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起身準備離開，嘴裏說：「我希望，你們不會等我一轉身就說我是個自高自大的渾蛋。」

這段時期，我有過兩次跟醫生打交道的經歷，它們跟「被動性」這個主題不無關聯。

其實我們幾個當時有很多開心事。我的那些精通世故的朋友到我這裏來串門，看我這裏進展如何，他們常常發現我們一起坐在廚房裡，他們有時候也想坐下來，但工人們說：「時間到了，該幹活了。」然後就走開了。他們知道，我的朋友曾經警告我要小心他們。

我和唐納德·奧格登·斯圖亞特在肯新頓的丘奇街上走著，我們要去吃晚飯，是他提議的。他一定有六十多歲了，瘦削，禿頂，淺棕色的皮膚上長著雀斑。而我三十來歲。他對我說：「我應該告訴你，這些日子，食物比性更讓我感興趣。」我的怒火在冷冷地燃燒。他是多麼無禮啊！唉，你能指望什麼呢？我是說，尤其是從美國人那裡。但我們之間從來沒有過身體相互吸引的暗示，一刻也沒有，況且他也很老了。我現在覺得，那是他應對當時的情境的一種很明智的做法（儘管很無禮）。他畢竟來自好萊塢，來自美國的左派，也許已經跟十幾個女人發生過風流韻事。在他同時代的人看來，他一定是個有魅力的男人。我們都不善於覺察到，自己已經不像從前那麼吸引人了。他那時候在想：「我可不打算整個晚餐都坐在那兒，讓她心裏一直捉摸著，我是不是會跟她調情。」

「但你已經把我給治好了。」

這是一種缺失，它存在於我們的教育的核心（當時絕對是這樣，現在已經略有改觀）。我認為，這種缺失導致我們的年輕人在西方的揚揚自得、高傲淺陋的智識主義中長大。當他們與東方傳統相遇時，他們毫無抵抗能力，即便他們遇到的只是東方傳統中最低劣的形式。六十年代，曙光初現，我們一再看到受過高等教育的年輕人突然拜伏在江湖庸醫、古魯和各種秘密宗派門下，讓他們的父母無比震驚，陷入絕望。但之所以會這樣，是因為這些年輕人頭腦中的這片區域是無人開墾過的，任何陳年的種子撒下去都能生根發芽，就像我在小說《傑克·奧克尼的誘惑》里寫的那樣。

有兩個地方從那段記憶中浮現出來。一個是位於切爾西洪水街的一棟房子，有三層，房間布滿灰塵，牆皮黯淡骯髒而且不斷剝落。租金很便宜。儘管曾經有很多名人住在洪水街，但那個地方讓我感到壓抑。我又要花幾個星期來粉刷、修補、印染；另外還有這條街的名字：洪水——泰晤士河就在街底流淌。另外一座房子位於賀蘭園的皇家新月街，當時的賀蘭園遠不是今天的時尚居所。因為那裡遭到過轟炸，或者說看上去像是被轟炸過。那座房子乾乾淨淨，是粉刷過的。但為什麼這麼便宜？我動了心，我說我會再回來看看，但當我走到門口時，隔壁房子里的女人招呼我過去，低聲告訴我——她一隻眼睛望著房產中介，他一臉慍怒地站在旁邊——如果我買下那座房子，不出一年它就會在我耳邊倒掉：以前，干朽濕腐的霉塊像爛蘑菇一樣斑斑點點地爬滿牆壁和天花板，裝修工把它們刮掉了，里裡外外都刷白了。

食物在我的頭腦里盤旋：這個東西我要吃，還是不要吃。在我們這個豐足的時代，這幾乎算不上反常，但我越來越意識到我在想這個問題上花了太多時間。另外，你也許在節食，但如果你是個好廚師，喜歡給別人做大餐，你仍然會花很多時間琢磨吃的東西。

她認真想了想。「嗯，我不是。哈里也不是。他的家人不是，我的家人也不是。你的朋友們是。你們就喜歡與眾不同。」她宣布。她轉過身去說：「現在我要睡上一小覺。不要讓護士叫醒我。我在家裡從來也睡不好，因為哈里不讓我好好睡。你猜怎麼著？我有時候醒過來，會看見他坐在那兒，俯看著我，哭泣。他說我太美了，讓他不得不流淚。我對他說：『如果你老這麼說，我會信以為真的。』」

「你說警察一直在騷擾X街的那戶居民，但首先，我們在地圖上找不到X街，其次，你有什麼證據？我們沒找到任何可以支持你的指控的信息，你的指控無論如何都是一種不當的構陷。你知道，對這個國家的所有公民一視同仁，這是我們的政策，因為我們不可能專門以那樣的態度對待黑人公民，所以你的質詢仍然不能成立。」

一天，我在新裝修好的廚房裡。卡姆登的一名官員走進來，她是左派市政議員。她輕蔑地揚手指著我們在的小小街區：「我們要把這些人全清出去，讓他們住進新建的市政公寓，越快越好。」我說：「但這是工人階層的老社區。他們在這裏聚居了幾十年了。」

當另一個維度的東西必須闖入一部現實主義小說時，它往往以「精神失常」的形式獲准進入。當第一任羅切斯特夫人的聲音被簡·愛聽到，它在讀者心中喚起的感受絕不僅僅是一個可憐的瘋女人發出的聲音，而是喚起了整個詭異的、沒有理性的世界，它被地獄和天堂的火照得通明——一個被我們的日間生活摒除在外的世界。它讓我們驚魂不定。現實主義文學中，「精神失常」往往被賦予了過多的分量，這是因為「精神失常」是現實主義所允許的為數不多的非理性形式之一。夢也被給予了過多的重要性，因為對夢的描寫屬於「現實主義的」。畢竟我們都做夢。我可以輕鬆地列出一份長長的「現實主義」小說清單，它們都包含著非理性的元素，有的甚至用非理性元素作為故事的樞紐，但這些元素都帶著人們能接受的偽裝，比如：夢或精神失常。

星期天中午，在他們封閉廣場之前，我們幾百人趕到了國家美術館，我在那裡遇到了約翰·奧斯本，我們在那裡消磨了一段愉快的時光。時間到了，我們成群結隊地前進。我挽起約翰的胳膊支持他，因為他不喜歡做這件事情——他的狀態很可憐。我們一大群人走下國家美術館的台階，走進廣場，坐了下來。警察把我們團團圍住。像往常一樣，很多靜坐的人不斷地侮辱奚落警察；像往常一樣，有些人覺得這種做法很孩子氣，而且沒什麼用。場面就這樣僵持著。每個人都知道，報紙和電視台的記者一走，警察就會湧進廣場，逮捕我們。我坐在約翰附近。約翰的律師奧斯卡·別斯林克（約翰後來跟他發生了爭執）也在場。奧斯卡對我說：「這裡有幾百號人，為什麼偏要這樣對待約翰？就好像他是個殘疾人，或者是第一次上戰場的新兵。」他說的沒錯，但一個人要求或者需要別人怎樣對待自己，就會得到什麼樣的對待。事實是，這件事情讓約翰感覺很差。而大多數人感到全身心的愉快。伯蘭特·羅素坐在那兒，像只固執的小梗狗，身邊圍著他的護持。林賽·安德森坐在那兒，神色堅定，像個軍人，和往常一樣他對每個人都不滿意。我認識的人幾乎都在場。有一些原因讓我不開心，一是彼得一直在警察隊伍的外面逡巡，憂心忡忡，儘管我已經向他保證，一定不讓自己被打。在外面站著的孩子不止他一個，他們在為自己的父母或哥哥姐姐擔憂。另一個原因是我開始懷疑「示威」、「靜坐」、「跟警察起衝突」這類事情的意義，因為有些人真的特別喜歡這些事情，樂此不疲。他們的第一動力是不是開心、刺|激、驚險或社交，然後才是政治？我相信當時的情形是這樣的：廣場上，攝像機沿著軌道移動，記者們吃力地靠近他們要採訪的人。辱罵警察的聲音越來越響，你可以看到警察在盯著幾個人，那是他們的目標，然後媒體人員離開了，攝像機（目擊證人）撤走了，警察猛衝進來。他們把坐在那兒不肯起來的人抬起來，送進汽車，不理會像我這樣的站起身來走動的人。我聽到倫敦的一個區長衝著警察像鮑爾小姐一樣喊「骯髒的野獸」，而對方其實根本沒碰到她。我跟奧斯卡·別斯林克走在一起，他以職業的眼光打量著那些車怎樣載人離去。警察小心地不去粗暴地對待知名人士，但對那些辱罵他們的人，他們動手了。在一輛車上，一個年輕人差點兒送了命：他被扔上車時，夾克蒙在了頭上，沒辦法呼吸。車上其他人發現他上車后一動也沒動過，也不說話，就把他的夾克拿開，看到他已經臉色發青，失去了知覺。他們對警察說：「你們差點兒殺了他。」但他們說：「所以幸虧你們在車上，是不是？」

一個念頭開始困擾我：自從告別了童年時代，我的行為、我的「生活方式」，放在歷史上的任何其他時代，都會被描述為腐化的、頹廢的，甚至是墮落的。但這種行為方式曾經是我賴以生存的立足之地，是我經過了艱難的鬥爭才贏得並保持的，我真的覺得它定義了我。（也定義了我們整整一代人。）但問題是，當天平過於向另一端傾斜時（經常可以看到這種情況，天平從一端擺向另一端），也會帶來危害，跟最偏狹、最貧瘠的清教主義的危害相反的另一種危害。如果有那麼多人沿著性自由和其他自由的方向走了那麼遠，那麼天平的指針一定已經進入了放縱的領域……這些想法和其他類似的想法都讓我吃不消，而且跟往常一樣，我找不到人一起討論這些想法。於是我乾脆把它們推開，留到以後去想。

他們是同性戀，女人們抱怨著，這是因為他們上的男生學校。但我認為英國男人是世界上最浪漫的男人，而且他們的浪漫恰恰是禁閉的男生學校的產物：男孩子才七歲，每天晚上把頭蒙在床單下面，抽泣著想媽咪。再沒有什麼比早年的情感剝奪更能造就出這種類型的人（男人和女人）：反覆地、狂熱地愛上遙不可及的愛人。有些人的一生都在浪漫的想象中度過，他們的想象中居住著無法企及的愛人。然而，當他們與自己的愛人終成眷屬時，他們就是最好的愛人，最聰明，而且（這一點最重要）最有趣。英國男人的問題不是他們恨女人，甚至也不是他們不喜歡女人，而是因為他們的心理塑造期完全是跟男性一起度過的。私立男校的生活十分嚴酷。「如果你在英國的私立學校待過，那麼監獄生活、人質生活就是小事一樁。」——我們最近又開始聽到這種說法了。私立學校也許不像以前那麼充斥著殘忍和以強凌弱的事情，但那裡仍然有著軍隊一樣的等級制度和結構——這是它們的首要特點。私立學校的男生們，在很多年的時間里，在人性的一個非常狹窄的地帶中成長：一開始想家想得要死，然後學會了情感冷漠；在跟其他男孩子的性關係或強烈的友誼中找到一些溫暖……之後逃向對女人的浪漫愛情，他們感情的動力是童年和青春期留下的對情感匱乏的記憶。等年齡再長一點，無論結婚與否，他們總會感到某種缺失，那就是跟男人的夥伴關係。嫁給英國男人的女人並不太擔心其他女人會把丈夫搶走，而是擔心俱樂部、辦公室里的要好同事、男人扎堆的地方。這是因為沒有任何浪漫的、柔情的、家庭的愛能跟學校里那幾年的感情強度相提並論，那就像是士兵之間的同袍情誼。現在我們都知道，痛苦和不愉快的經歷會讓人對自己肅然起敬；我們見識過上千種自虐的形式。一個令人反感的事實是，士兵可能會喜歡殘酷的上級軍官：「我要追隨那個畜生出生入死。」他們喜歡的是那種強烈的感受。「那是我一生中最好的歲月。」老兵們回顧戰爭的恐怖時，也許會這樣說。他們當時在狂暴的體驗中活著，最重要的是，他們活在男人間的緊密而可靠的夥伴關係中。

有兩篇故事是那個時期寫的：《男人之間》，後來改編成一部精彩的電視劇，每集時長半小時，非常有趣，得了一個獎項；另一篇是《體面職業的連帶效益》。

不久之後，我目睹了又一次政治衝突。人們決定去唐寧街10號靜坐，抗議製造原子彈。我站在人行道上，留心觀察著。歐內斯特·羅德克在一大群人中間坐著。在那之前，他一直不參与政治，也許是為了對抗他那熱衷於政治的母親。當警察驅散人群時，歐內斯特做出了他的第一次政治行動，他伸出手去敲了一個警察的頭盔，這當然很不明智。立刻有六個警察把他按倒，對他拳打腳踢。他倒在他們的腿中間，竭力護住頭部。第二天上午，法官在弓街對他進行宣判，我當時在場，法官說：「你顯然是個有著根深蒂固的暴力傾向的年輕人。」歐內斯特的政治活動家生涯在那一刻開始了。有好幾年，他一直是百人委員會的骨幹。

「如果他找了個奈及利亞姑娘，你會介意嗎？」

肯去了紐約，我頂替他為《觀察家》寫了六周的劇評。他離開之前給《觀察家》列了個名單，上面寫著他的朋友的名字，他不在的時候由這些人來堅守陣地。我寫了六周之後由名單上的下一個人繼續寫。我很喜歡那段經歷，主要原因是我去看了一些我通常不會去看的戲。在那之前，我並不知道當時上演的戲劇種類居然那麼繁多。那時，邊緣戲劇、酒館戲劇和酒館里的各種表演還遠遠沒有興起，有些戲劇種類現在好像已經消失了，比如某類鬧劇，就像白廳鬧劇那種演技嫻熟、精彩巧妙的戲劇。我猜，這類戲劇的觀眾現在通過電視獲得了滿足。那時候的音樂劇也不像現在這麼多。通過這段經歷，我得出一個結論：有些批評家並不從一齣戲自己所屬的類別去評論它，有些戲就它所屬的種類而言是不錯的，但它們不適合所謂的更有文化的人，但這些評論家喜歡居高臨下地對它們指手畫腳。把《繼續，護士》這類戲當成失敗的《海達·高布樂》來評論，這當然是不得要領。

我們打算在考文特花園弄一個倉庫，創造一種建築構造，可以容納各種實驗劇、新劇本、工作坊和其他國家的戲劇。因為那個時候，傳入英國的外國戲劇非常少。

我躺在床上做婦科檢查，那是一家聲譽甚隆的教學醫院。我總是感到疲倦，據說可能是因為子宮有問題。十二個女人躺在自己的病床上，等著會診醫生。我旁邊的女人僵硬地躺在那裡，可憐巴巴地竭力抑制住啜泣。一位年輕的護士在照看我們。那個大男人進來了，跟著十幾個年輕小夥子。他的嗓音冰冷，帶著挖苦，讓聽到的人不由自主地縮成一團。他從我旁邊的那張床看起。「我告訴過你了——她叫什麼名字？——瓊斯太太。你一點兒問題都沒有。你一定得讓你丈夫來見我，你不能懷孕，原因在他，你沒告訴他嗎？」

喬舒亞大笑。他是個身材非常魁梧、很討人喜歡的男人，他會發自內心地開懷大笑，整個身體都隨著笑聲顫動。「那麼讓他捲鋪蓋走人，讓我取而代之。」他說。

我經常去劇院，在那裡跟朋友見面，散場后常常獨自一人從沙夫茨伯里大街、聖馬丁路、海馬基特散步回家，有時甚至是從老維克劇場走回來。街上有人，讓人不覺得孤單，但跟現在還是不一樣。現在倫敦市中心晚上到處都是尋歡作樂的年輕人，尋找各種刺|激，午夜過後很久才會停歇。我夜裡獨自一人走在街上仍然不覺得緊張，偶爾停下來跟人說兩句閑話。「這麼晚了還在外面，親愛的？」

比方說有段時間，我們的特工在糾纏他。他惶恐地來到我這裏，告訴我他參加了一個會議。會議上有一個人上來搭訕，然後把他帶到一個僻靜的房間里，打開一隻公文包給他看，裏面裝滿了紙幣。這個人告訴喬舒亞，如果他把他知道的跟阿拉伯人有關的情況都說出來，這些錢就全是他的了。阿拉伯人又出現了，跟上次一樣匪夷所思。但喬舒亞從未遇到過阿拉伯人。我告訴他，我們的特務機構對阿拉伯人著了迷，他們曾經懷疑我在跟阿拉伯人做交易，但我也根本沒遇到過阿拉伯人。問題是，喬舒亞快要窮瘋了，把那麼多錢擺在他面前真的很殘忍。我輕率地開玩笑說，他應該把錢拿走，然後不承認自己拿了。他給嚇壞了，這個玩笑表明我多麼不了解他所面臨的嚴酷現實。那個特工（不知道是誰，可能是軍情六處的人）後來又出現了，對喬舒亞不僅加以利誘，還進行了威逼。

人們對自傳的渴求無比強烈。「不，摩莉是我認識的幾個女人的結合。《金色筆記》中的埃拉跟我的處境一樣，但跟我的性格不一樣，不完全一樣。」聽到的人立即流露出失望的神色，對不爽毫釐的精確事實的渴望落空了。弗吉尼亞·伍爾夫真的這麼說過：一部小說的一百個讀者中，只有一個真正關心作家注入其中的想象性工作，其他人都想知道作家是否「把自己放了進去」，他們不斷地追問，這是弗雷迪的自畫像嗎？這是簡的自畫像嗎？

這時候，我短暫地陷入了一種不光彩的狀態：一個中年女人，在酒鋪里拎上半瓶威士忌回家。

老朋友們，老同志們——總而言之，老人們——當眼睛閃閃發亮的年輕人出現在你面前，告訴你「我一直很崇拜您」時，一定要警醒。接下來幾乎沒有好結果。

托爾斯泰在切科夫面前喪失了驕傲和平衡，而切科夫是個二流的人，他稱自己為這位老人的弟子，實際上卻在操縱老人的想法，告訴他應該親近誰，疏遠誰。

「我想在這裏裝兩個暖氣片，因為按照你們的說明書，要想達到這種熱度，這裏必須裝兩片。」

我每天抽五六十支煙。我根本想不到，過不了多久，我會突然有一天再也不抽煙了。

我爸爸不耐煩地笑著：「但我們沒有任何收入。等賣掉穀子有了錢，這筆錢應該直接進不動產銀行，還掉我們的債務。」

愛德華·湯普森從左翼的立場批評了《金色筆記》，我的回信是最好的說明：

「孤單？我不理解這個詞。我喜歡自己給自己做伴兒，我一直是這樣。」

這就是「中心42」的真正源起。就像他之前的瓊·利特爾伍德，阿諾德發現工人階級對他付出的努力不太熱心。然而，每當人們在辯論中一次次提到這個問題，我總會想起阿姆斯索普的礦工。他們含著淚水談起西比爾·桑代克和其他藝人，談起他們到礦工村來為礦工演出莎士比亞。兩年後，我將看到兩個理想主義的年輕老師，帶著一些即將上班、即將開始成年生活的十五歲的工人子弟過假期。他們的假期不僅包括去牛津郊區遊玩，還包括去斯特佛德看三場演出。那些孩子們喜歡劇院，喜歡莎士比亞，但他們的父母一輩子也沒靠近過劇院。 「中心42」這個名字來自1960年英國總工會通過的一項決議：應該對藝術領域的狀態作一番調查。阿諾德·韋斯克也許不應該動用有組織的工會運作這套機制。

專家們曾向我保證「法律不可能修改」，四年之後，法律修改了。我不再是受保護的租客。我問律師，怎麼會這樣？他說，恩，這種事情的確會發生。馬上就有一個開發商跑來看我的公寓。整套公寓——一個很大的房間，兩個中等大小的房間，兩個小房間，還有一個廚房、大小剛好可以讓大家坐下來喝咖啡、聊天——將被改造成十二個房間，單單我的大房間就可以被一分為四。不久我就得搬走，我的腦海中想象著一群遊民一樣的澳大利亞年輕人擠在這些小格子房間里的情景——因為整個伯爵府區將被建設成「小澳大利亞」。

我回過頭來看這一堆誤解的亂麻。有的男人，我喜歡他並且願意跟他成為朋友，但他卻以為我愛上了他，被我拒絕後非常困惑，怒氣沖沖，很受傷害：「她為什麼讓我誤會？」而有的男人，我迷上了他，希望他看出來，但他卻不知道我是怎樣想的，因為我發出的所有信號都被很好地偽裝成普遍的友好。五六十年代的各種輕鬆隨意、怎樣都行的友好模糊了真正的情感、吸引和反感。如果大家公認「隨意的性關係標志著普遍的解放、文明和平等」，那麼，所有那些微妙的反覆、自然的好感和反感——簡而言之，真正的性關係——又是什麼？

「他生氣極了。」那個女人抽泣著。

「那是你的問題，不是嗎？不是我的問題。」

浴室里。「浴室里不需要裝暖氣。洗澡的蒸汽會讓浴室變熱的。」

此時，我看到那個年輕護士流露出難堪的神色。我在尋思，他肯定不會讓我在這些一臉青春痘的年輕人面前分開雙腿吧？我從未想過會發生這種事情。雖然我已經全心全意地拋棄了對性的保守態度，但那樣做實在太過分了。那些年輕學生已經意識到了眼前的局面，咧著嘴笑，互相交換著眼神。我是病房中最年輕的女人。護士手裡拿著一塊兩英尺見方的布或者是紙巾。她用它來做什麼？醫生來到我的床腳，護士急忙把蓋住我的下身的毯子拉下去。醫生看著手裡的材料，然後打量著我：「你把腿交叉著，指望我這樣給學生講解嗎？」護士急忙低聲對我說：「打開腿。」然後用那塊勉強夠用的布遮住我的臉。「別浪費我的時間……太太。」醫生說。我打開腿，儘管我知道我應該跳起來，給他一巴掌，痛罵那些擠眉弄眼的學生。但我什麼也沒做。「這是多次順產的完美例子。」醫生說，「三個孩子……」他參考了一下手裡的資料，「是的，三個。可惜這樣的例子我們見的不多。」然後他叉開雙腿定定地站著，就像塞希爾·羅德斯站在開普敦向北凝視非洲大陸。他提高了嗓門兒，對病房裡所有的人說：「你們應該趁年輕的時候早生孩子。這是大自然的意圖。你們之所以會得這些婦科病，全是因為生孩子不夠早。」他繼續巡視，龐大的隨從隊伍簇擁著他。我本來可以殺了他，當然可以，但可悲而懦弱的受害者的斥責和控訴總是無聲的。護士覺得羞愧，她站在我這邊，跟我一樣對那兩尺見方的紙巾很不屑，她低聲說：「還是起來穿衣服吧，你沒什麼病。」她快步走到旁邊的女人那裡，她已經泣不成聲。「噓……」護士說，「去穿衣服吧。我給你倒杯茶。他叫得比咬得凶。」我們兩個沮喪地拖著腳步來到隔間。我一邊穿衣服，一邊聽到那個女人在縱情悲傷中崩潰了。透過窗帘，我看到她躺在診斷床上，胳膊橫在臉上。她大聲地抽噎，這種哀痛感染了每一個人。我心中翻騰著怒火。我怎麼能讓自己受這樣的欺侮？為什麼？為什麼我在醫生面前會這樣的無助？

當時叫得最凶的一種批評，從那以後變得越來越微弱。這種批評意見認為，小說裏面的男性都讓人不愉快。我當時沒看出這一點。（這種批評後面跟著這樣一句話：女性作家永遠寫不好男人。這種陳腐的論調是他們的最後一道防線。）另一種批評意見認為，小說裏面所有的人都讓人很不愉快。聽到這種批評，一個人忍不住要想：這個批評家到底認識哪些超凡脫俗的人，跟我知道的所有人都不一樣。而且他（她）真是自視甚高，跟別人對他（她）的看法大相徑庭。普魯斯特曾經狡猾、詼諧地評論過這一點。他虛構了一篇敘事文章，裏面充滿了溫文爾雅的阿諛之詞，就像社交專欄的編輯寫的文章，只是素材來自龔古爾兄弟寫的維都洪圈子日記，普魯斯特以蠕蟲的仰視視角對那個圈子進行描寫——就好比《你好》雜誌決定去寫《危險關係》。

她有時候去市場逛逛，由僕人陪著，因為她的哈里說她應該經常出去走走。但她真正喜歡的事情，是獨自坐在寬敞的房間里讀空運來的《每日鏡報》。窗邊的層層梯架上擺著她親手壘起來的花，天花板上的大吊扇讓花香瀰漫到房間里的各個角落。她沒有朋友。當她丈夫讓她為他的商場朋友安排晚宴或午宴時，她就出來款待他們。但宴席都是僕人準備的，如果她讓他們做這個菜、做那個菜，反而會添麻煩。她跟哈里的白人同事的妻子們毫無共同之處，跟哈里的黑人助理的黑人|妻子們也無話可談。當地有一些醫生、傳教士和教師，但「不管怎樣，我受不了那些自以為是的救世主」。她說著，擦拭著完美的指甲，審視著她那完美的蒼白皮膚，那皮膚從來沒見識過奈及利亞的陽光。

不久，第一次奧爾德瑪斯頓遊行開始了，從倫敦行進到奧爾德瑪斯頓，跟後來幾次的方向相反。遊行和示威幾乎每個周末都有，持續了幾年，有些是共產主義者發動的，有些是工黨發動的。而我始終都處在神經質的負疚感當中，因為我很少參加遊行。但這次不同，這次是關於原子彈，有這種感覺的人不止我一個。那天，離開倫敦繼續遊行的人不多，大約只有幾百人，像很多遊行和示威一樣，這些都是核心的忠誠分子，他們帶著自己的孩子繼續遊行。但這次遊行有它獨特的魅力，沿途不斷有人加入進來。每路過一個地鐵站，人就增加一些，人們跳下公交車加入遊行。到了第二天晚上，遊行人數達到了幾千人。關於遊行的消息上了報紙和電視。遊行的隊伍越來越壯大，讓組織者措手不及。當我們進入奧爾德瑪斯頓，遊行即將到達終點時，共產黨委員會的成員都站在道路兩邊，眼睜睜地看著。他們錯誤地估計了形勢：呼籲核裁軍並不在他們的政治日程之列，但這項運動卻號召起這麼多市民。那天我們對同志們做出了很多的輕蔑評論，我們說他們會馬上根據事件去調整「路線」，而這最終會暴露他們的虛弱。

在《觀察家》工作的默文·瓊斯打電話給我。拉爾夫·斯格曼已經說服伯蘭特·羅素簽署了一個聲明（拉爾夫起草的），指控卡農·科林斯的種種劣跡，這份聲明將刊登在下周日的《觀察家》報上。羅素也許根本沒見過這份聲明。大家都知道羅素被蒙在鼓裡，對很多重要的事情一無所知，大家認為羅素夫人也不知情。另一種可能是羅素夫人和拉爾夫·斯格曼串通起來欺瞞羅素，因為她也很崇拜拉爾夫——這真不可思議。

她對他說過這樣的話：「你瞧，我親愛的，不，聽我說，你去找個姑娘，跟她做|愛。我不介意。」他哭了，說：「你不愛我。」她對他說：「像你這樣的男人應該有兩個妻子。這不是你的錯，你只是性|欲太強了。」

今天，如果有新聞說「生理上的差異決定了男人和女人想要不同的東西，這是他們的本性，無論文明、文化或當前的道德多麼想馴服我們」，應該不會引起意識形態的怒火。沒有一個男人不夢想短暫的艷遇，裏面不摻雜一絲感情，沒有任何瓜葛或責任，只有痛快的性|交，而且對方不是妓|女。我認為，這是黃金時代的幻想在盤旋。沒有一個女人最初的感情衝動不是「這是我在尋找的男人嗎」。即便當她下定決心把這個問題放在一邊，下定決心有那麼一兩個晚上像男人那樣享受其中的所有樂趣的時候，這個念頭還是會冒出來。我敢打賭，沒有哪個女人在經歷了能夠想象得到的最歡娛的夜晚之後（即便兩個人都不知道對方的名字，也不想知道），當他懷著對她的愛慕、欽佩以及對她從容態度的感激離開時，不會感到突如其來的枯燥和空洞，因為她違背了她深處的真正本性，她必須為之付出代價，即便那種感覺只持續了半個小時。

「反正你也必須得走了，」她說，「因為理查德就要來了。我們一談到湯米的未來，就會吵上一架。但他來之前你一定不要走，好好坐坐吧！」我坐下，眼前的景象完全就是博納爾的畫——兩個漂亮女人身旁放著白色的碗，紅色的草莓上塗著奶油，陽光在黃色的窗欞上閃閃發亮，她們毫不掩飾地貪婪地享受面前的小小盛宴。

有一次在里約，我坐在賓館開在人行道上的咖啡廊，就像人們在南方經常做的那樣。有些姑娘從貧民區跑來，坐在這裏，有時候坐上一整天，只叫一杯咖啡或果汁。她們穿著價格不菲的得體的裙子，暫時（一個星期左右）脫離了骯髒和貧困。服務生們容忍她們，她們如果找到了一個主顧（但這並不是常有的事兒），他們也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姑娘太多，主顧太少。兩個姑娘坐在離我不遠的座位上，其中一個向我喊話：「我的朋友想告訴你一件事情。她不會說英語。她愛你。」其實她想說的是她愛《金色筆記》。那本書究竟是怎樣不遠萬里，來到了這個世界上最窮的貧民窟的？我非常感動，心中充滿感激之情。

我又去見薩斯曼太太，我最後一次見她是三四年前。她坐在那裡聽我說話，手掌托著下巴。我們之間慢慢沒了聯繫，好吧。她像是在千里之外。她說：「我沒能教會你變得更清醒，我感到抱歉。」然後她又說：「我現在很老了，快要死了。我在為自己的死做準備。早安。」這段經歷讓我懂得，人可以到達這樣一個階段：所有的情感都變得無所謂。

「但他說他跟你很熟。」這個人在派對上見過我五分鐘，或者曾經由什麼人帶到我家裡來，參加有很多人到場的聚會，他（她）於是就四處跟人說：「噢，是的，我是她的好朋友。」你成了他們的財產，他們對你了如指掌。「她告訴我……」（當傳記作者四處覓食時，他們就是那些最愛提供回憶的人。）

我們都認為，大概這些美國男人的太陽神經叢是個冰冷的地方，是個冰封的海角，是凍土覆蓋的大洲的延伸。他們有著聰慧的頭腦，也有滾燙的凸起和睾丸，但在兩者之間，是一片寒冷的戒備森嚴的地帶。

下面是她的故事。兩個可愛的英國姑娘自己去希臘度假。那是五十年代早期，這是不同尋常的舉動，很有魄力。她是在姐姐莫琳的說服下一起去的。「她總是很喜歡外國人。我從來不像她那樣，我不怎麼喜歡外國人。」到了雅典，她們在咖啡館坐著。一位希臘商人望著她們，對這位皮膚白裡透紅、頭髮秀美的英國姑娘一見鍾情，頃刻間神魂顛倒，墮入了情網。他向兩位姑娘展開鮮花和巧克力攻勢，要求艾達立刻嫁給他。她說：「你為什麼不讓莫琳嫁給你？她喜歡去國外。」但最後還是艾達嫁給了她的亞里斯泰德。「叫我亞里。」「不，我要叫你哈里。」她跟著他去了奈及利亞北部的卡諾，城鎮的名字讓人聯想起駱駝、大篷車、喚禮員，還有瀰漫著香料的誘人氣息的市場。這是個古老的貿易城鎮，向來如此，它的歷史帶著濃郁的浪漫色彩。來自克羅伊登的艾達發現自己住進了一座大房子，裏面全是寬敞通風的房間，屋外有一座巨大的花園，高大樹木的濃蔭把炎熱擋在房屋的外面。房子的屋頂是平的，她大多數夜晚都睡在那裡。

一幕：倫敦的一棟樓里有一家女權主義出版社，樓里還有其他機構的辦公室。我有一位朋友來自中東，他是個模範丈夫、模範父親，他經常去那棟樓的其他機構辦事。他說，他過了很長時間才明白過來，為什麼他每次路過那家出版社，都會有個女人出來，用盡全身力氣故意踩他一腳。

星期天到來之前，有兩個人到我這裏來。一個是希拉·德萊尼，她說她討厭示威和暴亂，哪怕只是很多人聚在一起都讓她厭煩。但她想：我們非這麼做不可，不是嗎？這也完完全全是我的情緒。另一個人是范尼莎·雷德格雷夫，她發著興奮的高燒，彷彿年輕美麗的聖女貞德，又宛如博阿迪西亞。她不斷地說警察是多麼的殘暴。時間不早了，我暗示說我想上床了。她站起身，挺起修長優雅的身形，質問我：「在這樣一個夜晚，你居然會想到睡覺？」現在大家已經都知道這種狀態：你剛剛脫離了某個幼稚階段，但當你看到它在別人身上重演時，你會覺得忍無可忍。當時我就在想：噢，上帝，我不久之前就是那個樣子，大家怎麼受得了我？

我的出版商救了我。我已經有了兩個出版商，這在當時並不常見，但很快就變得常見起來了。我需要錢，於是請出版商預支我的短篇小說集《戀愛習慣》的版稅，但邁克爾·約瑟夫不肯。這是他們的愚蠢之處，因為我的上一本小說集《這原是老酋長的國度》賣得不錯，而且仍然在賣。當時仍然在麥吉本&基出版社工作的湯姆·馬斯庫勒一直在等著這樣的機會，給了我這筆錢，但我希望他徵求過霍華德·薩繆爾斯（出版社的老闆）的意見。霍華德·薩繆爾斯是個百萬富翁，但他不是個普通的百萬富翁：他是個社會主義者，安奈林·貝文的密友。他在幫助《論壇報》，那是工黨左翼的宣傳喉舌。他白手起家，出版是他僅次於政治的摯愛。他擁有朗廷街上靠近BBC的霍爾拜因大廈。他租給我一套公寓，租金是每周五英鎊。這個價錢非常低，不僅就這個地段來說很低——這裏步行可以去劇院區、蘇荷區、牛津大街、梅菲爾、泰晤士河——放在整個倫敦都算很低。公寓很小，有六個小房間，而且整棟建築也很醜，樓梯是光禿禿的灰色水泥砌的。來到五樓，你打開一扇門，就能看到一條把整套公寓一分為二的窄窄的過道。對著門的是一個很小的廚房，緊挨著它的是浴室，裏面配著噝噝啪啪作響的煤氣熱水器，兩個小房間也在這邊。臨街的一邊是我的小卧室，還有一個大一點的房間，那是起居室。整套公寓沒有改善的餘地。搬家時，克蘭西和湯姆·馬斯庫勒都來幫忙。我在沃里克路的傢具太多了，於是我把它們送給了生活困難、用得著它們的人。我只帶走了兩張床，一張桌子，幾把椅子，還有書架。我的卧室是個閣子間，三面牆是亮粉色的，壁爐牆的鑲板上畫著稀奇古怪的鳥兒。我把房間刷成了白色，因為房間很小，這活兒一上午就幹完了。但那個壁爐實在太丑，我忍不住總要去看它。我把壁爐牆染成了烏梅色，而且設法讓人看不出壁爐。到了今天還有人跟我說，你還記得你把卧室刷成了黑色嗎？我覺得這類似於這種情況：一個畫家在畫布上補了一小塊紅補丁，如果你沒有特別湊近去看，你就會想，這幅畫全是紅色。那個房間唯一的優點是有個大窗戶，上面掛著漂亮的深藍色棉布窗帘，營造出舒適安靜的光線效果。窗帘全是我在那台古香古色的辛格縫紉機上做出來的。

