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怎能僅滿足於懷有一種想法且享有這種想法呢？如果他自己認為受到了委屈，這種想法又有何樂趣而言呢？如果你被鄰居騙走一塊錢，你不可能安心滿足於知道自己受騙，或對別人說自己受騙，或要求他如數償還；而會立即採取有效手段收回全額，並設法保證絕不再受騙。出自原則，出自對正義的理解和履行的行動，能夠改變各種事物及其之間的關係；這種行動基本上是革命性的，和過去的事物完全不相符，它不僅分離了政府和教會，也分解了家庭；是的，它還分開了個人，分開了個人身上的邪靈和聖靈。

我聽說在巴爾的摩或什麼地方有一種選舉總統的慣例，主要是由報紙的編輯們和那些職業政客操持的。但是我認為，對於任何一個獨立、聰慧、可敬的人來說，他們會通過選擇什麼慣例來做什麼決定嗎？難道我們不具備這種過人的智慧和誠信嗎？難道我們不能指望來些獨立的選票嗎？難道在這個國家裡就沒有一些摒棄慣例的人嗎？可是，答案是否定的：我發現，所謂的可敬之人已經迫不及待地遊離了他的身份，對他的國家感到絕望，那是當他的國家有更多的理由對他感到絕望的時候。他即刻接受了通過慣例選出的一個候選人來作為唯一可利用的候選人，以此來證明他自己可任意為那些蠱惑民心的政客所利用。他的選票和那些被收買的無德的外國人或受雇的本國人一樣不值一文。啊，人之所以稱之為人，正如我的鄰居所說，是因為背上長著不能讓你隨意伸手擺弄的脊骨。我們國家的統計數據有問題：人口數據呈報過大。在這個國土上千平方英里的土地上究竟有多少人？恐怕一個都沒有。難道美國政府沒有什麼優惠政策讓人在此安家落戶嗎？美國人已經退化成了一個秘密共濟會的會員了——他的組織以擴充會員人數著稱，他明顯喪失了智慧達觀的獨立自主能力。他剛一來到這個世界，所關心的頭等大事，就是要看到濟貧院修繕一新；還沒等他合法地捐出一件男性外衣，就開始為孤兒寡母們籌集善款了；總之，他只敢靠共同保險公司的救助來生活，那裡已經承諾會將他體面地安葬。

畢竟，一旦人民掌握權力，大多數人得以且能持續長久治理國家的切實理由，不僅僅是因為他們最趨近於真理，也不是因為這在少數人看來最為公正，而是因為他們在力量上最強大。然而，一個在任何情況下都由多數人統治的政府不可能建立在公正的基礎之上，哪怕是人們所理解的公正。難道不會有這樣的政府嗎？在這樣的政府里，會不靠多數人，而憑良心來做出是非公斷嗎？——在這樣的政府里，多數人只去決定那些適合權宜治理的問題。難道一個公民必須在某一刻，或在最低程度上讓良心服從那些立法者嗎？這樣的話，每個人還要良心何用？我認為，我們首先應該是人，其次才是臣民。用不著像培養對公正的尊重一樣，去培養對法律的尊重。我唯一有理由承擔的義務就是隨時去做我所認為正確的事。共識沒有良心，這種說法完全正確；但是有良心之人達成的共識是有良心的共識。法律永遠不會使人們變得更加公正；而且，這種尊敬法律的做法，會把好人一天天地變成非正義的代言。過分尊敬法律的一個普遍而自然的結果就是：你可以看到一隊士兵、上校、上尉、下士、大兵和火藥搬運工們，全部秩序井然地翻山越嶺，奔赴戰場，但是他們違背了自己的意願，啊，也違背了常理，違背了良心，這才是真正令他們的行軍之旅險象環生，令自己心驚膽顫的原因。他們不會懷疑，自己和一件可鄙的差事相關，他們都心平氣和，心甘情願。現在，他們是什麼？是真正的人嗎？還是些小型的、可移動的堡壘和彈藥庫，為某些無道德可言的掌權者效勞？參觀一下海軍基地，再看看海軍陸戰隊的戰士，美國政府就能打造這樣的人，或是政府使用邪惡法術造就的人——他只是人類的一個影子和回憶，一個喘著氣兒、站在那裡的人。你可以說，他的下半身已經埋在陪葬品里，儘管可能會是這樣——

由此看來，州政府從未有意去正視過一個人的感受、智力或是品德，只看到一個人的肉體和感官。它並不具備高級智慧，也不誠實可信，只具備強大的物質力量。我非生來任人強迫，我要按自己的方式呼吸空氣。讓我們看看誰最強大。多數人擁有什麼力量？他們只能強迫我，而我是服從高於自我之法規的人。他們強迫我成為像他們一樣的人。我沒聽說，人會在多數人的強迫下，這樣或那樣地生活。那樣算是何等的生活？當我遇到一個對我說「要錢還是要命」的政府時，我為何要忙著把錢交給它？它可能身陷困境，不知何去何從；我也無能為力。它必須自助，就像我一樣自助。為它哭鼻子一點都不值得。我對社會機器的成功運轉並不負有責任，我不是工程師的兒子。我發現，當一粒橡子和一粒栗子並排落地時，沒有哪個會為另一個讓路。兩者都遵循各自的規律，儘力去發芽、生長、繁榮茂盛，可能直至一個遮擋並毀掉了另一個。若植物不能按其自然規律生長則會死亡，人亦如此。

