對你感興趣僅僅因為你喂它」的人會錯過所有這一切。

她在倫敦度過了四年失望的時光，返回了南羅得西亞，再一次告訴她的兒子和兒媳，她將把自己的生命奉獻給他們，而她的兒媳再一次對她兒子說：有她沒我。她開始輪流拜訪朋友們。她在信中說，她希望讓自己有些用處，她不想成為負擔。

我弄來了一隻貓，我養貓的學徒期就這樣開始了。這是一隻黑白花紋的貓，最普通的雜毛貓，胖嘟嘟，甜甜的，相當傻，而且喜歡黏人，因為她喜歡整日整夜每分每秒都跟我在一起。

我見到了我弟弟，他住在馬蘭德拉斯，我在他的房子里住了兩天。我們都很不自在。他在接待這位腦子壞掉的黑鬼熱愛者，她寫了些很不公正的書。而我跟一個甚至不能用「反動」來形容的男人待在一起，因為他對一切話題的態度都很極端，像漫畫一樣。

克蘭西跟我以前見過的美國人都不一樣。我以前見過的美國人大部分都屬於出版界或電影界，他們莊重、平頭短髮，彷彿穿著一身看不見的盔甲。他們斟酌措辭、說話緩慢。人們造出「上唇緊繃」這個短語，也許就是為了形容當時的美國人，尤其是美國男人，因為他們的嘴巴彷彿被下了咒語：上唇幾乎不能動。你可以在一百碼之外認出一個美國人，從他嘴唇的架勢你就可以知道是他。這是因為麥卡錫嗎？難道是他把美國人嚇得變成這種嘴唇緊閉、完全一致的人，即便他們跟左翼政治一點關係也沒有？但沒過多久，這種類型的美國人就消失了，美國人變得個個無拘無束、輕鬆自在——這成了一種時尚。

「那好啊，很好。但這對你來說比較容易，你可以說『不』。但我們要說『不』就太難了。」

我搬進自己的公寓不久，我媽媽就來了。她站在我的公寓里，頭戴質地精良的帽子，帽檐上垂著一小塊面紗，戴著質地精良的手套，裹著狐狸毛披肩，刷過的鞋子閃閃發亮，看著我的醜陋的傢具。

我必須把我那時候的「懷疑」——這些懷疑獨立於從蘇聯那裡不斷「泄露」出來的事情——記在這裏，儘管它們當時讓人很不自在，而且也很難自我說服。

我會快步穿過一些街道，因為我不喜歡它們，而有些街道我喜歡慢慢地遊盪。當我來到伯爵府的那些像倉庫一樣的巨大建築之間，它們矗立在那裡，變得漆黑，沉默不語，對我無動於衷，我會快步走過那裡，不想挑起它們對我的攻擊，因為它們似乎充滿正在醞釀的暴力。當我發現自己來到艾伯特演奏廳，一小時之前這裏也許還人聲鼎沸，像個裝滿玩具的大盒子，現在卻以它平靜的圓頂讓我安心——是的，這裏歡迎我。但我也許會徑直沿著一條近路去肯辛頓商業街，那裡空寂無人，彷彿被瘟疫襲擊過。但這才是午夜。也許會有人在通宵巴士站上等車，我慢慢地走過去，看到香煙的微光照亮了一張臉，他根本沒注意到我，因為有輛紅色巴士正從西區緩緩駛來，開往郊區，我想到那裡，就像想到遙遠的韃靼，但心中並無喜悅，沒有那種你想到有朝一日要去的地方的喜悅。沒有，那裡是一大片陰暗的半城市化的地方，到處都是立在小花園中間的自足自滿的小房子。這就是當那個孤身一人的乘客踏上巴士的門板，巴士載著他離開時，我腦海中展開的聯想。倫敦的龐大讓初來乍到的人感到多麼沮喪，我來倫敦六年、七年甚至八年後，仍然是個初來乍到的人，因為我一直都在試圖理解倫敦的龐大，試圖吸收它。而老練的居住者懂得用活（「活」就是調動自己的身心和感官）在其中的一部分來降服它，把這一部分變成自己的家，嘴裏說著「倫敦就是很多村子的大雜燴」，挑一個村子住在裏面，把巨大的、令人生畏的其他部分排除在外，每天等著街對面的女人沖自己打招呼，蔬菜店的男老闆沖自己揮揮手，25號家的貓「喵嗚」一聲歡迎自己，或者拐進一條馬路，在那裡，每到春天，一棵樹上就會開滿星星點點的白色小花，而每到秋天，一叢灌木就會為自己裝點上猩紅的色彩。

我聽爵士樂，尤其是藍調音樂，聽了四年之久。它對我有什麼影響？如果說戰爭年代那種思戀、盼望、渴念、「你遠在他鄉」的音樂——《我含淚起舞》、《煙霧瀰漫你的眼》——讓我們每個人感染上浪漫愛情的傾向（其核心是不可企及的愛），那麼爵士樂，尤其是藍調音樂，則讓我們傾向於受苦，去領略失落的痛苦帶來的歡樂。我把事情過於簡單化了，對我而言，我聽比利·赫麗黛、貝西·史密斯，或者是大鳥那讓人心碎的薩克斯風的斷斷續續的抽噎，音樂伴隨著我的痛苦時光，兩者在互相加強。青春期那豐富的、讓人沉醉的傷感有可能逐漸加深，最終變成危險的東西，變成毒藥。

