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在學習日本的熱潮中，日本的經驗最為中國人所看重，大家最關心也是最想知道的是日本「變政」的經過和內容。所以這段時間最先流行的是《日本國志》和《明治維新史》這樣的東西。在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言論是康有為的話，在他看來，中國要想由弱變強，最方便易行的辦法，就是取法日本。日本就像中國維新的嚮導之卒，測水之竿，探險之隊，嘗葯之神農，識途之老馬。「彼與我同俗，則考其變政之次第，鑒其行事之得失，去其弊誤，取其精華，在一轉移間，而歐美之新法，日本之良規，悉發現於我神州大地矣。」正因為如此，康有為詳盡而不無篡改地編輯了敘述日本明治維新經過的《日本變政考》，逐條、逐事地向光緒介紹「日本經驗」。這本書的主要參考書就是他和他的長女康同薇一同收集的原安之的《明治政史》、坪谷善四郎的《明治歷史》、木村芥舟的《三十年史》等日本史學著作和黃遵憲的《日本國志》。

由於中西兩種文化體系存在很大差異，近代文明與古代又有相當的不同，因此尋找漢語與西學名詞的對應詞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嚴復在譯約翰·密爾的《On the Liberty》時，就曾苦於難覓與Liberty的對應漢語詞彙。因為漢語語言體系在引入新詞時，多在以往的詞素中重新組合搭配，日本既然先一步做完了這種選擇搭配，自然也就省了中國人的工夫。應該說，這是在中國近代第一次思想文化大啟蒙中，「東學」對中國新學的很大的貢獻。

詣燕生廬，論日本變法事。燕生雲：日本史載其創議變法之人，多出於貴族，其諸侯伯往往自願獻出土地歸於皇家。夫變法之事，利於卑賤而有損於尊貴，乃皆不以是介意，是不可及也。且日本士氣尤堅猛，凡侯伯諸國之臣民，無不九九藏書各尊其君，親其上，人心固結久矣。故一旦變法，遂能雄視亞東，而卒不解其人心何以能然，豈地運耶？余曰：是仍封建之利也。地小而君與民各相親，所謂士食舊德，農服先疇，上下之情易以通矣。且日本自開闢一姓相傳，森井所謂君臣分定而不可移。非若中國更興迭滅，篡弒相仍，使人心屢渙散而不可結也。

「以敵為師」這種做法實際上從鴉片戰爭以後就開始了。但十分明確地放下架子，大張旗鼓地形成一種學習的時尚，卻是在甲午以後。在大失面子之後中國人也就不要面子了，頑強的實用理性再一次佔了上風。

此後，孫寶瑄還記載他們與日本人筆談日本變法和社會情況，還得意地記載了別人對他的意見的贊同。審視這種讀書、交流與討論，我們可以看出，他們對日本的維新史的確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具體史實很了解，所以討論起來還是相當深入的，雖然還是將日本的莊園制和幕府大名體制視同中國西周的「封建」，結論也是錯的，把所謂「君臣之分」的「不可移」看得過重。但也確實注意到了日本與中國不同的社會政治結構，應該說，其看法有相當見識。沿著這條路走下去，也許就能注意到自己的國情，從而更好地借鑒日本的經驗。