這就是有關「我的囚牢生涯」的全部記載。

我會毫不猶豫地對那些自詡為廢奴論者之人說，應當立即撤回對馬薩諸塞州政府的支持，無論是人力上的還是物力上的，不要等到贏得大多數人心后再去行動，要在正義徹底佔據他們心底之前就去行動。我認為，只要有上帝站在他們一邊就已足夠，不必再作其他等待。再說，任何人，只要他比他身邊的人多些正義感，就已經贏得了大多數。

當我和鄰居中最自由的人交談時，我發現，不管他們的問題多麼寬泛，多麼嚴肅，對天下太平多麼關注，總之，他們都不能離開現有政府對他們的保護。他們害怕因不服從該政府，財產和家庭會遭受不堪的後果。對於我來說，我不喜歡說自己曾經依賴過政府的保護。但是，如果在政府向我提交稅單時，我否認了它的權威，它便會迅速沒收我的財產並將之揮霍，還會因此而無休止地騷擾我和我的孩子。這很難辦。這使一個人無法誠實地生活，同時也無法舒適地生活，連表面文章都做不到。這就是說，不值得花功夫去積累財富，因為積累了財富也會失去。你必須在某處找點事做，或是偷偷寄居在某地，種植一點點糧食，然後馬上吃掉。你必須自食其力，自力更生，隨時安置自己，又隨時準備重新開始，還不要有太多事情分心。如果一個人在各個方面都絕對順從土耳其政府的話，他甚至可以在那個國家發財。孔子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不！在我要求馬薩諸塞州的保護延伸到危及我自由的某個南方港口之前，或是在我單單想要在家鄉安靜地努力建設一個棲身之所之前，我還能拒絕向馬薩諸塞效忠。從任何意義上講，對州政府不服從都要比對州政府畢恭畢敬所引來的懲罰小得多。在那種情況下，我該感到自己價值了了才是。

如今，一個人應當怎樣正確對待這個美國政九-九-藏-書府呢？我的回答是，只要與之相關就難免感到羞恥。我一刻都不認可那個政治組織就是我的政府，因為它也是奴隸的政府。

我已經有六年沒交人頭稅了。因此我曾入獄一晚。我站在那裡，注視著那二三英尺厚的堅固石牆、一英尺厚的木鐵門和透光的鐵柵欄，那時我禁不住強烈地感到這所監獄僅把我當做一個血肉之軀關起來是何等愚蠢。我懷疑它是否已最終認定這就是它利用我的最好辦法，而從沒想到要以某種方式來讓我為之效勞。我認為，如果我和我的同鄉之間有一堵石牆，在他們要達到像我一樣自由之前，還有一堵更難攀越、更難打破的牆。我從未感到被監禁，那牆似乎是石塊和沙漿砌成的一堆廢物。我似乎感到，全城人中，只有我一人付了稅。他們明擺著不知該如何待我，言行舉止恰如缺乏教養之人。每次威脅，抑或獎賞，都會荒唐犯錯。因為他們認為，我確實渴望站到石牆的另一側。看到他們在我思考時忙著鎖門，我只能付之一笑。不管有沒有應允，設不設障礙。我的思想會再次跟隨他們出去。我的思想才是真正的危險分子。因為他們無法理解我，便決定懲罰我的肉體；就像一群孩子，當他們無法接近他們所懷恨的某個人時，便會虐待他的狗。我感到州政府智能低下，膽怯如孤身的富家女子，且敵友不分。我對它僅余的敬意，也蕩然無存，徒留遺憾。

你會認為，政府唯獨不會認真考慮的正是那些故意、切實反對政府權威的行為。不然，政府為何沒有就此設立明確、合理且恰當的懲罰？如果一個了無財產的人僅有一次拒絕向州政府繳納九個先令，他就會被送進監獄，且沒有任何我所了解的法律來規定關押他的期限，而是由把他送進去的那伙人來任意決定。但是，如果他從州政府偷了九十倍於九先令的錢，他很快就能獲准再次逍遙法外。

他佔著一個靠窗的位置，而我佔著另一個靠窗的位置。我發現若一個人在那個位置待久了，他主要的任務就是朝窗外看。我很快地瀏覽了留在房裡的各種小冊子，檢查哪裡被前任犯人破壞，哪裡的鐵柵欄被鋸掉，還聆聽了這個房間歷任主人的軼事。因為我發現，即便在這裏，也會流傳著許多監獄高牆以外從未流傳過的軼事和傳言。也許這是全城唯一可以吟詩作詞的屋子，這些詩句大可隨後印刷成冊以供流傳，卻不太可能出版。他們給我看過一篇很長的韻文，是由幾個被控企圖越獄的年輕人做的，他們還唱出來為自己鳴冤。

當然，一個人沒有責任去致力於根除某種不義，甚至是至大的不義。他仍理所當然有其他事情可關心。但他至少有責任與這種不義清洗干係。如果他不想去過多考慮它，就不要予其任何行動上的支持。如果我傾情于其他追求和思索，我首先要知道，至少自己並沒有騎在他人頭上以實現自己的追求。我必須先從他人身上下來，好讓他也能專註于自己的思考。看看，多麼不可接受的矛盾事件都能被人容忍。我曾聽到我的一些同鄉說：「我願意讓他們命令我前去協助鎮壓奴隸起義，或奔赴墨西哥；——你看我會不會去。」然而，正是這些人，每個人都直接憑藉忠心，至少間接通過出錢充當了一個候補選手。拒絕為一場非正義戰爭效力的士兵會受到人們的讚賞，這些讚賞者並沒有拒絕擁護一個發動戰爭的非正義政府；這些讚賞者的行為和職權正是該士兵們所蔑視和不屑一顧的。彷彿當一個國家犯罪時，它後悔得要雇一個人來鞭笞自己，卻不能停止片刻的犯罪行為。這樣，在秩序和公民政府的名義下，我們最後都得向自己的卑劣表達敬意、予以支持。這樣的政府，首次犯罪會臉紅，接下來就毫不在乎；和以往一樣，開始是不道德，後來就變成了不辨道德是非。這在我們製造的生活里，絕非多餘。