克蘭西是個英雄人物，塑造他的不僅僅是上千部電影史詩和左翼的英雄男女——他們生活在他的想象中，就像他的好朋友——還有美國歷史上的偉人。他剛剛履行了美國青年的義務：駕車像個瘋子一樣獨自一人，一路上跟亞伯拉罕·林肯、克萊倫斯·丹諾、薩科與萬澤提、傑弗遜、布盧爾媽媽、約翰·布朗交談，還包括羅莎·盧森堡、斯佩蘭斯基、布哈林、托洛茨基和任何一個進入到他的想象的人。

還有一部充斥著英雄主義和重大事件的英國史。克蘭西對它的熟悉程度不亞於他的美利堅傳奇，這兩部歷史中都沒有這樣的故事：某個女人或男人通過多年的努力，改變了一條小小的法律條文或其他事情。

我去見馬爾文勛爵，那個著名聯邦的領導人。我說我想去北羅得西亞和尼亞薩蘭，加菲爾德·托德已經告誡我必須先獲得批准。他說：「你想去多久？」我說一個多星期，他說：「我猜你在一個多星期里不會給我們造成很多危害。」我當時仍然不知道他八年前就已經禁止我進入南羅得西亞了。

我喜歡薩繆爾·馬沙克，我想他也喜歡我。但他需要的是有人聽他說話，給他注意力。他很孤單。但他是位舉足輕重的蘇聯作家。

我回倫敦沒多久就接到一個電話，我經常會接到的那種電話：你沒有全力以赴。北羅得西亞國民議會的領袖們當時在倫敦。如果他們留在北羅得西亞，他們就會被關進監獄。他們的錢很少，生活得很貧困，能不能拜託我請他們來做客，關照他們，讓他們至少可以時常吃上一頓像樣的飯。這就是為什麼有幾個月，一周兩三次，我的公寓里會出現一群各色各樣的黑人流放者，聚集在我的大起居室里。這群人中最重要的人物是亨利·恩孔布拉，運動的領袖。如今，這位名噪一時的政治人物已經從人們的視野中消失很久了。他跟當時的很多非洲流亡者一樣，喝酒喝得太厲害。後來，在即將成立的尚比亞，黑人中瀰漫著不肯妥協的情緒，他支持的路線對他們來說太溫和，失去了原有的威望，卡翁達取代了他的位置。他繼續酗酒，把自己給毀了。這讓人很覺得悲哀——他是個非同尋常的好人。那段時間里，晚上到我這裏來的人並不都來自北羅得西亞。其中有一個名叫奧頓·奇爾瓦的人，來自尼亞薩蘭。他在倫敦當教師，他的班上全是白人小孩。他每天上午讓他們排好隊，自己坐在椅子上，讓孩子們列隊上前，挨個兒摸他的頭髮，發出陣陣尖叫。每天必須要舉行這個儀式，否則他的課就會一再被打斷：請問，先生，我可以摸摸你的頭髮嗎？奧頓是個和善、機智的人，但這並沒有讓他免遭恐怖的厄運。另一個常客是巴布·穆罕默德，來自桑給巴爾。他經常早早過來，跟我一起做飯，他的貢獻是大口大口的咖喱鍋，桑給巴爾風味的。還有一些人，但我不記得他們的名字了。這些人不知道他們很快就會掌權。他們命運未卜，精神低落，孤獨地漂泊在倫敦。我回想這段時光，想到他們如此迥異的命運，心情難以平復。奧頓·奇爾瓦要去面對暴君哈斯丁·班達，他在監獄里度過了很多年，帶著鐐銬，遭受折磨，最後被謀殺了。卡翁達成了尚比亞的第一任黑人總統。邁因扎·喬納，這群人當中大有希望的年輕詩人，滿腦子迷人的理想主義思想，後來成為內政部長，管轄著一些非常惡劣的監獄。他有八個孩子，成為國家的榜樣，因為「孩子太多是壞事」這種想法只是白人的又一陰謀詭計。巴布曾在倫敦的郵局工作，那裡是很多流亡者的避難所，他回到桑給巴爾，英國人以煽動罪在那裡逮捕了他。他在獄中讀了《金色筆記》（不太常見的監獄配給），他說這本書讓他困惑不安。他後來成了朱利葉斯·尼雷爾政府的部長。坦尚尼亞推廣的社會主義村莊——烏賈馬——摧毀了整個國家的農業，巴布是應該為此事負責的人之一。桑給巴爾有一個暴君——卡魯姆，除了他的打手和親信，每個人都憎惡他，巴布是反對他的人之一。最後他被刺殺了。巴布和很多人受到了指控。巴布告訴我，這件事情不可能是他乾的，因為當時他正跟一些姑娘在一艘船上開心地遊玩。總統尼雷爾——巴布對他向來沒有多少讚許之辭——為了讓巴步免遭桑給巴爾的刺客的暗算，把他關進了監獄，也拒絕將他引渡回桑給巴爾送死——在桑給巴爾，他們不斷地對成百上千的人施加酷刑、絞刑，並不斷把人關進監禁。巴布，我所認識的最熱愛交際的人，在孤獨中度過了七年，據描寫，他在廁紙上寫回憶錄。他們給他東西吃，讓他活下來，因為監禁他的人崇拜他，願意幫助他。他說，跟非洲監獄的條件相比，英國人的監獄就像度假營。報紙經常把巴布描述為「非洲最危險的人」。他們就是特別喜歡用這種愚蠢的標籤。巴布究竟威脅到誰了？