「但他不肯聽。如果可以的話，他一天會來上三次。他有時候在午飯時間回家，但不是為了吃午飯。他說：『我愛你我愛你我愛你，到床上來。』但氣溫有一百多度。『你不愛我嗎？』他說。他求我跟他做|愛，我屈服了，因為我不喜歡看到男人哀求，像一條狗。結果我們大汗淋漓，床單都濕透了，我不得不趕快把床單換了，因為我不想讓僕人知道。」

除了跟新左派這群人交往，我還參与其他活動。這些活動促成了奧爾德瑪斯頓大遊行和後來的百人委員會的誕生。我應邀去卡農·科林斯家裡參加一個會議，科林斯家靠近聖保羅大教堂——那兒是呼籲核裁軍運動的誕生地。那天晚上，房間里有很多人，幾乎全是左派和左派之外的顯赫人物。我坐在那兒，心想，噢，主啊，可別又來了——我那時候參加會議時總有這樣的感覺。無論發起人的動機有多好，無論發起人的立場是什麼，沒有哪個新組織會按照人們的願望發展。這在我看來是一個基本的事實，我很驚訝人們居然沒有認識到這一點。而且隨著年齡的增長，事情讓我越來越驚訝。我沒有參加討論，我是聆聽者和支持者。當我離開那個房間時，伯蘭特·羅素站在門口，攔住我，像個女家庭教師一樣威嚴地點著頭：「我猜你現在要回家跟你的情人上床了。」我以前從未見過羅素。我認為他的舉動既冒失又滑稽。我不明白這段插曲是什麼意思，但後來知道了。他曾是布魯姆伯利團體的成員，或者是外圍成員。那是一群很讓人敬佩的傑出的人，尤其以成員之間的終生不渝的忠誠而著稱，但他們都表現出這種很滑稽的特點：他們反對維多利亞時代的偽善和對性行為的緘默，於是不放過任何一個說「雞|奸」這個詞的機會，以顯示自己不受那些偽善的婉轉語的束縛。他們在休息室里敏捷地走來走去，說著粗俗的字眼。這在當時的語境下都是可以理解的，但在另外的情景下就像是殘留的迂腐。我當時想：滑稽的老哲學家。

很多作家有過這樣的經歷：他們虛構的事件或想法後來變成了現實。那些抱定一個「思想包」、把它當作看待世界的唯一方式的人，為了讓他們徹底相信我在胡言亂語，我要說：我認為，在我們的思維的邊界外面，包裹著一種思維或存在的岩層。它像是一個波段，在我們的思維水平之外，但有時會滲透到我們的思維中。作家們經常沿著這個岩層馳騁，也許每次只有片刻的時光。我相信它可以解釋這種現象：有時候，幾個作家同時想到同一個主題、標題或想法，每個人都相信自己的想法是獨特的、原生的，別人不可能想到過。我不止一次遇到過這種情況。就在我們身邊的某個地方，存在著一個思想的海洋，它有著更精微的波紋，無論狂妄自大的唯物主義者們怎樣否認它，我們都會感受到它。

「我們先做|愛，」她說，「然後到屋頂上去睡覺。哈里說：『來，讓我們在屋頂上做|愛，大家都這樣。』我說不，我知道什麼事情能做，什麼事情不能做。」

在那個家庭里，青春期令人不快的一面被他們輕而易舉地轉變成一幕幕富有魅力、讓人心領神會的戲劇。

如果真的有哪位官員在意這些居民的想法，就會發現他們真正需要的是把房子翻修一遍，加裝浴室和方便的廁所，換掉危險的電線。他們說：「但我們在這裏住了好多年了。這是我媽媽出生的地方，也是我的孩子出生的地方。」他們是在向我哀求，因為我是中產階級，按說應該了解內幕，有關係，也許還有一些影響力。但歷史的潮流和她們的心愿相逆。日日夜夜為關心愛護工人階級而心潮澎湃的人在這片樂土上走來走去，嘴裏說著：「我們會把他們全清出去，把這裏全清理乾淨。」他們就是這樣做的。當工人階級在他們的庇護下住進冰冷陰沉的公寓，遠離自己的老鄰居，接二連三地死去、中風、心臟病發作時，他們大概也滿懷愛心地注意到了。「他們只是想除掉我們，就是這樣。」58號的皮爾斯太太說，「這樣可以為他們省掉很多麻煩。一有葬禮他們就高興。」

我躺在黑暗中，眼睛濡濕，病得很嚴重。我思考了一些事實。我是那種心軟、容易受騙的人。這背後有充分的原因。首先是我的父母，他們即便在最窮的時候也會遵照《聖經》的誡命，拿出十分之一的錢做慈善。我記得一些跟這「十分之一」有關的對話。

我去都柏林看望詩人約翰·蒙塔古。他娶了個法國女貴族，那套小公寓裏面的生活不可能讓她覺得輕鬆。他坐在那兒，手裡拿著一瓶愛爾蘭威士忌，我們談笑風生，而他妻子在用吸塵器清潔地板，他把腿挪來挪去，避開吸塵器。他說：「法國貴族其實是農民，難道不是嗎，我親愛的？」她說：「就像我對你來說是農民一樣。你的那些醉鬼朋友如果再出現在我們門口，我不會讓他們進來。」他那瘦長的雙腿盪下來，落到地板上，說：「來吧，我們去看看貝漢。」劇作家布蘭登·貝漢住的地方跟這裏隔著兩條街。當時是上午十點左右，我們到貝漢家時，他很清醒。我們坐在那裡談論（還能談什麼呢？）皇家宮廷劇院、瓊·利特爾伍德的劇院。這些談話都很理智，都是戲劇方面的行家意見。但貝漢在等一個從倫敦來的記者，約好十二點來。我們親眼看著貝漢讓自己漸漸進入了醉醺醺的愛爾蘭人的角色。我看到，布蘭登觀察著自己，做出調整，創造出那個最近經常出現在報紙上（有時候是頭版）的人物。布蘭登喝一口手中的威士忌，說幾句流露出醉意的話，然後再喝一口，當倫敦人進門，我們正離開時，布蘭登剛好進入了表演的高潮——一位狂放的愛爾蘭詩人。我想，如果那個記者不來，我們會度過愉快而清醒的一天，很適合聊天，完全不同於亂砸東西、瘋狂地胡言亂語的詩意情景。但腳本上說，富有詩意的愛爾蘭劇作家一定要喝酒，而且媒體也肯定這一點。媒體也從來不放過任何一個機會，把布蘭登描繪成一個狂野的醉漢，所以到了最後，飲酒殺死了他，飲酒拖垮了他——這是戲劇界的巨大損失，也是我們的。

道格有個小公司。他長期僱用了兩個工人，有需要的時候就另請幾名電工和木工。他完成了基本的工程：防潮，地下室的軟木板，裝好了大部分樓層的地板，重新布置了一部分線路，修整了窗戶。然後他破產了。他來告訴我，他破產了，看上去一點兒也不難過。「我運氣不好。」他說。接著他就跟女朋友一起去地中海度假了。他以前破產過好幾次了。而我真的已經跟時代脫節，居然為這件事情感到震驚。

離那裡不到四分之一英里的地方，整條街整條街的房子都被推倒了。那是六十年代初，政府對市容的肆意破壞達到了頂峰。我對海盜們說，那些好房子都消失在煙塵和瓦礫中，真可悲。他們想了想，說：是的，你只要想一想，就知道這些房子跟切爾西的房子是一樣的；這是我們的最後一份工作了，不是嗎，傑克？不是嗎，約翰？是啊，這是我們的最後一份工作了，對的，約翰，對的，傑克。你現在不能買切爾西的房子了，除非你有一筆錢，比我們倆一輩子見過的錢還多的錢，是不是，傑克？是不是，約翰？是的，約翰，你說的一點兒沒錯，傑克。

年老伴隨著各種各樣的危害和危險，有一種危險我認為有可能是最嚴重的，但幾乎沒有人注意到。那就是當一個老人遇到了年輕的自己的幻影——一個依稀的影子，業已喪失的各種可能性的回聲——從而喪失了一切獨立道德判斷的時候。

1960年9月18日，星期天，百人委員會在特拉法加廣場組織了一次大型「示威」。警察立即前來制止，這很不明智。一來，這種舉動恰恰證明了他們最厲害的敵人對他們的描述；二來，特拉法加廣場見證了一個多世紀以來歷次人數眾多的大規模遊行，禁止大遊行就是對這一段歷史的刻意侮辱。另外還有現實方面的問題。那麼多街道通往特拉法加廣場，要想阻止人們進入廣場，需要成百上千名警察。警察還忽略了一件事情：國家美術館也在特拉法加廣場。也許在他們的心理地圖中，國家美術館根本不在那裡。

我是在說「男人不會陷入酗酒」嗎？當然不是，男人和女人一樣。我們經常看到一些女人酗酒：婚姻破裂，或者戀愛失敗，或者是孩子長大離家，她們就開始酗酒。人們看到她們，心裏說：唉，她會挺過去的。她往往真的挺了過去。

就在那次晚餐上，佩內洛普稱讚了我的進取心，因為我為了寫《找尋英國人》而去「找了不少素材」。《找尋英國人》當時剛剛出版。我說，我沒有去找什麼素材，那都是我每天必須面對的生活。我當時口袋裡沒錢，帶著很小的孩子，只有那個熱心的地中海家庭願意接納我這個帶小孩的人。佩內洛普一直過著富足的生活。我生氣了，那一刻是個縮影，說明了這種圈子有時讓我覺得不舒服的一個原因，也說明了為什麼我跟皇家宮廷劇院的那些年輕人在一起很自在——我從來不需要向他們解釋這些。

很可能就是因為這個，那場無法停止的大笑突然在我身上爆發；我拖延了這麼久，才看出事情有多荒謬。就像我們的一位非常著名的詩人在讚歎了大自然的豐沛之後說：「每年，她們生氣勃勃地離開學校，這些可愛的姑娘們，自信驕傲得像春天裡的花兒。我總是驚疑讚歎：我們做了什麼，居然配得上她們？」

怎樣解釋伯蘭特·羅素的現象：一個以勇敢堅定地反對「一戰」的軍國主義為起點、終生從事政治活動的人，一個經驗豐富、深諳各種政客行徑的人，居然沒有識破拉爾夫·斯格曼？即便有人提醒他，告訴他千真萬確的實情，告訴他如何被利用了，他為什麼仍然拒絕去了解真相？羅素就是不肯聽，這種情況雖然沒有持續很久，但等到他肯聽時，已經太晚了。大家都在問：拉爾夫·斯格曼在拿美國中情局的錢嗎？在拿蘇聯克格勃的錢嗎？之所以會這樣問，是因為他造成了很大的破壞。這種說法現在聽起來很瘋狂，但當時人們不覺得。幾乎任何人都有可能被指控「拿中情局或克格勃的錢」，當然，有些根本不可能被收買的人也遭到了指控。

街上的小市場只是兩間木板棚，但BBC的人會到這裏來買菜。街上擠滿了販夫走卒，市場上的吆喝銷蝕成沒有意義的聲音，彷彿從遙遠的過去傳來，帶給我一個故事，或者說故事的一縷魂魄——《房間》——當我白天躺在床上，躺在厚重柔軟的深藍色窗帘後面，它進入了我的腦海。撫摸著窗帘，我想起，這種料子不久前還不存在，現在我們卻可以很容易九九藏書地買到。躺在半黑的房間里，街道的喧鬧縈繞在耳邊，我滑入夢境，恍然覺得似乎來到了1914～1918年的這個房間——那是破敝貧寒的戰爭年代。

「還不錯，除了總是覺得疲勞。」

最近這三十年，做一個女權主義者當然不是件容易的事。

一幕：美國一位著名的女權主義者來倫敦訪問，我跟一位男士去見她。那位男士早在女權主義大行其道之前就一直支持女權主義的立場。我們三個人一起穿過酒店時，那個女人故意把門一次次摔在他臉上。

後來發生的事情是個可悲的玩笑。圓屋，阿諾德傾注了心血、但又不得不放棄的地方，後來變成了我們最初設想的東西：很多人參與其中，那裡有工作坊、講座、書店和餐館，還有很多其他國家的演出。圓屋成了最怡人的晚上消遣的地方。它的盛況本來可以一直延續到今天，但意識形態那隻僵死的手再次襲來。卡姆登市政廳認為，這裏應該成為黑人的藝術中心。為什麼呢？黑人社區大多集中在倫敦的另一個區，根本不靠近圓屋。但你沒有辦法跟意識形態理論。黑人藝術中心始終沒有運轉起來，原有的東西卻被毀壞殆盡。圓屋空蕩蕩的立在那裡，很多年了，到現在還空著。我有時候驅車路過，心裏會想，那些蠻幹的左派議員們對他們乾的事情作何感想，也許會感到一絲隱秘的滿足，因為我肯定，他們在內心裡害怕藝術。他們也許憎恨圓屋那種無政府狀態的、生氣勃勃、繁榮興盛的青春氣息。

「沒有，我以為他跟你在一起。」

我靈機一動，讓他去了格拉斯哥。格拉斯哥還遠遠沒有成為今天這座美麗的城市，高伯區有著他想找的一切。他滿意了。他在那裡找到了毒品文化，立刻覺得如魚得水。他帶著我們在某類美國人身上經常看到的氣質：木然、黯淡、沉抑。我們認為，這種氣質是過分努力地順從過於死板的社會的結果，但在阿爾格倫身上，這是服用毒品的結果。

思想包中有些必要的附加條款：南非是邪惡的暴政國家（這一點是對的），只能終結於一場血戰，也就是「長刀之夜」（這是錯的）。人們很快就會用同樣的目光看待南羅得西亞。美國是世界的頭號敵人，是比蘇聯還要邪惡的暴政——儘管我們對美國的了解已經那麼多，這種觀點仍然在很多人腦海中佔據著神聖的位置。對我們自己的國家（英國）的蔑視——我當時深深地感覺到，那是一種沒有經過反思的情緒——反映在我們對英國每樣事物絮絮叨叨的詆毀中，它是「英國是最好的」這種意識的另一面。人們想當然地認為，真正的政治發生在別處，因為真正的政治意味著動蕩、暴力、暴動和革命，但那時候的英國不喜歡那類事情：我們是和平的、沒有暴力傾向的種族，我們相信通過投票來解決問題（真讓人瞧不起），而且我們不喜歡極端的觀點。其他地方只要有一點兒革命的跡象，哪怕只是一起騷亂，英國的「行動主義者們」只要負擔得起，就會動身前往波蘭、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或者是去巴黎參与那些激動人心的時刻。

開會的房間很大，擠滿了人，密謀的氣氛讓我覺得再熟悉不過。領頭的又是個才能卓越、散發著迷人魅力的人，這一次是拉爾夫·斯格曼，一個年輕的美國人。他在演講，這種演講的風格已經在歷史的淬鍊中變得爐火純青。他把理想主義跟冷靜清晰的精確結合在一起，充滿了對反對者的輕蔑。反對者們當然都是些懦夫和膽小鬼，都是有道德缺陷的人，因為這個房間里的人的肩膀上承擔著全人類的未來的重任。

作家們多麼懂得珍惜那第一百個讀者！

我需要一個框架，一種形式，用它來表達當時社會的極度割裂的狀態以及它後來的崩解——我以前經歷過這樣的局面，如今又要再次經歷它。當時不僅存在著嚴格政治意義上的意識形態，女人看待自己的方式也是一種意識形態。人們現在都以為，女權運動像性解放運動一樣，始於六十年代。而事實上，早在四五十年代，在共產黨內部和受其影響的群體當中，已經有了很多關於婦女問題的小組討論、會議和對話。社會黨中也有這樣的討論。婦女問題已經被提上了議程。女人們總是坐在一起討論男人，這種聲音也回蕩在我童年的早期記憶中。我的記憶中裝滿了關於男人、女人、男女差異、愛、性和婚姻的談話。新鮮的內容是這些古老的平衡必須要改變。

「你覺得孤單嗎？」

事實上，我欽佩他做出了理解左派的嘗試。美國的其他保守主義者都不曾試著去了解自己的敵人——左派。因此基辛格的做法是英勇之舉。他當時還沒有達到成功的頂峰，卻有可能失去很多東西。我可以想象，他的舉動會在美國招來什麼樣的新聞標題：「克里姆林宮影響下的基辛格」、「共產主義在腐蝕基辛格」、「共產主義的特洛伊木馬與基辛格」。不，我絕對沒有誇張。當時那些事情在今天看來很瘋狂，怎樣才能把它們原封不動地再現出來？今天，跟那個時代的情形最接近的事情，是來自穆斯林強硬派運動內部的報告，我們在其中看到一種仇恨：對自己不了解的事物的陰暗的、無理性的、兇殘的仇恨。這就是美國人當年看待共產主義的目光，無論是共產主義國家中的共產主義，還是非共產主義國家中的共產主義。這也是當時很多歐洲國家（無論是左派，還是非左派）看待美國的目光。狂暴可怕的無理性。

因為我的無知和自大，我對「交出」獨立性產生了錯誤的看法。我很快就意識到了，但我真的感到難為情，心煩意亂。我對「靈修道路」和規訓的探尋都是悄悄進行的，因為周遭的氛圍對它抱有強烈的敵意，但六十年代的宗派迷狂也不難預料，尤其當我回想起我在南羅得西亞參加的共產主義小組：一個那麼僵化、禁慾、教條的共產主義小組竟以鬼故事和降神會而告終。

魏蘭·楊送到我這裏來的另一個美國人是威廉·菲利普斯，他在三十年代創辦了《黨派評論》，從那以後一直擔任主編。他對英國新左派懷著一絲悵然的欽佩，認為這場運動也許能成功地創造出一個社會主義的英國。我們成了好朋友，至今仍然如此。有諷刺意味的是，我曾經是個斯大林主義者。而他更是一位托洛茨基主義者，曾在美國跟斯大林主義者做鬥爭。在局外人看來，這場鬥爭就像是兩個拳擊手在一個很小的圍欄中，在強光照射下進行較量。古老的分歧在那時已經無關緊要了——古老的分歧轉眼間就可以變得無關緊要。

（到那時為止，我研究過的所有靈修之路都認為禁慾是必需的。）

瑪克西姆·高爾基有好多年讓彼得·克留奇科夫掌管自己的生活。克留奇科夫拿著克格勃的錢，也許參与了殺害高爾基的陰謀。到了最後，高爾基似乎也開始懷疑他，但問題是，為什麼一開始會向這樣一個人屈服？

「我們會把他們全清出去。」她說，「我們要把這裏清理乾淨。」

「我想寫《泰利耶小樓》。」我們都懂法語，但我們也看英譯本。

讓·保羅·薩特在最後的日子里把自己交給了皮埃爾·維克多（也叫本尼·利維），一個年輕人，他滑稽地模仿薩特的所有特點，以至於薩特的優點也變得很可怕。法國人說：我們偉大的薩特在重蹈羅素和拉爾夫·斯格曼的覆轍，一定要阻止這件事情。但他們沒能阻止。

老衛兵坐著，聽著，早早離開了。我剛好跟雕塑家邁克爾·阿依頓一道出來。我以前從未見過他，以後也不會再見到，但憤世嫉俗的老衛兵的態度讓我們一見如故。我們在街上道別時，他說：「我覺得我們可以說，自己是過來人。唉，真無奈。」

我認為下面這個故事體現了真正純粹的、完美的說謊：七十年代，一位事業成功的電視台行政主管到了如果不要小孩就永遠沒有孩子的年齡，她決定結婚。她遇到了——終於遇到了——合適的男人，一個好男人。她非常快樂，簡直心花怒放。她驚嘆不已——看似不可能的事情居然輕而易舉地就實現了。她出其不意地給他打了個電話，結果目瞪口呆，淚如雨下。在他們戀愛的整個過程里——有幾個月的時間——他們約好，她不要往他工作的地方或公寓里打電話，他會打給她。但這天因為情急，她打電話去他工作的地方，那裡的人卻從來沒有聽說過這個人。她往他住的那個街區的好幾個公寓打電話，沒有人認識他。她跟他當面對峙。他怒不可遏。「我們本來說好了，你永遠不要給我打電話。」這全是她的錯。實際情況是他確實有份工作，他的工作地位和薪水跟他告訴她的一樣好，但是在另一家公司里。他也確實住在一套很好的公寓里，在倫敦的體面街區，只是跟他告訴她的地方不一樣。他的生活、成就都跟他告訴她的程度相當，只是處在另一條平行線上。這種匪夷所思的背叛讓她十分震驚，幾乎要發瘋。「為什麼，但是為什麼要這樣？」

接近六十年代末的某一天，我發現自己在大笑，突如其來地大笑，怎麼也忍不住。一開始，我發出一聲難以置信的尖叫，然後是真正的笑，哈哈哈哈，噢，我的上帝，但實在太好笑了……

我發現，這些時髦的左派人士，無論我多喜歡他們本人，他們的立場總會激怒我。這裡有種「革命的勢利眼」——你有什麼資格管自己叫……他們個個披著馬克思主義的外衣，彷彿那是最新潮的衣服，以驚世駭俗為樂。他們對共產主義的歷史一無所知，也不願意聽聽那些真正在黨內待過的人怎麼說。

蘇聯輸出了幾十種術語。有一段時間，愛德華·湯姆森、約翰·薩維爾和我們其他幾個人是「修正主義者」，意思是說我們偏離了黨的路線，試圖改變黨的路線，而黨的路線當然是正確的。他們的另一個術語是「正確」。

《金色筆記》完成之際，我也通過寫作走出了我的思想包，但並不是說，我在寫完最後一個句子時，高聲呼喊：「尤里卡，我終於找到了！」我注意到自己的變化，是在跟其他人在一起的時候。他們有些是我的同志或前同志，還有些只能算是政治觀點相去不太遠的普通朋友。他們散發著自鳴得意的神氣，幾乎可以說是自高自大，因為他們擁有那一套「思想包」。如果你相信持續的進步和物質增長的自動扶梯，就證明你懷著良好的意願和對人類的關心；如果你把上帝從窗口扔了出去，獨自面對冰冷的宇宙，就說明你非常勇敢、不屈不撓。相信革命就意味著你非常英勇——尤其當你暗暗幻想自己頂住了酷刑、在集中營里倖存下來的時候。

與此同時，百人委員會出現了，這個委員會的目標是把這個龐大、雜亂的運動變成武器（這是他們的原話），從事直接的攻擊和破壞，千方百計地破壞核設施安裝、相關國家的大使館和試圖阻止這場運動的警察部門。顯而易見，參加遊行的幾乎上百萬的人當中，大多數人有的只是比較溫和的政治傾向，根本不會投身於「直接行動」，因此同樣顯而易見的是，這個計劃會分裂、攪亂呼籲核裁軍運動。換言之，列寧的繼承人又跟我們在一起了。即使沒有讀過列寧寫的書，甚至從未聽說過列寧，也可以成為列寧的繼承人。

我的體型已經走了樣，但不是太嚴重，我知道這一點。但我拿定主意，我至少應該開始晨練，從那之後就一直堅持了下來。我當然也意識到了其中隱藏的陳詞濫調的想法：活動活動筋骨。心想，興許這也是通往更高的靈性|事物的階梯。

現在談談一個備受爭議的話題：美國男人。現在跟以前也許已經大不相同了，因為事情總在變化，但在那時候，人們進行了很多比較，有些結論是公正的，有些不是。女人的床上伴侶首先不能是中歐男人，其次不能是美國男人，他們都是不折不扣的花|花|公|子，對女人不加區別地對待。我說的是「花|花|公|子」，而不是「泛愛|女|人的人」，如果那時候的美國人是「泛愛|女|人」，就沒有人會指責他們，因為對女人的這種愛有時也會出其不意地陷入被我們稱為「浪漫愛情」的魔法和狂熱。我認識的每一個美國人對性（讓我們別管那個叫「愛」）都有一種特定的態度，他們都扮演著一個角色：好漢，硬漢。這種角色是從哪兒來的？我認為它像爵士樂和很多其他美國文化一樣，來自黑人文化。一個真正的男人「愛」她們，然後離開她們。這裏面有種他們渴望的東西，某種缺乏歡樂的東西。他們是一群實際的人，非常務實。或者說，他們曾經是這樣的人。現在，這種「擁有女人、征服女人」的陽剛之氣的精髓當然是主動、主導，成為設定節奏、劃定界線的那個人。但我們都知道，兩極相遇，物極必反。

「我買了好看的衣服。我晚上為他穿起漂亮衣服，他很喜歡這樣。我甚至有條迪奧的裙子。在那裡沒什麼可買的。他把大部分錢都寄給在希臘的家人。我喜歡那些願意照顧家庭的人。我不能生孩子。我曾經想要孩子，但什麼動靜也沒有。我問他，你介意嗎？他說不，整個世界上，他想要的只有我。如果我們有了孩子，我就沒時間跟他在一起了。」她坐在那兒，把冰冷的乳霜塗在漂亮的皮膚上。她撩起淡紫色的緞子睡裙，把乳霜輕輕拍在脖子和前胸上。「你必須以柔克剛。」她莊重地說，嘆了口氣。

「做什麼事情？我不明白。」這兩個女人一個來自紐約，一個來自莫斯科，她們剛才一直在討論。

傑克——那個胖海盜——後來非常傷心，但他從來沒猜到原因是什麼。他愛畫畫，想為每個房間裝飾上斑比和唐老鴨圖案的石膏線。當我說不時，他非常失望，他告訴我，他曾經用花、野兔和緞帶的圖案裝飾過一些房子。他把他畫的動物卡通畫做成的禮物卡片送給我。只要我們一坐下，他手裡就會冒出一支筆和一張紙，開始畫畫。他是個藝術家，他說，但當他用這個詞的時候，他只是按照自己的理解在用，因為從來沒有人引導他接觸過真正的繪畫、真正的藝術。他從來沒去過藝術畫廊。我告訴他，那些畫廊是免費的，誰都可以去，他流露出負疚感，但也帶著幾分責備。我給他看複製品，他對那些作品大加讚美，但似乎沒覺得它們跟自己的有什麼關係。不過，即便是他畫米老鼠和斑比，也帶著一種創造性。如果真的有鄉下的漢普頓，那麼他就是一個。

第二個星期天，《觀察家》應該會登出兩份聲明，伯蘭特·羅素指控卡農·科林斯，卡農·科林斯指控伯蘭特·羅素。至少單純的大眾會以這樣的眼光看待這種現象。但事情並沒有發生。那些聲明不見了，消失了。於是單純的人永遠也不知道這些卑劣的伎倆和領袖間的爭奪。那種骯髒在我腦海中留下了很深的記憶，直到現在，當我說出我的看法時，我仍然覺得緊張，擔心喚醒那些年深日久的沉睡的狗。我認為，卡農·科林斯更應該是罪惡的受害者，而不是犯下罪惡的人，他犯的錯誤不是兩面三刀和骯髒伎倆，他的錯誤很簡單，他不理解普通人對領袖和領導權是多麼的不感興趣。我為他感到難過。

我跟林賽·安德森打了一次奇怪的交道。我們有一陣沒見面了，他突然打電話給我，說有急事。他和戴維·斯托里花了一年時間把《如此運動生涯》改成了電影劇本，但他們改的劇本平淡無味。他問我願不願意讀一遍小說，說說我的想法。我連夜讀完了那本小說，早晨給林賽打電話，告訴他這部作品讓我心潮澎湃。他帶著三個大文件夾來找我——裏面放著三個劇本。他不想讓我寫一個全新的劇本，而是要求我讀三個失敗的劇本，用它們拼一個新的出來。他給了我一個星期的時間。我很生氣：再沒有比這更不專業的了。如果他事先告訴我，我的工作是把三個廢稿拼成一個，我一開始就會拒絕。我也感到失望，因為那個故事已經深深吸引了我。但沒有誰生林賽的氣會生很久。招人喜歡，這就是林賽。他總是招人喜歡，即便在他年老體衰，變得不講道理之時——他像我們很多人一樣，增長的年齡放大了他的缺點。喜歡林賽是件棘手的事兒，因為他是又一個早年有過深深的、不可挽回的創傷的人。他說，他在私立學校的經歷是他的傷口，他對那段經歷懷著怨恨。雖然他總拿私立學校開玩笑，但玩笑並不能治愈創傷。

威廉·菲利普斯不苟言笑，博覽群書，喜歡諷刺，他是很典型的美國人，但也得到了歐洲文化的滋養。很多年後，我坦白對他說，我對《黨派評論》中的政治內容從未產生過真正的興趣，我覺得我讓他失望了。但事實上，我在一生中一次又一次看到政治性的惡意辱罵、論爭、辯論、詭辯都漸漸煙消雲散，文學和藝術卻保留了下來。但在那之前，文學和藝術一直在政治家的勉強容忍中生存。

「現在你可以向我打聽你需要知道的任何事情，我會告訴你的。」她說，而且她也真的告訴了我。「二戰」后，她一直住在60號隔壁。賣房子給我的那個老太太是她的好朋友。莉蓮知道那棟房子里發生的每一件事情：誰在那裡出生，誰在那裡死去，誰沒付房租就跑了，還有那裡住過的每隻狗和貓。

有一次，倫道夫·丘吉爾向遊行者致意，用留聲機給大家放愛國音樂，但喧鬧聲太大了，遊行的人以為他支持遊行。當他以憤怒的姿態表明自己的立場時，大家邀請他加入隊伍，讓他轉變了心意。

那時候的我不像現在這樣經得起吹捧。但即便是現在，我也有理由不必苛責自己：我真的很關心那些無辜的年輕人——他們現在當然都是中年人了，早已喪失了對政治的幻想。但在當時，讓他們儘可能久地保持天真似乎很重要。我說，我會去。我沒有車，那時候離我擁有自己的車還有四年之遙。一個年輕的澳大利亞女人說願意開車送我，她叫珍妮特·哈澤，是《新左評論》圈子裡的人。旅途並不愉快。她有輛小車，我們不認識路，而且一路上都在下雨，灰濛濛的連綿不絕的冷雨——英格蘭最擅長的那種讓你傷感的雨。雨刮一成不變地把冰冷渾濁的雨水從擋風玻璃的一邊推向另一邊，我們這兩個來自殖民地的人都處在「無法想象我們為什麼會來這兒」的情緒里。寬闊的高速路還沒有建成。珍妮特一路上都在抱怨，這次新革命運動的男人們把女人當成苦力，這讓她覺得厭惡。她想給他們寫一篇《金色筆記》書評，但他們不允許。他們只對理論和學術理念感興趣。

「完全正常。這是未來的療法。」

伊德里斯·沙赫在《蘇非派》里提到了一個蘇非派的小故事。我當時還沒跟蘇非派相遇。

我回顧我公寓里的一幕幕場景，公寓又小又丑，但擠滿了人。我很忘情地烹飪，因為我喜歡。我腦海中浮現出很多面孔，但名字卻記不全。形形色|色的人，各種年齡的人都有，其中還有彼得的朋友和我的朋友的孩子。開派對的時候，我總是把我認識的每一個人都請來，甚至把隨便遇上的人也叫上，每次派對都很成功。派對上有時候會發生激烈的爭論，然後就會有人對我說，我怎麼會認識那個法西斯分子/共產分子/神經病/變態狂/白痴。但這種情況並不常有。

「他生氣極了，是嗎？那你為什麼要浪費我的時間？浪費公眾的錢？你知道你花了納稅人多少錢嗎？不知道？那麼你應該知道。」冰冷的聲音繼續慢吞吞地說，「不要再來了……太太，告訴他，他一定得來。」

我立刻被一個基本的、高於一切的事實驚呆了：存在著一個我一無所知的理念和信仰的世界，我幾乎沒有聽說過它，更沒有人認真地向我介紹過它。儘管我沒有獲得很好的教育，但我的閱讀十分廣泛，我趕上了知識發酵的時代，見識了形形色|色的人，但從來沒有一點兒蛛絲馬跡向我暗示過我此刻剛剛發現的東西——如果把南羅得西亞共產主義小組最後的令人噁心的「靈性主義」階段排除在外的話。

「不，我正要回家，我要把這些黑啤帶給我妻子。任何一個跟小孩兒待了一天的女人都應該喝點甜黑啤。如果真的有玉露瓊漿，我一定會買來給她喝，每天買給她喝，可憐的、可憐的女人。等小孩上床了，她肯定需要來點高雅的聊天。」

我下決心買60號房子的那天，我去敲了58號的門。當我在查林頓街看房子的時候，整條街上上下下的人都在窗戶後面觀察著我。58號，一個體格碩大、面色蒼白、長著一頭又白又硬的頭髮的女人把胳膊和胸脯放在窗台上，君臨著整條街。上千項研究已經讓我們認識了工人階層中的「女族長」這個角色：她指揮著他們的家庭和整個社區。這裏就有一位：皮爾斯太太，她將成為我的鄰居。我硬著頭皮去敲門，因為我認為這種關係緊密的社區不會歡迎初來乍到的人，尤其不歡迎我這樣的人。「中產階級化」還沒有成為常用詞。我自報家門，告訴她我是她的新鄰居，希望能成為她的好鄰居。這種態度蘊涵在當時的時代精神中——友善的六十年代——也蘊涵在當時的政策中。我說的是真心話。皮爾斯太太坐在窗口，轉過背來，對我說：「坐下，親愛的。我們很高興你會好好修整一下那座房子。它破破爛爛的已經很多年了。是不是？」一個小個子男人應答道：「破破爛爛啊。」那個男人極其矮小，但肌肉發達，體格消瘦，兩條腿羅圈得像個賽馬騎師。他咧開嘴向我笑了笑，歡迎我。屋子裡還有一個老態龍鍾的丑婆婆，穿著一身黑衣，牙齒都掉光了，散發著難聞的氣味，她顫顫悠悠地尖聲說：「破破爛爛，破破爛爛。」他們有一條狗，一條歡天喜地的雜種狗。大家走路時不停地把它攆開，它是整個房間里最乾淨、最漂亮的生靈。

不光是房產經紀人，我的銀行也不願意聽到我要在破破爛爛的卡姆登鎮買房子的消息，我焦慮得發狂。一位紳士出現了，我稱他為萊恩。放在十年前，我會覺得他顯然是個善於用灰色手段搞定事情的人，一個善於鑽空子的人，一個騙子，總在探頭探腦地找好事兒——什麼東西在我眼裡都不稀奇——但那是1962年，友愛的、無階級的六十年代的開端。回顧當時，我可以從一大群形形色|色的人當中分辨出一些人來，他們不是騙子，只是在順應時代潮流。如果放在八十年代，他們就是這個國家的寵兒。萊恩是個不那麼揮灑自如的中產階級，穿著粗呢大衣，髮型很漂亮，嘴裏迸出一些演員和電視人物的名字。他帶我去了蘇默斯鎮的查林頓街，那片區域現在以騷亂和犯罪著稱，但以前卻是來自法國的胡格諾教徒難民的聚居地。