我想把我的囚友所知道的一切都刺探一空，唯恐自己再難見到他。可最終，他指給我入榻之處，並把熄燈的差事留給了我。

我相信州政府很快就會使我放棄所有這些做法，然後，我將成為一個無異於我的同胞之流的愛國者。從較低的角度看，憲法雖具有許多缺陷，仍不失為經典。法律和法庭備受尊敬。甚至這個州政府和這個美國政府，謝天謝地，在許多方面，誠如許多人描述的那樣，是令人欽佩且罕見之物。但是從略高一點的角度看，它們就是我所描述的那樣。從更高或最高的角度來看，誰能說得出它們究竟算什麼，或者說它們壓根怎會值得一看，值得一想呢？

我由衷贊同這一名言——「管治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並渴望這句話能夠更迅速更有條不紊地得以實現。若得實現，這句名言終將變成：「沒有管治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只要人們準備好去接受這樣的政府，他們就會擁有這樣的政府。政府最多只是權宜應急之方。但往往多數政府，有時所有政府都會作為不利。反對常備軍的意見很多，也很有分量，理所應當，最終也可能會引發反對常備政府。常備軍只是常備政府的一個臂膀。政府本身只是人民選擇以執行其意志的一種方式，但在人民能夠通過它得以實現這一目的之前，它同樣易遭濫用和誤用之嫌。看看當前的墨西哥戰爭，這是少數人把常備政府當作工具使用的傑作。從一開始，人民就不會同意採取這種手段。

說到採取州政府提出的補救之法，我就不得而知了。這將耗時太久，人耗盡一生也等不及。我還需專註其他事。我來到這個世界的主要目的不是要使它成為一個很好的棲身之所，而是無論其好壞，都要棲身於此。一個人不會凡事都顧及，總會專註于某些事。正因為他不可能樣樣親為，所以不一定會做出什麼錯事來。我沒有義務向州長或議員們請願，不如說讓他們來向我請願。如果他們聽不到我的請願，我該怎麼辦？可在這種情況下，州政府也無計可施，因為罪在憲法本身。這可能顯得不中聽、不開通或不豁達，但唯有這種精神才是我們對待憲法的態度，需要巨大的善意和深刻的思考，唯此才能體會它並與之相配。所有的好轉變化，都如同生和死，會令身體強烈地反應。

幾年前，州政府曾以教會的名義召見我，並要求我支付一筆錢來供養一個牧師，我父親聽過他的傳道，而我則從未聽過。「付錢吧，」政府說，「否則就會把你關進監獄。」我婉然拒付。但不幸的是另一個人覺得該付。我不明白為何教師要付稅給牧師，而非牧師付給教師。我不是州立學校的教師，但我以自願捐資為生。我不明白為何講學之所就不能像教會那樣，獲得州政府的支持，提交自己的稅單。然而，在當選議員們的要求下，我屈尊寫下了這樣的聲明：「謹以此言為證，我，亨利·梭羅，不希望被當做是任何我未曾加入的聯合社團的一員。」我把這份聲明交給鎮上的文員，他還保留著。這樣一來，州政府得知我不希望被認為是那個教堂的成read.99csw.com員，儘管當時它曾說過必須堅持當初的決定，從此便再未對我提出過此類似要求。如果我知道這些團體的名稱，我願意——和所有那些我從未簽字認可的社團簽署這樣的聲明。不過，我不知道去何處尋覓一份完整的名單。

政府的權威，甚至是我願順從的權威——因為我樂於服從那些知行皆勝於我的人，甚至在許多事情上，樂於服從那些知行皆不盡人意的人——仍然不是純粹的權威，要達到嚴格意義上的公正，這一權威必須得到被統治者的許可和認同。除非我做出讓渡，否則政府絕無純粹的權利駕馭我本人及財產。從絕對君主制到有限君主制，再從有限君主制到民主制的進程就是真正尊重個人的進程。就連中國哲人都足有智慧把個人視為帝國的基礎。民主制，正如我們所了解的這種民主制，就是政體可行的最終改良形式了嗎？難道就不能朝著承認和組建人權的方向再邁進一步嗎？只有州政府把個人看作是一種更高且獨立的力量，來從中獲取政府之權力和權威，並照此行使人權，真正自由、開明的州才能出現。我感到滿意的是，我最終想象出一個州，這個州能公正對待所有人，待每位成員親如鄰里。即便有些人離群索居，既不添亂，也不盲從，而是履行作為同鄉和同胞的一切義務，州政府也不會視之為不和諧音符。一個州若結出此種果實，且能待到瓜熟蒂落之際，就將為我所設想的另一個更完善、更壯麗的州鋪平道路，儘管這樣一個州至今仍無處可覓。