我當時坐在米哈伊爾·肖洛霍夫旁邊，肖洛霍夫是《靜靜的頓河》和《頓河入海》的作者。前者是一部史詩般的小說，描寫了紅軍與白軍之間的內戰，十分精彩。我還是個小女孩的時候就讀了，那時我還在農場。形容肖洛霍夫只需要一個詞：大男子主義。絕對是喜劇中那種愛炫耀自己多麼強悍的男人。我們之間立刻回蕩著彼此厭惡的情緒。他問我是否讀過他的書。是的，讀過。我喜歡它們嗎？是的，但是我喜歡《靜靜的頓河》要勝過《頓河入海》。為什麼？既然他抬舉我，讓我說出我的觀點，我便告訴他，前者元氣充沛，有很多奇思妙想，其中的愛情故事美妙極了，但後者沒有達到前者的高度。他突然怒不可遏。他說，如果他在他的國家逮住我，就會騎上馬，把我拴在後面，讓我跟著跑，直到摔倒，他會把我拖在身後，直到我哭喊著求饒為止，然後他會用鞭子抽我。對我這樣的女人就應該這樣。我說我不懷疑他完全會這麼做。我們你來我往地開了幾句這樣的玩笑。後來我才發現，他的第一部小說剽竊了一個不幸的年輕作者，結果大獲成功，全世界的人都滿懷欽佩地閱讀它。他於是寫了《頓河入海》，希望能與之匹敵。

從房子的高處走下來，我進入的不是我白天熟悉的街道。夜晚的倫敦是一片陌生的陸地，散步的時候，我沒有在想，這是肯辛頓商業街，這是伯爵府。我往往避開大街，因為我覺得它們很陌生，板著自足的、硬邦邦的面孔，把我排除在外。這是小孩子對特定街道，甚至是房間的感受方式。轉過街角，迎面而來的是一排不熟悉的商店，猩紅色的信箱帶著敵意，馬路對面的小公園裡長滿了不認識的樹和灌木——然而有些小孩在那裡玩，他們彷彿不認為有什麼危險——或者是打開門，走進一座新房子，傢具按照特定的秩序沉重地站在那裡，彷彿在說，別進來。但突然你坐上了一把歡迎你的椅子，或者走進了一家商店的過道，一個女人抬起頭，衝著你微笑……在這種地理中，沒有街名，沒有建築名，也沒有門牌號碼，沒有哪個成年人能辨認出一個小孩子了解一條街、一座房子、一個房間甚至是沙發一角的方式。就算是一座城市的常住居民也無法體會初來乍到的人對這座城市的領會。

我會走上兩三個小時，不擔心迷路，因為我肯定會經過一個我認識的地鐵站，或者是一個警察站。我會走進去。「好吧，你離家太遠了，是吧？」警察會責怪我。

讓我開始感到不快的東西是左翼的浪漫主義，更不用說左翼的濫情。這種浪漫主義決不僅僅出現在共產主義者身上，它其實滲透了整個左翼。濫情經常伴隨著極度的殘忍，或者說，它會導致極度的殘忍。刻意渲染的姿態。垂死的英雄把紅旗舉上電光火石的風暴之巔。巴士底風暴，冬宮風暴……這兩場風暴都經過了神化，跟真相毫無共同之處。我可以在這裏寫上一兩頁紙——我在說什麼——應該是一卷，好幾卷。

這次旅行中最快樂的部分是隻身一人開車行駛在灌木叢中，幾個小時，絕對孤身一人。公路上只有我，不時停下來，只為了坐在曠野的邊緣，凝視廣袤的天空。有一次，我開車經過正在修建的卡里巴大壩北邊的一條公路，看到路邊停著一輛車，像是拋錨了。車裡坐著兩個美國人類學家，我頭天晚上在索爾茲伯里見過他們。「我能幫上忙嗎？」我問。他們面色蒼白，渾身顫抖，極度緊張。怎麼了？到處只有曠野，他們說。他們受不了，看它都讓他們忍受不了。我站在他們身邊，他們縮在前座上，我望著宏偉廣袤的空間和上方高遠的藍天，我問他們怕什麼。但對他們來說，那是一片危險四伏的荒野。他們求我允許他們跟著我的車，這樣他們就不至於是路上唯一的一輛車了。他們真的跟著我，一直開到往卡里巴方向去的岔路，他們可憐巴巴地沖我微笑、揮手，然後緩慢地獨自向前行駛。

