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於像李鴻章等人提出的改革科舉，專設考西技之一科的主張，中央政府是連聽都不要聽的。在上海由基督教教會和江南製造總局兩個方面譯出的西學書籍（大多為科學常識，聲光化電及數學書，還有少部分的西方地理歷史書），長期以來沒多少人問津，中央政府的袞袞諸公對此興趣遠遠不及在野的部分士人。李鴻章曾對教會那個大肆張羅譯西書的李提摩太抱怨說：「掌權的大臣，絕不知道西國的情形，沒人肯看《泰西新史攬要》（一本李提摩太譯的介紹西方近代史的書，作者為馬懇西。筆者注），我倒看過幾次。京中大僚，都稱西學為鬼子學，所以人不肯研究。」3李說這話時為1895年，當時奕還活著，並主持總理衙門，話中的「掌權的大臣」無疑也包括他在內。當然，這樣胡桃杏子一塊數，對奕可能有點過分，但作為名聲在外的洋務大臣，奕對西學的確知之不多，沒有資料能證明他曾看過西學的書，他的《樂道堂文集》里也絕尋不出洋務的文章，他對西方的了解，多來自與赫德的接觸與不多的使臣彙報，而且他從未出過國門半步，為李鴻章所看輕，也是沒法子的事。很有見識的郭嵩燾也有同感，在他眼裡，除李鴻章、丁日昌、沈葆楨諸人外，「其餘在位諸公，竟無知者」。

這樣的洋務衙門，指望它來推動洋務運動顯然是不可能的，說到頂天，也就是維持維持應付應付。其效率莫說跟西方國家的外交部沒法比（威妥瑪不知道總理衙門大臣多數人雖然身在辦外交，內中還是理藩院和光祿寺的心態），就是連曾、左、李的幕僚班子也比不上。曾國藩幕僚每日早起議事，李鴻章當幕僚時就因為睡懶覺還挨過罵。也難怪連它分內的外交事務也常常被北洋和南洋大臣分了去。

總之，十九世紀最後三十余年的最高統治者，無論是較有知識的恭親王奕，還是較無知識的西太後葉赫那拉氏，在中國面臨「三千年未有之變局」的關頭，所見所識，所行所為，還只能算是精明的傳統統治者，他們精於把握政治平衡，明了利害之所在，更清楚自身國家的局限，但卻不懂如何使社會進步，政治更新。即使在內外交困的政治壓力面前，他們的認識也沒有多少的前進一步。他們重用洋務派，卻也姑息頑固派，rｅad.9９ｃsｗ•coｍ實際上有意製造一種牽制的平衡。洋務搞了三十多年，整個中央政府卻依舊暮氣沉沉，毫無新氣可言，京師的保守空氣比地方要濃得多，僅僅同文館這樣一個還算不上什麼改革的小學堂，所激起的反對、抗議、譏誚之浪幾欲把人吞掉。「京師口語藉藉，或黍占紙於前門，以俚語笑罵：『胡鬧，胡鬧，教人都從了天主教』云云。或作對句『未同而言，斯文將喪』。又曰『孔門弟子，鬼谷先生』。」西湖京官居然出這樣的損招：發出知單言「凡我同鄉，如有報考同文館者，薪水較優，此後可以不分印結，公事較繁，慶弔可以不相聞問」。以逐出「鄉籍」相威脅，不讓人報考。中國的大門已經被人撞開了近四十年，朝中居然還有見識如三家村學究的徐桐、剛毅這樣的重臣。有些人在地方為官還有幾分朝氣，到京中花翎雙眼，頂子變紅，就日日「見客三班」「見客四班」地應酬與宴遊了。

這位居心不良的「公使大人」言語雖然是刻薄了點，但卻不能不承認清朝官場辦事就是這副模樣，總理衙門的低效率、衙門習氣實在與其他機構差不多，並沒有因辦的外交和洋務有多少例外。張元濟先生回憶說，就在戊戌變法前，有一天他到總理衙門事務廳（即收發處，時張元濟為總理衙章京）去，發現公文堆里有封俄皇尼古拉第二給光緒帝的電報，居然「已經在事務廳里擱了二天」。7如果不是他將它翻出來，還不知道要扔在那裡睡多少時辰。

第三層次是所謂求富的方略，官辦新式工商業和官督商辦工商業。大概眼高手低的「中興名臣」發現了他們的「大手筆」軍火工業有點像空中樓閣，所費不貲且難以為繼。於是想到求富，幻想著外國的大機器一搬到中國，生產的產品就能抵抗洋貨的侵入，給自己的軍火工業帶來取之不盡的財源。看來還是李鴻章 最諳此道，官辦辦不下去了他就官督商辦，乃至官商合辦，引進了一批當年在上海結識的買辦與商人朋友，利用商人特有的經驗與智慧，使他踏上求富之路。應該說，在商人權責較重的情況下，開平礦務局和輪船招商局一度辦得還差強人意。可是，在這個層次上，中央與地方意見就不盡一致了。對於地方辦的民用工業，九*九*藏*書總理衙門的態度無非是像對待地方督辦的種種自創財源的舉措一樣，聽之任之。對於官督商辦實際上還有抵觸。恰是由於中央政府的這種態度和從中央到地方的強大官僚積習，致使官督商辦的嘗試最終流產。