我每年有一次機會——除此再無其他機會——通過收稅官直接面對面地和美國政府，或代表美國政府的州政府打交道。這必然是像我這種處境的人和它打交道的唯一方式。這個政府十分清楚地說：要承認我！而我最簡單、最有效，且在目前形勢下最不可缺少並可對它表達不滿和厭惡的方式，就是否認它。我的鄰居，收稅官，正是我不得不打交道的人——因為畢竟我並不跟羊皮紙文件爭論，而是要跟人——他已自願選擇擔當政府的代言人。在他有責任考慮是否待我，他的鄰居，一個他尊敬的人，如同對待一個鄰居及品行端正的人，還是如同對待一個瘋子及滋事搗亂的人之前，在他有責任去看到他能否不使用與其行為相一致的那種更粗魯、更衝動的思想或語言，就能除掉我這個妨礙鄰里和睦相處的礙事之人之前，他怎樣才能清楚地知道他作為一名政府官員，或作為一個人的身份和行為到底是什麼。我對此了解得很清楚，如果有一千個人，如果有一百個人，如果有十個我能叫得出名字的人——哪怕只有十個誠實的人——唉，哪怕只有一個誠實的人，在這個馬薩諸塞州停止蓄奴，切實地停止這種合作關係，並因此被關進縣裡的大牢，美國的奴隸制就能廢止。因為開始的時候，不論看似多麼渺小都不要緊：這是一勞永逸之舉。然而，我們更喜歡做嘴上功夫，我們說耍嘴皮子才是我們的任務。改革讓若干家報紙為其服務，卻無一人為其服務。我那受人尊敬的鄰人，那位把時間都花在會議里去解決人權問題，而沒有受到卡羅來納的監獄威脅的國家大使，如果他願意和馬薩諸塞州的囚犯坐下來談談，那麼立法機關就不會在第二年冬天完全放棄廢奴這個議題。馬薩諸塞州現在正急著強迫它的姐妹州來接受它的蓄奴罪行——儘管目前馬薩諸塞州發現對方反應冷淡，這可能會成為與之爭論的借口。

世上存在非正義的法律：我們應當滿足於服從這些法律，還是應當儘力改正再去服從這些法律直至我們獲得成功，抑或應當立刻違反這些法律？處於此種政府統治下的人們，通常認為他們應該等待，直到他們去說服多數人來修改法律。他們認為，如果他們抵抗，這種補救之法的後果會不堪設想。但對此不堪的後果，政府本身恰恰難逃其咎。政府使改革的結果變得更糟。政府為何不能事先預料併為改革提供方便？政府為何不去珍愛那些明智的少數人？政府為何要作無病呻|吟抵抗狀？政府為何不鼓勵公民們隨時準備指正其錯誤，而讓其發揮更好的作用？政府為何總會把基督釘在十字架上，將哥白尼和馬丁·路德革出教門，並宣布華盛頓和富蘭克林叛國？

這恰如遠行至郊外，看到了始料未及的景色，卻沒想到會在此留宿一晚。彷彿我以前從未聽到過城裡的鐘聲敲響，也未聞鄉村之夜的熙攘。因為在我們睡覺時，那外面加護鐵欄的窗子敞開著。那晚，我在恍如中世紀的燈光下看著我的家鄉，家鄉的康科德河變成了萊茵河，眼前掠過騎士和城堡的影子。那些是我所聽到的久住街頭的市民們說話的聲音。我情非所願地看到、聽到了旁邊一個鄉村小旅館的廚房裡人們的言行舉止——這對我來說是一段全新的稀有的經歷。這是對自己家鄉近距離的觀察。我完全置身其中。以前我從未見過城裡的公共機構。這裏就是它特有的公共機構之一，因為它是一個郡級市，我開始全面了解裏面人們的情況。

在一個不公正地關押任何人的政府的統治下，一個正義者的真正歸宿也是監獄。今天，馬賽諸塞州政府能為本州那些更自由和更有點朝氣的人所提供的最合適的，也是唯一的歸宿就是監獄，州政府按自己的法令將他們驅逐出本地或監禁在外地，因為這些人已經因為原則而自討麻煩。正是在監獄里，那些逃亡的奴隸、保釋的墨西哥囚徒和前來投訴種族迫害罪行的印第安人，應該發現他們殊途同歸。在那個與外界隔絕，但更自由、更光榮的場所，州政府將那些不贊成它、反對它的人安置於此——那是一個蓄奴州中唯一可以讓一個自由人堅持操守的場所。如果有人認為，在那裡，他們的影響力會消失，他們的聲音不再會刺痛州政府官員的耳朵，他們在大牆之內就不再是敵人，那是他們不知道，真理要比謬誤強大多少倍，也不知道親身經歷過一些非正義的人能夠如何更為雄辯而有效地同非正義作鬥爭。投個完整的選票吧，不只是一張小紙條，而是投出你全部的影響力。少數服從多數時毫無權力；甚至不能稱為少數派。但若傾盡全力，則會勢不可擋。如果讓它選擇把所有正義者都關進監獄，還是放棄戰爭和奴隸制，州政府會毫不猶豫地作出選擇。如果今年有一千人拒絕繳稅款，不會造成去繳稅而縱容政府犯罪，令無辜之人流血的暴力後果。事實上，若有這種可能的話，這便是和平革命的定義。假如那位收稅官或任一政府官員像別人那樣問我，「可是我該怎麼辦？」我的回答是：「如果你真想干點什麼，就請辭去職務吧。」當臣民拒絕效忠，官員辭去職務，革命便大功告成。甚至需要流血才能成功。難道良心受傷就不是流血嗎？一個人真正的勇氣和不朽都會從良心的傷口中流失，直到鮮血流盡，萬劫不復。我看到了這樣的血正在流。