1963年，我在派對上遇到了這樣一件事情。屋子裡擠滿了人，都是曾在黨內或者接近過黨組織的人。一個人拿起一本書，憤慨地問我：「你在讀什麼？」

我母親留給我一千英鎊。她還留下了一棟位於索爾茲伯里郊區的房子，以前她把它租了出去。我告訴弟弟，房子屬於我的那一份我不想要了，都歸他。我知道，分房產和家私會引發很多不愉快和難處。我還說，照片、整盒整盒的銀餐具、銀托盤，我都不要。現在看來，這是個很糟糕的決定，特別是因為我弟弟根本不在乎那些東西。很多年後，我向他問起那些東西在哪兒時，他根本不知道。他已經忘了，在那座農場的老房子里，那個碩大的銀托盤曾經怎樣擺在汽油箱做的寫字桌上，保持著自己的英式氣派；他也不再記得那些鑲嵌在銀相框中的照片怎樣立在插著香豌豆花的滾邊花瓶旁邊，靠在犁具旁，靠近一些也許含有黃金的小石塊。

「別把她放在心上，」 莉蓮說，「她的精神有點不正常。你的腦子有點問題。」她衝著老太太喊，老太太回喊：「對的，親愛的。」

我一直跟莉蓮·皮爾斯有來往，直到她去世，那是二十多年後。無論是到她的房子里去，還是去她後來住的市政公寓（他們把她搬到了那裡）。我每次去看她，她都會跟我講上一段災禍史。這種敘述是從我第二次去她家開始的。「我的乳|房出了問題。」她宣布，「我得了囊腫。有橘子那麼大，他們要把它切掉。」她在棉布圍裙下面，從裙子裏面拉出一隻又白又胖的長長的奶袋。「看看，看到那個腫包了嗎？」還有就是：有人把計費表撬開了，三個月的電錢被偷了；貓身上長了寄生蟲；狗的耳朵裂了；她從三樓後面的樓板上掉了下來，因為那些樓板朽了，市政廳又不願意修；她從爐子上拿平底鍋，結果那口重重的深底鍋掉了下來，砸在她手上——瞧見這塊青了嗎？你去看莉蓮·皮爾斯，卻聽不到一個災難故事，這是不可能，這些災難要麼發生在她身上，要麼發生在羅金厄姆太太身上，要不就是關係到她的某個孩子，他們總是生病，讓她操心。我以前經常會把這些事情講給我的朋友聽，他們一開始聽到會有些緊張——因為讓一個人適應這麼壞的運氣有些困難——但一旦聽到她的名字，他們就鬆了一口氣，轉而問道：「好吧，這回又怎麼了？」一個人怎麼能承受這麼多重重疊疊的厄運，但莉蓮·皮爾斯卻能，年復一年，她真的承受住了。這一切的開端都是因為她是個私生女，是愛情的產兒，這就是為什麼她媽媽討厭她，不願好好喂她的原因，但她的外婆愛她，所以她沒有因為撫養不當而死掉。「這就是我為什麼要對羅金厄姆太太好，看到了吧？因為我想通過她來報答我外婆。」

那座房子本來應該作為博物館保留下來，它是一粒時間的膠囊。最先讓外來人感到觸目的，是它極其不舒適。它有三層樓，每層兩個房間，有一個巨大的地下室。整棟房子沒有設計合理的取暖設施，只有幾個小小的壁爐。我不斷提醒自己，瑪麗·沃斯通克拉夫和威廉·戈德溫就是在這樣的房子里，寫下了那些高尚的想法，他們一定總在受凍。每扇歪歪扭扭的窗戶上都掛著骯髒的破棉布。上面兩層的四個房間曾經是卧室，最近剛剛租了出去，每個房間都裝著投幣式電閘。兩層樓板上都放著煤氣爐，火焰的位置離牆紙只有四英寸遠，煤氣爐一直有人在用。電路很危險，電線四處蔓延，線皮已經開裂。每個房間都裝著吊燈。整棟房子只有一個廁所：地下室里裝著水泥馬桶，開裂的陶瓷水箱外面垂著一根下拉的繩索。地下室曾經是廚房，燒煤的爐灶仍然可以用，還有一口煮衣服用的銅器，那是一個圓錐形的大銅盆，嵌在水泥里，盆子下面留出了生火的地方。旁邊有一台輾布機，熨燙桌上放著蒸汽熨斗。地下室里還有一個浴缸，已經沒有人用了，非常大，褐跡斑斑，已經開裂了。我看到兩個大搪瓷罐，人們曾經用它們盛著熱水走上快要散架的樓梯，如今它們已經是滿身污漬和缺口，立在爐灶上。人們以前端著食物，沿著樓梯上去，來到小小的餐廳。餐廳俯視著無人照管的後花園，從那兒能看到團結劇院的屋頂。我在那棟房子里住著的時候從來沒去過團結劇院，因為它已經陷入了恪守黨的路線的教條時期。

在德國和法國，這本書被擱置了十年，因為人們覺得它太激進了。當他們鼓足勇氣，終於將它付諸出版時，立刻大獲成功，而且被女權主義者採用。它在法國獲得了梅第奇翻譯小說獎。我在法國阿爾班·米歇爾出版社的編輯是彼得·以色列，是個美國人。他告訴我，他第一次讀《金色筆記》時覺得怒不可遏，氣得把書從房間的一頭扔到另一頭，差點兒砸在他當時的女友身上。但後來他慢慢喜歡上了它，而且也多虧了他，這本書在法國才賣得那麼好。

我們仍然都站在大寫的「進步」的自動扶梯上，整個世界都在繁榮上升。有人挑戰過這種快活的樂觀主義嗎？我不記得有。這是一個經歷了大革命的浪漫主義的世紀，一個為了國家的消亡、為了實現人間的天堂而不惜做出過可怕犧牲的世紀，人們熱情澎湃地夢想過烏托邦、仙境和完美之城，嘗試過社群和共同體，嘗試過合作社、集體農場和集體農莊——在——經歷了所有這一切之後，難道還有誰相信，世界上的大部分人會心存感激地安於政府的一點點誠實、一點點能力嗎？

「多麗絲·萊辛手腳並用地爬到衛生間，嘔吐」，我知道寫下這些話是在給自己找麻煩。這是作家面臨的問題——有些想法、語言和字眼在紙面上會顯得格外突出，因為我們對它們很敏感。作家有時要做出選擇，寫還是不寫：不寫是因為他們知道文字可能會被誇大，而寫下來是為了真實。

這裏存在著一個真正的難解之處。一般的看法認為，性解放始於六十年代。詩人菲利普·拉金說：「性，開始於1963年。」他這樣說的時候帶著諷刺，但人們引用這句話的時候似乎忘記了這一點。我遇到一些人，他們告訴我，他們在五十年代多麼壓抑，性讓他們多麼恐懼。當我把白巫師尋找處|女的小故事告訴他們后，他們覺得難以置信。但在我的生活記憶中，從來沒有哪個時期，人們否認性，心中懷著禁忌，膽怯地在床邊逡巡。性行為在戰爭時期當然盛極一時，在戰時總是這樣。但那是浪漫的性關係，因為迫在眉睫的生離死別激起了浪漫的情感。到了五十年代，似乎每個人都熱衷於性。「那一定是你們倫敦的這群人。」對方這樣反駁我。「唉，如果六十年代的時候我還是風華正茂的年齡該有多好。我以前整天想的都是姑娘。」要不就是「整天想的都是男人」——這種情況也是有的。

我還遇到過一個來自東歐的年輕女人，當時我剛剛做完一個講座。她告訴我，她和她的朋友們在讀《金色筆記》，「非常迷人，所有那些舊時光……」

我這次酗酒非常嚴重。我從來不覺得我在第一次婚姻中的酗酒很嚴重。我那時的酗酒很蠢，很欠考慮，你可以認為那是在故意盡量糟蹋自己，有時喝上幾個小時，不吃東西。但那次酗酒是因為我跟酗酒的人在一起，我生活在崇尚飲酒的文化里，那種文化不僅允許人們飲酒，還崇尚縱酒。我離開了那段婚姻就不再酗酒了。我到了倫敦兩年多后才偶然意識到，自從來到倫敦后，我就很少喝酒了。我沒有錢，我身邊也沒有喜歡喝酒的人。我遇到了那些加拿大人之後又開始喝酒了，但跟在南羅得西亞和弗蘭克·威茲德姆在一起時的那種喝法根本不能相提並論。

「噢，是嗎？你治療過嗎？」

皮爾斯太太自己的房子在大倫敦外面，但那棟房子跟卡姆登市政廳的關係也很複雜，她把最上面的兩個房間租了出去。58號的狀況跟我剛剛買下的60號的狀況一模一樣：煤氣燈，危險的電路，沒有浴室，只有一個骯髒的廁所，當然也沒有暖氣。一樓的前廳永遠生著火，那兒其實是這三個人真正居住的地方。

納爾遜·阿爾格倫來拜訪我。波伏娃把他寫進了《名士風流》，那是一部關於戰後的巴黎的小說，波伏娃把他描寫成一位難以捉摸的美國情人，情節直接取自真實生活。根據報紙和廣泛流傳的說法，他對此心懷怨恨。這肯定不是真的。因為當克蘭西帶著成功媒人的神氣把他帶到我公寓來時，他的微笑里滿是情慾，羞怯但心甘情願，就像一個非常年輕的新郎。但我是作家，是女人，而且是左派——百分之百的毒藥，不是嗎？但在這種迷惑人的情境中，還存在著另外一種成分：直到六十年代末，倫敦在美國人眼中一直有著特殊的光彩。有時候，一個美國男人會把我當成一件珍品呈給另一個美國男人：「她是真正的正人君子，你知道。」——女人也可以像男人一樣是個正人君子——我覺得我在他們眼中就像一隻獎盃，帶著彌足珍貴的英國品質。但事實上，阿爾格倫並沒有被我吸引，我也沒有被他吸引，但我們確實喜歡對方，一起度過了幾天愉快的時光。他告訴我那些讓他寫出了《金臂男人》和《荒野之行》的經歷。他娓娓道來，把那些經歷描繪得像是江洋大盜的歷險，充滿魅力。他在倫敦尋找浪漫的貧窮，打算寫這方面的故事。你們的貧民窟在哪兒？他質問我們。他跟克蘭西去了東區，但原來的工人階級社區已經不見了。他失望地回到我這裏。他想找到狄更斯筆下的倫敦貧民窟，就像今天來倫敦的人希望遇上真正的霧，豆湯一樣的黃色濃霧，那才是倫敦特色，他們聽說了《清潔空氣法案》后都感到遺憾。我向他解釋，這一帶沿街住的都是極端貧窮的人，他們住在破公寓、破房子里。但倫敦的貧窮往往是隱蔽的，一戶殷實人家的隔壁可能住著捉襟見肘的窮人，他只需要轉上一會兒就能看出來。他照我說的做了，但他看不懂，於是我跟他一起去觀察。「瞧，看到那棟房子了？看到那條巷子了？」然而，英國人挨餓、以茶代飯、吃不像樣的廉價果醬和麵包、孩子們沒有鞋穿的日子已經一去不復返了。他希望能找到美國的那種貧民窟：那種一目了然、觸目驚心的污穢景象。我和阿爾格倫對彼此的好意需要克服一個基本障礙。把貧窮浪漫化的風格——這往往是一種風格——在我眼中已經變成了一種讓人惱怒的、非常幼稚的態度。這種風格由來已久。中產階級對污穢總是充滿愛慕之情——例如，波西米亞人。納爾遜的小說的主旨是對貧窮、毒品文化和賣淫的浪漫化頌揚。就在當時，南非的貧民窟小鎮——那裡有著真正的可怕的赤貧——讓一些人感到陣陣快樂的顫抖，他們興奮地想象著：在亞歷山大這種貧民窟小鎮上，妓|女有著金子一般的心，狡猾的小扒手們無牽無掛，乞兒機靈可愛，流浪漢們載歌載舞。

「那麼我寫《鑽石項鏈》。」

這件事情也許集中概括了我的要點。一群戲劇精英們（都是左派）去德國跟布萊希特劇團交流。當時柏林牆已經砌了起來。為他們帶隊的是個女人，她小時候逃離德國，她的親戚要麼死了，要麼在希特勒政權下受盡折磨——她的整個生活軌跡都被扭曲了，先是因為希特勒，后是因為斯大林。有那麼一小會兒，他們確實意識到這位職位低微、無足輕重的公關女郎是歐洲悲劇的十足的代表。「你逃走之後再也沒有回過德國嗎？」

《又來了，愛情》出版時，這一幕重新上演，只是不那麼明顯。評論者認為，《金色筆記》的主題就是女人和男人，對其他內容一概視而不見；同樣，《又來了，愛情》的直接主題——老年人的愛情——讓他們十分意外和震驚，以至於根本沒注意到這本小說有著相當複雜的結構。

與此同時，一位英俊、博覽群書、令眾多女人傾慕的中年男人正在告訴人們：他再也受不了不斷地跟姑娘們結婚，然後又不得不離婚，他想要一個成熟、自立、博覽群書的女人，而且不想讓他搬去跟她住在一起。現在他看重的東西是他的獨立。

我媽媽：「那麼，我猜我們可以說，我們從來就沒有任何收入，但那意味著我們永遠都不會付出。」

按照普魯斯特的筆法，《金色筆記》也許可以寫成這樣：

我在朗廷路住了四年，那段記憶栩栩如生，跟在沃里克路的感覺完全不一樣，我努力不去想沃里克路的生活。這不僅是因為我的日子過得較為寬鬆了，多了些錢，少了些憂慮，情感開始變得自由，還因為整個社會的氛圍開始明亮起來。被戰爭摧毀的黑暗的英國已經成為昨天，要花點力氣才能回想起來。這是十年的成效，新一代已經成長起來，當你說起轟炸現場、炸開的牆面、沒有粉刷的難看建築，說起實用的衣服、糟糕的食物、難以下咽的咖啡、人們晚上十點鐘上床，他們不知道你在說什麼。咖啡館裏面擠滿了要讓世界改天換日的年輕人，街上出現了最早的物美價廉的餐館，人們的衣服都顯得朝氣勃勃、新穎別緻。各種各樣讓人愉快的無關緊要的事物湧現出來，你十年前根本無法想象。比如，一個名叫「快樂漫遊者」的樂隊在牛津街上來回巡演，演奏傳統的爵士樂，讓購物變成了一種享受。窗檻花箱、吊籃和盆栽裝飾樹出現在粉刷一新的街道上。支離破碎的歐洲在戰後的復甦是一個公認的經濟奇迹，因為經濟回升不僅發生在英國，所有的歐洲國家都已經復甦。有些國家曾經被戰爭夷為平地，但是從廢墟和饑饉到富足只用了十五年的時間，甚至更短。然而對於一天天經歷過來的人來說，我們把一切都視為理所當然，幾乎沒有注意到變化之快，需要有人幫我們指出來——就像我通過埃里克·霍布斯鮑姆的《極端的年代》看到這一點，我一邊讀，一邊驚嘆，心想：但我們為什麼沒有更清楚地意識到我們發展得這麼好？

魯本·席普已經娶了伊萊恩·格蘭德，她是早期加拿大電視台的「魅力女郎」。她就像露西·鮑爾和拉娜·透納，有著渾圓緊緻的臀部（或者說屁股），堅挺翹起的乳|房，友善的、姐妹般的性感。有一段時間，從加拿大和美國來的年輕女人都是這種體型，然而六十年代風潮一轉，人們開始喜歡另一種身材：健美好鬥，散發著對峙的意味。加拿大圈子裡的大部分人都換了伴侶。魯本是個極和善的男人……我的意思是說「他是個『好』男人嗎？」不。他只是具有一種特質、一種人性。當時代氛圍對某個主題特別寬容時，你可以把你的想法對很多人和盤托出。但在這些聽眾那裡，無論是他們的經歷，還是他們運用想象去理解的能力，都使他們無法與你的觀點形成共鳴。然而跟魯本在一起，你可以無話不談，而且他總能理解。我喜歡去魯本那裡的一個原因是他喜歡彼得，他對這個迫切地需要父親的男孩非常和善。

我真的得過血吸蟲病嗎？現在無從知曉了。

第二天，我們駕車緩慢地回到倫敦，我向默文·瓊斯報告：我的努力失敗了。那時候我為自己居然做了這件事情而生自己的氣，因為它沒起到任何作用。

我有時會遇到經歷過「直接行動」時期的人，我向他們問起對拉爾夫·斯格曼的看法。有人說很仰慕他，有人說他讓他們覺得不自在。總的來說，仰慕他的都是那些經由他第一次體驗到政治的滋味的人。斯格曼當然很瘋狂，即便他整個人沒有發瘋，你至少可以說他的行為是瘋狂的——這是一種重要的區分，對待政治領域中那些有號召力的人，我們必須要進行這種區分。問題是，那些渾身沸騰著瘋狂的泡沫的人，如果處在政治或宗教的背景中，人們就不覺得他們是瘋狂的。同樣是這些人，如果換了背景，人們會立刻發現他們是瘋子。但有些瘋子會向政治或宗教運動靠攏，在這些運動中，他們的瘋狂不會被識破。他們這樣做是有意識的還是無意識的，這個確實無關緊要。有些人完全知道自己在幹什麼，比如希特勒和斯大林。而另外一些人——我認為——則幾乎是無意識地受到內心深處的傾向和涌動的驅使，這種傾向在彼此同情的氛圍中迅速滋長，連他們自己也感到驚恐。我完全相信，很多出於理想主義而參加百人委員會的年輕人，他們後來發現的東西（無論是在自己身上，還是在別人身上）讓他們不寒而慄。我們已經忘掉了那種有毒的氣氛和氛圍——正如我們已經忘掉了強大的理想主義。現在我們恰好處在人類故事中一個溫和的、沒有黨派之爭、相對理智的間歇期。要想正確地裁斷當年蔓延在百人委員會內部和周圍的狂熱和指控，就意味著重新喚起那個時代，那是不可能的。

就在上周，我收到一個美國女人寫來的信：「你有沒有想過，《金色筆記》釋放出多少女魔頭？她們恨男人，也恨愛男人的女人。」

還有一次，我跟格拉納達電視台的一位高管一起吃晚飯，因為我要為他們寫東西。他一整晚都在使勁兒喝酒。但那個時候，每個人都喝很多酒。現在你邀請別人吃晚飯或參加派對，大家喝的酒只相當於那時候的十分之一。他開車送我回家，告訴我：「抱歉，我做不到了，我醉得厲害。」但我們之間連一點兒性興趣的火星都沒有。我怒不可遏，這個獃子、白痴、自高自大的蠢材小說《沒入圍的人》跟這件事情有關。

順便講一個悲哀的小故事。一個朋友，四十七八歲，漂亮，聰明，能幹，博覽群書，通曉政治，經濟獨立，她認為，如果男人不認為她這樣的女人勝過美貌的少女，就太不公平了。有過太多的悲傷經歷之後，她向朋友們宣布：她終於徹悟。她想要的是一個中年男人，有才智，博覽群書，對政治感興趣。他們的交往不是為了一起生活或者結婚，而是可以一起散步、吃飯、看戲。「興之所至就一起上床。我再也不想早晨起來時，有個男人在我床上，而我必須起來給他做早餐。而且我向你們保證：『我已經送走了我的最後一位大有希望的小說家、音樂家、詩人，我再也不是他們在暴風雨中的避風港。』」

如果你在派對上或別的場合遇到他，他就會送上一些俏皮話，但不那麼流暢，因為他口吃，而且呼吸粗重，他一邊說，一邊觀察你的反應。他有時會向你解釋，他一整天都在錘鍊這些俏皮話，因為「你們千萬不要以為我和奧斯卡·王爾德這樣的機智是不需要下工夫的」。

我已經不像那個短暫的時期那樣喝很多酒了，但紅酒是我生活的一部分，我可不能說我很克制自己。

我想寫一部小說，讓後來的人讀了之後會懂得那些人是怎樣看待自己的，「那些人」指的是共產主義者，他們夢想著黃金時代的到來——我必須提醒你，我們當時真的相信黃金時代很快就會實現。我們怎麼會相信這麼蠢的看法呢？但我們至少應該把那段癲狂的經歷記入編年史。

我們很少見面，但只要見了面就會起爭執。我發現，在那些時髦的左派人物中間，他是最能激怒我的。我們每提到一個人，他就稱那個人為「叛徒」。背叛了什麼？投靠了誰？沒有人說得出來，林賽當然也說不出來。這隻是一個時髦的行話，流行了幾年。有些字眼兒似乎是專門設計出來阻止人們思考的，「叛徒」是其中之一。另一個詞——「忠誠」——也風行一時，意思是某個人支持跟你一樣的政治目標和行動。還有一個詞是「事業」，它帶著道德的意味，因為只要是「事業」，就一定是好的。「法西斯主義者」直到最近才淡出人們的語彙，它可以指稱任何人，即便你只是冒出了一點兒朦朧的右派苗頭。

一幕：深夜，林賽·安德森帶著皇家宮廷的一群演員來到我的公寓，其中一個是羅伯特·肖。他很快就要跟瑪麗·歐瑞結婚，瑪麗剛剛被約翰·奧斯本甩了。我以前從未見過羅伯特·肖，但他就像已經跟我聊天聊了很久了一樣，對我說，他在跟誰睡覺，這大大改善了他和妻子的性生活。妻子們永遠都不應該反對丈夫跟別人睡覺，因為艷遇相當於催情劑。女人們就是不知道什麼對她們有好處。他渾身上下閃耀著演員走下舞台後仍然不肯熄滅的光彩。至於我，他一直傾慕我，現在終於跟我見面了……他這樣講了好幾分鐘，林賽在旁邊聽著，一幅學校校長的神氣，不時插|進來說：「好了，羅伯特，別說了。」然後他們一起離開，走進夜色。林賽像牧羊人一樣趕著他們。「現在走吧……玩夠了……該上床睡覺了。」林賽知道自己很滑稽，扮演著大驚小怪的女教師的角色，他知道自己讓大家窩火，難以忍受。但他也總是讓人喜愛，我一點兒也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皇家宮廷上演《換子疑雲》之前，我再也沒見過羅伯特·肖。他在那齣戲里跟瑪麗·歐瑞演對手戲，劇場里的每個人都知道他愛瑪麗，愛得發狂。「我愛那個女人！」他的呼喊飽含激|情，鮮活的生命壓倒了戲劇，每個人都鼓起掌來。

我當時遇到了一個直接的問題：這本書的出版恰好趕上邁克爾·約瑟夫出版社的動蕩時期。整個公司根本沒有徵求員工的意見就被賣掉了，儘管上個接手的老闆答應過，員工們在公司轉手問題上有認可和否決權。結果一半reａd•９9ｃｓw•cｏm編輯辭職了。我的編輯不喜歡《金色筆記》，但他從來沒有這樣說過，是出版社裡的其他人告訴我的。

時間一天天過去，到了我必須搬出朗廷路的時候，房子還沒有裝修完。大家一起動手：海盜們干那些技術活，比如地板和窗戶；另外一組人——幾個朋友、彼得和我——站在椅子和腳手架上把牆紙一層層揭下來，七層、八層、九層、十層，甚至更多……最裡面一層是維多利亞時代的圖案，非常漂亮，印在厚重的牆紙上。拿起一疊牆紙，你手中就是一本七十年的社會史，一份七十年的報告，然而這些全都進了後院的火堆：牆紙的纖維、碎片和破條，一度光鮮精美、如今碎裂朽爛的地氈，蟲蛀的地板木頭，舊架子和窗帘的破布。但房子的牆體非常結實，石膏板下面的板材清潔如新，磚頭也依然閃亮、簇新。那是一棟精良結實的房子，當初建造它時，人們希望它保存到永遠。

「但他不肯來，醫生。」她哀號起來。

我們可以通過一件小事兒窺豹一斑。我目睹了一起交通事故，一位警察來向我詢問事情經過。他說他當上警察沒有多久，但他就要離職了，因為他不喜歡他不得不做的那些事情。「比方說？」

肯的結局令人心碎。他悲慘地死於肺水腫，他還那麼年輕，他的才華讓我一直有種不祥的預感。當噩耗傳來，我的預感得到了證實，但這當然算不上一種安慰。有些人的死會給我們的生活留下一處永遠無法填補的空場。

就在我從朗庭路搬走之前，《與虎共舞》終於上演了。我在排練場度過了很多時光，部分原因是我跟特德·科特切夫成了好朋友。儘管我喜歡西沃恩·麥克納，但我沒有辦法跟她成為朋友，因為她一排練完就跟一些喜歡豪飲的朋友去參加通宵派對，縱酒狂飲，東倒西歪，干各種任性的事情，因為她必須是個狂野的孩子，必須是女中豪傑。而我根本沒那個體力。愛爾蘭塑造了她，她被賦予了這樣的角色，她把她的角色發揮到了極致。她那漂亮的暗紅色長發經常未經梳理，飽滿豐富的嗓音和話語響徹劇場和她所到之處。即使可能招來指責，我還是要說：愛爾蘭藝術家背負著額外的負擔。如果你在西班牙，你去參加晚餐派對，你會看到一個原型式的愛爾蘭人，他說話帶著狂野的詩意，風采迷人，而且他喝醉了。他說他正在狂歡，已經有三天沒回家了，他那可憐的妻子會怎麼說？他那可憐的妻子會像往常一樣：當他負疚而歸時，她必須原諒他。「噢，你怎麼可以這樣？」但他就是可以這樣，他這樣做過，以後還會這樣做，一次又一次，因為這些都寫在腳本里，或許這也是一種詛咒：如果你是愛爾蘭人，而且是個詩人，那麼這裏寫著，你必須怎樣做。

蘇荷區的色情俱樂部的吸引力不止於此。許可法規定，賣酒的地方要在下午關門兩小時，但在俱樂部裏面，飲酒是合法的。嗜酒的人如果忍受不了這兩個小時的限制，就會到色情俱樂部去。魯本·席普帶我去過一家，我是觀眾中唯一的女人。我坐在那裡看表演，魯本卻坐在吧台，背對著舞台。我到現在還記得那個姑娘：愛爾蘭人，高大漂亮，是個新手。按說她應該扭動身體，晃動乳|房，讓乳|頭上佩戴的流蘇搖擺，但她覺得這太滑稽了，忍不住開起玩笑來，最後竟然把她那對掛著流蘇的大|乳|頭托在手上，獻給觀眾，彷彿獻上兩塊布丁。她放聲嘲笑自己、男人和這整個行當，乳|頭隨著她的笑聲晃動。男人們並不高興——陰沉黑暗越聚越濃，敵意在暗中涌動，這就是他們的情緒狀態，因為她破壞了俱樂部的氛圍，讓他們顯得滑稽可笑。她的上司把她拉了下去，責罵她，而她咯咯地笑著。她丟了那份差事，但後來在附近的酒館做了女招待，她的喜感在那裡成了一種資本。

所有橫幅中，最打動人、讓人愉快的是一條固定在單薄的童車頂部的小橫幅，推童車的是個漂亮的年輕女人。這幅橫幅傾注了一個勇敢的業餘人士的心血。它低低地立在工會、工黨和倡議核裁軍委員會打出的白底黑字的巨大橫幅中間。那些橫幅上寫著：克萊德賽德說不、康沃爾說不、格林威治說不、取締原子彈……而她的橫幅上寫著：「卡羅琳說不」。如果讓我選一幅畫面來概括那些年的遊行，我會選這一幅。或者也可以選另一副——魏蘭·楊和妻子走在隊伍當中，被他們的年幼的孩子們包圍著：孩子們分別在手推童車和搖籃車裡，夫妻二人還分別在背上背著一個，手裡抱著一個。

《如此運動生涯》拍出來了，我喜歡這部影片，儘管我認為它沒有把身體的驕傲表現得淋漓盡致——年輕工人對自己的體魄的驕傲，他們看到自己正處於生命的巔峰，而前方只是向著黯淡平庸的生活的慢慢衰落。

戲劇評論家，文人，專欄作家

西方人最引以為豪的品質，就是我們的獨立性。直到我挑戰自己的獨立性之前，我根本沒有意識到這一點。讓西方人放棄原有的自我依靠，這很困難，尤其是當你視獨立性為自己的生命的時候——你曾捍衛過它、為它奮鬥，暫時失去它時，你掙扎著把它奪回來，就像你成長為共產主義者時所經歷的一切。如果你是女人，放棄自我依憑就更加困難，因為你承受著巨大的壓力，尤其是內在的壓力、情感的壓力。它們比外部壓力陰狠得多。

整棟房子響起此起彼伏的笑聲，伴隨著誇張的叫聲：「噢，他們真壞！」

沒過多久，我就見不到喬舒亞了，因為他完全捲入了流亡政治。但我確實去聽過他的演講——多棒的演說家！有王者之風！絕無僅有的攝人心魄的演說家。但接下來等待他的就是多年的流放，在他自己的國家裡流放，遠離一切美好、友善、愉快、優雅的事物，被關押在像月球一樣荒蕪的拘留營里。他的遭遇證明了伊安·史密斯的敘述。

被別人當成傻瓜，這讓我不太受用。

女性讀者一開始當然沒有急不可待地肯定這本書。相反，有些人謹慎地跟它保持著距離，包括我的朋友，理由是：為什麼要把我們的秘密說出來？但在那個時候，女人對男人的批評態度根本算不上秘密。最先肯定這本書的是男人：尼古拉斯·托馬林，埃德溫·繆爾（他就這本書給我寫了封信）。支持它的美國男人有歐文·豪，稍晚一點有休·萊昂那多，再後來是羅伯特·戈特利布。戈特利布成了我在西蒙&舒斯特出版社的編輯，後來是我在諾普夫出版社的編輯。

特工究竟為什麼把我們跟阿拉伯人聯繫了起來，至今仍然是個謎。

現在想象一個房間，裏面有幾個女人，全都是歐洲人，時間是六十年代中期。我們在談論美國男人。我們都有美國情人（不，應該說是性|伴|侶），有兩個人曾經有過同一個男人，或者說曾被同一個男人擁有。這類談話在女人之間並不常見（或者說在當時不常見），只是碰巧了，大家聊了起來。我們有十來個人，從這件事兒聊到那件事兒。我要給出的結論非常全面，不可能是一個女人的研究結果。

那時他們已經創辦了《新左評論》，坦白地講，我覺得無法卒讀，儘管我是它的正式支持者，而且至少是委員會成員。那些文章帶著學術論爭的風格，缺乏生機（這個詞用起來容易，但卻很難給它一個確切的定義）。那些文章來自推理，就像一台依靠觀念來生產新觀念的機器，跟「實際生活中」真正發生的事情幾乎沒有聯繫。但那些好辯的作者們很少注意到這一點。這些連篇累牘、鋪天蓋地的分析、論證和爭論究竟幹了些什麼？帶來了哪些變化？它們對英國的社會主義產生了影響嗎？它們創造了一個新英國？變成了政黨政策的一部分？一種「新」思潮出現時，人們想當然地認為一定要有一份屬於自己的雜誌。於是年輕的新人大刀闊斧地顛覆邏輯，撰寫思想性的文章，但這些文章最後絕大部分進了吸塵器。對這種現象的回答往往是：「但它創造了一種觀念的氛圍，間接地改變了人們的思想。」它確實培養了一批人，他們後來寫了一些書，其中的思想是《新左評論》裏面沒有的，因為他們向前走了，我猜有人會說，這些書是《新左評論》中那些莫測的新思想的發展。當新思潮退卻或者滾滾遠去，你問那些始作俑者：那麼，你究竟獲得了什麼？他們的回答往往是：「我從中學到了不少東西。」當人們問起我參加的南羅得西亞共產主義小組，問起我當年四處奔走、發表演講的經歷，問起當時的雜誌和政策究竟取得了什麼成就時，我也是這樣回答的：「我學到了很多。」現在我相信，對學習的渴求是我們擁有的最強烈的激|情，也是最深的激|情。那些年輕人，當他們創辦雜誌、發起新思潮、建立新社團時，他們其實創造了一個環境，那個環境讓他們可以在短時間內學到很多東西。那些年輕人最後幾乎都去了大學，現在成了教授，撰文著書，出現在電視和收音機里。原來那種激|情澎湃、確信無疑的態度在他們身上已經蕩然無存。

「對的，親愛的。」丑婆婆尖叫著回喊。

「是的，是的。」丑婆婆喊著回答，「你對我很好。」她正在把一些漂亮的餅乾擺在盤子里，隨手把餅乾屑撒給小狗，小狗像咬蒼蠅一樣去咬它們。

「這就對了，親愛的。」莉蓮·皮爾斯從她的窗口說，「你不要理那個骯髒的老東西的胡話，也不要讓他進你的房子。」

這種粗陋的愚蠢在遍地開花，這是可以預見到的嗎？是的，因為每一次大眾政治運動都會釋放出人類行為中最糟糕的部分，並加以崇拜。至少在一段時間內是這樣。

五十年代和後來的六十年代的獨特之處在於：沒有規範。那個年代當然是有史（人類記得的歷史）以來第一次，社會上不存在被人普遍接受的行為規範。與此同時，我們又獲得了控制生育的技術。各種各樣的事情都在發生，沒有規範來約束大家的行為，直到艾滋病降臨，一舉重建了道德。

我經常向我的朋友講起這些傳奇，看著他們的臉，等待著這樣的時刻：一絲懊惱的負疚神情出現在他們的臉上，表明他們正在疑惑，他們怎麼變成了冷漠的惡魔，聽到這樣的故事居然想放聲大笑。

我首先閱讀了佛教的各種傳統書籍。佛教很快就會吸引很多人，直到今天仍然如此。（而當時我們幾乎沒聽說過。在六十年代之前，我們思想上存在著絕對普遍的無知和僵化，很難把這種狀態向今天的人描述出來。）佛教對強悍好戰的西方很有吸引力。然後我開始了解印度教的方方面面。我喜歡印度教，因為它是多神教，有很多形態。它就像羅馬天主教，把它遇到的文化中的各種神和聖人吸收進來。但我不是印度人。我知道，這對很多人而言根本不是障礙，越來越多的西方人在印度和其他地區靈修所里纏上腰布、戴起紗麗、在眉心點上紅點。我當時讀了東方的所有偉大經典——《吠陀》、《薄伽梵歌》以及各類禪宗典籍——我從中尋找信息，非常享受、非常愉快，但最重要的，是我希望從中獲得指引。但我總是從什麼門進來，又從什麼門出去。然而，一個事實從我的一切努力中浮現出來，這是一個基本的事實：在這種探求中，人需要導師。沒有導師，就沒有嚮導，你也許註定會遇上麻煩。在各種聲音、各條道路匯成的海洋中，這是我唯一牢牢抓住的想法。但到了後來，這一點早就不再是理論上的假設，因為後來有好多年，我親眼看到一些衝動的人在這些危險的領域探索，但沒有嚮導，結果陷入各種哀痛，暫時或永久地發瘋更成為家常便飯。