第二層次是請洋人訓練軍隊（教練使用洋槍洋炮，列洋操）和興辦軍火工業。這一層次是上一層次的順延，買來了洋槍洋炮總得會用才行，因此只好靠洋人。在這一點上李鴻章 走得急，從1862年起他的淮軍就開始採用西械與洋操，連操練的口令也照搬洋文，「前進」（forward march）變成可笑的音譯「發威馬齊」（老一輩的淮軍將士大多數到死也沒搞清為什麼一喊「發威馬齊」就非得向前邁步）。興辦西式軍火工業曾國藩比較早，他的安慶軍械所就是最早的嘗試，左宗棠雖說不服氣他這位同鄉，但很快步其後塵，放開手腳辦起了福州船政局。李鴻章雖說對自己造船有些猶豫，但江南製造總局的建立，也使他加入了自造軍火的大合唱。這種出自不受制於人的自立思想的「豪舉」，無疑是會得到具有相同文化淵源的奕、文祥諸人的共鳴的。

洋務運動的說法多少有點貶義，大抵像當時的反對派和後來的研究者的口吻，而在發動者自己，則名之為「自強」。姑弗論它「強」的是中國，還是「大清」抑或他們自己。洋務運動客觀上畢竟引進了資本主義因素，使中國邁出了近代化的第一步。時下，曾國藩、李鴻章和奕都曾被冠以「中國現代化之父」的頭銜，但平心而論，曾、李和奕是不能同日而語的，後者的「洋務」倒也沒少干，但對洋務運動他不過是一個有限的贊同者，只是恰好他的位置比較特殊而已。雖然比起同時代的滿族王公親貴來，這位精明透頂的「鬼子六」是要開通得多。

第四層次是提倡民族私營工商業的問題。這個問題實際上應該是洋務運動的應有之義，但事實上除了個別洋務運動的倡導者有過某些想法外，並沒有化為政府行為。至於中央政府就更是持否定態度。只是到了《馬關條約》簽訂之後，才匆匆忙忙地補了一下課。就是這匆忙的補課，也使民族工業有了一定的發展。過去有個偏見，認為洋務運動是治標的改革，本身無法推動中國民族資本的形read.99csw.com成，其實，即使不改變政治制度，僅僅靠洋務運動也是有可能使民族資本有一定發展的，在世界近代化進程中，政治經濟二元化的現象比比皆是。洋務運動之所以成效不大，很大程度上是由於它沒有走完它自己應走的路。

舊衙門因循守舊也就罷了，而總理衙門作為「新衙門」，也依然沉悶、因循守舊，充斥官僚氣、文牘氣、拖沓氣，英國公使威妥瑪曾在使華日記中對總理衙門辦交涉有如下記述：

「新衙門」尚且如此，其他的中央機構六部、各監寺就不用提了，在幾十年的洋務運動中，它們一點變化也沒有，對於洋務事業成全者少，礙事時多。

研究近代化的論者總喜歡將幾乎同時起步的中日兩國相比較，其實兩國近代化最大的不同就是中國的洋務運動幾乎始終是一種地方行為，而日本則不是。中國的近代化運動顯然缺乏一個領導中樞，哪怕是個不好不稱職的中樞。從頭至尾，洋務運動事實上並沒能在全國範圍推開，多數內陸省份在這三十多年裡幾乎沒有發生任何變化。李鴻章在給郭嵩燾信中的抱怨顯然是有道理的：「果真傾國考求西法，未必遂無轉機，但考求者僅丁日昌、鴻章及執事（指郭嵩燾。筆者注），庸有濟乎？」倡導運動的地方督撫由於派系畛域、利益的分割諸因素的緣故，使運動顯得各自為政，頭緒紛亂、支離破碎，一些還算差強人意的事業往往也在傾軋中作了犧牲品。雖然朝廷也希望通過洋務運動來增強自身的應變能力，但卻也不無高興地看到其中的傾軋與紛擾。有時，中央政府對各地洋務政策上的承允程度，也構成了政治平衡的一部分。西太后與奕最關心的還是政局的穩定與力量的均勢，盡量減少日益增大的離心力對朝廷的威脅。

洋務運動的地方導向也是這樣一把雙刃劍，而且隨著中國近代化的深入，愈發顯示出它的局限性，但是由於它與晚清地方主義滋長的情景交織在一起，又很難加以糾正，由中央倡導的近代化的任何舉措，都可能被懷疑為剝奪地方權力回收中央的企圖。事實上戊戌維新的發動者們面臨的就是這樣一個兩難之局：推動中央變法，顯然矯了洋務運動之弊，但卻又有意無意地打擊了地方長期變革的積極性。康、梁等人雖然痛恨督撫專權之政局，卻在相當ｈｔｔpｓ://ｒead.９9ｃｓw.ｃｏm長的時間內，不得不眼睛向下，尋求「開明」督撫的助力（維新派一度大部分都麇集於兩湖，屬意張之洞和陳寶箴），也可以說，在地方主義瀰漫，地方勢力日益壯大的晚清，任何一種變革，最難處理的就是中央與地方的關係，清末新政恰恰是在這個問題上栽了跟頭。