彼得過得不開心。他在第一個學校里成績不錯，喜歡在學校的時光（或者說看上去喜歡）。到了選擇高年級學校時，我想，既然這樣，為什麼不讓他繼續留在他一直表現不錯的學校呢？彼得的學校在諾丁山門附近，大多數孩子都從學校的低年級部直接轉到高年級部，中間只有一門之隔。但彼得一進入高年級部就開始悶悶不樂，可憐兮兮的，成績也在班裡墊底。然後他告訴我，校長打過他。以前從來沒有人用巴掌打過他。我去見校長，他是個身材矮小的霸道的人，讓人不快。他說，省了棍子，慣壞了孩子，而且管彼得叫「有福氣的萊辛」。我知道彼得受懲罰是因為他是我的兒子，這遠遠不是他生活中最後一次因為這個而受罰。成功人士的孩子有時候會因為父母的身份而吃些苦頭。這位校長身上最糟的地方是他那冷冰冰、尖利的挖苦聲調，我小時候聽到這樣的聲調就會發抖。他有氣無力、滿懷嫉妒地評論我寫的書。彼得換了兩所學校，情況都不好。我想，這個最合群的孩子經常跟我一個人待著，這對他很不好。他仍然每晚不到九十點鐘不睡覺，早晨五六點鐘就起床。他平時在學校寄宿，周末回家住，但他不喜歡回家。他不喜歡沃里克路，跟我一樣不喜歡。我有房客的那段時間，彼得對他們心懷不滿而且不信任他們。他已經習慣了待在有活潑家庭氛圍的房子里（瓊的房子），現在他必須保持安靜，因為擔心會打擾住在他自己家裡的陌生人。我犯了個錯誤，不肯買電視機，雖然他百般央求我。我的想法是，他每天要看幾個小時的「漫畫書」，這已經夠糟了。結果他養成了習慣，放學后總是去朋友家裡看電視。我們在這件事情上展開了一場意志對抗，後來似乎在所有其他事情上也變得如此。我知道，彼得需要的九-九-藏-書是一位父親。當哥特弗萊德丟下他時（就那樣丟下了他），他難過極了，於是我特意在他心目中塑造了一個英勇的哥特弗萊德的形象，把他描繪成一個為窮人和孤苦無依的人而戰鬥的英雄。這幾乎一點也不真實，但我相信讓這個孩子知道太多共產主義的失敗對他不好。我編了很多故事，講他——彼得——跟哥特弗萊德如何一起戰勝了重重艱難險阻：從解決貧民區的住房問題，到跟地主做鬥爭（那時候，地主瑞奇曼的名字仍然是對佃戶的殘酷剝削的同義詞），乃至擊潰納粹的一整支部隊。後來，等到彼得長到十多歲去看望哥特弗萊德時，他發現他爸爸用盡各種辦法對我惡語中傷，而且他這樣做已經有好多年了。這一點也不罕見，失敗婚姻中的一方（通常是女方，但並不總是女方）在孩子面前為不在身邊的那一方描繪出一幅「正面的」、恭維的肖像，最後卻發現對方在孩子面前將自己描繪成惡人。

大約在那個時期，我參加過幾次殖民地解放運動的會議，這是芬納·布羅威創建的組織。他們總是在下院大樓最底層的一個大房間里開會。參加會議的有二十多人，裏面也許就有未來的總理和總統，他們要麼剛剛被從本國的英轄監獄里釋放出來，要麼即將消失在監獄里。我發現實踐中的民主制的確令人喜歡。這些會議加速了——或者說預示出——大英帝國的解體。會議是這樣進行的：會議有個長長的議程，上面列著發生了不同程度的騷亂的英國殖民地和保護國的名字——塞普勒斯，北羅得西亞，尼亞薩蘭，英屬蓋亞那……芭芭拉·卡素爾，她是個非常高效、給人印象極深的女人。會上每念到一個國家的名字，就會有人站出來報告那裡的情況。北羅得西亞？騷亂，暴動，扔石頭，銅礦帶罷工，亨利·恩孔布拉和卡翁達入獄。尼亞薩蘭？騷亂，罷工，扔石頭，暴動……等等。但是輪到南羅得西亞就一帶而過，沒有人講一句話。我問為什麼這樣，有人告訴我南羅得西亞是有自治權的殖民地，英國無法干預那裡發生的事情。我真的無法相信自己的耳朵。我說，南羅得西亞在1924年變成了自治殖民地，但是有兩個保留條款。一個是防禦，另一個是當地人政策。1924年以來，英國隨時都有權利介入並且保護黑人，禁止通過那些總是照搬南非做法的法案。但英國人從未這樣做過，一次也沒有。現在還不算太晚。南羅得西亞的黑人們憎恨「成立聯邦」這種想法，英國有權利對此進行干預。

我和彼得一起到沃根和塔瑪拉的農場去過兩三次。沃根的父親一個子兒也沒有留給他，但幸運的是別的地方一定還有一個或半個子兒。他們的生活是英倫之夢，在一位紳士的農場里，處處充滿和藹可親的氣氛。彼得很喜歡去那裡，我也喜歡。

我的話沒有激起任何反應，我看到一張張「不想知道真相」的人的臉，禮貌而且罩著盔甲。英國從來沒有對南羅得西亞的白人說「不」，那個房間里的人顯然覺得，現在開始說「不」已經太晚了。