我說我不準備吃草莓，我要走了。

「茶。」莉蓮·皮爾斯吩咐著，小個子男人立刻把茶壺端了上來。

五十年代後期、六十年代早期，「古魯」伸出的援助之手不具有足夠的說服力，讓人們交出自己。我確實嘗試過一次，部分地出於好奇心。我坐在古魯的當地代表面前，他傳授給我的東西相當於精神療法，非常初級的精神療法，以至於讓我回想起薩斯曼太太而心生欽佩。精神療法在當時是非常「炫的」、「潮的」（這些字眼兒也剛剛進入人們的語彙），跟我們今天的情況大不相同，現在你認識的每兩個人裏面就有一個諮詢師，尤其是那些（我忍不住要說）有過極其痛苦的情感經歷的人。

「是的，我要裝。我還要裝一個通暖氣的毛巾架。請幫我裝上。」

六十年代大約有六年的時間，對於在查林頓街60號居住或進出的青少年或年輕人，我充當了他們的女舍監（這是個六十年代的詞），這足以證明我跟時代的融洽。這些年輕人都有這樣或那樣的麻煩：他們很「不安」，受到毒品的誘惑，酗酒，嚴重精神崩潰，在警察局掛了號。在那個特定的時期，這是我的成長點，成了我的工作，儘管我也在努力寫作，最顯著的成果是《四門城》。

記者們加入了遊行，目的是想獲得隻言片語，加以利用，這讓整個事情顯得很荒唐。

一些認識警局高層的人告訴我，他們是世界上最聰明、最迷人、最令人欽佩的人，但我們大多數人遇到的警察不知怎麼都是級別較低的。我自己的經驗告訴我：總的來說，警察都不是很聰明。我是白人，屬於中產階級，在倫敦居住十年後已經步入中年，我這種人不會引來警察那出了名的野蠻行徑。但我有很多各種膚色、各種年齡的朋友，他們中有些人會受到警察的野蠻關照。但在我知道的很多事件中，警察的表現不是冷酷，而是無能。

「我不認為只有一種……」她微笑著，贏得了聽他們的談話的人的讚賞。

「警察們為什麼會那麼蠢？」對抗發生之前的一個多星期，運動成員中間回蕩著這種讓人開心的憤慨的聲音。因為每個人都知道會發生對抗，很多人嚮往對抗、嚮往衝突和鬥爭。有太多人喜歡這類事情。

當我寫《南船座中的老人星：檔案》第一卷什卡斯塔時，我讓原子彈墜落，毀掉了北半球，讓北半球成為不毛之地，但讀者並不是這樣「理解」的。因為讀者談起這本書時，彷彿我寫的是整個世界的毀滅。現在讓我感興趣的不是故事，不是情節，而是這樣一個事實：人們當時絕對想當然地認為，如果一顆原子彈落下來，那麼全都完了。那顆毀滅性的原子彈，代表徹底的終結。

《金色筆記》是在高壓下完成的——內心的高壓，它把我帶入了另一個昏暗的領域。有時候，推動小說產生的情感壓力跟小說的主題相去甚遠。每個作家都懂得這一點，但我認為只有少數讀者能夠理解。《第五個孩子》的寫作動力是劇烈的挫折感和憤怒，因為在當時，讓報紙報道蘇聯入侵阿富汗的真相是不可能的。整整一代編輯和記者（他們都曾經站在極度邊緣的立場上，但就像常有的情況一樣，他們的立場變成了主流觀點）仍然保留著對蘇聯的溫情脈脈的忠誠，無法對他們熱愛的國家說出一句批評的話——一開始完全做不到，後來有所鬆動，但仍然很困難。這就是《第五個孩子》背後的蒸汽機頭，但你不能說，這部小說是「關於」蘇聯入侵阿富汗的。《金色筆記》寫作的背後是失落感和變遷感。我被拽到了自己的情感極限，先是被傑克，然後是被克蘭西——更確切地說，是被我自己的情感需要，這種需要跟他們個人其實沒有關係。我已經明白，我有一種對「受傷英雄」和「受苦的男人」的需要，我知道這一切必須停止。與此同時，彼得（我的第三個、也是最後一個孩子）正在長大。失去，分離……戲劇早已進入了尾聲，該收尾了——劇終。所有這些劇烈的能量都湧入了《金色筆記》。情感的能量比我們想象的要強烈得多……而且，不得不承認，經常被我們稱為「智性」的東西其實是感性的。當一群知識分子擠在一個房間里爭論意識形態問題時，還有什麼場合比這更加充滿劇烈的情感、激|情和毒素？但我屏住呼吸，滑過了這片危險的區域。

愛德華·湯普森作為英國工人階級的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正在被遺忘、被冰封進過去的歲月。但在與他同時代的人的記憶中，他的形象要比大多數人高大很多倍。浪漫，總是充滿激|情地辯論，他的想象力照亮了他現身的每一個場景，描繪出人類充滿無限希望的未來。我寧願相信，英國此刻有年輕的愛德華·湯普森在成長，將會接替他的位置。然而，唉，我們生活在一個斤斤計較、冷漠無情、謹小慎微的時代。

「好吧，錢是你付的，但我不想看著你這樣浪費錢。」

我跟肯·泰南之間的性遭遇是最怪誕的。我跟他一起去看戲，然後去參加了一個派對，一些演員在演出后在那裡消遣。肯是派對上的明星，盡情說著俏皮話、給出批評和慷慨的建議。我們玩到很晚，肯建議我在蒙特街過夜。每一代年輕人都認為，隨意的生活風格是他們這一代人發明出來的，其實，男女清白地同床共枕並不是到了六十年代才開始的。跟某個男人共同度過一個朋友之間的夜晚，這種情況我經歷了不止一兩次，因為我們聊天還沒聊夠，或者是他錯過了最後一班火車。肯和我之間從來沒有感覺到性吸引，十分之一秒的瞬間都沒有。我想象不出，還有誰會像我們兩個人這樣不能讓對方的脈搏加快。我經常去泰南的卧室，因為在他家裡開派對的時候，那是我們放外套的地方。我從浴室出來，準備上床，在可親的肯身邊躺下，突然，卧室的牆面非常詭異地變了樣子：掛著各種各樣的鞭子，彷彿一座鞭子的博物館。你讀到這裡會想（你一定會想，是不是？），肯會說：「你是不是很想知道，把這些鞭子掛在這裏做什麼？」或者我會說：「說說這些鞭子吧，肯？」根本沒有這回事情。我們躺下來，肩並肩，愉快地談論著各種各樣的事情，但絕對都是跟政治有關的，因為那是我們最喜歡的話題。我以前經常對他說，他是個浪漫的人，甚至可以說多愁善感，而且懵懂無知；而他抱怨我憤世嫉俗，對人性缺乏信心。我記得有一次，他召我去參加一個會議，他們要去抗議什麼事情，讓我一起討論策略，抗議的內容我已經不記得了。參加討論的是幾位知名人士。我說，一些名人通過在公眾場所「靜坐」和絕食來抗議，這件事情既滑稽又可笑，因為每個人都知道，「絕食」一結束，我們就會去一家五星級酒店吃飯。肯認為我在打造公共形象方面一點兒天賦也沒有，而且他認為我經常表現出反動傾向。

他在《每日快報》工作，因為他我突然掉進了一個跟我自己的世界相去甚遠的地方，彷彿走在一部小說里。他的朋友們都去看賽馬，押注，都有他們最喜歡的酒館，而且都是右翼人士。在報社裡，他是個大有前途的年輕人，得到上級的垂顧，大老闆對他尤其青睞有加。比弗布魯克如果喜歡他的一篇文章，就會讓跑腿的送來一百英鎊。這種貴族式的慷慨氣派讓我莞爾，但這位雄心勃勃的學徒卻熱衷於此。他也為格拉納達電視台的伯恩斯坦工作，但我不記得他為什麼要做這份工作了，也不記得他做的是什麼工作。他喜歡這種身份：有權有勢的人最寵愛的男孩。一天夜裡，大約凌晨三點，電話響了，是伯恩斯坦打來的。格拉納達電台的員工們明天要罷工，伯恩斯坦怒火中燒，但他的最主要的情緒是難以置信。「他們怎麼能這樣對待我？」他在電話里不斷地質問，「他們難道不愛我嗎？」他們難道不愛我嗎——暴君永遠的呼告。我聽到我的臨時愛人說：「愛，他們當然崇拜您，我們都崇拜您。」但這句話不符合人們當時對伯恩斯坦的看法，但女人們在歷史方面往往鼠目寸光。伯恩斯坦也是一個不該被忘記的人。他立志提高電視節目的水準，他做到了。現在的電視巨頭沒有一個像當年的格拉納達電台那樣樂於冒險、勇敢無畏。

無論多少不幸也無法阻止莉蓮時刻關照她的鄰居。她會打發約翰或傑克來告訴我，她聽說我想在三樓的后牆上貼黃色壁紙，我應該心裡有數，晴天里，太陽會曬到屋裡好幾個小時，我最好確保牆紙經得住這樣的日晒；要不就是當我從街上路過時，她衝著我喊，說她剛剛看到水管工在原來埋狗的地方挖新的下水道，那裡埋著六條狗，我最好是注意一點，別讓那些骨頭跑進垃圾箱，否則警察就要來問話了。她會沿街拄著雙拐（因為她的腿不好），拖著身子來到我門前的台階，敲門，因為她聽說街角蔬菜店的店主明天要專門去一趟考文特花園，他會按照我的請求帶一些精緻的水果給我。「是大蒜嗎？你快去吧，親愛的，告訴他你想要什麼；他會看在我的分兒上幫你帶的。」

肯住在梅菲爾的蒙特街，跟他當時的妻子伊萊恩·唐迪住在一起。他們的公寓的裝飾風格在我當時看來屬於平庸的時髦。牆上貼的壁紙是波希的《人間樂園》，椅子上矇著假虎皮。他們的公寓經常擺滿時下流行的東西。如果你去那裡參加派對，你會發現那裡的人要麼是新聞人物，要麼有點名氣。喜歡結交名士的人其實往往缺乏安全感，痛苦不堪，但我當時並不明白這一點。

讀者也許會不同意：你說的是上私立學校的男孩子，他們肯定只是一小部分人。是的，但這種狀況並不僅僅體現在上層階級的男人身上，遠非如此。有一個小小的證據最能向我們提供一條通往英國男性內心的黑暗深處的線索，那就是英國喜劇的一成不變的情景：一位無動於衷、目不斜視的嚴肅（「嚴肅」才是最本質的）男士，受到一位女士或姑娘的追求，她愛上了他，或者迷上了他。這種戲可以是愉快的，也可以是冷酷的，但她一定是個滑稽的角色，荒唐可笑。這是一種侮辱儀式，一次又一次地出現，沒有這類人物的英國喜劇非常罕見。要不就是一位正派的英國男人，發現自己置身後宮女眷或一群性感女郎當中，但面對她們可笑的賣弄風情，他行為端正，無動於衷。「今晚不行，約瑟芬」成了英國人最喜歡的、永不過時的玩笑，這絕不是偶然的。只有在英國（或者我應該說「只有在英格蘭」）才會這樣。然而我必須告訴大家，我遇到過兩個男人，如果我嫁給其中任何一個，都有可能快樂地廝守終生，他們都是英國人。

但此時理查德已經進來了，他草草地向我打了個招呼，我看得出他眼裡只有那兩個女人。我羡慕他可以跟兩個這麼體貼的朋友討論他的問題。他穿著運動裝，摩莉取笑他：「你要去鄉下消遣一整天吧？」

這條可悲的法則有一個例外，但這也許是因為他們不是一老一少兩個男人，而是一個年老的女人和一個年輕的男人。女演員路易絲·布魯克斯在遲暮之年結識了來看望她的年輕人肯尼思·泰南，他們發展出最迷人的友誼：溫柔細膩，知道自己在異想天開，充滿對不可能實現的愛的思戀之情。

寫到這裏我遇到了一個真正的難題。從這以後（就是從五十年代末之後），我生活中有一條幹流真正佔據了我的思想，比其他任何河道都深。只有少數人能夠理解，因為他們有過相似的經歷，而大部分人對這部分內容都不會感興趣，或者會覺得枯燥無味。因此我乾脆這樣說：這曾是我的真實生活。

我們這些西方人，被西方價值所浸透，期待得到所有的東西。我們被允諾了一切，有些允諾是大聲的、公開的，有些是隱含的。我們相信，我們配得上擁有任何東西。當有人告訴我們，那裡藏著誘人的東西，那裡有一個巨大的寶藏，我們的反應立刻就是：必須得到它。彷彿那是我們的權利。當我得知存在著另一個世界（靈性世界，用「靈性」這個詞讓我覺得很吃力，因為這個詞已經被嚴重貶低）時，我產生了兩種強烈的反應。一個反應是對我們自己的文化的輕蔑，因為它居然對另一個世界一無所知——但我很容易產生輕蔑的情緒，我當時還遠遠沒有認識到這一點。第二種反應是強烈的攫取的慾望，帶著隱秘的亢奮。那是貪婪，但我當時並不知道，還認為那是一種值得稱道的反應。我擁抱著自己，暗暗說著「給我吧，給我吧」。然而比「給我吧」更糟的是「我要干這個，我要實現它。我一定要。」

在這遙遠的一幕中，最有趣的東西也許是大家談話的語調，跟《冷酷姐妹》中懷恨在心的語調相去甚遠。多年來——幾十年來，也許是幾百年來——女人一直在抱怨男人不夠敏感、不夠友善，但一旦獲得了權力，她們就立即容許人性中最醜惡的部分在自己身上展現出來，甚至把它們神聖化。

一幕：蒙特街的派對上。肯在跟一位新到倫敦的年輕女演員爭論。他想說服她，她之所以拒絕鞭子和鞭子帶來的樂趣，是因為她接受的教導讓她對鞭子形成了偏見。

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曾經住在蘇默斯鎮，跟威廉·戈德溫住在一起，他們的名字刻在街腳小墓園的墓碑上。雪萊一定來過這裏。這是一條短短的小街，一邊的房子已經被推到了，地方騰出來，準備蓋一座大大的新學校。當時整條街都破破爛爛的，沒有粉刷。60號這棟房子之所以要出售，是因為業主老太太已經無法照顧自己，它比我看過的任何房子都便宜四千英鎊，售價四千五百英鎊。便宜是有原因的。它有幾十年沒有粉刷了，也許建成之後從來沒有粉刷過，牆面已經裂得像乾涸的河床，覆蓋著一片片深褐色的殼，像變質的巧克力。自從1890年建成之後，它沒有進行過任何修整。

我的收入支付得起租金低廉的房子或者是小筆的抵押貸款。我開始一天接一天緊張兮兮地找房。在倫敦找房的經歷讓我看遍了倫敦的很多地方，以至於現在我無論走到什麼地方，腦子裡常常閃過這樣的想法：瞧，就是那座房子，我本來有可能一直住在那兒。

然後，英國、美國、斯堪底那維亞半島的女權主義者發現了這本書，它於是成了「女權運動的《聖經》」。這是一本由冷靜的頭腦精心架構起來的書，人們居然（在我看來）以歇斯底里的狀態閱讀它。我在瑞典遇到一個極端的例子，一個女演員走到我面前，對我說：「整本書我只讀了《藍色筆記》——噢，不，它是屬於我的，跟你毫無關係。」

我在笑什麼？性，這就是笑的原因。除了時間上的錯位，這個情節完全應該放在這裏，因為當我縱聲大笑的時候，我眼中不僅僅有六十年代，還有五十年代——正像我已經暗示過的，性並不是到了六十年代才開始的。

還有一位年輕的鰥夫。他妻子突然死了，大家都覺得他應該儘快再婚。這種想法很不明智，因為他被憂傷壓垮了，而且仍然沒有從突如其來的噩耗中恢復過來。我愛上了他。雖然陷得不深，但也足以讓我喪失理智。我居然搬到他在切爾西的房子里，跟他住在一起。那是一座小巧玲瓏的漂亮房子，裏面有隻美麗的紅色小獵犬，它非常想念自己的女主人，壁櫥里塞滿了那個死去的女人的衣服。我再次被水下的一股逆流拖著走，這是跟克蘭西分手后的無意志拖拽狀態的延續。它其實也是尾聲：被動狀態的尾聲。

我和其他知名男士之間也發生過類似的事情——我不會透露他們的名字——然而肯不僅不掩飾自己的趣味，還喜歡拿出來炫耀。他非常極端，像說教者一樣，有一種相信每個人都必須跟他一樣的需要。他把自己創作的有些荒唐的音樂劇《噢，加爾各答》描繪為「文明人的飯後消遣」。

當時，我們的教育和文化對東方的偉大宗教和偉大靈性傳統談論得很少，連竊竊私語都算不上。我們自己的文化核心裏面有基督教的內在靈性傳統，有聖十字約翰、諾里奇的朱麗安嬤嬤這樣的作家，還有《未知的雲霧》這樣的書，但這些都是罕見的個別現象。他們具有獨特的氣質稟賦，我認為，具有這類稟賦的人非常罕見，而且往往只有信教的人才知道他們。

一架不那麼牢靠的小梯子通到屋頂。我在那裡曬日光浴，坐在煙囪的陰影里避避暑。短篇小說《屋頂上的女人》就是在那個時期寫的。那是另一個世界，因為不光我一個人在利用屋頂；屋頂上有花草、小花園和躺椅。離BBC不遠的地方正在大興土木，巨大的黃色機器笨重地攀升，在半空搖擺，操縱機器的男人們向我們揮手，大聲邀請我們，恭維我們。

我當時對「靈性探尋」和「靈修道路」的看法，現在回想起來讓我覺得難受、難堪。但我知道，我是我們的文化的孩子，不能指望我當時能夠做得更好，我是很多人中的一個。

有時候，我會坐下來想想我認識的那些特別好、特別善良的人，想想他們會讓我在困境中覺得好受一些。在這種時候我總會想起大衛·派珀——彼得。他很安靜，喜歡說反話，喜歡在一旁觀察，因此不會立即引起人們的注意。他死得太早，也許是因為他曾在日本戰俘營待過幾年，那種經歷從來都不會讓人健康長壽。我認識他的時候，他是國家肖像館的負責人。

拉爾夫·斯格曼主宰著百人委員會，他沒有正式的職位，但當時大家都沒有正式職位，部分原因在於人們認為那是「舊政治習慣」，還有部分原因在於這樣一來，警察就不知該抓誰。

後來，我也認識了吉爾·班尼特。我當時想，任由自己愛上約翰·奧斯本的女人一定是瘋了。我現在也這樣想。但約翰·奧斯本的女人都很出眾，被他甩了之後都很傷心。我的看法是從旁觀者的角度出發的。約翰·奧斯本對我總是彬彬有禮、溫文爾雅。用「可親」來形容最為貼切。他對事物的判斷總顯示出他的寬宏大量。紳士約翰，這是他的真性情——但後來，某些深藏的險惡的力量迫使他吐出毒汁，與別人針鋒相對。

我覺得自己跟約翰很親近，因為我熟悉他的痛苦——彷彿內心深處的膿腫。我理解突如其來的憂懼的刺痛，它讓你變得煩躁易怒。我跟約翰到喬斯琳·理查德家裡吃過兩三次晚飯。那是在約翰跟瑪麗離婚之後，跟佩內洛普·吉列特結婚之前。那幾次晚餐讓我產生了這樣的想法：情婦的領地經常比妻子的領地安全。至少，喬斯琳是唯一一個跟約翰分手后仍然獲得了他的稱讚的女人。托尼·理查德森當時也在。那是「伍德福爾出品」的時代。他們一起拍電影，有很多時間待在一起。這是兩個易怒、好勝、感情豐富的男人，總是成為聚會的焦點，因為他們釋放出強大的能量。約翰在回憶錄中稱他們的那段交往為「沒有性關係的婚姻」，但我覺得他們像是兩兄弟，而且他們像同胞兄弟一樣，每句說出來、沒說出來的話背後都隱含著漫長、激烈、糾結的共同經歷。但他們認識的時間並不長。那些友誼是多麼的隨機、短暫、不牢靠。回首往事，我看到我們怎樣被風吹到一起，迅速結成緊密的、相互信任的同志，彷彿是一個大家庭的成員，然後，萬花筒一轉，表面看起來好像什麼原因也沒有，人和人就重新進行了組合。我以前經常在這裏或那裡遇到約翰，遇到他跟佩內洛普在一起，或者和吉爾·班尼特在一起。他還喜歡寄一些語義不明的明信片。我收到過幾張，我記得那是在佩內洛普之後、吉爾之前，不過也可能是在吉爾之後，或者他跟最後一個妻子結婚之前。這些明信片向你招手，但同時又把你打回去。比如，一張明信片上印著黯淡的海濱街道，街邊是提供「床和早餐」廉租旅館，掛著「空房」或「出租」的牌匾。約翰在背面寫著：我希望你能在這裏。他在一張明信片上送給你幾個吻，但乍一看，你會以為他畫的是墳墓上的十字架。在另一張明信片，他沒有署名字。或者，只寫著「J」。然後是「你為什麼還沒給我打電話？」要麼就是長久沉默之後的交談。對所有這些，我都沒有回應。我很喜歡約翰。但如果說世上有一個人需要你付出寬容、需要注意力、需要你持續地保持警覺——因為害怕聽到你說出傷害他的話，那麼這個人就是約翰。而我當時被各種負擔所包圍，讓我根本不可能憧憬好事情的發生。我說過，我的皮膚生來就太薄，而約翰似乎一點兒防護也沒有。他讓我聯想起一隻受虐待的小狗，它勇敢地面對世界，舔你的手，感激你的撫摸，但當一隻手過於接近時，它就會急忙躲閃，渾身顫抖，縮成一團，擔心你會打它。我曾經有好幾年夢到約翰。現在看來，那是些有趣的夢。直截了當的性夢算不上有趣——等你醒過來，你會想：噢，又是這樣的夢。但有一種夢很有意思，夢裡的男人感情豐富、友善，閃動著愛欲的輝光，彷彿舊情人的重逢，帶著悵惘、詼諧和魅力。魅力，這是最主要的，夢中的一切風光似乎都在微笑，跟日常生活沒有任何關係。

持續了幾個月的倒科林斯運動開展得轟轟烈烈，那是一次骯髒的發酵，謠言泛濫，醜聞橫飛。百人委員會得到了它最想要的臭名遠揚。

但他們為什麼總是想把小說中的人物變成自傳？當我說「不，那個人物是虛構的……那個人物是由五六個相似的人結合起來的……那人物是從另一個場景中搬過來的」時，我經常看到對方的表情轉為失望。我們看到的是人們對想象力的抵觸。人們想要的是現實和事實，是「真正」發生的事情。如果我說「沒錯，那些事情全在我身上發生過」，對方就會長舒一口氣，「噢——」，笑意綻開，心滿意足。為什麼會這樣？曾經，人類的故事全是想象，我們的神話、傳奇、寓言和傳說都是想象，因為我們就是這樣給彼此講故事的。但這種能力在現實主義小說的壓力下衰退了，至少我可以說，故事裏面的想象和幻想成分都被掃進特定的小說分類裏面：魔幻現實主義、太空幻想、科幻、怪誕小說、童話、恐怖故事。我們以我們分割一切事物的方式分割了文學。一邊是現實主義：真實；另一邊是想象：幻想。但現在，大多數讀者在閱讀的時候都願意這樣想：這些事情在作者身上真的發生過。作家費了九牛二虎之力讓故事擺脫了嚴格的個人性，把它轉變為對個人和個人經驗的一般刻畫。他（她）有時候覺得自己真是多此一舉，也許把實際發生的事情原原本本地記下來就好了——寫成一本自傳，真正的自傳。

但那是在中國。在美國和英國，我確實反對女權主義者把我的書霸佔為她們的財產，因為我也經常收到這樣的信：「我在大學時代沒有讀你的小說，因為女權主義者沖我說：離遠點。但後來，我讀了你的書，發現它們並不僅僅是寫給女人的。」

「沒有。這是我第一次回來。我沒那麼多錢。」她回答。他們的臉，她說，僵住了。他們吃不消了，她說。他們不知道怎樣處理真正的現實，不知道怎樣面對一個真正的受害者、倖存者。事情到此為止了，他們繼續用原來的方式跟她打交道，把她當成有用的僱員。

還有一件事情，想起來讓我覺得羞愧。那也是個黑人，來自牙買加。他瘋狂地墮入情網，對我的追求曠日持久、全力以赴。鑒於上次的經歷，我堅持說「不」，但到了最後，我想（就像很多女人可能會想的那樣）：「噢，看在上帝的分兒上，如果這件事兒對他來說那麼意義重大，我何必這麼堅決？」我脫掉了所有的衣服，然後又穿上了，因為我想：「當我不想做這件事情的時候，我為什麼要做？」這對他太殘酷了。我媽媽也許會這樣說，但那是另外一種語境：有些事情，正派女人是不會做的。

「他想我。」她說，讀著讀著臉紅起來，「他性|欲過度。我這麼跟他說：『你的力比多過剩了，這對你不好，天氣這麼熱。』」

我們不斷地迷路，等我們到達北威爾士和普拉斯彭林時已經很晚了，比我們事先說好的時間晚了幾個小時。伯蘭特·羅素和羅素夫人用冷冰冰的正式禮節接待了我們。他們當然已經詢問過斯格曼，斯格曼告訴他們不要相信我們。羅素一開口就用輕慢的語氣說，他從倫敦到這裏只要兩個小時，他很驚訝我們這麼差勁，在路上居然花了那麼長時間。我們去了休息室。羅素夫人警惕地看著我們，彷彿我們是刺客或者是來投毒的。羅素就像精力充沛的、上了年紀的地精。事實上，這匹在政治戰場上身經百戰的老戰馬認為我也是一匹戰馬，一副開玩笑似的好辯姿態立刻顯露了出來。說到底，我此行的任務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我不能說：「你被一個年輕的不擇手段的政客利用了，他在倫敦逢人便說，他讓你做什麼，你就做什麼。」我不能說：「沒有人跟你說實話。」我也不知道羅素夫人在這些事情中究竟扮演著什麼角色。我不能說：「有人懷疑你妻子（她正坐在一邊，微笑中帶著怒氣）跟斯格曼串通起來欺騙你，但也有人認為她也被|操縱了。有人相信，她像很多年輕的妻子一樣，想要保護自己年邁的丈夫。」我想用開玩笑的口吻把這些全說出來，我想說，呼籲單邊核裁軍運動的分支機構裏面有很多年輕無知的新人，他們對卡農·科林斯和羅素幾乎一無所知，滿腦子都是愚蠢的理想主義，跟我們當年一樣少不更事、不諳政治，百人委員會和它所發源的組織之間的鬥爭如果讓他們知道了，對他們沒有任何好處。終於，我鼓起勇氣說，羅素和卡農·科林斯誤讀了這場新運動的情緒、基調和做事風格，而這場運動的參与者並不在乎誰是領袖，也不在乎這些領袖。

人們總是在問：你為什麼寫這部小說？為什麼寫那部小說？為什麼寫那個短篇？你是怎麼寫出來的？對於這類問題，從來沒有一個簡單的回答。你可能會花幾年的時間苦苦思索一部小說，卻一直找不到恰當的方式，然後答案突然出現了，也許是在一個夢裡，也許是在一系列夢裡。無論怎樣，原來顯得不可能的事情突然變得容易了。《三四五區間的聯姻》就是這樣。不知道為什麼，《南船座中的老人星：檔案》的結構為十年來的寸步難行畫上了句號。《聯姻》是整個系列中的第二部，顯得非常突兀。但就像常有的情況一樣，解決辦法十分簡單：我讓一個蒼老的聲音講述這些故事，所有的事情都各歸其位了。有時候，一部小說會突然出現在腦海里，比如《好人恐怖分子》。《金色筆記》誕生的過程並不很長，但非常複雜，這不僅是因為它所涉及的主題，還因為我當時的狀態。我站在真正的十字路口上，處在轉折關頭——我在坩堝里，已經為重塑自己做好了準備。我知道自己已經準備好了，我清楚地意識到這一點。一是因為，我已經下定決心，我的感情生活從此將會不同；二是因為政治，共產主義作為一種道德力量正在土崩瓦解。我周圍到處都是心碎欲絕的人，他們精神崩潰，經受著宗教改宗的痛苦。還有一種很普遍的現象：很多立場堅定的前共產分子發現了自己的經商才能，開始賺錢。他們以前對資本主義各環節的痴迷研究為他們的商業生涯提供了最好的準備。關鍵是，那些把所有的雞蛋都裝在一個籃子里的人非常痛苦。曾經被拒之門外的思想湧入他們的頭腦，有時甚至是以瘋狂的形式。我從小生長在一個一分為二的社會裡：一邊是白人，一邊是黑人。這種分裂的結果在南非傳來的新聞中昭然若揭：森嚴的界線潰散，演變為暴力和戰爭。繼續回溯，我可以聽到我父母的聲音：我父親（至少在他身體依然健康，仍然是他自己的時候）不會隨意地論斷他人，他宅心仁厚，通情達理，寬容大度；我媽媽則時刻準備著把人分成三六九等，準備去譴責和論斷。我知道，在世界事務中，一個異乎尋常的時代就要結束了。我知道，人們不久就會覺得那個時代很瘋狂。我已經明白，彷彿會永遠存在下去的氛圍和觀念潮流，有可能在一夜之間消失得無影無蹤。我在這方面最極端的經歷是「二戰」剛剛結束、冷戰粉墨登場的時刻，一夜之間，友誼盡毀，盟友變成了敵人。有幾年，我一直在想，我渴望讀到的關於19世紀的小說從來沒有被寫出來過。關於19世紀的史書汗牛充棟，但小說卻不多。知識分子之間的辯論、論爭、激|情和仇恨，它們往往是隱藏在正史背後的真實故事，描寫它們的小說在哪裡？如實描寫社會主義圈內生活的小說在哪裡？

沒有人知道該怎麼做，男人和女人都不知道。這就是為什麼當時有那麼多痛苦、那麼多不可理喻的事情。我是不是太誇張了？是的。因為我說的不包括那些令人愉快的邂逅。

「克蘭西在你那兒嗎？」

如果是反過來：「我妻子是個非常膽小的人，我認為，她缺乏勇氣。」噢，那頭感情冷漠的豬。

比如，在瓊·羅德克廚房中進行的那些的談話，我把它用在了摩莉和安娜的對話里。瓊就是摩莉（在小說里當然已經改頭換面），而我是埃拉。小說不是對說過的話、發生過的事情的嚴格記載——這應該是不言而喻的。但那些如饑似渴地想把小說當成自傳來讀的讀者們迫使我反覆重申：不，實際發生的事情跟小說寫的不完全一樣。

魯本寫了些電影劇本，拍成了電影，其中一部由諾曼·威茲德姆出演。但魯本的天賦在於創作憤怒的諷刺劇，就像《調查員》。他生不逢時，六十年代的諷刺劇的革命那時還沒到來。他最終死於飲酒過度，但我不知道他酗酒是不是因為對自己的作品感到失望。

現在，我回首往事，讓我覺得不可思議的是，在我們當時看來那麼重要的創造「新」戲劇風格的計劃，居然沒有我們也進行得有聲有色。

當時有兩個男人住在倫敦，他們早早地讓自己脫離了被選為丈夫或「伴侶」的危險。這兩個人在各個方面都不一樣，但他們護照上的「職業」一欄，都可以寫上「性」。

我的銀行說：「不行，絕對不行。不能貸款給那片區域的房子，不是已經告訴過你了嗎？」但萊恩說，他能幫我搞掂分期付款，完全沒有問題。我認為他說服銀行的理由是那棟房子的結構很結實，因為人們那時候建房子是為了永遠住下去的。不，不用擔心勘察的問題，他已經讓人勘察過了。於是我成了國家威斯敏斯特銀行的客戶。我父親年輕時為威斯敏斯特銀行工作過。我父親一生最害怕的噩夢一直是他可能會欠債，或者陷入更嚴重的債務。這麼多年過去了，很多事情都變了。當我把我父親當年的噩夢告訴銀行經理時，他大吃一驚，他說銀行業務的關鍵就是要把錢借出去。於是我辦好了分期付款，還貸了一筆錢來修整房屋。整個事情辦下來，不存在財務狀況的弄虛作假，相反，弄虛作假的成分出在萊恩身上，他對60號房子的狀況一直含糊其辭。他說，這房子有可能被列入市政廳的改造計劃，但我一定得明白，大倫敦市政廳的房屋計劃經常一拖就是好幾年。而且他們一定會補償我的。我一直喜歡碰運氣，這次我也這麼做了。我從來沒有為這件事情後悔過，因為如果不這樣，我當時就不可能在我相中的地段買得起房子，而且它也確實讓我告別了走到哪裡吃到哪裡、隨心所欲、無力承擔貸款的波希米亞風格，過上了適合我的生活：擁有一份產業，受人尊敬，銀行賬戶可以透支，即便我的每一分錢都是借來的。但在我住進去之前，必須把房子修整一番。萊恩認識一個建築工人，讓我們稱他為道格，萊恩的同類人，不拘禮節，「你可以相信我」，他會負責把房子很實惠地修整好。

「一本書改變了一個人的生活」云云，只意味著那個人已經做好了改變的準備，而那本書只是輕輕推了她一下。

當時瓊·利特爾伍德正在東斯特佛德創作戲劇。在那裡，我看到了我到那時為止看過的最有創造力、最精彩的作品——戲劇水準的提高要部分地歸功於瓊·利特爾伍德。劇場里幾乎總是空空蕩蕩，觀眾只有十幾、二十幾個人，都是我們這些從市中心遠道趕來的左派。瓊本來的打算是為這一帶的工人們經營一個劇院，但他們都不來。那時瓊是個聒噪的共產主義者，她總在高聲宣揚共產主義。我很難想象她真的是黨內人士，因為黨對她的態度充其量也只是「勉強容忍」。

她喜歡自己的生活，但她染上了一種細菌，一個勁兒地腹瀉，她急不可待地盼望熱帶疾病醫院把她治好，因為她想回家。

朗廷路周邊的街道引來很多好奇和閑逛的人，這裡是地氈交易中心。沿著電車軌道望去，半地下的房子里擠滿了拿著低工資的姑娘們，在縫紉機上做著裙子和女上衣，但這個行當大部分已經搬到別的地方去了。這裏的店鋪都是批發商，店裡的陳設都是為了吸引採購商，而不是來逛街的人，如果你往裡面瞥一眼，就會看到激烈的討價還價的情景。幹這一行的主要是猶太人，附近有個餐館在為這些生意人提供吃的。在沃里克路，物美價廉的餐館是印度餐館，但在這裡是猶太餐館。四年後，當我再次搬家時，這一帶物美價廉的是希臘餐館，那間餐館總是顧客盈門。我帶很多人去過那裡，我記得最清楚的是莫迪凱·里奇勒，他很想讓我喜歡上填雞脖，但我說，他一定是在享用著對童年的懷舊回憶。克蘭西經常去那裡。美國人喜歡那裡，因為當時美國的演藝界和出版界中有不少猶太人，其中太多人來自布朗克斯，以至於「我在布朗克斯長大」這句話在餐廳里此起彼伏，就像歌曲中的副歌，或者讓你想起那些小說：一個大家庭在貧困線上掙扎，但家裡那些聰明的孩子們個個飽讀詩書、有文學抱負。他們命中注定要擺脫困境，震撼世界。而那些非猶太美國人說，這個餐館的家庭氣氛以前在紐約很常見，但現在正在消失，所以他們在這裏覺得像是在重溫自己的歷史。rｅaｄ•9９ｃsw•coｍ