我不想與任何人或國家爭吵。我不想吹毛求疵，不想標新立異，也不想標榜比別人強。可以說，我甚至更想找個借口來遵守這個國家的法律。我著實很想遵守國家法律。實際上，我很有理由就此而懷疑自己。每年收稅官到來時，我發現自己出於本性，會去審查一下聯邦政府和州政府的法令和立場，及九九藏書其民族精神，以便找到一個遵守法律的前提。

然而，政府並沒有怎麼關心我，我也不會花費心思去想它。我在政府統治下甚至在這個世界上生活的時間亦不很多。如果一個人思想自由，幻想自由，遐想自由，對於他來說，這種自由則會永存。那麼不明之君或改革者也終將無法打擾他。

早上，我們的早餐從牢門的洞里送了進來，裝在長方形的錫盤裡，盤子大小正合那個洞，盛有一品脫巧克力、棕麵包和一個鐵勺。當他們來收盤子的時候，我很沒經驗地把剩下的麵包交還回去，可是我的囚友一把奪過，說我應該留以備用當午餐或晚餐。過一會兒他就要被放出去到鄰近一塊田地里打幹草，他每天都要去，到中午才回來，於是他向我道別，說不知道是否還能再見到我。

我知道大多數人的想法有別於我。但是那些專門研究此類問題的人也很難令我滿意。政治家和立法者們完全身處體制之內，絕不能清楚如實地觀察它。他們說要推進社會，但除此社會則無他處安身。他們可能具有一定的經驗和見解，毫無疑問，也想出了一些有創見甚至有用的制度，對此，我們真誠地感謝他們。但他們的智慧和效用都很有限，不夠寬闊。他們經常會忘記，這個世界並非由政策和權宜之計所治理。韋伯斯特從未置身於政府之外，因此，他談論政府也絕不權威。對那些不考慮對現行政府推行實質性改革的議員們來說，他所言即智慧。但是，對於思想家，和在那些一直參与立法的人看來，他就從未正視過這一問題。我認識一些人，能對此問題做冷靜而有判斷力的思考，這就會顯出韋伯斯特思維和胸襟的局限性，然而和大多數改革者的無價值的職業相比，與大多數政客們更無價值的智慧與口才相比，幾乎唯有韋伯斯特所言才是理智和有價值的。我們為他而感謝上帝。相比之下，他向來意志堅定，獨具創見，更為務實。可這種素質並非智慧，而是謹慎。律師的真理不是真理，而是體現一致，或一致地體現權宜。真理向來自在和諧，並非主要用以揭示那些可能與錯行一致的正義。韋伯斯特被稱為「憲法的捍衛者」，當之無愧，就像他過去被人稱呼的那樣。他從未對憲法真正發出過攻擊，而是處處捍衛。他不是領導人，而是追隨者。他的領導人是1787年的憲法起草者。「我從未作出努力，」他說，「從未建議作出努力，我從未嘉許過任何努力，也無意嘉許任何努力，去打亂最初的安排。正是依此安排，各州才組成了這一聯邦。」在考慮憲法認可奴隸制這一問題時，他仍然說，「因為這是原始契約的一部分——那就讓它存在吧。」儘管他精明過人，才幹超群，卻不能將一件事實從其純粹的政治關係中分離出來，不能理性地看出其絕對本質——比如：在當今美國，就奴隸制而言，一個人應該有何作為。韋伯斯特卻在以個人身份斷然地講話時，貿然或是被迫地做出了如下不顧一切的回答——這樣一來，還能有什麼新穎獨特的社會準則可言？他說：「那些蓄奴州政府調整這一制度的方式，是出於他們自己的考慮，是在對他們的選民負責，對合乎道德、人性和正義的普遍法律負責，對上帝負責。那些發起於別處，發乎于某種人情或其他原因的各種團體，都與奴隸制毫不相干。他們從未得到過我的鼓勵，將來也永遠不會得到。」

若別人交了我的稅，是出於對本州政府的同情，那他們只是在根據自己的情況來行事，或者他們堪比有不義之要求的政府，在更大程度上唆使不義之行。如果他們為了他們所誤解的納稅人的利益而繳納這份稅，以便保存財產，或免遭入獄的話，那隻因他們沒能考慮明白他們的私人情感是何等嚴重地侵犯到了公共利益。

如果這種不公正是政府機器必然產生的摩擦的一部分，那就放手，由它去吧：可能它會將自己打磨光滑——當然，這機器也將損耗殆盡。如果這種非正義有它專用的彈簧、滑輪、繩子或曲柄，那麼可能你會考慮改造的結果是否會很糟。但是如果其本質就要通過你對他人實施不義，那麼我會說，去犯法吧。讓你的生命成為一種反摩擦力，來阻止這部機器運行。我要做的就是在任何情況下都要明白，我不會讓人借用己身去實現我所譴責的錯行。

大批的人以這種方式為國效力，主要不是作為人，而是以身體為機器。他們是常備軍、民兵、獄警、警察、地方民團等等。多數情況下，無論是他們的判斷力還是道德感，都沒有自由地發揮作用；他們將自己等同於木頭、泥土和石塊；也許造出些木頭人來，也能達到同樣的目的。這種人好比稻草人或一大塊土，同樣不能博得人們的尊敬——他們僅有和犬馬相同的價值。然而這樣的人卻總被視作好公民。其他人——如多數的立法者、政客、律師、部長、官員——主要用他們的頭腦來服務國家。不過，由於他們鮮能辨別道德是非，不知不覺就會像侍奉上帝一樣侍奉魔鬼。也有極少數人——如英雄、愛國者、殉道者、真正意義上的改革家，還有真正的人——確實在用良心為國家效力，這樣必然在多數情況下會違背國家的意志，他們通常會被國家當作敵人對待。一個明智的人只有作為人時才能發揮效用，而不願甘當「黏土」，也不會「為了擋風而甘願去堵窟窿」，至少會使那些政客要員望塵莫及——