克蘭西向我傳授了一套美國工人階級關於榮譽的法則，但它一定是受到了俄國、東歐和猶太小鎮的工人的影響，不是嗎？克蘭西永遠確切地知道什麼是對的，什麼是錯的。我從未聽說過這麼僵硬的行為法則。

那些傢具自然是維多利亞風格的。那時候，只要一提到「維多利亞」這幾個字就會招來一陣居高臨下的或者是輕蔑的笑聲。但過不了多久，這些傢具就會值很大一筆錢。我不想為這些傢具操心。我寫信給我表哥——繆麗爾姨媽的兒子——問他要不要這些傢具。他來看我，說這些舊傢具對他沒有用處。現在，他已經不記得曾經來過我這裏。他那時候手頭很緊。

這就是夜晚，倫敦街道的真正面目被隱藏起來的時候。日光下的倫敦不是我初到時的那個城市，當時那個城市如此灰暗、破敗、沒有色彩。而在日光下的倫敦，戰爭正在成為歷史，建築粉刷一新，新開張的咖啡館為街道帶來了生機。我剛來的時候，我遇到的每個人都在談論這場或那場戰役——在北非、埃及、緬甸、印度、法國、義大利、德國的戰爭——談論倫敦的轟炸。新一代年輕人不談論戰爭，那場戰爭十年前就結束了，他們希望過得開心。他們穿的衣服跟戰爭時期的單調實用的衣著相差十萬八千里。到處都有印度餐館，它們把我們從原來的艱難抉擇中解救了出來：要麼在昂貴的餐廳吃飯——大多數人吃不起——要麼在家吃飯。冷戰仍然在用浮夸的言辭和花哨的辭令衝擊著我們，但在左派（或者只能說是「左派傾向」，因為它浸透了根本不稱自己為「左派」的思想）內部正在萌發各種各樣的新思想。當時正處在一個進程中的這種階段：思想、觀念、新觀念——全都是對占統治地位的思想的批判——正在一座大壩後面累積，越積越高，很快就會衝決而出……成為新的規範。

「這些東西不是你買的吧？」

於是艾麗絲公主邀請尚比亞未來的政府成員在一座宮殿中喝茶，我不知道是哪一座宮殿。這些孤獨的、遭到忽視的人對這種關注萬分感激，他們也把皇室的這一舉動視為對維多利亞女王向他們祖先做出的承諾的微妙指涉。五年後，當尚比亞獲得獨立時，卡翁達總統特意向艾麗絲公主詢問，她能否成為他的正式客人，並且在慶典上跟他一起為官方的盛大舞會開幕。於是這位單薄的老太太出現在舞會上，佩戴著珠寶，頭頂美麗的王冠，跟卡翁達總統溫柔地跳起了華爾茲，一圈又一圈……你拿政治無可奈何，最後只好大笑一場。

克蘭西來到我這裏時，病得很厲害，幾乎快要散架。他從巴黎來，那裡住著他的一位好友，一個美國女人，她說他瘋了。多年來，人們一直這樣對他說。「克蘭西，你不得不面對這一點。」他剛剛斷定，他們的話也許有些道理。他毫不掩飾這一點：他發現我是心理醫生的很好的替代品。他比我年輕。

它得到了好心的照顧，有人喂它，帶它去看獸醫，它被當成寵物，有人為它手忙腳亂，它睡在我的床上。然而我是到了後來才懂得欣賞貓，欣賞每一隻作為個體的貓，它們每一隻都不一樣，就像人一樣。後來，有些貓以它們的性格的力量，以它們的聰穎、勇氣、痛苦中的堅韌、對你的想法的敏感、對幼仔的呵護（在我的經驗中，公貓也會照顧幼崽）在我生命中留下了的印跡。然而這隻貓，我成年後的第一隻貓，卻只是一隻甜美的貓。

關於這次旅行我寫了一本薄薄的書，書名叫《回家》。這本書仍然在印發，如果有人感興趣可以找來看。

與此同時，另外一件事情發生了：蘇共「二十大」召開了。任何一個年輕人現在聽到「1956年大會」都不會有所反應，但任何一個從那個時代過來，只要還關心政治的人（不一定是左派）都會記得，那是赫魯曉夫「公開」斯大林罪行的大會。對共產主義的忠實信徒來說，這種「揭露」的效果就彷彿一顆炸彈，把世界各地的共產黨都炸得分崩離析。世界各地都有人曾經相信（今天仍然有很少一部分人這樣相信），關於蘇聯的一切壞話都是在撒謊，都是資本主義媒體編造出來的，偉人斯大林的偉大傑出的後繼者們所領導的共產主義（當然有過一些「錯誤」），是世界的未來。同志們義憤填膺地拒絕相信這些「揭露」，他們說赫魯曉夫是叛徒，說他已經被美國中情局所收買，或者說他誇大其詞，還有一些人說，如果赫魯曉夫說的是真的，那麼那些罪行一定是某個陰謀集團乾的，斯大林毫不知情。