一幕：彼得和安妮躺在床上，用胳膊摟著對方。我坐在床腳，我們一起聊天。房門突然打開，他們的一個女兒出現在門口，尖叫著，戲劇性地舉起雙手：「你們在幹什麼？」

彼得去了寄宿學校之後，魯本和伊萊恩就放開手腳實施把我嫁出去的計劃。我走進他們在切爾西的住所，有時會發現一個男客人惴惴不安地等在那裡。單身的女人經常會遇到這樣的男客人——但現在已經不像以前那麼頻繁了。單身女人甚至會讓她的好朋友們感到緊張。他們總是試圖把我匹配給來訪的加拿大人和美國人。我總是盡量在第一時間低聲對他說：「放輕鬆——我不想結婚。」然後我們就像兩個向大人隱瞞秘密的孩子那樣相視而笑。「你們在笑什麼？」而我們兩個人故意並排坐著，像是犯了錯，但其實是在暗自得意。

我說過，我不喜歡派對，不去參加派對，但當時有很多派對。有不少派對在派珀家的河畔宅邸舉行，那棟房子里有很多漂亮的孩子，現在回想起來，我當時彷彿置身於一幅田園風景中。不，生活不是那樣的。但確實有些地方、有些人被賦予了迷人的魅力，你看著他們，眼中只有他們的魅力。有諷刺意味的是，在派珀家，我這個逃離了家庭生活的人會覺得自己彷彿站在一片神奇的土地的邊緣，在那片土地上，家庭生活中一切令人不快的東西都被魔杖驅散，但我被永遠地排除在這片土地之外。

這些事情不像看上去那麼簡單。

「不得不說很多謊話。」他說。

「有人這樣說過我。」我說，「但只有在非洲，人們才這樣說我。你怎麼定義波希米亞人？」

「我們家長有自己的權利。」彼得平靜地說。

我需要簡潔地概括一下我當時面臨的真正的、持續的尷尬處境，這種概括當然不會特別令人滿意。如果你是個虔誠地履行各種儀式的基督徒，或者出於文學的目的而讀過《未知的雲霧》之類的書，你就會知道「神秘主義」這個詞意味著某些嚴肅的東西。但這種態度在西方並沒有形成一種文化，不像在有些東方文化里，人們求師問道（尋找規訓）不是什麼稀奇的事情。在西方，大多數人一聽說你對神秘主義感興趣，馬上會跟你談起幽靈、喧鬧鬼、輪迴、算命、《易經》、UFO、占星術等。他們認為，神秘主義就意味著這種或那種刺|激的體驗。然而，任何文化中的嚴肅的靈性規訓都教導學生，要忽略所有那些誘人的路邊風景（例如「超感知」），當你真的體驗到「超常」現象時，要把它們視為誘惑、視為無關緊要的東西。

我們又迎來了一個新時代，它的最戲劇化的象徵是蘇聯的人造地球衛星（在俄語里，這個詞的意思是「旅行伴侶，衛星，同志」）。這是天空中出現的第一個新技術的幽靈，很多人整晚不睡覺，希望能一睹它劃過天空的身影。我站在屋頂上，希望雲彩不會妨礙我的視野。我沒看見衛星，但我興高采烈，無比快活，滿懷成就感：我們真的覺得那是全人類的一大進步。烏鴉在歌唱，不知道為什麼，烏鴉喜歡在那一帶出沒。它們一開始鳴叫，朗廷路的黎明和黃昏就降臨了。

幾十年來，我們的社會中始終存在著被我稱為「思想包」的東西，它們廣泛流行，被普遍地接受。在我們的西方教育中成長起來的每個年輕人都被灌輸了這一整包東西，以為這是唯一可能的思想。現在的情況已經沒有以前那麼嚴重了，因為後來被排擠的少數派的思想已經滲透其中。這個思想包裏面的第一條是馬克思主義，五十七種馬克思主義流派中的一種，即便當它改頭換面，人們已經不認為它是馬克思主義了，它其實仍然是。第二條是大家都相信的，人類社會註定會在各個方面變得更好，尤其是物質方面。物質上的日益豐足是每個人的未來，汽車、冰箱、舒適和保障只會越來越多，世界上每個人都站在一架上升的電梯上。（但這種信心現在已經不那麼有說服力了。）這是物質主義，每口鍋里都有一隻雞——美國艱難時期的政治口號，取代了「天空掉餡兒餅」。每口鍋里都有一隻雞，到處都有雞吃——但到了今天，這一點似乎跟以前一樣遙不可及。最後一點，思想包裏面最龐大的術語：哲學上的物質主義，上帝死了、科學為王的物質主義。

自從我離開了受人尊敬的中產階級生活方式，離開了弗蘭克·威茲德姆，跟同志們會合，我就一直跟慷慨的人在一起——在我的經驗里，共產主義者總是很慷慨。我在倫敦的早期生活也伴隨著對金錢的總體蔑視，也許是因為我們都沒有錢。自從我終於掙到一點錢，就開始有人向我「借錢」。很多錢借給了年輕男人。一文不名的年輕男人經常得到年長女人的幫助，這種現象合情合理，因為這種心理需要是雙方的，而且它跟性不一定有很大關係，或者說跟性沒有關係。如果我想，我可以列出一長串「債務人」名單。我對這些絲毫不感到後悔，但給那個讓人不快的年輕女人的每一分錢都讓我覺得怒火中燒，我很生自己的氣。這就是為什麼我躺在黑暗裡，忍受著噁心、高燒和躁怒，反思自己的性格。時間已經過去了幾十年，現在寫下對自己年輕時的性格的洞見是很容易的，但即便在當時，我也瞥見了我性格中的一些基本因素。我一生中有過幾次這樣的經歷：在我真正恰當地理解自己很久之前，短暫地、隱隱地領會到這種理解。我當時下了個決心：如果我天性中有這樣的弱點，那麼我至少要能夠控制它。等我在自己的房子里安頓下來之後，我要真正挑選一下，哪些人是我願意負責的，這將是我自己的選擇、我自己的決定，我將獲得控制權——採取行動而不是被動響應。那棟房子太大了，我當時這樣想。彼得那時是十五六歲，他的行為舉止已經開始像整個六十年代的年輕人的風格：他有時候被別的家庭當作榮譽成員，就像他的朋友們，跟我的關係比跟他們自己的父母的關係更融洽。用不了多久，那棟房子就會被十幾歲的孩子佔滿。

有段時間我經常見到喬舒亞·恩科莫，他現在是辛巴威的領袖。當時他經歷著作為未來的非洲領袖在倫敦必經的階段：勉強糊口，對未來心懷恐懼。他完全有理由感到恐懼，因為他將在南羅得西亞的拘留營度過十年，那無異於被關押在月球上，陰森可怖，見不到書和報紙。但當時他被一個新的局面所困擾：人們說他已經被收買了。道德重整會的人在拉攏將來可能成為非洲領袖的人，喬舒亞·恩科莫受到邀請去他們在瑞士的總部科城住了幾天，於是背上了這個罪名。他看不出他們有什麼問題。「他們都是些善良的人，對我不錯，很好地接待了我。況且我也是有宗教信仰的人。」我向他解釋局勢的微妙。他說他討厭政治。他只希望能在自己的村子里開一間店鋪，跟家人生活在一起。他很想家，在倫敦感到凄冷孤單。喬舒亞不是唯一一個向我吐露這種雄心壯志的非洲領袖。他是個卓越的演說家，這是他被吸納進政治領域的原因。我對他的名聲早有耳聞：他站在肥皂箱上演說，布拉瓦約的人群都被他迷住了。

參与運動的成員不斷地在各個分支和社團之間改換門庭，他們竭力想要獲得像我這樣的人的支持，因為老衛兵是有價值的，我們的名字放在信頭上可以增加分量，尤其是有助於他們籌集到更多資金。

她用了很長一段時間才發現他非常富有、非常成功。他是個商人，工作勤奮，她很少在白天見到他。

彼得和他的朋友目睹了這種不像貴婦的舉動，感到難為情。

好了，這就是我經歷的五十年代，捎帶著前後兩個年代的末尾和開端（1949～1962），就像一個年代經常會向前後延伸一點。我在1962年秋天搬進新房子。著名的62年、63年之交的冬天就在前面，整整七個星期，寒潮蔓延了整個國家。還有一場糟糕的大霧，但不像過去那種可怕的黑霧那麼糟，後者已經敗給了《凈化空氣法案》，但我那雪白耀眼的牆壁還是在那場霧中喪失了它們的清白。這不是因為新做的窗框不好，而是因為緊閉窗戶讓我受不了。查林頓街和蘇默斯鎮的其他街道，家家戶戶的水管都結了冰，只有我家的沒有被凍住。當水理事會放在街角的水塔也結了冰，我就給58號供水。我在《特別的貓》這本小書中描寫了這場冰凍。

一個黑人流亡作家在倫敦打發時間。他追求了我幾個月，滿懷熱情；他愛我，想我想得無法入睡。他唉聲嘆氣，痛苦不堪，不斷地傾訴他浪漫的絕望——那一套情話。我還從來沒跟黑人上過床，因為我對他們沒有真正的興趣。你可以說，這是我早年形成的條件反射，但它不同於另外一種條件反射，後者讓人們（我認為主要是男人）渴望黑人的身體。出於對他的憐憫，我終於屈服了，希望能讓他那痛苦的激|情得到緩和。真正的性接觸也許只持續了三分鐘，然後他就睡著了。他打鼾，我從來沒聽到過這樣的鼾聲，從那以後也沒有。我去另一張床上躺下，平靜地睡到早上。我給他端來一杯茶，他顯出對妻子般的言聽計從，同時又有些得意。然後他發現我沒有睡在他身邊，便質問我為什麼。我所受的良好教養——「你永遠不能傷害別人的感情」——起了作用，我只好含糊地低聲說：「你打鼾。」他很驚訝。他喝完茶，穿好衣服，說自己真是太幸福了。他的浪漫追求又開始了：電話、充滿激|情的信、街頭的邂逅——他埋伏在那裡等我。我忍不住覺得，他的這些浪漫激|情都是受到了文學作品的影響。有時候，當我跟一些黑人女性朋友談起她們的伴侶那聲名在外的性激|情時，我會在她們的臉上捕捉到某種譏諷的神情。但也許只是我不走運。

「你不需要在卧室里裝暖氣，親愛的。那樣不健康。」這是人們當時的想法，現在仍然有人這樣想。

「在紐約，如果你是單身女人，你就不會自己開派對，你等著已婚朋友來邀請你。你就像是待在閨閣里，直到找到一個男人。」

《金色筆記》有著最離奇的經歷。

維多利亞時代的人知道花意味著什麼，男人必須向女人獻上花束，這是約定俗成的。我很想說，當維多利亞時代的人立下那麼多規矩和約束時，他們知道自己在做什麼。愛情是禁令的產物。但讓我們拋開愛情這個話題，因為在世界的某些地方，愛情似乎已經過時了。早在五十年代，人們已經覺得性是安排在日程表上的東西，是應該按計劃去做的事情。如果沒有做，就會招來抱怨。

一個男人來自南非。他身後有著典型的惡劣的童年經歷：有一位粗暴殘忍的父親，為躲避父親的毆打和冷酷對待，他早早地逃進大城市的黑社會。他在倫敦為自己建了一座房子，就像一座神廟，但不是為了愛（當然不是），而是為了性。這個窮孩子是怎麼做到這一點的？那可是一棟精緻的房子。最好別問。這是一座暴力和多愁善感並存的房子——在這裏，多愁善感和痛苦再次聯繫了起來。多愁善感是眼睛中的淚水，彷彿有一位看不見的觀察者在數著淚珠，每一滴都證明了自己高人一等的感性。而痛苦不一定是身體的，那也是心靈的屬地。在那棟房子里，每個女人——各種年齡的女人——都被愛慕、被崇拜、被征服。但這種類型的性|愛並不是每個女人都喜歡的。

另一個派對上：「我丈夫經常不能勃起，他半陽痿了。」哄堂大笑。

我開始了對另外一種完全不同的事物的系統化研究。我不知道該從哪裡下手，也不知道該怎麼做。那個被排除的世界在我們的文化中的代表都是一些不太可信的做法和信仰，比如降神會、占星術、算命等，因此我一次又一次被推開，但始終沒有放棄，沿著我能找到的每條線索探尋：書中的一條註解，偶然聽來的東西，收音機里的議論。例如，葉芝領我進入了「金色曙光」，但布拉瓦斯基夫人和阿萊斯特又把我帶了出來。我知道，魔法、神秘和怪誕行為不是我要尋找的東西。這段經歷持續了幾個月，與我的日常生活并行；我找不到可以跟我討論這些事情的人，因為我認識的人都緊緊抓住那團思想包，左翼人士如此，甚至右翼人士也是如此。我在《四門城》中通過瑪莎描寫了這次探尋，但那是經過縮減、凈化和簡化的版本——你不能把生活不加修整地放進小說，如果你不想讓讀者打著哈欠把書扔到一邊的話。我又陷入了當我還是個小女孩時的境地：不能說出自己的想法。

他總是很忙，他是巫師大會的召集人，而且在情感和魔法的各個方面對巫師進行指導。他不能像自己希望的那樣經常去愛爾蘭，繁重的巫師事務把他羈留在布萊頓，他讓自己最好的朋友去克萊爾縣去看她，讓她堅持住，時間正在過去，儘管非常緩慢，但用不了多久……然而，經典故事再次上演。他來看我，充滿怨憤和遭到背叛的感覺。「他不是巫師，不是我們中的一員，是否跟處|女發生性關係對他來說毫無區別。他甚至沒那麼認真，對他來說那只是一場風流韻事，而且她明年就去上大學了。」

寫這些回憶錄讓我知道了記憶的很多小把戲，最重要的一點是它如何簡化事物。它把人生經歷修剪得整整齊齊，讓光明與陰影形成強烈的對比。我在沃里克路度過的四年不可能像我記憶中那麼糟，我在朗廷街的生活也不全是社會運動和愉快的聚會。但貫穿五十年代緩慢生活真像是從一個深坑裡爬出來。

一天，一個電視頻道在播放一群女人抱怨男人很粗野，而另一個頻道里，一個女人在說，男人都是軟蛋。

但這種模式（我們頭腦里的模式）是從哪裡來的？一定存在著這樣的模式，每個遊行、示威、奮筆疾書的人的頭腦中一定都有這個模式：末日，天劫，下一場烈火。

他們都很浪漫、多愁善感。任何令人傷心的主題都會讓他們熱淚盈眶。當時有一本描寫義大利南部的貧困生活的小說——《埃博利，基督在此止步》，作者是卡爾羅·列維。托尼·理查德森總是把它擺在書桌的醒目位置上。肯·泰南被史懷哲醫生深深打動，當時每個人都被他打動了。我確實說過這樣的話：有人曾經像史懷哲醫生一樣在非洲各地的醫院里工作過，現在仍然有這樣的人，可是沒有人注意他們。因為我們需要的是一個標誌性人物，一個典範，去敬佩一大群人對我們來說太難了。此時此刻，總有某個謙卑的醫生、護士或者傳教士在叢林中，在光禿禿、缺少設備的醫院里年復一年地工作，沒有資金，與世隔絕——沒有任何刺|激和興奮可言。但我們需要一個史懷哲來矜誇地摒棄歐洲的舒適享受。我聽說，印度到處都有人在難以忍受的環境中為援助窮人而工作，但我們需要特麗莎修女來讓我們熱淚盈眶。

我在那套公寓里寫了很多東西，主要是《金色筆記》和《壅域之中》。我早晨起來，套上長褲、襯衫或者毛衣，梳頭，刷牙，燒茶。一寫就是一上午，一下午，一杯接一杯地喝茶，不時停下來睡上一會兒，恢復精力。我有時會寫上一整天。有時一天寫幾千字，有時一整天的工作最後在廢紙簍里著陸。到了晚上，我筋疲力盡，癱在電視機前，或者獨自一人去街上散步。這樣的工作周而復始。寫作中的作家的生活並沒有多少花樣。這種狀態持續了一年多，但只要彼得帶著一個朋友回家，我總會帶他們去康沃爾。對於兩個精力充沛的十幾歲的男孩來說，我的公寓實在太小了。

我們的談話很快聚焦到一個詞上。他說核武器技術已經發展了，可以把打擊目標精確到十萬人，他把這叫作「貓咪彈」。他不斷地使用這個詞，貓咪彈。我非常震驚，我說，任何一個人如果能用「貓咪」這個詞來形容這種戰爭武器，都說明他缺乏道德感受力和道德敏感，它幾乎概括了美國外交政策中的一切問題。他說我太多愁善感，不現實，對現實政治一無所知。我們沒有爭論，因為要想跟什麼人爭論，你們必須要有一些共同之處。我覺得他是一種粗糲、生硬、進攻性的力量，讓人感到恐懼——因為他所代表的東西。而他覺得我是個假虔誠的、畏畏縮縮的白痴，在利用人道主義的語言為共產主義世界服務。這次會面持續了大約一小時，加深了我們對彼此的最糟糕的偏見。

「在我們那兒，沒有哪個沒有男人的女人敢開這樣一個派對。」

我下面要提到一個小故事，之所以要寫它，是因為流傳著「黑人男人的床上表現最佳」這種說法。白種女人渴望黑人的陰|莖，這是盤桓在殖民者頭腦中的一個神話，我是聽著這個神話的各種版本長大的。下面這件事情發生在風流的黑人男人之勇猛被極度吹噓的時期，不知道為什麼，黑人（男人和女人）在性能力上高人一等的說法變成了「進步」思想的一部分。

「你會後悔的。」

晚餐派對上：妻子隨意地說：「我的兩個丈夫……」丈夫說：「但你有三個丈夫，是不是，親愛的？」「噢，我沒把你算進去，你還沒讓我有孩子呢。」

重申一下，這個囚徒的小故事只對少數人具有重要的意義，對其他人一點兒意義也沒有。好，在這方面就寫這麼多了。感興趣的人可以自己去探尋我當時研究的那些東西。接下來，我將發現蘇非派導師伊德里斯·沙赫，我當時認為那是我一番探索的回報。讀者可以自己找伊德里斯·沙赫的著作來看。

為什麼要我來跟他爭？為什麼不讓監理員替我辦這些事情？

我默默想著，無論摩莉·雅各布斯在擔心什麼，一定不是錢。理查德不僅擁有無極高天公司——一個全世界家喻戶曉的名字——還擁有十幾個其他跨國企業。看來只有天空才是他的極限。而他和摩莉，我很高興地說，是好朋友——以現代的、文明的方式。

我們這幫人就開始從中撮合，我們很講究策略，小心翼翼地、迂迴地行動著。不讓這齣戲的主人公看出一點兒馬腳。我們安排了一個派對，找了個很隨意的由頭，邀請了足夠多的人，以免太露骨。下面是事情的經過：貝蒂（我們這樣叫她）跟傑弗里（我們這樣叫他）同時到了，他們立刻注意到對方，開始了你來我往的言語機鋒。我們這些旁觀者很高興，因為針鋒相對往往會走向快樂的結局。然而糟了……派對進行到很晚，一位同謀的女兒不約而至，那是個面帶歉意的二十多歲的姑娘。她像一條橫渡瀑布的小船，被一股力量牽引著奔赴自己的命運。她跟傑弗里一起離開，踏上了一場新的不幸之旅，而貝蒂跟一位來自英國中部的新入行的演員離開了。他剛到倫敦，飢腸轆轆，大聲說：「看在上帝的分兒上，有哪位好心的女人帶我回家，餵飽我？」

認為這部小說只有一個主題的不僅僅是女人。女人們宣稱我是她們的人，她們在小說中對除了自己的進程表之外的一切視而不見；同時我也收到很多信，有男人寫的，也有女人寫的，信中談論的是政治（政治已經飛快地消退成歷史）和癲狂。六十年代的思潮已經出現在我們身上：把癲狂浪漫化。一個人「精神崩潰」之後獲得了對自己和時代的更深刻的理解，這種主題是很典型的六十年代口味。羅尼·蘭恩和他的助手們當時就在前方，人們認為是他們引入了「癲狂」這個主題，他們是這個主題的發現者，始作俑者。但我覺得奇怪。五十年代，一個叫赫米·卡普蘭的人寫了一本書，叫作《精神疾病患者的內在世界》。這是一本很精彩的書，充滿了人道精神，風格典雅，思路平衡中正。書中剖析了20世紀和之前的幾個世紀的瘋狂病例。我相信很多人讀過這本書，從中受到了啟發，但沒有公開承認。我們經常看到這類情況：人們承認他們的靈感的所有來源，但唯獨不承認那個最重要的來源。我認為，這並不是因為他們不願意感謝應該被感謝的人，而是因為靈感發生時的印象極其強烈，以至於受到激發的人把靈感的來源當成了自己的一部分，他很難說：「那個是外來的刺|激，而現在這是我的起點。」

喬舒亞跟我一起吃午飯，我們一邊吃，一邊討論我們的偉大國家的林林總總，他說：「你是個好廚師，姑娘。我想讓你做我的女人。我不需要向你解釋非洲的政治，這多省事。」

愛德華·湯普森有天來看我。為了什麼事情呢？一定是為了什麼事情。他不會只是來隨便坐坐，喝杯茶。談完事情后，他站在公寓外面的街上。那是套醜陋的公寓，在一棟醜陋的建築里，街道也不讓人精神振奮。愛德華舉起右手攥成拳頭，向天空控訴：「巴比倫！我在巴比倫做什麼？我必須離開。」他抖落腳上倫敦的泥土，動身前往更有益健康的北方。

我住進朗廷路四年後，霍華德·薩繆爾斯去世了。我被召喚到霍華德的弟弟巴茲爾·薩繆爾斯的辦公室，見到了這位你們為之驕傲的典型的精明強幹的商人。「我不知道藝術家為什麼需要資助。我向來不同意我哥哥這樣做，他總是施捨你們這些人。你意識到了吧，你住的那套公寓，我可以收的房租是你現在付的十倍。」顯然，在我眼前上演的，是兩兄弟的長期不和、甚至是對抗中的一個片段。很容易理解他們之間的不和，看著這位嘴唇緊繃、怒氣沖沖的大亨，再想想為人隨和、機智迷人（而且是左派）的霍華德·薩繆爾斯，一切都清楚了。我問，能不能給我三個月的時間，因為我本來有充分的理由以為我可以在那裡無限期地住下去，現在我需要時間尋找新的住處。他最後同意了。這種安排對我來說並不寬鬆，但我仍然感謝他。

郵差每次來，都帶著她的哈里寄給她的信——充滿激|情的信。

整個事情對我來說是一個謎。有些事情只能是難解之謎。我只能這樣記錄：人們那時候像是過得很開心，歡樂不受到限制——如果「歡樂」這個詞在這裏恰如其分的話，但這個問題我會在後面談到。

這是她發泄控訴的方式：「你既富有又成功。」她之所以選中我，是因為我的名字出現在報紙上。這裏透露著我們民族的惡習：嫉妒，「木秀于林風必摧之」綜合征。

現在說說《金色筆記》的諸多命運中最怪誕的一種：它被當成解構主義的文本。這本書直接來自我無數的血汗和淚水，難道僅僅是一場小小的智力遊戲？除了大笑一場，你實在無可奈何。

為了增加對方的困惑，我當時喜歡調情，但後來，我認為那不過是一種愉快的遊戲，一種讓人感到愜意的傳統。好吧，它存在於世界上的某些部分。我最近遇到兩個年輕的墨西哥女人，她們去加拿大和美國度假。她們習慣了男人的殷勤和跟人調情的樂趣，因此在北美待了沒多久就開始懷疑自己是不是出了什麼問題：「我們的美貌和魅力全部消失了嗎？」她們向一個同情她們的男性朋友打聽，他說：「你們不明白：男人再也不能表現自己對女人的喜愛了，因為他們有可能被關進監獄。」

選自菲利普·麥克斯伯利·韋斯特本的日記

我認為，奧爾德瑪斯頓遊行作為一種獨特的社會現象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想一想：六年來，每到春天就會有幾十萬人從英國、歐洲、美國甚至世界上更遠的地方湧來，在奧爾德瑪斯頓會合，然後用四天時間徒步前往倫敦，在學校和禮堂過夜，穿過歡迎他們和不歡迎他們的城鎮和村莊，讓世界媒體為之興奮，引發大量報道。大多數報道帶著敵意，而遊行的人在結交朋友、增長見識、自娛自樂——如果不是這場遊行，很多人不可能遇到一起。科學家和藝術家，作家、記者、教師、園丁、政治家，這種各樣的人聚在一起，並肩前進，彼此交談，往往在遊行之後仍然保持著友誼。除了戰爭，還有什麼社會運動能把這麼多看上去不相容的人混合在一起？直到今天，我還會遇到很久以前在某次遊行中並肩同行的人，還有人對我說：「我當時遇到了美國大學的某某教授，就因為這個，我去美國待了四年。」我還聽到有人說：「我跟我妻子就是在1959年的遊行中認識的。」

那個不討人喜歡的年輕女人的事情也預告了一些我當時還不知道的東西。比方說她的態度，那是一種泛化了的氣急敗壞的輕蔑。她體現了一種積怨已久的嫉妒，我當時已經開始對這種態度感興趣——現在我對它的興趣更濃了。她顯然覺得自己沒有得到別人應許給她的東西。一代又一代的年輕人都以此為基本動力。「他們騙走了我應得的東西。」這個年輕女人帶著一堆沒有父親的孩子，是一個受害者，只是一個受害者；她的處境完全不是她的錯，她有權利憎恨這個世界。她的存在就是一種控訴。是的，我那時才開始理解：我說過的話，尤其是我曾經的思想，有多少正是那種東西——控訴，我控訴。我控訴這個世界。

門鈴響了，摩莉把絲巾裹著的鑰匙扔了下去。她和安娜相視一笑，我不知道那是什麼意思（而我一向為我揣度心理的敏銳而感到自豪），她這樣說我才明白：「他一直討厭我扔鑰匙下去。他就是這樣一個自高自大的男人。」但她是帶著感情說的，我可以肯定。

從本質上說，《黨派評論》是作為反斯大林主義左派的喉舌而創刊的，它一直在刊登最激烈的政治言論，但從創刊伊始，它就有另外一張面孔。美國一些最優秀、最著名的作家和詩人的處|女作都是在《黨派評論》發表的，同時，還有外國作家給他們供稿。這就是我為什麼會看《黨派評論》的原因，我現在也仍然在看。這也是很多英國人看《黨派評論》的原因，有些人是左派，有些人連社會主義者都不是。我每次拿到雜誌，會先掃一眼政治辯論文章——我覺得我應該對它們感興趣——然後去閱讀文學類的內容。

「黑人姑娘？我更希望她是白人，但如果是黑人，我也不介意。我喜歡那裡的黑人。我喜歡那裡的食物。我唯一不喜歡的是那些噪音，他們很吵，但那是他們的國家。」

然而，當我聽到人們懷舊地說起六十年代時——「如果你記得，你當時就不在場」 ——我的腦海中常常會浮現出我小時候（幾乎還是個女孩子）寫下的一句詩：「當我回首往事，我似乎只記得歌唱。」呵，是的，那句詩說的似乎就是這個。

「我帶著三個孩子，那是閃電戰的時候，炸彈掉在離我們不遠的街角。孩子身邊爆炸不斷，我的眼睛里濺滿了灰泥，但醫院說，他們那天晚上有些傷勢嚴重得多的傷員要救治，只給了我一些阿司匹林。但防空洞積水了，所以我們只好待在床底下，我和孩子們，炸彈衝著我們掉下來，房頂塌了，掉在床上……」但在最受厄運青睞的受害者身上，災難總是加速惡化，因此故事必須繼續進行：「床裏面的彈簧割破了我的臉，血染到了衣服上，我們沒有其他衣服了，只能穿著帶血的衣服。早上，防空民兵隊長看到我們，他說，趕快，莉蓮，快去醫院。但我說，太晚了，羅恩，現在去醫院太晚了。而且昨晚我們需要醫院的時候，醫院沒有時間治我們，他們只給了我一些阿司匹林。現在我們能做的只有好好地喝上一杯熱茶，但煤氣總管已經關了，我沒東西給孩子吃，而且我拿不到我的爐子，因為碗櫥倒下來，把爐子壓住了，而爆炸的時候我的手腕扭了，靠我自己的力氣不能把碗櫥推回去。羅恩對我說：莉蓮，你真是個巾幗英雄，我一直都是這麼說你的，但你現在一定得從那座房子里出來，因為它馬上就會在你耳邊塌下來，我說，那麼我們去哪兒？他說：『我想說去教堂，你可以在那裡弄到一些湯和三明治，但教堂被炸得最厲害，所以你最好坐上巴士，去總防空洞，但我對他說，我在這個世界上身無分文，羅恩，因為炸彈把我的錢包從我手裡炸飛了……」

肯尼思·泰南也曾經把我召去，跟他一起緬懷時光的流逝。我們在他的公寓里坐了大半天，他的秘書像打強心針一樣一會兒給我們端這個，一會兒給我們端那個。肯說，他才三十歲，但已經到達了成就的頂峰：《觀察家》報的戲劇評論家。一開始我以為他在挖苦自己，因為他經常挖苦自己，但這次不是，他真的這麼想。我這樣提醒他：一定還有其他頂峰在等他攀登。我們交流著語言，但我們的感受並沒有相互交融，因為不列顛人的鼠目寸光有時候真的讓旁觀者覺得無可救藥。他是認真的，一字一句都是認真的：他看到自己像一條絢麗的拋物線，劃過英國戲劇界庸俗的上空，但這條拋物線已經開始下落了，它太早地到達了頂點。

第一件要做的事情是給地下室做一個防潮層，然後鋪上一層軟木地板，地下室很快就變成了一個有著低低的天花板的溫馨房間，成了整棟房子中最怡人的地方。一樓前面的房間是廚房，擺著一張大餐桌，六十年代似乎家家都有這樣一張餐桌。一樓的後半部分曾經是餐廳，現在改成了浴室，按照英國當時的標準，算得上寬敞、奢華。二樓是起居室。隔斷門出現了（但後來我後悔把那些摺疊門拆掉了），我把門漆成紅色和金色；窗戶改成了木質的百葉窗，這樣可以防賊；接下來是處理壁爐，我按照大家的做法，用石膏板把壁爐糊了起來，爐架廢棄不用了。

那棟樓裏面還住著兩個妓|女，但我一直沒有注意到，還是克蘭西告訴我的。她們都符合妓|女的標準，但又分屬不同的類型。一個屬於（或者說曾經屬於）有點鬆鬆垮垮的金髮女郎型，她的房間里到處都是玫瑰色的角落，粉色的窗帘，粉色的坐墊，粉色的鴨絨被，挑逗的布娃娃和毛茸茸的玩具。她經常等在自己的過道里，這樣她就可以攔住我，跟我抱怨海倫。否則我根本看不到她，因為她似乎不在這一帶工作，而是在蘇荷。我把她寫進了一個故事，題為《福特斯酋太太》。海倫的膚色偏深，黑色的頭髮像高更畫上的人物，烏黑的眼睛中充滿了見多識廣的「懷疑」的神情，克蘭西和我認識的其他美國人都對這種神情大加讚賞。女人眼中的這種「懷疑」表明她深諳世故，知道怎樣照顧自己，這意味著雙方可能受到的損害是有限的。我只需對美國客人提一下「有兩個『姑娘』住在這棟樓里」，他們就會覺得自己貼近了真正的生活體驗的源泉。我喜歡海倫，我們會友好地聊上幾句。有人告訴我，當霍華德·薩繆爾斯還是個孤獨迷茫的小夥子的時候，海倫是他的好朋友，這就解釋了為什麼她住在這棟樓最好的公寓里，為什麼他總要照顧她。有時候，你會在樓外的街上看到一個鬆鬆垮垮的老妓|女，就像一隻脖子上套著蝴蝶結的小梗犬，跟一個沒精打采、舉止優雅、精通世故的深膚色妓|女擦肩而過，互相投去冷冷的、厭惡的眼神。

我還認識一位戲劇導演，他的行為舉止非常女氣，而且以此著稱，我和他之間是女人和男同性戀之間的那種輕鬆的友誼。當時正在上演一出跟性有關的歡騰的鬧劇：《鎖好你的女兒們》。戲里有句台詞：「這場美艷的狂歡何時開始？」我從樓梯上下來，一隻手端著玻璃杯，一隻手夾著香煙，這位追求者站在我面前，抓住我的兩隻胳膊，問我：「這場美艷的狂歡何時開始？」你會覺得這是一個玩笑，然而不是。有一段時間，我們只要遇上，他就會來搭訕，後來開始不斷地指控我：「你有義務來帶我領略那聞名已久的異性|愛的樂趣。」

第一次遊行吸引了來自英國各地的人，後來幾年的遊行吸引了來自歐洲和美國的人。遊行把左派裏面各種立場的人都集結在一起，而且大大超出了左派的範圍。如果你站在那裡看上一小時，就會發現遊行的人舉的各種橫幅構成了一幅社會主義英國的地圖。甚至保守黨社團也參加了遊行。多樣性，這是遊行的基調。很多人參加遊行主要並不是因為原子彈，而是出於對英國的整體狀況的擔憂。一年又一年，遊行的隊伍越來越年輕，到了最後，你會認為這是又一支兒童軍。參加奧爾德瑪斯頓遊行變成了一種成年禮。我前幾天還遇到一個女人，她對我說：「我媽媽當時不讓我去，我永遠不會原諒她。」但一開始的幾次遊行裏面有各種年齡、體格、類型、膚色的人，那是一群樂觀的興高采烈的人，喜歡找樂子，甚至可以說對權威很不恭敬。湯姆·萊勒的歌和《我們將克服險阻》、《河畔》、《耶路撒冷》一起成了遊行的主題曲。克里斯多夫·洛格做了自己的橫幅「多吃點食物」，贏得了一片嘲諷的歡呼。完全不贊成這次遊行的約翰·韋恩站在遊行隊伍經過的橋上，向下張望，朋友們向他揮手，喊著：「下來，跟我們一起走。」他悲哀地搖了搖頭。肯·泰南緩步走著，吸引了很多弟子。到了午飯時間，我們停下來野餐，戲劇界的一小群人湊在一起，順便聽聽泰南的妙語。年輕人經常圍著一位長者，聽他談論政治、市政、歷史、文學、電影，就像學術討論小組。遊行在我眼中就像大學或學校課程的延伸，一個巡迴的課堂。