有時我在想，這個民族本意不壞，只是無知在作祟。如果他們知道如何做，將會做得更好：為何給你的鄰人施加痛苦讓他們違背本意地待你？但是我又想想，這並不是我該像他們一樣行事，或是讓他人承受另一種更大痛苦的理由。有時，我會再次對自己說，如果這幾百萬人口，無正義感，亦無惡意，也無任何個人情感，只是向你討要幾個先令的錢財，正如他們的憲法所規定，不可能撤銷或改變他們當前的要求，也不可能站在你的立場上，向另外幾百萬人疾呼，那你何苦置己身於此種勢不可擋的野蠻勢力之下呢？你如此固執地不懼饑寒，不怕風浪，靜靜地屈從於上千件類似的要求。你沒有去招惹麻煩。不過，當我漸漸不再完全視之為野蠻勢力，僅視之為一個人類力量，並考慮到自己與這幾百萬未開化或無生命的個體有關係時，我便知道，申訴是有可能的，首先，讓他們申訴他們的造物主，其次，讓他們申述自己。但若我有意引火自焚，就不會對火申訴，也不會向造火者申訴，我只能去自責。如果我可以確信，我有權利對人們的現狀感到滿意，並依此來對待他們，而在某些方面，不應根據他們和我應該抱有的要求和期待，誠如一個優秀的穆斯林人和宿命論者，我將努力對此類人感到滿意，並且說這就是上帝的意願。而且，最重要的是，對此進行反抗和對純粹野蠻的或自然的力量進行反抗的差別，就是我可以有效地對此進行反抗。但是，我不能像俄爾甫斯一樣，期待去改變山石、樹木和野獸的本性。九*九*藏*書

這個美國政府——所謂的政府只是一種傳統而已。雖然剛剛成立，卻力爭把自己完好無損地傳給子孫後代，然而它的完整性卻在分分秒秒地流失。這樣的政府都不具備一個活生生的人的朝氣和力量，因為單單一個人也能服從自己的意志。對人民本身來說，這種政府只是一種木頭槍。但這種政府的必要性並不會因此而減少，因為人民必須擁有這樣或那樣的複雜機械，聽到它工作時的喧囂，以滿足他們持有的政府之概念。依此，政府便顯出它可以何等成功地擺布他人，甚至擺布自己，目的是從中獲益。我們都必須承認，這真是精彩之極。然而，這個政府從來都沒有推動過任何有益的事業，倒是很樂意偏離正軌。它沒有讓國度自由，沒有建設好西部，也沒有育人教民。所有已取得的成就都是靠美國人民固有的品格來完成的；而且，如果不是政府時而阻撓，人民會取得更大的成就。因為只有當政府作為權宜之物，人們才會欣欣然一如既往地各行其事，正如剛剛說過的，只有當政府盡其權宜之本，被管治者才能盡己所長。若不是印度的橡皮組成了本國的商貿，這個國家的商貿絕對無法逾越議員們不斷設置的障礙而得以發展。如果我們完全通過這些人行動的後果來做出裁決，而非在一定程度上取其動機的話，那麼真應當將這些人和那些在鐵軌上放置障礙物的搗蛋鬼們同等對待了。

這便是我此刻的立場。但是一個人很難在這種情況下保持極高的警惕，以防他的行動為頑固習氣或對他人意見的無度尊崇所左右。讓他明白，他只做了自己該做的事，和那時該做的事。

所有的投票都是一種遊戲，就像跳棋或西洋雙陸棋，鮮有道德的色彩，只是正義與非正義的一種遊戲，只是道德問題的一種遊戲。賭注自然隨之而生，投票者的品格並沒有下注。我也許按自己對正義的理解來投票，但是我並不真正關心正義知否應該勝利。我很希望把這個問題留給多數人。多數人的義務，只不過是一種權宜。即便為正義而投票也無益於正義。這隻是向人們無力地表達你渴求正義勝利而已。一個明智的人，不會將正義託付于機緣僥倖，也不會指望通過多數人為正義求得上風。多數人的行為中，少有美德可言。當多數人最終必將為廢奴而投票時，那會是因為他們對奴隸制已漠不關心，或等待通過他們的投票來廢除的奴制已行將就木。到那時，他們將是僅有的奴隸，那些堅信通過選票來實現自身自由的人，只能通過他的選票來加速解除自身的奴役。

立法天才，尚未在美國出現。世界歷史中，這種人亦屬罕見。演說家、政治家和雄辯者成千上萬，但是有能力解決當前棘手問題的發言人卻尚未開口說話。我們喜歡雄辯，並非因為它能表達真理或激發某種英雄主義。我們的立法者們還沒搞清楚自由貿易、自由、聯盟、公正相對於一個國家的價值所在。他們沒有天資或才能去解決稅收、金融、商業、生產和農業這些相對低等的問題。若我們僅將國會立法者的說辭作為指導，而他們的指導又不能因人民及時的感受和有效力的怨言得到及時的糾正，我們美國就不會長期保持在世界各國中的此種地位。自《新約全書》問世以來的一千八百年間，也許我沒有權力說下面的話，但是有足夠的智慧和實踐能力來充分利用照在立法學之上的《新約》之光的人在哪裡呢？