黨內有些人確信他們的電話被竊聽了，他們的信被拆看了，我認為他們都是些浪漫的、陷入妄想症的人，我對他們已經感到不耐煩。然而就在這時，我遇到的一些事情讓我相信，我的信被人偷拆了。巴布回到桑給巴爾後寄給我一封信，向我推薦他的一位表弟，告訴我他會在哪天來看我，如果他能參加我這裏的夜間聚會，一定會受益匪淺——但那時我公寓里的那種聚會已經結束了。巴布說，他的這位表弟對政治不感興趣，他是個喜歡享樂的孩子，需要一些指導。這位表弟出現在我門口時 ——事先沒打電話，也沒寫信——面色驚恐，他說他之所以會到我這裏來，僅僅因為巴布讓他一定要來。白廳的一個官員傳喚過他，警告他必須離那位萊辛太太遠點，她跟阿拉伯人一起參与了一些危險的陰謀活動。他必須小心翼翼地避開這個女人，否則他在倫敦的時間會極其短暫。他們知道他計劃哪一天去看我。所以他們一定拆開過巴布寫給我的信。這位表弟想知道那些阿拉伯人是什麼人。我也想知道。那時候阿拉伯人（哪些阿拉伯人？）在世界舞台上還沒有發出很大的聲音，我們很少想到他們。我在倫敦還沒遇到過阿拉伯人。我只有一次遇到過一個阿拉伯人，那還是我住在南羅得西亞的索爾茲伯里的時候，我們那群人產生了一個奇思妙想：讓我們所有的猶太朋友跟剛剛從拘留營里放出來的阿拉伯人見面，戰爭年間他們一直被關在拘留營，因為他們支持德國人。他們心懷怨恨和憤怒，猶太人也是這樣。我們真的在想象，一場文明的討論也許會化解他們之間劍拔弩張的氣氛。會面開始時的短暫幾秒鐘，雙方非常敵對，因此我們——這些不相干的人——乾脆走了，留給他們自己解決問題，我們去大酒店喝酒，不時派人去查看事情的進展。情況很糟，他們最後大打出手。這是我跟阿拉伯人的唯一一次交往。我迷惑不解，那位表弟也不明白。他說他不能聽從巴布的指示，來參加我這裏的聚會，因為他想在倫敦開開心心地過上一陣子，不希望被驅逐出境。這些神秘的搞陰謀的阿拉伯人以後會再次出現在我生活中。對此我只是聳聳肩，心想，他還能指望什麼呢？我跟大名鼎鼎的英國特工部門的遭遇——都是些小小的遭遇——總是帶著這種鬧劇般的超現實風格。

我在家住了幾天。我發現，在英格蘭的時候，我身體里靠近太陽神經叢的某個地方總有個小小的、緊縮的內核，在警醒地抵禦著寒冷和潮濕，從未真正放鬆過。索爾茲伯里的海拔所具有的舒適乾燥、讓人精力充沛的熱度從骨頭開始，逐漸接管了我的全身，讓我不想著手工作。但我已經事先安排好要去約翰內斯堡，住在布拉姆·費希爾那裡，他已經安排了一些人跟我見面，並且已經告訴保羅去哪裡才能找到大多數旅行者根本意想不到的景象。當時正值南非禁止它的一切批評者入境的時期。我們曾經開玩笑說，也許我到了南非，就會發現自己又被放回了載我來史穆茲機場的那架飛機里。這件事情真的發生了。我事先告訴過保羅：如果我被特工攔住了，那麼他就要裝得不認識我；但當警察把我帶走時，他卻向我揮手，大喊：你去哪兒？我裝作不認識他。英國人長期以來在安全問題上的認識使得他們無法理解，沒有法制的一群人究竟要怎樣生活。共產黨圈子裡當時流行著一個玩笑，如果一個英國共產主義攝影師、記者或藝術家去隨便哪一個專制國家（比如希臘），在該國的共產黨的庇護下旅行，那麼隨著他的行程，身後就會有一串人被捕，被扔進監獄：他的聯繫人，那些勇敢地準備幫助他的人。這種特點絕沒有完全消失。你會在電視上看到接受採訪的人，他們要求匿名，因為害怕被捕或遭到報復。但他們的臉上只有中正一兩英寸的地方被閃亮的光斑遮住，確保節目一播出，他們就會被捕，甚至被謀殺。但記者和電視節目製片人有權利按照他們自己的喜好做事情。

這是一起非常古怪的小事件，或者說「偶然事件」，實在太離奇，我始終無法忘記。我仔細揣摩它，讓它過去，但又回到這件事情上來，並把它跟同類事件拼在一起。任何年輕女人——即便是吸引力微乎其微的年輕女人——都很難把這類事情從腦海里輕易打發掉，認為它們毫無意義。但最後我只能得出這樣的結論：有些女人就像空白的屏幕，人們（不僅僅限於男人）會往她們身上投射一些形象。這些女人不一定很美，甚至不一定漂亮。她們可能非常普通。但她們一生中總會吸引到各種各樣的邀約和主動的贈予。如果她們認為這些邀約和贈予都應歸功於她們的個人魅力，那就錯了。我以前經常認為，嗯，我們都是很好的聽眾，也許這就是原因所在。我曾經在私底下不動聲色地在跟我同齡的女人中間做了個調查。有些女人看著我，準備揶揄我：「你在說什麼？」而有些女人立刻就明白我在說什麼。