電視節目上：面對著幾百萬觀眾，一個解放了的女人說：「我丈夫真有點像個窩囊廢。」

「我妻子讓我失望。她不能生育。」那頭豬。

約翰·奧斯本。他像肯一樣，當時也處在崩潰的婚姻中。有次我跟約翰、瑪麗·歐瑞和……（誰呢？當時有四個人）一起吃飯。整個用餐時間，約翰一直在對美麗的瑪麗拋出尖刻的話，瑪麗哭了。當時的情景就像吉米·波特和艾莉森——那是瑪麗不久前扮演過的角色。

另一個男人來自南美，是日本和西班牙的混血。他有一套很大的公寓，裏面的每一件擺設，如果放在博物館里，都會熠熠生輝。他非常富有。他研究過（當時仍然在研究）很多文化中的微妙而玄奧的性|愛實踐。他跟倫敦另一端的那個男人不一樣，他不收集女人，因為他的最終目標是找到在愛的各個方面都跟他和諧一致的唯一伴侶，這是因為，他聲稱，要想實現愛的真正成就，兩個人的身體、心和靈魂（他堅持強調後者）都應該跟對方完美地和諧一致，這需要花上幾個月、甚至幾年的時間。他輕視那些有幾個或很多性|伴|侶的人，甚至只要有一個以上性|伴|侶，也會讓他輕視。他認為這些人對性根本不認真，純粹是業餘的，什麼也不懂。他妻子曾經是他的同事，他的理想伴侶，但她堅持要孩子，於是他們遺憾地分手了。她住在附近的公寓里，他是孩子們的好爸爸，但就像他說的那樣，孩子跟愛欲生活不協調。他跟她的性關係是實用性的。寫到這裏，我當然受到了誘惑，想編造一段愛欲的冒險史，一段奧妙無窮的快樂日記，但在當時我不得不謀生，而且還要考慮我的孩子。這位有趣的朋友很理解我的困難——追求真愛需要一筆可靠的個人收入，而且要沒有孩子，他經常這樣說。在他離開倫敦去西班牙之前，我們偶爾會見見面，一起吃飯、聊天。他向我和盤托出他正在進行的研究，我偶爾發出一聲嘆息，因為比這更愉快的消遣方式確實不多——但我用「消遣」這個詞已經解釋了我為什麼永遠不可能是他的合適人選。另外，我必須承認（也許帶著一點兒羞愧，就像沒通過一次高水平的考試），長此以往，我會覺得厭倦。他的話當然是對的：一個人必須全身心地投入到這件事情裏面，就像尋找聖杯，尋找開啟秘密王國的鑰匙——其實就是「成長點」——否則只能揀拾徒勞后的殘渣，一塊變質的甜點。

回顧過去，我看到自己：一個坦率的、直截了當的年輕女人，對在我看來不誠實的舉動懷著真正的憤怒，因此經常表現得不圓滑。我當時蔑視女人的一切花招，認為那是對真正的友誼、人性和人道主義的侮辱。我看不起那些為了得到對方而費盡心計地賣弄風情、故意忽冷忽熱的做法。我應該說，總的來說，西方女人都持有跟我一致的態度，但我來自殖民地，我認為自己更多地擺脫了過去偽善的枷鎖。同志般的平等，這是我的風格，自然而然地待人友善，甚至是親昵。

如今四十年過去了，這本曾經讓出版社和評論者心煩意亂的有爭議的書變成了某種經典，被人們想當然地接受了。一天，一群在倫敦上學的十六歲的孩子告訴我，他們的老師說，他們一定得讀一下《金色筆記》。「我們喜歡它」，他們說。

J. P.唐利維那一陣子在倫敦，他是小說《褐發男人》的作者，這是一部觸犯眾怒的小說——又一部桀驁不馴、驚世駭俗的作品，跟《幸運的吉姆》和《誤投塵世》一脈相承。但唐利維很擅長出人意表，他把自己打扮得像個流亡的公爵，莊重、陰鬱、優雅。他跟默里·塞爾一起，給我們講各種難以置信的冒險故事，讓我們的生活煥發出生機。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個最溫柔的瞬間。夜幕剛剛降臨，八哥在屋頂尖叫著盤旋，唐利維來了。他剛從BBC出來，感覺到一陣向繆斯致敬的衝動，而我是繆斯的化身。「噢，坐下來，喝點東西——我的繆斯已經累了一整天了。」他讓我看他手裡的袋子，裏面裝著四大瓶甜黑啤。「上帝，你該不會喝甜黑啤上癮了吧！」

我認為，當時的一個重要現象，是不同類型的人之間的融合程度要勝過今天。那時候的社會生活更具有流動性，它部分地歸功於奧爾德瑪斯頓遊行，那場遊行讓最不可能聚在一起的人聚在一起，彼此融合。如果讓我列一個在遊行中相遇的人的名單，就會像一個社會進步人士名冊。今天還有能跟奧爾德瑪斯頓遊行等量齊觀的事情嗎？也許沒有了。那時社會上還保持著戰後的沸騰氣氛，被壓抑的能量正在爆發，工人階級（至少是非中產階級）的藝術天才湧現出來，最重要的是社會上充斥著樂觀的政治情緒——如今已經蒸發殆盡。

我進入了正題：如果他——伯蘭特·羅素——指責卡農·科林斯的聲明真的出現在下周日的《觀察家》報上，將會造成巨大的破壞，讓幾十萬核裁軍運動的支持者的理想幻滅，他們中大多數人都很年輕。我驅車而來就是為了求他撤回這項聲明，確保它不會出現在《觀察家》上。羅素馬上變得極其粗魯，說我聽到的消息是假的，根本沒有這項聲明，他根本不知道有任何聲明。羅素夫人也說，他們根本沒有草擬什麼聲明，也沒打算這樣做，但她相信，等到特定的時機，應該向大家揭露卡農·科林斯是怎樣一個人。

我不知道後來他怎麼樣了。我從未在報紙上看到他的名字。我有時候會想，那個哀傷的人現在至少有七十歲了，赤身裸體地在月光下跳舞之餘，他還在英倫三島和愛爾蘭遍尋他的夢想嗎？「你是處|女嗎？你願意為我保持貞潔嗎？」「你沒看出來嗎？如果你坦坦蕩蕩地跟人說這些事兒，她們都會理解。」

有那麼一刻，我突然看清了自己的處境：我住在切爾西，身邊都是喜歡購物的女人，上午過了一半，她們就會出門去遛狗。我以為我在幹什麼？這有什麼意義？我跟他分手了，回到自己的家。真正的悲傷已經讓他刀槍不入，我們的分手沒有給他造成多少傷害。至於我，我得出結論：我成了戀愛癮君子。讓我上癮的是戀愛的狀態：興奮，膠著。那是一種輕微的陶醉，跟真正的相愛毫無關係。我以前怎麼沒看出這一點？只要看看我寫的東西就會明白，比如說《戀愛習慣》。我寫這個故事是因為我想重溫跟傑克在一起的經歷，但我盲目地飛來飛去，跌跌撞撞，最後又退了回來。

那棟房子空置了八年，在這期間，市政廳一直在爭論，應該怎麼處理那個區域，他們不斷地改主意。我本來可以跟他們打官司，但明智的人怎麼會讓自己捲入這種事情？我已經在卡姆登市政廳的轄區居住了三十多年，目睹了難以置信的失職和腐敗。我寫下我看到的情景——一份控訴——從被強迫「住新房」的蘇默斯鎮居民的待遇寫起。然後我不得不問自己：我為什麼這麼執迷於這個主題？我知道，這是個著名的社會主義行政區，他們自鳴得意，正像那些共產主義國家，自吹自擂，妄自尊大；他們就像那些喝醉的吹牛大王，衣冠楚楚，但你看到他們忘了系扣子，露出了事情的真相：一個毛茸茸、長著疥瘡的紅色臭屁股。我為什麼期望這個行政區的情況會更好？當然是因為「社會主義」這個詞。如果卡姆登市政廳是保守黨掌權，我會寫下這樣一份充滿怨懟的記錄嗎？當然不會。因為我會想：「你還能指望什麼呢？」所以——夠了。夠了。別再說了。我這種年齡的人總是發現自己面臨著這樣的情境：一個年輕人看著你，竭力不流露出難以置信的表情。他們委婉地、尷尬地問：「但是多麗絲，告訴我——你說，你希望社會主義行政區比保守黨的行政區更好？我想我不明白你的意思。」他（她）認為，我只是又一員老將，反覆絮叨在我看來重要的事情。而我卻再次明白：長達幾十年（兩個世紀？）的理想主義和樂觀主義消失了，彷彿從來沒有存在過。

還要提一件事情。我在寫這本書的過程中遇到了一些事情，它們不符合思想包里的教條。我討厭「靈感」這個詞，別人聲稱的那種上升的體驗，我一概持懷疑態度。但我寫過一些自己沒經歷過的事情，但後來成了真的。我不想列舉這些事情，因為人們的獵奇心總是如饑似渴，任何平白的敘述都會被誇張成一整套宇宙論。

我坐在那裡聽著，微笑著，默默思索著這個和其他相關的問題，拉爾夫則繼續著他的長篇大論。

事實證明，沒過多久，呼籲核裁軍運動就發現自己的聲譽受到了損害，因為關於暴力事件的報道和傳言開始出現——很多記者都在虎視眈眈地等著這樣的機會。

「噢，我請你吃草莓了嗎？」摩莉大笑。淘氣鬼！

我要說，五十年代，在愛或性的問題上，最顯而易見的事情是（其實是到後來才變得顯而易見）：人們之所以要上床，是因為整個時代期待他們上床（這是時代精神的要求）。 有些人交媾就像兩條碰巧撞到了一起的被催眠的魚。是受到好奇心的驅使嗎？也許有一點。是因為性狂熱嗎？根本不是。那些擁抱跟愛情無關，跟性也沒有太多關係——我指的是真正的性吸引。整個事情裏面有一種被動性。

現在，一個又一個國家的人把《金色筆記》描述為「女權運動的《聖經》」，但當時，它並沒有立刻獲得這種殊榮。在英國和美國，所有的書評，無論是女人寫的，還是男人寫的，都尖酸刻薄，帶著怨恨和敵意。後來，一位研究者來見我時說，《金色筆記》一開始獲得的評價居然那麼差，讓她大吃一驚。她問我：「你注意到了嗎？」我確實注意到了，很稀奇吧。那些評論讓我既震驚又沮喪，從那以後，我再也不讓這種狀態發生了。首先，在那以前我一直很幸運：我寫的東西總的來說博得了讚賞，要麼就是，實際發生的事件證明了我寫的東西是對的。我最早的作品寫的是南非的境況，有人批評它們對白人「不公平」，但那個時期已經過去了。關於《金色筆記》的評論中有一種聲調，表明這部作品觸動了人們的某根神經。當你看出或聽出這種聲調時，你就會知道，評論者的評論已經不是在講這本書，而是在講他（她）自己。當評論者帶著一股尖酸的不平寫評論時，她並不這樣寫：「這部小說讓我難受，因為它讓我想起我的母親，我的丈夫，我的孩子。」而是寫道：「這部小說糟透了。」要理解這一點，你必須比當時的我更有經驗。那些評論的激烈程度讓人震驚。我當時還不知道，在任何領域里，真正出色的永遠只是少數幾個人，其餘的都是二流的，而且無知。甚至https://read.99csw.com沒有一篇評論提到《金色筆記》的獨特結構，而那個時候，批評家們正在抱怨英國的小說過於墨守成規。他們被小說中的兩性戰爭弄得心神不寧，對其他內容視若無物。我們必須理解這一點：寫評論的人大都是非常感性的人。評論家的作用應該是（真的嗎？）掂量、權衡、思想、考量，但他們往往只會感情用事。

好了，再說一次——到此為止吧。

至於萊恩·皮爾斯，當我需要讓自己振作起來，需要對世界和生活在世界中的人有信心的時候，我會想到幾個人，萊恩·皮爾斯就是其中的一個。在我列出的天堂候選人名單中，他高居榜首。他是個善良、友愛、慷慨、體貼的男人，他妻子對他就像對待一條狗，干這個，做那個，替她把那個東西拿來。他都毫無怨言。他大半輩子乾的活是在市場上當腳夫，但現在他太老了，在為地方市政機構干點小差事。他是個文盲，極其瘦小，兩條腿羅圈得很嚴重，他是兩次世界大戰之間，英國讓工人階級遭受的極度貧困的產物。他告訴我，一連好幾天，他和他的兄弟姐妹的口糧只是一塊麵包，上面抹著人造黃油和一點糖，他光著腳去上學。跟莉蓮結婚讓他有了保障，終於可以夠吃夠住，但現在他必須跟羅金厄姆太太分享這塊地方，羅金厄姆太太大小便失禁，口臭，一般總是讓人作嘔，但只要莉蓮吩咐，他也會伺候她。莉蓮·皮爾斯總是知道我在幹什麼，如果她看到我在抬什麼東西（比方說在花園裡），如果她覺得那個東西對我來說太重了，她就會衝著萊恩·皮爾斯喊，萊恩就會來到我身邊，咧嘴笑著說：「讓我來。」他就把東西接過來，就好像是我幫了他的忙。這個小小的男人身上閃爍著光芒，彷彿暗處的一盞燈，就像木匠吉米。我經常同時想起他們兩個，認識他們讓我心中充滿感激之情。

我產生了這樣的疑問——我當時就產生了這樣的疑問——當說謊的人完全知道對方知道自己在說謊時，這還算不算說謊？當言者和聽者都諳熟列寧式的「工作風格」，知道它要求說謊和各種卑劣手段，那麼說話的人還算不算在說謊？

為了省錢，因為道格說，用不著請建築師或監理員，相信我。

莉蓮·皮爾斯希望知道我的情況。如果我離家太久，比如說三天，那麼在我進門之前，她就會在窗口用她那不容置辯的食指把我召過去。「你付廚子多少錢？……太多了。我知道在哪裡能找到比這個便宜十英鎊的廚子。」她把海盜們叫過去，有時候讓他們一起過去，有時單個叫，她指導他們應該怎樣善待我。她一定要知道我付他們多少錢，並且告訴他們，我對他們很好。她也告訴我，他們對我很好，我可以相信他們。她給海盜們送來茶水，吉米在的時候，也送茶水給吉米，再加一劑止咳水，或者給他一塊蛋糕，讓他帶回家，因為他不會照顧自己。「他日子不長了。」她沖丑婆婆喊，「就跟你一樣。」

我經常走到那邊，看那些倒掉的房子，我的心在痛。我看到薩默菲爾德家的房子已經化為齏粉，那裡曾經是一座小天堂。現在，它的原址上矗立著冷冰醜陋、灰撲撲的市政公寓，長長的一排，有幾百碼。

外省小說總是對它所屬的時代的精確描繪，但那個時代的外省小說並沒有記載性飢荒。

如果你不接受這最後一條——它跟以前一樣巋然不動——就會有人居高臨下地教訓你，認為你智力低下而且軟弱。當一個人說「我真不明白那些信上帝的人」時，他（她）總帶著或隱或現的譏笑神氣。他們甚至會說：「那是些沒有受過教育的人，肯定是。」在他們看來，上帝不過是那些沒有勇氣面對消亡的人為了抵擋永恆的恐懼而投靠的保險政策。然而，這些帶著輕蔑的神氣自我吹噓的人似乎從來也沒想一想：那些相信上帝的人不僅相信天堂的存在，也相信地獄之火和各種痛苦的天譴。比如，伊斯蘭教和基督教的極端教派。這種信仰難道不可以被視為勇氣，而不是懦弱嗎？瞧不起信仰上帝的人，這是很多人會經歷的階段。我經歷過，我記得我當時的自鳴得意，也記得經過深思熟慮獲得了自己的想法，並且把它說出來時的感受。

但這是陰暗的圖景，它來自街道背陰的一面，因為就在這個星期，我聽到一個中年男子說：「那是一切皆有可能的時代，我們要去移動大山，改變世界。但人們忘了，當時還有從工人階級和中下階級中湧出的巨大生機——這是文法學校的功勞。你放眼望去，到處都是文法學校的男孩，像我這樣的，學的往往是文科。這是這個國家前所未有的。」

這是件很奇怪的事情，外部力量改變了你對自己想法的看法——而不是你的想法自己發生了改變。你某天早晨醒過來，突然想到：天吶，我以前是那樣想的，不是嗎？但你幾乎不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這種過程一再發生，無論那是你的想法，還是信念。

「但……」女兒想說，為什麼沒有她，「你們太噁心了。」她宣布。

在享受過晚餐，愉快地談論了文學、戲劇和政治之後，你發現東道主就像說「來杯波爾圖嗎？我有些很好的配甜點喝的葡萄酒」一樣，建議你用鞭子來消遣一下，他甚至真的拿來了鞭子（有一次是粗皮鞭，它對施虐受虐狂總有不可抵擋的誘惑力）。如果你拒絕他的建議，他的反應就好像你有點反常，而他是正常的——面對這種情景，一個多少正常的女人總歸會感到有些不安。

「只有一種……」肯說，似乎馬上就要打開閘門，滔滔不絕地說起希臘人、羅馬人和天曉得什麼人的讓聽眾開眼界的逸事。但她又語氣肯定地說了一遍：「肯，我不喜歡。」

我在莉蓮那裡坐著的時候，經常要始終努力控制自己，因為我感到一陣大笑在我體內不斷上涌，一直威脅到我的表情。她從床上掉下來，崴了手腕；她的大腿青一塊紫一塊，因為她的血管很容易瘀血；狗打翻了托盤上滾燙的茶水，潑在她的大腿上，把她那裡燙起了水皰；她的膝蓋骨壞掉了，醫生說已經沒指望治好了；她的錢包丟了，收的房租全在裏面；她在雜貨店裡遭到了打劫，幸好她身上只有一英鎊；她剛聽說她兒子必須要做一個可怕的手術。相信我，我從莉蓮·皮爾斯身上懂得了喜劇和悲劇是怎樣盤根錯節地緊密交織在一起的，因為隨著那張被命運摧殘的戲劇化的臉上一點點地吐出陰鬱的新聞，我眼睜睜地看著一種無法克制的歇斯底里的大笑從我體內升起，直到我不得不找借口跑回隔壁，伏在餐桌上，把頭埋在胳膊里笑啊，笑啊。她從來不編故事，那些事情全是真的。有些人登上標著「災難」的自動扶梯，再也下不來，或者是一腳踩進了不幸的節拍，再也出不來——莉蓮·皮爾斯就是這樣。

「這是一本講哈達瑜伽的書。」我說。哈達瑜伽是瑜伽的身體訓練。周圍的人交換著眼神，抬起了眉毛，然後圓滑地轉移了話題。但這之後不過五年，這些人聽到「不行，星期三不行；我要上瑜伽課」這樣的話，一點兒也不覺得有問題。

百人委員會蓬勃發展，吸引了很多像他們一樣尋求「直接行動」（也就是跟警察對抗）的人，但它脫胎于其中的CND卻日漸勢微。奧爾德瑪斯頓遊行繼續進行，人數增長，慢慢失控，繼而衰減。雖然一方面我們可以很輕易地說，一場大規模運動因為這個或那個原因而減弱或消退了，但我認為，我們並不真的理解其中的動力機制，不理解一場群眾運動為什麼興起、發展，然後又衰落。如果你對支持過百人委員會的人說，你認為百人委員會起到了壞的影響，他們往往會回答：「但它催生了反對越南戰爭的暴動和美國的遊行。」一場運動確實會對另一場運動產生影響，但如果說美國人沒有能力推動本國的反戰運動，在我看來很荒唐。

我沒有覺得自己的舉動超出了常規，只好相信在她們看來，確實不平常。但我產生了兩個想法。第一個想法沒什麼新鮮的：有些事情，如果你做了，人們就會接受它，無論社會習俗接受與否。第二個想法是：我們都知道，紐約在講究社交規矩和策略方面登峰造極，但莫斯科不是應該完全不顧這些中產階級的禁忌嗎？女權革命很快就來了，人們開始想當然地認為（真的嗎？）單身女人可以開派對，邀請自己想邀請的人。

萊恩只有一次提到自己的處境，那是幾年後，高齡已經把莉蓮變成了一個真正的狂怒的暴君。他傷心地對我說：「如果你認識年輕時候的莉蓮，你現在就不會計較她的缺點。我總是想著當年的她。她很可愛。她是個可愛的年輕女人。我第一次見到她時，她在伍爾沃斯家裡打掃地板，她要養自己的孩子。她的腿上沒有長襪，兩條腿紅紅的，生了凍瘡。她讓我給她買些長襪，然後給她買雙鞋。那是我最快樂的一天。她的孩子當時都跟著她，她讓我幫她。」

我身上也許表現出一些臨床癥狀：一個中年女人覺得自己被拋棄，沒有人愛，沒有人要，於是便開始酗酒。這就是我當時的狀態。我會去賣酒的鋪子，買上半瓶威士忌，睡前喝光。但並非天天晚上如此，我去學校看望彼得回來后特別容易這樣。而我這次喝酒變得上癮，再也不只限於社交性的飲酒。一天早晨，我從床上滾下去，手腳並用地爬到衛生間，嘔吐。這件事情讓我大吃一驚，重新清醒過來。我想：現在，我真的變成了酒鬼。停下。我真的停下了。我不再去酒鋪買威士忌，不再獨自一人喝酒。但在那段時期，持續了大約有三四個月的時間，那就是我，一個酒鬼。

這部小說有一個深思熟慮的框架，其背後是這樣一種想法：將生活分隔成互不往來的部分，這種做法是危險的，只會導致問題。老年，青年； 黑人，白人；男人，女人；資本主義，社會主義：這些重要的二分法毀了我們，強迫我們進入不真實的分類，讓我們去尋找把我們隔開的東西，而不是共同之處。就是這種想法決定了《金色筆記》的形式或模式。但情感比思想更強大。這就是為什麼我一直認為《金色筆記》是一部失敗的作品，在我看來，就我的意圖而言，它失敗了。因為我們的思維越來越像計算機一樣，把每一樣東西——人、思想、歷史——分門別類地裝進盒子里，而《金色筆記》對這種趨勢有絲毫的扭轉嗎？沒有。但我憑什麼會有這麼傲慢的期待？然而我當時處在發現的興奮中，被眼前的啟示牢牢地抓住了。直到那時，我才看清楚實情：我眼睜睜地看著自己的頭腦像分類機器一樣工作，我感到驚恐和厭惡。

這次我只在一個區域找房子：卡姆登鎮。我在一條街上發現了一個地方，那裡很快就會成為很多戲劇界和藝術界名人的住所，但當時的房產經紀對我說：「我不會讓我媽媽或妹妹住在這樣一條街上。」卡姆登那時還沒有成為時尚街區，但在很多精明的人看來，住在那裡很方便。湯姆·馬斯庫勒看中了查考特廣場的一棟便宜房子，但很難籌到錢，沒過多久，查考特廣場就成了最時尚的區域。一位朋友想買攝政公園路的一座大房子，沒有銀行肯貸款給她。她向別人借了錢，花六千英鎊買了下來，二十五年後賣了一百多萬英鎊。專家們一次又一次地判斷錯了。誰判斷對了？不切實際、終日空想、不在意時尚與否、只想找個便宜方便的地方住下來的藝術家。

但從那時起，警署進行了不止一次改革。

而卡農·科林斯和他的支持者們也在籌劃一個聲明，描述伯蘭特·羅素（毋寧說是拉爾夫·斯格曼）的所作所為，但他們的文風要冷靜得多，而且以事實為基礎。

現在每個人都配備了手冊，告訴我們男人和女人的基本差異，但六十年代正值女性主義運動否認男女一切差異的階段——或者像D.H.勞倫斯說的：女人跟男人一樣好，如有差異，也只是更好。

百人委員會召開了至關重要的第一次會議。參加會議的有三類人。第一類是像我這樣的人，曾經的共產主義者，現在已經不是了。我們出席是想看看我們最壞的猜測是不是真的。第二類是那些已經不再迷信共產主義，但仍然相信革命和暴力是「鬥爭武器」的人。第三類是一些天真的人，正在品嘗第一滴血。我最近問過其中的一個人（他多年在百人委員會中身居要職），他現在怎麼看當年那些喧囂和怒火，他認為他實現了什麼。他回答：「我們把一整代人政治化了。」換言之，他認為百人委員會帶來的長遠福祉是造就了更多像他這樣的人。

我覺得，便宜的房租和這裏的地段讓這套公寓無論多醜都有理由使我們喜歡它，但彼得討厭這裏。他也討厭沃里克路，但那裡至少空間很大。從我們搬進新公寓的那一刻起，他就在央求我買一棟房子。他渴望保障，房子意味著保障。銀行也在給我施壓，讓我買棟房子或公寓。這真讓人瞠目結舌，因為歐洲的其他國家都沒有出現這種情況。在英國，如果你有按揭的房產，你就是個好公民，銀行會對你笑臉相迎。但定期付款讓我感到恐懼，況且我還得籌錢給彼得付學費。彼得現在上寄宿學校了，他十二歲時去的。我不想這樣做，因為我記得自己當年去寄宿學校時的感受，但十二歲畢竟不同於七歲。事實上，這是個不錯的決定。很多小孩子六七歲時被送到寄宿學校，當時他們感覺痛苦不堪，但長大后都喜歡上那裡了。

「你愛他嗎？」我問，我覺得沒有理由不問問這個關鍵的問題。

我沿著丘奇街漫步，經過摩莉·雅各布斯的房子，二樓窗口坐著的是安娜·伍爾夫，《戰爭前線》的可愛作者。她正朝著房間裏面看，然後笑起來，她一定是在跟誰說話，也許就是摩莉。我不由地泛起一絲對她們兩人的羡妒：一個是受人尊敬的作家新秀，另一個的演藝生涯則因為參演《丘比特之翼》而再度起飛，人們認為這齣戲會長演不衰。送奶工人從小巷子里出來，來到摩莉門前。摩莉聽到聲音，走到窗口，站在安娜身邊。送奶工人抬起頭來，向兩個姑娘問好。她們構成了一幅迷人的圖畫。摩莉看到我，向我揮手。我做手勢問她，我能不能上去。她對安娜·伍爾夫說了些什麼，安娜·伍爾夫飛快地看了我一眼，認出了我——我們只在劇院的前廳匆匆見過一面。一眨眼的工夫，一塊裹著鑰匙的絲巾落在我站著的人行道上，落在我身邊。迷人的波希米亞作風……我走上樓梯——我注意到，那架豎琴仍然放在樓梯上來的平台上——我走進客廳時，摩莉正在說：「是的，但我不擅長講理論，我只是擔心湯米。」顯然，我打斷了她們關於那個小夥子的前途的討論。我說：「我來只是為了向你們表達我的敬意。」摩莉說：「送奶工人的兒子剛剛得了獎學金，他昨天跑到我樓上來，告訴我這個。」我脫口而出：「摩莉，你應該小心一些，不應該讓隨便什麼人跑到你房子里來。」我說這話時突然想起，當她還是個在我膝上玩耍的小女孩時，我就一直這樣叮囑她。現在她只是做個鬼臉，聳聳肩。她這個演員可不是白當的。我覺得自己很傻，彷彿做了什麼失禮的事情。街上傳來叫賣的聲音：「新鮮的鄉下草莓。」兩個女人向他招手，示意他別走。摩莉飛奔下樓。我站在安娜身邊，看著樓下的一幕和安娜，安娜微笑著向樓下看。摩莉大聲邀請賣草莓的人，讓他上來跟她們一起吃點他的草莓，但他沒有答應。摩莉跑上樓來，手裡端著一大碗草莓，一看就是上等貨色。摩莉看上去有些放縱。她說她最近剛從義大利回來，現在必須適應英國的階級體系，這對她來說是一次文化衝擊。安娜對摩莉說，她傷害了那個賣草莓的人的感情。當然了，摩莉從來就不知道她毫無顧忌的舉動會給別人帶來多大的衝擊。

那份思想包已經變得稀薄、浮泛、膚淺，最重要的是，它已經被炸得四分五裂，那是來自法國大革命和啟蒙時期的碎片，來自克倫威爾時期或工業革命時期的殘羹冷炙，來自馬克思或列寧的信仰教條。我清楚地知道我卸下宗教和上帝的包裹的時刻——那是我母親因為她的孩子迷上了聖母馬利亞（這是必然會發生的事情）而沮喪的時候，她向我舉出一長串羅馬天主教徒干過的壞事，但所有那些事情，新教徒的行為都可以與之媲美。我還記得，當我一舉卸下了肩上既癢又不舒服的宗教重擔，進入無神論的英勇的禁欲主義時，我感到多麼輕鬆。我知道，我之所以會接受馬克思主義的包裹，並沒有比這更深刻的原因：我在南羅得西亞遇到的共產主義者跟我讀過同樣的書，都熱愛文學，而且在我認識的人當中，只有他們理所當然地認為白人的統治要完蛋了。但如果我出生在另一個地方，另一個時間，我會同樣輕易地接受當時當地的正確「包裹」。

至於那次靜坐，它立刻被載入史冊，成為發生在特拉法加廣場的又一次公民對抗權力機構的偉大鬥爭。

要想明白解放了的西方姑娘跟沒有解放的東方姑娘（比方說印度姑娘）究竟有什麼區別，只要在一個既有西方姑娘、又有印度姑娘的地方待上一小時就會明白了。你只需要觀察印度姑娘那種渴望的眼神、意味深長的一瞥、輕輕的嘆息、讓人心神不定的小小閃避、總在忙碌的撩人的面紗和紗巾。這並不是說，西方沒有這種施展手段的女人，當這種女人出現時，解放了的女人只能眼睜睜地在一旁看著男人拜倒在她面前，因為這種傳統的騙術恰恰立足於對男人和女人的本性的最充分了解。女人假裝忽冷忽熱，這是世界上最古老、也是最成功的遊戲——司湯達在《論情愛》中令人欽佩地列出了那些規則。然而，女人跟被自己的花招俘獲的男人在一起，怎麼可能享受理想、完美、誠實的充滿愛的關係？但對有些女人而言，那些手段不是花招，那只是她們的天性……於是我們轉了一圈又一圈。

我要在這裏引用兩首詩，因為短短的幾行詩抵得上平鋪直敘的幾頁紙。這兩首詩都寫於六十年代早期，但它們屬於這裏討論的主題。作為詩歌，它們算不上特別好，也算不上特別壞。它們的風格當然過時了，但能告訴我們一些信息。

那個系列劇十分精彩。格拉納達電視台當年進行的那些冒險，今天任何一家電視公司都不會去嘗試。他們拍攝薩奇、A.E.科珀德、薩默塞特·毛姆、莫泊桑和其他作家的小說系列劇，為每位作家拍一個系列，一個系列十三個小時，裡面包含三部一小時的電視劇，另外十個小時分配給兩到三個故事。一流的導演、演員、作家和舞美。電視台非常輕視自己，後來竟然把這些系列劇一筆勾銷了。但這些系列劇屬於電視製作出來的最好作品。ITV在當時也堪稱勇敢。斯特拉·里奇曼為他們做了了不起的貢獻，啟用了能找得到的最優秀的人才。《半小時故事》和《恐嚇信》這些節目至今還有人記得。同樣，ITV也把它們給毀了。

有兩年的時間，我們這幾個人知道，呈現在我們面前的是英國最傑出的戲劇。後來肯尼思·泰南來看了幾場演出，向《觀察家》的讀者們介紹了這裏，於是開往倫敦西區的地鐵擠滿了衣著光鮮的倫敦人，他們不辭勞苦地大老遠來到斯特佛德，斯特佛德劇場變得一票難求。

那時候，除了寫長篇小說和故事，我已經有機會通過其他途徑掙錢：廣播和電視正在向我招手。總的來說，我抵制它們迎合大眾的傾向。那時候我們相信，為錢寫作就是在出賣靈魂，在稀釋寶貴的蜂蜜，這會觸怒你的繆斯，她會懲罰你，讓你不辨良莠，最終淪為受雇的寫手。這種看法是對的，但在今天的風氣面前，連提一提這些寶貴的過時的想法都很困難。那時候我們還相信，作家應該過著安靜、私密的生活，拒絕成為公眾人物。

我對六十年代的看法因為我自己的經歷而帶有偏見。我們現在生活在它的後果里。那麼多人進了精神病院和監獄；當人們回想起一個自殺的人，談話就會突然陷入沉默；每個星期都有消息傳來，一個人年紀輕輕的就死了。

我只好告訴讀者，我又讓自己做了化驗，結果是陰性，而且馬修再次讓我相信，化驗結果並不能證明什麼。我像是急於贊同任何事情，急於取悅別人，沒有辦法說出一個簡單的「不」字。趁著彼得要在學校里整整住上半個學期的時機，我答應住進熱帶疾病醫院，就診于這位著名的醫生。我在那裡住了一個月，當然是免費的。治療方法恢復到每天一劑，注射儘管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但至少不那麼可怕、痛苦。除此之外，我覺得很愉快。我躺在床上，讀書，琢磨著《金色筆記》，抽煙。他們很肯定地告訴我，一個人接受銻治療之後，最多會再抽一兩天的煙，沒有誰例外。但我一直在抽煙，治療期間從來沒有間斷過。馬修經常會來到我床前，高高地站著，舉止緩慢，莊重威嚴，向我保證我的狀態良好，然後踱向另一個女人的病床，她的癥狀讓所有的醫生著迷。她是個修女，英國人，曾在奈及利亞工作。她得了一種神秘的疾病，兩條腿間歇性地腫脹，泛起粉紅、猩紅或覆盆子似的鮮紅的顏色。讓醫生感到奇特的是變色癥狀到來的時間。這顯然是某種細菌在作怪，但科學對它還一無所知。路西嬤嬤躺在床上讀婦女雜誌或《聖經》，旁邊放著個按鈴。她按照醫生的指示，雙腿一旦開始腫脹變色，她就按一下鈴。一天有那麼幾次，走廊里回蕩起滾雷般的腳步聲。醫生和護士們從醫院的各個角落沖向我們的病房，圍著泛紅的腿，取皮屑、采血樣，不停地說，不可思議……難以置信……太神奇了，然後又怏怏地離開，因為雙腿的癥狀往往已經開始消退了。路西嬤嬤大約五十歲，她在奈及利亞的一個偏遠的地方工作了幾十年，教那些未開化的人愛上帝，也教他們讀書寫字。她像我一樣，在好好享受休息的時光。修女們來看她，給她帶來雜誌、愛情小說、巧克力、粉色的皮拖鞋和粉色的短睡衣。然後她被轉往另外一個病房，在那裡接受更嚴肅的治療。於是艾達·迪米特里奧斯夫人住了進來，她身材高大，氣定神閑，是個地道的英國女人：順滑的淺色頭髮，完美無缺、閃閃發光的粉色指甲——她進醫院之前去做了頭髮和指甲。她坐的病床上，靠著醫院的樸素的白枕頭和自己帶來的印花靠墊，讀《每日鏡報》、《每日快訊》和很多通俗小說。這些書她怎麼也讀不夠，她說，她讀起書來如饑似渴。