中國總理衙門其規矩與歐洲各國之外交部迥然不同，凡各國使臣至總理衙門，必具酒果，王大臣以次陪客同坐，一若以飲食為交涉之要務也者。又中國雖事權不歸一，然大臣仍不敢各抒己見，每使臣發一議論，則各人以目相視，大臣視親王、新入署之大臣又視舊在署之大臣，若王一發言，則各人轟然響應，亦莫非是言。若親王不言，諸大臣必不敢先言也。一日余至署，諸人相顧無敢先發一語，余不復能耐，乃先發言曰：「今日天氣甚好。」而諸人尚不敢言，唯沈君某者，似覺不可復默，乃首答曰：「今日天氣果好。」於是王大臣莫不曰：「今日天氣果好。」不啻如犬之吠影吠聲雲。

洋務運動是晚清的一件大事。聲勢雖然不是很大，但拖的時間卻很長，太平天國失敗后，下層紳士與百姓反了幾十年的洋教，而「中興名臣」與其他地方督撫們搞了幾十年的洋務，兩者都對後來中國的歷史進程產生了很大的影響，與我們將要討論的戊戌維新都有直接的關聯。

在十九世紀最後幾十年裡，督撫專權與洋務運動交並前行，對中國近代化是喜或是悲，是好事還是壞事，一時還真難說得清。從微觀上說，地方督撫可以非常自主地興辦洋務事業，也同樣可以非常自主地封閉自守，甚至像戊戌前夕兩廣總督譚鍾麟那樣，連前幾任興辦的魚雷學堂這種朝廷也贊同的「洋務」，也斷然裁撤，而且誰也不能把他怎麼樣。

洋務運動自始至終的地方導向，一方面可以說是太平天國之後的中國情勢所致，一大批「中興名臣」所代表的地方勢力，不僅在實力上可以與中央相抗衡，而且還是十九世紀後半葉中國政治最具有活力的因素。不論以後的人們對曾國藩、李鴻章等人有什麼樣的評價，但他們畢竟是當時中國比較敏感地感覺到了西方壓力，並意識到這種壓力的真正意義的掌權者，雖然只是地方政權的掌權者。在當時，也只有屬於他們的勢力集團有能力、有主動性來迎接九*九*藏*書西方的挑戰。另一方面，也是由於中央政府有意放棄對運動的領導，無意也無勇氣擔承這既有違祖制，又遭頑固勢力（主要是旗下政治）反對的改革。西太后與奕等人自己既無此能力與見識，也不將有能力的「中興名臣」引入中樞（同光以來，有名的督撫少有人當中樞的，只有左宗棠由於抵制李鴻章特殊需要入值了短時期的一段軍機，很快就待不下去了。張之洞也只是在清廷臨近滅亡時才被召入京承擔那迴光返照的「新政」之責，結果事未興身已死），生怕導致大權旁落或政局失衡。

洋務運動從近代化這個角度來看，可以分成四個遞進層次。第一個層次是購洋械、辦理洋務交涉。這一層次的認識與行為來源於洋人的直接刺|激，胡林翼見洋人輪船風馳而過，暈倒在地。李鴻章慨嘆「落地開花炸彈真神奇也」，所以最初的認識自然是：「中國但有開花大炮、輪船兩樣，西人即可斂手。」曾、胡、李輩所聞所見，英法聯軍打到北京時留京議和的奕也是領教了的，因此此心略同。於是大家硬著頭皮辦交涉，覥著臉皮購洋械。

中央與地方政府對西學的態度，隨著洋務運動的展開，實際上也分有幾個層次。對於適當地學「西語」，中央和地方看來都有共識，北京有同文館，上海有廣方言館，等於是外語學校。當道的滿大人大概吃盡了半通不通的買辦通事張禧之輩的苦頭，所以才甘冒旗人的譏誚讓八旗子弟學外語。同文館實際上只是總理衙門外交事務的附屬，只要滿清答應了洋人要辦這麼一個衙門，就必須有這麼一個附屬機構，所以實際上也算不上什麼改革之舉。只有後來在同文館中附設天文、算學館，才算有點模樣，可惜又在反對派的輿論壓力下招不上來學生。至於對西技的學習，中央政府雖也同意，但顯然興趣沒有地方大，福州船政學堂和天津水師學堂都是督撫們辦的，奕等人雖然有心用洋槍洋炮重整京師八旗，但卻連個專門針對旗人的近代軍事學校也辦不起來。曾國藩、容閎諸人費盡九牛二虎之力張羅起來的幼童出國留學，出於以夷變夏的深深憂慮，中央政府事實上是很有保留的，否則就不會派那麼一個專事搗亂的冬烘陳蘭彬去牽制容閎。最後，果然因所謂「外洋之長技尚未周知，彼族之澆風早經習染」，由奕親手結束這項留學事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