他陪我去買了唱片機和二十多張唱片，每張都有其獨特之處：爵士樂的標誌性作品，或者是某位大師的經典。我用了幾年的時間才領會到這是一套多麼完美的收藏。沒有一個沉浸在真正的爵士樂和藍調中的人，他（她）的感性不會發生一些變化。克蘭西知道這一點。他最擅長的就是當老師。他把改造、重塑他沿途遇到的每個有缺陷的靈魂視為己任。他帶我進入了爵士樂、藍調音樂的歷史，教我怎樣聆聽不同的樂器，怎樣分辨真偽，怎樣欣賞樂隊合奏的匠心，教我認識樂器的家族。他堅持認為，我應該像他一樣，只擁有最純正的趣味。後來，他不再指導我了，我不再用那麼苛刻的標準要求自己，也許會帶著一點負疚感去聽艾靈頓公爵、艾薩·凱特。

他，克蘭西，是個浪漫的人。當時的左派都是浪漫的、英雄主義的，頭頂上盤旋著英雄的幽靈。這種浪漫和英雄主義的陰暗面要到晚些時候才顯露出來。

在艾希納家裡，彼得也成了一項推廣活動的一部分。弗雷德·艾希納有些天賦，他發明了一種他稱之為「塑料泡沫」的東西，一共有兩類：一類是塊狀物質，裏面滿是小氣孔，像海綿一樣；另一類是各種尺寸的小球球。他有一座小工廠。他認為這些東西可以用於包裝，對花店也有用。這支有大人也有小孩的大篷車隊一邊周遊英國，弗雷德·艾希納一邊嘗試著做點生意，同時也在尋找銀行或有遠見金融家為他提供資金支持。然而在我知道的那幾年，他總是失敗。他也許最後取得了成功。

有人打電話給我，說有這樣一個美國人來了，他需要住處，我能不能租一間房給他。我說我的房東經歷讓我沒有勇氣重操舊業。那位「不知何許人」的同志說，自己的房間空著，卻不幫助同志，不感到羞恥嗎？

在我現在看來，龐大統一的政治運動，或者是擁有國家宗教或信條的國家，它們最有趣的地方不在於它們的統一性，這種統一隻是表面現象。我年輕的時候，看到德國納粹分子走路昂首闊步，見面就舉手「勝利萬歲！」，彷彿受到同一個頭腦的指揮。但現在歷史對這種現象的看法已經變了，那段時期就像一場長達十三年之久的爆炸。而讓我們感到恐懼的納粹黨，看到他們就像看到一群被催眠的人，結成了同一個大腦，而事實上完全不是如此，他們其實是一個充滿了不和、暗算和陰謀的群體。還有蘇聯，很容易把它看成一個集體的頭腦，一個堅不可摧的頭腦，一小撮「異見分子」對它來說幾乎不痛不癢，但事實上，裏面同樣充滿了暗算、陰謀、小規模的徒勞反叛和對反對者的大規模屠殺。從龐然大物到一隻小麻雀——在英國共產黨內部，同質性也只是徒有其表。

「他們是澳大利亞人，是來英國避難的。」我從來沒從我父母口中聽到一丁點兒排斥猶太人的話，所以當我媽媽說「但他們是外國人」時，我知道她不是在暗指他們是猶太人。「他們是羅馬天主教徒，是嗎？」

「我告訴你，我沒有。」「但我告訴你，你說過。」

第三，如果你的朋友、同志、妻子或朋友的女友到了窮途末路，你就要四處為他（或她）籌集錢和食物。

在倫敦的街道漫步，就像我在索爾茲伯里的夜間漫遊，我出發時，路邊的屋子裡都亮著燈，而當我回家時，那些屋子都變得漆黑，每家每戶播放音樂的收音機也陷入沉寂。但現在，我一路走著，沿途逐漸熄滅的是閃爍在窗帘上的電視機的點點熒光。

「我們都屏住了呼吸。」馬沙克說，「每個人都因為恐懼而面色蒼白。我在發抖——我很年輕，在座的人在我眼中全是大人物、重要人物，而高爾基對待他們的態度彷彿他們只是些淘氣的孩子。而且沒有誰違抗過斯大林。你不明白，你們這裏的人不會明白。斯大林站起來，非常鄭重其事，他說他很高興這裡有位誠實的人——高爾基同志。『你們其餘的人都在說謊，你們只說讓我高興的話。』然後他在護衛的陪同下離開了。」

有一件小事，我今天仍然覺得很感人。白廳有人認為，如果某位皇室成員邀請這些煽動分子共進茶點，應該是件好事，因為誰也不知道事情會如何發展——畢竟，看看肯亞塔，看看恩克魯馬，曾經的危險煽動分子，後來的尊貴領袖。宮廷裏面的人也許在說：「噢，上帝，不，但總得有人去請一幫黑人出來喝茶。你去怎麼樣？」

為什麼對羅馬天主教這麼戒備？艾米莉·莫迪·麥克維的繼母是新教牧師的女兒，難道因為這個，她從小受到了羅馬天主教徒的驚嚇？但如果羅馬天主教這麼可怕，她為什麼把她的寶貝女兒送進多米尼加修道院讀書？她的這些態度統統不可理喻，讓人無可奈何……一點辦法也沒有——跟往常一樣。