我從監獄里出來后——因為有人介入，把稅交了——就不知道這個公共之所都有什麼重大變化發生了，比如，眼見進牢時是個年輕人，出來時已是滿鬢蒼蒼的蹣跚老人。然而，我還是從這一幕中看出了變化——這個城、這個州、這個國家——這比那短短一夜產生的變化大得多。我更清楚地看到了我所居住的這個州，看到了我身邊生活的鄰人、朋友的可信程度；看到了人們的友誼只能停留一個夏天；看到他們不想力圖公正；看到他們像中國人和馬來人一樣執著于偏見和迷信，與我形同異族；看到他們為了不擔風險，寧可犧牲人性，甚至不願犧牲財產；看到他們畢竟稱不上高貴，但是他們對待小偷的方式也恰如小偷對他們的方式。並希望通過表面的遵紀守法和幾聲祈禱，以及反覆穿行於一條儘管無用卻筆直的路線來拯救他們的靈魂。這樣裁決我的鄰人可能過於苛刻，因為我相信他們當中很多人還沒有意識到，在他們的村子里，竟有監獄這樣的機構。

以前我們村子里有個習俗，當一個貧窮的負債人從獄中出來，他的熟人和他打招呼時，會從指縫裡看他，交叉的手指代表監獄的鐵窗。「你好啊！」我的鄰居們沒有這樣和我打招呼，不過他們先是看了看我，然後又彼此看了看，彷彿我剛剛遠行回來。我去鞋匠那裡取一隻送去修補的鞋子時，被抓進了監獄。第二天清早我被放出來時，便繼續去完成這個差事，穿上修好的鞋參加了一個越橘聚會，這些人急於聽從我的指揮，於是半小時后——因為很快就給馬套上了馬具——我們就已置身於一片越橘田地中，那是兩英裡外最高的一個山巔，此刻我的州已經遠離了我的視線。

說實在的，那些反對馬薩諸塞州改革的人，並不是南方那十萬政客，而是本州的十萬商人和農場主。他們關心的是商業和農業，而不是人道。他們不論付出何等代價，也不願意公正地對待奴隸和墨西哥。我並非和遠處的敵人爭論不休，而是和那些近在家鄉，與遠處敵人上下一氣，唯命是從的人爭論不休。若沒有他們，敵人的害處也不大。我們總習慣說，大多數人還沒準備好，可是改良的步伐很緩慢，因為少數人實際上並不比多數人高明和優良。重要的不是多數人應該和你一樣崇德為善，重要的是在某個地方應該存在著某種至善至美的東西，因為它會喚醒整個社會。成千上萬的人擁有反對奴隸制和戰爭的看法，卻沒有廢止奴隸制和戰爭的行動。他們自詡為華盛頓和富蘭克林的後裔，卻袖手坐觀，自稱不知該做什麼，也什麼都不做。甚至把自由的問題拖沓成自由貿易的問題，並在茶餘飯後靜靜讀取市價行情和來自墨西哥的最新消息，可能對於這兩樣，看著看著，也會睡著。當今一個誠實正直的人和一個愛國主義者的市價行情是什麼呢？他們猶豫不決，心存遺憾，有時還去請願。但是他們並未認真、有效地做過什麼。他們很樂意等待他人去補救惡行，這樣他們就可以不再為此感到遺憾。最多，當正義擦身而過時，他們會對它來個廉價的投票，來個無力的支援，來個向主祈福。九百九十九個都是美德的贊同者，只有一個是有美德的人。可是，和真正的物品主人做交易要比和臨時的看守做交易容易得多。

最廣為流傳的錯誤需要最公正無私的美德來承受。愛國主義的美德最不會遭受非難之時，才可能有高貴的人出現。那些儘管不贊成政府的品行，卻勉強交出忠心給予支持的人，無疑是政府最盡職的支持者，也常常成為改革中最嚴重的阻礙。九-九-藏-書有人向政府請願，要求解散聯邦政府，要求不理會總統的徵稅指令，他們為何不親自解除自己和政府之間的聯繫？為何不拒絕向國庫繳納自己的那份稅金？他們和州政府的關係豈不是等同於州政府與聯邦政府之間的關係嗎？他們不是也沒有理由去阻止州政府反抗聯邦政府嗎？誠如聯邦政府曾經阻止他們去反抗州政府一樣。

一個將自己全部獻給自己同胞的人，會被他們視為無用或圖謀私利；而一個將自己部分獻給自己同胞的人，卻被說成樂善好施的博愛之人。

我從未拒付公路稅，因為我想成為一個好鄰居，誠如我想當一個壞臣民；說到對學校的支持，我正在盡職地教育我的同胞。我拒付的稅單上並無特殊項目。我只想拒絕向州政府效忠，切實地與之劃清界線，退而遠之。即便可以，我也無意追查自己口袋裡美元的去向，除非政府用這些錢收買一個人或買一支滑膛槍去向他人開槍——美元是無辜的——但我卻想追問我所付出的忠心有何結果。其實，雖然我還會一如既往地使用和利用這個政府，我卻在以自己的方式，與該政府默默宣戰。