當時還有別的事情。克蘭西決定聽信一個醫生的話，那個醫生給克蘭西開大劑量的致幻劑。他不在醫院里給病人看病，而是讓病人上午去他家。他給他們一劑葯，大約傍晚六點把他們攆走——就是說，趁他們仍然很亢奮、很瘋狂、無法自控的時候。我當時認為那是犯罪，現在也還是這樣想。這種事情一周有兩三次，我陷入焦慮的狂躁。瓊也很擔心。我們會給對方打電話：

女孩抱怨著、尖叫著跑開了：「我恨你們！」

當他們計算這十分之一的時候，我爸爸的撫恤金也包含在內嗎？她賣雞蛋給班凱特的商店得到的那筆錢呢？

好吧，在當時應該請誰呢？很多讀者會看出當時是怎樣一種情形：就像一群作家認為自己會比出版商做得好，於是合起來開出版公司，他們也許真的把公司開了起來，然後各自返回自己的本職工作，寫作，僱人來經營公司。但這個新生兒跟其他出版公司有什麼區別呢？我不止一次看到過這種情況，而且都不奏效。處在這種事業的核心的人不能是一個雇來的人，他必須是個滿懷激|情、精神高昂、全心奉獻的偏執狂，知道怎樣搬動一座大山。

我有一位特別值得一提的訪客。他是來自布萊頓的巫師，不知道為什麼，布萊頓一直是巫師們最偏愛的地方。他堅持說自己是個白巫師。他讓我一定要理解，巫師有好壞之分，而他是個男巫師，不是術士，因為術士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兒。他遇到了一個嚴重的問題。他需要跟一個處|女發生性關係，以此來提高自己的靈性修行，但他找不到一個真正的處|女——一個純潔無瑕、處|女膜完好無損的姑娘。他找遍了英國的每個角落。我問：「但你是怎麼打聽的？難道是到處去問姑娘們，你的處|女膜完好無損嗎？」「她們對自己的身體很無知，根本不知道處|女膜是什麼。不，你不明白。如果你坦率誠懇地對一個人說話，他們就會用同樣的方式對待你。我向她們解釋我的情況，她們會聽，然後我會問一些問題，但接著我就會看到，她們不是真正的處|女。」他身材瘦削，膚色稍暗，頭髮平平的，沒有顏色。他說起自己的困境時皺著眉頭，綠色的眼睛看向一邊，不看跟他談話的人（也就是我，幾個月裏面，我們已經聊了好幾次天了）。這是一個飽受折磨的男人。他從來不笑。上帝饒恕我，我居然在他面前大笑、微笑。他感到絕望，認為不可能在英格蘭找到真正的處|女，於是去了愛爾蘭。他說，愛爾蘭姑娘對性抱著清新自然的態度，這種態度在英國已經消失了很久了。他在愛爾蘭的克萊爾縣找到了一個十四歲的處|女。他想娶她，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訴了她，讓她一定為他保持貞潔，因為按照法律，他們必須等到她十五歲才能結婚。他對她說：「不要放縱自己，把你的手拿開。這是個悲劇——姑娘們意識不到這一點——你們擁有一件珍寶；那是無價的珍珠，但你們對待它就像它只是一塊肉。」多麼漫長的等待啊，他有一次到我這裏來時，向我抱怨（也許是兩次、三次），他坐在那兒，煩躁不安，一隻膝蓋在顫動，手指撥弄著紐扣或領帶——他總是衣著得體，整潔體面。法律多麼愚蠢。女孩子應該一來月經就可以結婚。還是以前的人更明白事理。那時候女孩子十二三歲就結婚，這符合大自然的意圖。

六十年代在人們眼中散發著光彩；在我看來，它有時被錯誤地視為很多事情的開端，其實那些事情始於五十年代，或者更早。但有一樣東西確實始於六十年代——毒品。毒品來自東方，每個人都能弄到，這在我們的文化中是從未有過的。我相信，長遠地看，在足夠長的時間帶給我們的視角中，我們會發現，毒品才是六十年代的重要事實。「毒品其實是無害的。」人們仍然在這樣說。一位來自中亞的朋友當時說過：「你們西方人從來沒見過毒品，它對你們來說是全新的東西。你們就像小孩子，想把蛇當寵物來養：看這條漂亮的蛇。但如果你生活在一個被毒品盤踞了幾個世紀之久的文化中，你就會知道，只有那些一敗塗地的人、失意的人和毫無希望的窮人才使用毒品。」

現在說說英國男人，他們也許比美國男人更受詬病：英國女人總是圍坐在一起，抱怨英國男人。他們並不真的喜歡女人，並不真的喜歡性|愛。英國女人在本國人中間尋找真愛，但最後找到的往往不是英國男人。英國女人去國外找情人，這已經不是什麼秘密：「只是為了提醒自己：我還是個女人。」這種現象提示了真正的問題所在：這裏並不缺少性的衝動，而是缺少接近它的方法。但這些缺乏浪漫情調的英國男人不恰恰是姐妹般的、同志般的、直來直去、即使懂得女人的花招也鄙棄不用的英國女人的對應物嗎？

我當然不是唯一一個給予喬舒亞建議和支持的女人。我們幾個女人互相打電話，討論棘手的問題，最主要的問題是我們覺得喬舒亞天生不是搞政治的。我以前覺得這種評價是一種批評，但現在不這樣想了。

從朗廷路很快就可以走到新左派的人經常去的地方，他們在牛津街的另一邊，他們有時也到我這裏來。我成了阿姨式的人物，絕對屬於老衛兵中的一員。

到了倫敦沒多久，我又遇到馬修。他附屬於熱帶疾病醫院和其他專科醫院，已經是世界級的血吸蟲病專家。「你好嗎？」

「我也要來。」女兒說。

我有一陣子跟戲劇界的人交往很多，原因並不僅僅是我寫的劇本正在上演。我們的頭腦中正在孵化一個理想主義的狂想，我們認為我們可以挫敗倫敦劇場的傲慢氣焰。倫敦劇場中有些亮點，非常耀眼的亮點：皇家宮廷，金融區人魚劇院的伯納德·邁爾斯，藝術劇院，奧斯卡·洛溫斯坦。但大多數劇院都由非常正統的商業管理層掌管。那時候的情況跟現在大相徑庭，探索創新的小劇場今天已經星羅棋布，很多戲劇在酒館里上演，最重要的是，我們有了國家劇院和南岸。我們現在想當然地認為，劇院可以是一個社交活動中心，各種各樣的活動都可以在這裏舉行：講座、學習小組、研討會、音樂會，還可以開餐廳和書店。但當時根本沒有這樣的劇院。

我舉辦了一場盛大喧鬧的喬遷派對，邀請了所有參加過裝修的人。派對進行到高潮，跟我隔了兩棟房子的那家人的男人來到街上，大聲罵我。我想，好了，我現在住在工人階級的街區了，我就入鄉隨俗吧。我出門站在台階上，叉著腰，衝著他喊，讓他閉嘴，不要再掃我們的興，幹嗎不一起進來開心。

肯喜歡在公眾場合表現自己，就像是劇場的延伸。他是個公眾人物。往往是等到他給我打電話的時候，我才知道我的作品獲得了好評，或者至少是報紙上提到它了。我當時對評論持批評態度，但現在我們把劇評、書評視為理所當然的東西，因為我們越來越受到外部因素的擺布。喜歡你的人也許會寫信告訴你「我喜歡那本書」；不喜歡你的人也許會寫「我討厭那本書」；最常見的是「我看了那篇評論」對讀者有刺|激作用的是書評，而不是書。

約翰的幾位妻子裏面我認識三位，我最了解的是佩內洛普·吉列特。我有次去吉列特的公寓吃飯，她的公寓在梅菲爾。在場的有約翰·奧斯本，約翰的情婦喬斯琳·理查德，肯·泰南和他的一個情婦。克蘭西也去了，儘管我們已經分手了，但人們還是經常一起邀請我們兩個。有那麼一段時間，克蘭西是時尚倫敦的一部分，無論他喜不喜歡。吉列特的婚姻處在崩潰的邊緣，而奧斯本的婚姻已經徹底破裂了。佩內洛普不只是漂亮，而是很美，她是那種典型的紅髮美人：牛奶般細滑的皮膚，綠色的眼睛，婀娜的身段。約翰愛上了她，他的狀態像某些戀愛中的男人——彷彿就要去看牙醫了。我很喜歡吉列特博士，也很欽佩他——他是個沉默寡言的人，眼睜睜地看著自己的妻子迷上了別人，就要離開他，但他卻沒有讓自己的感受流露出來。

「他沮喪極了。」她說，平靜的藍眼睛中掠過一絲陰雲。「我看得出，我不應該說這種話。但我想知道，這到底有什麼問題呢？找一個姑娘用來做|愛，而我負責所有其他事情。因為我確實喜歡他，你知道；除了他，我不可能嫁給任何人。」

這個模式仍然存在於集體意識中嗎？如果仍然在，那麼它正在哪個方面支配人的思維？它對實際發生的事情起了哪些作用？這當然讓我聯想起南非：幾十年來，每個人都認為會有一個「長刀之夜」，一場「血洗」——不可能有其他道路。

現在我被扔在這兒：裝修了一半的房子，沒有工頭，沒人跟我並肩作戰。但接下來一切都順當了。道格雇的兩個工人（道格欠了他們兩個星期的工錢）對我說，他們可以把我的房子裝修完，我可以直接僱用他們。我認識的每一個人（朋友和各種專家）都說，我如果僱用他們，就是在發瘋，我會後悔一輩子，因為他們會騙我。而其實那兩個人棒極了，他們讓每件事都變得很容易。我按照工會規定的最高標準付給他們工錢，每周付一次，而且會多給不少，因為他們為我省下了工頭的利潤，他們會把買材料的賬單給我。他們稱自己為「海盜雙雄」，一個是傑克，一個是約翰。他們自從離開學校就在一起工作，已經有二十年了。傑克是個身材魁梧、慢條斯理的英俊男人，當他跟你說起他媽媽時，會用一雙平靜的藍眼睛一動不動地望著你的臉。他媽媽照顧他，因為他一直沒結婚。他媽媽做他最喜歡的菜，他為什麼還需要妻子呢？約翰結過婚。他活潑敏捷，精力充沛，顯然在這對夥伴中間是領頭的，但當他們需要作決定的時候，他們會站在那兒看著對方，默默達成一致，然後約翰轉過身，來對我說：「不，你不需要在這兒裝架子，親愛的；瞧，你把手這樣放上去肯定不舒服；最好裝在那兒。」要不就是告訴我，為什麼這塊地板不需要換，只要補補就好了；為什麼這個電燈插座應該剛好裝在那兒。

「噢，誰？」我對這個人沒有印象。

「你形成了條件反射。」肯說，他的口吃加強了他身上的導師特質。他高高地俯視她，而她抬著頭，愉快地沖他微笑。

「但是，馬修，我覺得糟透了。你肯定我的狀況不錯嗎？」

我們一邊談話，一邊吃三明治，喝咖啡。羅素說，他覺得沒有必要繼續討論了，他想我們一定很累了。明天早晨他不會見我們，但會讓管家為我們準備早餐。羅素夫人和他一起護送我們去卧室，因為考慮到當時的氣氛，所以當我們發現我們被鎖在房間里時，一點也沒覺得驚訝。那是晚上九點。

我始終記得他們為我介紹的一個男人，原因即便在當時看來也足以讓人不安。他是個鰥夫，帶著個很小的女兒，大約兩三歲。他向我描述他和女兒睡在同一張床上，確保女兒熟悉他的身體，他鼓勵她探究他的私處，甚至讓她玩弄它們。「這樣一來，她永遠都不會嫉妒男性有陰|莖。」他這樣告訴我。他對自己採取的抵制蒙昧的做法很自豪。我提醒他，這種做法也許會產生一些不可預見的後果，比如說，他女兒也許會再也離不開他，沒有辦法愛上別人。他對我感到失望，認為我缺乏真正的洞見。他身材高大，毛髮濃密，神色哀傷，注重言辭和思考，深受弗洛伊德理論的桎梏。我們極不般配，我們私下達成的「不必擔心對方想跟你結婚」的協議格外有效力。

我們就這樣睡著了，女僕進來送早餐時，我們醒了過來，早餐放在兩個托盤上。（肯拒絕下廚，伊萊恩·唐迪也不下廚。他們驕傲地宣稱，他們兩個誰都不會煮雞蛋，他們總是在餐館吃飯，就連早餐也是買來的。）然後女僕收起了那些鞭子。

我遇到一個麻煩。當我還在沃里克路住的時候，跟我交往的人裏面有很多知名人士或者是即將成名的人，我住到朗廷路后遇到的更多。我可以隨手列出一個名單。確切地說是「名人單子」。它意味著我經常遇到這種情況——某個人對我說：「我遇到了你的一個好朋友。」

百人委員會——那次會議的產物——不遺餘力地把自己渲染成呼籲核裁軍運動的健康、誠實、良好的組成部分，為了造勢，他們把伯蘭特·羅素推舉為運動的領航星。

默文·瓊斯問我願不願意去北威爾士走一趟，見見羅素，求他不要發表這項聲明。我們應該竭力避免讓這場運動的兩位泰斗公開起衝突，因為——這才是關鍵——那些滿懷激|情地投身呼籲核裁軍運動的人（其中有些人非常年輕）根本不在乎這些泰斗、大人物、主角。這是一次民主運動，領袖內鬥的消息一經傳出，大家會覺得噁心。至少那些（或者是他們的父母）剛剛經歷過共產主義內部可怕的個人鬥爭的人會嘆口氣「噢，又來了」，然後轉身離開，幻覺破滅。參加這場新運動的幾十萬人裏面大多數是年輕人，他們最動人的地方在於一掃往日的憤世嫉俗的、幻滅的陰霾，對自己充滿了煥然一新的光明的興趣和信心。因此一定要阻止這場公開的爭執。但困難的地方在於這兩位鬥士和他們的追隨者們早就把那幾十萬單純的人拋在腦後——當你每一天、每一分鐘都在執迷於捉摸對手的惡行時，這種情況就會發生。

我可以肯定，世界上沒有一個共產主義者不曾幻想自己為嚴刑拷打、監禁和勞動營做好了準備，即便在根本沒有革命趨勢的國家裡，他們也這樣幻想。「你必須明白一件事情，調查員同志，」共產主義者用挖苦的腔調說，「我們都知道，在和藹可親的訊問員之後，審問我的會是一個下流的迫害狂。但你們忘了，我們生活在信息自由的國家。是的，我當然屈打成招。每個人都知道，沒有誰能承受得了酷刑。但你們好像沒有意識到，在這個國家之外，沒有人會相信我有罪。世界上所有的人都知道你們在怎樣刑訊逼供。真的，你們不應該這麼天真、這麼無知。」如果這種幻想在幾百萬人的頭腦里上演，會對普遍意識產生什麼樣的影響？

我跟其他幾位「導師」在電話里商量了之後，寫信向一個朋友討教。接下來的小故事足足相當於一場關於民族道德的講座。讓我們管這位朋友叫「約翰」吧！約翰的父親曾經因為三十年代的大蕭條而破產，因此約翰的童年生活堪稱風雨飄搖，但他還是上了私立學校。戰爭爆發，在一次看似偶然的情境下，他邂逅了學生時代的一位好友，那位好友問他，願不願意為自己的國家做出實質性的貢獻——而不僅僅是參軍，對方這樣暗示他。信不信由你，那人讓約翰去一個紳士俱樂部吃午飯，手裡拿上一份捲起來的《泰晤士報》。他根本沒有問約翰的政治傾向，其實約翰是個極左派，但這是否意味著他有一張黨員證，我不得而知。約翰在戰爭時期當了間諜，表現出色。但當時有很多像他這種背景的人在為安全機構服務，很多人是共產主義者或者共產主義的同路人。戰後，約翰成了英帝國的批評家，批評英國在各方面的帝國主義表現，而且成了非洲問題專家。我在「倡議結束殖民統制」運動中認識了他，我們是戰友。我想知道喬舒亞為什麼被盯上了。特務機關對一個不幸的黑人政治流亡者緊追不捨，用整箱整箱的錢去賄賂他，讓他的生活變得更加悲慘，這樣做對嗎？跟阿拉伯人有關的林林總總又是怎麼回事兒？

我離開了，坦白地說，我不想走。那是多麼賞心悅目的一幕啊：那種特殊的友誼只能存在於有過親密關係的男人和女人之間，還有漂亮可人的安娜·伍爾夫，文學界對她懷著那麼多期許，唉，還有星期天早晨的氛圍，慵懶，徐緩，迷人。

附近還有一家餐館，我當時根本去不起，但霍華德·薩繆爾斯會在那裡請他的作者們吃飯。那是個西班牙俱樂部，裏面的裝潢都是閃閃發亮的深棕色面板，紅色的皮革，非常有陽剛之氣，而且風格濃重。霍華德·薩繆爾斯和安奈林·貝文，霍華德·薩繆爾斯和珍妮·李，霍華德·薩繆爾斯和工黨左派人士（但不是新左派）在那裡一坐就是幾個小時，品嘗著地道的西班牙菜，喝著桃白蘭地。霍華德喜歡做東。他是個相貌英俊、感情充沛、變化無常的人，這樣的人身邊一定要有一個桑丘·潘薩，他的桑丘·潘薩是雷吉納德·戴維斯·波因特，雷吉納德是他在麥吉本&基出版社的得力助手。雷吉性情平和，清醒明智，身材高大，待人友善，並隨行照顧著霍華德。在我還是他的作者的時候，他也照顧我，直到湯姆·馬斯庫勒離開麥吉本&基出版社。

我很努力地工作——當時在寫《金色筆記》——因為我從來沒有不努力工作的時候，我也跟朋友和熟人見面。但在那個時期，我一直被一種看不見的黑暗的東西拖著走。

「不，我要寫《羊脂球》。」

「你對我實施了三日療法。閃電戰。」

「我去看勞倫斯·奧利維爾演的……了」

我對肯來說，是一位特別的朋友嗎？我從來不這樣想，但那是因為他的自我保護總是無懈可擊，光芒四射的機鋒讓你覺得無法繼續靠近他。我只能推斷說，我處在他的一個特殊的圈子裡，也許像個姐姐。因為他有幾次打電話讓我去他那裡，那樣的談話在他看來也許算得上推心置腹。

亨利·基辛格讓我想起在牛津的講座上見到的艾森克，那已經是很久以前了。他帶著濃重的德國口音，精力旺盛、決心堅定——也帶著謹慎和異議。在美國的報紙看來，整個呼籲核裁軍運動是一場共產主義運動。我告訴基辛格，只有一小部分參与者是共產主義者，但在他聽來這隻是無關緊要的細枝末節。

寫作《金色筆記》的過程改變了我。寫任何一本書都會改變你——你只要想一想，就知道事情必然如此。從最低的層面上講，如果你對著一個主題苦思冥想，跟那個主題有關的信息和洞見就會從各個角落紛至沓來：相關的書進入你的生活，你從收音機裏面、從朋友的聊天里、從電視上聽到跟它有關的東西。這是事實，是真的，它保證會發生——沒有「科學的」解釋，暫時還沒有。但我在說的還不是這種信息向你迅速聚集的現象。寫作《金色筆記》更深地改變了我的思想方式，而不是我的思想。當我開始動筆的時候，儘管我已經拋開了共產主義的思想，但共產主義的思維定式還在。那套定式不僅限制著共產主義者和前共產主義者，很多從來都不是共產主義者、甚至也不是社會主義者的人也擁有這種思維特點。五十年代結束前，我一直閱讀「資本主義報紙」的主要文章，那些都是無可挑剔的保守派文章，但用的全是共產主義的套話：堅實的步伐、矛盾、示威、對立的統一、階級戰爭，諸如此類。我們觀察到不斷重複的過程：一小撮被排斥、甚至被放逐的人的思路慢慢地擴散，起起落落，四處傳播，最後變成「思潮」的一部分。

有些女人告訴我：「我在六十年代讀到《金色筆記》，它改變了我的生活。我女兒現在在讀這本書，我的孫女也在讀。」

默里·塞爾有時候會到我這裏來，因為他像所有的天生的喜劇演員一樣，有時需要觀眾。有一次，他打電話給我，說有急事 ，等他來了之後，我才知道原來是他剛滿三十歲了。我們坐在一個花園酒館里（總歸是在戶外的什麼地方），在那裡待了大半天。他一直在解釋：女人根本不理解，三十歲對男人來說是多麼可怕，那是青春的結束。我肯定很同情他，因為他的痛苦是發自內心的，儘管他當時跟往常一樣，非常風趣。後來我才想到，我剛剛過了四十歲，而且從來沒有想過要從他或者其他任何人那裡得到同情。我沒有說：「得了吧，默里，跟我比起來，你的痛苦算得了什麼？」

四天後我爬出醫院，渾身散了架，不停地顫抖，中了毒，覺得噁心，但體內可能已經沒有血吸蟲了。然而我的疲憊一點兒也沒有減輕。後來我生了第三個孩子，寫了《野草在歌唱》，來到了倫敦。

在一個派對上——現在讓我們跳到我在查林頓大街的房子里舉行的一次較大的聚會上，大約有三十人，大家一起吃午飯——兩個女人從房間另一頭走過來，對我說：「你知道，一個女人做這樣的事情，在我們看來有多了不起嗎？」

我們離開沒多久，在鄰街修整房子的市政工人就來了，他們拆走了我那棟房子裏面所有的暖氣片、水管和鍋爐。莉蓮·皮爾斯先給我打了電話，然後給市政廳打了電話。市政廳便派了個門衛守在門前，從晚上6點守到早晨6點，但房子的後面卻是敞開的，於是那些工人繼續溜進來，拿走漏網的東西。這種情況持續了幾個星期。莉蓮·皮爾斯告訴市政廳，後門沒有人把守，放了小偷進來，但那些小偷就是市政廳自己的工人，得到的回答是：他們會調查這件事情的。

有時候你真想抱頭痛哭一場，或者難以置信地號叫一聲，都是因為我們偉大的國家：英國。這種質量的電視劇出現在歐洲任何一個國家都會被珍惜、被推崇，被當成國寶珍藏起來。會有專門的節日來紀念它們，就像那些紀念經典黑白電影的節日。至少，它們會成為那個時代的最佳導演、演員、舞美和作家的檔案。然而不行，這是英國——所以大家只能一起進垃圾桶。

尤其讓人沮喪的是，「冷酷姐妹」把這種事情視為政治行動。

他們每年都捐錢給「救助困境女士聯盟」、一個救助貧困海員的慈善機構和一個救助一士兵家屬的慈善機構。他們告訴我，應該把口袋裡的十分之一的錢捐出來，無論是我賣雞蛋給商店掙的錢，還是寫廣告掙的錢。我一直有負疚感，因為我沒有這樣做，但我不是已經決定不再相信上帝的存在了嗎？

美國男人是用他們的頭腦去愛的，而不是用心去愛。這是我們的一致結論嗎？絕對是。他們的心不參与戀愛。而他們的頭腦里是否有一張藍圖，告訴他們應該怎樣對待女人，無論是在床上還是在床下？他們完成性htｔｐs://ｒeaｄ.９9csｗ.ｃoｍ行為的時候，不是出於深深的本能或表達愛的需要（還是別指望了吧），而是出於讓自己相信自己確實是條好漢的需要，是這樣嗎？人們在這類談話中會頻繁地引用勞倫斯的話，這很有意思。他雖然對性的了解不是很多，但對愛的了解確實不少。但說句題外話，我們也許不應該忘記：每個人都以性專家自傲，這是最近才有的事情；勞倫斯對性的無知在當時是很正常的，那是大家的普遍狀況。

約翰向一些可靠的人（間諜頭目們）諮詢這件事情，問他們該怎麼做。我收到一封信，估計是「拖拖拉拉部」的某個高級頭頭構思出來的。這封信什麼也沒說，一丁點兒都沒有，堪稱「無溝通」的典範。我把這封信保存了很多年，時不時拿出來讀一下，驚嘆它的技巧。但在我多次搬遷的過程中，這封信給弄丟了。它的技巧相當於跟間諜行業相類似的領域中的這樣一封信：

有一個叫拉爾夫·薩繆爾的人曾經到我的公寓來遊說，勸我為某個事業捐錢，就像十五年前的我。他坐在那兒，為自己的說服力感到如醉如痴，事實和數據圍著我們的腦袋盤旋，勾勒出讓人目眩的前景。他是個很投入的年輕人，瘋狂地描述著我的錢有助於創造一個怎樣的不列顛。突然，他從迷狂中停了下來，仰頭大笑，笑他自己。很好，我想，我們那批人在自我陶醉的頂點根本沒有能力發出這種誠實的大笑。這些年輕人總的來說比我們的頭腦要開放一些，不像我們那麼狂熱，即便他們確實把托洛茨基視為全人類的燈塔，就像我們當年看待斯大林一樣。他們比我們的思想要平衡一些，他們沒有發瘋——我現在認為我們當時發了瘋。原因在於他們的時代沒有戰爭，沒有那些殺戮、災難和宣傳。因為我現在是這樣看待我們那批人的：戰爭讓我們發了瘋，即便我們與真正的戰場相隔千里。

「他是我丈夫，」莉蓮·皮爾斯說，「但並不從來就是。這是我的朋友羅金厄姆太太。」我記得是這個名字。「我從街上把她領回來，從水溝里。她當時在水溝里，是不是啊你？」她提高了嗓門兒，問那個丑婆婆，「她耳背，而且差不多全瞎了。但我對她好。」她身子向前傾，手放在大腿上，提高嗓門兒說，「我對你好，是不是？」

有很多人到醫院來看我。艾達躺在那兒讀書看報，聽我們聊天。

我們的話題轉移到法國（可愛的法國）的游吟詩人和游吟歌手的遺產上，因為我們也許可以建立起這樣一種聯繫：對特定詩意或幻想的愛好也許從來沒有到達過德國，而德國文化對美國的影響極其廣泛，尤其是對美國的大學。嗯，我們當時談的就是這類話題。一個在電視台工作的女人說的小故事把我們的談話推向了高潮。故事里的他是個美國電影製片人，「爺們兒」的典型。他在她上方拉開架勢，像隆起的弓，但是一動不動，訓斥她：「用它，用它，你這個該死的。」這不是一種極端的被動嗎？男性難道不是變成了機器，為女性提供快|感，供女性使用嗎？（但「快|感」這個詞，因為它的輕浮意味，可以被用在這裏嗎？）「好漢」在這裏得到了最完美的體現，但就在最緊要的關頭，被動性和怎樣使用他的指令同時出現了。這不是物極必反的例子嗎？是的，這確實體現了物極必反——至少在這個例子裏面，因為如果你讀美國小說，或者看看對美國文化的其他形式的見證，你會發現情況並不總是這樣。不是的。是特定時代的產物，就像一切事物都會消失一樣，它也消失了。真的消失了嗎？女性主義讓人找回了溫暖的心，讓男人的太陽神經叢像小太陽一樣散射出熾熱的渴望了嗎？

我的訪客當中，最意想不到的是亨利·基辛格。事情是這樣：魏蘭·楊（當時他還遠遠沒有成為肯尼特勛爵）已經成了美國左派和英國左派之間的聯繫人，這也許是因為他頻頻見報，出現在奧爾德瑪斯頓遊行的照片里，沒有誰能抗拒這個有魅力的家庭：英俊的魏蘭，一位可愛的妻子，漂亮的孩子們。非常民主地跟大眾一起遊行。亨利·基辛格想跟呼籲核裁軍運動的代表成員見面。大多數左派們都在為競選奔忙，但我斬釘截鐵地說：不，我不會為工黨遊說拉票，為正義事業企求資助，我不會去街頭叫賣《新左評論》，也不打算髮表演講（「左派往哪裡去？」「英國價值幾何？」之類的題目）。我在這個世界上的工作是寫作，你們不喜歡，也得把它咽下去。我在南羅得西亞的索爾茲伯里已經為此跟有意見的人做過鬥爭，那些人比倫敦這些人厲害多了。所以當時我有空見基辛格。作為新左派的代表，我不是特別合適，但我確實可以代表呼籲單邊核裁軍運動（但這種區別在美國人眼中顯得無足輕重，因為在他們看來，我們總歸都是共產主義者）。亨利·基辛格也許是德國後裔——因為從奇醜無比的水泥樓梯上冒出來、走進我的公寓的是個健康的德國年輕人——但他也是剃著板寸頭的朝氣勃勃的美國人，置身醜陋的背景中，他顯得過於魁梧、清新、神采奕奕。現在很難描繪出那次會面的氛圍，因為那個時代的氛圍已經消失殆盡。記錄過去的事情，總會遇到這種困難。其實陳述事實很簡單：發生了這個，還有那個。但剝除了當時的氛圍，很多行為（事實），無論是社會的，還是個人的，都像是徹頭徹尾的瘋狂。冷戰的聲音在英國已經沉寂了（主要是因為新一代年輕人覺得那很傻，而且不管怎麼說，冷戰從未給英國帶來致命的威脅），但在美國，冷戰的氣氛卻達到了頂點。因為政治原因離開祖國的美國人向別人描述美國發生的事情，英國的年輕人覺得難以置信。美國的共產黨組織一直很弱小，它的思想和感受沒有向外傳播很遠，但在歐洲，「每個人」都曾經是共產主義者，或者曾經生活在共產主義氛圍中。「曾經是共產主義者，現在不是了」，這在歐洲是正常現象，適用於你遇到的大多數人。但美國人從來不明白這一點。現在，當你翻閱聯邦調查局的埃德加·胡佛或者是中情局的阿格通的陳述，你可以很明顯地看到這些紳士們在跟風車打架，因為他們對普通的共產主義者的思想和行為一無所知。在今天看來，這是那個時代最觸目驚心的事實。一天天，一周周，胡佛和他的人馬、阿格通和他的手下跟共產主義敵人做鬥爭，但如果真的有一個共產主義者站在他們面前，他們根本認不出來。歐洲存在著上千種不同形態的觀點、不同程度的體驗。在歐洲，如果你說「我不再是共產主義者了，因為『肅反』……因為斯大林和希特勒的協定……因為蘇聯入侵芬蘭……因為捷克斯洛伐克的公審……因為對柏林起義、匈牙利起義的鎮壓……」，每個人都會理解，這是一條受難之路。但在美國人看來，一朝是赤色分子，就永遠是赤色分子。

我怎樣看待這些「示威」？我當時很難回答這個問題，現在也很難。那次示威改變了政府的政策嗎？當人們在全國的電視台上看到那次示威時，有誰的思想為此而改變嗎？我是不是在說，有些人就是喜歡跟警察打架，因此他們的努力是沒有價值的？但我確實知道一件事情：那次示威過去沒多久，百人委員會舉行了多次示威，在那段時間里，美國大使館門外發生了一場真正的戰鬥，部署核武器的基地外面也發生了幾次衝突，這些事件的核心力量正是那些出於興奮而參与進來的人。

我決定讓自己耳聰目明，保持清醒，並繼續我的探尋。與此同時，關於我自己的一個讓人不快的事實（這是我即將發現的眾多事實中的第一個）叩響了我的房門。我研究的那些「途徑」或「道路」，有時被稱作「規訓」。而我毫無規訓（是的，我太誇張了，那些日子，這個事實的嚴重程度把我給壓垮了），除了在一件事情上——我的確非常自律地讓自己每天工作，我知道，有些人覺得做到這一點很困難。我能夠調整自己的生活和工作模式來適應我兒子，可以說，我生活的中心永遠是他的需要、他的模式：學校，假期，上學，放學。但其他方面呢？好吧，我冷靜地打量自己，我在其他方面毫無自律可言。

這如同掙扎在沼澤地里：同志般的、樂於助人的平等相處態度，會讓男人以為這個女人愛上他了（僅僅因為她允許他們之間有些親昵的舉動），他也許會滿心歡喜，也許會逃之夭夭。但同樣，既然女人終歸是女人，在所有的友善下面仍然充滿了殘餘的羞澀，因此她也許在發狂地愛著一個男人，但對方一點兒也沒有覺察到。

第一次讀到這個故事時，我想，我永遠也不會蠢到要帶上一堆捲心菜——但是，唉，那堆捲心菜可不是那麼容易擺脫的。那些日子，我太喜歡講這種話了：「我當然永遠也不會蠢到……」這涉及我的另一個難題。如果你擅長做一件事情，你就會無意識地假定你也能做好其他事情；如果你在一個領域取得了成功，你就會認為你的成功在另一個領域里也「算數」。

我認為事情彷彿是這樣的：我寫《金色筆記》時，我完全到達了一整套理念、思想和感受的譜系的邊界。原來被我視為「不可能」、「反動」而被我排除在外的世界包圍著我，不斷擠進來，宣告它們的存在。

瓊·利特爾伍德一直沒有獲得她應得的聲譽。部分原因在於她厭惡中產階級，而他們其實是她的支持者。她忍不住要去羞辱布爾喬亞、當權派、BBC、西區劇院和西區劇院的觀眾們。她必須這樣做。那是她的風格、她的標誌。接受電視採訪的時候，她把手帕掉在椅子後面，轉身去撿，這樣她就可以把屁股衝著攝像機，羞辱觀眾。這是十足的孩子氣，但她非這樣做不可。她是個傑出的導演，是戲劇界的一股強大力量。她和她的隊伍真正延續了巡遊演員的古老傳統，她在身無分文、毫無資源的情況下在偏遠城鎮上演戲劇，在臨時搭建的劇場里上演政治劇和諷刺政治的道德劇。

女人在完全坦誠地敞開心扉跟一個男人度過一晚之後，難道不是會經常詛咒對方，痛斥對方？「你這個該死的。你至少可以打個電話吧？你難道就不能送來一束花？」因為只要一束花就夠了，就綽綽有餘了，失去平衡的心理就可以得到恢復。這時候，那個男人就可以懷著感情和愉悅，心想，終於找到了一個既懂得享受生活、又不問「你真的愛我嗎」的女人。

我估計，在倫敦的住房費用會花掉一個人三分之一的資產，我指的是實際的貨幣資產。先要花時間找房子，有了房子之後，就要不斷地維修、改裝水管、屋頂、窗戶……諸如此類的工作——這是擁有一座房子的真正開銷。值得嗎？問我一千次，我會回答一千次：值得。倫敦是歡樂的豐饒角。

很多人都有過這樣的經歷：沿著一條「靈修之路」走下去，回首自己最初的幾步，感到很羞愧，後悔自己當時居然有那麼錯誤的想法。

這些詩只代表了某個時期或階段。但問題是，有些人沒有走過「靈修之路」，卻對過來人感興趣。他們經常把探索者的暫時階段，甚至是探索者本人也認為是錯誤和不幸的東西當作最終的成果或頂峰。就相當於文學領域里的這種情況：某個讀者或批評家把一張紙戳到你鼻子底下：「看，你在1953年寫了這個，你自己親筆寫的，你怎麼能不承認？」