這隻貓跟到這座公寓里來的每個人一樣，對自己頭上的屋頂沒有多少信心。

「但如果瓊成了彼得的教母，她跟彼得就會變成比現在還要好的朋友了嗎？」

在九十年代寫下這些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讓這些事件發生的氛圍已經消失——我希望它永遠消失了，但讓我們不要輕易相信它不會再來。我在描寫的是群體性的社會精神病症。我是其中的一部分。但事情並不像聽起來那麼一清二楚——各種界限相互滲透。正如阿瑟·庫斯勒曾經說過，每個共產主義者私下裡都有一張個人信念的時間表。當時有少數幾個人因為相反的原因而對「二十大」感到失望，我是其中之一。這幾個人已經知道，斯大林的罪行比赫魯曉夫披露的要嚴重一千倍。他為什麼沒有把真相和盤托出？我們這些人私下裡討論這些事情，我們相信，儘管「資本主義媒體」、蘇聯流亡者和當時已經為數眾多的東歐共產主義國家的避難者說的都是真的，但蘇聯內部一定還隱藏著一部分清白的人，他們會在「恰當的時機」站出來，說：「是的，關於我們的各種說法都是真的，但現在我們要讓蘇聯的共產主義重新走上正確的道路。」我這裏用了「相信」這個詞，當時其實是半信半疑，因為伴隨著每一本關於蘇聯的書的出版，每一次跟在蘇聯生活過的人的交談，這種信念在漸漸褪色，慢慢地。共產主義的信仰的消退過程完全等同於墮入情網的人無法讓愛的美夢遠走。現在我知道，我一直以來的心之所系的都是無稽之談。我不能說，這對我是沉重的打擊，因為我心理上的雞蛋並沒有全部放在那隻籃子里，從來沒有。但我知道有些人為共產主義傾注了一切，全身心地投入其中，為之做出過痛苦的犧牲，只為共產主義的金色未來活著。我周圍到處都有這樣的人在崩潰，或者經歷著痛苦而劇烈的轉變，轉向自己的對立面。這些轉變非常有戲劇性，不久，左派周圍就流行著一句玩笑：共產主義經歷是讓人成為非常成功的商人的最佳教育。

作為二十八九歲的男人，克蘭西在情感上比他的年齡年輕，而我在經驗上比自己的實際年齡年長。所以，從一開始這個問題就存在於我們之間，當他說我太務實、太實際、太「有理智」時，他不是在稱讚我。

「很簡單。」我說。（當時黨內有個玩笑：共產黨也許沒有辦法讓自己的人當選下院議員，但卻可以很輕鬆地吸引上院的貴族們。上院有三位共產主義者，沃根很快也會進入上院。還有一位共產主義貴族是艾弗·蒙塔古，他愛共產主義的中國。他把乒乓球引入那個廣袤的帝國，這項運動繁榮至今。）

當時我已經很難記起我剛來倫敦時有多麼沮喪，我每次出門，每次離開我居住的小小庇護所向外探險時，我都要加固內心的防線：不，我一定不能讓自己為這個而沮喪。

與此同時，當特工告訴加菲爾德·托德，我的名字出現在旅客名單中時，托德進行了干預，讓我入境。我告訴他，他把我放在了一個不可能的位置上。他說，他相信我有著出眾的頭腦。我說，這顯然跟頭腦是否出眾無關，因為我們的頭腦都很出眾，但我們觀點各異。接下來我們開始辯論聯邦的基礎。我說，它會挑起矛盾，這一點在這個事實中表露無遺：它催生了兩個非洲國民議會，北羅得西亞議會和尼亞薩蘭議會。（它還催生了當時還沒有顯露出來的南羅得西亞國民議會——我已經秘密會見了兩個人，他們永遠處在三個國家的警察的追捕之下，從北方的兩個國家往南羅得西亞偷運小冊子和信息。）加菲爾德·托德說他厭惡、鄙視國民議會的頭目們，說他們都是夸夸其談的煽動者。他們當然是，我說。但用不了多久，他就會成為所有黑人領袖的好朋友。

關於克蘭西對倫敦的敘述，我確實沒有什麼要說的，除了一點：他聲稱，他在倫敦時，總是被迫在廉價的漢堡包店裡吃飯。而事實上，倫敦的一些最好的業餘廚師在幫他做吃的。如果他真的去了漢堡包店，那也是某次懷舊之旅，去緬懷自己年輕時代的不可思議的貧困。倫敦對克蘭西極其友善。

另一場婚禮是阿諾德和達斯蒂·韋斯克的婚禮。阿諾德的家人全部到場了，從生活優渥的商人到剛剛脫離東區不久的人。達斯蒂的家人都是諾福克的農場勞工和小農場主，阿諾德在劇本《根》裏面把他們寫了進去。到場的還有演員、導演、皇家宮廷劇院的編劇——我們圈子裡的二十多人。金髮紅臉、體格碩大、行動遲緩的鄉下人，黑頭髮、黑眼睛、行動敏捷的猶太人，還有我們，宮廷劇院的各色人等——這些不可能湊在一起的一群人坐在一個大房間里，分成了三個部分，大眼瞪小眼，直到一起跳起了霍拉舞，跳著，跳著，一圈又一圈，大家在舞蹈中結合起來，結為同一個靈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