學習日本的第二個目的，是想通過日本這個中介，更方便地學習西方，更實用地掌握西方。甲午後第二年，光緒在一份上諭中說：「現在講求新學，風氣大開，唯百聞不如一見，自以派人出洋遊學為要。至遊學之國，西洋不如東洋，誠以路近費省，文字相近，易於通曉，且一切西書，均經日本擇要翻譯，刊有足本，何患不事半功倍。」這段時間，大量的日本翻譯西方的著作被再次翻譯成中文引進。不少士人還積極地學習東文（日語），力求直接閱讀日文書籍，由於那ｈtｔｐｓ://rｅaｄ•９９ｃｓw•cｏm個時代的日文漢字頗多，如果不追求所說，僅僅是閱讀，很容易達到目的。當時黃遵憲、孫寶瑄還有孫治讓等人都變成了「東文通」，孫治讓還打算辦一個「東文館」，並託人「延一華友精通東文者為教習」。康有為自己雖然不學「東文」，卻讓他的長女康同薇學。並由她協助於1897年編成《日本書目志》。據統計，在1850—1889年間，從日文翻譯著作佔總翻譯著作的15.1%，而1902—1904年則佔到60.2%。7而在中間階段的1895—1898年，可以肯定只會比15.1%的比例高。這段時間被介紹到中國來的外國史書中，有不少是從日文轉譯的，有些還出自日本人的再編輯，像岡本監輔的《萬國史記》、岡千仞的《美利堅志》等等。康有為後來回憶說他之所以大力引進「東學」，是緣於他1879—1880年間的兩游香港，那時他邂逅一鄉人陳煥鳴，陳氏精通英文，才華出眾，曾受聘任中國駐日公使館英文翻譯，后棄官隱居於香港。他在日期間，收羅了不少日本所翻譯的西學書，這些書籍被應邀至陳家的康有為看到。於是，「吾（指康有為。筆者注）于君所見日本書目，乃驚日本之治學，而託買群書。自開譯局后，請譯日本書，派遊學，因緣實自君來也」。在那個時代，康有為的確是名副其實的早慧者，有這種「先見之明」應該是情理之中的事。

這時中國士人之所以要學習日本，首先是由於日本是一個頗具可比性的成功榜樣。日本的戰勝說明了它的強大，而它的強大則說明了它學習西方戰略的成功。在那個時代，儘管中日兩國是一衣帶水的近鄰，有兩千多年的交往歷史，但中國人對日本的了解卻不多，理所當然認為中日同文同種，歷史文化背景相https://read.99csw.com近，日本能成功，中國「循跡而作」，自然也會成功。很少有人注意到日本與中國不同的社會結構與某些大相徑庭的文化傳統。不過，在學習之初，有這種想法也是很自然的，只能隨著學習的深入，才會逐步意識到兩國的差異。

最後，讓我們來看一下當年先進士人們是怎樣鑽研東學的，也許是件很有趣味的事情。孫寶瑄是名宦之子，也是位勤于記日記的新人物，一生最嗜讀書，東學之漸，他也是倡導者之一。在他的日記中，無數次地記載了他讀書的心得，有相當篇幅涉及「東學」。其中有幾次是研究日本明治維新歷史的心得與討論的，讓我們看看他們是怎樣討論的：

不過，從極度的看不起到由衷的佩服，而且在剛剛被迫簽訂城下之盟的情況下，低下頭去拜勝利者也是無理蠻橫的侵略者為師，委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更何況，這個時候也恰是日本人極其狂妄的時候。日本學者實藤惠秀先生說：「在中日甲午戰爭（1894—1895）中，日本賭以國運，誠惶誠恐地悉力以赴，結果大獲勝利。從此，日本人對中國的態度為之一變，不論在政治上、經濟上或文化上都輕視中國，並侮辱中國人為『清國奴』（Chankoyo）。」在那個社會達爾文主義流行的時代，國際上的道義是不被人看重的。這種對中國人的輕視，實際上是當時日本人的普遍情緒。在這種情形下向日本學習，所受的屈辱將是加倍的。