各個民族在實際行動中，都認同佩里的原則，但是有誰會認為馬薩諸塞州在目前的危機中確實在行正義之事呢？

佩里，算是一個對一些道德問題頗有建樹的公眾權威，在他的著作《論服從公民政府的義務》一書中，他將公民的義務解析為一種權宜之策；他接下來說道：「只要是全社會的利益需求，就是說，只要所成立的政府沒有在不引起公眾不便的情況下遭到抵制或變革，那麼，這樣的政府就應該為人所服從，這是上帝的旨意——卻不會太久。若這一原則得到應允，每種抵制的特殊案例的公正性，就會一方面簡化成對危險和不滿的計算，另一方面簡化成對平衡這種公正性的可行性和代價的計算。」對此，他說，每個人都應自己獨立判斷。可是，佩里好像從未思考過那些權宜之策不適用的情況。那就是一個民族及個人，不論付出何等代價，都必須做到公正。如果我不公平地從一個溺水者手中搶過來一塊木板，即便我自己會淹死，我也必須將木板還給他。這對於佩里來說，是不夠權宜的策略。但是，在這種情況下，一個本能夠以此方式活命的人，就該失去性命。我們這個民族必須停止蓄奴，必須停止向墨西哥發動戰爭，儘管他們將付出一個民族存活的代價。

那個囚牢之夜真是足夠新奇而有趣。我走進去時，身著短袖襯衫的囚犯們正在門口一邊享受傍晚的微風，一邊閑聊。可是獄卒說：「來吧，小夥子們，該鎖門了。」於是人們四散而去，我聽到他們返回空曠囚室的腳步聲。和我同屋的那個人被獄卒介紹成「一等人兒和聰明之輩」。大門鎖上后，他指給我掛帽子的地方，教我在此處的行事之道。房間每個月粉刷一次。我這房間，起碼是最白的，陳設最簡單的，可能算是城裡最整潔的房間了。他自然想知道我從哪兒來，犯了什麼事兒，我一一作答后，便輪到我來問他到此的原因，當然，我也認為他是誠實之人。「哎，」他說，「他們指控我放火燒了一間穀倉，可我絕對沒這樣干。」我作出的最接近事實的判斷，是他可能酒後睡在了穀倉，又在那裡抽了袋煙，於是穀倉便著了。大家都認為他是個聰明人，在這裏待了三個月等待判決，有可能還會等待更久，不過他甚為馴良知足，因為他未付分文就膳食充足，況且自認為獲得了優待。

所有的人都看到了革命的權利，那是當一個獨裁或不作為的政府行之無度，且令人無法容忍時，拒絕擁護它並抵抗它的一種權利。但是幾乎所有的人都說，現在還沒到那種地步。他們認為1775年的大革命時期才屬於那種情況。要是有人告訴我，這個政府很壞，因為它向某些入港的外國商品徵稅，我很可能不會對此發表任何評論，因為沒有這些商品，我也能照樣生活。所有的機構都有摩擦，這可能會抵消一些罪惡。無論如何，旨在製造摩擦便是大害。但是當摩擦到頭來控制了這個機構的時候，當壓迫和搶劫變成機構組織行為的時候，我要說，我們別再要這樣的機構了。換句話說，當一個以庇護自由為己任的國家裡六分之一人口都是奴隸時，當整個國家都被外國軍隊非正義地蹂躪、征服，並屈從於軍事法律時，我想，過不了多久，正直的人便會起來造反和革命。讓這一責任更為緊迫的事實是：那個備受蹂躪的國家並非我們自己的國家，我們自己的國家扮演的卻是侵略軍的角色。

那些不知真理有更純潔之源的人，那些追溯真理之溪未及更高處的人，站下來，聰明地站下來，守在《聖經》和《憲法》旁，畢恭畢敬地掬水解渴。而那些看到流入這一湖那一潭的涓涓真理細流的人們，則再次挺直腰桿，繼續踏上探尋真理源泉的朝聖之路。

我考慮到，與其沒收肇事者的財產還不如把他關押起來——儘管兩者都會達到同樣的目的——因為那些要維護最純粹的公正，卻因此而淪為一個腐敗國家頭等大敵的人通常是不會花太多時間來積累財產的。對這樣的人，國家會報以相對較少的服務，絲毫稅金都顯得過高，尤其當他們不得已靠自己的雙手通過特殊的勞動來掙錢時，就更是如此。如果有人無須花錢就完全可以生活，國家從他那裡收錢時就該有所顧慮。然而，富人——此處並不想做令人反感的比較——總是將自己出賣給讓他發家致富的體制。說得絕對些，錢財越多，道德越少；因為錢財存在於一個人和他的目標之間，並用來為他達成目標；獲取錢財實在難以稱作是何等偉大的美德。錢財化解了許多人們不繳稅就無從作答的問題。然而，錢財引出的唯一的新問題就是那個棘手卻多餘的問題，即如何花錢。如此說來，富人的道德範圍就在他的腳下。隨著所謂的「錢財」增加，生活的種種機會也相應地減少。一個人富有時，可為他的社會做的最好之事就是設法去實現那些貧窮時曾懷有的志向。基督根據希律黨人們的情況做出回答。「給我看看貢錢，」他說——一個人從口袋裡掏出來一枚小錢——如果你使用印有愷撒頭像的錢，也是愷撒使之流通且有價值的錢，也就是說，如果你是國家的公民，很高興能享受愷撒統治下的種種好處，那麼，愷撒要收貢錢時，你就是交還了他自己的錢。」「因此說，屬於愷撒的東西歸還愷撒，屬於上帝的東西歸還上帝。」——希律黨人們仍愚鈍如往常，分辨不清哪些屬於愷撒，哪些屬於上帝；因為他們並不希望知曉。

不過，說實在的，作為一個公民，和那些自稱讚同無政府的人士不一樣，我並不要求立即實行無政府，而是想馬上要一個好一點的政府。讓每一個人都發表一下何等政府能博得他的尊重，這將是獲得這種政府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