安裝中央供暖的工人來了，我不得不就每一片散熱器跟他爭論。

「但我已經有個男人了。」我說。

《與虎共舞》劇組裡面的人，我跟莫琳·普賴爾見面比較多。收到劇本時她正卧病在床。她從病床上掙扎著起來，冒著嚴寒來參加試演，最終得到了那個角色。莫琳·普賴爾熱情奔放，愛衝動，具有能跟人立刻交上朋友的天賦。而她丈夫性格冷靜，深思熟慮，智性發達。我想，哦，又是這樣。如果大自然願意讓兩個性情相容的人結婚，事情會怎麼樣？比如，兩個熱情開朗、生氣勃勃的人在一起，他們一定會感到無窮無盡的歡樂，但如果兩個冷漠、沒有親和力、性格壓抑的人結了婚，我猜他們永遠也無法伸出手臂，擁抱對方。

《金色筆記》在中國出版兩次，每次八萬冊。相對於中國的人口，這隻是個小數目，對於我們卻是很大的印量。每次出版都在幾天之內銷售一空，都是女人在買，因為在中國，人們也把它看成一本給女人看的書。女人在那裡的生活很艱難，我很高興這本書能對她們有所幫助，並不介意她們是否知道這本書的「真正」意圖。

「但是，肯，」她喃喃地說，「我不喜歡。」

女人現在有一種抱怨，我認為這種抱怨是新出現的，是隨著兩性平等而產生的。她們說：「這就是我，一個漂亮女人，做起飯來像個天使，床上技巧不錯，經濟獨立——對任何男人來說都是很好的伴侶。但他們一方面成群結隊地愛上我，一方面卻轉身離開，跑去跟個黃毛丫頭住在一起。」

我們這些滿懷希望的夢中人是誰？這是加雷思·威根的主意。他當時是經紀人（現在在好萊塢協助華納兄弟公司的運營），他位於貝爾格維亞的房子是我們聚會的地點。參加聚會的有特德·科特切夫、泰德·阿蘭、肖恩·康納利、莫迪凱·里奇勒、希拉·德萊尼、舞美設計肖恩·肯尼（他年紀輕輕就去世了）和克萊夫·埃克斯頓。1960年，我們在幾周內見了十幾次面，我們的計劃變得像設計師的圖紙一樣清晰可靠。那間屋子集合了戲劇、電影、電視和廣播界人士的豐富經驗，我們毫不懷疑我們能夠籌措到資金。跟有錢人的交流表明，他們會非常支持我們。我現在仍然認為，錢對我們來說是最次要的問題。對我們而言，我們可以無償工作，或者只拿一點象徵性的報酬，因為我們的意圖，就是要以活生生的例子抨擊商業劇院。我們找到一座倉房，條件很差，但沒有關係，因為這樣更容易按照我們的目的進行。一個星期天早上，我們在倉房裡召集了一次會議。口碑和一點點廣告吸引來了兩百多人：演員、劇作家、舞美和導演。其中很多人都有工作，因此，我們的行動之所以吸引他們，並不是因為他們在其他地方碰了壁。整個氣氛像我們期待的那樣鼓舞人心。西區的劇院管理層是我們的敵人，我們徹底地、本能地蔑視他們，就像瓊·利特爾伍德對他們的詛咒，說他們是腐朽的人——如果算不上「邪惡」的話。這裏面帶著一種政治意味。部分原因在於我們都受到一種想當然的思維定式的影響：取得了商業成功的作品一定是壞作品。這種想法現在仍然盤踞在我們的頭腦里，我認為，這種態度是貴族對商業的蔑視的變體，它出人意料地構成了左翼思想的一部分。我們對西區劇院管理層的態度也是共產主義的殘餘。藝術領域的大部分人都曾經是某種類型的共產主義者，他們不僅把這個新劇院視為對抗西區的據點，更是對抗戲劇界的一切專制的據點，尤其是對抗黨的路線。人們現在已經忘了，當時有很多演員（也許是大部分演員）都曾在團結劇院（共產主義劇院）工作過，都曾經目睹了一個以破除偶像著稱的生氣勃勃的劇院怎樣被國王大街的重拳摧毀。當時的戲劇界工會（平權工會）由共產黨人把持，他們精於計算，耍各種手腕，大部分演員都不喜歡他們。在考文特花園集會的那個上午，大家興緻勃勃，非常樂觀，達成了一致意見：一切就緒，只待出發。集會之後，我們都知道，現在必須決定由誰來運作這個劇院。我們誰都不想做，我們都有自己的事情。我們可以通過各種方式為它做貢獻，但就是不能出面來運作。那麼我們應該請誰來做？沒有特別合適的人選。這件事情如果放在現在就容易了，因為今天這代人里才俊輩出，其中不乏我們需要的精力充沛、處事靈活的人。

我總是覺得肯是個很脆弱的人，容易受傷，彷彿一隻優雅的灰色飛蛾，有著絲一樣纖薄的翅膀，大而突出的綠眼睛，骨感的面額。他身材很高，但極其瘦削。我想伸出雙臂環抱著他說：好了，好了。但這種舉動對戲劇界的年輕國王不太合適。人們都怕他，因為他太有影響力。我欣賞他的機智，但我認為他的判斷力經常受到一些教條的左右，它們讓他偏離理智。他屬於那種典型的性格：為了讓別人大吃一驚，他喜歡說自己是共產主義者、馬克思主義者，但其實他寧願去死也不願加入共產黨。這些人在政治上總是很天真，或者說很無知，因為他們的思想都在空中飄浮，從來不落到現實中來。例如阿索爾·富加德，他是我們那個時代非常有創造力的劇作家，但他不符合肯的政治意圖。肯也做出過其他錯誤判斷。但他的劇評寫得很精彩，總是筆下生輝，自他以後再沒有人把劇評寫得那麼文采斐然。

《紅與黑》裏面的索黑爾先生——愚魯遲鈍的丈夫的原型——則譏諷地說：「女人那精緻的構造……」

此時，阿諾德·韋斯克登場了。我在什麼地方碰巧遇見了他，告訴他，我參与了這樣一個計劃，他也許會感興趣。他已經涉足了一些類似的事業，它們都處在早期階段。他後來到我們這裏來參加會議，我們那時都已經鎮定自若，滿懷信心，因為我們的構想已經十分完備。除了最核心的事情，每件事情都安排好了。阿諾德坐在那兒，臉上沒有笑容，然後宣布：「只有一個人能做這件事情，那個人就是我。」泰德·阿蘭開玩笑說，斯大林發話了。這就是結局，我們展望的藍圖的結局。阿諾德創辦了「中心42」，等著我們起來反對。但我們每個人都厭倦了對抗性的政治，於是隨他去了。我們的感覺是：「噢，好吧，他會成熟起來，度過這個階段的。」我肯定，我們沒覺得自己這種家長式的態度有多可笑，因為我們自己也不過是剛剛度過了那個階段。只有這樣寫才公平：他認為我們是一群老掉牙的老馬克思主義者。

「是嗎？真不錯，你很喜歡，是吧？」

這段經歷讓我震驚——真正的震驚。這確實是一個階段的結束。我寫了《我如何最終把心給丟了》，然後又回到《金色筆記》的創作中，我把頭腦中多少已經組織過的素材整合起來。

跟「原子彈」有關的思想應該放在這裏。這是人們當時對核威脅的感覺：那是終結一切的無人生還的爆炸，只要一次打擊，就會殺死世界上所有的人，也許會讓整個星球在幾百年內成為不毛之地。我們已經有了兩個先例：廣島和長崎。那是發射兩顆原子彈的後果。「原子彈」主宰了我們的頭腦、我們的歌曲、演講和宣言。如果那個白痴按下按鈕，原子彈就會落下來，一切都完了。在非常遙遠的將來，將有一些變異的倖存者在核污染的土壤上爬行，生命重新開始。

可憐的珍妮特·哈澤不應該遭受這種不快的待遇，她駕車送我過來完全是出於好心。我可以肯定，這一切讓她非常沮喪。如果是這段不快的短途旅行促使她下定決心儘快離開英國，那麼我一點也不怪她。

「你的錢都花在什麼上面？」

有一個人被禁閉在一座島上，但他不知道自己是被禁閉在這裏的囚徒，不知道囚徒生活之外還有其他生活。一位營救者來幫助他逃跑，但他說：「哦，謝謝，謝謝，我會來的，但我必須把我的那堆捲心菜帶上。」

我搬家了，不是很麻煩。就像我年輕的時候——也就是我跟弗蘭克·威茲德姆和後來的哥特弗萊德·萊辛一起生活的時期，我們總在搬家，完全不當一回事兒——我帶走了書、兩張床、一張桌子、床上用品、窗帘和廚具。把那些醜陋的傢具全部留在身後。

「人們總是談到愛，我從來不知道他們是什麼意思。除了哈里，我忍受不了任何一個男人，這也許算是愛吧。」

這種浪漫的邀請，他至少對另外兩個女參謀也提出過，都發生在同樣的場合（美美地用餐的時候），說的是同樣的話。

那片區域在白天嘈雜喧嘩、生氣勃勃，到了晚上就一片沉寂荒涼，除了兩個酒館和一個餐館以外。他們在鑽法律的空子——法律規定，裸體的人如果在動，就是不道德的；如果不動，就是道德的。於是店家向顧客提供鉛筆和紙，邀請大家展示自己的藝術天分。一個裸體姑娘站在有輪子的檯面上被推進來，保持一個姿勢二十分鐘，然後被推走，顧客們鼓掌，交流自己的素描，然後另一個姑娘上場，換人的頻率以不至於冷得起雞皮疙瘩為限。店家鼓勵顧客不要停筆，因為如果警察進來檢查，姑娘一動不動，大家都在運筆如飛，就可以證明這項活動的目的是藝術。警察經常進來。這家餐館深受美國人喜愛。這是個很奇怪的現象：五六十年代，美國人一到倫敦就會直奔蘇荷，去看那裡的妓|女和裸體俱樂部。如果你跟他們說：「得了吧，你們的大城市裡面不也多得是妓|女？」他們會說，那不一樣。蘇聯人也一樣。來自蘇聯的每個代表團（那是代表團時代，每個代表團都有導遊陪伴，那個導遊是真正的克格勃）一到倫敦就會被帶往蘇荷，參觀資本主義的活生生的罪惡，他們的狀態就像在莫斯科看芭蕾舞劇《紅罌粟》，劇中有一段很長的發生在資產階級夜總會的色情場景，用來揭示西方社會多麼讓人噁心。共產主義的蘇聯禁止人們享受這種樂趣，妓|女和性表演只可能存在於資本主義國家，因此可以理解為什麼蘇聯人會成群結隊地去蘇荷。

「那你要把其他孩子都叫上，」安妮說，「要不然就是我們偏心眼了。」

我去卡農·科林斯的家裡參加會議，討論委員會的策略。我並不是在說，「在場的沒有一個人意識到，他們在對抗只是頂著另一個名字的斯大林主義」，因為在當時，任何一場政治聚會裡面，與會者總有些人是前共產黨員，或者曾經接近過共產黨，這樣的人可能在會上占多數。但他們那種受傷的無助的天真讓我目瞪口呆。他們的反應也許很恰當，因為他們能做的事情其實不多。卡農·科林斯的隊伍遵循良善的民主規則：公平遊戲，誠實報道等；但百人委員會卻來自完全不同的傳統，他們遵循著另一套規則。老衛兵們很沮喪，因為參加呼籲核裁軍運動的大眾並不知道正在發生什麼，但這種情況不會持續很久。

我帶著彼得和他的一位朋友來到房子面前。「就是這座房子。我買下來了。」兩個男孩默不作聲，看著立在破破爛爛的街上的深褐色的斑駁外牆。「瞧，」我央求他們，「房子會變得很好的，你們等著瞧吧。」

在我從索爾茲伯里來到倫敦之前，在那段漫長的彷彿沒有盡頭的糟糕日子里，我向一個朋友（他是醫生）訴苦，我告訴他我經常感到疲勞。你可能得了吸血蟲病，他說。他是吸血蟲病專家，這種病的徵候之一是容易犯困、感到疲憊。讓我們稱他為馬修。我們認識他的時候，他剛剛開始行醫，但他的成功和他的病人為他賦予了一種徐緩、威嚴的氣度。我們喜歡拿這一點來開他的玩笑。他為我做了血吸蟲病檢查，結果呈陰性。現在人們知道，血吸蟲可以通過皮膚上的毛孔進入體內，只要輕輕碰一下被血吸蟲污染的水就有可能被感染，我小時候總是在水裡進進出出。不，我沒有在長滿蘆葦、蝸牛貼在上面的死水塘里游泳，但我可能把手和腳伸進去過，因為那個時候，人們以為血吸蟲只能通過尿道進入人體。我極有可能得了血吸蟲病。測試結果呈陰性不表明我沒有感染血吸蟲，馬修說。當時的治療方法又漫長、又讓人討厭：病人每天去注射銻，至少注射一個月。大部分黑人體內都有血吸蟲，這是非洲的地方病之一。漫長而痛苦的治療結束后，那些受罪的人一定會再次染上，因為如果他們住在鄉下（大部分人都住在鄉下），他們在裏面洗洗涮涮、從裏面打水的小河和池塘的水裡到處都是血吸蟲。病人現在吃上幾片葯就好了——你的病治好了，就這麼簡單。我對馬修說，讓我注射一個月，我受不了。馬修說，他剛研究出一種改進療法，把一個月注射的銻的劑量在三天里注射完。這是很劇烈的療法，但它能夠奏效。他問我願意試試嗎？況且，我還可以為科學做出貢獻，因為這種療法還處在試驗階段。我讓自己住進了醫院，裏面的醫護人員都是裹著天藍色長袍和頭巾的天使般的年輕修女。我一天注射四次，每次注射時我都感到心臟在狂跳、伸縮、劇烈地顫動，彷彿要爆炸了。我躺在那兒氣喘吁吁，心想這就是死亡，發誓不會讓他們再給我來一針了，但就在我覺得再也無法承受的關頭，體內的喧嘩突然停止了。年輕的天使們站在周圍，內心擔憂，但面帶笑容，而我一天中有四次認為自己要死了。一天，馬修踱步走進來，神色莊重，很有權威。「嗯，你看起來不錯。」

我有時聽說，這本書也被列入了歷史課和政治課的閱讀清單，我很高興，因為這恰恰是我最初的意圖：我想寫的是一部記錄時代的編年史。這也恰恰是這本書的價值所在——如果它沒有被歲月所淹沒。因為我確實認為，無論這本書有多少妙筆和敗筆，它都是一份誠實、真實、可靠的敘述，敘述了我們當時的狀況。現在不可能有人寫這樣一本書，因為一部小說的誕生必須有其特定母體，那是一種氛圍、感受或思想。如今那一切都顯得十分遙遠，難以相信它們真的發生過，「所有那些舊時光」。

肯和伊萊恩·唐迪的婚姻正步入尾聲，他們經常在餐廳里吵鬧、發脾氣。你有時會看到肯坐在一張桌子後面，面色蒼白，哀怨但充滿好鬥的神氣，向坐另一張桌子後面的伊萊恩拋出陣陣責罵，伊萊恩也從不示弱。

那麼我要住到哪兒去？那是1958年，我來倫敦已經九年了，我發現，平均起來算，我的收入跟普通工人的工資一樣高——每周二十英鎊，我想是這個數目。我對錢一向抱著漫不經心、「最後總歸沒有問題」的態度，這一直很適合我的生活方式。但當我需要找住處時，這種態度的弊端就暴露了出來。每個人都知道，作家的收入不穩定，你從來不知道自己明年會有多少收入。我記得有一次，個稅徵收員到瓊的房子里來找我，問我為什麼還沒有繳稅。我告訴他，我去年掙的錢夠繳稅，但今年沒掙那麼多，我只有三百英鎊。他很和氣，想辦法幫我應付過去，但他的反應就像所有的維持秩序的人和監考官一樣，對我的不穩定的生活感到不自在。他認為我應該設法有份穩定的收入，也許可以去當秘書。

除了跟拉爾夫·斯格曼的關係，伯蘭特·羅素還有一個很嚴重的問題：他已經被奉為聖徒，成了人們眼中的和藹可親的老人，年高德劭，智慧超群。人們對聖徒、聖女、大師、智慧女人和智慧男人的胃口是永遠無法滿足的。這意味著，最不可信的材料也會被神聖化。我自己也必須跟這種傾向做鬥爭：人們想把我變成「年邁智慧的女人」。事情總是這樣：幻覺破滅的追星族和弟子們總會過分抨擊他們曾經不明智地尊崇的人。這也是羅素的遭遇。

這些跟醫療經歷有關的記憶片段，記錄了我在面對權威的壓力時，表現出來的非常病態的被動性。我並沒有說「女性的被動性」，因為我認為，人們在醫生面前的反應，源自性別間的差異並不大。我們都被教導要聽別人的話。我們作為小寶寶、嬰兒、幼兒，最先聽到的是：「這是醫生……醫生說……要吃藥，醫生這樣說的……醫生說你一定要待在床上。」他（現在也可能是「她」）從一開始就是家庭的最高權威，在醫生去病人家裡出診的年代，小孩子經常看到一家人怎樣等待醫生的到來，等待他來吩咐大家做什麼。但家庭出診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情況也許發生了改變。

但我並不是所有的時間都待在查林頓街，因為我需要錢，必須得掙錢。我以前從來沒有為錢而寫東西，就是說，我寫東西一向是服從我的內在需要或模式，而不是外在的要求。是的，服從外在要求確實會削弱你真正的力量。因為真正的作品是貨真價實的東西，是一條別人看不見的生長曲線（生長點），而其他作品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兒，無論它們的技巧有多麼純熟，看上去有多麼好，都是粗製濫造。除了為《紐約客》寫的兩篇小品，我從來沒有為了錢而寫作——不，事實逼著我這樣說：有過兩次，我和一位很窮的朋友一起嘗試著寫一個純商業性的電影劇本，然而當你言不由衷時，你為了錢也寫不好，這次有悖於心的嘗試最後必然是徒勞無果。我活該，我這樣想。我私下裡認為，我的靈魂墮落了。但我為電視台寫的東西沒有任何問題，而且正相反。我很快就會跟另外兩位作家一起，給格拉納達電視台的莫泊桑小說系列劇寫劇本，另外兩位作家是愛爾蘭的休·萊昂那多和格拉納達電視台的主管菲利浦·麥凱。我們圍著一張大桌子，像打牌一樣分配小說。「我想寫《羊脂球》！」

也有男人寫信給我，談到兩性戰爭，表達對《金色筆記》的讚賞。男人寫來的探討《金色筆記》的信一直沒有間斷過。年復一年，我還是會收到這樣的信：「我發現了《金色筆記》，我把它送給了我的妻子/女朋友/女兒。」最近一封來自墨西哥的信寫道：「我剛剛讀完《金色筆記》。我以前從來不知道，女人除了談論男人和孩子還談論其他事情，我把它送給了我的妻子。」

「那種方法已經停用了。我們用它治死了一些人。都是當地的非洲人。他們的體質承受不住。」

此時，你也許會觀察到肯的角色從老師轉向了愛說俏皮話的人。「我必須抗議，你很不公正地讓我噤聲了。」肯說，「我無話可說了。從邏輯上講，我能說什麼呢？我怎麼能不祝福你呢？那麼，享受吧，我親愛的。」

我收到了一些年輕科學家寫來的信（但那已經是七十年代了），他們問我，為什麼要助長對核威脅的長期錯誤看法，核威脅不是一場單獨的災難——最終的滅絕或世界末日——而是各種各樣的危險，例如，蘇聯發生了一些從未被正式報道過的爆炸和事故，導致大片區域被摧毀、污染、無法居住。這類事情比一顆原子彈的爆炸要危險得多。（那時候，切爾諾貝利核泄漏事故當然還沒有發生。）他們建議，如果我真想幫忙，就不要再繼續談論原子彈，而是向大家指出，核能具有很多不同的危險。

我搬進朗廷路時跟我搬進沃里克路時完全不一樣，往沃里克路搬家時，我非常傻氣地相信我會跟傑克住在一起。而在我搬進朗廷路時，克蘭西和我正在分手——分手的過程已經持續了幾個月了，你也可以說，從我們剛剛在一起，我們就在分手。一是因為我們的共同點非常少；二是因為他一直明確地表示，他想自己住，而且要找女人。但我的情感深處（不，是比情感或感受還要深的深處）跟我頭腦里明智的看法嚴重脫節了。我再次覺得自己像條被鉤住的魚，讓線牽著往前走。跟克蘭西在一起，我觸到了自己的極限，從一開始就是這樣，但這跟克蘭西的為人沒有特別大的關係。部分原因在於他處在「精神崩潰」的狀態——這裏我不打算給「精神崩潰」這個有用的詞下定義，因為《金色筆記》已經對它進行了描述（但不是下定義）。你跟精神崩潰的人住在一起不可能不卷進去——哪怕對方的崩潰並不以劇烈的、難以應付的方式表現出來——即便你也許只是在想象中被卷進去了。「被拖著走」的老一套又上演了，我喪失了意志。就像我第一次結婚時的感覺。那是1939年，戰爭爆發的時候，我似乎沒有自己的意志，我的理智眼睜睜地看著我的行為，卻無能為力。我表面上的舉動符合這種表述：「噢，不，克蘭西和我是好朋友，現在我們只有這種關係了。」我們也確實是好朋友。但在內心深處，我的感受完全是個遭到背叛的女人，被拋棄的女人。我痛苦不堪，呻|吟著，拖著沉重的腳步，失魂落魄，只剩下勉強維持生活的力氣。我鄙視自己，這讓我的狀態變得更糟。

只差幾天就到了說好要搬走的時間，我卻得了德國麻疹。不知道為什麼，德國麻疹這個詞讓人發笑。是因為「德國」出現在這樣的語境里？這個詞記載的是哪一次被人早已遺忘的外來傳染病？設想一下「秘魯麻疹」，這個詞也讓人隱隱地想笑。（義大利麻疹呢？俄羅斯麻疹呢？）如果說「我得了麻疹」就沒有問題，人們會按部就班地表示同情，但「德國麻疹」就讓人想笑。這是我第二次得這種麻疹，每次都很嚴重，渾身長出讓人不舒服的疹子，發高燒，頭疼。我躺在陰暗的房間里，備受煎熬，我已經給海盜們打過電話，讓他們繼續工作。我深深地沉在病痛那黑暗的海底，泛起陣陣噁心，這時門鈴響了。我咒罵著，跌跌撞撞地去開門。門口站著個年輕女人，悶悶不樂，眼中含著怒氣，身邊的摺疊童車裡有一個嬰兒，好幾層樓梯，她把童車一路抬了上來。我說我得了德國麻疹，這對她肯定有危險：她懷孕了。但她不管。「德國麻疹」這個詞應該激起的笑聲被她的怒火轉變成一聲譏笑。她說：「我是來拿錢的。你既富有又成功，而我需要錢。」我說，現在我非常缺錢。我說的是實話。她說：「別跟我來這套。」很少有人比她讓我更不喜歡。「為了我的孩子，我一定要拿到這筆錢。」她想要五百英鎊。或者我印象中是這麼多。問題是，現在錢的價值跟以前不一樣了。我知道這在當時是一大筆錢，我只能增加我的透支。幾周后，我送了一張畫給朋友，花了十英鎊，我恐慌起來，因為我其實付不起那麼多錢。那幅畫也許是五十英鎊，或者是一百英鎊。那個年輕女人的叔叔極其富有，是個名人，後來我寫信給他，問他是否考慮過把錢還給我，但他說，他看不出他為什麼應該這樣做。

拉爾夫·斯格曼來找我。這聽起來像是小事一樁，但他在來訪之前已經向人們打聽過接近我的最佳方式。我們兩人坐在那個醜陋的小房間里，窗外街市的喧鬧和汽車的噪音迫使我們關上窗，這樣才能聽清我們自己的說話聲。確切地說，當時的情景是這樣的：拉爾夫嚴肅地點著頭，神情凝重，「我認為，這樣做是可取的……」，說著他敏捷地起身關上了窗。他坐下來，身體前傾，目光堅定地注視我的眼睛，讓我想起了以前的各位列寧的化身。他們都是按照自己的原則去說謊的人，但這引發了一些有意思的問題。我一邊和顏悅色地聽著他的雄辯，一邊在心中跟自己辯論。此時，他知道我完全知道他在幹什麼。難道不是他在跑遍倫敦，向人吹噓伯蘭特·羅素的信的落款不僅是他簽的，內容也是他口授的嗎？「我說什麼，他就做什麼。」（很多左派的人都記得這件事。）有誰不知道，如果一個人對羅素說「我幫你去拿文件……去倒杯水……去接電話」，羅素會回答，「不，讓拉爾夫幫我吧」。羅素是拉爾夫的囊中之物，拉爾夫四處向人吹噓這件事情。而現在拉爾夫就坐在我面前，繪聲繪色地把卡農·科林斯（呼籲核裁軍運動主席）說得極其不堪，他說科林斯正在用骯髒的手段和伎倆削弱羅素的影響力。那些手段其實都是共產主義的戰術軍火庫的一部分——列寧的戰術。拉爾夫知道，我肯定知道他說的不是真的，但他仍然煥發著誠摯的神情。

如果我有時間，莉蓮·皮爾斯可以滔滔不絕地說到第二天早晨，我當然很少聽到這麼令人著迷的狄更斯式的故事。當我離開時，她說她很高興隔壁終於能有點生氣了，她指導丑婆婆說：「告訴她，我們很高興她住到這裏。」老太太順從地喊著：「是的，親愛的，在這裏你就隨意吧，就像在自己家一樣。」

他也許會出現在瓊或者我面前，說：「我需要躺下。」否則我們就不知道他在哪兒。好吧，他都挺過來了。我猜那位醫生會說：「你幹嗎要大驚小怪？他沒出什麼事，不是嗎？」但他很可能會出事兒。我知道我之所以會感到恐慌焦慮，是因為我回想起我父親的經歷：一步步漂向死亡，靠著注射胰島素和天曉得什麼藥物維持到最後。如果無論你知不知道某件事情，對你的行為都不會產生影響，那麼知道它有什麼好處？我的理智懷著嘲諷、反對和焦慮，眼睜睜地看著自己有這樣那樣的舉動、感受，卻沒有辦法阻止，這種情況在我身上發生過太多次。

該請木工了，他們領來一位夥伴，吉米，直到今天，我仍然會帶著感情想起他。他個子很高，極其消瘦，臉色灰暗，內心憂傷，因為他的妻子跑了，兩個孩子已經長大成人，他現在孤身一人。他咳嗽得厲害，暗沉的臉色在告訴人們：他來日無多。他們三個人經常在一起工作。他們在廚房搭了條高凳，刷天花板時踩在上面，他們有時候在高凳周圍坐著喝茶。他們讓我跟他們一起坐下來，聊這聊那。傑克和約翰分別跟我說過，吉米是「世上的鹽」，他們總是以呵護、體諒、溫柔的態度對待吉米。房子里上上下下的木匠活都是吉米做的，當我的提議不合理時，他會糾正我。然後又來了個人，電工比爾·康納利。我跟他一直有來往，持續了二十年，直到他去世。他經常回想起，他們三個人在廚房裡，我的兩隻腳突然從天花板上掉了出來，因為上面的地板已經拆掉了，只蓋著一層石膏板。他們大笑了一場，笑我的腳，笑了好幾年。

處|女並不是他唯一的痴迷。他想跟小女孩發生性關係，但他尋訪處|女的舉動跟這個沒有關係，因為小女孩無助於他的靈性發展。「每個人都看能出來，小女孩們想要什麼。」他說，「即便是五六歲的小女孩都會站在那兒，指著她的噓噓給你看，扭動身子，想要它。好吧，如果她們想要的不是那個，又是什麼？」他發出質問，但眼睛從不直視我，總是看著別的什麼地方，有時看著一面牆，也許那上面有他投射的幻想，他用憤憤不平的聲音繼續說：「你看得出她們想要什麼，但如果碰她們一指頭，你就得進監獄。」

跟西方女人（尤其是英國女人）在一起，男人往往不知道他們發展到哪一步了，除了那些本能地了解女人的男人，這樣的男人遇到女人，雙方會立即進入心領神會的快樂的洪流。

我這樣的狀態也和彼得有關。他不再像在倫敦上學時那樣經常在家裡進進出出，或者在家裡住上一段時間，而是去了寄宿學校，只有學期過半或假期才能回家。但我感覺到這是終結的開始。彼得曾是我生活中的常量，我的壓艙物，是我在生活的跌宕起伏中緊緊抓住的救命稻草——這樣對他不好，這當然也是他應該遠離我的原因——但現在連他也不在我身邊了。

今天回想起來，有件事情讓我很吃驚：儘管經常是我媽媽告訴醫生該做什麼、開什麼葯，但在她和病人（我爸爸、我弟弟和我）之間，她仍然需要醫生的權威。這是因為那個年代的醫學界訓練護士們服從一套極其苛刻的紀律：除了醫生的指示，不允許她們做任何事情。在農場里，當我爸爸的糖尿病或者併發症惡化時，她就會把他放進那輛舊轎車，坐在他身邊，盯著他的臉，注意有沒有昏迷或神志不清的跡象，而我開著轎車向索爾茲伯里駛去。七十英里有多遠？沒有多遠。但那條粗糙的砂土路坑坑窪窪，起伏不平，你要麼很快地開過去，車子和車上的人一起顛簸，要麼很慢地開過去，讓車子從一道脊上緩緩滑下去，過渡到下一道脊。我必須開得很慢，因為我爸爸病得厲害。這段路也許要開上五六個小時，中間還要停下來，讓他休息。汽車開到軌道式路面上時（軌道式路面就是沒有用瀝青把整個路面鋪滿，只鋪了兩條軌道，供車輪在上面跑），速度可以稍微加快一點，但仍然比較慢，因為軌道的邊緣是曲曲彎彎的坎兒，不小心就會滑下去，陷進流沙里。我爸爸坐在車上，臉色蒼白，大汗淋漓，一隻手抓著車邊的扶手，另一隻手抓著我媽媽。到了醫院，醫院收治我爸爸，讓他在那裡待上一上午或一整天，給他做我媽媽已經在農場為他做過的各項檢查。醫生吩咐我媽媽做那些她早就知道的事情，因為這些做法還是我媽媽告訴醫生的。我們把我爸爸安頓在旅店裡，住一個晚上，第二天又順著那條糟糕的路駛回農場。這場奔波只是為了獲得醫生的權威認可。瘋了，但當時就是這樣，非這樣不可。

幾個月後，我收到市政廳發來的《強制購買通知》。就是說，任何權力機構要求買你的房子，你都必須賣給他們。我一直設法拖延，一直拖到將近六十年代末，終於有一天，我跟市政廳的代表一起站在搬空的房間里，移交鑰匙。我母親的女兒交出的房子一定得是光鮮整潔的，整棟房子從上到下洗刷得乾乾淨淨。那個男人充滿了官員式的和藹，稱讚我的房子很乾凈。

「我們在抱抱。」安妮說。

「我不想讓你知道我在做什麼，住在哪裡。」這個很快就要結婚、按說已經有了一些關於共同生活的打算的男人這樣回答，而且他真的威脅要起訴她，因為她違背了承諾。這肯定是一個人能找到的最完美的、純粹謊言的例子。

有一本書叫《抗議發起人》，類似於對這些運動的官方記載，我被描繪成呼籲核裁軍運動和百人委員會的集會發言人，我不是。我被描繪成積極的示威者，我也不是——除非奧爾德瑪斯頓遊行算得上示威。拉爾夫·斯格曼當然四處宣揚，說我是百人委員會的支持者。

《金色筆記》被公認為我寫過的最好的小說。也許是吧，但我有自己的看法。人們認為作家不適合評判自己的作品。《金色筆記》出版近四十年來，銷量仍然很平穩，經常再版，銷售的地區也並不僅限於歐洲國家。它的歷史昭示出一本小說可能經歷的盛衰沉浮。

「你可能有血吸蟲病。」

我沿著丘奇街一路走去，想著下個星期天，我會再次從這裏路過。我會再次從這裏路過，以老友的身份再次拜訪這裏。

第一年過後，當遊行在特拉法加廣場結束時，聚集在那裡的人據估計有五十多萬。有些不那麼堅定的人走到海德公園就放棄了，那裡成了一片野餐的海洋，但也有人在家裡設宴款待遊行的人。住在河邊的彼得·派珀和安娜·派珀敞開家門，為幾十人提供湯和三明治，那些人有的一路顛簸而來，在學校和市政廳的大廳里潦草過夜。我們這些年齡大一些的人大部分晚上都回自己家裡睡覺，第二天一早坐火車趕到遊行的人頭天晚上到達的地方。我在《四門城》中描寫了奧爾德瑪斯頓現象。

他卡殼了，但說教的需要讓他繼續說：「你的教導告訴你，享受性|愛的方式只有一種。」

「我喜歡聊天。」她說，「你的朋友們很有趣。你是個真正的波希米亞人。你知道吧？」

現在我必須去找一棟房子：一是因為彼得非常希望我有一棟房子，他需要那個著名的「頭上的屋頂」的庇護，他需要一個屬於自己的屋頂，我們的屋頂，安全而且永久；二是因為我強烈感覺到需要擁有財產的壓力，你在英國總會感覺到這一點。當我需要透支時，總會被問及「為什麼不買棟房子？」每個人都在說：「為什麼把錢浪費在租房上？把房租變成按揭款吧。」因為在這個國家，用付房租來解決住房問題不是上策——如果你沒有志氣擁有真正屬於自己的房子，這就說明你不認真，甚至說明你放浪不羈、朝三暮四。

我在《金色筆記》中提到這個問題。例如，月經。我認為，在《金色筆記》之前，月經從未在小說中出現過，而在《金色筆記》里，它吸引了評論家的不成比例的注意力。但隨後，「月經」喪失了衝擊力，這個詞（和這件事情）在紙上有了一席之地，而且不怎麼引人注目。「自|慰」是另一個喪失了衝擊力的詞——幾乎喪失了衝擊力，這取決於上下文。納博科夫在《阿達》中描寫了男主人公的自|慰，他這樣做是因為不想去引誘那個渴望著他的女孩，他通過自|慰讓自己進入安全的狀態。這個情節震撼了讀者，但原因是他對那個女孩的殘忍，而不是自|慰的舉動。但如果放在不久前，讓讀者震驚的會是對自|慰舉動的描寫。

這就是我們當時的處境：宏偉浪漫的設計擺在面前，人們紛紛寫信、打電話表示願意參与，但事業的核心還是真空。

當我回憶起那個時期，那酗酒的三四個月似乎是最無趣的事情，因為此刻佔據著我的腦海的是片片閃電的光輝，透出迷人的光彩，因為1958年是國際地球物理年。從來沒有哪一年像1958年那樣激動人心，那樣令人驚嘆。每條新聞都帶來新的信息，告訴我們關於太空和太空旅行的消息，還有來自南極洲的新聞——南極對我始終意味著天涯海角，讓我嚮往。正是那一年，全世界決定南極洲應該為全人類共同擁有，人們將分享知識，攜手共同探索、發現每一個地方，並不僅限於南極洲。我有時遇到一些人，談到1958年時大家會說：「上帝，那一年多棒！從來沒有哪一年像1958年那麼讓人興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