二十世紀初的中國留學日本潮，也在這個時間開始涌浪，由於費用低，交通方便且文字相近，去日留學從一開始就有迅速上升之趨勢，這一趨勢雖然被政變和隨後到來的庚子之變打斷，但未幾就達到高潮，1905—1906年間，留日學生攀升至萬人。最值得一提的是，在這種引進外加遊學的東學之漸中，大量的https://read.99csw.com由日本轉口的西學名詞進入中國。湖南名紳也是劣紳葉德輝曾抱怨說：「自梁啟超、徐勤、歐榘甲主持《時務報》《知新報》，而異學之誠詞，西文之俚語，與夫支那、震旦、熱力、壓力、阻力、愛力、抵力、漲力等字觸目鱗比。」不錯，令老學究們頭痛不已的新學的名詞概念，相當大一部分都來自日本的轉口。諸如科學、經濟、政治、國家、社會、階級、主義、政黨等等，有的名詞引入還經過一番曲折，比如「經濟」一詞用來對應Economy，在《時務報》1896年第十四冊的一篇文章《日本名士談經濟學》中已引進，但接下來卻又極力迴避，因為經濟一詞在中國古已有之，表示的是「經國濟世」，為怕引起誤會，《時務報》一段時間內儘可能用資生、生計，平準、理財等詞來代替，可惜都流行不起來，最終還是回到「經濟」一詞來，以它來對應Economy。

著名清史專家蕭一山先生說：「東洋思想之輸入，使中國之社會，發生極大變化，此雖間接灌輸西洋文化，然實為日本式之西洋化。」從此以後，中國就開始了與日本及「日本式西洋化」難解難分的關係。

不能否認，從十九世紀末開始，一直延續到二十世紀初的「東學之漸」，有著很明顯的應急速成的強烈功利主義特色。學習日本，背後最強烈的動機就是卧薪嘗膽，儘快掌握日本經驗，事半功倍地富強起來，也好報仇雪恥。在當時，最流行也最令人聽得舒服的西方歷史故事是普法戰爭法國戰敗，割地賠款，然而法國上下一心，再次崛起的經歷。康有為甚至想當然地認為，西洋各國致富強花了三百年，日本學西方致富強用了三十年，而中國「近采日本，三年而宏規成，五年而條理備，八年而成效舉，十年而霸圖定矣」。又據台灣學者統計，「1905年至1906年，read.99csw.com留日學生幾及萬人，單從數目上面看，的確值得誇耀，但是這近萬的留日學生中，習速成者居60%，習普通者居30%，中途退學輾轉無成者居5%~6%，入高等專門者居3%~4%，入大學者僅1%。」11實際上，這種「學速成」的現象從東學之漸的開初就出現了。本身學日本就意味著想求「速成」，而進了日本又去讀「速成科」，結果成了速成的速成。東學之漸這種「速成」特色，為中國日後的變革速成出了一大批「人才」，也為日後隱伏了無窮的麻煩，至少有一點是可以明確的，學習日本的結果，離康有為「十年成霸圖」的設想，相去甚遠。

「東學之漸」的說法來自於孫寶瑄的《忘山廬日記》，它十分恰當而有趣地概括了甲午過後中國出現的學習日本的熱潮。

學習日本是戰爭再給中國人的一個禮物，當時在中國的外文報紙這樣說道：「戰爭和賠款迫使中國人民相信他們之所以不如日本，是因為日本採用了新法，所以有今日的強盛。」清末民初文名大著的家包笑天，甲午時是蘇州水鄉的一位年少秀才，他晚年回憶這段不尋常的經歷，仍舊生動如昔：「那個時候，中國和日本打起仗來，而中國卻打敗了，這便是中日甲午之戰了。割去了台灣之後，還要求各口通商，蘇州也開了日本租界。這時候，潛藏在中國人心底里的民族思想，便發動起來。一班讀書人，向來莫談國事的，也要與聞時事，為什麼人家比我們強，而我們比人弱？為什麼被挫於一個小小的日本國呢？」這種「為什麼」在當時大多數士人心中都有。不過答案也是很明確的，一時間過去十幾年零零星星片片斷斷關於日本學習西方，「脫亞入歐」的種種事相逐漸明晰起來，以前被我們譏笑的一些事情，比如日本人不倫不類地學穿西服，吃牛排，現在都有了不尋常的意義。結論自然是：以敵為師。